关键词：教学改革； 历史概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3-021-001
新课程改革以来的连续几年江苏高考，对中学生的历史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学生不仅要掌握客观的感性知识，而且更要学会理性思考，学会用科学的历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一切均离不开历史概念的教学。
一、历史概念是历史教学的中心环节
学习历史的过程就是对历史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概括的过程，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概括过程主要通过三个环节来实现，即基本史实、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原理）。
基本史实是指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基本过程，它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要素，是一些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史实。基本史实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浅层次，但也是最有血肉和生命力的物件。历史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反映了相应历史现象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对基本史实实质的抽象概括。基本概念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中间层次。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中学历史知识中的基本规律不仅反映历史事物当时具有的内部本质联系，而且反映历史事物的发展趋势。历史规律是高度抽象的，它是若干基本概念的概括与组合。基本规律在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中属最高层次，需要在宏观把控基础上进行科学抽象才能获得。
在以上三个层次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学生通过对基本知识的分析、归纳、综合和概括，形成历史的基本概念。历史概念的产生，是历史认识过程中的质变，表明人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学生再通过对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深刻分析及系统综合，把握历史知识体系，认识历史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基本概念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概念是基本知识认识上的升华，又是基本规律形成的基础，所以，帮助学生形成历史概念是历史教学的中心环节。
二、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概念的分类
一般说来，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可以划分为史实概念与理论概念两类。史实概念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概括和评价。如“七七事变”，包括对该事件基本史实的概括：历史背景、爆发时间、地点、基本过程；还包括对这一史实的评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史实概念依其所反映的内容可分为事件概念和人物概念。前述“七七事变”为事件概念。人物概念主要包括：所处的时代、类别、事迹、作用等。从教学实践出发，每一个历史名词都可以视为一个事件概念，如“”、“《资政新篇》”、“闭关锁国”、“七七事变”等，每一个具体人物都可以为一个人物概念，如秦始皇、洪秀全、孙中山等。不少事件概念与人物概念是互相包容的，因为“事中有人，人中有事”，如“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新青年》”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论事，后者侧重论人。
三、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概念教学存在的误差
在历史教学中，一些有经验的教师往往能注意从具体史实中概括出史实概念并向理论概念推进，如向学生指出“农奴”与“奴隶”的区别，“市民阶级”与“城市平民”的不同与演进；要求学生对史实概念进行归类，如将一系列人物归纳为“地主阶级改革家”、“资产阶级革命家”；指导学生根据一般的史实概念进一步概括出高层次的概念，如根据历次农民起义概括出“农民战争”的共同特点，根据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概括出“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概念。但就整个中学历史教学的情况看，对基本概念教学，尤其是理论概念教学，尚重视得不够。
“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在于它体现了政治与文学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文学必须担负起弘扬官方意识形态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弘扬”违反了文学的精神,那么,它势必也对政治的宣传无济于事。因此,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必须从认识“十七年”文学中的政治与文学(人)的关系出发,这里之所以不再关注政治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政治”,就是希望回到一种“历史化”的思维下,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学这样一些本源性的问题存而不论,而关注具体历史语境中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十七年”文学有它特殊的处理政治与文学、政治与个人的方式,其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也是多样的,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才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具体地说,在“十七年”文学的作品中,既有政治化倾向明显的作品,也就是政治性高于文学性的作品,也有政治和文学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还有少数的注重个人文学表达的作品。而在每个作品的内部,其政治和文学结合的方式和程度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地方的描写比较政治化、理念化,而有些地方又能够把政治与人的关系处理得较好,还有一些地方也会比较富有生活情趣并暗含一定的个人立场。也就是说,这种多层次性即表现在“十七年”文学的整体创作上,也表现在具体的文本中。就拿“十七年”文学对情爱的表现来说,就既有被政治规范的革命化、阶级化的情爱描写,如《艳阳天》中对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描写就是以强调革命对于情爱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的;也有对革命、阶级中的情爱的合理表现,如《创业史》中对梁生宝和改霞的爱情描写,就既包含了革命理性对情爱的制约,也包含了情爱的力量和革命理性所构成的冲突和矛盾;还有通过间接、婉转的方式对情爱本能的正面表达,如《山乡巨变》中多次对盛淑君和陈大春在约会时不经意的身体接触的描写就传达了作者对情爱本能的肯定;甚至也有对跨越阶级阵营的复杂的情爱关系的表达,如《辛俊地》中对革命战士辛俊地和地主女儿桂香的情爱悲剧的描写就包含了政治与人性的复杂纠葛……这些情爱描写方式都是“十七年”文学所特有的,表达的是作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爱情的认识和体验。由此,我们不能再单纯以“压抑”和“被压抑”的模式来看“十七年”文学中的欲望表达,政治中的个人有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呈现方式,并且,它们可以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一种多维的张力关系。
“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存在多种政治与文学(个人)关系的表达,有些是主流的、显性的、与政治比较合一的文学形态,有些是边缘的、隐性的、与政治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形态,也有一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文学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七年”文学文本内部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内容的杂糅。对此,詹姆逊的解释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路,他认为,“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续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在一个文本内部,不同的叙事形式或‘文类模式’可以共存,并形成有意义的张力。”(4)“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各种叙事形式的共存,可以是一种和谐的张力关系,当然对于具体的文本来说,是否能达到“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如何,这又要具体分析。有人说:“十七年”文学“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5)。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正是因为这样,不同的人才会看到不同的文学史风景。而既然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那么,如何在这种“纠结”中对“异质性”的内容进行把握就成了关键。所谓“异质”,当然“异”的是政治的“质”,但对“十七年”文学来说,这种“异质”只能是相对的,关注“十七年”文学中的个人化的、审美化的表达,并非是要以某一种固定的价值为标准。洪子诚表达他对“个人”的理解具有启发性,他说:“个体的价值选择的独断性质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不应推论为普遍性的,进而要求其他人无条件地接受……如果把价值选择完全看成是个体的问题,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质。要是我们也认同下面的这样一种说法,即知识者的存在方式,不只是独善其身的‘逍遥’,而且要有‘拯救’的承担,那么,在‘价值多元’的境况下仅仅强调选择的个体性质,这是不大能解决问题的。”(6)虽然不能说任何对“十七年”文学中“非主流”性质文学的研究,就是剥离于特定时代语境的带有主观性的研究,但对这种文学存在状态的阐释是否符合文本的系统以及文本所处的历史结构却是非常关键的。
同时,由于我们惯用一些理论术语和文学史的线索对20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进行评判,比如一说到“个人”马上就会想到“五四”启蒙传统,虽然这样一种联系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但不能忘记的是,“个人意识”中所包含的欲望、情感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思潮,它也是人性本然的组成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意识中除了政治理性,也会有生命感性,作家也会有对人的感性世界表达的渴望和冲动,这并不都是来自于对“五四”传统的自觉继承。“十七年”文学是如何体现上述那种多层次性,或者说在文本研究中哪些方面的特点特别值得注意?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细节”比“主题”重要。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通常是清晰明确的,作品在总体上的情节走向、人物命运的安排是围绕某一主题而设置的,但是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并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在文本的无数细微处往往包含着主题所不能涵盖的内涵,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细节的政治”,“细节被界定为感官的、琐细的与浮面的文本现呈,与一些改革、革命等等较为宏大的‘眼界’(vision)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些宏大的眼界企图将这些细节纳入其臣属,但却出其不意地为这些细节的反馈所取代”。(7)往往是在对细节的剖析中,我们能看到主题表达以外的内容,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所在。
其次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对于探究“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而言,某些题材的文本具有更强的可解读性。在“十七年”文学中,往往是那些反映革命战士成长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题材的作品会充满一种“多声部”的特征,即体现不同话语的斗争和纠葛。尽管最终的结果是确定的,但在对“成长”和“改造”的过程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关系。在“十七年”文学中,即使是那些将个人和政治被认为结合得较好的作品如《三家巷》《青春之歌》《创业史》等,这种“结合得好”很多时候只是在文本的理性表述层面所取得的“胜利”,它带有作家对人物主观干预和塑造的性质,虽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梁生宝、林道静等最后的人生选择仍然是从属于国家和集体,但人物在成长过程中流露出的感性、个人的力量,仍然给文本造成了缝隙,这也正是这些作品被反复批判的 原因。
再者是“经典文本”比“普通文本”重要。由于“十七年”文学总体上比较统一的特征,当下研究展开的重点仍然在对经典作品的“重读”上,因为经典的作品不仅能涵盖同时代一般作品的思想和写作特征,而且由于其在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关系上的有力平衡,它在对政治、人性关系的理解上也就能远远超越一般作品,由此,它所提供的文本的复杂程度也会大于一般作品。洪子诚就坦言道:“我也是想能发现50-70年代许多被‘遗漏’的、‘另类’的东西的。我不相信那个时期,人的情感、观念、表达方法就那么统一为了寻找‘遗漏’的‘珠宝’,真花费了不少时间。翻过不少作品集、选集,各种过去的杂志,从《人民文学》,到许多重要省份的杂志。结果非常失望……”(8)
当然,以上“两个重要”也都说明“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9),这才是文本研究的关键。当然,以上所说的这种多层次性对于文本来说并非固定的,而是变化的,这是因为很多“十七年”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大都再版、重版过,而在再版和重版中,作者对原作进行删改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只是这种“删改”很多时候是根据现实要求而非文学要求进行的。这样看来,“十七年”文学的不同版本与现实政治之间有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创业史》《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红岩》等作品在不同的版本中所呈现的各种话语的强弱关系、组织关系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版本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进行了调整,当然删改的方向只会是越来越靠近革命话语和阶级规范,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因此对于“十七年”文学,我们不能笼统地就小说发言,而必须根据具体的版本来发言。正是由于“十七年”文学与现实之间强烈的对应性,它才会有激烈的随着现实变动的不稳定性,这也正是我们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复杂之处。总之,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在文本自身所反映的复杂性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结合的多种可能性所带来的文本的多层次性是非常重要的。
在文学史研究中,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科学理性的研究心态和价值立场,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从理论上来说总是第一位的,这也被看作是每一个“治史人”的基本职业素养。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要“永远的历史化”,他认为有两条实现的路线:客体路线和主体路线,即研究对象(文本)的历史化和研究主体的历史化。(10)所谓“历史化”,即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福柯“知识考古学”方法对历史的态度就是关注历史形成的过程和肌理,而不作主观的价值判断。在这样的历史观念的影响下,“十七年”文学研究近些年的发展也显示出“客观化”的还原历史的努力。不过,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纯粹客观的文学史写作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也是很多学者在实践中普遍感到的困惑。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就提倡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考古学”立场,而李杨却指出,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并未很好地贯穿这种立场。洪子诚回应说自己的研究中确实存在主观上的“启蒙主义立场”,并解释说:“我在《文学史》讲到的对价值判断的搁置与抑制,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完全离开价值尺度,而是针对那种‘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作出臧否’的方式。”(11)李扬自身虽然在1990代末的研究中力图贯彻一种科学、客观的立场,但他在对“十七年”经典的重读中也并非没有价值判断和立场。逃离价值立场也是一种立场,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是必须的,但也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方法的使用都不是绝对的。
“文学史”的特殊性在于它考察的对象既是历史,也是文学,西方新历史主义把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文本,具有虚构性,在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也是文本——文学文本,文本的呈现方式是语言化的,我们只能通过语言走近历史,历史在被我们“还原”或“阐释”的过程中也需要通过叙述的方式进行,而我们叙述历史背后的方法、立场和语言却是多变的,因此我们所呈现的“历史”会呈现出多层次的状态。对此,我将具体结合“十七年”文学具体的研究状况进行说明。第一,进入我们视野的“十七年”文学文本本身就具有多层次性,对此,通过上述“十七年”文学中政治与文学(人)关系的多层次性的论述已经进行了一定说明,“十七年”文学政治与文学(人)关系的多层次性也必然会带来通过文本重建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这里的“历史”既包括文本所指向的文学史,也包括文本外现实的历史。有人认为文学史主要是审美的历史,而对社会生活没有责任,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文学是一定时期社会和个人生活直接、间接的审美的反映和表现,它的内容不单包括审美的历史,也应包括现实的历史,也就是说,不仅历史事件在讲述现实的历史,文学文本也在讲述现实的历史,王德威说:“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12)而由于“十七年”文学与现实之间较强的对应性,我们在面对“十七年”文学的时候,更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学和历史联系起来思考。在考察文本的历史性时,除了普遍适用的文本细读的方法之外,当下学界所提倡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性”的发掘显示出特殊之处。这一研究方法的目的是重建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它倾向于透视文学史背后的形成肌理和组织方式,同时对剖析权力结构中话语如何被组织的过程有一定优势,如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的研究思路,关注的就是“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构造和描述的。在文本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提倡这一思路,“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文本时,最重要的并不是从中寻找和发现某一个因素(如个体生命欲求等)并对其作出价值评判,而是阐释各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组合方式。”(13)
也就是说,与以往文学史注重价值判断不同,“谱系学”性质的文本研究放在了“如何写”而不是“写什么”上,如果说通常的文本细读只是对文本的主题、情节、人物等表面结构的分析,那么“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则重在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分析,它能从另外的角度提供文本的历史性,即文本在叙事上的特点是由何种机制形成的、何种话语操控的,如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等专着就体现了这样的研究思路。不过,总的来说,在近些年“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文本实践中,福柯在思想观念上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影响要比其在研究方法上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影响大得多,这种“思想观念”主要指的是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理论”。由于“十七年”文学存在比较突出的政治话语对文学的组织和限制,福柯的这一理论看似对“十七年”文学研究就具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实际上,把“权力”等同于国家政治是对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的简单化理解。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中的“权力”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权力”有很大差别,它更多是指由知识、话语的生产所形成的权力网络,同时,福柯对权力话语所作的历史性的分析,说明权力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并非想象的那样是“压抑”和“被压抑”的关系,不过,他的这种学术思想却较少对我们的“权力”研究有启发。与“十七年”文学高度政治化的语境相对应,很多研究者把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一些研究结论作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即承认权力话语对人的规训,人只是权力的被动服从者,这样的研究思维不能体现作家及文本的感性主动性,势必会对具体的文本缺乏仔细分析和研读,结果造成“十七年”文学研究出现了和过去以阶级标准为唯一标准的文学史研究同样简单化的倾向。同时,从思维特点来看,话语分析方法具有思想史、社会史、历史研究的特点,这对文学研究来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缺陷,因为它偏向于理性和逻辑,缺乏对感性世界的细致感受和把握,用它来研究文学并不能显示出其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话语研究的区别来,也就是说,话语研究更适用于研究普遍性问题的抽象学科,而不太适用于个性突出的文学研究。所以,倡导“谱系学”研究方法的李杨在面对“十七年”文学文本的时候,仍然说:“在目前包括‘文学生产’‘一体化’‘知识-权力关系’等众多新鲜有效的文 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方法之中,我仍然选择十年前确定的‘再解读’方式进入历史。”在面对文本的时候,如果说感性层面需要的是研究者与文本之间的精神对话,那么,在理性层面,需要的则是研究者对不同的文本所具有的结构关系的把握,这两种文本研究方式都不是用权力话语理论把文本处理成单一的结论。第二,除了以上所说的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这种多层次性以外,文本的历史性也与研究者所处的当下语境、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价值立场等有密切关系。没有主体对历史的介入就没有历史,这包含着历史叙述无法摆脱的悖论:当历史已经或者正在成为过去,历史的真实只能通过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获得,当代人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包含着他们自身的精神状况对历史的介入,在这一意义上,文本历史性的多层次性也是由研究主体所赋予的。
可以看到,在1980年代以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种观念的提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立场的出现都是由当下语境决定的,“复苏五四启蒙传统”“重申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寻找人文理想”“重塑时代精神”等一个又一个的文学话语类型和研究热潮实际上都隐含着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和价值立场,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福柯的那句“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仍具有真理性。因此,如果说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描述都多少包含和融入了阐释者所处的当下时代语境的因素,代表着在历史中寻求答案的冲动,那么,历史永远都不会只代表消逝的过去。在福柯那里,对历史的知识谱系学的分析,就是源于现实的冲动:“我起初是从一个用当代术语表述的问题出发,我想弄清它的谱系。谱系意味着我的分析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的。”也就是说,所有“历史性”的研究都会受到当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当代性”赋予了历史多层次的品格。实际上,正是上述一个又一个的“当下语境”给近二十年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打上了各种各样的烙印。同时,由于当下很多“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者都曾亲自经历过那个年代,因此,对文本的历史性研究也会受到研究者个人经验的影响。由于“十七年”特殊的历史环境,每个人对它的个人记忆是不同的,有些人对“十七年”有着深厚的“红色”怀旧情绪,这些主观的感情不会不影响到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判断。有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对此发言道:“我们一方面试图把文学史的写作变成一种冷却抒情的‘叙述’,并在这一过程中尽量取客观与超然的学术态度,同时又发现,当我们自己也变成叙述对象的时候,绝对的‘冷静’和‘客观’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由此看来,并不是‘当代人’不能写‘当代文学史’,而是当代人‘如何’写曾经‘亲历过’的文学史。它更为深刻地意味着,我们如何在这过程中‘重建’当代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16)因此,在主观和客观、情感与理智之间如何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在对历史的理解同情和对历史的客观审视之间如何保持一种良心和责任感,都无疑是对“治史人”的挑战。再者,对文本的历史性的研究也受到研究者在一些文学问题上的价值立场的影响,这同样是构成文本历史性的多层次性的重要方面。由于“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创作原则上的特殊性,它的文学创作原则和标准与其他时期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同时,其他历史时期如“五四”所形成的文学观念也会影响到“十七年”文学批评,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观念及其差异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就会一起呈现出来,如对柳青《创业史》中人物的评价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摘要】
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俄国革命历史等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文化基因、实践基础、历史佐证和国际参照，借以增进革命话语的历史支撑和厚重感，增强革命话语的历史解释力和认同度，帮助中国共产党获取革命话语主动权。毛泽东借助历史资源建构革命话语，实际凸显了其一贯秉持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逻辑，对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革命话语；历史资源；建构逻辑；《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中图分类号：A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036-07
作者简介：孟令蓉，江苏常州人，博士，（广州 510665）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既因它是“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亦因其具有求真致用的价值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尤为重视借助历史学习、历史继承、历史镜鉴来推动历史发展。当然，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是基于阶级史观、国家民族立场和“古今中外”分析方法，借助历史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略和政党文化，从而发挥历史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也成为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重要依据、资源和支撑。
众所周知，中共七大是“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会议，亦是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性场域。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频繁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俄国革命历史等历史资源，作为建构革命话语的文化基因、实践基础、历史佐证和国际参照。从总体上看，此举既有利于增强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历史厚重感、历史解释力和认同度，也切实帮助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革命话语主导权。新时期建构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仍需汲取历史智慧、吸收历史经验和获得历史认同。为此，本文拟从《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文本分析出发，梳理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资源，管窥个中革命性的话语内容及其“古今中外”的建构逻辑，以期镜鉴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革命话语建构的文化基因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要“充分地批判地利用”，其旨趣“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
。简言之，毛泽东是要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政治智慧及其隐喻功能建构革命话语，此点反映在中共七大上尤为典型。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党际冲突的本质和制定斗争策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引用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古籍新解”，二是“古为今用”，皆为“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如在政治报告中，借用俗语“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35页。 ，揭露国民党对日消极作战、积极反共、“借力打力”的抗战政策；为揭露“国民大会”的本质，将国民党的历史逻辑喻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意指其抵制联合政府、维持独裁统治、准备内战理由，并最终背叛民主革命之本质。 在口头政治报告中，借用林黛玉身上的“软弱香”，讽喻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强调对其斗争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对其宣传不要太过刺耳，因其“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在论及自卫和反击的关系时，借用老子的“不为天下先”、《左传》中“退避三舍”的典故、《礼记》中“礼尚往来”的观点，阐述中国共产党应坚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的斗争策略。在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援引该内容，以应对中国出现的斯科比问题，并将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形象地解释为老子主义、晋文公主义和孔夫子主义。可见，如埃德加·斯诺所言，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使其能在中国革命语境中，通过对传统文化“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借中国传统“旧学”建构革命“新言”。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露党内思想问题和协调党内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建构“思想领导的威望”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充分发挥一个具有渊博学识（主要是指中国旧学）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建构革命话语的立足点。一方面，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党内思想问题，改造党的作风。如使用歇后语“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讽喻党内读书“偷、装、吹”现象，强调党的学风应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用“心之官则思”鼓励党员干部多动脑筋、多想问题，以去掉盲目性和增添预见力；用“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形象揭示审干错误带来的消极影响；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解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及其民主方法。另一方面，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协调党内关系，确立党建政策和方针。如援引“韩荆州”历史典故，强调知识分子应与工农兵结合；援引并改写龚自珍的诗句为“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提出尊重党员个性有利于党的进步和党员积极性发挥。同上，第143、22页。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 ，更善于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党建话语。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阐明党的革命策略和明确党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学习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对指导当前革命具有重要帮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尤其是对其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对“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应给予辩证利用。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曾借助“梁山泊”历史典故及其斗争策略，来阐明党的军队政策，借以强调全军要“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又借助评价周公旦、姜子牙、公孙胜、吴用、萧让等历史人物，来阐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明确革命的胜利务必广泛吸收广大知识分子，只要“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三是援引“大鹏鸟”神话，来说明“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争转变政策；同时，还援引歇后语“聋子放爆竹——散了”，告诫全党战争转变不能急促，打不开堡垒就把队伍分散；四是多次援引历史典故“愚公移山”，鼓舞全党坚持斗争，坚决打倒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和反动派。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毛泽东而言，“具有特别切实的借鉴、训诫与实践性质的”价值，实际构成了毛泽东革命话语中独具民族特色和文化性格的内容。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意在“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中共七大毛泽东借助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建构革命话语，实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范畴，更为建构指导中国革命之科学“公理”。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既构成了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文化因子，也启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的历史文化向度。
二、以中国共产党史作为革命话语建构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认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要有革命理论，更要有历史知识，否则不可能取胜。为此，务必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借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建构中国革命依据和未来。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充分运用建党24年历史，实际建构了中国革命的“重心”、“信心”和“决心”。
回顾党的历史进程，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而且，历史已经证明，“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就其原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和“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而且“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关于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也同样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真正的积极的革命历史主体”，在民族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积极性”和“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已经成为引领中国革命的“重心”。 中共七大毛泽东之所以多次回顾党的历史和肯定党的“重心”地位，不仅是为在第一个历史决议基础上，进一步“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二十四年的历史” ，更是为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现实斗争中，建构中国革命领导“重心”的历史依据。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信心”。毛泽东曾指出，“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才逐渐增进获取革命胜利的理论自信、实践自信和道路自信。其实，早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就对建党18年和24年的历史经验和革命规律进行了系统总结。至中共七大，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多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回溯建党以来的“三次伟大的斗争”，借以揭示中国共产党是“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为指导的，肯定中国共产党是在推进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并造就了中国革命的“新面貌”和“新阶段”，也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新作风”。 毛泽东认为，正是有了上述“新变化”，才“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即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可能的。可以说，经由“像我们现在开七大这样，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并坚定广大人民对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富强“伟大政治任务”的信心。
剖析党的历史曲折，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决心”。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毛泽东也认为，错误不是单纯的耻辱，也是一种财产。因此，要勇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凝聚革命力量和坚定革命决心。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历数了党的历史上的曲折与错误，认为党自成立以来，“尝尽了艰难困苦”，既遭遇了“陈独秀主义”的影响，也闹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别扭”，还在大革命中“被一巴掌打在地上”、在土地革命中“被拦腰一枪打在地上”。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条重要教训，即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既给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使党经由了从发展到被打散，再发展到再被打散，最后发展到120多万党员的历程。“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认为党的历史足以说明，我们的党、人民群众和国家是有生命力的，是任何政治压迫和军事打击都不能摧毁。 因为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既惩前毖后而又治病救人，并在“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中“锻炼得成熟起来”，然后赢得革命胜利的保证。这也正是党为什么能够始终秉持团结一致和争取胜利政治方针的原因所在。
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人“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昨天的革命实践就是今天的革命根据和出发点，通过对党的历史进程的梳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历史曲折的剖析，毛泽东革命话语获得了直接的历史支撑，也明晰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决心和信心。新时期建构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仍需借鉴党的历史资源和汲取党的话语建构经验。
三、以中国近现代史作为
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佐证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钟情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一是基于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二是基于中国近现代史之间的直接历史演变关系。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既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基点和逻辑起点，也是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历史佐证。
厘清百年斗争失败根源，建构中国革命的核心话语内容。在救亡与启蒙、改良与革命的多维历史实践及思想运动中，总结百年来探索国家出路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重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旨趣所在。百年近代史与中国革命现实及未来息息相关，而对此没有经由“部门的分析的研究”到“综合的研究”过程，是无法科学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 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就总结了百年来中华民族斗争的成败史，为中国革命话语建构作了铺垫。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将中国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的原因归结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其中关键是“以前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为“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彻底的革命纲领，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者毫不动摇地始终如一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而在百年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核心就在于“有了自己的政党、口号和奋斗目标”。 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路线和纲领的指引下，开始“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同上，第105页。 可见，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总结分析，表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与政治理念，主要是为了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及其得失中寻求历史资源和话语借鉴，借以建构中国革命的主体、对象、目标、纲领等中国革命话语的核心内容。
镜鉴26年国民党史，反思中国革命轨迹和发展规律。国共两党相伴而生、相随而行，国民党史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重要的历时性和即时性比较价值。由“彼”及“此”，鉴“往”知“来”，恰是毛泽东中共七大据以探索中国革命轨迹和规律的镜鉴对象。毛泽东指出，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60年，中国共产党尚不及其一半。为此，我们要认清形势并敢于斗争和争取胜利，借以降低国民党影响和提升共产党影响。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史早已证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政治力量压迫，反而会造成革命队伍壮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亦是如此。而涉及到国民党的现实政策，毛泽东也给予了历史的分析，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根源，实际可以追溯到1927年国民党“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由此，中国出现了内战、独裁和黑暗的中国代替团结、民主和光明的中国的局面，国民党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此外，毛泽东还认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破坏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经济建设，“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历史”清楚说明，不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就不可能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 可以说，毛泽东对国民党史的省察，无不与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未来密切相关，借助其建构革命话语，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获取辛亥革命遗产的合法继承权，亦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根本方向和规律。
省察8年抗日战争经验，明晰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对比中国近代史和国民党史，8年抗战恍若昨日，以致于“对于中国八年抗战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共七大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此“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着力分析了“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并认为两条路线冲突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之道就是坚持“人民的全面的战争”。同时，毛泽东还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为此要充分认识到两个问题，一是“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二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的胜利必将归于中国人民”。由此，毛泽东强调为动员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也就是要在“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国家制度”的一般纲领指引下，“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可见，中共七大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史实的总结，主要聚焦于国共两党抗日路线问题，他希望藉此建构未来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这一点毛泽东日后颇为肯定，认为抗战经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规划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信心所在。
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析和运用，主要立足于时间上的中国历史视角，本质上是以服务现实革命斗争为价值诉求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曲折的民族解放斗争史，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历史智慧和斗争经验，也带来了历史反思和教训，这些都是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的重要参考。以史为证、继往开来，是政治话语建构的一般性要求和逻辑，毛泽东革命话语和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都应如此。
四、以俄国革命历史作为毛泽东
革命话语建构的国际参照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其中，至为重要的是吸收俄国革命话语，此缘于两国相似的国情任务、十月革命的成功示范、密切的党际联系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共七大毛泽东对俄国革命历史的频繁借用，正是出于为中国革命话语建构提供国际参照的现实考量。
评价俄国的十月革命，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论及十月革命赋予中国革命的意义，斯大林认为它“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如何才能架起桥梁和建成战线呢？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概括其为“走俄国人的路”，并认定为“结论”。因为十月革命是帮助中国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并且作为“一战”产生的积极后果，十月革命产生了新的“世界的面目和历史的方向”，中国历史也就此发生了根本转向；何况，十月革命还推动着“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并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为此毛泽东强调，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革命已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的成功，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说明了中国革命“师俄”之路的正当性。正如列宁所言：“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借此建构革命话语，既是十月革命“意义”的诠释和彰显，也实际构成了判定和建构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重要历史参照。
援引联共（布）党史，阐释中国共产党建党规律。马克思曾指出，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并将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一再表现出来。事实上，该“原则”确在之后联共（布）领导的十月革命中“再现”。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要“懂得外国革命史”《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特别是学习《联共（布）党史》，借以建构革命的“原则”。其中，特别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建党辩证法，是毛泽东从《联共（布）党史》中概括出来的核心“原则”。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联共（布）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也正是遵循上述“原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世界和苏联共产党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毛泽东认为立足于该“原则”而撰写的《联共（布）党史》，记录了“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 ，是对中国革命“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规律的诠释。为此，在整个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至少5次呼吁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既为认知国际革命的一般“原则”，更为科学认知和系统总结中共党建科学规律。
梳理苏中关系的史实，寻求俄国革命的话语支持。民主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之间是“亲密的兄弟关系”、“意识形态一致的同志关系”、“利害相同的盟友关系”。由此，在中国革命抑或革命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寻求联共（布）话语支持、建构对苏积极话语态度，成为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题中之义。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是“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还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而且，认为苏联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苏联不仅是“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实际上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所以，中国共产党未来“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因为我们既“相信苏联的力量”，也相信“国际无产阶级（主要是苏联）也一定会援助我们”。 从上述话语的政治语义可见，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对苏联的评价是充满“敬重和期望”之情的，此举既利于协调中苏关系和获取革命援助，也有助于赢得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政治认同和国际支持。
民主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开创的革命历史道路对中国革命而言，无疑具有理论指导、实践参照、方法启示作用等多维价值。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借助俄国革命历史资源建构革命话语，有助于消解话语资源匮乏和建构经验不足带来的难题，亦有助于拓宽革命话语的历史视域和国际认同，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也应充分拓宽国际视野和借鉴域外资源。
五、结语
【关键词】七年级历史；兴趣课堂；构建策略
新课程推崇“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强调教师教学艺术的发挥，注重兴趣课堂的构建。七年级历史教师要秉承“一切为了学生，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教学宗旨，采取与学生年龄心理特点和学科教学内容相适应的教学策略，构建起学生喜闻乐见的兴趣课堂，以此激发学生旺盛的求知欲，促进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
一、创设教学情境，活跃课堂氛围
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主动求知的内在力量，是学习动机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历史兴趣课堂的追求所在。由于初中生的意志品格还不完善，自我控制能力有限，其兴趣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左右。因此，要构建七年级历史兴趣课堂，我们必须积极变革传统的教学方法，从学生的认知取向和教学需要出发，适时创设新颖而生动的教学情境。把课本的文字描述渲染为具体、形象、生动、感人的环境和片段，以情境带来的新、奇、趣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兴致盎然中欣然掌握历史知识。在学习“商鞅变法与社会革新”时，我以网络下载的相关视频资料导入教学，直观、动感、富有故事情节的场面将历史“复原”，在学生的头脑中构成了一个让久远、陌生的历史“重现”的整体情境，增强了学习内容的新鲜感，拨动了学生心灵的琴弦。学生无不为之所感，情绪高涨，整堂课气氛异常活跃。
二、调动情感因素，增强课堂韵味
课堂教学是培育情感的艺术活动，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是构建兴趣课堂的前提和催化剂。作为七年级历史教师，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情感因素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在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中注重调动情感因素，尊重学生的心理需求，给学生一种轻松、畅快的心理感受，以此消除学生的紧张情绪，开掘出学生情感的源泉，用课堂充盈着的情致和韵味触动学生的兴奋点，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吸引学生主动投入到课堂活动中来，并保持高度的学习兴趣和旺盛的精力。在七年级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调动学生情感因素：①以歌激情。用与教学内容有关联的歌曲调节课堂节奏。如在学习“三国鼎立”时选唱杨洪基的《滚滚长江东逝水》，用嘹亮的歌声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②以表演激情。引导学生把教材的某些内容改编为小剧目，让学生自导自演。③竞赛激情。在课堂上开展历史知识竞赛，通过同学间你追我赶、拼搏向上的竞争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增强课堂韵味与活力。
三、引导合作探究，激活学生思维
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是新课程倡导的新型学习方式，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学理念的行为诠释。七年级历史教师应发挥自己的教学主导作用，让学生树立起与时展相适应的学习观，引导学生就具体历史问题展开自主合作探究，用探究打破学生内心的“平静”，激起学生思维活动的“波澜”，增加课堂活跃的浓度。同时要对学生探究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疏通和指点，在确保学生思维路径通达的基础上，促使学生把新知识的获取、新方法的掌握纳入自己的认知结构。在学习“从武周政治到开元盛世”一课时，恰逢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武则天秘史》，许多同学都看的很入迷。我借此机会以武则天的治国理念为切入点，设计了《武则天的选人用人对开元盛世的人才保障》的探究活动，指导同学们以个体独立思考为基础，通过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多种途径收集、归纳、分析资料，在课堂上分组讨论、交流。在讨论、研讨过程中，同学们踊跃表达自己的观点，各小组纷纷争取发表自己意见，小组间互相取长补短，拓宽思维，既在合作探究中形成了有广泛共识的结论，又使学生对历史乐学、善学、会学，学而忘我、乐此不疲。
四、实施激励评价，培养学生自信
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说过：“激励和鼓舞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最好办法之一，这会让学生在自信的暗示下产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初中生的年龄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都有喜欢被肯定、被鼓励的天性，教师的课堂评价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的情感投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七年级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学会欣赏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全面掌握和分析每位学生的性格爱好、学习状态、特长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从发展的角度看待每个学生，及时发现学生的进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灵感。以评价目标的多元化和方法的多样化，使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感受，并由此激发自信、扬帆启航。
兴趣课堂是培育智慧、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艺术平台。七年级历史教师要以新课程精神为指南，不断反思、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教学实践，使课堂教学更加“有血有肉”、“有声有色”，让学生在充满情趣的课堂上快乐地学习、健康地成长。
参考文献：
[1]张鑫.兴趣教学在初中历史课堂中的应用《学周刊（C版）》，2011年第4期
【关键词】历史教学；新课程；时事热点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1-0112-01
当代思想家任继愈先生将历史称为“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历史，它总是以惊人的相似度重复出现，如何从过去相似的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如何利用先辈们的智慧来应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答案就是，学习历史，结合时事，经世致用。
那么，在新课程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如何渗透时事热点，让学生们在学史的同时，以史为鉴，不断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创新，用历史智慧指导现实的生活，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通过学习历史，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它具有重复性、预见性、开放性的特点。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进行举一反三的类比，将历史事件和时事热点串联起来，同学生们共同讨论，既能加深学生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又能通过历史经验加深对时事热点的认识。
例如，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总主席发表了“七一”讲话，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可以借此契机，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题课：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处在水生火热的苦难境地。外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共同压迫，严重的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基本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大肆残害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革命任务，就必须先反蒋。八七会议之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创造性的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抢杠子里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理论。这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开创了一条有别于“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
（二）抗日战争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他集合全党的智慧，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中国的革命历程作了详细完整的论述。根据的理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先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创造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为广大中国人民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和前景。到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三）民主革命后期
在全国解放之前，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指出要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中国成立之后，发表了《论人民民主》、《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文章和报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新时期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在完成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造成了三年，“”造成了全国的社会混乱，“”结束之后，党中央仍提出“两个凡是”的政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这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的历史关头，1978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要把中国的具体国情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系统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五大，邓小平理论正式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内外的新形势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十六大上，“三个代表”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主席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全党和各族人民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经过这样的专题课，相信学生们一定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有全面的了解，也能对主席的“七一”讲话有更深刻的理解。
总之，学以致用，一直是我们进行教育的初衷，让学生们学史，就是为了“以史为鉴”，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只有结合时事热点的讨论，鉴古识今，我们才能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目前各个版本的初中历史教材增加了随书所附的地图，教学大纲也特别提出要注意运用历史地图。历史地图是历史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文字内容的重要补充和说明，历来在历史学习中就有“左图右史”的说法。
在比较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七年级上册教材（以下简称人教版、中华书局版）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两个版本的教材在所配历史地图中关于马陵之战的具体地理位置存在明显的不同。
人教版第33页注释②认为“马陵在今山东郯城，另一说在今河南范县”，中华书局版第29页注释②认为“马陵，在今山东郯城，一说在今河南范县西南”，从这两个版本教材可以获取两个基本的信息：第一，关于历史上马陵之战发生的具体地理位置，现今的学术界仍有异议，分别是山东郯城和河南范县；第二，这两个版本的教材在马陵之战的具体地理位置上面都倾向于山东郯城一说，同时为了保证论述的严谨性，在注释中对于史学界关于马陵之战具体地理位置分歧做了说明。这也是史学界对于类似历史“悬案”通常所采用的一种表述方法，而将这种严谨的表述方法贯彻到初中历史教材的编写中则是一种进步。
但是回归图文，人教版与中华书局版关于马陵之战发生地在地图上的标识存在明显的出入，考虑到地图比例尺差别可能造成的具体地理位置上的差异，以地图上的济水为参照物，人教版将马陵标注在济水以东（图1），中华书局版则将马陵标注在济水以西（图2），一东一西，进行比较阅读难免会给读者带来困惑。如果辅以谭其骧先生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问题便一目了然。中华书局版在文字上虽然坚持马陵在今山东郯城一说，但在地图上标注的却是今河南范县，存在着“文不对图”的现象。如果中华书局版依马陵在今山东郯城一说，地图上的位置就应该如人教版一样标注在济水以西的适当位置；如果坚持以图证文，则宜对注释做出修改，改为“马陵，在今河南范县，一说在今山东郯城”，方才做到图文呼应，不失真实。战国形势图（图1i）
战国七雄形势图（图2ii）
战国时期鲁宋疆域图局部（图3iii ）
i 《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3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局部截图。
【关键词】核心素养；课本阅读；课堂体验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课程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人文性，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呢？近几年来，我们坚持教学改革，大胆创新，探索出了课本阅读、课堂体验、“历史180”校园之声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途径。
一、课本阅读，铸就核心素养的出发点
川教版初中历史课本忠于课标，倡导的新的课程理念，以“立德树人”为宗旨，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提升。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历史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川教初中历史课本的读本特点，注重课本阅读，注重阅读方法指导，提高历史的阅读能力。课本阅读，积累历史史料应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措施和途径。如在学习“俄国农奴制的废除”一课时，课本用历史图片、历史地图、大字小字、辅栏、史海拾贝为我们呈现了大量的信史，通过阅读积累，学生就能清楚的了解认识到俄国农奴制废除的背景，农奴制的废除和俄国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从而更加深刻、更加真实的理解俄国农奴制废除这一对俄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在学习“抗日战争”这一主题时，学生通过阅读课本呈现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大量史实，学生就能自觉的从史实中真实的认识到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通过阅读课本呈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七大”、“抗日战争的胜利”等大量史实，学生就能自觉的从史实中真实的认识到中国人民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艰苦卓绝的努力，认识到民族团结，共同抗日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保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博怀和坚持团结抗战、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从而认识到民族团结，共同抗击外来侵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观念。在阅读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民主革命这一历史专题时，通过阅读积累课本呈现的大量史实，不仅能认识到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艰难历程，更能深刻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是百年抗争的必然选择。在川教版历史课本中通过大量的历史实物图片，历史地图，大字小字、辅栏、史海拾贝等史实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史。学习历史过程中，教师要通过阅读历史课本，积累历史史料，从史料中得出认识、观点、结论，培养和发展学生运用史料进行实证的能力。“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培养学生“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证据意识的核心素养。
二、课堂体验，铸就核心素养的着力点
课堂是历史学习，“立德树人”，培养核心素养的的主要阵地。学生的阅读在课堂，理解在课堂、体验在课堂、认识在课堂、感悟在课堂、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升华在课堂。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转变教学观念和方式，教师应抓牢课堂体验这个着力点，通过师生合作、学生小组合作等活动方式，通过分工、合作、阅读、思考、讨论、交流、展示等活动形式，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合作，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展示，在体验中获得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在体验中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探索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课标要求是我们培养提升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核心素养的出发点和根点？。课堂教学过程中应如何培养和发展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核心素养呢？课堂合作，情境体验应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措施和途径。如在学习“西安事变”时，在学生通过阅读了解了西安事变的背景、概括、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和努力、意义的基础上，创设情境：穿越时空，回到1935年的西安。你就是一位从东北流亡到西安的学生，根据以情境片段段说出你的见闻和感受。片段一：东北沦丧。片段二：辗转流亡。片段三：一二九运动。片段四：西安事变。片段五：民众心声（学生、市民谈论捉蒋、杀蒋、放蒋）。片段六：来到西安。片段七：民众心声（放蒋、、张学良）。要求学生全员参与，分组开展讨论。在学生讨论成熟时，随即进行课堂展示点评。通过情境体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决定作用，从而形成热爱党，相信党，跟党走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取向。情境体验可以让学生穿越时空，设身处地的走进历史，理解感悟历史，从而从历史中吸取营养，获得独自的内心体验，逐步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品质。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情境体验重体验，重认同。具有新颖性、趣味性、互动性。设计简单，可操作性，可控性强，符合初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情感形成的？认知规律。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种简单高效的方法途径。
三、“历史180”校园之声，铸就核心素养的支撑点
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勇于提出质疑和说明自己的观点、看法，对历史进行有意义、有创建的阐释。在开展历史手抄报、历史小论文、主题演讲等历史实践活动之上，立足于学校实际，立足于学生的年龄特征和知识水平，立足于历史教学以普及历史常识为主，引领学生掌握基本的、重要的历史知识和技能的基础性和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人文性。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为宗旨，利用学校的校园广播设施，创办了播音小栏目――“历史180”校园之声。“历史180”校园之声，就是在学校的校园广播语音平台的早上7，30、中午12.00、下午17.30开始播音中，开设历史小栏目，播出历史类节目180秒。早上由七年级播放，主要讲述历史故事，中午由八年级播报，主要讲述历史人物，下午由九年级播报，主要讲述历史感悟。我们要求分班分组，每一位学生都参加，以小组合作写稿，合作播报完成。通过“历史180”校园之声，讲述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表达历史思考、历史感悟。我们在注重课本阅读、注重课堂体验的情形下，为学生创设平台，让学生应走出课堂，让学生把自己积累到的历史知识，体验，感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去运用，使自己是历史知识，体验，感悟得到深化和升华，助推了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提升。
【参考文献】
[1]文章明.一套特色鲜明的历史实验教科书――川教版《中国历史》评价.《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进入到1990年代，由于后现代语境逐渐产生并进入到文学研究的观念和实践层面，一元的“历史本质论”和现代文学的“正史”身份不断遭到质疑及挑战。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对传统的史学观念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重新整理历史成为许多研究者试图突破1980年代“十七年文学”研究单一化、片面化的努力方向。因而，在1990年代，当中国现代文学向纵深方向开拓并取得长足发展时，“十七年文学”由于前一阶段的历史定性，进入到研究的冷寂期。直到199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这样新一轮历史重释运动兴起，“十七年文学”才重新又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谁能够讲述历史，什么样的历史能够被讲述?”［1(P1)］“文学史扮演了怎样的角色”［2］，这样一些面对历史认识论的深刻思考而生发的新问题，都对1980年代以来研究主体以同质化、一体化方式言说历史的状态形成了观念层面上的质疑。同时，由历史思维、主体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实践层面上的创新，虽然可以视为1990年代末至今“十七年文学”历史化的积极探索，但也呈现出方法与困境、洞见与误区并存的研究现状。
一、“重写文学史”的焦虑与“纯文学”情结。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所进行的历史重释，仍可看作是1980年代历史重释暧昧和隐蔽的发展与继续。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十七年文学”做出新的思考和建构，并给文学史的写作增加了许多活力和多重尝试的可能性。以董健等人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为例，可以看出他们仍然要求“真实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并将“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3］(《绪论》)看作是文学史的标准与写作逻辑的起点。这样一来，就使得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再次陷入如何厘定审美标准的纠缠之中。强调文学作品对受众“艺术感受”的培养，从而勾销了文学史知识在历史经验总结和反省上的重要性。这样的“历史化”，表面上对“十七年文学”采取了冷静、客观并带有距离感的审视和判断，却无法真正跳出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因此，我们很难说“重写文学史”究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还是对1980年代“新启蒙”文化氛围的隔时回应。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尽管试图突破过去文学史书写中单一的政治———审美尺度所确立的逻辑框架，并将“十七年文学”置于整体的思潮性视野中考察其意义生产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强调“回到历史”的研究方法，但还是不能完满地解决种种无法自洽的困惑［4］(P86)。这种困惑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当作为文学史，而非文学史的时候，文学到底是要被处理为知识还是信仰?“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想象，承担我们的希望，那么，文学史就非要那么‘科学’吗?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4］(P74)此种历史想象再次陷入将审美作为文学本质的固有路数中。其次，对进入文学史的对象进行判断时所采用的价值标准和知识立场“犹豫不决”。“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5］如果在反思对象时依然拘囿于以往建构这一对象的历史思维和方法，而无法超越“共时性”语境中的问题框架，那么就会出现新的知识霸权而无法获得持续的阐释力。“重写文学史”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进程，实际上是不满于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过分干预，因此试图以“纯文学”的理念突破和纠正研究主体的历史思维与历史认识。然而，这一历史认识的致命之处不在于它内在地与“启蒙话语”和“自由主义话语”的暧昧勾连，而在于它提出问题的方式抹杀了不同认识主体之间存在的意义体系上的差异。而真正合理有效的“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应该是在各种宝贵的差异中完成的。因而，“十七年文学”在“重写文学史”的思维下，并没有能够超越历史预设的局限性，从而得到合理、科学、公平、公正的历史定位。
二、“再解读”的历史思维造成“非历史化”的研究状态。由一批具有西学背景的华裔学者所带来的“再解读”思潮，一度成为1990年代末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针对于1980年代末以来“重写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再解读”以“编码—解码”的解构立场力图对历史重新批评化。与信奉新批评主张文本“内部研究”、强调文学性的批评传统相反，“再解读”将“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想象历史的批评实践。“再解读”方法论的核心是将文学当作历史文本，从而达到对历史本质的解构。“再解读”的文本策略巧妙地躲避了对“十七年文学”做出正面的历史评价，绕开了诸多观念的纠缠，从而达到了对当下的借喻式解读。但是从编码到解码的过程，是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再解读”通过现象学的还原，重新建立起观念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从而将书写文本中不在场的观念还原到在场。研究主体以非历史或超历史的眼光颠倒“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时空结构，“以西律中”的批评实践导致“十七年文学”被放大为一个大文本，而“再解读”则成为对文本不断赋意的行动过程，历史从而在延异中面目模糊。研究主体普遍信奉柯林伍德“活着的过去”的历史观念，将“一切过去的历史联系到当前加以理解”［6］(P48)，从而以一种“历史同情感”建立起重新整理历史的逻辑框架。它通过对文本的解码从而发现历史在文本内部的编码样式，即“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这样的“再解读”思维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誉，并逐渐内化为学术界“新的共识”，成为新的权威性结论进入到文学史研究的意识深处。但“再解读”所重新建筑的历史景观，其所依托的“历史经验”仍具有诸多偏颇性。因为柯林伍德的历史观念依然建立在传统史学的架构之上，并在操作层面上显示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人为地对“过去”进行重新整容，其所凸显的依然是某种理论的野心和轻浮感，而非深潜而全面的历史图景。简单地以“再解读”的思维重新整理历史，并将其推至西方后现论的显微镜下，非但与中国本土经验现实相悖，所进行的也是与历史化截然相悖的“非历史化”过程。将原来的历史经验零碎化，试图以文本世界建立起“十七年文学”的丰富性，依然是一种可疑的历史认识。
三、“文化研究”在历史化过程中的突破与困境。超越文本乃至超越文学范畴，以一种“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思维重新进入“十七年”的历史腹地，在当前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显然有着诸多优势。首先，它能够描绘一个复杂的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尽可能地保存了丰富的原始经验以供历史思维进行全面选择与删汰。它关注到了“十七年文学”中多重关系的复杂性，并试图在“一体化”的历史描述背后发现矛盾和悖论。其次，它更关注文学实践与观念之间的错位，并能跳出文本进入到更深的文化场域，试图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利益、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和模式。再次，它的目标所指是欲击破历史本质论和审美一元论的幻象，打碎文学研究中既有的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同时，又尽力避免从审美上对“十七年文学”加以简单的否定，而是把文学看作是文化甚至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总的说来，文化研究强调从不同角度、观念、理论视角，将文学放置在文化层面上加以阐释和研究，它还强调在各个领域间去差异化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使文学研究不断走向“非文学化”。比如，有的研究者借助于“国家/地方”、“英雄和传奇”、“动员结构”、“技术革新”、“劳动”等范畴，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之关系，试图呈现异于往常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观念”在“十七年文学”中是如何形成意识形态话语，并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研究者还认为，必须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置于和政治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在文学性的背后，总是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我无意重述一段具体的历史”，“我讨论历史的目的仅仅在于，在这一历史的运动过程中，文学叙述了什么，或者怎样叙述”［7］(P14—15)。这样的研究思路，正是以“微观政治学”为中心的文化研究的学术旨趣，它让文学回到公共领域，并对其做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思考。但是，我们依然会发现，“文化研究”在为许多问题带来洞见的同时，也极易使某些历史经验固化和板结。原始经验的不可知性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进入历史思维的经验，构成的总不外乎是一个主观愿景下的世界。“文化研究”使“十七年文学”摆脱了政治与审美上的双重预设，也摆脱了中国现代文学“正统”形象所带来的学科身份认同的危机，但我们仍然无法确信“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历史”能有效摆脱“预设”的统辖而显现应有的客观与价值。传统历史观念所追求的真实的历史，在后现代的史学观念中只能在主体间获得，它始终是一种思维的结果。“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思维，如果过分坚信自身的真实性与确当性，同样会隐伏下疏离历史真相的危险。在关于“十七年文学”认知角度的合理性、历史图景呈现的主体性与进入历史的理性姿态等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情形下，“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提出问题”的“才气”与“胆识”的批评化层面，而无法达成真正的“历史研究”。这是“文化研究”难以在“十七年文学”历史化过程中更进一步深入展开的主要症结所在。
历史认识过程中的知识生产，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文化教育层面上的认知秩序，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十七年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合理有效的历史化过程，应当在这样的高度上斟酌与把握。
首先，历史化的过程应该是历史的陌生化过程。大量的公共经验已经占据学科话语的权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当代文学学科的“元话语”和诸多“真理性”共识，如何消除“现代文学正统论”思维以及现代文学知识谱系的阐释结构，如何逃脱“想象共同体”在无意识领域建构的“认同”和强大规训，成了当代文学历史化过程中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在重新选择主体的历史思维时，历史经验的陌生化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忽视之就会再次陷入预设的简单化和阐释结构的片面化、零散化。陌生化的关键之处在于认知主体需要果断抛弃过往那些普世的历史概念和历史知识。历史的陌生化并非将历史还原为物理时空中的各种事实，而是暂且搁置那些不断赋意、并做出价值判断的问题框架和思维结构。质言之，陌生化的过程就是对可能影响认知主体做出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进行思维层面的大扫除。同时，陌生化还必须挑战来自方法论层面的干预。政治介入、文学批评、文学史叙述乃至个体感性的阅读批评等实践活动，都可能产生方法论意味的知识模式。正如上文所探讨的“再解读”和“文化研究”等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范式，它们在实践或技术层面上的易模仿性相较于在思维领域所架构的历史预设，对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更具宰制力。因此，陌生化要求认知主体及时找到恰切的历史思维，并充分自信于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逻辑推论和思维演绎，从而形成属于个人的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广阔的历史知识丛林中找到一个参照的基准，从而具备表述历史的说话能力。然而，逃脱历史无意识的规训并非易事，完全的陌生化只能是一种理想。但陌生化并不是历史化最终的归宿，而只是一种相对有效的观念和方法，历史化的完成归根结底还依赖于一种新的历史思维。
其次，历史化的过程应该是呈现差异并在多层化的差异性中建构共同性的过程。既然预设无处不在，那应当在彼此相异的意义体系中完成历史经验的构造。因为文学史的表现如果只是凭借有限的自身，便无法保证真实性与客观性的普遍适用。当我们确立了差异的准则，实际上也就确立了文学史的观念范畴和价值指认。必须引起警惕的是，此种差异的原则并非没有边界———亦即选择差异思维并非意味着对进入历史的经验放任自流。在追求和完成共同性目标的进程中，文学史允许了不同认识思维浸染下的差异项，也包容差异项在个人或集体意义体系中合目的性的意义和本质追求。越多差异项的出现，越有利于互相参照、互相牵制，防止一种或几种意义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知识对历史的僭越。多维合力保证了相对合理的历史共同性建构的可信度。但如前所述，必须厘清差异的边界，至少应对进入差异范畴的差异项实行准入机制，在标准上划清明确的底线，以保证认同的可行性。如果还原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会发现在其“当时性”的状态中有多种观念形态参与它的生成，并且它的建构必定延续到之后漫长的时空里，经历一个复杂的阐释过程，最后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型。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当时及其之后那些庞大的观念洪流，并准确描述一个历史现象的运动轨迹?显然，我们只能挑选那些在某一最低标准线上的差异项，来标记洪流的方向。举一简单的例子，假如我们承认这样的观点: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由每一个阅读者的真实感受加以认定的。因而就将个体阅读感受逐一进行差异认定，并允许所有差异的存在，这实际上会产生许多问题。我们会发现由于知识身份的不同，许多差异项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天然的可比性，而差异项之间的分层或等级现象却十分明显。因此，对差异的筛选、对差异边界的厘定，比不加辨析地维护“差异”的空洞指称，对文学史有效的历史化显得更加重要。再者，需对当代文学自身知识谱系进行重新整理。对知识谱系的整理，不仅包括对历史的整理，还包括对“历史知识”和“研究主体自身”的整理，即在多维度的知识谱系框架与多层化的知识视野里建立起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过程中还未建立起令人称道的合理、科学、公平、公正的阐释结构。
前文我们已经回顾了以往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在叙述“十七年文学”时具有结构上的内在一致性，即在不同的框架设定中，“十七年文学”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新启蒙”语境下，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是现代文学研究思维和方法过度泛化的产物，而不具备应有的清晰的历史面目。如果说整理历史需要确立陌生化原则和允许差异性的存在，那么认识历史则要求知识谱系的重新整理和建构。此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重新整理当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于“历史知识”的整理，即使在异常成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也并未完成。历史观念的混乱、历史知识的匮乏，是导致“现代/当代”人为的二元对立划分的重要原因，也是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深层困境所在。在对待文学史的态度上，研究主体时常陷入困惑:究竟要把文学史处理成“文学的历史”还是“历史中的文学”?由于情感上对于“文学知识”过分执迷，实际上压制了当代文学历史化过程中“历史知识”的正常生长。因此，无论是解释“文学的历史”还是试图描述“历史中的文学”，都成了演练不成熟的历史认识的“靶场”。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和相对主义的文学史观，恰恰都忽视了历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即“从每个事件的实际历史语境的角度去理解每个事件”［，从而完成当代文学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事实上，对知识谱系进行整理，就是要建构一个相对可靠的历史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容差异的存在，但在深层上却要求研究主体对历史认识保持一致性。如此之下，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描述才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上图有丰富的政治信息，隐含诸多疑问，如：一九四九年后的时代，为数不多的“敌对势力”，是在什么语境下出现的？语义是什么？一九七八年后的邓小平时代，该语长期蛰伏，又异峰突起，何种力量使然？
“敌对势力”从哪里来？
“敌对势力”是舶来语。据笔者掌握的《人民日报》资料判断，它来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最初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一九四七年成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八月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敌对势力”这个词语，一九四八年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丁・斯列波夫的文章《马列主义思想的宝藏――纪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十周年》。作者在简述历史时写道：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到清算苏联国内压迫阶级这段时期，社会主义的关系已在和阶级敌对势力的斗争中确定了。
“联共（布）”，即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其前身是“俄共（布）”。联共（布）党史，即苏联共产党党史。这部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编写的党史，肆意篡改历史，满纸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对斯大林政敌的诋毁。它在一九三八年出版后即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共教材，影响了中共建政前后的两代人，它的一些语句，至今仍挂在中共官员嘴边。
中共建政后的若干年里，“敌对势力”是一个冷词。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八年的8年间，《人民日报》上总共只有十七篇文章使用这个词语。“敌对势力”的语义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敌对势力”，指资本主义阵营。在共产国家多位领导人和官员的报告、讲话、声明、电报中，均强调抵御敌对势力的包围、侵略。
第二类“敌对势力”，指共产阵营内部的反对者。这种矛头向内的用法，特别值得分析。
一九五六年六月和十月，在共产阵营的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大规模抗议。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评论匈牙利事件时说，匈牙利国内有人正在“自由化”的掩饰下开始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他认为“国内有着显然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雄厚的敌对势力”。（《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第六版）
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九周年大会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称：“敌对势力将不止一次地企图恢复资本主义。最近的事件，首先是匈牙利的事件再一次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他所说的敌对势力指的是：“受国际反动派指使的反动分子”、“主义分子”、“以骗人的口号一度把大量群众、特别是青年引入了迷途”的“反革命力量”。（《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五版）
截至一九五八年，在中共党报上，“敌对势力”一语还从未涉及中国国内。一九五九年，情形改变。
一九五九年，《人民日报》有十篇文章提到“敌对势力”，是五十年代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年。其中，六篇与有关。
上一年，号召“赶英超美”，推行名为“”的激进经济计划，在城乡大炼钢铁，在农村实行制度，高指标，高征购，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噩梦降临。一九五九年夏，中共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会议主题原为纠偏，但因对和直言批评，激怒，议程突变，变成对的批判。毛紧急召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宣布彭等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集团。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写道：
我国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极端的仇视和恶毒的攻击。帝国主义分子从一开始就把一切最野蛮的咒骂和最卑鄙的诽谤投向。在我国国内，已被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眼看着他们的“好日子”永远不复返了，也怀着彻骨的仇恨，肆意污蔑。（《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一个月后，刚刚接替出任国防部部长的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林文称：“人民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军人不应当脱离政治。”“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和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完全相反，在党和同志长期教导下，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坚决支持了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当敌对势力企图阻挠和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时候，人民总是挺身而出，为群众撑腰。”（《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第二版）
一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和一样，刘少奇在文章中赞美、，严厉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他说，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必然反映到党内，要“彻底消灭主义的敌对势力”。（两年多后，刘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终于吐露真言：中国遭遇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中国国民经济已陷入困境的一九五九年和最惨烈的一九六年，中共党报用“敌对势力”这个词语，将锋芒指向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当时，对的表示异议的还有苏共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曾说是“早产儿”）。《人民日报》批驳“咒骂”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苏联事实上也在被批驳之列。彼时，尚未被公开点名批判，中共和苏联“修正主义”尚未公开撕破脸皮，看似面目模糊的“敌对势力”一语，包罗诸象，是杀伤面很大的罪名。它把一切不赞成中国道路和所谓“、主义”的人统统圈入打击范围。使用者想株连的最大敌人，实为对专权者不满的党内高层。当时批判，一个极其严重的指控就是“里通外国”。（这个“外国”指苏联）
上世纪五十年代“敌对势力”语义的演变，与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遇到的危机有关。先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危机，继而是的破产。对主义、道路、领袖的一切怀疑、质疑乃至抗争，都可装进“敌对势力”筐里，都可扣在“敌对势力”的帽下。一九五九年，是中文“敌对势力”一词在中国语境下确立语义的一年。三十年后，一九，它高调复归时，语义未改。
“敌对势力”的一次奇异变形
一九七六年清明，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抗议。公众悼念已故总理的活动，演化为对、、、“”乃至的不满的宣泄。抗议遭到镇压。数月后，逝世，“”被捕，结束。
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结束，痛定思痛，媒体上“民主”“法制”成为热词，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比比皆是。当时，中共正在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场外，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贴满追求民主、呼吁政治现代化的大字报，会场内，对的批评声音升高。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在会上发言，他亲手所写的讲话提纲，一页纸上有四处提到“民主”。紧接着，中共召开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全会闭幕一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万七千字长文：《人民万岁》。据记者祝华新记述，这篇关于天安门运动的长文，由刚刚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策划。该文表达了心目中的中国民主化理想。
对于政治话语研究，这是个重要样本――请特别注意它对“敌对势力”的用法。
以文风观之，《人民万岁》接近五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论战的多篇长文：引经据典，言必称马列；慷慨激昂，笔蘸情感，这和论述内容有关。
文章这样记述对天安门抗议者的镇压：
正因为“”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全民族的包围，预感到末日的来临，这伙至死不悟的法西斯匪徒终于孤注一掷，撕下一切伪装，彻底露出了同人民为敌到底的狰狞面目。他们把反革命的暴力提上日程，向着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残暴的镇压。在他们的棍棒下，英雄们的鲜血，点缀着带泪的花圈，滴进了广场的土地。接着来到的，就是追查“谣言”，收缴诗词，罗织罪名，把英雄们一个个投进监狱。这伙历史的罪人在继续嘲弄和亵渎着庄严的历史。他们企图用反革命舆论吞噬真理的声音，掩盖自己的恐惧，用黑夜中的追捕、法庭上的审判，表示自己还有力量。他们在狞笑中举起血腥的酒杯庆祝自己的“胜利”。
文章引述《新民主主义的》一文中所说的话：“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作者发问：
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利，“”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提出，继续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已“成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长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作者写道：
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还存在，只要还存在，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人民群众同“”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充分反映了这种必然趋势。
“敌对势力”的定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变异。它的所指，已不是中共辞典中原有的各种敌人，而是“反民主”的力量，即专制。据祝华新记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总后台”的邓小平本人批评。邓看懂了这篇文章。
空前绝后的语义变形，转瞬即逝。进入八十年代，“敌对势力”又恢复原义。改革开放到来，其传播频率徘徊在低位，直至一九，骤然冲高。
“敌对势力”在一九
下图显示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三年《人民日报》上“敌对势力”的频率变化。图上的传播高峰，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如一个巨大钟摆，有时摆向右边，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甚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时摆向左边，严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钟摆向左，《人民日报》上“敌对势力”一词就抬头。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民主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掌握、领导的国家政权，凭借这个政权的力量，才能镇压被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同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第四版转载《报》评论员文章《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克服错误思想影响》，强调对“主义的敌对势力”保持警惕。“敌对势力”的语义，这时回归到斯大林主义时代。所谓“敌对”，指反对共产党，挑战共产党的权力。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召开十二大。大会通过的新中，出现了“敌对势力”一词，其第三十五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
（一）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理论政策水平，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同党内外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九月九日第一版）
同年年底，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新宪法（史称“八二宪法”），宪法序言称：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第一版）
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八年，《人民日报》上总共有七十二篇文章使用“敌对势力”，次数不多。频率较高的年份，除了一九八一年（十条）、一九八二年（十八条）、一九八三年（十六条），还有一九八七年（十条），是年，中共总书记因下台。一九，《人民日报》上使用“敌对势力”的文章达一百一十四条，其中一百零八条出现在六月之后。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文中用了“敌对势力”一词。
该文称：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
一九六月三十日，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向人大常委会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人民日报》，一九七月七日第二版）
报告点了大批“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的名，谴责他们“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持”。这些人，亦被称为“境外敌对势力”，《人民日报》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就是：《决不容许境外敌对势力向内地伸手》。
一九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七次使用“敌对势力”一词，包括“国际敌对势力”、“国外敌对势力”、“外国敌对势力”、“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和三次“国内外敌对势力”。（《人民日报》，一九九月三十日第一版）
一九九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
社论如此论述：
那场风波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造成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是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激烈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这场风波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附庸。
一九、一九九年、一九九一年，“敌对势力”在《人民日报》的使用篇数，是该报历史上的三个最高位，分别为：一百一十四、一百七十五、一百九十八。三年全部四百八十七篇，形成传播高峰。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暮年一博，南巡号召改革（当然是经济改革）。“敌对势力”一词的传播频率，应声跌落。
“敌对势力”一词在一九九二年戛然而止。《人民日报》上使用“敌对势力”的文章，一九九一年为一九八篇，一九九二年跌到四十三篇，一九九三年仅十九篇。
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召开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十四大贯彻了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指示，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即执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大会修改，“敌对势力”被删除了。但的十四大报告中仍说“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宪法序言中的“敌对势力”也未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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