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优选抗病种
蔬菜栽培过程中，除了注重高产之外，还必须要注意选择品种的抗病毒性。比如说：“津优2号”黄瓜、“利生8号”西红柿等等，都是比较适合吉林本地栽培的无公害且高产品种。
2有效增施有机肥
蔬菜大棚施肥以农家肥为最好，约计每100m大棚可施农家肥15～20m3，具体生产期还要根据长势适量配施氮肥、磷肥和钾肥，注意逐层分施。
3建议用暗渗灌水
在棚内使用自动地下渗灌，地上没有水分蒸发，大大降低棚内湿度，就能很好地控制各种因高湿引发的各种病虫害。地下渗灌，设备简单，成本低，一般每100m长棚，一次安装费用为1000元，可用10年。
4严格灭菌流程
做好各种灭菌措施，对于预控病害、增产高产，效果会更好。常用的灭菌措施，参考如下：
1）高温闷棚，闷棚之前最好灌透水，闷棚温度严控在45℃左右。首次闷棚后1周，可再进行1次。之后每间隔2周进行一次，对于各种病害的防控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于黄瓜霜霉病、黑星病的防控上，效果较为显著。
2）空置地杀菌消毒，待到每年的7～8月份，正值高温时节，此时棚内一般不会有种植蔬菜的任务。此时，正是灭菌的最佳时机。建议用石灰、稻草拌棚土，可有效杀灭土传类病菌。对于残留在棚膜、棚架、墙壁上的细菌，建议用硫磺粉，每100m用2kg，混拌一定量的干锯末，分5～6堆于棚内点燃。其后，封闭大棚24h之后，可通风1周后，再进行定植或者是育苗。
3）烟熏杀菌，当发现种植蔬菜有病虫害发生时，建议采用烟熏杀菌的方式。目前，较为常用的熏蒸药物有百菌清、克星灵、细菌灵、敌敌畏等等烟剂。使用此种方法进行杀菌，最大的好处在于不会在菜叶上形成药物残留。通常情况下。大棚内相对湿度都在85～90%之间。如果再遇到阴天、浇水后，棚内相对湿度将处于饱和状态或者是接近饱和状态，此时的湿度正适合病菌孢子萌发。由此，保护地播种蔬菜，与露天栽培相比，更有利于病害发生，多呈现蔓延快、发病重的趋势。由此，除了使用相应药剂进行防治的同时，还要掌握正确的降低棚内湿度的方法。
5掌握降湿方法
上面已经介绍棚内降湿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必须要科学管理，掌握基本的降湿方法。
1）掌握正确的浇水方法，浇水必须要安排在晴天、上午进行，如此可于中午通风换气时，排出多余的水分，有效降低棚内湿度。切忌不能再阴雨天浇水，或者是寒潮来袭时进行浇灌。
2）覆盖地膜或者是麦糠的方法，为了有效预控土壤内水分，达到降低空气湿度的目的。可通过覆盖地膜的方式，或者是在浇水后直接覆盖1层5cm厚的干麦糠，如此可有效降低土壤水分蒸发，控制空气中的相对湿度。
3）适度中耕，对棚内未覆膜的栽培地，建议适度增加中耕次数。如此可有效切断毛细血管，改善土壤通透性，有利于根系发育，降低水分蒸发。
4）增温降湿，通过大棚内安置火炉、散热炕等等，提高棚内温度有效降低相对湿度。
5）通风换气，通过通风换气实现棚内温度与外界气体的交换，借助外界低温气流的涌入实现降低相对湿度的目的，尤其是在高温时节，更应该注意通风，争取做到早通风、大通风、晚闭风，通常情况下，每次棚内浇水，在不影响棚温度的情况下，增大通风量将棚内湿气排出，换入棚外干燥气体，实现降低棚内相对湿度的目的。
此外，还可以采用科学喷药的方式进行降温，通常情况下，人们常采用喷雾方式。传统的喷雾施药方式不但降低了大棚内的温度，同时也增加了大棚内的湿度。而大棚内湿度过大是引发霜霉病、灰霉病等与霉有关的病害的罪魁祸首。如何处理好大棚内防病与致病的矛盾呢?喷粉施药法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采用此种方法，具有降低湿度、减少病害；省工省力，延长药效等方式方法。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如下几点问题：
1）注意选择适宜的粉尘剂：防治黄瓜霜霉病、番茄晚疫病，可选用10％防霉灵或5％百菌清粉尘剂；防治黄瓜炭疽病、黑心病，可选用5％百菌清或12％炭灵粉尘剂；防治黄瓜细菌性角斑病，可选用10％乙滴粉尘剂；防治蔬菜灰霉病、叶霉病、早疫病和晚疫病，可选用12％得益粉尘剂。
2）注意选择合适的喷粉器：宜采用围产丰收5型或l0型手摇喷粉器。施药前先关闭大棚或温室，而后按喷粉1kg/667m2计量，把农药装入喷粉器药箱中，排粉量调在200g/min左右。
关键词：油菜;大豆;复种;栽培技术
绥中县地处辽西走廊,繁殖油菜籽已有多年的历史,曾占据过全国2/3市场。但由于马铃薯等高投入、高产出的前茬作物不断推广,油菜籽面积受到冲击,由过去的小户连片种植转向农场、种植大户的大面积种植。前茬油菜、下茬大豆已成为当地的主要种植模式。现将其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1油菜栽培技术
1.1品种选择
宜选择生育期较短、抗性较强的品种,如四九、油青等。
1.2选地整地
种植油菜地应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排灌良好、杂草较少的地块。一般整地在晚秋进行,先旋耕打碎前茬作物根茬及残留物,然后平整耙压,春季土壤开化后播种;也可以在春季旋耕、播种一起进行[1]。
1.3播种
油菜是较抗寒作物,经过早春低温有利于其完成春化阶段,顺利进入生殖生长阶段。因此,在3月中下旬即可以播种,最迟不能超过4月5日。由于种植面积较大,均采用机器播种,即做畦播种施肥一次完成。每台机器每天播种5.33~6.67hm2,施复合肥337.5~375.0kg/hm2。遵循肥地宜稀、薄地宜密原则,畦宽135~175cm,幅距15~20cm,幅宽10cm,每畦播6行。用种子6.0~7.5kg/hm2(播种时按种子量对小米750~1500g/hm2,做到播匀播细。
1.4田间管理
由于春季干旱,因而水分管理是关键。播种后10~15d,小苗出土,此时若干旱,应适当进行1次喷灌,以利保全苗。5月1日左右,幼苗达2~3片叶时,应及时结合除草定苗。5月10日左右,油菜始见花。此时应随灌水追施尿素,施262.5~300.0kg/hm2,水要浇透。如天气特别干旱,还应适当浇水,保证果实饱满度。
1.5病虫害防治
油菜害虫主要有蚜虫、美洲斑潜蝇及小菜蛾等。蚜虫始防期应在窝子密时,用吡虫啉喷雾防治;美洲斑潜蝇及小菜蛾发现成虫即开始防治,用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喷雾防治。花期水分供应充足是油菜籽高产的关键,因而应保证田间土壤潮湿为度,一般需浇水1~2次[2]。结实期病虫害防治仍是管理重点,特别是小菜蛾幼虫,如防治不及时,会啃食幼嫩果荚,造成瘪粒或畸形果,严重影响产量。
1.6及时收获
6月下旬至7月初,油菜进入收获期。收获适期以菜荚变黄、籽粒变红褐时开始,及时抢收,力争1~2d内收割完毕。然后就地晾晒2~3d,完成后熟,及时脱粒。再把籽粒拉到晾晒场摊平晾晒1~2d后,筛选、装袋入库。同时把秸秆就地焚烧或拉出地外,马上翻地,抢时播种大豆。
2大豆栽培技术
2.1品种选择
宜选择高产、生育期中等的大豆品种,如铁丰29、开交8157等。播种前精选种子,剔除病粒(粒上有花纹、斑驳和异形粒)、虫食粒、破损粒、青粒、透明粒和杂质,选用包衣种子。
2.2播种
夏播大豆由于分枝力较差,应适当增加播种密度。行距在40~45cm,株距5~6cm,单粒条播,用种90.0~97.5kg/hm2,随播种深施复合肥75.0~112.5kg/hm2,保证种肥隔离。此时正值雨季来临,播种覆土不能太厚,以1~2cm为宜;镇压不能太重。播种至出苗前喷施除草剂封闭杂草。
2.3苗后管理
播种后5~6d,苗基本出齐,应及时查田补苗。补苗的豆种应浸种,以利提前出苗。间苗时间掌握在大豆幼苗长出2片对生单叶后进行、间苗时疏密、去弱苗、病苗、留壮苗。缺苗断垄处留双苗。间苗后结合除草中耕松土、破除土表板结。全生育期至少中耕松土3次、同时向根部壅土、逐渐培成垄。夏播大豆从开花到灌浆期叶面喷施3g/kg磷酸二氢钾溶液1～2次,或交替喷施2g/kg尿素溶液。9月中下旬大豆进入鼓粒灌浆期,如遇干旱天气,应适当浇水。
2.4病虫害防治
播前每100kg种子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g对水2kg拌种,可预防根腐病;用40%甲基异硫磷乳油800～1000倍液拌种,可防治地下害虫;幼苗出土后真叶刚展开时,如发现花叶病毒,要及时拔除,同时用20%盐酸吗啉双胍·铜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喷雾,每隔5～7d喷1次,连喷2～3次。花荚期用40%氰戊菊酯乳油2000～3000倍液喷雾防治豆荚螟、食心虫等。整个生育期注意蚜虫及造桥虫的防治[4]。
2.5适时收获
夏播大豆完全成熟期应在10月中旬左右。在大豆粒归圆后应及时收割。晾晒3~4d后脱粒,在晾晒场晾晒1~2d,装袋入库。晾晒时要摊平,铺匀。同时每隔1~2h,翻动1次。
3参考文献
[1]冯玉珍,杜景珍.油菜栽培技术[J].种业导刊,2007(12):22-23.
[2]郑益生.稻板田直播油菜栽培技术[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6(S1):173.
关键词：樱桃；大棚；栽培技术
1园地选择
樱桃园地应选择背风向阳、地下水位低、不易积涝、土层深厚、土壤透气性好、保水力较强、pH值为6.0～7.5的沙壤土或砾质壤土地块。樱桃是喜水果树，建园时要充分考虑水源和灌溉条件，把园地选择在离水源近，有水浇条件的地方；同时，樱桃成熟期集中，耐贮性较差，因此，要把园地选择在离销售地近、交通运输方便的地方。
2品种选择
大棚樱桃设施栽培品种应以需冷量较少的早熟品种为主，如红灯、早大果、芝罘红等，也可在以早熟品种为主的前提下，适当选择优良的早中熟品种，如先锋、美早、意大利早红等，以延长上市期。
在选择主栽品种的同时，要配置好与主栽品种花期一致或接近、授粉亲和力强、丰产、优质的授粉品种。授粉比例为1∶4。宜隔2～4行主栽品种栽植1行授粉品种。
3栽植
樱桃栽植一般分冬栽和春栽2个时期。在冬季多风、干旱的地方，冬栽苗木易失水抽干，成活率降低，因此，可春季栽植。春栽宜在土壤化冻后至苗木发芽前进行，一般以3月上中旬最为适宜。
大棚栽培樱桃，一般要进行合理密植，在中等肥力的土壤上，株行距宜采用4m×4m，或4m×5m，栽植510~630株/hm2，为了增强大棚的采光性能，宜采用南北行向。
4扣棚
大棚樱桃设施栽培投入大、成本高，为了缩短回报周期，实行设施栽培樱桃的树龄最好在5年以上，产量稳定在7500kg/hm2左右时进行。樱桃的低温需求量一般为7.2℃以下1440h。一般休眠早的地方，扣棚早，采收早，有利经营销售。以早销售为主要目的时，可在12月开始扣棚。
5棚室管理
5.1温湿度调控
5.1.1温度调控。①大棚增温：主要是棚内配备电暖气设备，或利用酿热物提高土温，促使气温升高。常用酿热物主要是鲜马粪和鲜厩肥等，施入土壤中酿热。②大棚降温：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的中午，大棚内的温度高于樱桃生长的最适温度，必须通风降温，主要采取自然通风和人工通风2种方法。③大棚防冻：可采取棚外盖草帘、寒流期间棚内加热水、霜冻前棚外熏烟等方法防止冻害的发生。
5.1.2湿度调控。①空气湿度：大棚内空气相对湿度太大时，可采取通风的方法降低空气湿度；但应以不影响棚内温度为准。也可升高气温以适当降低空气湿度。棚内相对湿度为100%时，温度每升高1℃，相对湿度降低5%；在5~10℃的温度范围内，温度每升高1℃，相对湿度降低3%～4%。②土壤湿度：大棚内土壤湿度可通过控制灌水的措施调节。大棚内灌溉宜采取分次轮流穴灌的方法进行，以免因灌溉引起棚内空气湿度增加过大，或因灌溉大幅度降低土温。
5.2花果管理
5.2.1疏蕾疏果。疏蕾一般在开花前进行，主要是疏除细弱果枝上的小花和畸形花，每花束状果枝上保留2～3个饱满健壮花蕾即可。疏果一般在生理落果后进行，要把小果、畸形果和着色不良的下垂果疏除。一般1个花束状果枝留3~4个果即可，最多留4~5个。
5.2.2促进果实着色。①摘叶：在合理整形修剪、改善冠内通风透光条件的基础上，在果实着色期将遮挡果实浴光的叶片摘除即可。果枝上的叶片对花芽分化有重要作用，切忌摘叶过重。②铺设反光材料：果实采收前10~15d，在树冠下铺设反光膜，增强果实的浴光程度，促进果实着色。
5.2.3防止裂果。①稳定土壤水分状况：在樱桃果实硬核期至第2次速长期，要使10～30cm深土壤的含水量稳定在12%左右。②采收前喷布钙盐：采果前每周喷布1次0.299%氯化钙液，共喷3次，能增加果实中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降低裂果率。
6撤膜后管理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述评
苹果产业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依然存在一些与可持续发展不相符的问题[1]，特别是传统的依靠农药、化肥等高投入的生产方式在给农民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土壤、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衰退，成为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的主要诱因之一[2]。为了保证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业非点源污染进行治理，而治理的关键在于鼓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作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简称配方施肥技术）是联合国推行的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农业非点源污染[3]，①
。然而，现实中农户测土配方技术采用率低，全国技术采用率不足1/3。因此，如何使农户积极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就成为理论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根据农业技术扩散理论[5-6]，由于新技术采用存在一定风险，在新技术使用早期，少部分愿意承担风险农民先采用，之后通过这些农民口头传播、示范，带动更多的农民学习和接受新技术，这些信息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农民的社会网络[7]。社会网络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或其他实体之间交往（包括情感交流、信息交流等）的渠道[8]。因此，关注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时社会网络的影响机理能够提高农户技术采用率，加快苹果产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网络理论在农业技术扩散领域的应用研究较多[9-10]。如鞠洪云等[11]认为技术扩散是社会性过程，将社会网络引入技术扩散过程，能够深化对技术扩散的理解和认识，促进技术创新的扩散；旷浩源[12]通过个案分析社会网络与农业技术扩散关系，结果表明，技术和信息等隐形知识在社会网络中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能力、技术创新扩散速度，增加潜在采用者的范围和总量[13]，但是异质性的社会网络会导致信息损失[14]。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少量国内外学者就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进行探索性研究。旷浩源[15]认为由于新技术采用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农户在技术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可靠熟人已采纳或介绍的技术。进一步讲，社会网络在农户技术信息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刘亚[7]通过问卷调查法与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民社会网络及其对信息交流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是农户交流和获取生产经营信息的主要渠道。与此研究结论相类似，Ramirez[16]在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灌溉技术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农户通过各种社会网络获取技术信息，以提高技术采用率，并且已采用农户主要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网络传播技术信息。还有学者认为，农户社会网络强度越高，越愿意和网络中其他农户共享技术信息，有效促进新技术扩散，同时农户的个体网络中若存在已采用技术的人能够提高其技术的采用率[17]；与此类似，Foster[18]在研究农户采用新型高产量种子时发现，邻居有过购买经历的农户购买这种新种子的概率增加。
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逐步成为研究农户技术采用的前沿领域。但是，已有研究尚存在有待深入讨论的科学问题，具体表现为：（1）从研究对象看，学界主要以种植粮食作物或养殖为主的农户技术采用为例，就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开展研究，尚未考虑以种植高价值农产品的农户为例，深入研究社会网络对其技术采用的影响。（2）从研究方法看，多数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尚未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程度及机理。本文以农户技术采用模型为支撑，利用苹果主产省的苹果种植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种植户在苹果生产中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重点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程度及机理，以期有助于提高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效果及应用水平。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成员于2014年5-8月在全国4个苹果主产省（陕西省、山东省、甘肃省与河南省）开展的大规模实地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最终确定了12个样本县，36个乡镇，1 080个样本农户。通过实地调查，共完成1 086户农户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 079份。有效问卷分布如表1。剔除重要指标缺失，最终得到有效样本888个由于本次调研问卷设计时，只包括了种植户2013年的情况，因此下文所涉及的数据均为截面数据。。
此次调查采用调查员与苹果种植户一对一、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方式。调查主要包括村庄与农户两个层次，其中村庄层次的问卷主要包括村庄的基本特征；农户层次的问卷主要包括农户与家庭基本情况、苹果种植投入与产出情况、合作组织参与情况、苹果销售情况以及农业保险等方面。
（二）变量设置
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苹果产业实际情况，将影响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因素归纳为社会网络、农户个体禀赋两大类。
1.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可以区分为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两个维度，且它们的作用机制也有所区别，大多数研究忽略了对社区层面社会网络的分析与探讨[16]。基于此，本文将社会网络分为家庭社会网络与村庄社会网络。
（1）家庭层次。
在已有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大多学者将社会网络分为网络规模、网络资源、互动频率等三部分，以亲友数量、礼金支出、亲戚关系、党员干部政治关系等若干指标作为变量。在章元等[21]、张顺和郭小弦[22]、杨汝岱等[23]、胡枫和陈玉宇[24]研究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特征，本文选取以下具体指标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变量：①网络规模。选取送礼金额作为变量，这是因为中国作为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家庭送礼是维护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途径，因此，送礼金额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家庭的社会网络。②网络资源。以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包括村干部、农资商、农业技术推广员等）作为变量。这是因为农户通过血缘或地缘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种植户获得资源可能性。③互动程度。以种植户和村里人经常交流种植技术的互动程度作为变量，赋值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法。互动频率越高，种植户对技术的认知水平越高，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也越高。详见表2。
（2）村庄层次。
以村庄拥有技术员人数作为村庄层面社会网络的变量，这是因为技术员是新技术的传播者与供给者，有技术员的村庄，种植户获取新技术信息渠道更丰富，能够充分了解新技术的特点，进而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见表2。
2.农户个体禀赋
结合已有研究结论[25-27]及苹果种植特点，选取农户基本特征、农户认知、家庭特征为反映农户个体禀赋特征的变量。具体变量选择如下。
（1）农户基本特征。①户主年龄。随着户主年龄增大，其思想意识更趋于保守，风险厌恶程度更高，采用苹果种植新技术的可能性越低。②户主文化程度。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获取和理解苹果新技术知识的能力越强，越能认识到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采用可能性。③苹果种植年限。户主苹果种植年限越长，种植经验越丰富，对苹果生产过程把握更准确，采用苹果新技术的积极性越高。④户主风险偏好。一般而言，风险喜好的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高于风险规避的农户。⑤村干部经历。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信息获取能力较高，能够较快了解和采用苹果新技术。
（2）农户认知。本文以农户是否认为化肥施用过量影响苹果品质、农户认为自家化肥施用配比是否合理作为农户认知水平的变量。农户认知水平影响农户的决策行为，农户对化肥的危害与化肥配比合理性的认知水平越高，其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也越高，因此，农户认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
（3）家庭特征。①家庭人口数。苹果生产管理、技术采用需要较多劳动投入，农户家庭人口数越多，对果园进行精细化管理程度越高，采用先进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②苹果种植面积。相对于小规模种植户，大规模苹果种植户进行专业化和现代化生产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较高，采用先进技术的概率更大。③苹果种植收入、非苹果收入所占家庭总收入比重。采用新技术需要额外资金投入，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采取新技术的积极性越高，因此，苹果种植收入越高或家庭非苹果收入占比越高，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④家庭是否收到测土配方反馈结果。收到测土配方技术反馈卡的家庭有利于农户采取这项新技术改善苹果生产。⑤家庭合作社参与情况。合作社作为苹果生产技术的传播者，可以帮助农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
（4）地区虚拟变量。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各异，导致农户对新技术采用积极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为了分析不同地区之间苹果种植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由于本次调研省份包括两大苹果优势区（黄土高原、环渤海湾），陕西、甘肃、河南属于黄土高原优势区，山东属于环渤海湾优势区，为了分析两大优势区种植户技术采用的差异，同时控制省域层面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因素，故在实证分析时引入陕西、甘肃及河南三个虚拟变量，将山东省作为对照组。。
模型控制变量的定义具体见表3。
四、农户技术采用情况分析
从调查情况看（表4），在888个有效样本户中，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农户比例达到30.8%，区域间差异明显，其中，山东省样本苹果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为34.7%；陕西省次之，达到32.8%；甘肃省比例为23.7%；河南省样本种植户采用比例仅为8.8%。由此可见，虽然配方施肥技术作为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但实际中种植户采用比例不高，主要是因为这项技术属于新技术，种植户认知水平偏低，造成技术采用积极性较低。样本种植户技术采用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
表5显示，种植户中亲友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数越多，采用这项技术的比例越高于未采用的农户比例，说明种植户由血缘或地缘形成的社会网络能够提高其信息交流能力，进而提高新技术采用水平；主动和别人交流种植技术的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92.70%），说明种植户和别人技术交流越频繁，采用技术的可能越高；种植户所在村庄的技术人员越多，采用技术的比例高于未采用比例（22.63%>14.34%），说明技术员越多的村庄能够有效传播新技术的知识，增强种植户对新技术认知，提高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
苹果生产的中坚力量是户主年龄46～55岁的种植户，相对于其他年龄组，该组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比例最高。户主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这类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比例最高，种植苹果年限在20年以上的种植户采用该技术的比例最高，风险喜好的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比例高于风险规避种植户的采用比例。对化肥危害和化肥施用合理性有认知的种植户采用这项新技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种植户。苹果生产的家庭规模主要以低于5人为主，与其他规模的家庭相比，这类家庭采用技术的比例最高。苹果种植面积小于等于10亩的种植户采用比例最高，且非苹果收入占比低于50%的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收到反馈卡的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比例明显高于未收到的比例。合作社组织能够提高种植户新技术的采用比例。
五、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估计二元logit模型，结果见表6。
1.社会网络
（1）家庭层面。
网络规模。家庭年送礼金额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送礼金额越多，表明家庭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当农户与社会网络中亲戚朋友进行交流时，接触新技术、新信息的机会越大，能够有效提高农户对新技术（测土配方技术）的认知水平，进而促进其采用新技术，因此，广泛的社会网络可以有效促进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这一结论与Bandiera[17]相类似。
网络资源。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且根据边际效应，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概率增加2.2%，这与Ramirez[16]结论相类似。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具有不同经历，能够带给种植户不同方面的信息（如新技术），因此，亲戚朋友从事其他与苹果种植相关职业（村干部、农资商、农业技术推广员等）的人数越多，种植户获取与苹果新技术的渠道越丰富，能够使其充分暴露在新技术信息环境中，帮助种植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
互动程度。种植户和村里人经常交流种植技术对其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种植户交流越频繁其采用技术概率会增加1.1%。这说明种植户和地缘上距离较近的农户交流种植技术的频率越高，越有可能获取新技术信息，加深农户对技术的了解和认知，提高其采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
（2）村庄层面。
村庄拥有的技术员人数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负。这说明，虽然村庄中的技术员作为苹果生产技术的供给者和传播者，但在种植户进行生产过程时没有能够有效地指导和管理农户使用新技术，降低了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积极性，这也说明当前村庄的技术员队伍在农户生产过程中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2.农户个体禀赋
（1）农户基本特征。
农户风险偏好对技术采用的影响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为负，这与王静和霍学喜结论一致[28]。可能的原因是，爱好风险的农户能够使用其他先进生产技术改善苹果生产，而风险厌恶的农户在技术认知达到一定水平上更愿意采用这项技术。
农户基本特征中其他变量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户主文化程度。这与林毅夫[29]认为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户采用新杂交水稻及采用水平的主要因素的结论存在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当前49%苹果种植户的文化程度是初中水平，差异不明显，同时对种植户采用新技术的影响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大，故而户主的文化程度虽然影响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2）农户认知。
农户对化肥危害认知与化肥施用量合理性认知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化肥施用量合理性认知影响为负，与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种植户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化肥施用危害认知不足，导致其对科学施肥技术的需要不高，影响其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种植户对化肥施用量合理性的认知水平越高，自我控制与管理化肥施用数量或结构的水平也越高，导致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积极性相对较低。
（3）家庭特征。
苹果种植面积对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理论预期不符；家庭是否收到配方施肥反馈卡对种植户采用这项施肥技术的影响极为显著，且系数为正，这与葛继红等[3]结论一致；农户合作社参与情况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采用这项技术。可能的原因是，规模大的农户相对于小规模农户的自身化肥施用与管理的水平较高，同时由于大规模农户采用新技术的成本高于小规模农户，从而导致大规模农户更多地选择自己管理化肥施用，节省果园投入；收到反馈信息的农户能够清楚了解到自己苹果园土地中N、P、K情况，农户能够依据这些测土结果科学地、有针对性地施肥（包括施肥种类、时间、数量），以改善苹果种植的施肥方式。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苹果专业化合作社在苹果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先进的种植技术、信息能够通过合作社进行传播，能够有效地帮助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同时发挥合作社的辐射带动作用，使更多农户能够充分认识和了解新技术，提高科学施肥的采用比例。
（4）地区虚拟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地区间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差异不明显，但总体上环渤海湾优势区（主要是山东省）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积极性高于黄土高原优势区（包括陕西、甘肃省），这与前文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
（二）社会网络影响效应分析
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影响效应并进行效应分解采用Stata12中函数khb进行影响效应分解分析。，结果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社会网络的4个变量对农户技术采用影响的总效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关键因素，这与Ramirez[16]的结论一致。
具体讲，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最大（1.085），且其间接效应（0.637）大于直接效应（0.447），这说明农户的社会网络中网络资源对其技术采用的影响最大，同时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中介作用产生。其次，送礼金额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也较大（0.615），其中直接效应为0.295，间接效应为0.320，这说明网络规模主要是间接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再次，交流种植技术的程度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为0.381，主要是间接影响（0.365>0.017）。最后，村庄拥有技术员人数对农户采用技术的影响最小（0.099），且影响主要是间接的（0.118>-0.018）。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中网络资源相对于网络规模、互动程度及村庄社会网络对种植户技术采用的影响程度最大，这说明现阶段，苹果种植户获取生产新技术的途径主要依靠关系网络中的亲戚朋友，这是因为种植户比较相信来自这些群体提供的技术信息。社会网络对种植户行为的影响过程主要通过中介作用产生，这是因为新技术的采用存在风险，而种植户在进行生产决策时，主要受到自身社会网络中的亲戚朋友、村庄内其他农户、政府等影响。种植户从这些群体中获取的新技术信息越丰富，对新技术的理解和辨识能力越高，降低使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而在生产决策时倾向于选择这种新技术以改变苹果生产。这与旷浩源[15]的研究结论类似。
六、结论与启示
关键词 植物育种；专利；统计
中图分类号 S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6-0341-02
植物育种既可通过较经典的常规育种方法或组织培养方法实现，也可通过建立在现代DNA技术基础上的转基因方法实现。常规育种方法应用传统农学方法（如杂交、嫁接等）对植物进行操作，而组织培养方法需要利用植物上提取的组织进行操作，如果相应专利的发明点在于所涉及的原材料——植物时，就有可能需要对植物进行保藏。因此，对植物的常规育种方法或组织培养方法专利进行统计，从而就反映出可能需要进行植物保藏的专利申请的现状；如果将其与整个植物育种领域的专利或可能需要进行微生物保藏的专利进行比较，就能得出其所处地位、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而对国内的专利申请人在申请此类专利时起到指导意义。
1 样本构成
在中国专利数据库（CNPAT）和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WPI）、欧洲专利局专利文献数据库（EPODOC）中进行育种领域专利申请的统计。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专利申请特有的公开制度，专利一般在提出申请后18个月内才被公开，因此国内申请人的专利只能够准确反映出2011年8月之前的国内专利技术的申请量绝对值；而国外申请人通常采用的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途径使得中国国家公布的时间更延迟，其有可能要距离申请日32个月才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并且还需经历数月才能公开相应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专利申请[1-2]。因此，该文只能准确反映出2010年之前的申请量绝对值。但是依据这些已经公开的数据对植物育种领域进行专利申请的分析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2 世界范围内植物育种领域专利申请发展状况
在2000年前，植物育种领域在全世界共有10 708项专利技术进行申请，其中植物保藏领域的专利技术仅有4 441项，不但与91 281项微生物保藏领域的专利技术有着数量级水平的差距，而且也小于6 267项非植物保藏领域的专利技术。如图1所示，从绝对量的角度来看，植物育种领域以及其中植物保藏领域、非植物保藏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在能够进行有效统计的2003年及其之前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如图2所示，从植物保藏领域相对比例的角度来看，如果排除掉由于样本量太小的2010年，2003年之后的其他年份基本保持了一个有所上升的状态。这些表明植物育种技术是已经进入成熟期的技术领域，保持平稳发展的状态；而且其绝对数量不大，每年只有千余件。其中，植物保藏领域的专利技术从2003年前占41%左右回落到2003年只占23%，此后又逐渐回升到35%～40%，说明一方面植物育种创新中往往涉及非植物保藏领域的转基因技术比往往涉及植物保藏领域的常规育种技术或组织培养技术利用得更多，基本上能占到60%或以上；但是另一方面，近年来常规育种技术或组织培养技术又开始得到重视，在此次统计中，至2003年的低谷开始又逐渐增加了对常规育种技术或组织培养技术的使用。
3 我国申请人的植物育种专利特点
目前，我国申请人只有极少数到国外去申请专利，因此使用CNPAT中统计出的我国申请人的申请量来代替我国申请人在世界范围内的申请量，由此可以发现我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呈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3.1 申请量增长迅速
与植物育种专利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平稳发展的表现不同，我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基本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图3所示，除2003年之外，即使在理论上还没有数据完全收入CNPAT的2004年，我国申请人在植物育种领域的申请量都比2003年增长20%以上。
3.2 占世界总量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由于植物育种专利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平稳发展的表现不同，而我国申请人的相应专利申请则基本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这必然导致我国申请人的植物育种领域专利占世界每年总申请量的份额也呈增长趋势。如图4所示，抛开由于受WPI库更新不及时而使统计的国际范围内相应专利数过小的2006年，其他年份无论是植物育种还是植物保藏领域的专利申请都基本呈增长态势，我国申请人在2008年申请的植物育种领域的专利申请占到世界相应领域的30%以上，其中植物保藏占到了60%以上。
3.3 申请多属于植物保藏领域
与在世界整体范围内植物育种领域更多属于非植物保藏领域截然不同，我国申请人申请的植物育种专利中绝大多数都属于植物保藏领域。如图3所示，在有足够样本量能进行比较的年份中，除2009年植物保藏领域专利申请只占植物育种领域整体的60%左右，其他年份都在80%以上。
4 结论
4.1 世界范围内专利申请需要植物保藏的情况相对较少
在世界范围内，植物育种领域的专利数量几乎与那些可能涉及微生物保藏的技术领域的专利数量相差1个数量级；而且即便在植物育种领域中，可能需要进行植物保藏的育种技术甚至还没有可能需要进行微生物保藏的植物育种技术多。因此，植物保藏机构相对于微生物保藏机构少，而且相应的保藏规定（尤其是用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料保藏规定）中涉及植物的要比微生物的不完善，也更加容易被忽视[3]。
4.2 我国申请人的专利更依赖于植物保藏
尽管可能需要进行植物保藏的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显得相对少，但是我国申请人申请的植物育种专利中却使其占到了绝大多数，而且近年来申请量增长迅速，尤其在可能需要进行植物保藏的技术领域中申请量占到世界总量的1/2以上，因而在申请专利时，国内申请人相对于国外申请人，将对植物保藏机构以及相应完善、合理的植物保藏规定更为依赖，有关植物保藏办法的规定也更加重要。
5 参考文献
[1] 张凤鑫，张正圣.提高作物育种水平的几个理论与技术问题[J].西南农业学报，1998，11（S2）：13-18.
关键词：园林植物；植物群落；设计方法；设计发展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inly from the design method of landscape plant community and design suggestions for development are analyzed, for your reference.
Key words: landscape plants; plant community; design method; design an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1、前言
近年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居质量，正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园林绿化工作已成为美化城市，建设城市的主力军，园林绿化施工主要是园林植物的栽植过程。植物材料基本是移植而来的，移植成活率及植物长势是园林绿化施工质量的重要反指标，而植物群落的设计对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方法进展
在园林植物群落概念得以应用的同时，就提出“设计人工植物群落，提高园林绿地质量”。正式开展了城市园林植物群落设计的探索性研究应用，针对湖北省城镇园林绿地建设，提出了知识型、抗逆型、保健型、观赏型、生产型、文化型、防护型7种植物生态群落的类型，强调从功能角度进行植物选择，并提出具体的设计配置。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以植物群落为基本单位”，认为“绿化系统内建立大量开敞绿地的同时，应注意植物群落结构构建的研究，因为在自然界，植物都是以群落状态存在的”；以及借鉴“接近自然的林业”的理论观点，为实现“回归自然”的理想，“还必须有生态学的理论指导，以现存的人工植物群落为基础予以保护、改造和发展”。
综上所述，有关园林植物群落设计的研究，主要从特定功能目标要求、特定群落结构特征或特定景观美学特征，进行园林植物群落植物选择与配置的研究。历经多年探索与讨论，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构建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得以不断完善，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引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并解决几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推进技术实践。
3、园林植物群落设计发展建议
3.1明确合理的技术定位
对于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技术，在城市园林绿化技术体系中要有合理适宜的技术定位。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是以群落生态学原理为基础、侧重群落结构功能关系进行植物配置的技术方法之一，服务于提升植物造景的目标。汪菊渊先生在为《植物造景》(苏雪痕编著)一书所作的序中，对植物景观、植物造景、园林植物配置等概念性内容都有明确的论述，强调性重复了书中 “完美的植物景观，必须具备科学性与艺术性2方面的高度统一，即既满足植物与环境在生态适应上的统一，又要通过艺术构图原理体现出植物个体及群体的形式美，及人们在欣赏时所产生的意境美”这一植物造景的基本原则，指出“掌握自然植物群落的形成和发育，其种类、结构、层次和外貌等是搞好植物造景的基础”。讨论园林植物造景的设计艺术与构建时，介绍了园林植物造景生态设计、区域设计、文化与科学艺术设计、立体设计4大设计艺术，探讨了植物造景中的植物配置、群落构建，较好地体现了对植物造景、植物配置与植物群落构建概念关系的把握。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技术，是园林植物配置技术的基础与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结合园林艺术开展园林植物景观设计，能更好地服务于植物造景的目标。
3.2落实具体的“群落单位”
以植物群落为基本单位的设计思想，对小尺度城镇绿地建设特别是植物景观构建有着重要的价值，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寻求技术实现。前文在讨论园林植物群落概念应用存在的问题时，已经提及鉴定一个园林植物群落的困难程度及其影响，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实际对象，可能本身就不是一个从群落角度设计的结果。然而，对于新建城镇园林绿地的植物景观设计，倒是完全可能根据基质的性质、地形、土壤类型与土壤性质、功能分区、园路等自然与人工设计要素，进行空间单元的区划，落实园林植物群落设计的“群落单位”，真正做到以群落为单位进行植物景观设计，为今后园林植物群落的景观变化、环境效应等方面的动态研究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也是植物群落设计方法不断优化发展的根本途径。
3.3细化群落的设计内容
园林植物配置包括2大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各种植物相互之间的配置，考虑植物种类的选择，树丛的组合，平面和立面的构图、色彩、季相以及园林意境；另一方面是园林植物与其他园林要素如山石、水体、建筑、园路等相互之间的配置，重点要求设计说明植物种类选择、配置方式、植物造景的艺术性特点与植物空间的构成等。前苏联的园林植物配置，首先将园林植物按其观赏特性进行分类分级，如将冠型分为椭圆形、卵形、球形、圆锥形、宝塔形、伞形、自然形、垂枝形、匍匐形等多种，绿色的叶子按色度分为青绿、黄绿、灰绿3类，将花形花序分为6类，配置植物时从平面、立体、色彩、树丛疏密度等方面考虑到植物的艺术构图和风格，同时还从林学的角度注意配置的乔、灌木比例，针、阔叶树比例，树木密度和树种比例等，形成园林植物配置理论。
园林植物群落设计可以考虑以各种植物相互之间的配置为主体，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吸纳、融合园林植物配置的技术内容与要求，深化、细化设计内容。目前的植物群落设计，较多是参照植被分类的群丛单位，提出各群落不同层片的优势种，作为群落构建的依据。单就群落物种构成而言，从群落生态学角度，也有深化、细化的余地，如亚优势种、伴生种、随遇种与偶见种的确定与应用，以及群落空间结构基本特点的设计限定等方面的内容。
3.4重视环境背景与环境效应
模拟地带性植被以及近自然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构建技术，为园林植物群落的科学营建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但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实际的环境背景。自然植被生态系统的发育演化过程，是植被生物系统与土壤等环境系统的协同进化过程。在强度干扰、甚至高度退化的城市环境中，很难具体判断能与环境协同的植被演化阶段，这就使得“近自然”的植物群落完全有可能没有获得与之匹配适宜的“近自然”环境，群落的自然属性及其稳定性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离预期相差甚远。因此，无论从前文所述群落性质的环境决定机制，还是从植物群落及其环境协同的生态演替原理，都要高度重视环境背景对园林植物群落构建的关键性影响。而日益丰富的有关园林植物群落环境效应的研究，是基于结构功能关系的生态学原理设计构建特定园林植物群落的主要科学依据，也是园林植物群落设计、构建技术有别于传统园林植物配置方法的一个根本特征。
3.5建立园林植物公共服务平台
合理优化的园林植物群落设计，必须基于对园林植物的深入了解。在这一方面，目前我国存在2大问题，一是设计人员普遍缺乏较深厚的园林植物专业素养，另外就是相关基础研究明显不足，特别是缺乏有关园林植物生长数据，成为园林植物群落科学设计的关键制约。在美国，基本上每个州都有其绿化树种资源的开放式数据库，包括分类特征描述及其图片、生态习性与分布、开花时间与景观特点等，为科学绿化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值得借鉴。
关键词：十六世纪中至十七世纪初 蔗糖业 生产技术 发展与影响
关于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初的我国蔗糖业生产问题，史学界的先行者对此关注不少，所取得的成果也较为丰富，在制糖业方面，学者们对十六世纪中期白糖的发明问题较为关注，季羡林先生[1]、于介先生[2]均作了专文的探讨，此外，赵匡华、周嘉华先生对十六世纪中、十七世纪初，白糖的制作作了技术性的考证[3]；在甘蔗种植技术方面，农史学家对这个时期的甘蔗种植技术也作了简要的总结[4]。
对这个时期的地方性蔗糖业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对广东省与福建省的蔗糖业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冼剑民、谭棣华在《明清时期广东的制糖业》[5]、陈学文在《论明清时期粤闽台的蔗糖业》[6]、杨国儒在《浅述明朝、清前期广东的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7]的文章中均对广东与福建的糖业生产作了区域性的探讨，其中又以对广东制糖业中的生产关系探讨为重点。
笔者以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对我国蔗糖业生产的发展作了长时段的研究与关注，认为我国糖业生产的发展如果仅从技术的角度去划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六世纪中期以前，这个时期是我国蔗糖业生产的基础性阶段，这个时期蔗糖制作技术与甘蔗种植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渐进性的发展时期，经历了粗糖期、沙糖期、糖霜期三个发展阶段[8]。
第二个阶段就是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初，即明嘉靖年间至清初顺治初年约一百五十年左右的阶段，这个时期内，嘉靖年间，白糖的发明是我国糖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明末宋应星于崇祯年间成书的《天工开物》，以及这个时期的一些时人如屈大均等人的著作，均对这个时期我国的甘蔗种植技术作了介绍，这些著作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对甘蔗种植技术的一次总结性的展示，可以说是我国蔗糖业发展史上，在甘蔗种植和制糖技术方面取得较大突破性的重要时期。此后至1934年，虽然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特别是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外国的近代工业化进程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国内掀起了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办厂之风在全国迅速展开，中国大陆内，部分商人也在尝试兴办糖厂，如光绪12年（1887年），福建商人在福州兴办制糖厂[9]。 1910年，南洋华侨郭祯祥于福建漳州设立华祥制糖公司，资本四十余万元，以新法制糖[10]。这些民族资本家所举办的糖厂规模小，并且生存的时间极短，并没有形成扭转历史的标志性开端，所以从16世纪中期至1934年代，我国的糖业制作技术与甘蔗种植技术基本没有突破封建社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
第三阶段是1934年以后的近现代化糖业生产阶段，1934年中国大陆第一家现代化糖厂广东市头糖厂建立后，标志着糖业生产由传统的作坊生产，向近现代化生产迈进，糖业生产发生了质的变化，本文拟在以后作专文的探析。
然而，综观学者们对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初的我国蔗糖业生产问题的探讨，大多作制糖或是甘蔗种植之间的单独性技术考证，二者的关联没有作更多的考察，对糖业生产在这个时期取得的成就论述得不足，并且对这些成就对今后蔗糖业发展的影响估计得不足，至今未有专文予以述及，这就是笔者所撰此文的初衷，敬请方家与同仁不吝指正。
[1] 《白糖问题》，《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 《白糖是何时发明的》，《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3]赵匡华、周嘉华：《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10页。
[4]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轻工部甘蔗科学研究所主编：《中国甘蔗栽培》，农业出版社1963年，第5—6页。唐启宇编著：《中国作物栽培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565—566页。
[5]《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6] 《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7]《中华蔗糖史》附录二，见季羡林：《中华蔗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8] 关于这个时期的论述请参阅拙作《16世纪中叶以前我国蔗糖业生产概论》，《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
[9] 孙毓堂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辑一（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987页。
[10]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辑二（下），第1005—1006页。
一、制糖技术的突破
（一）制糖工具的发明。
明代的制糖工具比宋元时期有了较大的突破，发明了榨蔗用的“糖车”。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作了图文并茂的述说：“糖车”的制作方法和使用功能是：
凡造糖车，制用横板二片，长五尺，厚五寸，阔二尺，两头凿眼安柱，上笋出少许，下笋出板二、三尺，埋筑土内，使安稳不摇。上板中凿二眼，并列巨轴二根（木用至坚者重），轴木大七尺围方妙。两轴一长三尺，一长四尺五寸，其长者出笋安犁担。担用屈木，长一丈五尺，以便驾牛团转走。轴上凿齿分配雌雄，其合缝处须直而圆，圆而缝合。夹蔗于中，一轧而过，与棉花赶车同义。蔗过浆流，再拾其滓，向轴上鸭嘴投入，再轧又三轧之，其汁尽矣。[1]
这种“糖车”，比前代榨蔗以人力为主的先进之处是，用畜力拉动二辊以榨糖，既省力又能使甘蔗的出汁率大增，整个明清时代乃至民国初年，广大的乡村糖寮均使用这种榨汁技术，清代以后“糖车”的使用，只不过是畜力的使用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已。其基本原理与明明的“糖车”是相同的，所以“糖车”的发明对制糖业是个重大的促进。
（二）制糖技术的突破。
明代制糖技术比前代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表现在如下的方面。
1．白糖的发明。
关于白糖的发明问题，史学界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于介先生在《白糖是何时发明的》[2]一文中再次强调了其早在1960年便提出白糖发明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观点，季羡林先生在《白糖问题》[3]一文中，较全面地论述了白糖产生于明嘉靖年间的史实。此外，持此观点的学者也不少，如陈学文等[4]；有的学者则认为白糖的发明在明后期，如刘国良等[5]。但无论持那种观点，对明明白糖，且在明后期制作白糖的工艺得到推广的认定则是一致的。
明代白糖的发明，最早见于明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的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一糖局偶值瓦屋随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此始见于世。” [6]说明白糖在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已经发明。白糖的发明虽带有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经过古代手工业者的多次实验均获成功，广泛推行于制糖业中也就成为必然。
白糖技术虽在明中期嘉靖年间发明，但在理论上进行比较全面的技术总结是明后期成书于崇祯七年至十一年，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该书对白糖的制法记载如下：煮好的糖液“将桶盛贮，凝成黑沙。然后，以瓦溜置缸上。其溜上宽下尖，底有一小孔，将草塞住，倾桶中黑沙于内。待黑沙结定，然后去桶中塞草，用黄泥水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内，溜内尽成白霜。最上一层厚五寸许，洁白异常，名曰西洋糖。下者稍黄褐。”[7]宋应星第一次在理论上总结了造白糖的技术“黄泥水淋法”。
2．冰糖技术的掌握。
宋代王灼在《糖霜谱》中记载，宋代的四川遂宁、广东番禺等地，开始生产冰糖（当时称糖霜），但宋代所生产的糖霜，是在较稠的糖水瓮中插入竹片，由其自然结晶生成的糖霜，没有一定的生产工艺进行遵循，所耗时间长，短则五六个月，长则一年半，产量低，有的甚至“不能成霜”，只好将成瓮的糖水卖给人家制粗糖。[8]
明代的冰糖制作，在技术上是有保障的，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冰糖制作技术。据《天工开物》记载：“造洋糖者，将洋糖（即白糖）煎化，蛋清澄去浮滓，候视火色。将新青竹破成篾片，寸斩撒入其中。经过一宵，即成天然冰块。”[9]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总结而成的冰糖制法，是在白糖的基础上，利用蛋白加热后，能凝固除杂质的特点，掌握好水火的时间与温度，进行加工冰糖，制作冰糖，所用的时间仅为“一宵”。与宋代比，不仅省时间，而且质量好，是比宋代制作糖霜较为先进的的制糖法。
3．糖制品的丰富。
由于明末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糖的制法，清初，这些制糖技术已经得到推广和普及，糖的成品非常丰富，明清时期所有成品糖基本在明末清初便已经出现，如砂糖、糖霜、冰糖等。而且，糖成品的再造品甚为丰富，如明末清初流行于广东的再造糖品种有：广州市面上普遍有卖的“茧糖”，即窠丝糖。制成条状而且透明的“糖通”。小孩喜欢吃的中间空心的“吹糖”。实心而小的“糖粒”，祭灶用的“糖瓜”。还有“铸成番塔、人物、鸟兽形”的“响糖”。此外尚有“芝麻糖、牛皮糖、秀糖、葱糖、乌糖等”。这些成品糖中，各地均有自己的特色品种，“葱糖”是潮阳的好：“极白无滓，入口酥融如沃雪”。秀糖以东莞为最，糖通则以广州为代表。这些糖广泛用于“吉凶之礼”、“祀灶”、“宴客”和“杂食”。[10]
十六世纪中至十七世纪初这个时期所取得的制糖技术的突破，基本代表了明清时代乃至民国初年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制糖业技术的水平，为明清时代糖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使糖的成品品种较为丰富，基本能满足糖成品在销售环节中的保管、储藏和市场供求的需要。
[1] 宋应星著，钟广言注释：《天工开物》第6卷《甘嗜》，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67页。
[2] 于介：《白糖是何时发明的》，《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3] 季羡林《白糖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 陈学文：《论明清时期粤闽台的蔗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5] 刘国良编著：《中国工业史》（古代卷），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561页。
[6]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中华书局，1957年，第104页。
[7]《天工开物》第6卷《甘嗜》，第169-170页。
[8] 宋王灼《糖霜谱》，《四库全书》子部9第844册。
[9]《天工开物》第6卷《甘嗜》，第170页。
[1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糖》，中华书局1985年，第389页。
二、甘蔗栽培技术的进展
制糖技术的突破，使糖的产量不断增加，向甘蔗种植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明末清初甘蔗种植技术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标志性的成果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此书写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至十一年（公元1638年）间，书中对甘蔗种植和制糖技术方面的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屈大均（公元1630-1696年）晚年所写的《广东新语》，也对明末清初的甘蔗种植作了重要的介绍，此外，明末清初的许多著作中如《广群芳谱》》、明朱权的《瞿仙神隐书》均对明末清初的甘蔗种植技术有所总结，明末清初的这些著作，基本对前代的甘蔗种植在理论上作了阶段性的总结，清中期以至清末的著作，关于甘蔗种植的介绍均没有超出这这个时期总结的成果，也没有太大的发展。透过明末清初这些甘蔗种植的理论著作，我们可以得知明末清初甘蔗的种植栽培技术主要在以下的方面有所继承与发展。
（一）种苗的窖藏。
甘蔗的种植，种苗的窖藏是很重要的环节，宋应星认为种苗的窖藏必须放在干燥的地方，指出“凡种荻蔗，冬初霜将至将蔗砍伐，去杪与根，埋藏土内。土忌洼聚水湿处。”[1]
（二）浸种育苗除分蘖。
明末清初甘蔗种植在浸种、育苗和除分蘖方面的技术前代是没有的，这是明末清初在甘蔗种植上的重要发展。屈大均指出，新种的蔗种必须用水浸，等发芽后才下种“新者以水久浸之，候出萌芽乃种。” [2]《天工开物》在记载育种和移苗分栽时更为具体“雨水前五六日，天色晴朗即开出，去外壳，砍断约五六寸长，以两个节为率。密布地上，微以土掩之，头尾相枕，若鱼鳞然。两芽平放，不得一上一下，致芽向土难发。芽长一二寸，频以清粪水浇之，俟长六七寸，锄起分栽。”[3]其中的种苗要“去外壳”的技术一直沿用到至今。甘蔗育苗移栽方面懂得了育苗的优选法，即除分蘖法，在甘蔗种植前进行选苗，将优良的种苗保留移种，不合格的剔除，朱权在十五世纪前期成书的《月瞿仙神隐书》载有，种植甘蔗时“候三月间出”，“去旁边小苗，留大苗。”成书于十七世纪上半叶的《群芳谱》也载有：“节间生苗，去其繁冗。”[4]这种除分蘖的技术直到目前仍然是被普遍使用的技术。
（三）择地。
据现代的植物学家分析，甘蔗的种植适宜的土壤是“以轻松而排水便利之砂土或砂质壤土为宜，冲积土次之，……土壤的含水量一般20-25%，以25%为合适” [5]，所以对甘蔗的种植，土壤的选择很重要。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种植甘蔗的择地，作了精辟的论述，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凡栽蔗必用夹沙土，河滨洲土为第一。试验土色：掘坑尺五深许，将沙土入口尝味，味苦者不可栽蔗。凡洲土近深山上流河滨者，即土味甘亦不可种。盖山气凝寒，则他日糖味亦焦苦。去山四五十里，平阳洲土择佳而为之。”
（四）开畦。
《天工开物》记载，明末的甘蔗种植对开畦技术作了改进“凡栽蔗治畦，行阔四尺，犁沟深四寸。”[6]种蔗开畦四尺，比以前甘蔗种植开畦仅为一尺，更便利于牛只的进入与耕作。甘蔗的种植使用牛只进行开畦，大大减轻了人力的负担。
（五）种植。
甘蔗的种植时间是“谷雨内于沃土横种之。”甘蔗种植后覆盖的土不能太厚，否则会影响到蔗的发芽。这一点宋应星有所指出：“蔗栽沟内，约七尺列三丛，掩土寸许，土太厚则芽发稀少也。” [7]
甘蔗的套种是先进的生产技术，新中国建国初年尚当作先进的生产经验予以介绍，但这种被认为是现代甘蔗种植的先进技术，在明朝的时候早就出现了：“（甘蔗）种时，取蔗尾截断二三寸许，二月于吉贝中种之，拨吉贝时，蔗已长数尺”[8]，在将要下种的甘蔗地里套种棉花，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又荫蔽地面，利于甘蔗的发芽和小苗的成长。
（六）田间管理。
甘蔗是耗肥料，喜高温、湿润的农作物。但用肥料和浇灌的技术是有讲究的，并不是越多越好，明末清初已形成了一套施肥和灌溉的有效制度，认为：甘蔗种植“虽常灌水，但俾水势流满湿润则已，不宜久蓄。”[9]只要保持甘蔗的湿润就行了，施肥“浇粪多少视土地肥硗。”[10]并且要不断地根据甘蔗的长势，追加施肥，二月用猪毛和土，作为种肥与甘蔗一起下种，当甘蔗“长至一二尺，则将胡麻或芸苔（麻饼或菜饼）枯浸和水灌，灌肥欲施行内”，“至七月，……加以粪秽，候长成收取。”根据甘蔗生长的不同时期，施以不同的肥料的技术，在甘蔗的种植技术上比前代有所发展，这种技术在甘蔗的种植方法上直到目前尚有指导意义。
（七）耕耘培土，除虫防倒。
耕耘，利于甘蔗的根系生长，促进甘蔗的发育 ，所以甘蔗的种植“芽发三四个或六、七个时，渐渐下土，遇锄耨时加之。加土渐厚，则身长根深，蔗免欹倒之患。凡锄耨不厌过勤，高二三尺则用牛进内耕之。半月一耕，用犁一次垦土断旁根，一次掩土培根”，到七月初进行第一次“取土封壅其根”，九月初再次“培土护根，以防砍后霜雪。”[11]可见明末清初时总结的耕耘和培土制度是非常具体明确的，特别牛只使用于耕耘，大大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
衰老和凋谢的老叶，有遮光，妨碍甘蔗的光合作用，对甘蔗的生长极为不利，必须摘除，屈大均在总结甘蔗栽培技术时说道：“剥其蔓荚而蔗乃畅茂”。所谓“蔓荚”即老叶。防虫也是甘蔗种植的关键一环，所以屈大均又说，当蔗“已成干，则日夕揩拭其虫兹” 。这里的“虫兹”即指虫，要求每天都要进行除虫的工作。屈大昀又指出“蔗之珍者，……质甚脆，必扶以木，否则摧折”[12]。即要求在甘蔗将要成熟收获的时候，必须用木将甘蔗捆绑固定，以防倒伏。
（八）轮作制度。
植物的轮作，是为了保证地力，提高植物单位产量的有效手段，明末清初时人已经认识到轮种的重要性，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介绍了广东增城甘蔗与芭蕉的间种的经验：“增城之西洲，人多种蕉。种至三四年，即尽伐以种白蔗。白蔗得种蕉地，益繁盛甜美。而白蔗种至二年，又复种蕉，……其蕉与蔗，相代而生，气味相入，故胜于他处所产。”[13]在明代，蔗与其他农作物的轮种制度不仅在广东存在，而且普遍存在于种蔗区的全国各地，《群芳谱》对此作了相关的记载：
今年种蔗，明年改种五谷，…以滋息；来年种稻，今年可种大麦；如种棉，则不种大麦。棉稻可种之田，种棉两年，翻稻一年。（如是可使）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14]
利用蔗田进行轮种，在台湾亦如此，黄椒敬在康熙年间到台湾巡视时，对台湾的甘蔗与其他作物轮种的制度也作了记载：“台邑土壤偏小，绝少水田，农人多种瓜执麻杂植蔬豆，栽蔗碾糖，间种早稻，以佐食纳粮”。[15]
甘蔗种植技术在明末清初的较为全面的总结，对甘蔗种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时甘蔗的种植品种十分丰富，基本包括了明清时代所种植的主要品种。[16]
[1]《天工开物》第6卷《甘嗜》，第163页。
bstract: From the middle of 16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17th century，the sugar
refining and sugarcane technique had a breakthrough. It represented the
sugar production level in the feudal society, which had multi-dimensional impacts on social economy and people.
[参考文献]
[1]季羡林.白糖问题[J].历史研究,1996,(1).
[2]于介.白糖是何时发明的[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4).
[3]赵匡华,周嘉华.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轻工部甘蔗科学研究所.中国甘蔗栽培[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3.
[5]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0.
[6]冼剑民,谭棣华.明清时期广东的制糖业[J].广东社会科学,1994,(4).
[7]陈学文.论明清时期粤闽台的蔗糖业[J].广东社会科学,1991(6).
[8]杨国儒.浅述明朝、清前期广东的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A].季羡林.中华蔗史[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9]周正庆.16世纪中叶以前我国蔗糖业生产概论[J].中国农史,2003(4).
[10]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辑一（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辑二（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2]宋应星.天工开物[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
[13]刘国良.中国工业史:古代卷[M].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14]刘献廷.广阳杂记[Z].北京：中华书局，1957.
[15]屈大均.广东新语[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 杨逸农.台湾甘蔗糖业面面观[M].台湾华冈出版，1974.
[17] 覃延欢.论明清时代广西农产品的商品化[A].叶显恩.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C].中华书局,1992.
[18] 周正庆.明清时期我国蔗糖外销的流向[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2).
[19] 周正庆.试述清人饮食用糖的特点[A].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20] 周正庆.明清时期医学用糖的演变其原因初探[A].明清史论丛,2002,(4).
[1] 周正庆：《明清时期我国蔗糖外销的流向》，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 季羡林：《中华蔗糖史》，第530页。
[3] 周正庆：《试述清人饮食用糖的特点》，载《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论文集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 植物组织培养 实验教学 改革模式
植物组织培养是20世纪初以植物生理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项技术,是指从植物体分离出符合需要的组织、器官、细胞或原生质体等,通过无菌操作,在人工控制条件下进行培养以获得再生的完整植株或生产具有经济价值的其他产品的技术,经过一百多年发展已成为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短短的40多年时间里,它以极其迅猛的发展速度,成为生物工程技术应用最广和最具有生命力的分支之一,为优良品种的快速繁殖、培育脱毒苗木、进行突变体筛选培育、遗传育种、药用植物工厂化生产、种质资源保存和植物基因库建立等方面开辟了有效的新途径,目前其应用已经渗透到植物生理学、病理学、药学、遗传学、育种及生物化学等各个研究领域,也成为现代植物生物技术和农业生产上的的重要研究技术和手段之一。不仅如此,植物组织培养在农业、林业、工业和医药业等各领域的应用更是独占鳌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近年来国内各农林院校的农学、园艺、林学和综合性院校、师范院校的生物和生物技术等本、专科专业都相继开设了植物组织培养课程[1-2]。植物组织培养是一门专业性、操作性和实践性很强的技术类课程,要求学生运用已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完成较为复杂的专业技术实验,所以,其实验教学是该课程教学的中心和关键环节[3-4]。
河池学院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北,是河池市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2003年升格为本科,化学与生命科学系是我院最早设立的教学系之一,近几年来生物教研室一直在探索专业课程的设置,从2005年至今,开设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2个本科专业和生物教育、生物技术及应用2个专科专业。目前开设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本科专业和生物技术及应用专科专业。不论是本科还是专科,所有的生物专业都开设有植物组织培养这门课,足见该课程在生物专业的重要性。针对我院我系的实际情况和地方特色,我根据植物组织培养这门课的技术特殊性,结合自身在教学岗位的经验,并参考其他高校的教学方法,对植物组织培养的实验教学进行了尝试和改革,从近3年7个班的教学成果来看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摸索出一套适合我系开展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的模式,现将此模式总结如下。
一、提高认识,增强实验室建设,优化师资力量
我院充分认识到植物组织培养实验的重要性,为加强实验教学,我院加大了投资力度,从2000年组建专门的实验室,并采购一批设备,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扩大实验室规模,目前实验室总面积达到200多平方米,设有准备室、洗涤室、天平室、无菌操作室和培养室,温室大棚也在筹备建设当中。不仅如此,2009年实验室还添置了超净工作台、全自动高压灭菌锅、冷暖空调、接种工具消毒器、人工光照恒温培养箱、万分之一电子天平、振荡式摇床、定时器等教学设备和仪器,为组织培养实验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条件。在师资力量上,有三名研究生长期从事植物组织培养工作,可作为专职教师,另外还引进一名研究生从事生物实验室管理,大大改善了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优化了师资队伍。
二、统筹规划,合理安排课时,确保实验开出率
我院针对不同本科专业和本、专科不同的培养目的,把植物组织培养课程设置为生物技术本科和生物教育、生物技术及应用专科专业的必修课和生物科学的专业选修课,并安排了不同的理论课和实验课学时比例。生物科学专业的植物组织培养课程注重的是学生知识面的开拓,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植物细胞的全能性,掌握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一些组培常规方法繁殖珍、稀、缺、优品种,以及该技术在基因重组、突变体诱导和筛选、苗木脱毒等方面的优越性和目前国际上在植物繁殖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最新研究进展。为了加深学生对该课程的理解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我们强调理论课和实验课同等重要,2005级、2006级生物科学专业的总课时安排分别为24、34;2007级正值全院进行教学改革、大量压缩课时量,所以总课时为24。但是在授课时我们只压缩理论课时,不减少实验课时,保证实验课程的开出率,所以不论总课时量是多少,理论课和实验课学时分别设置比例均保持在1∶1。生物技术强调的是对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强化培养,要求学生具备系统的生物技术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并能在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能在各相关企业、事业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与生物技术相关的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等工作。因此,第一届生物技术专业的植物组织培养课程定为必修课,总学时为48,我们加大了实验课的课时,理论课和实验课均设置为24学时,比例为1∶1。专科专业也重视组培课程的重要性,从2006级生物教育总课时为36到2007级生总课时为48即可证明。从2008年开始,专科专业更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专业名称由原来的生物教育变更为生物技术及应用,本专业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生物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较强的实验技能,能成为农业、林业等生产机构及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研究与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植物组织培养作为一门应用前景极好的技术性课程理所当然被列为必修课,而且在学时的安排上比前2届更多,总学时为64,理论课和实验课分别设置为34学时和30学时,比例约为1∶1。由此看出,不论是哪种专业,我们一直强调实验课的重要性,强调学生自己动手完成实验,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现在学生由最初的进实验室什么都不懂逐渐发展为进入实验室可以独立完成实验。
三、保证基础性实验,增加综合性实验,优化实验教学内容
针对我系部分学生基础较差的情况,在实验内容的安排上,我们兼顾基础性、验证性实验的正常开展,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出率,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具体实验内容及安排见下表。
植物组织培养实验实践课安排表
从表可以看出,实验内容的安排按照“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先基本技能后综合技能”的循序渐进的原则,大致分为基本技能、单项技能、综合技能三个方面实验内容,兼顾了各种器官的离体培养。除部分基本技能项目外,单项技能与综合技能项目都是在教师明确实训目的与注意事项后,由学生自选外植体材料、自主设计培养基配方进行实验,并作好组培成本与效益分析,以项目教学法的形式开展实训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设计性、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达到80%以上,我们将教师的科研项目、校企合作项目、地方农业生产项目作为实验项目。例如,进行教师科研项目的“铁皮石斛、木薯、岩黄连组织培养技术”研究,“名贵花卉快速繁殖技术”中的玫瑰、秋海棠、天竺葵、一品红、蝴蝶兰等花卉的组织培养实验,对地方农作物桑树进行脱毒快繁实验;学生自主设计的月季、菠萝、硬叶兰组织培养实验,等等。整个实验内容融入了最新科研成果、先进技术,并明确了素质教育内容,以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团队精神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突破传统教学,成立兴趣小组,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植物组织培养实验不同于其它实验,其中无菌操作技术是植物组织培养基本实验技术的核心和教学重点,实验操作必须在无菌室的超净工作台上进行,而超净工作台台数少与学生人数多的矛盾比较突出,植物组织培养实验项目需要时间长,做好教学组织工作显得很重要。几年来,我们实施了教学方法的改革。为了使学生掌握好技术,采取分组实验单人操作,实行个体化训练和因材施教。我们把每个教学班按24人一个实验班分班,每次实验课仅有一个实验班参与,一个实验班分成两个大组,每4人组成一小组。教师对每个实验小组进行示范操作,对一些常见的操作错误进行剖析。在学生操作过程中,教师现场指导,随时答疑,纠正不正确的操作,使抽象的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学生对操作错误认识深刻,记忆牢固,迅速提高了学生的操作水平和基本技能,而且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五、采取多种方式考核,以考促训
为了使每位同学能熟练掌握组培技术,使实验成绩能如实地反映出学生的客观实际,达到以查促学的目的,改变以往以评定实验报告作为实验成绩,我们采取了多种方式考核,以考促训。评定实验成绩时采用以下方法:将实验报告、平时表现、集中考核三者结合起来评定。实验报告成绩占实验课总成绩的40%、平时表现成绩占10%、集中考核成绩占50%。其中集中考核分卷面考试和技能考试,各占实验课总成绩的10%和40%。我们将组织培养的一些基本实验技术作为技能考核内容,如各种器皿的洗涤、培养基的制备和灭菌、外植体的灭菌、无菌操作技术等。
从2002年以来,植物组织培养课程的实验教学采用以上模式,同学们在短短一个学期内受到各个技术环节的系统训练,能熟练掌握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并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教学效果良好。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实验教学条件的改善,我们相信植物组织培养课程的实验教学质量必将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宋江华,孙俊,方从兵,朱世东.《园艺植物组织培养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探索[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1):5278-5279.
[2]朱国兵.“植物组织培养”课程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的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9,14:117-118.
[3]朱国兵,敖爱艳.高职植物组织培养课程教改探索与实践[J].职业教育,2009,2:129-130.
[4]陈刚,王瑛华,陈雄伟.植物组织培养开放式实验的教学改革与实践[J].肇庆学院学报,2008,2:55-60.
一、日本的植物保护体系
植物保护(plantprotection)作为一个学科，其含义在不同的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在我国植物保护一词广义上指通过各种途径保护植物免受一切不利因素的影响，而狭义上的植物保护仅针对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即应用植物检疫、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及化学防治等综合措施有效控制这些有害生物对农林业的危害，以保证农林业的健康生产。
而日语中的“植物保护”一词，则是从植物生态、森林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水利土壤改造、土壤植物营养等角度出发保护植物，防止种的灭绝，维持种的多样性，与有害生物防治有关的词汇是“植物防疫”。为此．日本政府专f1制定了“植物防疫法”，作为指导植物有害生物防治的根本法规，内容包括总则、国际植物检疫、国内植物检疫、紧急防治、指定有害动植物的防治、都道府县的防治、杂则，以及罚则等内容…。根据该法律，日本构建了一个。
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系统构成的完整的植物保护体系。中央和政府层面有农林水产省消费与安全局下设的植物防疫课．主管全国植物防疫的行政管理工作，下设总务班、防治班(负责病虫害发生预测预报、防治指导、农林水产航空事业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改进等)、国内检疫班(负责日本国内的植物检疫、病虫害的侵入警戒及经济防治等)、检疫计划班(负责国际植物防疫条约、植物检疫措施等国际标准的制定，病虫害危害度分析及调查研究等)、检疫业务班(负责与植物检疫有关的业务调整、进口植物检疫、植物防疫所的管理等)及专家组(负责与两国间进出口检疫条件协商有关的事务及出口植物的检疫)。通过对进出口植物的检查，发现病虫害及时取缔，对病虫害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植物防疫法有关规定．对病虫害发生及时预警，加强对药剂和防治的保障。
下设的植物防疫所主要承担进出口植物的检疫工作。而地方上，各都道府县均设有负责植物防疫的农林水产部(或农林部、农政部)及专门从事病虫害防治的病虫害防治所。目前日本全国共有病虫害防治所53个，平均人数在10人左右，其主要职责包括：病虫害预测预报，病虫害防治计划的制订．植物检疫，对基层市町村、农民和农民组织开展的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行指导和支持．农药试验示范、药效试验，指导农药正确使用，以及农药市场管理等。病虫害防治所业务经费由中央、地方共同承担．基本上各负担50％。此外，全国还有病虫害防治员4200多人，多由农协、农户和基层政府职员等兼任，接受病虫害防治所的业务指导，负责各市町村的植保工作并存防治所和农民之间起一个技术桥梁的作用。各都道府县的病虫害防治所还与当地的农业试验场、园艺试验场等科研单位、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等农业团体合作设立“都道府县及市町村防治协议会”．制定整个都道府县的病虫防治实施方针。
日本病虫害防治的民间系统主要是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JA)，类似于我国的合作社。该组织作为农民的合作组织，在组织农民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金融、共济、技术经营指导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促进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基层，农协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协的设立上至全国．下至各市、町、村，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触及面很广各农协几乎都设有营农指导员．作为活跃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技术普及员，以农协会员及其家属为对象，在生产、经营等方面给农民以指导．其指导范围涉及农业领域的方方面面，但以担任研究、制订农业生产与经营计划，指导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推广新品种和新的作物栽培技术等为主，并为农家购置农机和设施提供咨询，在会计业务、税务知识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向农民提销信息和相关服务。可以说，农协营农指导员是植物保护知识的直接传授者，在日本的植物病虫害防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植物保护工作本着测报先行、综合治理、安全用药、保护环境的原则开展，实现了由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专家咨询系统、远程咨询系统和远程诊断系统等现代技术构建的植物保护网络化，建立了JPP—NET植物防疫信息综合网，并适时进行大面积飞机喷洒防治。日本是世界上农药残留标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对各种农药在每种栽培植物上的农药残留标准做出了严格的要求．乱用药、滥用药、使用违禁药物的现象很少。在病虫害的防治中，非常注重化学防治以外措施的应用，很好地体现了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PestManagement，简称IPM)的理念。其农药的流通也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进行。农药企业生产的农药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到达农民手中。其一为农协途径，即通过JA全国农业协同组合经其投资的经济联合会到达或直接到达各地的农协组织后销售给农民；其二为非农协途径，即依次通过农药批发商和零售商两个环节销售给农民。对农药的销售采取严格的许可制度。
二、日本植物保护人才的培养体系
日本的植物保护人才培养也分为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三个层次，其中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由一些综合性的或农业高等院校进行，而专科生由设置在地方的农业大学校(2年制)完成。本文主要对本科生的培养加以介绍。植物保护一级学科下含植物病理、农业昆虫、杂草和农药学四个方向，目前我国植物保护专业的专业课程有《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农业昆虫学》、《杂草学》和《植物化学保护学》6门课程，另有与四个方向有关的专业选修课多门．以青岛农业大学为例．共有《害虫生物防治》、《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昆虫生态与预测预报》、《植病流行学》、《植物免疫学》、《农药环境毒理学》、《农药毒理学》、《植物检疫》、《昆虫学研究法》、《植病研究法》、《农田杂草控制》、《昆虫生理学》、《农药残留与检测技术》、《资源昆虫学》、《昆虫病理学》、《菌物资源学》、《生物农药》、《农药加工技术》、《植物病毒病害及综合治理》、《分子生物学》、《农药施用方法与技巧》、《植物细菌病害及防治》、《植物线虫病害及防控技术》、《贮粮害虫》、《农螨学》等25门课程，其中前15门为专业限选课。
通过四年的学习，要求培养的学生同时掌握与三个方向有关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敢于实践、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意识，以及自我提高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胜任与植物保护相关的各项工作。日本与我国不同．其大学均未设植物保护专业，植物保护人才的培养往往结合在农学专业里面。虽然能比较系统的学习与植物病、虫、草害有关的知识，但对农药知识的学习较少，农药相关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与化学及应用化学相关的专业来实现。以日本唯一的一所农业本科院校东京农业大学为例，其培养目标瞄准“次生代农业”(即对人类及环境友好型农业)，通过学习次生代农学理论与技术，培养能够应对粮食自给、食品安全、地球环境等问题的能力，在农业经营方面敢于挑战现有生产方法，围绕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够对今后农业生产做出贡献的人才。根据需要在该专业内设置了农学与园艺两个培养方向，其中农学方向共设置课程103门(含毕业论文)，即必修课29门，任选课74门。
实习从大一开始，《农业实习》课程要求学生深入校办农场，体验食用作物-工艺作物、草地•饲料作物、果树、蔬菜、花卉及农机等领域的农业生产，领略农业生产的快乐与困难：大二开始以解决食品及病虫害问题为目的，通过《生物学实验》等掌握研究的方法；大．二开始进入研究室．与指导教师及研究生一起进行专门的研究l6。该方向的具体课程如下：
第一学年：有《作物生产学》、《土壤学》、《遗传学》、《育种学》、《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园艺学》、《农业实习》、《农学原论》、《信息学基础》、《英语》、《共通演习》和《新生seminar}13门必修课及《健康福祉概论》、《心理学概论》、《艺术》、《日本国宪法》、《经济入f1》、《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国际学习》、《英语听力》、《体育》、《基础生物》和《文章表现》24门任选课。
第二学年：有《生物学实验》、《农业实习》和《英语》3门必修课及《农业气象学》、《植物营养学》、《农作业系统论》、《资源植物论》、《食用作物学》、《工艺作物学》、《草地饲料作物学》、《植物育种学》、《植物工学》、《植物病原微生物学》、《昆虫分类学》、《环境科学》、《生物化学》、《动物福祉》、《植物生理生态学》、《生命伦理》、《文化人类学》、《现代社会的问题》、《国际关系思考》、《地学》、《英语会话》、《中国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职业设计》等26门任选课。
第三学年：农学方向有《作物学实验》、《遗传育种学实验》、《植物病理学实验》、《昆虫学实验》、《作物学演习》、《遗传育种学演习》、《植物病理学演习》、《昆虫学演习》8门必修课及《实验计划法》、《杂草学》、《农产物市场论》、《植物防疫论》、《植物病原微生物学》、《昆虫生态学》、《昆虫机能利用学》、《动植物园论》、《生命科学》、《分子生物学》、《知识产权论》、《实用性生命有效利用》、《农业与生态系》、《农业经营学》、《植物生长调节论》、《民族植物学》、《自然再生技术论》、《地球环境政策论》、《科学与哲学》、{TOEIC英语》、《实习》及《商业礼仪}22门任选课。
第四学年：农学方向有《作物学演习》、《遗传育种学演习》、《植物病理学演习》、《昆虫学演习》、《毕业论文》5门必修课及《商业英语》和《科学英语》2门任选课。毕业后以就职者占多数，为67．1％，其次为攻读研究生占11．6％，自主创业者占6．7％，其他占14．6％。就职者中，以综合最多，技术次之，其他依次为营业、销售、服务、公务员及研究，分别占23．2％、17．9％、13．7％、7．9％、3．7％、3．2％和O．5％，其他24．1％。其中，就职最高的5个行业是零售业、服务业、食品加工业、批发业及教育，各占20．5％、15．2％、10．6％、9．3％和7_3％。根据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要，该校的农学方向还设置了作物生产与植物保护两个领域，前者下设作物学和遗传育种学，后者下设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各两个研究室，为学生的培养提供了保障。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