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央行早在两年前就启动数字货币研究。2014年，央行就成立了数字货币的专门研究小组，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据报道，目前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团队正在积极攻关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研究数字货币的多场景应用，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什么是数字货币？目前，学界对数字货币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从广义来看，数字货币就是一种电子货币，与网络技术紧密相关，具有支付和流通属性，可以作为纸币的替代品。从全球范围看，“比特币”等具备了数字货币的一些特征。
那么，对我国而言，在国家层面推出数字货币时机是否成熟？数字货币短期内会不会推出？个人认为，虽然国家层面正在着手研究数字货币，但到真正推出数字货币，仍需要较长的时间。
第一，国际上不少货币当局都在研究数字货币，但尚未有国家发行数字货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制度环境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个人认为不会成为第一个发行数字货币的国家。
第二，目前我国仍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科学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新兴电子事物接受能力有待提升。同时，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较差，即使发行数字货币，在适用和推广上也存在一定难度。
第三，发行数字货币还涉及金融安全问题。数字货币关乎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容不得半点的差错和漏洞，它的推出注定是一个慎之又慎的过程。
因此，目前来看，国家推出数字货币还需要较长时间，短期内我们手中的纸币并不会受到影响。退一步讲，真正开始推行数字货币时，居民手中的货币也不会凭空作废，数字货币只是形态的变化，发行规模依然由央行控制，因此短期内纸币的购买力不会受影响。
就像前段时间印度宣布作废500卢比和1000卢比大额纸币时，仍给民众提供了换小额钞票的途径，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没有改变，居民财富也不会凭空缩水。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态，中国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交易，应当遵循传统货币与数字货币一体化的思路，实施同样原则的管理。
从用户角度来看，数字货币反映在用户账户上与现行的电子化货币所呈现出的基本相同，是一个代表金额的数字，只是数字货币背后所基于的技术、逻辑和算法不同。因此，不用特别担心数字货币的安全性。但是从国家层面看，推行数字货币尤其需要重视安全保障问题，因为数字货币一旦产生漏洞和风险，对于一国的货币体系很可能是毁灭性的。即使未来技术成熟，发行数字货币也应谨慎，要做好风险控制和隔离。
应该说，如果不考虑法律、制度等因素，数字货币将可能降低货币发行、流通、交易、清算的成本，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也有助于央行追踪管理货币的流向，减少洗钱、逃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
因此，从长远看，数字货币仍是未来货币发展的一个趋势。央行目前着手研究数字货币也是为了掌握货币研发的主动性，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引领趋势，是恰当的，具有前瞻性。
那么，如果真的推出数字货币了，对于传统的银行有何影响？个人认为，如果央行真的推出数字货币，至少会在经营成本、业务模式、组织架构等方面对传统银行产生影响。
首先，央行推出数字货币后，传统商业银行将可以减少在货币运输、货币保管、现钞存取等环节投入人力物力，同时银行间跨行转账成本也会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会显著下降。
其次，随着现钞的消失，存款、取款、汇兑等个人业务方面的需求将会大大减少，个人资产管理等方面的需求或将增多，现有的个人业务模式面临着调整，银行物理网点和自助设备也需要进行转型和调整。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
在互联网金融大行其道的今天，货币的电子化，或者说电子货币（也被称为数字货币）开始崭露头角，引人瞩目，以致于各国中央银行开始把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提上日程，我国央行也不例外，因此，这一变动趋势格外值得关注。
电子货币有哪些卓越性能，有哪些弱点
电子货币第一次正式出现于1972年，在美国金融评论家罗伯特・亨瑞森（Robert Hendrickson）撰写的《无现金社会》的论文中，首次比较正式地提出了电子货币的内容。之后，关于电子货币的定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笔者比较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陈进教授关于电子货币的定义，即“以金融电子网络为基础的，以商用电子化机具和各类交易卡为媒介，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手段，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
以电子货币有无真实的法定货币作为支撑，电子货币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法定货币单位计价的货币等价物，即这类电子货币在流通和结算的整个过程中，无法脱离法定货币及其价值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法定货币是电子货币的基础，电子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可兑换性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前提，这种电子货币具有法律上的合法地位。此类电子货币分为卡式电子货币和网络电子货币。另外一种电子货币则是网络虚拟货币，比如比特币。网络虚拟货币是指由一定的发行主体以公用信息网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手段，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在网络或者有关电子设备中，并通过网络系统以数据传输方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以比特币为例，比特币由日本人中本于2009年1月设计发明。简单地说，个人如果要获得比特币，一种方式是使用计算机下载软件，使用特定的运算方法，进行比特币的“挖矿式”挖掘。由于需要使用特殊的计算方式和耗费大量的CPU时间和电力来获取比特币，挖掘比特币变得越来越困难，截至2014年，比特币的总量定格在2100万个。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特定的比特币交易平台购买。这种网络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没有直接的联系，即它的法定地位没有得到权威金融机构的确定。但是公用信息网赋予了它可接受性和可流通性，即可以作为支付手段使用。
这两类电子货币的出现，可以说都是货币在历史长河中发展的创新产物。众所周知，货币的主要职能是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计价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各种五花八门的物品都承担过货币的职能。但是经过三个阶段的演进过程，电子货币横空出世，独领。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去贵金属化阶段。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贵金属的储量有限，不能适应商品交易和流通的需求，逐渐被纸质法定货币所取代。去纸币化阶段，又被称为无纸化阶段。但是大量的纸币印刷需要树木的砍伐不够环保，纸币的运输存在安全性的风险，纸币的支付有造假的可能。去卡化阶段。卡式电子货币尽管有诸多优点，但是卡式电子货币的发行和制作仍然涉及成本，其携带不便和丢失也会给使用者造成风险。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手机等移动电子设施的发明和普及使用，网络式电子货币应运而生。
从贵金属货币到电子货币的这一系列的演变进程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是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货币卓越性能的不断追求。这些货币卓越性能包括：一是使用的便利性。即携带便利、不宜损坏、找零方便、便于储存等。二是使用的广泛性。与传统的货币不同，电子货币具有结算和使用的统一性，支付和结算自动完成，大大降低了使用成本。电子货币不仅可以用于直接购买商品，还可以用于虚拟社区和电子商务的网上支付，促进了电子商务的繁荣。此外，电子货币的使用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使用者可以享受全天候全球性的金融服务。三是支付的精准性。利用电子货币可以进行精准的支付，即对于微小交易的精准支付。四是支付的安全性。电子货币科技含量高，保密性好，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客户不需要再随身携带现金，不必担心货币丢失和被偷盗。五是社会资源的节约性。电子货币的使用无论对于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全社会，都大幅度地降低了货币使用、存储和运输的成本，对于社会资源的节约功不可没。
对于电子货币的应对措施不应停留在“堵”上，而是应该起步于“用”上
在近几年电子货币的发展过程中，开放式虚拟网络货币――比特币的兴衰格外引人注目。在电子货币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认识到，对于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的应对措施不应该仅停留在“堵”上，而是应该起步于“用”上， 也就是有无可能由中央银行直接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令其具有开放式网络货币的基本特征，同时处于央行的监管和控制之下。因此，近几年，中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研究正在加速推进：2014年，央行成立了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门研究小组，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2015年对数字货币发行和业务运行框架、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等进一步深入研究，形成了人民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系列研究报告，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方案已完成两轮修订。2016年1月20日，在央行召开的数字货币研讨会上，又进一步明确了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战略目标，指出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团队将积极攻关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研究数字货币的多场景应用，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2016年11月，央行成立数字货币研究院。
央行明确表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主要体现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提供便利性和安全性。二是做到保护隐私与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平衡，尤其针对洗钱、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要保留必要的遏制手段。三是要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和传导。四是要保留货币的控制力，数字货币是自由可兑换的，同时也是可控的可兑换。
应该看到，我国央行本轮对于数字货币发行的研究，既是出于应对互联网金融日新月异发展的需要，也有着其他方面的战略考量。其一，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所使然。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包括人民币成为国际可兑换货币、可储备货币和可结算货币，也包括人民币应该具有最先进的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能够给参与金融活动的国家、机构和个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支付、交易和结算便利。在前一个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在循序渐进地推进，在后一个方面，人民币未必没有可能迎头赶上。从战略上投入对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在国内尽快进行试验，有助于其在未来应用于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乃至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崛起，都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其二，是反腐败形势向纵深推进所要求。在当前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之下，反洗钱、防止偷税漏税是金融战线的重中之重。而数字货币的出现会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提升央行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的控制力。由于数字货币具有网络数据包的主要特征，数字货币的发行让每一笔钱都可以追溯。这类数据包由数据码和标识码组成，数据码是需要传送的内容，而标识码则指明了该数据包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属性。数字货币的“留痕”和“可追踪性”能够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度和透明度。洗钱、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有望减少。同时，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将建立全国甚至全世界统一的账本，做到让每一笔钱都可以追溯，逃漏税、洗钱行为会处于监管范围之内。
其三，是提升对于具体金融市场监管效率所必需。现实中，央行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千头万绪，而在每一个市场都实现有效监管颇为不易。以票据市场来说，近年来，由于被监管的市场体量太大（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银行，每年的票据交易就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风险性事件时有发生。数字货币所使用的分布式区块链支付技术，能够完整地记录所有交易和所有去向，不依赖于单一的交易平台，无法篡改，是监管票据市场的有效手段。根据最新消息显示，央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已测试成功，由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已在该平台试运行。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央行将成为首个发行数字货币并开展真实应用的中央银行。
没有中央银行一类权威机构背书的电子货币，其公信力和可接受性是脆弱的
从目前的总体态势看，我国央行开发数字货币进展较快。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未来央行还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国央行开发数字货币，一方面，面临着其他国家央行的激烈竞争，时不我待；另一方面，中国的具体国情又决定了在现实中步伐不可能迈得太快。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和移动支付场景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全球各国都在积极发展本国的电子支付行业，以及对研发法定数字货币给予高度关注。作为走在全球电子支付前列的北欧国家丹麦，早就提出在全国服装等领域用电子支付手段取代现金支付的计划。处于全球金融科技创新领先地位的英国央行也表示，正研究考虑是否由央行来发行数字货币，目前研究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央行也在不断深入分析数字货币，研究其特性、影响和所需要的技术支持等。在这些央行中，已经涌现出两个“快马加鞭”的佼佼者：2016年下半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表示，新加坡正在使用区块链技术对银行间支付的电子货币进行试验。据彭博报告显示，新加坡的试验主要内容是：银行将存款转化为央行发行的电子货币，之后银行间结算将使用电子货币，而不是通过新加坡央行的支付指令，最后银行再将电子货币转化为现金。几乎是同时，瑞典央行也表示，因现金的使用量下降，该国央行可能推出电子货币――电子克朗。瑞典央行有信心，经过两年的评估阶段后，瑞典将禁止流通实物现金，成为全球第一个完全使用“数字现金”的社会。与任何领域的竞争一样，在数字货币的研发和使用方面，谁走在最前列，谁就能够占得先机。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我国央行不可掉以轻心。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上述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还是一个正处于城镇化过程中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庞大，有近一半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这个群体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于新生事物接受能力较差，致使农村地区的金融业还远未达到现代化的程度，所以数字货币的普及需要更长的时间。以更换一版货币为例，小型经济体国家几个月就可以完成，中国则需要约十年，所以在我国，数字货币和现金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是并行，并呈现逐步替代的关系。
其次，从央行的角度来看，未来的数字货币要尽最大努力保护私人隐私，但是社会安全和秩序也很重要，万一遇到违法犯罪问题，还是要保留必要的核查手段，也就是说，要在保护隐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两种动机和平衡点的掌握也使得技术选择上的倾向是不同的。央行已经部署了重要力量研究区块链应用技术，但是到目前为止区块链占用资源还是太多，无论是计算资源还是存储资源，都还应对不了现在的交易规模，未来能否彻底解决，还有待观察。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去年曾经表示，央行发展数字货币还未有具体的时间表。但是，对于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及其给金融业带来的改观，我们仍然可以持有信心地予以期待。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本文梳理了分布式账户（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和区块链（Blockchain）、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等主要概念、分类与发展现状，分析比较了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方式，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二、主要概念与发展现状（一）分布式账户
目前，分布式账户尚无统一权威定义。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将分布式账户定义为一种技术模式方案，在网络中实现对参与者交易活动的同步记载（FCA，2017）。数据记载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唯一性，交易与记录一一对应；二是记录连续不间断；三是记录格式标准统一；四是加密不可篡改。这些数据同步分发给网络中所有参与者进行存储、调取和比对。目前的主要应用领域为交易簿记、资产确权和身份验证等。与此相比，传统的“中心化”模式由单一的中央机构或系统，如央行支付系统、证券交易所等完成相关交易及其记载。需要指出的是，分布式账户并不是一项全新技术，而是随着共享数据库、加密技术、点对点传输网络等技术发展，进一步形成的多类技术组合方案（见图1）。
（二）区块链
区块链是分布式账户最主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具体为：网络中的所有参与者同步记录某一交易活动信息，并互相验证信息真实性，防范信息被篡改。在区块链模式下（见图 2），网络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即节点 Nodes）都拥有一个分布式账户，用以记录交易数据。当交易发生后，交易双方可以向网络提交信息，交易信息经加密后即不可篡改，并以命名为区块（Block）的数据包形式存在。每一个区块都要同时发送给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与其分布式账户中的历史记录同步比对验证，只有网络中绝大多数（如需超过 51%）参与者均认可所载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一区块才能存入网络中的各个分布式账户，并与已在账本中存档的区块相链接（Chain），形成区块链（李文红和蒋则沈，2017）。
图 1：“中心化”记账模式示意图
图 2：区块链等“去中心化”记账模式示意图
区块链最早应用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生成、存储和交易，目前正探索向支付清算、会计、审计、证券交易、风险管理等领域扩展。业界普遍认为，支付行业可能会首先成为其应用的重点领域。例如，2015 年底，纳斯达克市场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交易平台，用以实现部分非流通股票的交易和结算。瑞银集团在伦敦成立了区块链研发实验室，探索区块链在支付结算等方面的运用。中国银联与 IBM 合作，在 2016 年尝试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行积分兑换系统。
国际上总体认为，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只在限定区域或机构内实施了小范围研发和应用，其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主要原因为：
一是运行效率尚不及传统的“中心化”模式。由于信息同步记入网络中所有参与者的账户，需要进行大量重复运算。二是运行成本较高。需大量消耗硬件设备、网络和电力能源等，且随着网络扩展和参与者增加，成本还会同步增长。因此，目前仅适用于少数场景：一是缺乏所有成员共同信任的权威机构；二是无需实时或高效地记录交易和存取数据；三是获取的收益可以覆盖高额的设备投入和资源消耗成本。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能否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实现大规模推广并产生变革性影响，还有待观察。
同时，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也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例如，此项技术具有“多边互信”“去中心化”等特征，交易活动脱离中央清算机制，可能会增加交易各方之间的风险敞口，增大风险监测和管控难度；同时，也可能降低用户对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和交易所的依赖，影响现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一些科技企业在未受监管的情况下涉足金融业务，容易造成不公平竞争。在系统层面，还可能增加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和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强化羊群效应和市场共振，增强风险波动和顺周期性，影响金融稳定。
（三）比特币等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又称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或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按照发行主体划分，数字货币可分为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数字货币两类。法定数字货币是指由中央银行依法发行，具备无限法偿性，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等功能的数字化形式货币。私人数字货币理论上不应称为“货币”，其本质是市场机构或个人自行设计发行，并约定应用规则的数字化符号，性质上类似于在一定范围内可流通的商品。
比特币为一种典型的私人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技术在全球的首个实际应用案例。比特币由参与者通过计算机，按照非常复杂的运算规则，以解出所设定数学算题的方式生成。比特币本质上是按照规定算法生成的具有唯一性的数字信息，记载于所有比特币参与者组成的全球开放网络中。在每个参与者的服务器上，均可按照区块链的约定规则，同步记录并更新比特币的生成、存储、交易信息。根据其算法，比特币预计在 2040 年左右达到 2100 万个的生成上限，从而形成所谓的“发行量恒定”。
比特币及其理论兴起的背景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出现流动性快速增加、货币贬值等问题，引发市场对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机制的质疑。比特币提出的“发行量恒定”“去中心化”“全体参与者共同约定”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公众对改进货币发行机制的诉求，获得了一定的尝试和发展空间。
由于比特币仅为数字符号，缺乏内在价值和衡量标准，其价格主要由供需决定。近年来，随着后续投资者快速增长和入场资金大幅增加，以及多数持币者囤积居奇，比特币的供需失衡不断加剧，价格总体呈现大涨大落趋势，并出现较为明显的投机炒作现象。根据数字货币的主要服务提供商（CoinMarketCap）综合多个交易平台数据生成的价格，自 2009 年问世至今，比特币价格由 0 美元涨至2017 年底的 1.3 万美元，最高价位为 2017 年 12 月 19 日的 1.9 万美元，之后一路走跌。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比特币价格为 6883 美元，较最高点下跌逾六成。
此外，依托比特币概念，市场出现了 ICO 等融资活动。ICO 是企业或个人在网络上公布创业项目方案（白皮书），以自行定义的代币（Token）公开募集比特币或其他具有一定流通性的私人数字货币，进而换取资金支持创业项目的行为。由于缺乏监管约束、行业自律和透明度等原因，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欺诈和伪造项目，形成规避监管的非法证券发行或非法集资渠道。
三、国际组织与相关国家/地区的监管方式（一）关于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
近年来，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普遍对分布式账户、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与潜在风险予以密切关注，并加强跟踪研究。金融科技虽然发展较快，但尚未产生新的金融模式，仍未超越存款、贷款、支付、证券发行、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范畴。因此，各国监管机构普遍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按照金融本质而不是技术形式实施监管。对属于金融领域的业务活动实施“穿透定性”，相应纳入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在新技术、新模式还未成熟稳定的情况下，尚未有监管机构另行建立监管制度安排。
在国际组织层面，2016 年 2 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在纽约联储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区块链的发展和潜在影响。参会者达成初步共识：应更积极地关注、监测区块链的发展应用情况，与业界保持充分沟通，但现阶段暂不需要制定专门的法规制度（FSB，2016）。2017 年 2 月，国际清算银行下设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研究认为，分布式账户可能会深刻改变资产持有形式、交易合约履行和风险管理等实践，但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现阶段尚未获取充分证据，表明在短期内可以得到广泛应用（CPMI，2017）。
在国家/地区层面，美国证监会认为，在证券活动中应用区块链，只是用“分布式账户”记账方式代替传统的中央记账方法，改变了交易形式，但并未改变交易本质，因此仍需严格遵守证券活动的法律法规并接受监管（SEC，2017）。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将始终坚持“技术中立”原则，不按照技术类型或具体形式，而是针对金融活动及机构实施监管。就分布式账户而言，现阶段暂无必要改变现有监管体系和方式（FCA，2017）。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也表示，“技术中立”是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也是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任何违反监管规定的行为，无论基于何种技术，都要接受监管机构的调查和惩处（FINMA，2016）。
与此同时，各国监管机构也普遍加强了对新技术的关注研究。美国证监会于2017年成立由 75 名成员组成的分布式账户工作组开展应用研究和风险识别，同时加强内外协调沟通。瑞士政府建立了由财政部、司法部、金融市场监管局等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加强对区块链和 ICO 活动的跟踪研究。新加坡金管局于 2016年 11 月启动了分布式账户技术试验项目，与银行业协会、商业银行、技术公司共同探索在跨行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并与香港金管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分布式账户应用于跨境贸易融资的双边合作。
（二）关于私人数字货币
1. 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性质认定
各国普遍表示，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不是法定货币，并不断向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普遍表示，私人数字货币不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和法偿性，本质上不是货币。同时，鉴于与美元等主权货币的兑换比率波动剧烈，其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可能会影响消费者权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中国、美国、欧洲、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香港地区等监管机构均了风险提示，提醒数字货币参与者关注投资风险、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并防范黑客攻击、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依法纳税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例如，2018 年 1 月，日本大型数字货币交易所 Coincheck 遭网上黑客技术攻击，失窃约 5.2 亿个数字货币，市价约为 5.23 亿美元。
目前，各国对私人数字货币是否为金融工具意见不一，其性质需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判定。如德国财政部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金融工具，欧洲银行业监管局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则表示，数字货币本身不是银行存款或金融工具。美联储认为，数字货币缺乏内在价值，没有安全资产支持，也不是任何机构的负债，难以简单对其进行定性（美联储，2017）。与此同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认为，对于符合《商品交易法案》所定义“商品”特征的数字货币，应作为大宗商品进行监管（CFTC，2015）；美国证监会认为，目前难以证明所有数字货币均不符合“证券”特征，对于符合“证券”特征的数字货币，应纳入证券发行框架进行监管（SEC，2017）。
2. 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监管方式
各国对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的监管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进行限制甚至禁止，二是将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纳入现行监管框架。
（1）对与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实施严格限制或禁止。2013 年，我国明确禁止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比特币交易活动。人民银行等部门于2013 年 12 月《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不得承保与比特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比特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相关服务包括：结算、法币兑换、托管、抵押、发行金融产品，将比特币为信托、基金的投资标的等（人民银行等，2013）。2017 年，我国对集中数字货币交易活动进行了整治。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于 2017 年 9 月《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禁止网络平台开展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定价、信息中介等业务（人民银行等，2017）。随后，要求各地政府综合采取电价、土地、税收和环保等措施，引导辖内从事比特币生产（俗称“挖矿”）的企业有序退出。部分地方政府要求电力系统停止对比特币生产活动供电，并取消其他相关优惠政策。2017 年底以来，一些境内人士转向境外（以日本、香港为主）网站平台进行交易。2018 年初，又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对于在当地注册的集中数字货币交易场所，包括采用“出海”形式继续为国内用户提供服务的网站平台，持续加强清理整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进一步强化风险提示，提醒投资者关注境内外政策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并强调境外平台同样存在系统安全、市场操纵和洗钱等风险隐患（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18）。
在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政府认为比特币的推广及匿名支付，会对本国法定货币产生替代效应，影响公众对法币的信心，故予以禁止。泰国央行禁止银行参与任何数字货币交易活动，包括自身投资或交易数字货币、设立交易平台、为交易提供信用卡等支付或融资工具、提供投资咨询等。韩国政府于 2017 年底组建跨部门数字货币对策小组防范数字货币过度投机行为。此后，禁止未成年人和非居民开设数字货币账户，禁止金融机构为数字货币购买、投资或相关抵押担保活动提供服务，要求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暂停开立新的账户。目前，韩国政府正在研究对数字货币交易实施实名身份认证，禁止匿名交易。欧洲银行业监管局和意大利监管机构也表示，不鼓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持有数字货币或参与交易。
（2）将与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按照业务属性纳入现行
监管框架。虽然各国对私人数字货币是否为金融工具意见不一，因而暂未将商户或个人单纯购买、持有、出售或开发私人数字货币的行为纳入金融监管，但对于与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则普遍认为应至少根据其业务属性纳入相应的监管框架。需要纳入监管的业务活动主要有三类：一是以数字货币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交易，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等。二是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的支付服务。如法国审慎监管局表示，任何使用法定货币为比特币买卖提供资金划转服务的行为均属于支付业务，需持有支付服务机构牌照。瑞典认为比特币交易属于货币兑换业务，或涉及资金支付业务，提供交易服务的机构应按照法律规定接受监管。日本于 2017 年 4 月修订《支付服务法案》，明确将数字货币涉及的支付业务纳入监管范畴。三是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多数国家要求将其视同交易场所，按照法定程序申领牌照并接受持续监管。如日本金融监督厅于2017 年 9 月同意注册 11 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并提出了信息披露、系统安全、资产隔离、内控检查等监管要求，还要求遵守反洗钱、打击犯罪活动、可疑资金报告等法律规定。对于难以定性的业务，监管机构通常要求从业机构事前主动进行合规评估，由监管机构分析定性后明确适用的监管框架，或纳入监管沙盒观察测试（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在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于 2015 年《数字货币监管法案》，对“数字货币业务活动”进行了界定，即支付、兑换、托管、代客买卖数字货币以及控制、管理或发行数字货币。凡是在纽约州从事上述一项或多项业务，均需事先从纽约州金融服务局申领牌照，并遵守资本要求、资产托管、消费者保护、信息披露、反洗钱等相关规定。银行机构开展上述业务，也需事先获得批准并遵守相关规定。
（三）关于首次代币发行
目前，各国普遍认定 ICO 活动本质上为一种公开融资活动，多数国家将其界定为证券发行行为。与数字货币做法类似，各国也主要有两种监管方式。
一是对 ICO 活动予以禁止。在我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于 2017 年 9 月联合《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将 ICO 定性为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禁止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同时，禁止各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与代币发行融资交易相关的业务（人民银行等，2017）。2017 年9 月，韩国金融监督院宣布将禁止所有形式的首次代币发行融资，无论其采取什么技术，使用什么名义。
二是纳入证券监管范畴。美国证监会明确表示：第一，ICO 本质是企业从投资者募集资金，并按预先约定分配收益。按照联邦法律，任何证券活动，无论使用何种技术和术语，其性质认定均取决于业务本质。“ICO 代币”符合证券的法定特征，须纳入《证券法》实施监管。第二，如果网络平台开展代币推介销售，必须按照《证券法》事先在证监会进行注册，否则属于违法行为（SEC，2017）。第三，证监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 2018 年《关于对数字货币采取措施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不论是以数字货币、代币还是其他名义开展的违法违规行为，都要进行穿透分析，判定其业务实质并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此外，两家监管机构还多次向投资者警示公告，提示市场操纵和欺诈风险（SEC 和CFTC，2018）。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也于 2017 年 9 月风险警示，指出 ICO代币价值波动性较大，大多数 ICO 公司设立在海外或不受监管，投资具有高风险和高投机性，提示消费者谨慎投资（FCA，2017）。香港证监会于 2017 年 9 月《有关首次代币发行的声明》，表示虽然一般 ICO 发行或销售的数码代币被视为“虚拟商品”，但若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证券”特征，则需接受香港证券法规监管。第一，若该代币代表对发行企业拥有的股权或所有权权利，则应视为“股份”；第二，若发行人可于指定日期向持有人偿还本金和利息，则应视为“债券”；第三，若 ICO 项目管理者集中管理募集资金并投资于不同项目，代币持有人有权分享相关投资回报，则应视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上述活动及与之相关的交易、咨询、推介、投资管理行为均属于受监管的证券活动，无论经营主体是否在香港境内，只要以香港公众为服务对象，就必须事先获得相应牌照并受证监会监管（SFC，2017）。新加坡金管局于 2017 年 8 月声明：第一，任何数字代币如果涉及发行股权、债权凭证以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证券期货法》监管的行为，发行前必须向金管局注册并提交相关文件；第二，任何发行机构和交易服务机构必须依照《金融顾问法》规定，取得法定牌照；第三，任何提供数字代币二级市场交易服务的机构，均需向金管局申领交易所或市场运营商牌照；第四，严格遵守反洗钱、反恐融资等相关规定（MAS，2017）。2018 年 5 月24 日，新加坡金管局向境内 8 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发出正式警告，所有平台未经金管局批准，不得交易任何具有证券或期货合约属性的产品，正在开展的交易业务必须立即停止。同时，金管局还叫停了一起具有股权发行性质的 ICO 活动，责令发行方终止发行行为、回收代币并向投资者退还资金。
（四）关于法定数字货币
近年来，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部分国家开始探索数字法币发行、流通的技术研发和制度安排，但多数国家尚未提出实质性的具体发行计划。美联储表示，面向公众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涉及法律、技术可靠性、网络安全、洗钱、个人隐私等诸多问题，需要严谨论证，避免对已经较为成熟的支付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美联储，2017）。欧央行提出，欧元区的法定数字货币尚处于研究论证阶段。数字法币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能否实现维护物价稳定目标，并基于技术安全性、中立性、使用效率和公众支付的自由选择权等四项基本原则，综合衡量必要性（ECB，2012，2015 和 2017）。
法定数字货币可分为两种发行模式：一是中央银行单层投放模式，又称为零售发行模式。即中央银行不通过商业银行，而是直接面向社会发行、管理、回收法定数字货币。单层投放模式在理论上有利于提升发行效率、降低流通成本，但同时也具有许多不确定性：第一，对货币政策框架和金融稳定形成挑战。法定数字货币在银行存款之外，为公众提供了新的无风险资产选择，对货币供应量 M0、M1、M2 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会产生影响。资金存放形式从银行存款转变为数字法币，也会影响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创造和贷款发放功能，进而影响金融稳定。第二，可能存在技术安全问题。法定数字货币由央行集中管理，有可能受到网络攻击，成为洗钱等犯罪活动载体，央行必须有能力长期确保数字货币的安全性。第三，匿名性问题。央行是否应集中保存公众隐私信息，仍存在争议。由于单层投放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现行货币发行体制，多数国家持谨慎态度。英格兰银行表示，当前还没有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具体计划。美联储认为，现阶段不宜采用单层投放模式，其当前的优先考虑也不是发行数字法币，而是以现有银行体系和支付系统为基础，充分利用新技术提高银行和支付系统的运行效率，并密切跟踪分布式账户、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
二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投放模式，又称批发发行模式。双层投放模式是指沿用现行纸币流通模式，由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数字货币，再委托商业银行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在实施效果上，该模式仅是对 M0 的替代或补充，不会因央行信用优势而形成对 M1、M2 的替代挤出，有助于保持现行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连续性，也防止技术风险过度集中于央行。目前，各国普遍倾向于采用这一模式，已有部分国家启动了试验项目。如加拿大央行、新加坡金管局基于分布式账户技术，参照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大额支付系统，在模拟环境下探索数字货币实时投放。人民银行于 2014 年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2017 年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开始研发试验工作，并侧重于研究双层投放发行模式。
四、思考与建议（一）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按照金融业务本质实施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技术创新有助于扩大金融服务渠道、提高经营效率，但代替不了金融的基本功能，也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和突发性。无论是科技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只要从事同类金融业务，都应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接受相应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遵循同等的业务规则和风险管理要求，以维护公平竞争，防止监管套利，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二）及时“穿透定性”，防止冒用“技术”名义违法违规开展金融业务
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强化金融监管、将所有金融业务纳入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梳理我国现存的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业务，透过其名称、形式和渠道，分析业务实质、法律关系和风险特征，明确哪些业务需要持牌经营及其所适用的监管规则（李文红，2017）。目前，与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数字货币相关的资金交易结算、衍生产品交易、运营交易场所等活动均为法定金融业务，须纳入相应的金融监管框架，在许可范围内合规审慎经营。
（三）加强对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监管
在鼓励金融机构积极运用分布式账户、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同时，应加强对其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监管，要求其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外包风险和其他操作风险的管控，尤其应确保在业务外包时仍要承担风险管控主体责任，对科技企业等外包服务机构建立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持续监测制度，不能因业务外包而降低风险管控标准。
战国中晚期（约公元前4～3世纪），布币广泛流通于三晋地区赵、魏、韩等国；北方燕国方始铸窄小布币，面文多为地名：阳安（阳）、襄平、益昌、平阴、鱼阳及右明新化等，这些布币字体多变、大小不等、品种纷繁，是先秦货币中一个“最大的家族”。战国末年燕国始铸环钱，时在燕亡于秦（前222年）前后。期间铸有：明化、明四、一化。穿孔由圆变方，无廓，背平；面文“明化”系承明刀演化而来。“明”字变化较多，其值相当于一刀。一般“明”字“日”中不带点的“明”字钱，要比带点的“明”字钱重，其中可能存在有时代早晚关系。
关于“明”字的释读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奇人所创造的奇字，其正确释读，宛如一座坚固堡垒，截止目前还未被古文学家所攻破。近年来对其文字说法也出现了十多种说法，被释为：“明、盟、莒、同、召、泉、回文、易、、邑等。且各有所说，但释“明”于字形有据，根据古文字材料及古典文献，多数学者主张无论在文字还是货币形制上应该释为“明”。提出“明”有两读，一读明、二读眼（从0表示眼目、月声），眼与、燕亲近，即燕国国名。一读明，会明光明之义；二读眼，从日、月声、月声兼有义，像偃月眉形。明（月声）、眼、读音相近，从月声的“明”可读与国之（燕）同。
关于“右”字从现在已解读的战国资料文献中获释，左、中、右是燕国主管货币铸造的主要管理机构，其后紧跟着的数字、干支等，应是记制范的范次，或有不明其义者，有可能是“陶范”工匠的私名或标记。从燕国中期到后期，因铸币量增大，每个机构中又增设左、右、内、外、中等的分支机构，便于统领。还有，以左、右或左、中、右等为名职官、机构或组织名称，在战国古陶、古玺、古器中比较常见。如：
燕国陶文中有：左尹、右尹、左官、右官等。
燕国官玺中有：某都左司马、某都右司马、中军承、襄平右承等。
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也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问题，尤其是为了应付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我国大规模地进行投资。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后期必然会给我国的通货膨胀带来很大的波动。而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学家通常比较关心政府是如何来影响和决定通货膨胀的问题。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经济学家以前也指出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的供给来控制通货膨胀，而且很简单地认为：在充分长的时间后，价格的增长率等于产出的年增长率减去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但这其中存在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今天的货币持有量不仅取决于上述两者之差，还取决于消费者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政府仅依靠货币政策无法完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必须通过其他的途径来控制通货膨胀。
伴随着这种质疑，Leeper(1991)以及后来的Woodford(1994，1995，2001)和Sims(1994，1997)，Cochrane(2000，2001)，Daniel(2001)，Dupor(2000)等学者提出了新的价格决定理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他们指出政府的财政政策在决定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该理论与货币数量的价格决定理论是完全相冲突的，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另外一角度来审视通货膨胀。
如果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成立，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来讲，货币主义所奉行的单一货币规则，无论是紧盯通货膨胀的名义锚政策，还是M2供应量的中介目标都将失去意义，从长期看，选择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和结构，以及合理的税收结构才是解决通货膨胀偏差的最终办法。因此，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路，而且可以为政府重新估计财政政策的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研究文献是比较多的。一般可以把它们分为从两个角度——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政府预算方程——来说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12]。从政策搭配角度来说明的代表性研究是Leeper(1991，1993)等，Leeper认为通货膨胀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特定条件就是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被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对决定价格水平不起作用，而只是用来平衡政府现值预算约束，但如果是货币政策是被动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则此时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而在价格水平的决定中财政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上两种政策的组合可使一个经济系统获得局部唯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从这个角度来说FTPL的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是：Creel和Bihan(2006)认为即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积极型财政政策仍然对价格水平有影响，只不过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
而基于政府现值预算方程的定义来说明FTPL的观点指出，如果认为政府现值预算方程不是约束条件，而是均衡条件，则该理论就是FTPL或被称为非李嘉图制度，这时财政政策为非李嘉图性质的；如果认为政府现值预算方程是个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则价格水平由货币政策决定，而财政政策只是被动地满足这个约束，这种情形常被称为李嘉图制度，其财政政策为李嘉图性质的(Woodford，1995；Canzoneri等，2001)。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定义FTPL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货币政策必须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认为，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直接对财政变量进行反应，而是直接对非财政变量做出反应。
国内对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的研究则并不多见，最早开始FTPL的研究的是龚六堂、邹恒甫(2002)，他们通过两个模型给出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说明了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一个货币现象，而且也是一个财政现象，并指出价格水平由政府债券的实际值与政府财政剩余相等来决定。胡振飞(2005)则阐述了货币论在经验和理论上受到的质疑和挑战，发现货币数量论所依赖的现实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财政论应运而生；并且介绍 了财政论的主要观点，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通货膨胀是一种财政现象。可是他们都没有提到如何来实证检验FTPL，并且龚六堂、邹恒甫(2002)曾肯定的认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是个无法检验的理论，但方红生(2008)通过对该理论的相关文献的回顾，然后对相关实证研究的梳理后发现，他们得出无法检验的肯定结论，是因为他们是根据跨期预算方程是个均衡条件来定义FTPL的。如果采用以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为基础的Leeper(1991，1993)的定义，则会出现乐观的情形。方红生(2008)把有关的实证文献分为三大实证视角，分别是政策搭配的视角、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和制度转换的视角，并且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是最优的一种检验策略，其典型文献是Sala(2004)。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目前的研究只是进行理论梳理，很少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因此，很有必要在他们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运用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三、基于IS和phillips曲线的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目前，像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区制的国家，已经不再需要面对严重的财政不平衡问题。然而，有很多新兴国家是在财政不平衡的背景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区制的。尽管过去几年有些国家取得了一系列的基本盈余，但还有些国家，比如巴西，仍然面临着高额的赤字和令人不安的国债。财政不平衡性使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央银行在其货币政策中应该考虑到财政变量。因此，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时不光要考虑货币因素，还要考虑财政因素。
在这里我们借鉴Moreira(2007)的分析框架，选择总需求曲线时，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传统的IS曲线，并在其中加入财政变量(财政赤字fd)：
我们在选用Phillips曲线代表总供给曲线(AS曲线)时，假定厂商在设定价格时是一期前定的，即上一期确定当期的价格，当期确定下一期的价格。这种滞后有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厂商只能根据上一期的信息制定当期的价格；或者在制定价格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以执行等。因此，包含一期前定的新凯恩斯主义Phillips方程为：
从福利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社会福利达到最优，因而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应该选择社会福利目标函数。在假设典型经济人的经济系统中，社会福利目标函数 表现为典型经济人的所有期效用的贴现值之和。但实际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通常选择为下列的形式：
这里，L通常称为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β是贴现因子，λ为损失函数中产出相对于通货膨胀率的权重。
把式(8)、(9)代入到方程(6)向后移动一期的表达式中，有：
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方程(11)的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货币政策工具使上述损失函数(10)达到最小值，
对于上述目标函数，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社会福利目标函数是否一致。值得注意的是，Woodford(1999)曾证明，(-L)是社会福利目标函数的二阶近似，因而在二阶近似的范围内通过使损失函数最小化也就相当于使社会福利目标函数达到了最大化，故选择上述的损失函数与社会福利目标函数是一致的，同时Woodford的结论也给损失函数赋予了微观理论上的进一步解释。既然损失函数与社会福利目标函数是一致的，那么损失函数中产出缺口和通胀率的目标值y*和π*原则上也应采用社会福利目标函数中这二者的目标值，即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状态时，由于产出缺口及通胀率趋于零，因此这里y*和π*应选择为零(正如目标函数中显示的两个值均为零)。另外，损失函数中各个项目的权重应选择社会福利目标函数中这些项目的权重，这样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而实际中中央银行对这些权重的选择通常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反映了中央银行的偏好的不同变化。虽然如此，但通过比较不同权重下的损失函数，从中选择使损失函数达到最小值的权重，也就使社会福利达到了最优。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接下来以方程(10)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再取(15)式向前移动一期的期望值，得到：
货币政策规则方程(22)表明，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率、名义赤字、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的改变都会对名义利率产生影响。增加这些变量中任何一个都会迫使政策制定者提高名义利率。因此，政府当局能够降低目前通货膨胀率对通胀目标的偏离。
四、经验结果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
1.利率
本文采用的是199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的数据。由于在实际中民间借贷利率数据不易获得，也不怎么具有代表性，而我国国债二级市场的发展规模又不够，其利率指标还不能真实地反映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这两者都不能用来作为短期名义利率的变量。但从我国目前的货币市场发展情况来看，各种利率的相关程度在不断增强，货币市场利率结构也逐渐趋向合理。并且由于拆借已成为金融机构之间流动性管理的主要方式，银行间市场的同业拆借开始成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这表明如果用同业拆借利率作为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的短期名义利率的变量，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本文仍按照谢平、罗雄(2002)的做法，以银行间7天期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作为实证检验中的利率指标。
2.产出缺口(y)的估算
最早对产出缺口进行估计的是奥肯(Okun，1962)。他在估计潜在产出的基础上，计算出产出缺口。关于潜在产出的估计，他当时采用了两种估计方法：一是利用线性趋势估计潜在产出；二是在自然失业率的假设前提下估计潜在产出。随后，学者及实际应用者采用了各种方法对产出缺口(或潜在产出)进行估计。而目前对于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计，主要有线性趋势法、HP滤波、BP滤波和状态空间—卡曼滤波法(Kalman Filter)四种，本文采用单变量状态空间-卡曼滤波法。
假设对实际GDP进行如下的分解：
在卡尔曼滤波的基础上，采用极大似然方法就可以估计上式中的各个参数。本文采用的GDP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所公布的季度数据，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用我国以1994年第1季度为基期的定基比CPI对名义GDP进行调整，得到实际GDP=(名义GDP/定基比CPI)。并且由于产出水平表现出很强的季节波动特点(通常第四季度的GDP占全年的比重超过40%)，因此在估计前，我们采用X-12方法对数据进行季节性调整，最后得到剔除季节性因素后的实际GDP。本文利用此方法得出潜在产出及产出缺口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3.通货膨胀率的估算
本文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估算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因为目前能找到的CPI原始数据只有月度数据(CPI月度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所以我们采用三项移动平均法来求得季度数据，再根据四项移动平均求得平均CPI通货膨胀率。在图1中，CPI表示简单的实际CPI通货膨胀率，E_PI表示预期平均通货膨胀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平均CPI通货膨胀率比简单实际CPI通货膨胀率更为平滑，更能反映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在模型估计时，使用平均CPI通货膨胀率作为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量。
4.财政赤字/GDP、汇率
对于财政变量，本文选用财政赤字/GDP作为变量。而关于汇率的变量，本文涉及到两个，其中实际汇率(e)我们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加权平均汇率代替，这里同样用我国以1994年第1季度为基期的定基比CPI对名义的加权平均汇率进行调整得到实际汇率。汇率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
图1
(二)结果分析
在数据选择完之后，我们根据上一节模型设定形式，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对财政变量——财政赤字是否显著影响名义利率进行检验。由于模型包含预期变量，因此如果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就不能得出有效的模拟结果，为此这里采用广义矩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对方程进行估计。
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指数趋势和克服数据中的异方差问题，我们对所有变量都取自然对数。从选取的所有变量的实际数据看，都有随着时间而增长的趋势，为了消除伪回归的现象，在建立模型之前，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变量是平稳的，用变量的水平形式建模。如果变量是差分平稳，则要以变量的差分形式建模。对各变量从1995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二季度季度数据，取自然对数后的序列进行平稳性判定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
从上表可知，除了实际有效汇率、名义汇率和名义利率是一阶差分平稳之外，其他变量均是原序列就已经平稳。因此，我们用平稳的ΔR和Δe分别取代IS曲线方程中不平稳的R和e，这样IS曲线方程变为：
而由前一章可知Phillips曲线方程为：
现在我们利用两步最小二乘法来估计由上述两方程定义的系统，同时运用GMM法来修正标准误差。顺便提一下，我们这里利用名义利率代替实际利率来得 到泰勒规则。表3和表4分别为方程(23)和(24)的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显示J统计量的值为0.287(p值为0.176)，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模型的假设。方程(23)和(24)中的所有参数都非常显著。除了滞后两期的产出缺口，其他系数的估计值都显示预期的符号，在方程(23)中产出缺口的滞后两期显示了相反的符号。Carneiro和Wu(2002)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要控制产出时间序列呈现的强烈的季节性所必然发生的。实际汇率改变的正的系数表明国内货币的贬值。
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间接的。每季名义利率1%的增加将会对产出缺口产生负的2.649%的影响。而假设产出缺口下降1%，则将导致通货膨胀率降低0.016%。因此，名义利率的1%的增加最终将导致通货膨胀率0.042%的降低。
财政赤字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也是间接的。每季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将导致产出缺口下降0.016个百分点，而产出缺口下降一个百分点使得通货膨胀率也下降0.016个百分点。因此，财政赤字的1%的下降最终将导致通货膨胀率0.0003%的降低。这种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但它却是统计显著的。
这里我们利用刘斌(2003)计算出的贴现因子β=0.99，并假定损失函数中产出相对于通货膨胀率的权重λ=1。现在我们把参数β和λ的值以及上一节表3和表4中参数的估计值代入(22)式中有：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对FTPL理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理论相关的概念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基于IS和Phillips曲线，在其中加入财政变量，构建出一个新的模型，进而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推导出含财政变量的最优货币规则。目的在于检验财政变量对我国的价格水平和实际利率是否有显著的影响，为经验性地检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本研究以我国199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Eviews等计量统计工具进行实证分析，构建相关变量间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模型各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对理论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赤字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是间接的。每季节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将导致产出缺口下降0.016个百分点，而产出缺口下降一个百分点使得通货膨胀率也下降0.016个百分点。这种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但它却是统计显著的。
[关键词]经济增长;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货币需求
一、引 言
一国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影响到国际收支表现。如果一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总需求上升,进口需求也增加,就会导致经常账户赤字;反之,在衰退时期,经常账户往往表现为盈余。用国民收入恒等式表示:经常账户余额等于出口与进口之差,B=X-M。由于进口又是关于国民收入的增函数,M=a+mY,所以B=X-a-mY。因此,经济增速与经常账户表现为一个负相关关系。比如,美国在萧条时期的1973―1975年以及1990―1991年,都表现为国际收支基本平 衡或小幅逆差,而在经济相对快速发展时期的1983―1990年和1993―2000年,经常账户逆差急剧扩大。[1]
由于经济增速与经常账户的反向关系,一国经济增长往往都会受到国际收支的约束,比如二战后的日本迎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急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进口增加,一旦威胁到日本的国际储备,就不得不采取抑制经济增长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国际收支天花板”(Balance of payments ceiling)的限制。
根据恒等式I-S=M-X,在萧条时期,投资与储蓄两者都下降,但是由于投资对额外的产能更为敏感,因而比储蓄下降得更快。再加上萧条时期进口需求减少,因此,经常账户往往表现为顺差(或逆差减少);相反,经济繁荣时期,投资需求超过了储蓄增长,表现为经常账户逆差(或逆差扩大)。
从历史上看,在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如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前半期的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投资都大大超过了储蓄,因此在相当时期内都存在经常账户逆差。而在近期,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比经济增速较慢的发达国家存在更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在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速度越是快的国家(如美国),贸易赤字越大;相反,日本、德国、法国与意大利等国经济增速较低,但却存在较大的贸易盈余。然而,观察各国的国际收支史,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即伴随经济增长的并不一定会是国际收支的恶化。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国际收支都主要表现为盈余;而英、美两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却面临着国际收支逆差。经常账户与经济增长两者往往表现为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而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日本与德国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也存在较大的国际收支顺差。
图1 中国经常账户与经济增长(1982―200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
以上这种情况在我国也明显存在。在经济高涨的80年代、90年代中期,经常账户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顺差的减少(或逆差)。而在90年代初,经济增长回落,经常账户表现为盈余。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经常账户却持续顺差。这种现象与传统的理论是相悖的,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
二、货币主义分析法:理论综述
国际收支理论有弹性分析法、吸收分析法与货币分析法三种主要流派。前面两种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分析,后面一种以货币主义为理论基础。它们在关于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关系的结论上几乎相反。在吸收分析法中,国际收支盈余等于国民收入与总吸收之差,B=Y-A,总吸收又等于消费与投资之和,A=C+I。当经济增长时,消费与投资都不断扩大,这将导致国际收支赤字。
但是如果我们用货币分析法就几乎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货币分析法主要由Johnson等在70年代提出,Frenkel等不断加以扩展和修改,成为IMF研究国际收支问题的重要理论主张。货币分析法建立在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认为国际收支反映货币供应量对货币需求的调整过程。用公式表示:R=Md-D。其中R为国际储备,Md为货币需求,D为货币供应量。当国内名义货币供给量超过货币需求时,多余的货币就要寻找出路,因此个人和企业就增加货币支出,对整个国家而言,实际货币余额的调整就表现为货币外流(通过购买外国商品劳务和金融资产),引起国际收支逆差;反之,当一国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小于名义货币需求时,货币供应的缺口就要寻找来源,对个人和企业来讲,就要减少货币支出,相应地造成货币内流,国际收支盈余。
在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的关系上,Mundell认为,经济增长会引起对货币超额需求和商品的超额供给,会造成国际收支的盈余。[2]小宫通过货币分析法得出:产出增长有助于改善贸易收支,但会恶化资本项目。当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增加时,如果货币供给没有相应增长,国际收支盈余就成为经济增长对额外货币需求唯一的渠道。相应地,资本项目国际收支将转变为赤字,因为人们收入增长,对债券的需求增加,居民将从国外购买债券。[3]另外,如果经济增长,一国自动增加货币供给,却会恶化国际收 支。Dornbusch和Frenkel认为,经济增长会造成证券的超额供给,从而导致资本账户盈余。[1 ]
IMF的经济学家Aghevli和Khan通过39个国家面板数据实证得出结论,一国信贷扩张10%,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国际储备的相应下降。同时他们也认为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仅在经济增长独立于国际收支头寸(也即没有国际收支约束,一国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外国投资、进口资本品等实现)的情况下才存在。[4]
在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经济增长会引起经常账户赤字,但从货币主义的观点出发,由于较高的货币需求,经济增长将导致国际收支盈余――对于外生的由供给引致的增长来说是恰当的。货币分析法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是观察到了以下事实: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得最快的国家,例如日本、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拥有国际收支盈余,而美国则陷入了赤字。货币分析法能够解释这种情形,部分地是由于它的普适性。正因为如此,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在70年代得以大行其道,而且其政策主张被IMF用来解决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赤字的良方。货币论的政策主张核心为,国际收支赤字时应注重国内信贷的紧缩。中国2000年以后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的表现似乎为货币论提供了又一证据。
三、理论模型及我国的实证
(一)理论模型
本文通过货币分析法的主要理论模型,[5]并运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在货币分 析法中,一个严格的假定就是货币需求是收入和利率的稳定函数,货币供给变动不影响实物产量。因此货币需求公式可以写成:
Md=pf(y,i)
其中,Md是国内名义货币需求,y是实际产出,i是利率水平,p是价格水平。从长期来看,一国的价格水平与利率接近世界水平。这样,货币供给为:
Ms=R+D(1)
其中,R表示国际储备,D为国内信贷。假定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则:
R=Md-D(2)
同时,国际储备的增长率
gR=1RB(t)=MdRgMd-DRgD(3)
上式中,B(t)=dR/dt为当前的国际收支,令r=R/Ms=R/Md表示最初的国际储备率,将gMd=gp+ηygy+ηigi代入上式:
gR=1r(gp+ηygy+ηigi)-1-rrgD(4)
假定价格与利率没有变动,则我们可以将上式简化为:
gR=1rηygy-1-rrgD(5)
从上式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储备也即国际收支与一国经济增长、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正相关,并与国内信贷扩张负相关。
(二)中国的数据
1.数据平稳性、协整及Granger检验
基于以上Johnson的货币分析法模型,本文对中国自1982年以来的数据进行实证。假定CA为经常账户余额与GDP之比,等同于国际储备的增长率;Y为经济增长率,DT为信贷增长率。由于货币需求具有稳定的收入弹性,因此(5)式中经济增长率的系数1r ηy也为一常数。则Johnson模型可以简化为:CA=α1Y+α2DT+ε。
在回归检验之前,我们有必要进行这三个变量之间的Granger检验,以检验在中国经常账户与经济增长、信贷增长之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因果关系。由于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往往是非平稳的,检验结果容易出现“伪回归”,因此对经济变量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如原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再对其做一阶差分进行检验。通过对CA、DT以及Y的单位根检验表明,ADF统计量分别在检验水平值-0.625、-2.41、-0.880时没有被拒绝,表明经常账户余额、信贷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率原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取一阶差分后,三个变量的ADF统计量分别为-4.77、-5.16、-6.09,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因此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对CA、DT和Y三个变量进行Johnson 协整检验,在存在截距和不存在确定性时间趋势的情况下,迹方法和最大特征值方法结果均显示,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Granger 因果性检验显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信贷增长率是经常账户余额的 Granger 原因;同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经济增长率为经常账户余额的Granger原因。
表1Granger检验结果原假设观察值F-统计概率CA 不是 DT的Granger原因25 0.00223 0.99778DT 不是 CA的Granger原因2.984820.07339Y不是 CA的Granger原因2510.41870.00079CA 不是Y的Granger原因0.254970.77742
2.回归检验
以上Granger检验表明,CA为Y和DT两个变量的函数。选取1982-2008年之间的数据进行检验,通过Eviews软件得到以下回归结果。从表2中我们可知,Y与CA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成正相关,DT与Y成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将时间序列限定在2000-2008年之间进行回归得到基本一样的结果。
表2不同时间序列上的回归结果变量(1982―2008)系数标准差t-统计概率Y0.3590920.1162223.0897000.0049DT-0.0553760.036608-1.5126700.1429变量(2000-2008)Y0.8581400.3495472.4550030.0438DT-0.1371610.173160-0.7921070.4543四、经济增长如何导致了货币需求上升:中国的特殊性
从货币主义的视角,只有当货币需求无限扩大超过了货币供给时,才导致了国际收支盈余。因此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顺差为何并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货币需求的增加?我们认为:首先是资产需求;其次是由于“两部门问题”的存在;第三是由于人民币升值。
(一)资产需求与货币需求
随着经济高增长,往往出现过度的货币需求,这是目前大多数关于我国货币需求研究得出的一致结论。[6][7]从居民来看,尽管交易性货币需求由于金融市场发展会下降 ,但由于日常开支,特别是体制性的预防需求增加,导致预防性货币需求大增。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投资性的货币需求大增。这种情况在企业的资产性货币需求中也同样存在。与之同时,尽管企业交易性货币需求不确定,但预防性货币需求以及政府的三项货币需求(职能性货币需求、行政性货币需求、预防性和资产性货币需求)都在增加,所以总体上导致了货币需求的大增。见下表:
表3各类货币需求及变化趋势主体货币需求种类趋势成 因居民交易性货币需求金融市场发展,投资工具的增加预防性货币需求日常开支的预防,体制性的预防增加投机性货币需求∞资产泡沫导致类似“流动性陷阱”的无限的货币需求企业交易性货币需求不确定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家政策,经营环境)预防性货币需求市场风险日益增大,转型过程中信用风险增加资产性货币需求∞资产泡沫导致类似“流动性陷阱”的无限的货币需求政府职能性货币需求履行财政职能,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日深行政性货币需求行政开支不断上升,政府寻租行为预防性和资产性货币需求突发事件的防范,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二)“两部门问题”与货币需求
货币需求尽管是“一个无法求解的谜”,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及社会转型,其不断增长的趋势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增长也是由于“两部门问题”所导致的。1997年后,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两部门问题”:[6]一个是一般竞争性产品部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需 求约束”,呈现持续的通货紧缩态势;另一个是具有垄断性质或产品需求刚性的部门,其货币化“商品”主要在包括住房、医疗、养老、教育、水电燃料以及金融产品等,其问题是“供给约束”,基本呈现持续通货膨胀态势。我们认为,由于两部门的存在,更助长了货币需求的增加:一方面传统商品市场产能过剩,在保持温和通胀的情况下,居民交易性货币需求持续上升;另一方面,由于资产市场价格不断膨胀,会引起类似凯恩斯理论中的“流动性陷阱”这样一种现象,在大家都预期资产价格过高、存在泡沫的情况下,投资者都不敢再去购买,造成货币需求弹性无限大。[8]
(三)人民币升值预期与货币需求
货币分析法一个重要政策主张是:为平衡国际收支实行本币贬值,只有在货币需求提高的情况下,尤其是提高了国内价格水平时才能改善国际收支。如果这种干预同时伴随着信贷膨胀,国际收支不一定能改善,甚至还可能恶化;相反,如果一国存在国际收支盈余,本币升值也不一定能减少国际收支顺差。
假定p为国内价格,P为外国的价格水平,e为汇率水平(直接标价法)。则P=ep,将它代入货币需求公式Md=pf(y,i),再代入国际收支余额的公式R=Md-D即:R=ep*f(y,i)-D。从货币分析法的角度看,当本币升值(e减小),应该会首先引起国内价格p=ep*下降,进而导致一国名义货币需求量Md下降,在国内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减少。但事实情况是,我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大幅升值,但国际收支顺差没有得到扼制反而不断上升。从货币论视角考察,由于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不断上升,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导致国内价格上升。同时,随着人民币升值,人们对人民币升值预期长期化,也使货币需求大增,国外投机性热钱大量流入中国。①而虚拟经济中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等的泡沫加剧了投资者货币需求。
研究表明,我国货币需求收入弹性较高,[9][10]所以有助于吸收一部分因顺差 所导致的货币供给增加;另一方面,中央银行的冲销操作有效地控制了国际收支顺差所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这也是人民币升值条件下国际收支保持顺差的原因。
(四)实证分析
我们利用2006年1月至2009年11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M1、M2、汇率(E,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利率(R,用银行间同业拆借30天加权平均利率)的月度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CPI来自国家统计局,以2006年1月为基期等于100,折算成真实货币需求(M1/P、M2/P)。待检验计量方程如下:
Ln(M1/p)=c+aE+bR
Ln(M2/p)=c+aE+bR
表4回归分析结果LnM1/P系数标准差t-统计 概率C9.33540.174253.56100.0000E- 0.28130.02388-11.78230.0000R-0.01790.0104-1.71630.0931LnM2/PC10.54280.153168.83030.0000E- 0.29590.0209- 14.10250.0000R-0.03770.0092-4.09220.0002
本文人民币汇率是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该数值下降表示人民币升值,如果待检验系数a为负,表示人民币升值与真实货币需求正相关。利用Eviews6.0软件得到实证结果如下表。从实证结果看出,人民币升值与货币需求的扩大是显著正相关的。②
五、主要结论
国际收支理论有弹性分析法、吸收分析法与货币分析法三种主要流派。前面两种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分析,后面一种以货币主义为理论基础。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高增长与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无法用前面两种理论加以解释。然而货币分析法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顺差是名义货币需求超过了名义货币供给(D)导致的。货币分析法较好地解释了我国经济高增长与国际收支并存的现象。
本文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我国经济增长是经常账户顺差的Granger原因,但经常账户顺差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当前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是由于货币需求弹性的增大,以及高速的经济增长超过了货币信贷的扩张水平所致。经济增长通过资产需求、“两部门问题”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等渠道导致货币需求的上升。
国际收支问题本质上是实际货币余额(货币存量)对名义货币供给量的调整过程。在我国,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由于较高货币需求收入弹性以及经济增长,唯一可能的就是扩大国内信贷水平。因此本文的第一个政策含义在于:在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扩大国内信贷可能会导致国际收支顺差总量的下降。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的信贷增长率有所下降,但货币当局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对于信贷增长率一直较为谨慎。因此在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扩大信贷增长率不失为一种降低国际收支顺差额的办法。
人民币升值货币需求增加资本账户顺差进一步扩大
货币分析法
贬值导致出口增加经常账户盈余进一步扩大
弹性分析法
图2 人民币汇率的两种趋势及其结果
另外一个政策含义在于:由于货币需求上升,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有效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反而促进了顺差的进一步扩大。当然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币贬值也未必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为它也会导致出口增加,最终使经常账户顺差进一步扩大(见图2)。因此目前人民币的最好政策是维持汇率水平的稳定。
注 释:
①研究表明,汇率波动与货币需求的关系并不明确。汇率变动可能通过两种途径影响货币需求:一是替代效应;二是财富效应。
②作者不认同宋金奇、雷钦礼(2009)认为汇率变动与我国货币需求正相关的研究结论(即人民币贬值率增加可能会引发升值预期且产生资产组合调整效应,从而增加货币需求)。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因为人民币为直接标价法,与美元的汇价表现为数值下降,而货币需求在明显增加,因此应该是人民币升值引发货币需求增加。
主要参考文献:
[1]Carbaugh, Robert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e)", Thomson Co rporation, 2005.
[2]Mundell, Robert A.,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Macmillan Compa ny, Collier-Macmillan Limited, 1968.
[3]Komiya, Ryutaro,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 Mo n etary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7, No. 1, (Jan. - Fe b., 1969), 35-48.
[4]Aghevli, Bijan, and Mohsin S. Khan, “The Monetary Approach to Bala n ce of Payments Determination: An Empirical Test", in: IMF,The Monetary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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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ohnson, H. G., “The Monetary Approach to Balance-of-Payments The o ry", in: H. G. Johnson, “Further Essays in Monetary Economics", London, 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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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发改委课题组.2003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2004年展望[J].管理世界.2004(1 ).
[7]李 斌.经济发展、结构变化与“货币消失”――兼对“中国之谜”的再解释 [J].经济研究,2004(6).
[8]丁骋骋. 极速货币化下的“两部门陷阱”[N].经济学消息报,2009-12-18.
[9]李治国.货币需求弹性、有效货币供给与货币市场非均衡模型――解析“中国 之谜”与长期流动性过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11).
[10]王文平,范跃进.货币需求、中央银行冲销操作与国际收支顺差[J].山西 财经大学学报,2009(2).
Why fast growth Can Coexist with Surplus of Balance- of-payments in China: A Monetary Approach
Ding Chengcheng 1 Zhang Lijun2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credit expansion is a Gra nger reason of th 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but the current account is not a Granger reason of ec onomic growth and credit expansion The Monetary Approach to Balance-of-payments
explains reasonably the phenomenon of coexisting between high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payments surplus China's international payments surplus
【关键词】 会计账户;自然语言符号;人工语言符号
“会计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
自有文字、数字以来，可观察的会计记录和会计计算均采用语言符号形式。
19世纪末，弗雷格(G·Frege)把语言问题提到了哲学研究的首要地位，甚至把全部哲学问题都归结为逻辑—语言问题，引发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陈波2000)。无独有偶，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人文主义思潮，将符号学引入人文学科并发展成为人文学科流行的方法论，形成了人文学科的符号学转向(张斌峰 黄华新，2004)。人文学科的符号学转向是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发展。
会计记录和会计计算的语言符号形式，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人文学科的符号学转向，这些给当代会计学的启示是，传统会计抑或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加以研究。为此，本文对现代会计系统的构造基础——会计账户作语言学分析，以提供一个基于语言学视角的会计研究新视野。
一、基于语言学视角的会计账户性质
会计账户的基本结构，可以用T形账户简约表征。
T形账户——会计账户基本结构简约表征
需要注意的是，会计账户自其初始构造迄今，所有会计账户均为T形，无一例外。
以T形为基本结构的会计账户，其结构构件是“符号”。对构造会计账户的结构构件——符号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文字符号;数字符号;T形符号。
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言分为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自然语言也称日常语言，是人们进行和表达日常思维的语言。人工语言是人类为特定目的，通过严格定义的方式专门创立的语言(陈慕泽余俊伟2003)。例如，数学语言是一种典型的人工语言。人工语言区别于自然语言的重要特征是前者排除歧义。基于“自然语言”、“人工语言”观点，考察会计账户的构造符号:构成会计账户的文字符号和数字符号，属于自然语言符号;构成会计账户的T形符号，属于人工语言符号。就整体而言，会计账户是一个以人工语言符号T形为架构，内含自然语言符号的一个语言符号串，称其为会计账户语言符号串。
着眼会计账户体系，一个会计账户语言符号串是整个会计账户体系的构成个体，因此，可以认为会计账户个体是会计账户体系的一个语言符号单位。
对照语言学人工语言定义，作为一个语言符号单位的会计账户:文字符号是为簿记特定目的专门构造;数字符号有其严格的定义并为会计界认同和遵守;T形符号其运用约定俗成，排除歧义。因此，会计账户符合人工语言符号特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为语言符号串的会计账户，其符号串整体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整体。简单地说，会计账户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是为基于语言学的会计账户新定义。
二、基于人工语言符号定义的会计账户功能
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反映客观对象。
会计账户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会计账户体系是由会计账户人工语言符号个体构造的一个人工语言符号系统。会计账户、会计账户体系反映客观对象。会计账户、会计账户体系反映的客观对象是“会计对象”。会计账户、会计账户体系与 “会计对象”之间是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由此，即可逻辑推出:会计账户、会计账户体系具有“反映”功能。与当代会计学认为的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会计反映”相契合。
基于会计账户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还可以从语言符号的“语形”角度对会计账户加以研究。从语形角度看，所有会计账户均为T形。会计账户所构造的T形，将会计账户分为左方和右方。在采用印度计数制度和十进制下，会计账户左方、右方的数据在纵向上是分别可以直接相加的一个计算“式”。同时，左方与右方相加后的总量可以相减，可以计算左右两方的“净量”。受计算式的制约，计算式中的量必须统一计量单位，经验地，会计选择了货币计量单位，即使选择其他计量单位，在同一账户(计算式)下，也需是口径相同的计量单位并同时记录货币计量单位。由此，会计账户T形结构构造了一个主要以货币计量的可以连续记录和连续计算的“式”，且连续不受限制。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会计账户的连续记录和连续计算，则形成了永续货币记录和永续货币计算。由此，会计账户具有“永续货币反映”和“永续货币计算”两种基本功能。会计账户的“永续货币反映”和“永续货币计算”功能，与当代会计学的“永续盘存制”相契合。
综上所述，以语言学为基础理论，可以得出会计账户的性质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由会计账户是一个人工语言符号的性质可以逻辑推出会计账户的基本功能是“永续货币反映”和“永续货币计算”。这是本文的直接结论。不仅如此，基于会计账户的基本功能是“永续货币反映”和“永续货币计算”，因会计账户是会计账户的个体，其整体是会计账户体系，因此，可以得出会计账户体系同样具有“永续货币反映”和“永续货币计算”功能;又因会计账户体系是现代会计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是“永续货币反映”和“永续货币计算”。现代会计“永续货币反映”和“永续货币计算”基本职能，是会计反映和会计计算区别于其他反映和其他计算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 陈波.逻辑哲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陈宗明.符号世界(张斌峰 黄华新 序)[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一、为什么要印钞？
现代 西方主流经济学（我把它归为短缺经济学）始终信奉一般均衡理论，认为货币仅仅是交换的媒介，货币的需求量取决于交易货物的多少，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尽管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作了补充，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一般均理论的框架。
一般均衡理论其实就是牛顿力学式的均衡理论，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猜想，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尽管阿罗、德布鲁等人声称他们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但是，通过考察一般均衡存在的几个必要条件，我们会发现，这些条件几乎没有一个是符合事实的。比方说，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假说，就根本违背了现代国际贸易的事实。再比方说，消费者欲望无穷大假说，就严重违背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也是 自然 规律 ）。因此，一般均衡是不存在的。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写道：“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中，纯理论家们已经成功地（也许是顺便地）证明：该理论的含义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但是，他们还未能把这一信息传达给教科书的作者，或传达到教室中去。”（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上册373页）埃及经济学家阿明把一般均衡理论比喻为“现代巫术”。
现代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完全市场化政策建议，其理论基础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由一般均衡理论得出了“市场万能论”。因此，了一般均衡理论，也就等于了“市场万能论”，基础没了，“市场万能”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放弃一般均衡理论，也可以看成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
近展迅猛的系统 科学 理论告诉我们，现实的宏观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平衡系统，这样一个非平衡系统，我们可以称为耗散系统。举例来说，河流是非平衡的，但装在河坝上的水力发电机却是一个稳定系统，它通过不断消耗水的势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转。再简单一些，一壶烧开的水，如果要不断维持沸腾状态，就要不断地加热，不断地消耗能量。这就是非平衡稳定系统，要通过不断消耗能量或物质，来维持系统的稳定。
美国经济学家福斯特和卡靖斯在《利润》（1925年）一书中指出， 企业 按照成本加利润的办法定价，而市场仅仅具有相当于成本的那部分购买力，于是，多出来的相当于利润的那部分，永远实现不了。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认为，“资本家得到他们花费的，工人花费他们得到的。”《过剩经济学》对这些理论进行高度地概括，提出了非常严谨而精巧的模型，提出了货币耗散理论。
打个比方。从高处扔一个小球到地上，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小球和地之间是弹性碰撞，货币会像小球一样，永远持续地弹跳下去，不衰减。而货币耗散理论认为，小球和地的碰撞是非弹性碰撞，货币虽然会弹跳一段时间，但其过程是衰减的。并且认为，工资越低，货币的衰减速度越快。这里说的货币衰减，是指用于交易的货币逐步从流通领域退出，转而担负起价值储藏的职能，用来满足公众的资产需求。
既然货币是衰减的，是耗散的，那么，为了维持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就要持续不断地补充货币，就像水电站的运行要持续地水流，水壶的沸腾要持续地加热，一个道理。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小球模型顺便介绍一下神秘的乘数效应的问题。小球运行的总路程，除以小球的高度，就是乘数。在一般均衡模型里，小球的运行路程是无穷大，乘数也就是无穷大，没有 计算 的意义。在非均衡模型里，小球的运行的总路程是收敛的，是可以计算的。现在教科书仅仅考虑了一个弹性系数（边际消费倾向），没有考虑空气阻力（分配）。如果考虑了弹性系数和空气阻力，就成了两步法。两步法计算乘数，在凯恩斯《通向繁荣的道路》一文中使用过。
我国 目前 的乘数可以用两步法大致可以估算如下。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0.9，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国民产出的20%（见社科院李志宁的 网络 文章），那么乘数就等于1÷（1-20%*90%）=1÷0.82≈1.2。由此可见，乘数很低。乘数低是导致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根本原因，而乘数低的根源在于工资低。
二、印钞的现状
一提到补充货币，可能有的人会立即站出来反驳，说货币供应量多少多少，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但是， 现代 银行的信贷制度，在正常情况下，只能创造流通手段，而不能创造储藏手段，也就是说，现代银行制度，只能满足公众的流通需求，而无法满足公众的资产需求。 研究 表明，在一个非均衡的 经济 系统中，资产需求远远大于流通需求，公众对货币的需求，主要是资产需求，而不是用于实物和劳务交易的流通需求。举例来说，如果一个 企业 需要流通手段，那么，他贷一笔钱，用来购买市场要素，如购买设备、发工资等，等他把产品销售出去了，再还给银行。这就是正常的信贷过程。但是，如果出售设备的企业在出售设备后，不购买这家企业的产品，而是把钱用于储藏（目的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那么，前面那家贷款的企业就无法收回成本，无法归还银行贷款，于是就出现了坏账。坏账的出现，就是一种满足资产需求的非正常途径。
目前 ，用来满足资产需求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
1、 财政赤字。以政府债券向央行借款，用于弥补政府开支，或者搞政绩工程，等等。
2、银行坏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官员物色几个地痞流氓，把钱贷给他，扶持为当地“首富”，从中捞一些回扣，然后由他们上一些“项目”。他们在贷款签字的那一刻起，就根本没有打算还钱。因此，这种事情是一般人干不出来的。
3、国企亏损。国企亏损，应当归于银行坏账，但由于它比较特殊，就单独提出来。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购买生产要素。由于国有企业在用工上相对私营企业要规范一些，因此，它支付的成本就要高于私营企业，于是，在市场竞争中，它就处于劣势，经常亏损。正是国营企业的亏损，为私营企业创造了利润。没有国营企业的亏损，就没有私营企业的盈利。现在有些人看见私营企业赚钱，就要 学习 私营企业，搞私有化，如果真是那样，就谁也赚不到钱了。
以上三种途径，都是代价极高的办法，是非正常的办法。满足公众的资产需求，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拿钱出来，给人家赚，是做冤大头，是像耶稣一样，替人受罪。就拿企业贷款来说，没有任何一家正常的企业，会把钱贷出来，主动地让别人赚走，银行知道了，也不会答应。实际情况是，你赚我的，我赚你的，每个企业都是看戏的，同时也是演戏的。最后是一个零和博弈。话到这里，我们似乎要感谢那些“见义勇为”的地痞流氓了，是他们舍生取义，搞钱出来，让大家赚。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外资的 问题 ，因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动收购美元。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外资换了人民币，绝不是跑来做冤大头的，他们绝不会把钱奉献出来，让大家赚的。因此，外资的进入，对满足资产需求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因此，货币供应的现状，可以概括为：流通手段严重过剩，储藏手段严重短缺。
三、如何印钞？
财政赤字、银行坏账、国企亏损，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但又是迫不得已的。因此，现代货币制度，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这就是：它无法通过正常手段满足资产需求，根本没有这项功能。但是，经济 发展 又迫切地需要这项功能。如果以上述三大非正常途径来实现，会造成极高的成本。于是，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么是一大堆坏账和赤字，要么是经济停滞不前。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满足资产需求的途径。
实行货币配给制，按人发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它可以让 社会 代替政府完成他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由主义的哈耶克认为，政府垄断印钞，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市场不需要货币，但政府大量供应货币（如很多人提到的金圆券），造成通货膨胀，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市场需要货币，政府却要赚钱，不供应货币。于是，加剧了经济危机。很显然，政府不可能长期大量通过赤字、坏账和国企亏损为私营企业创造利润，推动经济的发展。
赤字、坏账和国企亏损，一方面导致货币利用率低，利用率低就要多发货币，于是积累了 金融 风险，同时也导致政府腐败与社会分配严重不公。
实行货币配给制以后，只要央行根据社会过剩的多少，统一把钱印出来，再平均分发给国民，就可以甩掉包袱。现阶段以每人每月50元为尝试，每年也就7800亿。少了可以继续增加。
实行货币配给制，可以给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可能刚开始资本家有疑虑，不理解，但等实行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尝到甜头，他们还会抱怨配额太少。反对货币配额制的资本家，我想不出来。
实行货币配额制，可以让一大批人迅速从极度贫穷中解脱出来，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很有帮助。
实行农货币配额制，也可以看成是国企给其全民股东的红利。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从来不分红，性质就变了。实行货币配额制，可以纠正这一严重问题。
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加剧，生产力有了发展，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商品贸易的需求不断加大，货币的流通量也在增加，流通区域和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齐国是当时中国东部的大国，拥有山泽渔盐之利，商业十分发达，同时又是最早铸行刀币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刀币体系。据《管子・国蓄篇》载：“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有学者从文献资料推测，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即开始行用大型刀币，俗称“齐大刀”。从形制和币文看，前期所铸形体厚大，制作精美，文字俊逸；延至后期则变得渐为粗糙，形体也变得稍小，文字则显得粗狂。大约到了战国中期，齐国势力达到了鼎盛，境内的刀币形式则由繁而简，逐渐被“齐法化”所取代，成为法定国币。
齐大刀向以精美著称，种类包括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六字刀系列铸币，目前已经发现并著录的有“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法化”“齐返邦长法化”“莒邦法化”7种。齐大刀形体宽大厚重，铸工精湛，币文华美，由刀首、刀身、刀柄和刀环四部分组成。正面币文皆有“法化”二字，意为标准货币；旧释“去切”“去化”“大化”等，近有学者释其为“大刀”，可谓意简言赅。背面上部有三道贯通横纹，下有“T”形符号，铭文有一字或两字。从铸造工艺上看，齐大刀只有泥陶范和石范两种方式，旧说另有铜范母翻造子范铸币，此说恐怕靠不住。从铸造时期上看，有学者根据文献资料推定，“节墨之法化”与“安阳之法化”似为春秋末至战国早期齐灭莱国、莒国并入其地后所铸。“齐之法化”的铸期较早，大约在春秋中晚期；“齐法化”“齐返邦长法化”的铸造年代大致为战国中晚期，“齐”为国名或指都城临淄。其中六字刀为纪念币，久负盛名，是中国最早的纪念币，其传世甚少，极为珍贵，是不可多得的古钱币大名誉品。
对于古钱币收藏而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藏而不露不如与人分享，秘而不宣不如共同探讨。下面笔者仅就自藏的齐大刀品种和见闻分述之，以供同好鉴赏。
1.“节墨之法化・安邦”五字刀，简称“节墨刀”，通长180毫米，重50克。节墨也就是即墨，齐国古邑名，故城在今山东平度东南。据《左传・襄公六年》载：（前567年）“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郧。高原、崔杼定其田。”即墨距莱较近，为莱之棠地，因筑城于墨水之滨，故名。姜齐时代，莱为姓子爵古国，春秋末被齐吞并，从此即墨便处于齐国公室的统治之下，唯其何时开始铸行刀币尚不得而知，但应在灭莱归齐之后。从传世实物上看，“节墨刀”形制有大小两种。大型刀的铸造年代较早，制作大都十分精细，且少有减重现象。其币文布局错落有致、密中有疏，字体端庄凝重、古意盈然。正面刀身外廓与刀柄连接处有断缘，刀柄较宽稍短，正背各有两条竖筋。背面有三道贯通横纹和“T”形符号，铭文多为一字，二字者有“辟封”“安邦”“大行”“法昌”4种，较为少见，属珍稀品种。
2.“节墨法化・h”四字刀，形体属小型刀，通长156毫米，重36.6克。正面外廓浅平无断缘，刀柄较短、稍宽，正背各有两条竖筋，刀身弧度较小。其币文粗犷大气，“墨”字颇为硕长，以致字体间距较近，“化”字几乎被挤压至刀柄。这种小型刀的整体制作大多粗糙，精美者甚为少见；且轻重不一，多有减重现象。尤其是背面没有三道贯通横纹和“T”形符号，铭文大都为一个单字，二字者唯有“法昌”一种，较为珍贵。朱活《古钱新谭》认为是姜齐、田齐之间的民间私铸；《中国古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认为是燕人据齐时，困守即墨的齐人所铸。从形制和铸造工艺上看，小型四字“节墨刀”的铸期要比背面带三道贯通横纹的大型刀晚。另据历来报道的窖藏出土资料统计显示，小型刀的存世数量要比大型刀绝少，这点较为符合先秦货币的演变规律。一般而言，早期所铸刀币大多制作精美，形体厚大，重量符合要求；反之则制作粗糙，形体变小，重量减轻。由于小型刀的制作多不精美，品相上得不到审美认可，其存世虽少，仍不如大型刀受青睐。
3.“安阳之法化・日”，简称“安阳刀”，亦称五字刀，通长186毫米左右，重52.5克（图3）。安阳，古邑名，其地望有二。据《史记・六国年表》载，齐宣公四十四年（前412年），“伐鲁、莒及安阳。”故刀币中的安阳入齐地，在今山东曹县东一带。《后汉书・赵彦传》载：“莒有五阳之地。”李贤等注：“谓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并近莒。”莒本赢姓，后改称己姓，商代为姑幕侯国，助周灭商后受封为莒国，春秋初迁都于莒（今山东莒县）。春秋时期的莒国，是仅次于齐、鲁的大国，国势较为强盛，曾多次参与列国之间的会盟和征战，吞并过不少周边小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前549年）“秋……崔杼帅师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或作“计斤”，为古莒国南迁之前都城，在今山东胶州西南。《史记・楚世家》载：“简王元年（前431年），北伐灭莒。”再后楚退回，莒全境被齐兼并，安阳刀有可能是近莒地之安阳所铸。其币文细劲流畅，稍显妩媚秀丽。形制基本上与大型“即墨刀”相同，正面刀身外廓与刀柄连接处有断缘，刀柄稍窄，正背各有两条竖筋。背面有三道贯通横纹和“T”形符号，唯铭文只有单字者。
4.“齐之法化・法昌”四字刀，通长186毫米，重50克。其币文结构疏朗，朴拙雅致；铸工精湛，形体大气。正面刀身外廓高挺深峻，高于刀柄部，连接处有断缘，刀柄正背各有两条竖筋。背面上部有三道横纹，下为“T”形符号，底部铭文多为一字，二字者唯有“法昌”一种，甚为少见，较为珍贵。关于背面的三道贯通横纹，朱活《古钱新典》中说：“背纹上有三横，或释‘三’、或释‘乾’。上有‘T’形，多释‘十’。上中两文释为‘三十’，又释‘世’，三十为一世。”亦有人认为三横纹应与下面的符号配合起来，读作“三十”，为纪值。有不少学者提出，“齐之法化”四字刀应为齐国早期铸币，时间大约在春秋时期。据史籍载，齐桓公任管仲为相，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设“轻重九府”，通渔盐之利，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由此国力大振，称霸于诸侯。《管子・揆要篇》：“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中币，制上下之用。”讲的就是调控货币流通的重要性，故“齐之法化”四字刀有可能是姜齐铸于斯时。
5.“齐法化・吉”三字刀，通长182毫米，重50克。在齐大刀系列货币中，三字刀是存世数量最多的品种，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三字刀同时又是先秦货币在山东境内使用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流通区域最广的一种刀币，可以说是齐境内的法定国币。据实物分析，其铸造工艺可分为两种，即泥陶范铸币和石范铸币。泥陶范所铸由于数量较多，制作稍显粗糙，币文多粗犷大气，这从山东齐故地多次出土的泥陶范上可以得到印证；石范铸币则需勒刻币模，所铸较为精细，币文多瘦劲秀美。三字刀正面刀身外廓高挺，与刀柄连接处无断缘，刀柄正背各有两条竖筋。背面有三道贯通横纹和“”形符号，其铭文达30余种，所见均为单字，有纪地、纪物、吉语等。据史载：战国中期田氏并齐后，尤其是到了威、宣时期（前356～前302年），招贤纳士，励精图治，经几番整治，使齐国力达到鼎盛，齐威王和宣王被列为天下诸侯之首。有学者据此认为，三字刀是田齐建国后法定的国币，且少有减重现象，是最稳定的货币。后随着齐国的不断强大，逐渐将境内的这种币制形式归于统一。
6.“齐返邦立长法化・卜”六字刀，通长182毫米，重46.6克。正面刀身外廓与刀柄连接处无断缘，刀柄正背各有两条竖筋。背面有三道贯通横纹和“”，形符号，所见实物中铭文只有一字，二字者未见。其存世数量极少，弥足珍贵。据相关资料不完全统计，此种刀币大约占各类齐大刀出土总量的0.323%左右（关汉亨《中华珍泉追踪录》）。对于六字刀正面币文的考释关键在第二个字上，目前主要有释“建”“造”“返”三说，但至今仍无定论。近又有学者释其为“迎”，即“近”字，可读如“拓邦”，即开拓封疆之义（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刀币》）。六字刀释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铸期的认定上，如释“建邦”“造邦”，铸期当为妫姓田齐取代姜齐时所铸造的开国纪念币。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前379年，田氏代齐有国，姜氏之祀遂绝，田齐乃铸“建邦”或“造邦”刀以纪盛典。如释“返邦”，则系襄王由莒返齐都临淄主持朝政，含有返邦后重建国家之意义，遂铸“返邦”刀以示纪念。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合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军伐齐，在攻入齐都临淄后，尽取财宝器物运燕；乐毅伐齐五年，连下70余城，唯独莒、即墨未攻下。前279年，齐国大将田单用反间计，在即墨用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失地，迎接齐襄王返回都城临淄主政。两者虽在时间上相差百余年，但无论何种考释，六字刀作为中国最早的纪念币的性质毋庸置疑。
7.“莒邦法化・十”四字刀，简称“莒邦刀”。1930年山东平陵故城西南出土一枚莒邦刀头残件，始让世人知晓齐大刀中还有此类品种。其刀头残件先为方药雨收藏，后归天津历史博物馆藏。是品“莒邦法化”，1978年出土，初为山东青州穆世友首获，后归孙永行收藏。其整体通长180毫米，重64克。刀体上有红绿锈，刀柄正背各有两条竖筋。背面有两道贯通横纹且间距较大，上部似有一条隐约不清的横纹，中部亦有“T”形符号。从拓片上看，铭文似为“十”字（孙仲汇、胡薇《古钱币图解》）。
“莒邦刀”因存世极为罕见，实物难觏；旧释首字为“簟”，即谭。姒姓子爵古国，在今山东济南东南龙山镇附近。《左传・庄公十年》载：（前684年）“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同盟故也。”有学者认为此刀是齐桓公灭谭后所铸，或系民间私铸。又因其与“莒冶刀”首字相似，今释“莒”，如此说成立，应为莒地入齐后所铸，但铸期尚待探讨。据《齐币图释》载述：燕将乐毅伐齐，占据齐地除即墨、莒之外的70余城；齐襄王在莒五年，田单在即墨打败燕军，迎襄王返回齐都临淄主持朝政。齐国君臣曾亡命在莒，视莒为立国之地，铸“莒邦刀”亦在情理之中。再者，其形制与即墨四字刀颇为近似，虽有断缘但外廓较浅平，刀柄较短、刀身较宽，字体亦大，故《齐币图释》之说殆为有所依据。
目前，齐大刀的升值可用暴涨来形容，十几年前一把三字刀不过数百元，四五字刀仅数千元，六字刀万余元，而现今拍卖会上品相上乘的三字刀价格动辄高达数万元，四五字刀乃至十几万元，六字刀竟然突破百万元大关。当然，这不排除人为炒作的因素，但齐大刀的历史价值是得到泉界公认的，拍卖成交价的高昂应是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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