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由情境认知理论的启示，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对如何实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教学，进行了探讨。
1 情境认知理论
情境认知理论是继行为主义“刺激—反应”学习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学习理论后，与建构主义大约同时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它强调学习的设计要以学生为主体，内容与活动的安排要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相联通，最好在真实的情景中，通过类似真实的实践方式来组织教学，同时把知识和获得与学生的发展、身份建构等统合在一起。以莱夫等人为代表的情境认知的社会学视野，强调了“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共同体”等要素。“它意味着对一个活动系统的参与，其中参与者共享着理解，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对共同体的意味是什么”。
情境观认为，实践不是独立于学习的，而意义也不是与实践和情境脉络相分离的，意义正是在实践和情境脉络中加以协商的。知识不是一件事情或一组表征，也不是事实和规则的集合，知识是一种动态的建构与组织。知识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一种交互状态，是一种人类协调一系列行为，去适应动态变化发展的环境的能力。总之，情境认知理论的观点影响着教学系统设计与学习环境开发等多方面的教学理念，也为心理健康课程的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2 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境认知教学的基础
2.1 认知元是一个在联想过程或符号操作中起作用的心理反应的单位。
它具有完整性、一致性、稳定性，可以把复杂的输入综合处理，以决定是否需要引起反应。它可以保证知觉及时辨认。认知元一经形成后，就成为物体、空间关系、面孔或其他知觉单位的相对固定的神经符号，成为我们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我国的认知心理学者在吸收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基于遗传的认知元的形成是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2.2 心理健康课程的两个属性。
第一，心理健康教育的工具性。情境认知理论认为知识是一整套工具。工具和知识共享着若干重要特征：它们都只能通过运用才能完全被把握和理解；它们的运用既必须改变使用者对世界的看法，又必须适用它们所赖以存在的文化信念体系。因此，知识既是情境性的，又是通过活动和运用不断发展，不断充实和丰富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积极地使用工具，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获取工具。而且人们在使用工具的同时，不断构建对于世界和工具自身丰富内涵的理解。因此，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工具的意义也不是不是抽象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否则，生硬的“知识”或“道理”无法在学生真实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得以延伸和应用。与生活中使用的其它工具一样，心理健康教育这一工具同样反映了使用工具的文化的累积性、智慧以及个人的洞察力和活动体验。
第二，心理健康教育的文化适应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文化适应性应该是受到十分关注的。文化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和结晶，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立的各种文明的总和。教育是文化传递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包括了思想、知识、道德、风俗及每一代人的认知图式等。这种传递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而是社会文化的积淀，是对社会文化世代连续性过程的同化与顺应而引起的文化潜移。也就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通过教育使下一代将本民族或国家的价值观念、历史沿革、宗教、习俗等文化形态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之中，从而构成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其次，教育在文化传递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把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形态加以更新。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思维方式，各民族或国家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使其教育思想呈现了丰富的表现形式。还有，文化影响教育，关键是文化价值的定向作用。一切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持文化价值，按文化价值培养下一代，使该文化世代运行下去，他的产生、发展及表现形式就必然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2.3 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状况。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传统做法是把知识与运用相分离，孤立地教授心理学的理论和原理，辅之以案例作为论据。结果是：学生在课堂上（普通场景）听得津津有味，但在实际中，不能把知识整合运用来对自己或他人进行适当的心理调节和调整，因此也更谈不上发挥该课程的任何实践指导作用了。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在普通场景（即常规课堂）的学习中，不能表达和相互交流学习体会，所学的心理健康知识脱离了学生自我情绪体验的具体情境。相反，在设置的专题情境教学中（如团体辅导、观看电影、任务驱动、仿真模拟等），学生却能成功把所学的相关心理学知识和自身很好的联系起来。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境认知与情境学习观
3.1 鉴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关系到他们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情境，他们在知识的获得与运用中利用生活经验对于心理健康教育情境认知与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有效地创建心理健康教育学习的环境和场景对心理健康教育学习有很大的意义。
3.2 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的目的是运用，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就必须保证学生获得以下学习机会：既跟真实的社会境域相整合，又能十分贴切地满足社会实践的需求。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提供给学生具有真实目的任务很重要。
3.3 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和认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情境认知与学习中学生必须获得对各种“理论知识”进行反思的机会，因为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形成生活实践活动中的问题发现与问题解决，从而加深对所学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整固。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和学习中，树立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反思、指导实践的能力是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的重中之重。究其实，也是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目的所在。
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与情境认知的基本特征
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境学习与情境认知的教学模式的提出，源于对心理健康教育学习情境的观察。当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融入了让学生运用所学心理健康知识在他们的社会生活情境中的理念时，这门课的意义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参与基于社会情境的一般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实践是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结构形成的源泉。事实表明，在情境中获得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比通过死记硬背或“满灌式”所获得的知识更灵活、更有用。为此，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大堆陈述性的知识，而是要这些知识置于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真正的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实践，把所学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情境活动相联系。
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与情境认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4.1 基于情境的行动。
情境认知理论学者认为，人们不是根据内心关于世界的符号表征行动的，而是通过与环境直接接触与互动来决定自身的行动的。在这种基于情境的行动中，在人的行动模式和处理事件发生的情感中，内隐的知识将在人与情境的互动中发挥作用。情境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者经常对情境进行反思。这表明，虽然随着实践者经验的日益丰富，其内隐知识的复杂性与有用性都会随之增加，但是当实践者必须处理不同情境中的问题时，他必须通过行动中的反思建构设计与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以便使情境行动得以继续。不同领域的实践都存在着情境行动与行动中的反思相互交替的现象。
4.2 参与的形式。
“参与”意味着学生在教师创设的真实情境中，通过观察，体验、交流、讨论等方式进行学习。情境学习中有关参与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学生的社会参与的形式，学习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不是一种教学方法，而是用新的方式观察和理解心理健康教育学习的透镜。
4.3 社团实践与仿真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将社会互作用视作心理健康教育情境学习的重要组成成分。为此，一个概念必须强化，这就是“社团实践”。该概念既强调学习是通过参与有目的模仿活动而构建的，同时，它也同样强调实践与社团的重要性。其含义是：在情境认知中，知识被视作实践能力；意义可理解为一种社会单元的构建，该单元共享着某一共同情境中的支柱；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学习作为一种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增强对社团体验的情境的参与。
由此，针对具体的教学过程，提出以下四个建议：
一是，在教学中提供的真实与仿真的境域和任务要能够反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在真实生活中的应用方式。
二是，提供给学生对真实生活过程进行观察、体验的机会。
三是，组建的课外学习社团和实践社团，能足以支撑课堂知识学习的社会协作性建构，使内隐知识转变为外显知识。
四是，改变目前的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提供针对学习的过程性的评价体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等学校对学生实施思想教育的一个载体。对学生的文化适应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从出身直至生命的终结都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观察和实践接受着他所处社团的信念、行为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影响，健康心理的获得是文化适应的结果。与此不相一致的情况是，目前的教学往往并不提供，或无法提供学生进行文化实践的机会，即便有机会也是非常少。这其中包括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包括教学体制，学校条件，教师的教学理念等等。反思目前的心理健康课程，情境教学与情境认知应纳入教学规划和课程设计之中，通过教学使学生形成与我们文化价值相适应的心理，这才是心理健康教育这门课程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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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环境；共进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18-04
1 20世纪以来人类体育发展面临的课题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健康一直都是人类社会价值利益的最高体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探索和实现健康的可持续性。人类在漫长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维持生命，增进健康的理论与方法。它既包括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环境的理论与方法（自然科学）、同时还包括人类认识、发展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人体科学、社会科学）。前者主要是通过获取自然资源的经济生产方式来为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医疗、卫生、体育、保健、教育、娱乐、养生等方式来适应环境,实现维护和增进健康的可持续性。这些理论与方法对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
然而,伴随产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发展的理念完全忽视了与自然环境“共生”的理念。相反，把自然环境当作改造、征服、统治的对象，肆意的掠夺和破坏，打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特别是进入 20世纪以后，人类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不断加大，人类依赖大量的榨取自然资源、大量的生产和消费、大量的排放污染废弃物支撑人类生活与健康的现代化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这样的物质文明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急剧污染和破坏，全球气温上升、生物种类的大幅度减少。甚至是给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这表明仅把人类的利益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不考虑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最终受害的不仅是自然界而且包括人类自己。
另一方面，体育作为维护和推进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它的理论与方法是来源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理念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伴随18世纪以后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现代奥林匹克为核心的众多新型体育项目以及理论和方法如雨后春笋不断产生，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但是，在现代体育功能的背后，值得我们注意是：（1）依存于产业革命以后的人类发展理念而创新的体育理论、方法，基本上是以认识和挖掘人类自身能力为前提，依靠人类自身的努力（体育的理论、方法、手段）来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体育与外部环境共生的理念，探索维护和创造人类经济、健康与环境和谐发展关系的体育理论和方法则不多见，因而，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恶化并威胁着生物界的可持续性时，体育显得无力。（2）近代以来的新兴体育活动（包括为开展这些活动而进行的所有开发、资源利用等规模化生产和消费活动）与人类其他的活动一样都表现出了环境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即它给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负面效果。（3）在全球性环境恶化、“地球数十万种生物减少和灭绝”［1］的今天，体育的功能和效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此体育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怎样回答，这是体育面临的一个划时代的课题。也是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2 20世纪以来人类关于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研究现状
进入20世纪,环境与健康的研究始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所造成的公害始于发达国家。例如，“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河湾多诺拉事件，1953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2］。“1953年日本九州南部水俣事件，1931-1972年富山事件（骨痛病）和1968年九州的米糠油事件等，造成数百人死亡，上千人残疾”［3］。因此，自50年代起，研究和治理由于工业生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造成大气、水、土壤、森林、食物污染而导致损害健康的问题，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主题。我国的环境健康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在1980年以前并不严重，尽管“”时期的一些粗放型工业开发与生产给人居环境和人们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相比公共卫生给人们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小的多。环境与健康还没有纳入政府的工作日程。因此，这个时期有关环境健康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
1980年以后，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粗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加快，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也日益加重，西方发达国家40-50年代出现的较为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在我国开始大规模出现。从而促使环境健康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及学术界关注的问题。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1989年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与人们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这表明我国政府对于环境与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我国有关环境健康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张晶（1984）浅谈环境与健康的辩证关系［4］；罗典荣（1989）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5］；耿精忠（1993）环境健康回顾与展望［6］；郑振佺(1994)环境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7］；王华东（1991）环境质量评价［8］；姚志麒（1993）环境卫生学［9］；王簃兰(1995)环境与健康［10］；张慧珍（1996）发电车作业环境及工作人员某些健康效应调查［11］；米玉华（1997）水环境与健康［12］；朱惠刚（1999）环境与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13］；林绍颜(2001)环境与健康的评估问题和空间分析［14］；向全永(2004) 环境中氟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危险度评价［15］；陈威（2006）我国环境健康安全体系的现状及今后的对策［16］；孟伟（2007）国内外环境与健康的管理与研究［17］；薛文森(2008)环境弱势群体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18］；王晓辉（2009）环境污染健康损害填补法律制度研究［19］；黄静（2010）别让环境污染再预支健康［20］。从这些研究的总体内容来看，我国环境健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表现出了不断提高的趋势。在研究中不断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的经验及其理论方法、拓宽了环境健康研究的思路，也促进了环境健康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研究中，以外部环境作为研究影响与增进人类健康的重要手段——体育功效的文献鲜见。
从现代体育的活动特点研究现代体育给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从外部环境的视角研究它对体育功能影响，是从90年代开始的。即1980年联合国向全世界提出“确保地球的持续发展” ［21］的呼吁，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之后，探索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体育健康的研究从其他领域开始向体育渗透，并很快引起了国际奥运会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如“德国Regerl Sburg大学Heinz Lutter教授（1990年）提出体育运动让人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的同时也给大自然带来很多消极影响，指出环境问题是二十一世纪体育面临的大问题”［22］。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南非等国的学者也对环境与体育健康问题展开了研究。1994年国际奥委会签署了一项体育与环境方面的合作协定，指出“体育与环境密不可分” ［23］。 2003年国际环境规划署和全球运动协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全球体育和环境论坛:2003”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制定了《体育与环境21世纪议程》［24］。另外，悉尼、雅典、北京奥运会都分别对“环保”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规模的投入，对“绿色”体育加速在全球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关于环境体育健康的研究90年代中期逐步得到推广，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自然生态环境对体育的影响研究；（2）体育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研究；（3）“绿色体育”、“生态体育”、“绿色奥运”基本特征和功能的研究；（4）推进生态体育和绿色体育的实证研究及其发展战略的研究。
上述这些研究表明，国内外不仅在高度重视环境与体育的研究，而且还采取了积极行动来推进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有关环境与体育健康的概念解释，特别是涉及到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讨论，如引发外部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阻碍健康和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营机制理论体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导致人类健康的伤害和社会福祉费用增大与体育功能受限的研究，有关评价和分析这种损失和代价及其代偿机制的研究，采取怎样的社会经营、评价、管理模式能够更有效地推进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健康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发展的研究，并将其上升到完善体育科学的发展， 促进民生和21世纪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研究环境与体育健康问题的文献尚不多见。
3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与基本思路
3.1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明确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概念。笔者以为，所谓环境体育健康学就是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社会组织、制度和体制、政策及其社会经济）、人文环境（人们对待生存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人类推进健康的体育产业化、商品化理念与行为方式）与人类体育健康相互关系及其规律，以推进自然与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健康和谐发展的科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以为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具有以下3方面的意义：
（1）通过重新反思现代以来体育在推进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的基本理念，强化和确定人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健康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的发展观在体育学科构造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21世纪中国“绿色·人文·科技奥运”和“全民健身”战略导向和策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2）从体育的外部环境来系统地研究健康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特别是研究引发外部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阻碍健康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营机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体育外部不经济现象的代价与代偿机制的构建问题，这在国内外体育学科领域尚不多见。这一研究将会丰富与完善体育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
(3) 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想为指导,探索和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理论体系,可为21世纪体育科学朝着有利于推进人类体育健康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方向迈进做出重要的贡献。
3.2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基本思路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总体思路是：维护和推进人类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未来的一切活动（包括体育活动）的宗旨都必须以维护生命永存（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命的共存）为首要使命，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来促进环境与人类体育健康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即环境与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简称为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笔者以为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体育在不损害人类生存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不仅要满足当代人与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体育一体化和谐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保护和满足未来人增强健康、发展体育的需求。遵循这样一个总体发展思路，我们把提倡和推行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尺度共存，追求多样利益主体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寻求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人类体育健康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最佳良策，作为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基本思路。
4 探索和研究环境体育健康学基本步骤与研究内容
4.1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研究步骤
1. 研究环境体育健康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2. 开发和研制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评价体系与环境体育健康的效应分析体系(体育费用效益分析的理论与实证研究)；3. 开展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手段与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理论与实证（我国环境体育健康的经营模式的研究）研究；4. 探索和研究我国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其运作模式。
4.2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主要内容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科涉及的领域与内容甚多，但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揭示当代环境问题的出现入手，阐述环境与人类体育健康的关系以及环境体育健康的概念及构建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与必要性。明确环境健康与环境体育健康的共异点，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学研究对象与性质，阐明环境体育健康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学科属性）,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宗旨、任务及其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第二，首先从环境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影响人类健康发展的环境因素（自然、社会、文化、体育），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变化与当代社会生活的环境变化给人类的体育与健康带来的影响。它包括大气、水土、森林、草原的环境变化对健康的研究；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健康的影响；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对健康的影响；跨越国界的世界经济对健康的影响；人口老年化趋势对健康的影响；休闲新时代兴起给健康带来的影响；生物世纪时代的到来对健康的影响。其次，再从现代体育环境的变迁研究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它包括现代体育资源的开发给健康带来的影响；现代体育的市场机制给健康带来的影响；大规模体育商品生产与消费给健康带来的影响。总之，通过人类健康环境的两个方面(体育外部环境与体育内部环境)来把握人类健康面临的课题与挑战。
第三，应用环境经济解析社会资本积累制度与环境和人类体育健康的关系。尤其是要通过环境经济的外部性理论阐述外部不经济现象对于环境和人类体育健康的影响；运用效应理论阐明体育健康的效应产生过程及其边界效应的特征，从而更加客观认识和把握产业革命以来的环境问题出现根源。客观的理解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顺应现代化的一系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体育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体育的发展给人类的健康及健康环境带来的影响（积极与消极），由此，通过帕累托效应理论,揭示和阐述生态体育、绿色体育、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体育生态环境中的弱势群体——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及政策的完善以及21世纪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第四，当代的人生存与发展与产业革命以前相比较，最为显著的差异之一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质量下降了。环境质量的恶化给体育健康的影响评价带来了新的课题。即采用传统的方法认识与评价体育锻炼的效果是不是客观，环境质量的好与坏究竟给体育功能及其发展身心带来怎样的效果。这是人们越发关注的问题。围绕这样的问题，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讨论和阐述环境质量概念、环境质量变化的特点、环境质量变化评价的定义与意义、作用、环境质量评价的类型、内容、方法与程序；环境质量评价的标准与健康；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概念与目的、意义、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项目类型、程序与方法、特点与要求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发展方向。从而明确环境质量与体育健康的关系及其规律。
第五，不同的环境质量带来不同的体育健康效应，这种效应的背后都包含有一定的费用或代价。如何认识和评价（定性与定量分析与评价）不同环境质量下带来不同体育健康效果的费用或代价是进一步把握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关系，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最大限度地控制环境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康复代价，最大限度的减少体育健康的费用，提高环境与体育资源效应的关键。为此，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系统地阐述费用效益分析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体育实践的应用。它应当包括：费用效益分析的概念、特点、原则、方法；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计算和参数选择；开发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引起的健康损失计算和参数选择；公共体育资源闲置的代价与代偿机制等。尤其是环境污染与公共体育资源的闲置的代价评价及其代偿机制的构建则是解决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
第六，避免或减少环境问题带来的体育健康负效应的关键是要解决环境的经营与管理问题。科学地开发、经营与管理环境，促进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则是21世纪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为此，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系统的阐述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概念、意义、原则、类型及其不同经营管理手段的特点、作用、方法与实施条件。它包括：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政策手段；经济管理手段；法律手段；科技手段；教育手段。以此推进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
第七，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的实质是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把环境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又简称为环境体育健康的共进化。环境体育健康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的基本理论。即阐述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的概念、目标、理论基础（公平〈代际公平〉、公正、民主、效率）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生态化”社会人文意识与价值主张对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生态化”体育资源与设施对体育健康的影响；“绿色”体育盛事对健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标体系，阐述实现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
第八，环境问题是一个跨越国境的世界问题。无论任何一个地域的污染或破坏都可能给整个世界的地球环境以及人类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化的环境危机，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健康创造美好的明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对无疆界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与研究，揭示国际化的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与规律。阐述国际社会对环境与体育健康的要求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合作的内容、原则、措施、途径。当今环境体育健康面临的国际化课题主要包括：（1）环境体育健康中的社会利益（结构、矛盾、协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体育健康评价与管理机制以及代偿机制的问题（3）环境体育健康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世代公平的指标体系框架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探索和研究21世纪人类体育的发展道路时，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与学者、专家都把目光投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不言而喻，继续沿用20世纪的体育理论、方法、手段，（即更多侧重人类自我能力的表达和机能潜力挖掘的体育理论与方法，而很少考虑人类的各种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危害，以及被污染与破坏的外部环境给予人类体育功能的制约影响）来解决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种种课题是困难。因此，笔者以为，从人类的外部环境探索和研究它对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环境、人类体育健康带来的影响，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理论与实践操作方法，尤其是构建基于环境·健康·体育的三维立体化和谐发展的“共进化”经营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模式，这对完善和充实人类对于体育科学的认识，寻求21世纪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中国，走环境与经济、文化、社会、体育和谐发展道路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这也是本文提出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科的目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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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以文化人研究》分为六章。第一章通过阐释“文化”一词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辩证分析了以文化人过程中“文化”发挥的作用以及具体的育人方法，阐述了这一理念在思政教育中的价值体现和基本原则。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以文化人思想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同时探讨了思政教育在以文化人过程中的实现方式。第三章基于以文化人视角深人阐述了思政教育的运作模式，包括主要对象、文化载体、文化方法等方面，明确了文化理论和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第四章从过程性管理人手，分别从目标管理、要素协同、变量控制、质量控制等维度系统论述了以文化人管理机制的保障条件。第五章主要探讨了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背景下以文化人思想的表现形式、目标指向、着力点和科学管理模式。第六章落脚于实践层面，结合肺炎疫情的应对策略分析了文化力量在加强群众思想工作中的重要体现，并结合当前文艺工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等主题，探讨了以文化人思想的时代价值和创新路径。本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种有效方法，有助于通过专业理论知识和系统教育方案培育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增强学生心理素质。
当前，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各种社交平台、娱乐软件、网络游戏等不断侵蚀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思想空间。在社会环境各种不良意识形态冲击下，青少年群体由于尚未具备成熟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在面对学习、亲密关系、人际交往等问题时不知如何应对。如果缺少科学指导和有效疏解，经过长期积累容易演化为个人心理问题。为此，需要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思政教育，深人了解学生心理特点和现实困境，提供专业化心理指导和个性化心理疏导服务，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思想问题，引导其树立健康的道德人格、心理素质，实现全面健康发展。学校要推动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构建课堂教学协同机制。在教学内容上，思政教育应有意识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内容，如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且给出专业化指导建议和解决措施；系统讲解学生群体个性特点、心理特征及心理问题发生机制，引导其正确看待心理问题。同时，可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科学安排思政理论内容或实践案例，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融入其中。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转变传统的理论灌输模式，充分发挥学生课堂主体作用，借助情境教学法、团体心理辅导法、案例分析法等方式组织学生主动学习心理知识，将抽象化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生动具体的现实行为，切实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第二，创新网络教育发展机制。学校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网络平台优势，搭建融合思政与心理健康元素的网络教育平台，并借助媒体挖掘优质德育资源，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例如，可采用图片、视频、动画等多种形式创建心理测验、心理学百科、道德榜样、一对一心理咨询等版块，增加网站平台的丰富性、专业性和服务性。另外，学校应严格监督网络平台的使用情况，防止不良思想或信息的扩散与传播。要大力宣传文明用网、自觉抵制网络低俗信息、不参与网络暴力行为等，引导青年学生建立良好的责任意识和价值观念，有效发挥网络平台的教育作用。
[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当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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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Xiaokang
（Ankang University，Ankang 725000，China）
摘要: 本文从六个方面对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机构、心理学知识的普及、队伍建设、自我调节、预防和校园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对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进行了对策分析。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six aspects, and analyzes the methods to enhanc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institutions, the popularization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team building, self-regulation, prevention and campus culture.
关键词：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 问题 对策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mental health education；problems；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9-0181-02
0引言
近几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越来越得到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目前,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非常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成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加大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等方面的投入，逐步建立、稳定了一支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队伍，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索总结出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运行模式，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由于我国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较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如若不能正确地认识并及时有效地予以解决，会直接影响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从而影响高校总体教育目标的达成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1现阶段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问题分析
1.1 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某些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够重视，忽略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把心理健康教育等同于其他的思想教育活动，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着形式化趋向。这就导致这些学校虽然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建立了学生心理档案，但由于忽视教育者自身思想观念的转变，最终使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1.2 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认识不足有些学校把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放在少数学生心理问题的咨询和治疗上，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路越走越窄，大多数学生心理发展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心理健康水平无法得到提高。主要表现为：片面强调心理咨询和治疗，缺乏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和措施；对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着认知的偏差，重障碍性咨询，轻发展性咨询；重出现问题后的补救，轻预防教育工作；还有极少数高校没有开设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也只是局限于举办一些讲座或几次现场咨询活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简单化，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缺乏全面的了解，忽视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普遍防治和引导。
1.3 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师资队伍建设的力度不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工作，它对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品德、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有些高校虽然配备了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队伍，但与面临的需求和任务相比，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整体上还存在着数量不足、业务水平不高、队伍不稳定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不能满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需要。而有些高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人员主要是由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心理学教师和高校医务人员等组成，水平参差不齐。这种状况制约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
1.4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际需要，主要表现为：宏观研究少，微观研究多；前瞻性研究少，事后性议论多；深入剖析少，浅层分析多；理论性研究少，经验性研究多；发展性研究少，障碍性研究多。这些也都必然影响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深层次发展。
1.5 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全员育人意识还不到位有些高校虽然配备了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但缺乏专业资质；一些高校建立了校、院（系）、学生班级三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和预警机制，但对专兼职教师和学生骨干缺乏专业方面的培训，有些心理辅导员作为职业心理咨询师意识淡薄，缺乏育人育心的职业道德等。同时，有些高校尚未做到在全校教职员工中普及心理健康和心理危机预防的知识，没有形成心理健康教育的全员育人意识，这些都影响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质量和对心理危机事件的有效防控，与高等学校发展的要求和大学生的需要不相吻合，脱离了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实际。
1.6 对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整合不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重视，要整合课内与课外、教学与活动、家庭、社会各方面资源，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课时数及教材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有些学校把心理健康教育理解为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向学生传授心理健康知识，要求学生机械记忆，甚至还考试。其后果不但没有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反使学生承受更多的身心负担。另一方面，提高学生家长对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预防的认识。一些家长由于缺乏心理健康知识，漠视对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当一些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时，家长不能正确对待，故意隐瞒病史，甚至干预治疗，影响了对学生的及时治疗。
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分析
2.1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关键在于领导重视。只有学校领导真正在思想认识上重视了，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了，这项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高校要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导体制建设，应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统筹领导。要健全学校、院（系）、学生班级三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明确各级机构的职责分工，进一步完善协调机制；成立专门的心理咨询结构；制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整体规划，明确工作目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条件建设，不断加大经费、场地等方面的投入，以确保工作的有效开展。
2.2 普及心理学知识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心理学知识的掌握。通过普及心理学知识，纠正传统文化中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偏差，让大学生树立现代健康观，以平常心态看待心理咨询和参与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学会心理保健的方法，自觉调节控制情绪，这是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优化的重要措施。当前，高校要把系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科学地安排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加强对大学生心理知识的传授，要把课堂和课外结合起来，通过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让更多学生从中受益。同时，应结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针对不同时期学生的心理问题的类型，分阶段、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实施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会。如新生入校时的心理适应与角色转变教育、在校期间的心理发展教育、实习期的创业心理教育、毕业前的人生职业规划和择业心理调适等方面教育。并可运用广播、电视、校园网络、校刊、校报、橱窗、板报等多种手段宣传心理健康知识，也可以编辑一些专用的小册子，扩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提高大学生心理保健的意识，强化大学生的参与意识，引导他们学会心理调节，学会自我完善，逐步培养健康心理。
2.3 努力提高高校辅导员心理咨询水平高校辅导员是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大学生朝夕相处，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线，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影响很大，在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应充分依靠辅导员队伍，充分发挥辅导员的作用。主要通过健全辅导员培训体系，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使辅导员能够基本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理论与从事心理咨询实践的能力，提高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2.4 以发展性咨询为主，提高心理咨询专业化水平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以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为出发点，大力发展面向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健康意识教育，着力帮助大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优化个性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试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发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机构的作用，完善规章制度，不断提高心理咨询的专业化水平。要以发展性咨询为主，并采用个别咨询、团体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心理行为训练等多种形式，帮助大学生解决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心理问题。
2.5 加强心理危机事件的预防和干预 要着力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危机预防，建立健全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建立学校、院（系）、学生班级三级纵向预警体系；建立、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普查和心理危机排查制度，通过普查与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学生中存在的心理危机情况，对有较严重心理障碍的学生建立预警对象库，给予重点关注，根据危机状况及时加以疏导和干预。
2.6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氛围优良的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它对于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他们学习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都起着一种导向的作用。其中，校风学风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心理素质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通过以育人为宗旨，以校风、学风为核心，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诸如举办学术讲座、开展大学生辩论赛、树先进典型、办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大学生通过参加活动既增长了知识又提高了能力还可以缓解心理压力，有利于培养大学生乐观积极的生活情趣和健康愉快的心态。总之，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搞好宣传、教育和引导，使大学生在轻松、愉快、和谐的校园环境中健康成长。
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同时也是一项艰苦而长期的任务。要切实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的整合，加强全社会关心、关注和关爱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的营造，拓宽新时代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途径，创设一种良性互动的环境，积极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健全其人格，使他们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素质人才，迎接国际国内变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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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7.0%，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龄化社会，预计2025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14.0%，进入老龄社会，2040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23.3%，进入超老龄社会[1-2]。反观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日本，1920～1955年该指标徘徊在5.0%以下，1970年达到7.1%，1995年达到14.5%，2010年达到23.0%[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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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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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毒品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相对于上述生活方式论和物质资源论，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闲暇活动论从而对上述理论做一定的补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状态下降而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都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下降，外出活动减少致使社会健康恶化。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动的内容与事件，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健康与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进一步延长了生存时间使得死亡风险降低。
关键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探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整合，对高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社会要求高校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有正确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对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都明确指出，要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指导，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格。
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意义
（一）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导致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化；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精神文化、娱乐方式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断增强，这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内心世界，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发生冲突和变化，心理问题也尤为突出。对此，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有效教育机制的构建，有必要把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整合，运用心理学知识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丰富高校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克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理论说教的局限，变传统的灌输式教育为交流式教育，缩短师生双方的心理距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同时，运用心理学知识来分析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便于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对其行为加以控制和引导，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二）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充实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创设了良好的心理氛围。
心理健康教育本身是完善人格、发展人格的重要手段，它所实施的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能改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人际关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学生之间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者处于主导地位，对学生进行理论说服教育，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内心想法容易被忽视，两者缺少思想交流，教育效果往往不明显；而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咨询者与来咨询者是平等的朋友关系，咨询者不是说教而是开导来咨询者，这两者之间建立平等、协调的人际关系。这种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了解学生的心理和思想，有利于双方都敞开心扉，显露出真情实意，形成平等融洽的人际关系。这种融洽的人际关系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者，透视学生的内心世界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使得学生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观点、看法听得进、记得牢，从而容易改变自己的原来态度和行为方式，这为顺利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创设了良好的心理氛围。
（三）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有利于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促进大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机制。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同方面。在教育人的问题上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整合，对心理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也十分有益，能更好地联系社会实际，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许多大学生心理不健康，是由于不能正确认识、评价和接受自己而引起的，表现为或高傲自大，或自暴自弃。思想政治教育可帮助大学生认识自己的优缺点，对自己有一个正确评价，并能坦然接受现实中的自我，从而保持心理健康。另有一些大学生的心理不健康是由于不切实际地把目标定得过高或过低引起的，思想政治教育可帮助学生分析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确定合适的目标，减轻为不切合实际目标的奋斗而遭受挫折的程度，以激发大学生的热情和积极向上的心态。
（四）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有利于高校教育功能的优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运用说服教育、榜样示范和实践锻炼等方法来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虽然这些不失为重要的方法，但往往过于强调外在力量的作用。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解决学生的政治立场、道德规范和法律意识问题，却往往忽视学生人格方面的特点，如社会适应、应对挫折、情绪调适及人际交往等。而心理健康教育采取柔性化、隐性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形式，善于在双向以至于多向的互动中工作，通过渗透教育、养成教育、示范教育来推进工作，注重依靠学生自己的力量解决他们的心理障碍、病态行为等人格问题，以促进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心理健康教育本身就是完善人格、发展人格的重要手段，它所实施的内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效补偿，心理健康教育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整合，有利于高校教育功能的优化。
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途径方式
（一）转变传统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提高认识，转变传统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着眼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积极创设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整合的条件和氛围，首先需要教育工作者对此观念有深刻的了解、认识和认同。教育者应充分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学生健康的心理状态是其优良的道德品质和坚定的政治信念的心理基础。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整合，将心理素质教育渗透在相关学科的教学和学校的教育、管理活动中，能使二者相互协调、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突破传统心理健康教育课只重视心理学知识的传授，思想政治教育只重视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的现状，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的载体与依托，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人格品质和健康心理素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心理健康教育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手段，树立现代教育目标观，促进构建起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达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整合。
（二）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手段的整合。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应互相汲取对方领域的知识技能和方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灵活运用，充分发挥各种教育方法的综合优势。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要发扬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变被动应对矫治型教育为主动引导发展型教育。采取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等多种形式，普及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心理自我调适能力，以促进学生心理素质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的方法，把心理学中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调适和平衡，使其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别教育功能，使学生不断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较高的层次上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矫正不良人格，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
（三）培养一支具有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双重角色”的教师队伍。
从体制上，把心理教育教师纳入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使之浑然一体，使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注重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倾向问题，而且要全面掌握大学生的主要心理及应对措施，调适、矫正、发展学生心理，帮助学生塑造健康人格，提高心理素质，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会有针对性、实效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这样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得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支具有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双重角色”的教师队伍。改变这种状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国家在师范院校开设一门兼顾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专门为高校培养一支素质过硬的具有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双重角色”的师资队伍。
（四）以和谐理念为指导，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氛围直接关系到大学新生的健康成长，特别是随着时代和社会不断的前进发展，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的迈进，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显现出我们教育体系中的弊端。对此，我们更要重视校园文化的功能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加大校园文化的建设力度，完善和创新校园文化的功能，努力建设一种高等教育大众文化阶段的创新性、先锋性、兼容性、民主性的校园文化氛围。构建高校和谐校园文化，要以和谐理念为指导，这样才能使全校师生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增强凝聚力；才能营造和谐舆论氛围，塑造积极健康的心态；也才能使高校肩负起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学校应加强指导，努力营造健康高雅、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利用多种渠道和途径，通过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把校园文化中的先进的价值观念、文化品位、思想意识、现代文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等传播辐射到广大学生中去，在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中达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
总之，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在这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感到迷茫，学生的人生问题和心理问题日益增多，道德实践中知与行脱节，多元化的价值观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整合，符合我国现阶段高校学生教育的实际情况，将极大地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对高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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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心理学；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心理学是一门聚焦于教育环境，探究教与学心理现场与基本规律的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是现阶段高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基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本文从教育心理学理论出发，提出了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路与对策，以期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大学新生心理现状
基于心理发展周期来分析，高校大学新生对社会问题认识上处于过渡状态，这一阶段的大学生热情激进、积极向上，敢于创新、挑战，但心理发育还不够成熟、稳定，需要高校采用合理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对其科学引导。
1.大学新生的心理特点
主要有三点：第一，步入大学后独立意识与成人感增强；第二，渴望自我能力与人格被认可；第三，自我意识较强。
2.大学新生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
第一，对大学学习生活与人际关系的不适应；第二，情感与性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三，网络对大学新生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3.大学生心理影响因素
主要表现为社会环境与高校环境的影响、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
二、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社会发展速度逐步加快，社会多元文化进入校园的速度超乎想象。在国内综合化教育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已经得到各个高校的充分重视。
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开设心理理论课堂与实践教学课程，解决部分特殊群体心理问题；全面普及心理健康理论知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提升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与环境适应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心理问题，优化心理品质，开发其自身存在的潜力。
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首先，解决高校特殊群体已经存在的心理问题与心理障碍，提高这类群体的心理适应能力与心理健康水平；其次，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列为长期的教学目标，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培养良好的学习品质，构建社会、高校与家庭三者联动的沟通网络，解决大学新生存在的一系列心理问题。
三、教育心理学视野下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1.改善大学生心理教育课堂环境，建立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根据教育心理学相关理论，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影响着学习的成效，一刀切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发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实施个性化教学，使每个学生的学习得到兼顾，同时通过开展各种课堂活动调动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的积极性。
在心理教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和教师要从本质上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对待心理健康问题，指导大学生采用正确的方式来解决心理问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升自我调节能力，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课堂教学过程应結合一定的案例分析，讲解大学新生面临的心理共性问题，理论与实践相配合，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2.强化大学新生教师队伍建设，分层次展开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队伍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否有效解决特殊群体心理问题、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理念的基石。目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大多由各个班级的辅导员展开。部分辅导员不具备教育心理学的知识背景，高校应当强化专兼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建立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以辅导员等兼职教师为辅助的高水平心理健康教育队伍。
教育心理学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不能像某些理论性强的课程那样单纯由教师在讲台上教授知识，学生在下面记笔记。应采用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应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心理状况进行自我反思，运用教育心理学知识来推动自身心理疏导，保持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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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多种模式。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念的指导下,对心理健康教育过程及其组织形式做出的特征鲜明的简要表述。”[1](P.398)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指“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为实现学校素质教育的总目标而建立一种心理教育合理的结构和程序,或总结实施心理教育的经验,创造新的心理教育模式。”[2]
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1.理论研究薄弱
一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的分类上面。根据学科背景不同,陈旭、张大钧总结国内外采用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将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分为医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教育学模式和心理学模式。[3]根据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不同,胡凯将心理健康教育分为医学型和教育发展型。[4](P.19)但是学术界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概念、作用等的研究几乎空白。另一方面,我国学者构建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主要来源于自身的实际经验,缺乏理论支撑。特别是整合思想在我国流行以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构建了适合本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促进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但是这种基于实践构建的模式由于缺少理论基础,在实施中必然遇到一些问题而不能很好的解决。
2.实践操作推广性弱
科学有效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应该具有大范围普遍的推广价值。它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学校或一个省市。而我国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实践中就存在着操作性和推广性不强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一些发达地区的学者构建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相对落后地区很难实施。例如,发达地区的某些模式构建的前提是高校在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合作,学校硬件和软件设施的配套齐全,而欠发达地区高校的条件相对落后,不能满足某些模式构建的前提,致使这些模式在这些地区无法实施。另外,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构建者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经验总结来构建模式。而我国高校之间差异很大,很多模式不具备推广价值、没有推广空间。如何构建一个实践操作推广性强的、具有大范围推广价值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关系到我国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顺利进行的当务之急。
3.整合理念模糊
整合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人的心理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心理健康教育固有的复杂性,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必须走一条整合的道路,才能实现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大部分都在尝试各个要素之间的整合。整合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模式实施途径的整合。如舒曼[5]等人提出的立体化模式提出了模式构建途径的三个层次,即心理测量、学校心理咨询和开办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开办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二是指各种模式之间的整合。如胡凯[6]在分析了医学模式和教育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教育发展型为主,医学型为辅”的生理、心理、伦理、社会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但是在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整合的概念比较模糊,整合的要素不尽相同,整合的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整合的内容和途径单一缺乏创新。
4.本土化研究不够深入
国外由于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有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其发展走在我国的前面,有较成熟和稳定的工作模式。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起步较晚,在理论研究上主要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经验和方法。在我国当前比较流行的心理咨询模式,咨询的理论、方法、手段和技能等都来自于国外,至今仍没有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而进行深入研究的本土化心理咨询模式。在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教授的理论知识几乎都来源于国外的理论成果。由于当前我国在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研究方面的积累较少,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是我国当前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发展的主要途径。但是在国外可行的模式,不一定适合我国高校学生的特点和状况,如果不经过一个充分的内化过程而直接拿来就用,很可能在实践中效果不佳、甚至可能导致心理健康教育的失败。
二、对策
1.引入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探索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基础
一个有效的模式离不开理论的支撑,面对我国当前模式理论基础薄弱的问题,加强理论基础势在必行。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正在走一条整合的道路,在实践中整合要求多层次、多角度的调动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相关部门的积极参与,强调多方的通力合作。这就要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基础不能仅仅局限在心理学范围内,要引入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例如,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来探索和丰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基础。
2.开展高校现状和大学生现状的调查研究
2007年教育部公布我国普通本科院校共742所,分布于全国的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支持力度不同、学校建立历史长短等原因,造成我国高校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通过调查、发现和研究这些差异的内容和表现,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提供物质载体和构建空间,是我国构建具有大范围推广价值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基础。大学生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对象,一种模式的作用和价值最终是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和改善情况体现出来的。当前,我国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的调查有很多,“2000年在南京召开的大陆、香港、台湾三地21世纪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学术讨论会上,有报告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23.25%的大学生有心理问题,90年代上升到了25%,近年来已经达到30%左右。”[7]但我们应该看到,一个行之有效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仅仅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是不够的,还要对大学生的学习、家庭、社会背景、思想品质等进行调查研究。这种全面调查可以提高模式构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使构建的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各大高校。然而调查和研究的过程是漫长和复杂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3.科学规范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整合趋势
在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和地区,都在有意识地探索一种整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即把学校的各种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一种整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和环境,使学生在这样一种具有心理健康教育功能的环境中成长和发展。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研究趋于分散,大家都从不同的目标取向来研究不同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这必然会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特殊性和个体性,而不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因此,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整合是十分必要的。“整合”这一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针对未来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发展趋势提出来的。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未来要走整合的道路,这是国际普遍的发展趋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该通过研究和讨论明确什么是整合、怎么整合等一系列问题,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整合提供理论的指导。
4.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力开展本土化研究
中国在其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阔,其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传统文化不仅影响人的心理活动模式,而且影响人们在产生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时的求助方式。例如,西方人普遍比较重视和善于接受心理健康教育,有心理问题会及时求助心理医生。而中国人将心理问题等同于精神疾病,认为有“病”才去心理咨询,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在心理问题上的讳疾忌医。”[8]我国当前心理方面的理论实践基本上都来源于西方,由于不同历史文化的影响使得人们的差异很大。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视中国文化因素对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吸收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大力开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本土化研究,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和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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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概论[M].武汉: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5]舒曼,袁爱清,徐紫云,徐朝亮.立体化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及成效报告[J].华东大学学报,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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