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首先要从否定“艺术是什么”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开始；在中止这一提问的前提下，才能追问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必须要建基于人的艺术活动之上，进而才能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等传统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人的心灵出发，将艺术的意义问题归结到对心灵的思考。
关键词艺术意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
谈到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说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同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艺术家。但是，当我们真正追问是什么使他们（它们）成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问题，艺术的内在本质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又变得茫然起来。艺术是什么？对于此，前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接着他们的思考，我们仍可以继续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经提出的所有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解释也并不是有道理，我们即使将所有的解释加在一起也还无法说明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一、艺术和艺术作品
探讨艺术问题，通常我们首先从分析艺术作品入手。根据经验，我们很容易判断出艺术品与非艺术品，我们在聆听音乐、欣赏绘画、阅读小说、观看舞蹈等艺术活动中，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都是艺术品，而且我们会有意识地去评判它们的艺术水平的高低。但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我们凭什么说它是艺术品或是非艺术品，如果作为艺术品，它们的水平高下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判断的基准在于什么，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内在含义也就是，在我们所面对的众多物品面前，如何判断哪个是艺术品，艺术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为艺术品，我们怎样确定艺术品的水准的高低。显然，我们通常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作为艺术品的基本构成的涵义的理解上，这种判断在我们当下的话语系统中是有效的，比如在特定的时限或氛围中，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问题可能会变得复杂起来。究其实，我们对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追问，回到根本上也就是对艺术问题的追问。因为我们在划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时，我们已经存有了艺术的观念在指导着我们这样做，不管这种观念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支配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对艺术品本身的追问，也就隐含着对艺术问题的追问。所以，探讨何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艺术探讨的奠基性问题。但这一探究从一开始就显得困难重重，问题遍布。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艺术“模仿说”是雄霸西方千年的艺术理论，模仿说被作为经典的艺术理论在东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一理论是直接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作为艺术的艺术品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这种模仿也就是不真实的、虚幻的。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模仿它的艺术的真实性。后来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也继承了艺术模仿说，直到17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家们还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以再现现实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艺可以说是模仿说的最高发展阶段。虽然，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崛起，在各种全新观念的冲击下，这一理论遭受严重的挑战而变得如此不堪，但在我国当代的一些僵化和陈旧的艺术理论中还有极大的市场，以一种变形了的“反映论”艺术观的面目出现。这一理论探讨的是艺术的本质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从艺术作品的问题开始的，分析了艺术作品和自然、理念、事物的关系。模仿说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把艺术看成是再现和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从艺术作品产生的源泉来把握艺术本质。然而，其根本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把艺术局限于“模仿”世界的认识论范围；另一方面，它忽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根本的问题也就在于把对艺术的探讨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这样自然就把艺术的问题置换为艺术作品的问题。显然，严格地讲，艺术和艺术作品是有差别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含混了起来。
因此，从艺术作品作为逻辑出发点来探讨艺术的本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这种探讨首先就预设了艺术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认为艺术品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理念等的存在物，然后去探讨它和世界的特殊的联系。但在这其中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一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艺术之所以成立的预设中也就包含着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主义假定，反过来正因为有了这种预设和前提，艺术作品才得以成立和显现。显而易见，这自然就导致了对艺术的真实意义问题的掩盖，其所探讨的出发点即逻辑起点是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艺术作品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什么？艺术作品是怎样从世界中剥离出来的？我们怎样认定这些悲剧、史诗、雕塑等就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其他？这样，艺术的意义的真正问题就掩盖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中了，艺术的问题就变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其二，既然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现实存在物，它是对世界的模仿，它所体现的是艺术作品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家作为这种活动的直接介入者，他的意义又何在呢？艺术家在这种模仿世界或理念的活动中，不介入自己的任何理解而机械、本真地模仿自然或再现理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恰恰是艺术家的活动，使得本真从遮蔽中绽出，使得艺术作品充满了生气，这样，艺术家的活动正是决定艺术作品水准高低的主导因素。所以，单方面地从艺术作品出发来探求艺术问题，显然就掩盖和遮蔽了艺术的最基准的问题。也就是艺术的意义的真实问题。
艺术模仿说以艺术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为其探讨的主要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这种无限多样的自由创造性，因为它一味地强调艺术和现实世界的完全的符合。但事实情况是，艺术就是艺术，它和现实就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颜色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根本见不到，小说总归是一种编造的故事，但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使人神情激荡，思绪飞扬。为什么又会如此呢？显而易见，用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生硬的关系来说明这些问题，已显得极为力不从心了。这样，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又向前迈进一步，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艺术作品的现实来源，也就是艺术的制作者，即艺术家。
二、艺术和艺术家
艺术家，通常认为，就是艺术的制作者。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制作出来的物品，自然地，是艺术家使艺术成为艺术，没有艺术家，艺术似乎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以及他的艺术制作活动是艺术的主导因素。逻辑地看，艺术活动首先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艺术作品也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最后结果。
随着西方近性主义的高扬，人的价值，个性自由，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浪漫主义艺术潮流也随之勃兴，艺术强调艺术家个性的自由张扬和展现，自由、创造、天才等概念成了这种潮流的主导性范畴，艺术家成为艺术的主导因素。与之相应的是艺术“表现说”对传统的“模仿说”的反叛。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标榜“自我表现”，冲破了“模仿说”的罗网，“表现说”于是兴起。表现说批评模仿机械复制，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康德最早提出“天才”论，强调艺术是天才的创造和表现，提出天才是和模仿精神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主体性问题被强调到了极致，人是目的的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这样，他就是从艺术家的活动出发，肯定了天才和创造在艺术制作中的巨大意义，他认为天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天赋因素是艺术的决定因素，这样艺术家在艺术制作中的作用被康德充分地加以肯定了。德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认为，人即使练习作画，感情的表达也应该放在第一位。德国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认为，诗意是表现心灵状态的。意大利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更是干脆宣称艺术即直觉，即抒情的表现。表现说把艺术本质同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表现联系起来，突出了艺术的审美特性。中国的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致上是与表现说相类似的观点。较之模仿说，表现说不是从艺术作品而是从艺术家作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更明确地来说，就是把艺术家的情感作为艺术的核心和关键性问题。但同样可以看出，在这种以艺术家以及艺术家的情感为主导的艺术问题的探讨中，照样包含着对艺术更为极端的本质主义化的倾向。
首先，艺术活动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活动，我们绝对不否认艺术家对艺术制作活动的意义，正因为艺术家的存在以及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水准的高低，就自然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水准的高低，否则那些非凡、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会产生的。但是，我们把问题拓展开来看，如果说，艺术家的制作的结果是艺术作品，推而广之，就是艺术。那么，是什么使得艺术家的制作得以成立？也就是说成为艺术作品，成为艺术，是他赋予的他的制作品的风格，还是情感，还是其他？这些都无法说明这一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再一次陷入到循环论证中而无法自拔。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在艺术家的制作活动开始之前或进行中，他是否明确或已意识到他正进行着艺术活动，是否明确他的制作的结果将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是这样，那他已经就是按照艺术的模式和规则来进行艺术产生，那么，艺术的创造性又怎样灌注其中，艺术家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出来呢？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了艺术的意义问题，这就促使我们从其他方面而不是从艺术家出发去探究。显然，从艺术家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认为艺术家就是艺术的立法者，艺术家使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观点，同样使得问题简单化了。不难发现，艺术创造并非艺术家为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艺术创造才去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艺术家不是遵循了某些规则而成就了艺术。因此，需要有另一种线索来研究艺术家是如何赋予艺术品的艺术性或者艺术质量以及艺术规则的艺术质量。
其次，艺术是一种以情感为主的活动，情感的激荡构成了艺术活动的基本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承认只有艺术家具备情感的表现能力，只有艺术家的天才能力才能超越事物的表面，捕捉到那最为动人的情感，那么，问题是这种情感能表现出来吗？即使能够表现，我们又如何体验到这种表现呢？这里问题还是不少。正如我们前面已否定的，艺术本来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要试图给艺术负载什么文化、情感等的因素在其中，但情感表现主义却把模仿说中的再现自然或理念暗换为表现情感，这种情感中心主义，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反而以一种模糊的情感来惑乱视听，使艺术被一种不知所云的神秘主义面纱所笼罩，或是成为肤浅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某种阴暗、病态心理的暗示，把崇高的艺术变成了类似原始巫术一样的神神道道的东西。本来情感使艺术充满活力，但情感表现主义所要求的情感的意味和表现，实际上是对情感的一种贬低和严重的曲解。
从艺术家出发探讨艺术的基本思路是，因为存在艺术家，艺术才成为可能，不管来自于理念还是自然，还是表现历史、情感等，它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制作。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就是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这些有意识地向自然或理念模仿或是表现情感的活动，艺术才赖以成立，艺术品才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这样，艺术家成了艺术制作的主体，相应地，艺术家之外的与之对立的自然、理念或情感则成了艺术的源泉和来源，是为客体。这是一种表面化的探求和本质主义的预设，因为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自然可以推出，在艺术之前，已经存在着所谓的艺术之为艺术的实体，不管它是在自然或是理念、历史、甚至情感之中，只不过是艺术家把它抽取出来而已，艺术家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抽取的角色。这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因素：艺术的本体和艺术的诸现象，即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作品等，艺术之为艺术的东西自然地隐藏在事物背后，艺术家将它开掘出来，艺术家就成了艺术的代言人。
以艺术家为逻辑起点出发对艺术的意义的追问，使得艺术的意义探寻问题向本质主义更深地推进了一步，沿着这一思路下去，艺术欣赏或艺术接受就成了二次开掘的工作，作为艺术接受者的活动就是猜谜式的或是破译密码式的工作，我们面对艺术，就要愁眉难展、费尽心力地再次去找寻艺术家植入到艺术作品中的这种意义，但是，是否存在这种永恒的意义呢？这种寻找意义的活动是否构成了艺术活动呢？这种寻求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从艺术接受方面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三、艺术和艺术接受
当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出发对艺术的探讨充满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以往的理论中关注甚少或根本没有关注的艺术接受问题上来。艺术接受包括艺术接受者及其接受活动，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体验、感悟和评价；在这种接受活动中，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存在的感受和思考，我们可能会和艺术作品一起构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体悟和评价。显然，这不单纯是个体当下的评价、接受的行为，同时也是在文化和文明的作用下产生的行为。因为这种接受、评价、体验的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和易变性，就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难以把握，所以，因其无序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不予关注。但它确实是艺术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因素，而且是艺术活动的直接发生者。20世纪以来的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读解艺术、艺术作品。
解释学艺术理论把艺术接受作为艺术活动的主体，其基本观点在于强调从艺术接受者出发的对“文本”阐释和读解的多样性，肯定了艺术接受中“前结构”和接受中的误读和解释的合法性，由此达到对传统的艺术理论所认为的艺术的中心意义的消解。解释学艺术理论从艺术接受出发探讨艺术，是针对传统的艺术表现论而言的，这一理论首先要询问的是艺术中究竟有没有这种恒定不变的意义中心，作为艺术接受活动的实质究竟是不是对这种恒定的中心意义的寻找。在这一前提下，他们认为，在艺术接受活动中，这种“前结构”，也即“历史视阈”是影响接受的基本因素，它构成一种“合法的偏见”，所以，对于接受来说，不存在所谓的与文本符合或发现中心意义的问题，而是由文本和接受构成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文本向接受者敞开，接受者也向文本敞开；故而，艺术接受中对艺术的理解，不是要指向那意义，进入艺术之中，绝对占有艺术所构成的世界，而是将自己是“非现实化”，将自己“暴露”给文本；在艺术接受中，是力图和自我构筑的“他者”不断地对话，形成一个不同的世界和新的视野。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强调艺术接受对艺术的意义，不但主张艺术接受者对艺术意义的占有，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占有对接受者自己的创造和激发。这样，传统的艺术的永恒、普遍的中心意义消解了，艺术不再是反映现实或表现情感的东西，它没有普遍的标准，永恒的意义，一切都在解释和对话中不断地展现，不断地开启着新的世界。在这一理论中，他们提出“读者中心主义”的口号，力图解构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在艺术中的意义，这样，艺术作品的范围大大扩展，艺术家的创造不再对作品具有决定意义，甚至作者彻底地从接受视野中消失了。
但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果真像他们所描述的，任何文本，在认识视界中是真理，而在审美视界中是艺术，全由接受者的读解来决定，那么，艺术的意义的规定性几乎等于零。这样，艺术创造、艺术家甚至纯粹的艺术作品都会从人们的视阈中消失，我们可能面对的一切都会成为艺术的世界，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会成为艺术化的活动，在我们随意性的指称中，艺术就诞生了，那么，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和规定性而言呢？所以，这又不得不迫使我们把问题引向纵深。
从艺术接受出发来探讨艺术的意义，对艺术的本质和中心意义的消解，强调艺术接受的意义，从而强调艺术阐释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这是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在艺术理论中的体现。这样，在艺术接受的误读和敞开中，“我”和“艺术”构筑着世界，艺术活动成了艺术的意义探究的核心，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则是艺术中主要强调的因素，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就直接指向了人的心灵的意义的探讨。在这里，艺术不再是模仿现实或理念等事物，或不再是情感的不断表现，艺术没有这个必要，艺术的意义变成了一种行动，一种构筑着“别样”世界的活动，艺术的意义在于将自己“暴露”在世界中，世界向自己的一种展开和敞亮，正是在这种沉沦和上升中，艺术的意义开启了。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将艺术的意义的探讨最终指向了艺术活动，指向了人的心灵。
四、艺术和艺术活动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出，不论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说，不管是从艺术作品还是从艺术家出发来探讨艺术，都包含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都企图从让艺术来负载一些什么东西在里边，不论是作品中对世界的反映，或是艺术家感情的宣泄，都试图把理念或情感的内质强加给艺术，这是一种本质主义对艺术的否定，它在给艺术赋予一定的本质的时候，恰恰就将艺术彻底背离了。所以，我们认为，对艺术的意义的阐释的最大的问题是极端的知识化。人的任何活动都有相应的知识，归纳性的、解释性的或是反思性的等等，艺术作为人的一种活动，也被限制在知识的规范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美学理论。作为艺术的规范性理论，美学理论已严重地背离了艺术，由于它过分的和极端的知识化倾向，使艺术被淹没在空洞的理论中。而要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除了摆脱这种空洞理论的束缚外，最主要的还在于溯本逐源，从艺术活动的本初谈起。而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努力则扭转了这个方向，它更重视艺术是一种活动，在这种阐释的行动中，艺术和接受对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构筑和开启。因此，我们强调，艺术什么也不表现，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所以，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从艺术作品、艺术家或是艺术接受出发，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人的艺术活动的探讨中去。
艺术活动的根本所在就是构筑另一个世界的活动。我们之所以提出艺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的极端的观点，并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遁词，而是要彻底否定所谓的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对艺术是什么的概念化和知识化的思考，艺术开启的本来是一个非凡别样而不同平常的世界，而我们的理论总是试图将它纳入到我们正常的世界中来思考，这就从根本上将艺术背离了。所以，我们所要否定的就是对艺术是什么的提问。因此，问题最后会变为艺术可能的意义，艺术能够给予什么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只能再回到艺术活动中去探究，因为艺术活动是艺术的基本的和原初的起点。
如果我们以艺术活动作为艺术的意义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又如何来描述艺术活动呢？人的活动纷繁复杂，究竟那些属于艺术活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会变得困惑。但是，我们先验地认为人就是一个活动的主体的话，那么艺术活动也就是人的所有活动中的一种，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再造另一世界的活动，它是一种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
首先，人的活动的特殊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创造“第二自然”的活动，活动本身是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人的活动不仅仅体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活动，人也不仅仅是使自然向着他自己，他的活动的内涵应该更广阔，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创造“第二自然”的观点却为我们提供了思路。由此可见，人的活动具有某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就体现为人对另一世界的探视的努力，在这种探视中，他不是还原现存世界，而是力图去开启和敞亮可能的世界，这种可能的世界只能是艺术世界。不管是艺术制作还是艺术接受活动，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所以，不管怎样，艺术活动是一个使我们的世界“陌生化”的活动，这是一个极为朴素的事实，但这正是我们思考艺术的真正出发点。正是在这种制造陌生事物的活动中，我们在不断地超越，超越现存世界有和无的隔离，在心灵中出现了另一世界，这就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是心灵不断地展示自己的运动，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接受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心灵的运动之中。艺术活动的本意就是心灵自我改造的意义，面对一件非凡的艺术作品，我们感悟到的东西，绝对不是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的，或是艺术理论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什么的东西，而是对我们心灵的改造；艺术作品也不是一个常规的现实存在的物，它绝对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一个开启我们的世界面向心灵的物，艺术作品的本意是激荡起我们的感受，是艺术作品驱使着我们，而不是我们审视艺术；所以，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以及他的作品，应该就是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感觉，使我们进入到“我—艺术”的世界中，使之在思考中感受，在感受中思考，艺术就是着力于激发塑造新的心情，新的感受方式，是艺术的方式在制造着我们感觉的方式，而不是我们在不断地规定着艺术的方式。
【作者简介】高楠 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艺术“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识及形成这一意识的体验型思维，离不开“情”在其中的原创意义。“情”不仅是中国古人对于世界、人生的体验，“情”更创构着中国古人体验的世界与人生。本文把“情”提到创生中国古代艺术的母体地位加以评述，又举要论证了“情”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总领性。
【摘 要 题】古代文论研究
【 正 文】
“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具有原创意义，它既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定，又是这本质规定的由来。
一、体验的世界与世界的本真
中国古人的世界建立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情感体验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古代艺术在这样的世界中形成与发展。
1.“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原创性
从艺术文化学的角度说，文学艺术从属于文化并规定于文化，因此，阐释“情”的文化原创性，同时也就是在揭示“情”的文学艺术的原创意义。
原创的含义不仅在于本质规定，更在于本质生成。把“情”提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原创位置，是指认中国古代文化的缘“情”而生与缘“情”而立。
缘“情”而生，是说中国古代文化是其先民及后来者情感生活的产物。这涉及生存论及文化学的基本问题，即中国古人的生存就是情感体验的生存，中国古代文化也就是情感体验型文化。 2.“情”的本真规定
先考察一下“情”的字义。“情”，《说文》：“人之阴气，有欲者。”按阴阳说，阴阳为生命之本并化生人的万有万能，说“情”为阴气，这是将“情”推到了生化生命的本真之处。段玉裁注，情乃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欲，是生理自然需要不学而能，这又是将“情”归入人的本真状态。《吕氏春秋》强调“情”的天生自然：“欲有情，情有节……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吕氏春秋·情欲》）这是在确定“情”的生命自然即直接的感官根据，是耳、目、口对声、色、味的自然欲求。“情”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然又是这生命活动的本真。《尚书》“情”有一见：“天畏fěi＠①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孔安国《尚书传》对这一“情”字作“人情”解，即民群的真实感情，“人情”被看作天是否辅助的尺度。此后，“情”便与事物之真、实相关，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关。“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左传》庄公十年）；“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鲁有名而无情”（《左传》哀公八年）；“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国语·鲁语上》）。这“情”，都是事物、事情的真实情况。《论语》用“情”两处，都与人的自然本真相关：“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
因为“情”本义于生命本真状况，所以它常与另一个表生命之本真的字“性”连用，称为“性情”。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这“天”便是自然，自然天赋。荀子提出“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情”是自然天赋的本质，是生命的本真。荀子之后，“性”、“情”、“欲”三者关系的哲学之思也就逐渐多起来，形成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辩——“性情”之辩。
中国古人热衷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本真追问，把本真作为文化建构、艺术实践的基点或出发点，并在本真追问中把握判断事物及行为的标准。如儒家先哲孔子与孟子，在推衍他们的人世之道与道德之天时，便从本质设定出发。“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羞耻感在这里被推为不言面喻的本真标准；“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情”被指定为“性”本善的根据；“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这是孟子对羞耻感的进一步的本真强调。管子本于“情”的人事道德推衍更为直接，“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管子·禁藏》）；“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管子·君臣上》）。道家进行的道德推衍其实也本于“情”，与儒家对“情”的人世社会比附与推入不同的是，道家本于“情”却比附于“自然”，再由“自然”而推入社会人生；当然，道家对于“情”的本真设定或本真理解也不同于儒家，道家更强调“情”的自然性。“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无情不是否定“情”而是不动情，这里有一种超越喜怒哀乐的更为广博深厚的“情”，这便是宇宙人生之自然，是融于宇宙大道的生命冲动。至于墨家的“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墨子·亲士》）；法家的“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韩非子·难三》）等，也都可以看出他们按照各自的“情”的本真理解，进行各自的“情”的本真推衍与强调。
二、建构体验世界的心灵方式 在这样的思维形态中，“情”有了本真之外又一重原创意蕴，即它是中国古人建构与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经由这样的思维形态，中国古人日常社会文化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有直接的关联——社会文化活动直接关系着艺术活动，艺术活动也直接关联着日常社会文化活动，甚至不少时候，社会文化活动就是艺术活动。
且看《吕氏春秋》这段话：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叹，有进乎音者矣。大飨之礼，上玄尊而俎生鱼，大羹不和，有进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吕氏春秋·适音》）
由音乐而民俗民风，由民俗民风而理义之行、国家之治。对这段文字的解读，不仅要注意它指出了艺术与人伦政治的关系，更要注意它对于艺术与人伦政治的情感关系的揭示，它们面对同一的情感关系，把握同一的人伦情感世界，所以它们才能由此及彼地互相指认互相通达。艺术与人伦世界的同一关系，在孔子论诗、庄子寓言、韩柳论文中都被作为通则而运用，这不是他们对于艺术的误解与偏见，而恰恰是他们对艺术与现实生活情感思维同一性的深悟。
对“情”的思维形态意义，中国古人多有论述。如《淮南子》，从“情”感物而生并形于外的方面加以揭示：“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淮南子·缪称训》）汉代从石渠阁奏议到白虎观奏议，涉及“情”的思维规定性，并以此作为制定国家等级制度的根据：“情性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钩命诀》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白虎通德论·情性》）这指出情是阴化、静也、贪也、利欲也；性为阳施、生也、理也、仁也，二者在生存的心灵活动中各有所重，各有其活动特点，又相辅相成地展开心灵活动的过程。东汉王充基于情性阴阳之说，指出要更好地运“性”用“情”，就必须注意对之制约与调节：“故厚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以作者，情与性也。”（《论衡·本性》）这实际上是揭示了礼乐乃“性”、“情”思维的结果，因此礼乐才能反转来制约与调节性情。刘勰基于“情”的过程性理解，进一步作了“情”的艺术思维的揭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这指出“情”组织文学语言，使之由隐而显的表现功能。“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这是揭示“情”的文学发生过程。“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文心雕龙·神思》），这是在讲“情”与艺术想象的关系。 由此可见，“情”确实是中国古人情感关系地建构与把握世界（包括艺术世界）的思维形态与心灵方式。
三、创生艺术的母体
强烈的抒情要求形成中国古代艺术不同于西方的明显差异。突出的抒情特征的形成，则源于中国古代文艺史中抒情艺术的早熟及对于各种文艺形式的创生。
中国古代最早形成自觉并走向成熟的艺术是音乐，音乐的抒情本质早已不言而喻。
固然，不仅中国，在世界艺术史中，音乐也是出现最早的艺术，这已被很多学者认同。不过，最早出现的艺术与最早形成自觉并走向成熟的艺术并不是一回事。
《周礼》有一段话，证明至少在周初，音乐的创作与应用便已进入自觉阶段：“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②、大武……”。（《周礼·春官·宗伯》）尽管有资料证明，“礼”的观念周初已开始形成，但“礼”在当时生活中的作用却无法与“乐”相比。“乐”所感受并表现的秩序与和谐进一步理性化，才明确为“礼”。“礼”是规定了的秩序与和谐。对此，中国古人早有认识——“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乐”先于“礼”又通于“礼”，“乐”、“礼”共同规定与生发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乐”、“礼”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情感体验与情感理性形态，滋润与繁荣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抒情特征。
而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早熟，也证明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情”的根基。
中国古诗“情”的根基与“乐”相通，中国古代文艺史不乏诗乐舞原本一体的记载。如刘勰说：“或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文心雕龙·明诗》），孔颖达说：“大庭有鼓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昔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诗谱序正义》）诗生于歌舞，亦即诗生于“情”。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根基于中国古代人伦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伦情感本质就自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由于“乐”、“诗”抒发人伦情感方面很早便自觉与成熟，也由于孔子的理性概括与引导，使的“乐”、“诗”的“情”的本质规定成为后来因“乐”、“诗”而生发的其他门类的文学艺术也获得了“情”的本质规定。
四、文论诸范畴的总领
文论是文学实践的理论形态。“情”的文学艺术的原创意义体现在文论中，则在于它具有范畴总领意义。也可以说，“情”的文论诸范畴的总领意义，正证明它的文艺原创性。
“情”的范畴总领意义可以从思维形态、文论范畴发生及范畴构成角度加以论证。
①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都是情感体验思维的产物。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成物，分有情感关系的本体属性并运用与发展着情感体验型思维。所不同的是，文化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创生与建构，由于社会实践的物质规定性，情感体验型思维常因实践对象的客观定性而难以充分施展；即是说，对象的客观性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它否定体验的主观性。这时，活跃的便只能是主体的认知而非主体的情感。在文学中，对象的客观定性消融于文学创作主体，情感体验的特征性思维有了充分实现的条件。充分实现的情感体验思维，创造着情感体验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形成与之相应的文论范畴。由此说，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也是情感体验型思维的产物，是这一思维形态的理性成果。“情”在情感体验型思维中具有发生、运作、课题与衡定意义，“情”的生理与心理规定直接成为思维规定。作为范畴的“情”正以文艺的情感活动为对象，以揭示情感活动规律为旨归，因此，“情”范畴的研究也是情感体验型思维本身的研究。文论其他范畴孕生于情感体验型思维，所以也正在“情”范畴的研究之中。换句话说，“情”的情感体验型思维研究自然蕴含着文论其他范畴的研究，而且在文论其他范畴的研究中处处见出“情”的规定。
就拿“理”来说，在西方，“理”与“情”是对举的两个范畴，它们经常在二元对立的情况下运用。在中国古代文论，“理”却是“情”的构成范畴，“理”主要是揭示“情”的发生、运作及表现根据。如刘勰所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叶燮所说“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原诗·内篇》）等，都是在讲“情”、“理”相一的关系。李泽厚则把这种“情”、“理”相一相融的关系概括为“中国的传统精神”，“中国的智慧”（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11页。）。
②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都是“情”的生发
如前所述，最充分地体现“情”的本体意义的艺术是乐与诗，乐与诗的最先自觉与成熟，决定了它的理性形态“情”范畴是最早提出的艺术论与文论范畴之一。
《国语》记载周王与单穆公、伶州鸠关于声乐与声乐接受效果的对话，虽没有直接就“情”字展开，但二人由声乐大小、强弱、疾缓作用于感官引起的体验与感受的分析，及对这种微妙、复杂的体验与感受所唤起的道德感与所引起的道德行为的分析，都已深刻涉及情感心理学内蕴，都能从中看到较丰富的情感唤起与情感运用的经验（《周语下》）。《国语》还有一段“情”与“文”的对话，涉及“情”、“貌”、“言”的关系：“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赢氏。……（宁赢氏）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国语·晋语五》）这段记述提出了“情”与其外部表现相合相离的问题，也涉及“情”的话语表述问题。这类问题对此后的“情形”、“情言”、“情貌”、“情理”等艺术论与文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开启作用。此后文论众多范畴课题的提出与展开，如“诗言志”课题、“性情”课题、“形神”课题、“神思”课题、“比兴”课题、“象”与“象外之象”课题、“旨味”课题、“虚实”课题、“言意”课题、“意境”课题等，无不与“情”的文学发生意义、“情”的范畴延展意义密切相关。
“情”对于“志”、“礼”、“性”、“心”、“德”、“神”这类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基本范畴的发生意义，更可以由孔子及其后学对于《诗》的多元解释见出。对艺术深有造诣的孔子，对《诗》却经常作非“诗”的解释，这类解释看似出格，其实，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以情感体验思维为特征的，文化系统的众多方面、众多范围都与“情”相通，可以互相生发彼此转化，就会少一些大惊小怪，这类解释只是顺“情”成章。如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致，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治《齐诗》的匡衡总论《风》诗时说：“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这都是在强调艺术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情感同一性，艺术与各种社会活动都是“情”的生发。这一点在《毛诗》序中说得更为清楚也更为具体。如《召南·草虫》序，说这是“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郑风·将仲子》序则说是“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小不忍以致大乱焉。”这类读解，不管距当时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是近是远，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孔子以降，确有很多哲人与文论家悟及“情”在生活中在文学与文论中具有重要的发生意义。
③“情”对文论诸范畴的构成
“情”对文论诸范畴的构成，是指文论诸范畴都合于“情”的定性，都分有“情”的性质。由于文论范畴为数众多，无法逐一分析，这里只能举诸范围之要，择几个基本范畴，进行“情”的构成性阐释。
a.“意”与“情”
“意”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它是文学创作的所欲表达，文学作品的已然表达，文学接受的理应获取。
“意”的提出与运用由来已久。《易传·系辞》中有“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此说法后来广为引用，它不仅提出了言、意、象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意”不可尽言的属性。《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又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些说法都认为“意”是有一定认知内容的心理活动，它要经由语言而表述，但语言又无法对“意”充分地表述。
陆机大概是最先在文论中运用“意”范畴的，他的《文赋》可以说就是为了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问题而作。此后，范晔的“情志所托，以意为主”（《狱中与诸诸甥侄书》）；杜牧的“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答庄元书》）；邵雍的“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论诗吟》）；刘熙载的“意在笔先”（《艺概·文概》）等，都非常强调“意”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但也都认为虽则“意”之于诗文绝对不可或缺，但诗文又难于尽“意”。“意”的无可尽言，是中国古代文论对于“意”范畴的普遍看法。
那么，“意”为何物？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却又言说不尽或言说不清？对这个问题，范晔的一段话说得很精当：“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狱中与诸甥侄书》）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范晔从“意”的心理发生角度体悟到，“意”乃“情”与“志”的统一，是创作主体有感于生活而形成的“情志所托”的体验，这类“情志所托”的体验酿成具体的文学创作之“意”，这“意”便是具体化了的“情”、“志”融合的心理活动。“文”不能尽“意”，在于构成“意”的“情”的活动变化极为微妙，“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狱中与诸甥侄书》）对“意”的“情志所托”的心理发生过程，范晔之前的陆机曾进行形象地描述，揭示了“意”发生的感官依据，在“意”的发生中有“志”的萌动，有“史”的感悟与“文”的陶冶，而这一切又都涌荡“情”的波流，这才“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文赋》）。
正是情感体验的浑然而动和微妙之动，正因为“情”包融着感性、心志、既往的文史修养与现实的情境激发，这一切都难于为语言所分解所确定地指认，这就决定了“情志所托”的“意”的非尽言性——“意”的非尽言性来于“情”的构成。
b.“风骨”与“情”
“风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高标准追求，也是很高层次上被运用的鉴赏与批评标准。
“风骨”的不易求，一个重要原因是“风骨”意蕴的不易把握。这种不易把握与“风骨”追求所必然伴随的“情”的活动分不开。“情”一经融入，大量无可言说的东西便活跃起来，更何况“风骨”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体验，就是一种情感体验效果。与构成抒情作品内容的情感不同，“风骨”的情感体验是对于作品的情感体验内容所进行的表现的体验。 宗白华曾深入地研究“风骨”，他的看法被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论者所引证。这里且把宗白华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摘引如下：“我认为‘骨’和词是有关系的。但词是有概念内容的。词清楚了，它所表现的现实形象或对于形象的思想也清楚了。‘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中国古典美学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注：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这段话确实指出了“风”从情感中来，“骨”从思想中来这一层意思，但从什么中来并不意味着这来者就是什么。说“他从家中来”，这来者是他而不是家。这是简单的类比。“‘风’从情感中来”，“风”未必就是情感或情感倾向。“骨”也是一样。
那么“风”、“骨”是什么？还是前面那句话，“风”、“骨”是对于情感体验内容所进行的表现的情感体验。所表现的情感体验内容自然含有一定的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自然也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在其中，但宗白华并未止于此，他强调的是如何表现这一定的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他分析刘勰的“结言端直”，说这“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辨”；他说“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毫无疑问，这都不是说表现什么而是说如何表现，是就表现特点与表现效果而言。
从中国古人长于进行的类比思维来说，他们总习惯于把某种言说不清的属性、功能、效果等通过形象比喻加以述说。这种类比思维的要点在于被述说的东西与用来述说的东西，必在比与被比的基本点上能唤起认知与体验的一致性。“风”取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性类比，当是自然流动，无所阻碍。“骨”取于人或动物的机体之骨，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性类比，当是坚实鲜明，刚正硬朗。不管对“风骨”的具体内容做出多少解释，都应该就类比的基本特征展开。刘勰“风骨”论的意蕴正是在如是的特征性中展开的，“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guī＠③璋乃骋。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文心雕龙·风骨》）。这些类比的精言妙语，确乎有些扑朔迷离，但根据类比思维的一般规律，抓住基本的类比特征，仔细地思索与体验进去，则不难发现，“风”者确实讲的是情感抒发所达到的自然流动、无所阻碍的表现境界；“骨”者确实讲的是思想阐发所求得的坚定鲜明、刚正硬朗的表述效果。不过，无论情感抒发达到的表现境界也好，思想阐发求得的表述效果也好，都是共见于表现的；而且，对这种表现境界或者效果的追求与接受，又都依凭于情感体验。
既然如此，既然“风骨”是以其表现性而见于情感体验的范畴，“情”对这一范畴的构成性，当毋庸赘言。
④“味”与“情”
“味”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范畴。这一范畴的文论意义存于文学文本与读者的接受关系中，是在这接受关系中读者对文本所形成的读解感受。对这样的读解感受，出于类比思维，中国古人觉得这就像嗅到或尝到的令人陶然的美味，“味”便于读解感受联系起来，成为这类感受的指代，“味”也便逐渐被用做文学与文论的接受范畴。
最早取譬于“味”者，大概是《左传》载晏子论“和与同异”（《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以“味”喻一种特殊的音乐接受效果，即“声乐如味”。这种接受效果来于音调与节律的相成与相济，亦即和谐，产生的直接接受效果是平心，进一步的效果便是和德，即协调人伦之序。由这段最早的取譬于“味”的文字，起码能找出“味”的三点规定：“味”生于“声”与“听”的相互作用中；“声”被“听”而得“味”，又并非所有的“声”都能有“味”，有“味”之声必是音调节律相成相济之“声”，这是被接受的艺术一方的规定；“味”的接受效果，是接受主体的平心和德。再进一步分析，合于这三点规定而成“味”，就在于被“味”者能唤起一定的情感体验。为什么把这接受的规定确定于一定的情感体验？可以拿出三点根据：首先，音乐作为特殊的艺术门类，就是情感体验的艺术，它无法表述更多的认知内容，它是通过声音变化唤起情感体验，所以，产生“味”的这种“声”与“听”的相互关系就是一定的情感体验关系；其次，“声”被“听”而得“味”，这能“听”出“味”的“声”其实就是能唤起某种情感体验的“声”，“声”的唤情作用，不同“声”的不同唤情效果，当下心理学已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声音唤起情感的生理根据；再次，“味”的接受效果，即平心和德，也是情感体验的效果，根据情感心理学，和谐音乐的接受，可以平和焦虑、放松紧张，主体可由此进入安适宁静的心境，这正是情感效果。可见，“味”的最初提出，便是意指情感体验的接受过程与接受效果。
此后“味”被引入文学与文论，它的情感体验性质也就一并被引入。文论中经典的“味”论者有三人，即刘勰、钟嵘、司空图。此三人谈“味”都不离开情感体验，也可以说，对他们的“味”论都应作“情”的理解。
如刘勰说：“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文心雕龙·物色》）“入兴贵闲”，“析辞尚简”，讲的就是由“文”而“味”的唤情规定。钟嵘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这里的“兴”、“比”、“赋”不仅被视为作诗的基本手法，这同时也是手法对于相应内容的要求与规定。“兴”与“比”表现“意”与“志”，“意”与“志”都是一定的情感体验，这情感体验生发于“物”，“物”又靠“赋”而入诗，所以诗的“比”、“兴”离不开“赋”。作诗的关键就是协调“兴”、“比”、“赋”三种手法，即所谓“宏斯三义，酌而用之”。这样，“味”的接受效果就可以求得，即使“味之者无极”。可见，钟嵘的“味”同样是情感体验的接受效果。
司空图谈“味”更恍惚一些：“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tíng＠④蓄、温雅，皆在其间矣。……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与李生论诗书》）在司空图看来，“味”是一种难于指陈的接受效果，“味”具有超象超知的接受性。超象超知又有所接受，司空图便把“味”更充分地交付给情感体验，因为从心理接受根据而言，惟有情感体验才能超象超知甚至超验地接受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微妙信息。对此，国外的格式塔学派、瓦尔堡学派及现象学心理学派已多有揭示。司空图当然未达到这些当代心理学的专门程度，但司空图凭丰富的艺术经验对此却有所感悟。至于司空图此段文字所提出的单一之“味”与调和之“味”的差异，对调和之“味”作的“醇美”及“味外之旨”的赞美，则是对“味”的情感接受关系及情感体验进行了更细微的区分，提出了更高的情感体验要求。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非下加木
＠②原字为艹加（氵加隼去十加又）
＠③原字为王加圭
关键词:《艺术学概论》；学科设置；人文教育；教材编写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艺术学概论》是一门传统的艺术理论课程，也称《艺术概论》。它是研究艺术本体的构成及其一般规律，对艺术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及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的学科，对艺术学各门类具有重要的勾连作用。因此，《艺术学概论》的课程设置，不仅对于艺术类院校的的学生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作用，同时，普通高校或其它职业性院校也可把它作为一门选修课向全体学生开放，作为素质教育的必要环节。
一、《艺术学概论》课程设置之意义
《艺术学概论》的教学是一种具有情感性并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的活动。它把艺术作为教育内容，通过艺术知识、艺术现象、艺术精神等知识的传授，使学生掌握艺术基本的概念，认清艺术与非艺术的基本界线，了解艺术的规律 ,树立正确的艺术观。还能够提高学生的智力、培养和谐健康的审美观并能激发人的创新思维能力，同时对于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和鉴赏能力有着一定的作用。《艺术学概论》的课程教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形态，它能够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艺术素养，是高校艺术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
毋庸讳言，因受长期的应试和实用教育思想的影响，许多高校对《艺术学概论》重视程度不够。高校艺术教育成为教学内容的附属品而长期存在，艺术原理类课程的开设就更不可能了。许多高校的管理者错误地认为，艺术教育就是艺术技能教育，因此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仅仅重视学生专业技能的传授，使《艺术学概论》的课程教学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同时，人们往往又把艺术和实际利益联系起来，用艺术竞赛的方式来检验艺术教育的效果，忽略了学生的艺术情趣和艺术素质的培养，造就了大批的艺术“匠人”。
值得庆幸的是，大批有远见的艺术教育家一直在关注《艺术概论》在高校课程教学中的开设情况，有关部门也曾多次组织艺术理论界的资深专家编篡该课程教材 ,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艺术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不断注入新的内容 ,极大地丰富了这门专业理论课的教材容量 ,同时也强化了它在艺术领域的指导性和基础性地位。同时，我国的很多高校都已经采用了学分制教学，《艺术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设置，不仅成为艺术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应该成为广大非艺术类高校学生的选修课之一。这就使《艺术学概论》课程教学面临着新的考验，同时对其教材的编撰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艺术学概论》课程设置之价值
《艺术学概论》课程设置一方面可以重建艺术的审美本质，帮助学生认识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同时通过揭示艺术的一般规律，帮助学生提高认识并能够用于指导艺术实践，使其在艺术实践中“道”、“技”并举，在学习艺术理论的同时得到审美享受，受到艺术教育。
1、重建艺术的审美本质
如果说美是艺术作品的灵魂，那审美就是艺术的核心本质。所谓审美，就是对艺术作品的形象的把握和领会，即审美主体通过审美实践活动对审美客体中美的形象的发现、感知，或对崇高、滑稽等审美特征的认识和把握等。艺术家通过其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把他对社会生活的审美认识传达给观众。而观众也正是欣赏他的艺术作品时得到审美享受，受到艺术教育。艺术的审美的本质决定了人的审美价值取向。如法国人马塞尔・杜尚在1917年把一个小便器送进美国的一个展厅，名之曰《泉》，且被载入艺术史册。而杜尚本人却原是想揶揄美学的。法国著名画家森・方山也曾经讲过：“有一个在全世界巡展的艺术家，他展出的是四块卵石，上面撒点灰尘，这即是的所谓的‘观念艺术’，有人从旁走过，惊叹道：‘妙极了！’同样是这些人，当他们在沙滩上看到同样的东西时，却视而不见。我认为这很荒唐，令我想起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 [注:转引自王南溟著《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面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导向，不加选择的照操照搬、简单嫁接等盲目接轨现象出现在各种艺术门类中。西方的各种现代与后现代艺术流派的艺术形式被一些人照搬进来，用某位评论家的话说，我们用二十年的时间就把西方近一百年的各种现代与后现代艺术在国内的艺术舞台上轮番上演了一遍。在这些形形的“艺术”形式中，从二十年多前有人开始在国内的展览馆搞“行为艺术”，到近几年出现的诸如某美院学生群裸、某中学教师在课堂上吃屎等荒唐的“艺术行为”，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于某些极端者来说，他们早已把艺术的目的、艺术的作用以及艺术与民众的关系进行了曲解，他们的所谓的艺术行为实质上是对人类艺术的消解和亵渎。在某些所谓的“前卫艺术家”看来，“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可以乱搞”，反艺术也是艺术，艺术与非艺术已没有什么界限，找个环境再取个名目做什么都是艺术。到美术馆内洗脚、孵蛋是艺术，到公共厕所内体验蚊叮虫咬是艺术，人和畜生结婚是艺术，在猪身上写上文字进行是艺术，甚至有人有违人性地吃死婴也是艺术……凡此种种，稀奇古怪，混淆视听，令公众既迷茫又困惑。因此通过《艺术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让学生重建艺术的审美本质,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学会对各类艺术现象教学分析和把握，在当前就显得格外重要。
2、揭示“道、技”并举的艺术规律
如同传统哲学的“道”与“技”中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一样，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互相生发又互相影响。因为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既来源于实践，又可对其后的艺术实践进行指导。《艺术学概论》所要阐明的艺术规律来自历史上的各种艺术实践。它不仅能够科学、详实地阐明艺术的本质，而且还可以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揭示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以及艺术家、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艺术创作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所以，艺术理论的这种特点决定了《艺术学概论》既具有科学、严密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如果说艺术实践是一艘轮船在大海上航行的话，那么艺术理论就好比是船上的舵、罗盘或者用于引路的塔灯，它能够指引船的航向，让船行得更稳也行得更远。无论是哪一位艺术家，不论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创作时，他总要遵循一定的艺术规律，总要受到一定的艺术理论或者一定的艺术思想的影响。回顾艺术史上的诸多名家，如中国的顾恺之、苏轼、董其昌、刘海粟、傅抱石，西方的席勒、贝多芬、安格尔、罗丹、莫奈等，他们都有各自明确的艺术主张和艺术思想。他们的艺术理论无不受到前人艺术理论的影响，也影响了之后的很多人。即使历史上也有部分艺术家没有留下什么艺术理论，也不能否认他们在创作时也遵循着一定的艺术规律。很难想象 ,一个理论知识溃乏、艺术思维混乱的人能够创作出惊世之作；也很难想象 ,一个对艺术实践一窍不通、只会啃书的“本本主义”者能提出有较强指导意义的艺术理论来。因此，《艺术学概论》作为一门艺术学基础理论课程，能够通过古今中外各种艺术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与归纳，系统、科学地探讨与阐述艺术的社会性本质、形象性本质、审美性本质以及情感性本质，帮助公众在形形的“艺术”现象面前辨别是非，而且还能够避免某些人因受到“伪艺术”或者“反艺术”思想的毒害而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举动。从这一点来说，《艺术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无论是对于理论研究，还是艺术实践，其指导作用都是巨大的。
三、《艺术学概论》版本评述及编写建言
1、研究现状评析
随着我国艺术学研究的广泛开展与深入，《艺术学概论》作为一门艺术学基础理论课程早已在很多艺术院校或者艺术类专业学科中开展起来。据笔者粗略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作为高校教材编辑、出版的《艺术学概论》或者《艺术概论》已不下数十种。将比较有影响力的七个版本的情况列表如下：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渐趋成熟，艺术基础理论教材的编写也晋入一个新的研究局面，如近年来出版的几种《艺术学概论》虽然是建立在既往《艺术概论》的框架之上，但在阐释上更加侧重于学理的深度，同时在方法论上也呈现出多元交错的端倪，体现了我国艺术学学科的逐步发展和《艺术学概论》教学的日趋规范化和多元化的趋势。而就总体而言，《艺术学概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完善。譬如，有的《艺术概论》在论述艺术的本质及其规律时往往是以某种单一的甚至僵化的方法论为指导，仅仅强调艺术的审美性和社会性。这些理论在论述传统的艺术现象还可以，但是面对当下缤纷复杂的各种现代艺术或者后现代艺术作品时，有时就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解释了。例如，王宏建的《艺术概论》在我国高等学校的使用率一直高居榜首，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广受欢迎的著作，大量的章节也照搬了他与袁宝林合编《美术概论》的原文，而只是将“美术”一词换成“艺术”，孙美兰、顾永芝的《艺术概论》借鉴了高等艺术院校艺术概论编著组《艺术概论》的编写方式，在体例上以艺术的本体论来构建教材的理论体系，但老的艺术思维的影子依然存在。倒是彭吉象著《艺术学概论》和南京艺术学院编、丁涛著《艺术概论》采取了一个新的角度阐述艺术的规律性，结构集中，简明扼要。杨琪著《艺术学概论》借鉴了西方艺术学理论对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了阐释，其所总结的“首创――繁荣――衰亡”、“由渐进到断裂”、“否定之否定”的艺术规律，对艺术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面对复杂多变的现象来说，有时也显得无能为力。
2、编写建言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通用的《艺术概论》的教材编写一直借鉴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框架，特别是苏联的模式。这样在阐述中国民族艺术的发展流变时不可避免会产生隔阂。其实，艺术其实比任何科目更需要一种人的自觉，也比任何科目更需要主体心灵的介入。由于在很长的时间里受制于西方的理论，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论、画论、书论、琴论都很发达，形成了很有系统的品藻观，这都是古人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经验总结。就此而言，台湾学者蒋勋撰写的《艺术概论》较有特色，他在解读艺术的规律时更重视的民族性的特定审美思维，而不是以一种发诸四海皆准的态度来分析问题。[注:参见蒋勋著《艺术概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
对于《艺术概论》的编写，我们首先要坚持以民族艺术的特定个性为核心的原则，将中国艺术的个性放在整个社会发展史中加以考察，消除西方学科制度与我国固有的民族艺术之间的隔阂，建立起更科学、更完整的艺术理论的框架体系。
其次，《艺术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一方面体现了本体抽象思辨的理论特征，另一方面它又离不开相关学科知识的支撑，除了艺术史、文艺美学等传统学科知识以外，一些交叉学科如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也与其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仅仅依靠传统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成果，以及依赖原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艺术发展的要求。只有不断地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不断地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成果中吸取新的养分，才会有助于艺术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新形势下《艺术学概论》的编写，其重要特点就是在艺术学学科的整体构建中，将诸门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归纳与演绎，最终实现其本体的价值与意义。
最后，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理论，应该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事实上，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很多艺术理论都曾对艺术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它们有的把着眼点放在艺术创作的主体，从唯心主义的角度了解艺术；有的把着眼点落在艺术作品的本体，从形式主义的角度解释艺术；还有的把理解艺术的着眼点放在艺术生成的社会环境，从唯物主义的角度阐释艺术……它们固然都曾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艺术理论在面对各种复杂的艺术现象或艺术作品时，便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我们在进行艺术学理论研究时就要以开放、发展的态度看问题。在面对艺术的社会性，艺术与真、善、美的关系及艺术的功能性的问题时，我们要适当地结合现当代新出现的一些艺术现象辩证地看待。（责任编辑：陈娟娟）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7--01
14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着时代向前迈进，随之在15世纪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思想，一场空前的思想复兴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这场运动是欧洲文学和艺术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成就了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推动了欧洲历史文化的大繁荣时代的到来，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为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经历了近千年的黑暗与衰落之后的再生时代。
一、文艺复兴时期美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
中世纪时期欧洲人们思想愚昧，社会文化落后，社会等级非常森严，基督教会就趁虚而入，基督教铺天盖地的深入到了人民中来，宗教开始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画家的表现题材。当然，这个时期的画家选择绘画自然题材作品不单是表达自己对自然的热爱，更多的是通过自然题材的形象来象征传达自己内心的宗教信仰。以形象的自然刻画来表达内心精神的真实，这种绘画特点在这个时期普遍存在。
“文艺复兴”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出现，文艺复兴给人们一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和文化艺术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资产阶级需要建立新型社会模式，宗教控制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崇尚自然和科学，更加注重体现人自身的价值。随之，美术也要冲破封建宗教意识，开始注重“人性”和对人自身的表达，开始真实地表达真实的自然世界。终于冲破“神性”和宗教的束缚，表达“人性”的美好。达?芬奇的著名美术作品《蒙娜丽莎》就是那个时代典型女性的作品，画面是以风景为背景，女性形象蒙娜丽莎呈现出无尽的优雅气质，脸庞上稍有微笑，却又有着若有有无的悲伤。达?芬奇刻画了一个内心情绪复杂、面庞带有微笑却又夹杂忧伤的少妇形象。这已经不再是宗教题材的人物形象了，不再是神的传播者了，而是崇尚人自身美感和内心情感表达，所以，这段时期的美术作品都富有鲜活的生命力，饱含着艺术家的灵感，同时也是美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近代美术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在思想和形式上的解放
在中世纪时期，人被压榨的无所作为、消极和自卑，人的价值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而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人文主义思想， 大力提倡人性要得到解放，人需要自由，需要关注人自身的价值和创造力，打破“神性”的束缚，实现“人性”的解放和追求；关注人的现世生活，重视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强调维护人性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主义和禁欲主义，强调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因此，这一时期的人们转而关注自身及个性，对生活的追求也变得世俗化。人文主义思想也给艺术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指引他们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他们不再受到宗教的管制和束缚，不再有打压，变得大胆起来，敢于在绘画作品中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人性”，表达自己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对人自身的关注。如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提香的名作《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它是一幅女性的裸体画，其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像之前中世纪时期的作品一样，不再是神圣得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像普通世俗生活中的少妇。提香不仅将画中人物表现成清醒的模样， 而且眼神中充满了企盼的神情。提香的这幅作品是对禁欲主义权威的挑战，体现了人类肉体的生命力，同时还表达了肉体的诱惑，而这些都体现出了作者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三、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在画材和技法上的突破
技术创新，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在美术上最为显著的技术创新之一就是15世纪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对于油画技法的革新。中世纪时期的画家在绘制油画作品时，一般采用蛋彩颜料。由于这种颜料会在几分钟内干掉，画家在作画时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他们必须在画板上一小块一小块地迅速作画，而这不利于画面长时间的精细刻画。直到15世纪初用油作为媒介剂调色的技术才引起艺术家们的普遍重视。当时的调色油多以蓖麻仁油做媒介， 但这种油干燥时间过长，延长了绘画的制作周期。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现代艺术 辫护 文化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在其发展史上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审视，我们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文化批判是以艺术批判作为中心的，“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所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
法兰克福学派为之辩护的现代艺术，准确地说，是现代主义艺术或现代派艺术。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带有足够的反叛和颠覆性质。它与“否定”紧密相联，二者的结合进而扩张为2p世纪的一种“神话”，广泛植根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之中。以至于欧文·豪认为，要给现代主义下定义，必须用否定性的术语，把它当作一个“包蕴一切的否定词”。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他认为现代主义“存在于对流行方式的反叛之中，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但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面临着两难困境:“现代主义一定要不断抗争，但绝不能完全获胜;随后，它又必须为着确保自己不成功而继续奋斗。丹尼尔·贝尔对现代主义的存在方式及其困境的认识与此相似，进而他确认现代主义是对于19世纪两种社会变化—感觉层次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变化—的反应;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现代主义又与19世纪末叶社会科学的一种通行理论—现实基础的非理性与表面现象的理性并行不悖一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总体矛盾进行严格的诊断之后，贝尔注意到资本主义矛盾最为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发生在经济基础和那个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之间。现代主义运动是当代经济、政治与传统文化阵营冲突战的文化结晶，而且，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在西方当代文化生活中获得了霸权地位。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已同大众文化、商品生产合流，从而经过百年反叛与颠覆，现代主义终于“至高无上”地统治了整个文化领域。但是，当贝尔以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尺度去审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所代表的“准宗教”文化霸权时，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文化悲观情绪。他认为西方现代派文艺作为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在本质上是经不起冲击的。事实证明:在一味的翻新和反抗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失去了创造力，徒留下一个反叛的外壳;而更随着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对它的侵袭和改造，高深严肃的现代主义思想已经沦为一种“中产崇拜”( Midcult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最终导致了现代主义“思想的终结”。正因为是保守的，丹尼尔·贝尔就缺少了一种激进的文化反抗精神。与贝尔的悲观主义文化情绪形成对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进行文化思考时没有采取其对文化既存现象或事实的单面评述的总体文化逻辑，而是怀着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观对抗的文化情绪，为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辩护。
为现代主义艺术进行辩护，对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阐释是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美学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文化和美学问题主要是阿多尔诺和本雅明的特殊研究领域。而其中，阿多尔诺为现代主义作出的辩护最多。“阿多尔诺的艺术理论相当于一种现代主义理论或先锋派主义理论。现代派艺术理念实际上是阿多尔诺的艺术理想。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为什么要为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辩护?或者说，他们推崇现代主义艺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关键词]高等艺术院校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 探析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3-0012-03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体化、通俗化，使广大人民群众便于接受，并用以指导艺术实践的过程。
大众化是相对于精英化和学院化而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普及化、通俗化和民族化。普及化、通俗化和民族化，既是大众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大众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普及化：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是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它服务于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体现不同社会的上层建筑。列宁认为，先进的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列宁提出“艺术属于人民”，艺术“必需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要求。
同志反复指出文艺应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多次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邓小平、、等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文艺以人民为本位的基本立场。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4]同志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5]同志更是明确提出：“作家艺术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应该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古往今来，大凡有作为的、进步的作家艺术家，都把高超艺术造诣和高尚价值追求作为人生理想；大凡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都以美的力量和形式揭示和传播引领社会进步的思想观念。”[6]这些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大众文艺观”以新的时代内容与新的思想意义的当代阐释。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通俗化：使人民群众容易和愿意接受
做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就要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深奥到通俗，从被少数人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并转化为自觉的审美实践与艺术创作。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传播与普及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转化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表达方式，转化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及实践价值，使这种中国化的文艺思想与理论观念用来指导文艺创作、文艺欣赏，引领精神生活，并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与文艺受众群体的自觉追求；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斋里、书本上、文件中走出来，融入群众，真正为群众所掌握，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民族化：提高民族文艺自信心
民族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前提基础。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7]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8]文艺的民族风格，既表现在文艺的内容上，也表现在文艺的形式上。从文艺的内容来讲，各个民族的文艺都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内容为主，即以反映富有本民族特征的社会生活内容为主，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文艺的形式来讲，其包括各个艺术门类的具体艺术形式、表现方式、艺术手法、艺术语言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民族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放到中国社会文艺实践中加以检查、运用和发展，而且还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不仅仅是不断吸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过程，同时也是用民族的语言、形式、风格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方式来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
二、高等艺术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时代意义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品格决定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在本质上就是文艺理论联系文艺实际的过程，是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实践活动过程。当然，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过程中，既要防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被庸俗化，又要不断接受文艺实践的检验，把正确的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总结提炼人民群众在文艺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为指导文艺创作的新的理论结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实践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主要路径，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伦的力量之源。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是艺术院校学生特点决定的
民族复兴伟业和文化强国的进程要求艺术院校大学生肩负着培养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是培育未来的艺术家蓬勃进取、敢于担当的助推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是增强艺术实践深度和力度的灵魂，是校正艺术创作与实践研究方向和是非的准星，只有在艺术院校大学生中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应有作用，才能增加精神上的“钙质”，才能抵御种种诱惑，促进艺术创作与实践水平的提升。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艺术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可以引导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艺术观，在从艺道路上始终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方向，具备对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有鉴别、分析、评判并自觉抵制的能力，学习、创造那些能够振奋人民精神，激励他们献身于社会主义大业的艺术作品，摒弃那些阴暗、灰色甚至歪曲、反动的东西，把青年学生从那些消极的、低级趣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焕发艺术灵感，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是指导艺术实践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对我们的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到文艺为人民，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践，文艺创作要从生活中来，要面对当下的问题和生活实际。
高度概括了中国文艺运动的实践，鲜明提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9]这一重要观点从理论上阐释了文艺的来源问题，同时给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指导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强调审美，认为“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构”。艺术作品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外，就是作品的审美的艺术形式，我们的艺术创作、艺术实践，要求我们利用马克思“按美的规律来建构”的思想来作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艺术实践者进行艺术活动，通过文艺理论推动艺术本身的修正、完善和发展，使艺术实践摆脱错误的、局限的和陈旧的观念束缚，寻求和建立更加正确、自由和崭新的发展空间，使艺术本身愈加多元化、现代化，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指导着艺术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辩证的思维方法承接和吸纳人类的一切有合理内涵的文化成果、文艺理论遗产和学术思想精华进行文艺创新，以理性与感性完美结合，过去与今天的合理贯穿进行艺术实践，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适应现代化美学要求的艺术作品。
三、高等艺术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等艺术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主渠道，是帮助艺术专业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的重要途径。
第一，在教学的内容上，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育，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列入课堂教学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影响艺术创作的文艺思潮、不同艺术作品反映出的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行分析，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第二，在教学方法上，要根据艺术院校大学生思想活跃、喜欢表现和参与意识较强的特点，结合学生的艺术兴趣，采取讨论、辩论、演讲等方式，就重点、难点问题深入探讨、互相启发，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三，高校艺术院校必须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科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学科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点学科，为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出重大贡献。
第四，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以保证艺术院校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克思主义文艺观。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师，他们的文艺观和价值取向及其在艺术领域内的道德抉择和行为，对于学生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实践是最为鲜活、也是最易植入的引导和示范。
（二）利用艺术实践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
艺术实践有利于艺术工作者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比如在音乐创作中，以社会实际为基础，从现实生活中去了解音乐创作的对象，了解大众在想什么、干什么、有怎样的苦恼和喜悦、有怎样的矛盾和斗争、有怎样的渴望和追求、有怎样的牺牲和奉献，那么，他的作品就能表现大众的生活和情感，反映时代脉搏和时代精神，有强大的生命力，能与听众产生共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在音乐创作的表现。
“三贴近”原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贴近”原则要求我们的艺术家贴近群众，与人民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血肉联系，在思想感情上与普通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转化为艺术创作的激情，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把最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在艺术作品中看到希望、渴望进步。这些也为高等艺术院校培养人才指明了方向。
（三）以校园文化为载体，营造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良好氛围
校园文化是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效载体。应将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传统有机结合，把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融入高校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当中，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领和规范师生的思想与行为。应将校园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建设纳入校园总体规划中，建设好学生活动中心、美术馆和学生书屋等文化生活平台；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类型的媒介来传播，利用各种艺术形式去宣传。例如，可以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读本；鼓励大学生用戏剧、音乐、舞蹈、绘画、诗词、摄影等形式来表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也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容加以提炼，用师生耳熟能详的主题词语表达出来，用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展示出来。通过举办高雅艺术进校园、学术研讨、学科竞赛、知识讲座、读书节等活动，结合传统纪念节日、重大事件、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等重大活动，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价值观，扩展学生知识面，营造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氛围。
[ 注 释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6.
[2] .选集（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3] .论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8.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3.
[5] 在第七次全国文代会第六次全国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自从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以来，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中国新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就始终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的时候，提出建设以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艺学整体结构体系的目标，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一、文艺具有什么本质特性，这是文艺研究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文艺，规定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规定着文艺的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和对文学艺术的考察，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入手来揭示文艺的本质特性的，但他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揭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不同。而且，由于时代所提供的理论条件的差异，他们的文艺思想也表现出各自理论形态上的特殊性，从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以新的内涵。
二、文艺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在那里被具体化、现实化为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的关系问题。
这里的“社会生活”，是对“经济基础”这一概念的更具体化、更易于让人接受的表述。认为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实践，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因此而提出了著名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事关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重要命题，并以此为核心贯穿和解决其它一切文艺问题，确立了“文艺为人民”这一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创举，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创新。沿着侧重从意识形态的建构实践方面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深化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把创造生活的人民大众放在了核心和主导的地位，这时的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也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文艺为谁服务这一现实的中介来完成和实现的，这恰恰是文艺不同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点。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内容在文学艺术中并不以裸的形态出现，而是渗透和融汇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是政治和经济的人学内容。邓小平所提出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著名论断，是把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从自在的社会客体结构向自为的人与人的主体结构的扩展和延伸，是对文艺主客体关系的更加明确和全面的规定。这里的“人民需要艺术”，是从文艺表现的对象方面讲文学艺术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里的“艺术更需要人民”，则是从文艺主体方面讲文学艺术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对待人民群众，来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并把这一点作为文艺与人民关系的主导方面。面对相同或相近的客观现实生活，由于文学艺术家的立场不同，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他所把握和反映的内容也就不同，所形成的文艺意识形态观念也就不同，只有那些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学艺术家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邓小平从强调文学艺术主体的自由创造和历史选择的角度来揭示文学意识形态的本质，这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闪烁着入学思想的艺术本质理论，只是它不同于抽象的人本主义和人性论的文艺观，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
三、同、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一脉相承，也是以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为主线来揭示文艺的本质特征的。
关键词:艺术;文化体制;开放概念;非实用性;泛艺术化;美学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一、艺术难以定义
艺术似乎是人类创造最不可思议之物。至今什么是艺术,莫衷一是,不是说艺术无定义,而是艺术的定义太多,所有这些定义,都会遇到解释不了的艺术现象,都是以偏概全,无法作为定义。美学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下降,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艺术成了难以定义之物。“语言转向”的主要推动者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应保持沉默”,他指的不可言说之物,至少其中之一是艺术。①
悖论的是,在实际生活中,什么是艺术似乎一目了然,无需定义:我们看到一幅画,或看到一台表演,参观一个展览,马上认出某些东西是艺术,或“有艺术性”。一旦深问:这些被称为艺术的“实体“(包括物件,演出,说话等)它们有什么共同点?究竟为什么它们被称为艺术?此时一般人语塞,因为艺术学专家也莫衷一是。
尤其是20世纪以来,先锋艺术冲破了各种关于艺术的范畴规定,艺术的范围本身在不断扩展,出现了许多从传统观念肯定被认为不是艺术的艺术种类。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从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s)1915年把小便池送进展览馆开始的“实物艺术”(object trouve),从约翰•凯奇(John Cage)1952年的《4分33秒》开创的行为艺术(虽然凯奇本人认为这是音乐),以及罗伯特•巴里(Robert Barry)在墙上涂写《我全明白但这刻儿全不想的一切,1969年6月15日下午1点36分》②开始的装置艺术。此后各种艺术实验愈演愈烈,许多学者只能气馁地放弃对艺术作定义的努力,定义艺术,看来是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
然而,20世纪末的重大文化演变,即社会生活全面艺术化,迫使我们再也无法躲开艺术的定义问题。欲面对文化现状,分析当前文化局面,预测文化的发展时,我们不得不郑重思索艺术问题。艺术的定义就成了必须处理的事,哪怕不可为也不得不为。
笔者并不认为这篇文字有可能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符号学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万灵药方,但是符号学的简约化本质,或许能把复杂的问题理出一个头绪。尤其考虑到,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理解艺术,主要是由于当代文化发展的压力,而不一定是哲学上解决这问题的理论迫切性,本文的定义主要从文化研究出发,而符号学是文化研究的专用武器。因此,从符号学角度定义艺术,是值得一做的事。
本文将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历代思想家所做的努力,从“美学”这个词远远尚未创立之前,一直到当代哲学家的复杂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学者对艺术的定义,可以归类为以下四种:功能论,表现论,形式论,体制―历史论。总结了前人努力,笔者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功能论
第一种功能论是最明白的:艺术在我们的文化中执行某种功能,这一派常常被称为“功能学派”(functionalism)。最说得通的功能是,艺术是提供“美学价值”(aesthetic value)的工具,因此这一派有时候被称为工具论。
功能论派在20世纪最有名的代表是艺术哲学家孟罗•比尔兹莱,他与著名的新批评理论家维姆萨特合作,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后期把新批评推上最鼎盛时期,50年代成为美国美学学会会长。一直到80年代他始终坚持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比尔兹莱为了把他的立场说通,甘愿冒被艺术界嘲笑为“落伍”的危险,完全否认杜尚的小便池(以及类似的“现成品”)是艺术品。③
从艺术应当产生的功能效果来定义艺术,是不容易的事。艺术品就是“美的事物”或“引发美感之物”,这个定义似乎同义反复。因为美学常常被定义为艺术学,“美学活动”往往就是对艺术品的欣赏。而美是相当主观的,每个人的“美感”完全可以不一样,艺术却应当是一个文化中的个体,大致上同意的范畴。况且,一件艺术品有可能不产生美感,甚至相反,产生丑的感觉。正因为这个抵牾,某些学者提出“审丑”观念。
在20世纪依然流行的功能论变体,是愉悦说:艺术让人愉悦。这依然不是可以定义艺术的品格:艺术经常让人不快:仅美术作品,让人不愉快的就有很多:毕加索《格尔尼卡》让人恐惧,蒙克的《尖叫》让人悚然,约翰•摩尔的电影《天魔》(The Omen)让人恐怖,塔伦提诺的电影《水库狗》(Reservoir Dog)让人恶心。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们是艺术品,而且还得承认它们是相当杰出的艺术品。
符号学家莫里斯的行为主义符号学,与功能论颇为相近。他认为艺术品的最大特点是像似性与价值的结合,因此他把艺术符号定义为“对象是价值的像似符号”。④应当说,符号都有认知价值:一个交通标记(例如“前面有急弯”)绝对有价值,但显然不是艺术。如果这个交通标记,因为某个特殊原因,成为收藏品,也就是其“对象”不再有价值,此时反而可能成为艺术品。况且,艺术并不都是相似符号(图像,或模仿),这点下文会讲到。
三、表现论
第二种关于艺术的传统定义,可以名之为表现论(Expressivism)。“情感说”是表现论中最古老的,也始终是表现论的核心。《荀子》中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尚书》说的“诗言志”一直被解释为“情动为志”(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音乐是“由人心生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记•乐记》),一直到清代袁枚依然强调“诗者,认知情性也”。
柏拉图《理想国》虽然认为情感是人心“知,意,情”中最低劣的一级,但是他把诗歌定义为对情感的模仿;到现代,康德认为艺术的基本特征就是表达感情,托尔斯泰也作如是观。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瑞恰慈认为与科学语言对立的诗歌语言,是“感情地使用语言”;卡西尔符号学派朗格的艺术美学,依然把艺术定义为情感的表现,虽然他强调“艺术家表现的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感情,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不管表现的是谁的感情,她坚持的依然是“情感说”。
关于情感是否为艺术的基本特点,经过20世纪学界的论辩,现在已经不必详加反驳了。文学与艺术学者们共同的看法是:情感在许多符号表意(例如吵架)中出现,远远不是艺术的排他性特征,反过来,艺术并不一定以感情为动力。兰色姆批评瑞恰慈立场时指出,泛泛而谈感情,无法解决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没有任何讲述,毫无兴趣或感情,而能站住脚”。⑤瑞恰慈自己也说“言说者不想获得感情反应的情况,是很少见的”。⑥自从艾略特提出“诗是逃避感情” ⑦之说,艺术不能定义为感情的表露,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其实不只是感情,艺术远远不是表现任何东西的有效形式,美学家克莱夫•贝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到画展找表现纯是徒劳”。⑧
四、形式论
第三种观点相当现代,就是所谓“形式论”(formalism)。这种理论最早的提法,是认为艺术的形式特征是“形象思维”。这个词,在西语中为imagination,与“想象”为同一词,因此在西语中问题更为复杂一些。文学的形象思维――想象论,在俄国的别林斯基,英国的柯勒律治那里得到了最热烈的拥护。但是在20世纪艺术理论中,这个观念受到重大挑战。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领袖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形象是不同时代诗歌中最少变化的部分”;同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但是倾向于现象学的施佩特(Gustav Shpet)认为读诗时,“努力去感受形象会导致错误理解”。符号学创始者皮尔士看来,形象(image),是许多符号的共同特征,是符号的一大类别,因此形象不是艺术的定义性形式特征。相反,皮尔士认为艺术符号的最大特征不是像似性而是指示性,因为任何模仿只能表现世界的一部分。符号美学家班森认为艺术品的定义是:“指示的现实之像似或然性”(iconic probability of the indexical reality)。⑨这个拗口的定义,是说形象不是艺术意义的全部,而只是对世界作一种可能的提示。
经过19世纪下半期的唯美主义艺术潮流,服膺艺术自足论的理论家多了起来,而只有把艺术的本质归为形式,艺术才能自足。20世纪的美学家很多人讨论形式论,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克莱夫•贝尔与罗杰•弗莱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 ⑩“意味”(文本携带某种意义)寓于“形式”(这种意义体现在表现层次中),这个观点只是指出为艺术下定义的方向,却没有真正指出艺术的标准。虽然这个论说离定义尚远,却被许多艺术哲学家批评为“本质主义”,即认为艺术必有一个本质特征。应当说,要寻找这个共同的本质形式,并不容易。
瑞恰慈从另外一个方向寻找美的形式:1922年他的《美学原理》一书,卷首题解用朱熹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他依此为立论根据,分析了十多家关于美的定义,认为都不能满意,他认为美的确切定义,应当是符合中庸之道的“综感”(synaesthesis):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因素都是:对抗的冲动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B11U飧鏊捣ǚ浅S幸馑,但作为艺术的共同形式,可能太松懈了:冲突的融合几乎是世界万物的特征。
五、体制―历史论
第四种观点,被称为体制论(institutionalism),即使把艺术看成一种文化体制。美学家迪基提出“艺术世界”(artworld)理论:如果艺术世界(不一定是全社会)公认一件作品是艺术,它就是艺术,因为艺术只是一种社会共识。
迪基这话似乎很难让人接受,但在当代艺术生活中,我们采用的就是这种体制论:艺术行家(所谓艺术界)确定某个东西是艺术,它就是艺术。但是艺术行家经常意见不一致,那时就只有等“艺术世界”大致达成意见一致,也就是在艺术权威能压服大多数不同意见者时,艺术的标准就出现了。例如上世纪50年代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e Greenberg)说服大部分人“抽象表现主义”是伟大的艺术,果然他胜利了:波洛克的“滴沥”成为美国美术的主流作品。B12T诘贝,在学界四分五裂的后现代,这个“艺术界共识”标准变成艺术掮客说了算:有人当作艺术品购买的,就是艺术。
而且,艺术的分门别类已经如此细致,没有统一的艺术标准,艺术各部门各有权威:只有雕塑界才能评定一件雕塑是否真是雕塑;只有书法界才能评定一幅书法是否真是书法;只有现代诗歌界(古典诗是另一界)才能评定几行字是否真是诗,只有流行歌曲界(古典音乐界是另一界)才能评定“绵羊音”是否是艺术的歌声。一件物品或一段文字是否是艺术,是掌握艺术话语权的人说了算。B13
与之相类似的体制论定义是“艺术是艺术家的创作”,确切地说,是被认为艺术家的人生产的东西,这样问题就变成:哪些人有资格自称为艺术家,更确切地说,哪些人可以被封为艺术家。问题换了一种措辞,还是同样问题:谁说了算。
显然,这是违反了当前的文化民主潮流,是“旧式观念”,很少有人愿意接受。当代美术评奖最招人嘲笑,没有一次不引起争议,引起群众嘲骂。连被美术馆捧红的人,也知道这一点,例如毕加索说:“博物馆只是一堆谎言”。B14L岢鎏逯坡鄣牡匣,在回答谁是“艺术世界成员”时说“每个自认为是艺术世界成员的人就是艺术世界成员”。B15J率瞪,远非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与体制论进路有点类似的是历史论(historicism),主张这个定义的学者近年增多。哲学家丹图提出艺术的四条定义,最关键的是第四条:“艺术品的解释要求一个艺术史语境”。B16R簿褪撬滴幕传统决定题材归属。其实需要历史背景才能定义的不仅是艺术,任何体裁归类(例如哲学)都需要历史传统的支持。
艺术哲学家莱文森,把体制论与历史论合成一个理论。他认为艺术品分成两种,一种属于艺术的体制范畴,例如歌剧,美术,哪怕是劣作,是否属于艺术无可争议;另一类是“边缘例子“(borderline cases),它们被看成艺术,是由于它们“郑重地要求用先有艺术品被看待的相同方式来看待它”,B17R簿褪撬邓与已经被认定的艺术品有一定的关联。这样就允许艺术既在传统与体制之中,又有发展出边界的可能。
体制―历史论的优点,是把艺术视为文化的产物:艺术是某种能被人揭示出来的,或解释出来的品格。不管是一批人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最终靠的是社会的接受。而社会的接受不会是无缘无故,即使是权威们说了算,权威也是社会的权威:只有社会认为是艺术的才是艺术。这种定义最大的困难是:它可能在同一文化中有效,异文化的艺术如何靠“艺术史语境”,或文化中的“艺术权威”来判别,就成了难题。
六、开放概念论
这四种定义艺术的方向,都不能满意,但是没有新的令人信服的定义方式,关于艺术定义的讨论实际上陷于僵局。因此有不少人认为艺术根本不可定义。
为了从这个困境找到一个出路,韦茨,布洛克等“分析美学家”提出:艺术的定义只能是一个“开放概念”。B18R蛭艺术的任务就是挑战程式,就是颠覆现有规范。也就是说,一旦艺术有定义,这个定义就在邀请艺术家来冲破自己:艺术的定义本身就是反对定义,艺术的本质是反定义的。笔者本人认为开放概念论,的确击中艺术的本质要害。而且开放概念与体制―历史论并不互相取消,因为艺术史延续到当今时代,必须打开自身才能进行下去:开放概念,就是开放体制,发展历史。开放概念,是在艺术的体制―历史基础上开放,是艺术符号冲破自身藩篱,而这种冲破就是艺术性的。
首先,这种理论强调了艺术品这个概念,属于文化范畴:艺术的概念不是艺术自身内在的产物,而是文化给艺术提供的各种隐文本支持在起作用:甚至杜尚的颠覆性艺术,也尊重某些文化定位方式,例如杜尚的小便池这样极端颠覆性的“作品”,也依靠各种文化体制支持:类文本(签名式表示艺术家的展出意图),前文本(美术史上以“泉”为名的作品的联想),超文本(与同时其他艺术品形成连接),前文本(1915年之前已经出现的大量实验美术,以及整个艺术界的实验气氛),元文本(评论界的哗然指责,先锋理论家的热烈辩护)。这件看来相当非艺术的作品,表达情感完全说不上,文本本身(小便池)的形式完全缺乏美术的符形特征,这样的作品也毫无前例可循。然而,在上述这些体制因素被调动起来之后,就被美术界认定为艺术。
其次,艺术品应当是个别符号,艺术的首要价值是独创。而体制―历史论把艺术品放在艺术史和“艺术世界”的大背景中考察,这样就在个别符中加入了类型因素,把它变成了一个类型符。类型的解释就不是独立的,这个类型的其他个别符(可比的艺术品)成了这件艺术品的选择聚合段,从而影响到这件作品在当今“艺术世界”的组合局面,评价,低位等:杜尚的小便池不仅因为利用了体制而成为艺术,而且成为一个历史前例。单个艺术品的解释影响到整个艺术文化,成为新的艺术品解释的前例,这就是“开放概念”与体制论的结合方式。
可以看到,“作为艺术品展示”,是作品成为艺术的关键:展示不仅仅提出了艺术家的意图,而且画廊,经纪人,艺术节组织者等社会机制,都参加构建意图:他们邀请观者把它当做艺术品来观看,文本本身就被累加上社会文本。这样的物品是否算艺术品,并不取决于一个或一批观众/读者的解读方式,虽然观众/读者可以否认某件物品的艺术价值,但此物是否艺术品,已经被“展示”这个文化体制行为所决定。
在体制性的“展示”作用下,观看就不可能是对艺术的纯粹关照,因为观者受到大量文本外因素的压力。艺术品被展示在文化中的定位,就像诗的分行给诗歌定位。像“梨花体”那样一首分行写出的文字,我们无法判决它不是诗,读者只能争辩它是不是好诗。展示,让符号落到了“艺术世界”的网络中,迫使接收者朝艺术的方向解释它,由此,它成为艺术品。
开放概念,也是符号学的定义方式:符号学的开创者皮尔士认为符号的认识,是“试推法”(abduction),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是以否定为基础的推演。B19R虼,循开放概念的方向,来定义不可定义之物,只能用否定方式,也就是讨论“艺术不是什么”,最后看能不能理解艺术究竟是什么。
下文讨论的,就是艺术如何用三个“非”打开自身这个概念。
七、艺术的非天然性
艺术品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物,或一个天然事件,艺术有一种人工性。这点在西语中比较清楚:“art”的定义就是“与天然相对的人工技巧或技艺”B20！F涫岛河锏摹耙帐酢北疽庖彩侨绱:“”字原意为种植,甲骨文字形左上是“木”,表植物;右边是人用双手操作;而“g”字,《说文解字》释为“邑中道也”,指的是“路径”或“手段”,引申为技能、技艺、技术。中文原意与西文完全相同。
天然物经常被看成艺术品,例如张家界的山岭,例如晚霞的云彩,例如美的人体,我们往往称之为“造化的神工鬼斧”,这是把让人产生美感的天然物,比喻为艺术家的创造:把创造自然物的神(或地质演变史),比喻为一个艺术家。这个比喻终究只是比喻,它并没有把自然变成艺术。上文已经讨论过:艺术品不一定是艺术家有艺术意图的创造物,而是被体制地展示为艺术:一个树根不是艺术,一块奇石不是艺术,展示者加上了意图意义就成了艺术品。人体一旦在画布上,照片加以公开表现展示,就是艺术品;张家界的山岭,一旦展示在旅游观景台的对面,就成了艺术品。然而,一旦展示,这些物品已经不是一件纯然天然物,而是一件加入了艺术意图的物品。
艺术作为人工制品,其意义来自一定的艺术意图。如果创作者没有这个意图,随手制作,却成为艺术品,那又如何解释?这样的艺术品,意图往往是后来追加的:创造时不一定有艺术意图,展示时却带上艺术意图。因此猩猩或大象的涂抹,即便它们的“作品”与某些艺术家创作看起来非常像似,因它们并没有艺术创作的意图,“作品”也就不能算艺术。B215一旦当做艺术品展示,它们就会成为艺术品。这就像树根与石块的例子:体制在展示中加入艺术意图。
意图观点至今被很多学者接受,例如著名哲学家丹图认为意图非常重要,因为一件艺术品“必须根据其预期意义是否被体现来考虑它成功还是失败”。B225然而艺术哲学家们没有看到,展示(而不是创作)才是社会体制决定的艺术意图的来源:展示把作品置于艺术世界的意义网络之中。
因此,艺术品是有意图地创作或展示(因此是非天然存在)为艺术的物品。
八、艺术的非实用性
艺术无用途,这个问题康德早就阐明,至今没有受到足以此说的挑战。但从符号学观点来看,康德的讨论过于绝对,因为艺术是一个实体,它的实用功能,表意功能,艺术功能,总是混杂在一起,哪一部分起作用,要看语境而定。
任何表达意义的“物―符号”,由两个部分构成,即使用功能部分和表意部分。一双筷子可以有使用功能,用来取食;一双筷子可以是符号,例如表示“中国风格”,“中国习俗”,甚至“中国性”。这双筷子是实用物,还是表意符号,要看情况而定。在纽约巴黎,西方人拿起筷子,很可能有强烈的欣赏中国文化的表意;在中国,这种表意就少得多。
许多“物―符号―艺术”,由三个部分构成:使用功能部分,实用表意部分,艺术表意部分。其艺术表意的部分,离使用功能更远:一双筷子,可以制作精美,让人欣赏,筷子依然能够用来取食,取食时再精美的筷子也很难被意识为艺术;如果把筷子陈列在镜框里(例如在展览异国风情的人类学博物馆),就不能再用来取食,其使用价值只是潜在,但是子表达的是人类学意义。如果一双精美的筷子镶在镜框里挂在艺术馆展示,此时艺术品格成为主要成分,筷子就成为艺术品。对同一双筷子而言,其使用功能,与可能的符号表意品格,与可能艺术品格,成反比例。
在工艺品上,包括建筑,城市规划,这个反比例关系相当清楚:艺术品不一定必须是没有用的物品,但必须是超出使用价值的部分。我们讨论的艺术“非使用性”,就是指人造物品的可能的艺术表意而言。例如礼品盒或香水瓶的设计,与礼品盒或香水瓶的用途有关系,但是艺术品格存在于超出使用价值,又超出实用符号意义的部分,礼品盒或香水瓶没有用的部分越多(例如设计奇异精美),它们的艺术可能性越大。
这个部分的大小,与具体的接收者有关系:对到鸟巢或水立方来比赛的运动员,对来北京目睹中国的“后现代性发展”的外宾,对来欣赏建筑艺术的人,这些建筑的实用―表意―艺术品质不一样。
对于古物和古建筑,我们可以发现其“艺术性”是随着年代增长而增加,这不是因为越古老越贵重,而是越古老越不可能作为建筑或器皿来使用。艺术品格并不一定随着年代而增长,只能说越不使用,越不具体目的,就越成为纯粹的艺术品。这时候艺术品携带的“艺术意图意义”,是后代社会的体制意图:一件陶器,原先可能作为实用物而生产出来,可能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艺术意图,但在历史语境的变迁中,文化体制使此物的艺术意图增长。艺术的“非实用性”,实际上随着文化语境变化的。
除了这种“物―符号―艺术”之外,有相当多“纯符号”,它们不太可能(但并非绝对不可能)当做“物品”来使用,而只能作为表意符号,但它们表达的意义中,只有一部分是艺术意义。
例如一首诗,一首歌,一幅画,它们并非没有使用价值。《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有这些意义,哪怕是感情意义(“可以怨”),都是意义,而实用意义部分,不是艺术意义部分。例如“观”,《集解》引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见得失。”这是说诗能够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和社会的中得失。把《诗经》作为民俗学参考书或教材,而《诗经》作为艺术,是在“兴观群怨”之外。
甚至音乐,一向被认为是最纯粹的艺术,依然有实用意义。《论语•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认为音乐的艺术形式只是细枝末节,政治教化功能才是它的大端。即使不像孔子那样强调政治,音乐的实用性处处可见:得金牌时奏国歌,此时音乐有一定的仪式性表意作用,仪式性表意并非艺术性表意。
可以总结一下:物品有实用功能,有表意功能,有艺术功能,三种功能的强弱,经常是反比例地变化。但无论物―符号―艺术符号三者的关系如何搭配,艺术性总是植根于非实用性。艾柯把符号分成三大类:天然事件,人为符号,诗意符号。B23J意符号即艺术符号,艾柯加以分列,是有道理的。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有三种符号,不如说作为符号的物有三种功能。
我们可以以商品为例看到这三层关系:一件衣服,有其实用功能,往往与其物质性生成条件有关,例如面料质量与加工精细度;二是符号的实用表意功能,如品牌,格调,时尚,风味,价值,这是社会型的表意价值;三是艺术表意功能,如美观,色彩,与体态的配合。这三者结合在一件衣服之中,三种功能混合难分,但要定义艺术,还必须分清。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看来奇怪的结论:一件衣服是真正名牌,还是假冒名牌,在艺术上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的艺术,无所谓真伪,没有原作与赝品之分,甚至古董的艺术价值,都不靠真伪鉴定。因为市场价值,是它的实用表意功能,而不是艺术功能。艺术功能本身无价值可言,说与市场价值无关。
再例如色情:巴塔耶认为色情“没有任何用途“,“因为拥有无用的价值是有用的”。B240退耶指出“色情带给我们极端的,过度的,心荡神驰的特征”,B25＜词浅出实用表意的意义,因此色情是一种艺术意义。贾宝玉的“”,就是对人生,对人际关系的一种非实用的(因此是非儒家传统的)艺术性态度。
我们也可以用比较抽象的音乐为例说明这三层关系:例如“小夜曲”(Serenade)是中世纪一种乐曲,是到情人窗下唱的歌,它有实用功能(作为一种软性骚扰叫爱人不得不郑重考虑你的请求,或者让邻居不胜其烦给她施加压力),有表意功能(提醒爱人注意你的感情),也有艺术功能(表达一种非实用的艺术美)。随着时代变化,艺术表意功能增加,小夜曲成为一种纯然的音乐曲式,很少再到窗下表演。
九、艺术符号的非外延性
那么,到底什么是符号的艺术意义呢?有人认为艺术意义的本质是没有所指,只有能指。巴尔特说,文学是“在比赛中击败所指,击败规律,击败父亲”;科尔迪说:艺术是“有预谋地杀害所指”。很多学者认为艺术表意的特点是没有指称(non-referentiality),也就是没有外延。各种艺术符号并不指向其直接的意义,例如艺术电影(非纪录片)中的灾难,飓风,地震,火山爆发,外星人入侵,都因为是艺术,无外延无所指而绝对“不真实”。一旦放在新闻联播中,就有具体所指,就会引发大规模恐慌。故事片中的血腥场面,格斗残杀场面,色情场面,性偏离场面,显然都不能出现于新闻转播,其原因与体裁的接受程式有关:艺术性把指称对象推开了,与实际意义保持了距离。
艺术并不是没有意指,但是这种意指相当复杂:它是外延与内涵反比例混合。不能说所有的艺术符号都没有外延,一幅画画马或画牡丹,肯定这幅画指称了马这种动物,牡丹这种植物。但是艺术符号尽量甩开外延义,艺术“尽量”与外延保持距离。用常用说法,就是追求神似,不追求形似,甚至形似非常少,例如关良的京剧人物,例如毕加索的“阿维农少女”;甚至到达完全没有形似,也就是完全没有外延。
中国古代美术理论,就很关注形似(看得出指称)与神似(看到指称之外的意义)之间的区别。南朝宋宗炳主张“万趣融其神思”。东晋顾恺之说得更明确,即所渭“以形写神”。但这个想法不一定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清代邹一桂说:“未有形不似反得其神者。”笔者只能强调神似压倒形似,内涵压倒外延,但不能要求艺术必须无外延。
摆脱外延意义的程度,不是艺术的定义或条件,不能说摆脱到某种程度,才成为艺术,也不能把艺术摆脱外延的程度,作为艺术优劣的判断标准,然而,艺术必须有脱离外延的姿态。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学院的写生,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而稚拙(不管是农民画的无意稚拙,还是大师的有意稚拙)反而成为艺术。但是究竟应当摆脱到何种地步,却无法规定,因为各种艺术的要求不同,各种文化的习惯不同,各个时代的欣赏口味也不同。
在雅克布森的符号六因素之中,“自指性”(self-reflectivity),即让人注意符号自身的形式,被认为是“诗性”(poeticalness),也就是艺术性的标准。B265诗性与指称性并不是成反比关系,并不是越是无所指,诗性就越强,雅克布森的看法是:“诗性与元语言性成反比”,他没有说“诗性与指称性成反比”,这个观点的确是想得很周到。元语言性是意义的解读,而诗性却正是无法解释的,不说明意义的。艺术的特点正是它并不直指任何意义,而只是提出一种意义的逗弄,一种似乎有意义的样子。司空图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B27？赏而不可及的原因,正是由于推开明确的外延所指。用朗格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脱离尘寰的倾向,他所创造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一种离开现实的他性”。B28
十、泛艺术化害了谁
一个文化是表意活动的集合,但是任何文化,不可能以“非天然,非实用,非外延”的符号表意为常规,也就是说,文化的正态不是艺术性的。艺术的非正常性,是以社会常态为必要背景,是与正常秩序正成对比的所谓“标出项”。有文化正常表意为对比,艺术才能作为一种特殊表意方式出现。
也就是说:正是文化的这种非艺术的常态,才保证了艺术的存在,不然这个文化本身就不能存在下去。一件造型奇特的雕塑放在广场上时,正与周围的楼台庭树花草,与行人的正常生活形成对比,而凸现其艺术性:如果在一个全是奇特形态物品堆集的疯人院,这件怪雕塑也只能意指疯狂。
由此我们可以讨论当代社会的“泛审美化”现象,这个问题吸引了当代中外许多学者的注意。首先,应当说“泛审美化”这个术语不是很合适:审美是主观的,而本文讨论至此,无非是说明艺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当今社会经历的,不是每个人都以审美态度看待文化,而是当代文化以艺术泛滥强加于每个人。这种艺术不是全体人民“审视”出来的,而是在社会文化演变中产生的。“美学”(aesthetics),原意是“研究美(尤其是艺术)的哲学”,没有“审”的意思,B29R虼,“pan-aestheticization”,译成“泛艺术化”可能比较恰当。
这不是过分追究对一个词的翻译,因为,用“泛艺术化”来称呼当今这个文化演变,更容易看出它的问题所在:如果问题出在“审美“,“泛审美化”,让全体人民都来关心美欣赏美,有什么太大的害处呢?应当说比其他“运动”都好:比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学大寨来的无害;比全民打麻将,也更高雅一些。但是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就不同了。泛艺术化,一切社会活动都成为艺术,或者突出艺术功能,会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本文上面讨论过了,艺术功能是与使用功能和实用表意功能反比例增长,“泛艺术化”发展下去,整个人类文化将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艺术泡沫泛滥危机。
当代社会的“泛艺术化”,是一个铺天盖地越来越深远的文化演变。韦尔施的描绘如下:“艺术化运动过程最明显地出现于都市空间中,过去几年内,城市空间中的一切都在整容翻新,购物场所被装点得格调不凡,时髦又充满生气。这股潮流长久以来不仅改变了城市的中心,而且影响到市郊和乡野。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所有的门把手,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过这场艺术化的大勃兴。‘让生活更美好’是昨天的格言,今天它变成了‘让生活,购物,交流,还有睡眠,都更加美好’”。B30
在后现代,身体成为一个主要的艺术化场所。身体的重要性被重新发现,而且各种形象指定了身体艺术化的标准,每个人为达到这标准努力减餐,方式其实是雷同的。
我们看一下代替简单的肥皂,我们现在有多少各种奇怪的商品名称:“丝滑柔顺型润发精华露”“水润丝滑洗发乳”“乳液修复去屑润发精华露”“玉兰凝萃清爽润泽沐浴露”“清透玲白珠珠配方洗面乳”。谁能记得住分得清这些用辞差不多的品牌?应当说,这个社会懂得这套词汇的人还是很多,她们脑子中已经灌满美的词汇,而没有感觉这些商品名称把“身体的艺术化”强加于每个人。
泛艺术化让艺术超出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范畴,渗透到经济,政治中去,使所有的表意都变成了艺术符号,都具有艺术符号的各种特点。波德利亚称之为“超艺术”(Hyperaesthetic)。超艺术的危险现在尚未完全显现,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经济的“艺术化”,明显地表现于过分依赖旅游来“拉动内需”,各地竞相出花招来吸引游客。自然风光与历史胜迹,总要消耗完毕,旅游资源的开掘,就只有朝“艺术”方向走,人工造景成为旅游的自救方式。
更有甚者是政治的艺术化:政府办公建筑越造越漂亮,造大楼变成政绩。在建筑等表面光鲜的事情上做文章,图个让大众愉悦。艺术的实质是非功能,非实指,脱离外延意义;而政治却是应当追求务实,解决实际问题。当今各国政治越来越成为作秀场所,许多欧洲国家有明星政治家,意思是政治家有明星风度(例如奥巴马),或是政治家原来就是演剧明星,他们都是靠艺术积聚人气。
这种现象在中国一样有:不少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是演艺界、体育界明星。不是说他们不是优秀人物,不是说他们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而是说艺术与政治是两回事。这些人应当证明自己的政治品格和才能,不能说艺术就是他们的政治表现。同样,让艺术明星到学术界来当教授,是学术艺术化。学术应当研究艺术,一旦自身就是艺术,如何能保持客观立场研究艺术和泛艺术化?
悖论的是,受“泛艺术化”危害最大的是艺术,因为艺术是个反正常的标出行为。一旦正常生活都艺术化了,艺术就不得不更加标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随着“泛艺术化”的加速发展,这个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当今艺术的困境:传统的艺术形式已经被消化为日常生活方式,艺术家只有出奇招走偏锋,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艺术。然而任何令人惊奇的手法,很快就无法再出奇制胜,艺术家不得不弄出新的花样。不断花样求新,使得艺术喘不过气来。这就是为什么行为艺术大行其道,所有的艺术都带上行为艺术的味道,而且行为艺术也不得不越做越危险,直到最后不成其为艺术,而成为耸动视听的玩命表演。
艺术今天的任务,只能是不跟着泛艺术化大潮走,不再进一步把生活,把各种非艺术领域艺术化,而是反艺术功利化,急流勇退,返回艺术本身,把艺术“重新艺术化”。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做的艺术家,会从热闹的名利场消失。但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泛艺术化的潮流必将使艺术走向消亡,艺术这种符号表意方式,原应是“非常规”的;一旦这个文明只剩下艺术,文化就把非常规作为正常,艺术就会消失在这个疯人院中。(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2001, 89.
② All Things I Know But of Which I Am Not at the Moment Thinking, 1:36, June 15, 1969.
③ Monroe Beardsley, The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④ Charles Morris, “Esthetics and Theory of Signs”, Writings on General Theory of Signs,The Hague: Mouton, 1971, 412.
⑤ Morton Dauwen Zabel(ed)Literary Opinion in America,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1, 641.
⑥ I.A. Richard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2001, 269.
⑦ T.S. Eliot,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Selected Essays,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2, p. 8.
⑧ Clive Bell, Vision and Design, 1930, 294.
⑨ 转引自Noth, 424.
⑩ 克莱夫•贝尔著《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B11 I A Richards,C. K. Ogden and James Wood. 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2nd edition with revised preface, New York:Lear Publishers: 1925.
B12 Clement Greenberg, “After Abstract Expressionism”,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Vol. IV, p, 124 .
B13 Harold Osborne:“艺术史适宜维系经过适当训练和准备的观察者之审美沉思的客体“,Asthetics and Art Theo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London: Lonmans, 1968, pp. 10-11.
B14 转引自约翰.凯里《艺术有什么用?》,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B15 George Dickie, Art and Value, Oxford: Blackwell, 2001, 45.
B16 Arthur Danto,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67.
B17 Jorrold Levinson, Music, Art, and Metaphys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B18 见 H. Gene Blocker,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Art: Readings in Analytical Aesthetics,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9;又见Morris Weitz,”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56, no. 15, 27-35.
B19 Thomas A Sebeok and Jean Umiker-Sebeok, “’You Know My Method’: A Juxtaposition of Charles S Peirce and Sherlock Holmes. In Dupin, Holmes, Peirce, The Sign of Three, (eds) Umberto Eco and Thomes A Sebeok,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83, p. 19.
B20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对art的定义:“Human skill or workmanship as opposed to nature”.
B21 见布洛克《美术新解》。但是据BBC News,2005年6月20日在伦敦的美术拍卖会上,猩猩“刚果”的三幅画卖出12000英镑。
B22 Arthur Danto, After the End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ale of History,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90.
B23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16-17.
B24 乔治•巴塔耶著《色情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页。
B25 乔治•巴塔耶著《色情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5页。
B26 罗曼•雅克布森“语言学与诗学”,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B27 司空图“与极浦书”,于民、孙海通编《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1-482页。
B28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B29 参见《简明牛津词典》。
B30 Wulfgang Welsh, Undoing Aesthe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7, p. 5.
Art Is Not What: Defining Art in Semiotics
LU Zheng-lan1, ZHAO Yi-heng2
(1. Center of Chinese Poet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 400715;
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第一节“艺术生产”理论的提出及发展
艺术和生产本来是分属于美学和经济学的两个不同的研究范畴。综观以往考察艺术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它们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脱离人的社会实践,脱离人作为社会的人的生产劳动,而一味片面的把艺术归于意识范畴之中,认为艺术纯粹是心灵的产物,是人类在自我舒展和情感勃发过程中潜意识的扩张与表征。马克思消除了艺术和美学史在这个问题上的误会,他将美学与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提出“艺术生产”的概念。一、“艺术生产,概念的提出“艺术生产”论,同意识形态论一样,是马克思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内容。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论述,最早见于《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他在表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生产方式,并且受生产普遍规律的支配”。在这里,他把艺术看成一种“生产”,并认为艺术生产受“生产的普遍规律”即物质生产方式的支配与制约。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的将一般生产划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领域,揭示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段,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在此,他们进一步提出了“精神生产”、“科学劳动”等概念,并在“关于意识的生产”一节中,专门讨论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关系。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共产党宣言》中具体以文学为例,再次论述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指出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认为由于在物质生产中形成了世界市场,因而精神生产也就具备了世界性。“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而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更是比较集中的研究了资本主义艺术生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艺术消费等问题。“艺术生产”是马克思、恩格斯具有独创意义的概念,是对艺术与产品的深刻观察与判断。用“艺术生产”的视角研究艺术活动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生产,使我们可以从物质生产的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矛盾中去解释艺术问题。这样,就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了解决复杂的艺术和美学问题的有效途径。
其次,将艺术创作界定为生产活动,意味着艺术活动不只是一种精神劳动,同时也如同物质生产那样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它总是要通过改变自然物质来获得自身存在的形式。
第三,艺术生产具有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双重性质,表明艺术家的创造不仅凭借其天才的灵感及察赋,与普通劳动者一样,同样需要通过学习掌握技艺和本领。这样,就揭开了传统艺术理论“天才说”、“代神立言说”对艺术创作实践掩盖的神秘面纱。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对“艺术生产”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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