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等艺术院校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 探析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3-0012-03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体化、通俗化，使广大人民群众便于接受，并用以指导艺术实践的过程。
大众化是相对于精英化和学院化而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普及化、通俗化和民族化。普及化、通俗化和民族化，既是大众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大众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普及化：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是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它服务于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体现不同社会的上层建筑。列宁认为，先进的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列宁提出“艺术属于人民”，艺术“必需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要求。
同志反复指出文艺应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多次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邓小平、、等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文艺以人民为本位的基本立场。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4]同志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5]同志更是明确提出：“作家艺术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应该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古往今来，大凡有作为的、进步的作家艺术家，都把高超艺术造诣和高尚价值追求作为人生理想；大凡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都以美的力量和形式揭示和传播引领社会进步的思想观念。”[6]这些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大众文艺观”以新的时代内容与新的思想意义的当代阐释。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通俗化：使人民群众容易和愿意接受
做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就要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深奥到通俗，从被少数人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并转化为自觉的审美实践与艺术创作。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传播与普及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转化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表达方式，转化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及实践价值，使这种中国化的文艺思想与理论观念用来指导文艺创作、文艺欣赏，引领精神生活，并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与文艺受众群体的自觉追求；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斋里、书本上、文件中走出来，融入群众，真正为群众所掌握，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民族化：提高民族文艺自信心
民族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前提基础。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7]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8]文艺的民族风格，既表现在文艺的内容上，也表现在文艺的形式上。从文艺的内容来讲，各个民族的文艺都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内容为主，即以反映富有本民族特征的社会生活内容为主，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文艺的形式来讲，其包括各个艺术门类的具体艺术形式、表现方式、艺术手法、艺术语言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民族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放到中国社会文艺实践中加以检查、运用和发展，而且还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不仅仅是不断吸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过程，同时也是用民族的语言、形式、风格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方式来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
二、高等艺术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时代意义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品格决定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在本质上就是文艺理论联系文艺实际的过程，是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实践活动过程。当然，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过程中，既要防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被庸俗化，又要不断接受文艺实践的检验，把正确的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总结提炼人民群众在文艺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为指导文艺创作的新的理论结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实践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主要路径，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伦的力量之源。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是艺术院校学生特点决定的
民族复兴伟业和文化强国的进程要求艺术院校大学生肩负着培养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是培育未来的艺术家蓬勃进取、敢于担当的助推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是增强艺术实践深度和力度的灵魂，是校正艺术创作与实践研究方向和是非的准星，只有在艺术院校大学生中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应有作用，才能增加精神上的“钙质”，才能抵御种种诱惑，促进艺术创作与实践水平的提升。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艺术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可以引导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艺术观，在从艺道路上始终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方向，具备对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有鉴别、分析、评判并自觉抵制的能力，学习、创造那些能够振奋人民精神，激励他们献身于社会主义大业的艺术作品，摒弃那些阴暗、灰色甚至歪曲、反动的东西，把青年学生从那些消极的、低级趣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焕发艺术灵感，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是指导艺术实践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对我们的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到文艺为人民，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践，文艺创作要从生活中来，要面对当下的问题和生活实际。
高度概括了中国文艺运动的实践，鲜明提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9]这一重要观点从理论上阐释了文艺的来源问题，同时给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指导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强调审美，认为“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构”。艺术作品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外，就是作品的审美的艺术形式，我们的艺术创作、艺术实践，要求我们利用马克思“按美的规律来建构”的思想来作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艺术实践者进行艺术活动，通过文艺理论推动艺术本身的修正、完善和发展，使艺术实践摆脱错误的、局限的和陈旧的观念束缚，寻求和建立更加正确、自由和崭新的发展空间，使艺术本身愈加多元化、现代化，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指导着艺术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辩证的思维方法承接和吸纳人类的一切有合理内涵的文化成果、文艺理论遗产和学术思想精华进行文艺创新，以理性与感性完美结合，过去与今天的合理贯穿进行艺术实践，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适应现代化美学要求的艺术作品。
三、高等艺术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等艺术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主渠道，是帮助艺术专业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的重要途径。
第一，在教学的内容上，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育，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列入课堂教学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影响艺术创作的文艺思潮、不同艺术作品反映出的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行分析，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第二，在教学方法上，要根据艺术院校大学生思想活跃、喜欢表现和参与意识较强的特点，结合学生的艺术兴趣，采取讨论、辩论、演讲等方式，就重点、难点问题深入探讨、互相启发，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三，高校艺术院校必须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科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学科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点学科，为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出重大贡献。
第四，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以保证艺术院校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克思主义文艺观。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师，他们的文艺观和价值取向及其在艺术领域内的道德抉择和行为，对于学生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实践是最为鲜活、也是最易植入的引导和示范。
（二）利用艺术实践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
艺术实践有利于艺术工作者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比如在音乐创作中，以社会实际为基础，从现实生活中去了解音乐创作的对象，了解大众在想什么、干什么、有怎样的苦恼和喜悦、有怎样的矛盾和斗争、有怎样的渴望和追求、有怎样的牺牲和奉献，那么，他的作品就能表现大众的生活和情感，反映时代脉搏和时代精神，有强大的生命力，能与听众产生共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在音乐创作的表现。
“三贴近”原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贴近”原则要求我们的艺术家贴近群众，与人民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血肉联系，在思想感情上与普通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转化为艺术创作的激情，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把最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在艺术作品中看到希望、渴望进步。这些也为高等艺术院校培养人才指明了方向。
（三）以校园文化为载体，营造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良好氛围
校园文化是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效载体。应将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传统有机结合，把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融入高校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当中，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领和规范师生的思想与行为。应将校园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建设纳入校园总体规划中，建设好学生活动中心、美术馆和学生书屋等文化生活平台；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类型的媒介来传播，利用各种艺术形式去宣传。例如，可以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读本；鼓励大学生用戏剧、音乐、舞蹈、绘画、诗词、摄影等形式来表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也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容加以提炼，用师生耳熟能详的主题词语表达出来，用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展示出来。通过举办高雅艺术进校园、学术研讨、学科竞赛、知识讲座、读书节等活动，结合传统纪念节日、重大事件、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等重大活动，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价值观，扩展学生知识面，营造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氛围。
[ 注 释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6.
[2] .选集（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3] .论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8.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3.
[5] 在第七次全国文代会第六次全国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现状简析
关于艺术学门类下相关一级学科的设置，最初国务院学位办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提出最好设置3个一级学科的意见。应该说，从传统的学术文化循序渐进发展的角度，此意见无疑有着深厚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为了解决多种因素而形成的各种矛盾，经不同层面的多番研讨和论争，最终突破了这一限制，通过了艺术学科评议组提出的艺术学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艺术学、美术设计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的议案。之后，为了兼顾相关学科的需求和要求，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又将美术设计艺术学一分为二，成为美术学和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共计五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确定后，我们亟待解决的是艺术学理论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艺术学作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建设，属于史无前例、无从参照的新事物，这就只有依靠艺术学理论界集体的智慧，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审时度势，迈好关键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要遵循和秉承传统学科发展完善的理论理念及其长期实践的经验，兼容并蓄、提炼升华，客观科学、扎实有序地实现传统与现代接轨这一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命题。在此用“史无前例”一词，可能会遭到质疑，因为百年前西方国家就有了艺术学的学科概念，中国的艺术学也是得益于西方艺术学理论理念的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学科。但若进行系统地分析即可看到，处在不同地域和国度的中西方艺术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定义、对象、范围及其精神实质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如贡布里希所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艺术这个名称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3］
比如说西方人口中的“艺术”惯性指向于美术，中国的“艺术”则包含所有的艺术门类;西方的艺术学仅仅作为造型艺术的一般性理论，中国的艺术学则包含着多个艺术门类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的实体运作系统。故此“艺术学”与彼“艺术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属于世界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不仅要尊重二者之间永恒的共性特征，又要尊重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起步之脚才能踏向实处。在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设置的酝酿过程中，如凌继尧先生所强调，大约遵循了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传统的原则，第二个是现实的原则。所谓传统的原则，即根据传统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学术名称、研究对象、范畴、命题、概念、术语和问题域等设置相关二级学科。现实的原则，即拟设置的二级学科，一是能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并且确有很多理论问题值得研究;二是在现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经存在，并且取得一定的业绩，我们应该给予它合法的地位，从而促进它更好地发展;三是这个学科涉及多种艺术门类，而不仅仅涉及某一种艺术门类。根据以上关系准则，提出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学两个传统意义的基础理论二级学科，以及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创意和艺术管理”应用理论二级学科的主张。［4］目前统一的学科设置标准尚未出台，不过据了解，在各高校自主设置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中，已经涉及了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教育、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学等多个相关二级学科。
些许思虑
负责任地说，艺术学独立为学科门类，既是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艺术学科确立自身价值的大好机遇，又是对中国艺术学人的智力、魄力与理智的严峻挑战。因为学科建设是百年大计，起始阶段尤为重要，最要紧的是要选准方向、定好目标，迈出关键的第一步。仲呈祥先生在2011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2011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暨对策研究高端国际论坛”主题发言中也再次强调:“作为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学应该为民族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以体现中国社会、时代的文明水准，改变当下令人堪忧的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的现实情状。”［1］8并谆谆告诫老师们“千万不要去抢地盘”，不要“为了整合资源，把人家人文学院的、历史学院的、哲学院的等其他学院的老师全部拉过来申报。本来就是独立门户了，要以我为主了，结果又反客为主，这不行”。“有的时候，本校校内的资源的共用也是可行的，这得有个度，不要搞成了拼凑。”［1］14然而，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等多种矛盾的存在，在截至目前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已经出现了如仲呈祥等学者担忧的一些抢地盘、拼资源等现象。比如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在现行的普通高校办学水平评价机制中，拥有硕士点、博士点的数量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故各高校无不希望借此机会扩大自己学科点的数量，以致在学科设置过程中出现“化整为零”、东拼西凑现象。更加值得深刻思考和检讨的是，艺术学理论本是旨在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以此贯通各门类艺术的共性内容与本质特征，探索体现各门类艺术共同性发展规律的一门基础学科和学问。这一学科的突出特征是综合性。
按照传统的一般性学理结构原则，人们常有“史、论、评不分家”的说法，因为三者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内在关联。而在这个学科尚未拧成一股绳的初级阶段，就简单化地将其拆解开来，或者更多地将一些本来的三级学科(专业方向)强化为所谓的“特色性”二级学科来建设，极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学界都以崇尚学理规范、学术规范等为基本标准的时代，在作为“百年大计”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起跑线上，中国艺术学界需要清醒头脑，谨慎从事，不能够让暂时的利益冲破了理智的防线，因为这个天平一旦倾斜，矛盾和困难不但不会消减，而且会纷至沓来。目前值得思虑的核心问题约有以下几点:顾名思义，艺术学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艺术理论，也是学术文化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规律支配下，经我国许多代人共同努力而开创的一个新局面，二、三级学科的设置更应体现综合性原则。然而，倘若我们在做法上继续沿袭已经过时了的“科技文化为中心”模式进行切块分割，则恰恰是违背了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理念和学科宗旨，形成了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走向。我们可以草草地算一笔账，比如艺术学理论的二级学科可设置六到八个，音乐舞蹈学等一级学科则可设置十四五个，那么，同一所学校如若同时建设艺术学的五个一级学科，起码要建50余个二级学科，按每一个二级学科设一个三级学科(专业方向)需3位教授计，至少要有150余位教授，而在我国普通高校传统建制的音乐、美术及至新建的设计院(系)中，能达此指标者恐怕寥寥无几，必然出现空巢现象，这就势必要做那些拉郎配、拼资源等不应该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战国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5］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据悉，在关于学科设置问题的酝酿过程中，艺术学差一点被取消了资格。除诸多客观原因以外，本学科在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较多地关注表象上的繁荣，缺乏学科内聚力的夯实打造应是内因所在。中国是个文明的国度，自古就有“礼乐之邦”“礼仪之邦”等美誉，西周时期就制定了国之礼仪“五礼”，截至如今，许多传统的伦理纲常，依然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人们的理念之中，成为约束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保持社会群体间井然有序的基本砝码。艺术学理论一、二、三级学科的设置，理应遵循一个基本的伦理关系准则，不能够成为无“礼”取闹，如若伦理关系错位亦将贻害无穷。#p#分页标题#e#
荐言要议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制定了有关优化学科结构、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首要步骤，就是要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开展基础性工作。有学者指出，“艺术学理论需要在面对质疑和自身检讨中推进学科的发展”，它“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6］23。仲呈祥先生反复强调“营造氛围说”，警示老师们千万不要盲目地去“抢地盘”，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均需要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坚实的学理基础和长远发展的科学性目标定位，应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综合吸纳、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精髓为基本理念，以扎实稳妥、循序渐进、精益求精、质量第一为立学准则，必须恪守学术规律，讲究学术规范，遵循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路径，让其循序渐进、天工雕琢，不能陷于盲目和盲动。在这里需说明的是，“抢地盘”等行为一般并非普通老师们乐行与可行之事，它往往会成为一种地方性行政指令让你被动地接受，别无选择。当然，学界同仁并不能因此而推脱或放弃应尽的责任。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专家组组长仲呈祥先生的信任和重托，笔者有幸曾参与起草《艺术学学科简介与博士硕士培养要求》的工作，在此仅将自己通过初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核心观点和参考性意见作简要汇报，敬希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百年前，蔡元培先生主张“尚自然，展个性”，倡导美育教育，提出德、智、体、美相融并举的育人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推行沟通文理的学科设置，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等举措。而今看来，以上举措仍可作为我们教学与治学的基本准则。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综合性、高阶性和理论性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包括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等，它体现了实践性品格、理论性思维和精神性价值等多重特征，旨在以各门类艺术的实践总结为基础，以各种艺术现象的宏观梳理与综合分析为铺垫，最终形成用以表征人类艺术文化发展之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概念范畴、价值论和方法论等知识系统。具体而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研究对象既包括各门艺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共通性的主体创作、造型设计、表演展示、鉴赏评论、教育传播等艺术文化实践活动，也包括古今中外人类对艺术现象、艺术史、艺术价值、艺术精神和艺术思想的认知经验。进而言之，各艺术门类之间必然存在着共通性的价值理念、思想坐标、理论基础、知识结构和认知路径。艺术学理论属于综合性、交叉性人文艺术学科，其研究方法包括三大维度:一是用以分析并完善那些能够涵盖各门艺术基本概念的艺术知识学方法，涉及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评论、审美范畴学、语义哲学等相关学科;二是用以解释人类表达与感知各门艺术的形态特征，实现与体验它们的审美价值等艺术实践规律的艺术现象学方法，涉及艺术学与相关学科交叉生成的艺术哲学、艺术美学、文艺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民俗学、艺术社会学等相关领域;三是用以揭示并预见那些能够整合各门艺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用以建构人类艺术创新精神的理性范畴，用以阐释人类以艺术之道把握主客观世界的价值真理的艺术之学的理论方法，涉及心理学、精神科学、美学、意识认知科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
二级学科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实体，一级学科的宗旨目的及其各项具体的指标能否顺利地实现，关键在于二级学科设置的规范性和实施运作过程中的合理性。审视任何一个传统学科和现代学科的构架体系，无不把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作为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故我国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应遵循继承性、科学性两个基本原则。继承性原则。注重广泛地继承与借鉴世界各国艺术学优秀学术理念、方法和成果，重点强调继承与弘扬中国艺术文化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民族精神特质，以期在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进程中强力凸显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坚定信念，在此基础上实现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学科构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科学性原则。倡导和尊重科学规律，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党和国家及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历来秉持的发展观。科学性是一种极具世界包容性、人类本体性和时代进取性的现代学术理念，处在重大转型起始阶段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如何更好地体现科学性原则，这是对艺术学理论界群体智慧的重大考验。具体来说，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首先需要基于人类据以内化—转化—外化艺术文化的审美价值规律，其次是需要基于人类用以认知艺术文化和创造审美产物的心脑科学规律，再次是需要基于艺术家用以构制艺术造型的形式法则、感性之道与技术规范。
根据上述基本原则，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学科范围，可包含艺术基础理论、艺术应用理论两个二级学科，下辖相关的若干研究方向(或三级学科)。艺术基础理论。艺术基础理论，主要涉及文化主体对艺术文化世界这个艺术本体系统的观察、分析、判断、评价等对象性的艺术认知基础理论。具体包括传统学科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评论等三个主干研究方向。(1)艺术史:含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以及艺术考古学、艺术图像学、艺术人类学等交叉学科专业方向。(2)艺术理论:含艺术原理，艺术美学，以及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教育学，艺术宗教学等交叉学科专业方向。(3)艺术评论:含艺术鉴赏学(传统艺术鉴赏、现当代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学(传统艺术批评、现当代艺术批评)等。艺术应用理论。在当今时代，“全球审美化”“经济基础审美化”“物质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学术理念不断影响着艺术理论的更新。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再次产生巨大的变异，首先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与艺术创作的思维范式，倡导生活审美化的艺术理念，艺术已经渐渐地远离神圣的象牙塔，回归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本真的层面，也即实现了由人类的生活提炼升华成为以“美”为核心的艺术，再由艺术的“美”熏染提升人类生活的一个博大的理论命题，“审美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策略”。当然，上述艺术理论的流派及其理论，并非构成对传统的和现当代其他艺术理论流派的取代，而是形成了一种并存与互补的发展关系。从大局上看，上述变化有助于破除“艺术神圣”“至高无上”的象牙塔情结，让艺术回归现实，服务于社会生活，无疑是艺术理论研究造益人生的一大进步。我们再从人类艺术文化演进发展历史的视角来看，从艺术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共同源头(源于生活)，到艺术与生活的渐行渐离(高于生活)，及至艺术再次回归到生活中来(创意生活)，总体上符合事物循序渐进的基本轮回及普遍性发展规律。因此，设置艺术应用理论二级学科既合乎规范又通于情理。艺术应用理论，主要包括20世纪末以来在我国热兴的艺术管理研究和艺术创意研究两大主干研究方向。(1)艺术管理学:含艺术文化管理、艺术产业管理、艺术市场与营销管理、艺术展演与策划管理、艺术产品与传播管理，艺术品抵押与信托管理(艺术品抵押、艺术品按揭、艺术品信托、艺术品基金、艺术品“股票”)等方面的研究。(2)艺术创意学:含艺术文化创意、艺术产业创意、艺术传播创意、艺术经济创意、艺术科技创意等方面的研究。#p#分页标题#e#
To Strengthen Theoretical Research so as to Promot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Review of National High-end Forum of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Art Science in 2014
ZHAO Chong-hua
（Department of Arts Theory， Sichu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Chengdu， Sichuan 610500）
为了对近几年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进行总结、反思和规划， 2014年4月25-26日，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和四川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了“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这是艺术学门类独立、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举办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高端论坛。出席本次论坛的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大学、四川大学、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全国艺术学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及《光明日报》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艺术百家杂志社、艺术教育杂志社的代表，共近50位嘉宾出席。与会专家、教授对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困境、出路与方向、经验与体会等问题，结合所在院校的学科发展特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就艺术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以及学科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专业布局、科研创新、教育教学改革等论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一、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
相比文、史、哲等传统学科，艺术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距今仅仅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因此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稚嫩与薄弱，是不难理解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在他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中回顾了艺术学理论上升为一级学科的艰辛历程，分析了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下属的几个二级学科的现状和构建的问题。他认为，目前艺术学理论一般是按照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来划分的。随着近年来艺术学不断产生的新分支学科，诸如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思维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管理学、艺术营销学、艺术传播学、比较艺术学等等，艺术的分支学科与交叉学科不断涌现，表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艺术学已经开始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日新月异的艺术实践和数字技术新媒体的涌现，造成了艺术生产方式与传媒方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对于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迫切需要艺术学加强学科体系建设，适应新的挑战。这已经不只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
教育部体卫艺司万丽君副巡视员以开阔的视角、调研为依据就我国艺术教育的概况及其招生考试和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发言。她介绍了目前艺术学的学科现状。总结了三条：第一，是学科专业布局如何进行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如何定位的问题。过去是31所独立院校招收艺术类学生，现在是各个不同的学校都在招收艺术类学生，不同类型的学校，人才培养定位的不同还不明显。第二，是招生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一些专业评价考核没办法客观量化，家长和社会认为学校招生主观性强且不公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缺失，不开音乐课、美术课等艺术类课程，造成学生艺术素养不高，因而催生出社会的各种艺术培训班。第三，是发展规模过快、人才培养质量令人堪忧的问题比较突出。作为主管的教育部在研究解决的办法，高等院校也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索改革发展的路径，特别是要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下功夫。
艺术学经过独立以来的三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学术和实践的基础，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教授在发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艺术学理论诸位同仁共同努力，使得这一学科不仅有丰富的文论，丰富的乐论，丰富的书论，丰富的各种艺术门类的传统美学经验的积累，也有关于各门类艺术学的大著作；还有高等学校系统地出版的一系列关于艺术学的书籍、调查报告等成果。所以，科学与艺术互补共进，审时度势，站在高处看，联系当下的实情，坚持数年，通过一两代人，定会为人类奉献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他寄希望予诸位专家学者，以自己高深的学术造诣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联系实际，抽象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理论体系，出一条有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积淀、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发展道路。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周星教授《艺术学的使命与责任认知》一文中再回顾了艺术学门类建立前后人们对艺术学的认知，讨论了强化艺术学为高远的学科理论、学理体系的建设，处理艺术与学术的辩证关系，提升艺术各门类的学术建设水平和理论含量等问题。他认为，适度回顾这一过程，可以为更清晰的看清走过的路程，更好的寻找真正发展的前景。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问题
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生命力。学术创新、科研创新、制度创新、培养模式创新，才能不断提升本学科的核心竞争力，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凌继尧教授以“文化创意的春天”为题进行学科建设创新的主题发言。2014年1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了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性，指出这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种新提法，表明了文化创意不仅应该存在于文化产业中，而且应该存在于其他相关产业中。凌教授认为，这一提法赋予文化创意以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而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这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也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管理”和“创意”都是动名词，艺术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艺术活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艺术创意是在艺术活动和其他活动中创造新颖的艺术意象和意蕴的行为。它们相互交融和补充。这门二级学科的设置表明了艺术学理论对外的某种张力和对新知识的反应，使艺术学理论得到适度的扩容。艺术学理论应该参与到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的研究中来，同时，艺术学理论并不能单独胜任这些研究，文化产业所包含的新闻、出版等；创意经济包括专利、科技创新等，显然超出了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范围。这给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仲呈祥教授以关于文化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为中心，阐释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既不能纯学理不管现实，也不能沉浸在现实里边上升和抽象不到学理层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梁玖教授则用“一个主题一个观点七个关键词”来阐释艺术学理论的建设。一个主题，即学科建设由描述到陈述，也就是说要由描述性转变成真正表达自己相关研究成果的陈述性；一个观点，即多视点寻求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思想，要让学科理论有思想，学科教育有思想，学科评价有思想；七个关键词即：气象、规格、关照、内在、厚度、荣誉、证明。他特别以川音的“彼此欣赏，共同促进”工作理念，强调用智慧和实践证明我们学科的价值。
艺术学理论需要创新，艺术价值标准需要建构。清华大学陈池瑜教授以艺术学科理论的创新是时代要求，是艺术学科持续发展的内在必然的趋势为主线索，从五方面就学科创新展开阐述。他认为，艺术学科理论创新是今后艺术学科发展的主要工作和战略任务，应将其同艺术价值标准的建构结合起来，以推动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健康发展。他认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学研究与美学研究在20世纪同步展开，并在艺术学学科研究及部门艺术学的研究、艺术原理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一些成果，为21世纪中国艺术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艺术学学科建设和部门艺术学及艺术学分支研究方面还没有形成我国现代艺术学的理论体系，且编译西方人的艺术学著述较多，民族特点不够突出。21世纪，我们应该在借鉴西方近现代艺术学成果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建立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和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理论方面，实现艺术学研究的这一战略大转移。在提交的会议论文“建立现代形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之可能性探讨”中，陈教授从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批评学和艺术史学四个方面，论述了建立现代形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的可能性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如何培养真正具有创造性、创新性能力的艺术人才，上海音乐学院贾达群教授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是要理清几个关系：一个是教育本质和当前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大学精神和现存体制之间的关系；艺术教育和一般教育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本质应该使每一个受教育者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要感兴趣、有认识、提问题、担责任，这构成了教育的全部内容，并由此体现教育的本质。教育应该服务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而绝不应该急功近利。社会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是与教育的终极是相悖的。第二是教育精神。大学的属性、功能、性质、任务，决定并培育了大学的精神。任何偏颇都有可能损害大学的健康，并由此破坏教育功能的良性运转。第三是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的要义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技能训练，而是开启想象力，构建个性风格。他提出了四个艺术教育的新理念、新方法：想象创造之能力，包容博大之胸怀，仁爱纯净之品性，精致完美之作风。
周星教授以“艺术学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慑人的威力”为开场白做了“艺术学理论要有自信、自立、自为”的主题发言。他说，艺术学上升为门类仅仅是完成了自身发展的第一个使命，但是自身的理论基础是否达到，形而上的理论根基是否具备，它的科学性、学理性和逻辑性是否完成，还需要树立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的自信、自立、自为。自信，即艺术学理论一定要壮大，有自信地聚集力量研究形而上的理论。艺术学应该具有一个形而上的能够统领的东西。换言之，这个学科整体的学理能够贯通不同门类艺术学科才是形而上，才能以文化自信的“底气”，即灿烂辉煌的艺术成果来助添文化自觉的动力。自为，即艺术学上升为门类之后大规模地促使各学校开设艺术学理论专业，拿一级学科点，加强学科的质量，使各学科及比较弱小的专门学科人才聚集到这门独立的学科旗帜之下。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本学科的时代要求和责任，而不能停留在门类建设的功利目标上，更不能为了扩展而失去了建立门类的精神目标。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的论文《艺术史课程及艺术史学科设置问题探讨中》围绕“艺术史课程的设置意义”、“从学科到学科群：艺术史课程的百年历程”、“学科化的深入：艺术史对学科建设的探究作用”，以及“学科化的关键：艺术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构建”这四项带有学科建设基础性的问题展开了探讨。
三、在质疑和审慎中推进艺术学学科建设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金丹元教授梳理了重构艺术学理论面临的窘境，分析了当下中国艺术学理论缺席或出现“象”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中国艺术学理论自身在研究话语、范式和体系上还不成熟，对各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往往局限在技术、技巧、方法的层面上，而一旦深入到哲学层面的思考时，就暴露出自身积淀不足的缺陷――缺乏对某种现象、某些作品具体规律与一般性规律之间辩证关系的认知。重构或建构当下中国艺术学理论，首先要勇于面对当前呈现出的种种“象”，并找出这些“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明确方法和方向，才能在不断体现中国人对“天”与“人”、“道”与“器”、“艺”与“术”的辩证认知的逻辑上，富有创造性地去整理和开掘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丰富资源，才能有的放矢地去把握在当下艺术创作中具有一定公约性、规律性的理论命题，并进一步引领艺术批评的深刻性和时效性。
在谈到媒体对艺术、对艺术教育的影响时，中国文艺评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一川教授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第一，“艺术”被多媒体缠绕，依存于以国际互联网为中心的全球化的全媒体网络环境，同时又身不由己地被分割在传统媒体圈、新兴媒体圈或学术媒体圈等相互隔绝的不同圈层。第二，艺术在重建公共信用中的中介角色。多媒体对艺术周边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艺术本身的关注而影响了艺术品的鉴赏和社会效果，艺术仍然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公信力，倍受质疑的艺术仍然被公众赋予厚望，被要求在社群中承担起重建公共信用的中介角色。第三，艺术公信力的重建。艺术需要公信力，但在媒体事件中屡遭冲击的艺术公信力亟须重建。第四，艺术的公赏力。
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张法教授从中国学术术语和西方学术术语的对接上，就艺术学学科目前存在含混定义的问题提出了探讨。他认为，基本概念难以准确地定义是中国艺术学特有的现象。在中国的语言体系中，有三个关于艺术范围的定义：由西方大量译著所体现的，包括文学和建筑在内的艺术定义；由文艺一词的普遍语用而形成的，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定义；严格按照教育部学科体系而来的除了文学和建筑之外的艺术定义。目前在中国的日常话语和学术话语中，这三种定义既是相互冲突的又是并行不悖的。由此，使得“艺术学”这个根本概念变得含混，就不难理解艺术学面临的种种窘境了。其主要原因，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的思维是区分型的，而中国则是关联型的。由此，带来了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面临的三大问题：一是从兼顾中西差异的现实中，艺术学理论应当怎样讲，是在已有的艺术门类中加上文学和建筑来讲艺术学理论，还是只从目前的四个一级学科门类中来讲艺术学理论；二是如何从艺术学理论的一般框架推向整个艺术门类；三是要有怎样的门类基础，才能真正得出具有一般性的艺术学理论的内容。张法教授认为，不从学科历史和学理规律上厘清这个问题，艺术学就难以进入到学术应有的高度，也难以健康地前进。
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疑惑，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就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论文选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国家目前共有20个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0余硕士学位授权点。这就意味着在近几年不增加学科点的情况下，国家每年大约要培养起码100余位该学科的博士生、350位以上的硕士生。研究生选题的考量会影响到这个学科的建设质量。他分析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强调了“普遍规律”的问题，认为艺术学理论的选题“为大不为小”，但不忽略小，影响艺术普遍规律的细节不当忽视。这些细节往往深藏于具体的艺术门类当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影响其他的艺术门类。艺术学理论研究生论文选题应当坚持三原则：第一，关注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性，着力于艺术普遍规律的研究；第二，自觉运用比较的方法，使研究结论能够适用于不同的艺术门类；第三，要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不能大而化之，忽略细节问题。在研究生论文选题问题上，夏燕靖教授依据近年来所做的一些调查数据也探讨了研究生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第一，学位论文选题缺乏必要的元理论研究作支撑；第二，现在研究生有过分依赖导师指定选题的习惯，进而缺乏思维活跃的空间；第三，醉心于“学术”，而淡化“学问”的现象非常严重。此外，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暴露出对西方理论与方法的过度痴迷，比如方法论、研究技术路径的阐述等等过于庞大，使论文观念多，而思想性失灵，等等。在发言中谈到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问题的还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南京艺术学院黄教授。黄教授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定位问题，引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再讨论，就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区分、艺术学理论研究视角的广度与深度、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了艺术学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现实。
上海大学林少雄教授在发言中重点谈到他理解的艺术学学科建设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艺术学与文学（特别是文艺学）、美学、美术学的关系；二是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即内涵建设的问题；三是艺术学学科建设面临的现实层面的问题，主要是价值判断问题。他认为，在一切都功利化的今天，如何保持学术研究的“无为无用”的状态，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将会是艺术学学科建构的关键。艺术学的学术研究不是深入关注现实，恰恰是介入现实太深。意识形态上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与学理层面与现实的高度疏离，成为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一时难以摆脱的尴尬局面。对于这种尴尬局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教授提出了现今艺术理论三大迷失：第一是无根之木的迷失感；第二是缺乏自主精神的依附性；第三，缺乏回应现实的担当。他认为，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必须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自我体系的完善与学术开放性关系的问题；二是关于个性与共性关系的问题；三是开放视野与自我深层的建构；四是现实关注与超越精神。他建议：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教指委一定要制定专业标准，处理好规范性与多样性、共同性与差异性、基础性和前瞻性之间的关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认为，加强文化艺术修养不仅仅是艺术学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教育、整个中国当代社会的问题，要强化艺术学门类理论水平、强化理论文化修养。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蓝凡教授围绕《艺术是填补人类精神交流的鸿沟》展开发言讨论。他认为：人作为物种，艺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和理由。艺术是人类为了精神交流而创造的――艺术的创造根本上是为了处理人类的情感：依靠情感来填补人类精神交流上的鸿沟。人类发明创造的艺术是为了填补人类精神交流的鸿沟，艺术沟通人类的精神正是为了整合人类的力量，反过来，正是为了人类自身的未来，就更需要艺术――一种彼岸的生存世界。
四、关于教材建设的问题
关于学科基础教材的建设问题，夏燕靖教授在发言中以四川音乐学院柴永柏教授和曹顺庆教授主编的《艺术学导论》为例，来说明基础教材应当是引导学生入门的钥匙而非研究著述。评价教材好与不好，视其是否为学生研习本学科做导航，与理论著述的侧重点不同，教材应当是基础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目前全国已接近百所院校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但适用于这个学科基础教学的教材却十分匮乏。近20年只出过为数极少的几种，且大多是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前出版的教材。夏教授认为，《艺术学导论》作为本学科最新版本的教材，既注重对艺术学学科形成及价值规律的讲述，又全面梳理出艺术学五个一级学科的特征和特点。在学科建设和基础教学这两方面，川音带了一个好头。诚如曹意强先生在为该教材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的，这本教材可说是对中国艺术学学科从诞生到成长直至独立的一个缩影的写照。这是重视基础教材建设的良好开端。彭吉象教授在发言中也谈到了川音版《艺术学导论》的特色。他认为这本以五个一级学科为纲编写的艺术学教材，具有开拓价值和创新意义；这本教材几乎涵盖了艺术学所有的学科，具有普遍的价值和实用意义；尤其是在当前社会比较浮躁，不少艺术院校学生轻视理论学习的情况下，这本教材可以用来整合学生们的艺术基础，提高他们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五、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拓展
论文摘要：艺术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但如何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实施“艺术普及教育”这一教育理念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就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了如何将艺术普教以学科为基础纳入人文素质教育体系，提示出高等教育的艺术普教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对高等教育创新素质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现代化迅速发展和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素质教育”日益备受关注，作为素质教育之重要组成部分一艺术教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我们这里所言的艺术教育并非艺术院校的专业艺术技法训练或纯抽象的艺术理论学习，是旨在普及艺术知识，提高人文素养的综合艺术教育从原始社会的岩画、彩陶到现代化今天纷繁复杂的多样化艺术形式，艺术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发展，现代人也普遍意识到，艺术经验对于丰富人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与人性中最深层面的意识紧密联系，艺术能给人以勇气和希望，能给人以精神慰藉，艺术也保证了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之间得以心灵的沟通，艺术还能够保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和延续。所以说一个没有艺术的民族和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艺术教育的教育体制也是不健全的，同样高等教育也需要艺术教育。在这里，我想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来谈谈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且思考如何以学科为基础将艺术普及教育纳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当中。
一、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指挥棒的控制，我国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一直作为“副科”可有可无地存在，担任中小学艺术课程的教师也大多数是“兼职”，并不是经过专业艺术训练和理论学习的专业艺术教师，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很不合理，只是以简单的摹写或自由发挥来应付儿童对艺术的本性渴求，更谈不上系统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创作等学习。此外，大多数中小学校艺术课的课时很少，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学校每周只有一到二节甚至干脆砍掉艺术课。
高等教育中的艺术普及教育又怎样呢?事实上，刚入学的大学生对艺术史和美学理论知之甚少，对于高雅艺术普遍兴趣不高，甚至于不知如何欣赏，学校也将重点集中在科技教育各课程的教学上，忽视或轻视人文素质教育，“人为地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文理分家，这势必严重地妨碍、制约、损害、摧残乃至扼杀人的本性、人的创造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极不有利于贯彻中央《决定》的精神”。众所周知，这种文理分裂，会造成学生综合素质的严重失衡，最终如同自然生态一样，失衡会使各个物种急剧退化甚至于导致生物链的断裂，教育的失衡就会导致各学科之间丧失多元化之间的相互支持。
随着我国加入了WTO，中国已进入了世界一体化竞争当中，实际上，经济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与世界先进的教育体制接轨，但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科学实践当中缺乏冲动性的创造能力、外向性的表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协调能力。究其深层面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对于人才的培养忽视了人文素质教育，而艺术教育又是人文素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就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中指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众所周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达芬奇不仅是位杰出的艺术家，而且还是想像力、创造力极为丰富的科学家，他承认是艺术为其科学创造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现代人也普遍意识到“艺术活动通过其形象性、感染性和愉悦性，既能有效地激发人的热情，也能有效地诱发人的创造性”。“艺术活动所积淀于人们心中的艺术修养和正在进行的艺术活动，则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为人们灵感的产生提供契机和准备良好的心理状态”。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多次著文阐述科学与美的相互关系，他说。在分子等微观世界里，分子结构都是按照美的规律排列构成的，科学与美密不可分。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文素质教育的倡导者杨叔子先生也多次呼吁，科技教育必须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才能培养出科技创新人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则利，相离则弊”。
二、将艺术普教以学科为基础纳入人文素质教育体系
提高艺术素养，开拓人文思想领域，由此担负起艺术教育在整个素质教育格局中重任，这一教育理念已得到有关教育专家的共识，目前，众多高等院校也已逐渐开设艺术教育课程，但由于没有先前经验作参考，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实施这一教育理念的最终效果而言，收效甚微。总结起来原因有二：一、学生自身基础薄弱；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作为人文素质教育之中坚的艺术普教，注定是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教育。因此，它既不同于一般艺术院校的纯技法教学，又不同于抽象的美学理论训练，由于本身既是感性的又是精神的东西，其性质规定了对于它的学习必须经过感性的理性认识，方能登堂入室。可以设想，如果用数学的教学方法去教艺术课程，从理论到教条，弄不好就会把一种丰富多彩、富有生命力的课堂教学变成干巴巴的东西，但又不能用教化学的教学方法去具体对待艺术课程，弄不好又会走入纯技法训练的死胡同，最终落得空有技法而无思想的“匠人”。因此，在这一新的学科领域的拓展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明确确立艺术教育的教育目的。艺术教育是一种终生教育，可以培养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终生受益，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视觉文化意识，使能更充分地体验周围文化世界的多样性，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能够将艺术与历史、文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辐射其他学科，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观察力、想像力和创造力。
第二，整合艺术教育的课程结构。由于当代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大多并未具备多少艺术素养，基础相当薄弱，另一方面，目前高等院校普遍课程任务比较重，不可能让出太多的课时给艺术教育课程，因此，必须整合艺术教育的课程结构，使大多数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最大效益地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一般情况下，艺术教育的课程包括艺术史、艺术欣赏与评论、美学理论、艺术实践与创作等四大部分，为了适应高等院校艺术普教的需求，可以适当调整其课程结构，使艺术教育的四大组成部分有机整合，合理分配至大学四个学年当中。大学一、二年级可侧重于艺术实践和艺术欣赏的课程教学，让学生在接受艺术教育之初，从艺术的感性认识人手，培养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大学三、四年级可侧重于美学理论与艺术评论的课程教学，使学生能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的高度，并能够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理解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艺术史的课程教学可作为艺术普教的重点贯穿整个学校教育期间。
第三，融合多学科，促进学科之间相互交流。艺术教育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如果说在艺术史的教学中撇开历史背景、宗教特征、审美心理等不谈，只是就艺术特征而讲解艺术发展史的话，那么课堂教学肯定了无生趣，学生也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所以艺术教育要用跨学科的方法来传授知识，这样，可以把关于艺术作品以及关于政治、宗教、哲学、经济学等知识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例如研究中国山水画的兴起不单单只是研究山水画的绘画风格，还要深入了解魏晋“玄学”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以及士大夫个性情趣的审美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特征等等，研究达芬奇的《最后晚餐》、《蒙娜丽莎》不单单是研究作品的视觉风格，这些作品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和时代，那是个发现和科学的时代，是探索空间观点的时代。画家在揭示直线透视系统的同时，也探索了空间。
所以对于艺术教育的教师而言，不仅仅要吸取文学、艺术、音乐、社会历史等知识使得课堂教学生动有趣，而且还要用社会学科的教育去传授学生研究、思维和决策的技巧。
第四，组织编写一套适合高等院校艺术普教的教材。组织编写一套教学内容上适合于当前高等院校的艺术普教的艺术教材对实施艺术普及教育理念非常重要，就目前已经出版的艺术普教的教材来说，一是不够系统，只局限于艺术史、绘画欣赏等部分，并且不能很好地融合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学科，对于艺术知识的介绍只能限于粗略、简化而已。二是内容上过于专业化，只是将艺术院校专业教材的内容加以删节、缩略，教材的文字语言过于专业，不够通俗易懂，如此教材会大大降低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对其阅读兴趣。如果把艺术史、作品欣赏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用故事情节串连在一起，肯定会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参与。三是过于注重艺术发展的连续性、时代性，忽略了不同艺术之间的比较性。例如大多数艺术史教材都是按时代顺序来叙述，这种形式的优点是保证了时代的连续性，但其缺点是没有注意到艺术之间的比较，无意间就削弱了对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的培养。
第五，探索形式丰富，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艺术教育在自身特点上不同于其他教育课程，它的教学载体丰富多样，不仅有文字的，还有视觉的、听觉的；不仅有具象的，还有抽象的；不仅有理论知识的传授，也有实践技法知识的传授；不仅可在课堂进行教学，也可走出户外，深入生活进行教学。因此，教师在课堂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不能只采用传统的口授教学方法，还应结合技法做示范教学、电化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特别是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广泛运用，艺术教师应在教学软件的制作上下功夫，结合课程的需求设计出生动有趣的课程方案，引导学生对艺术课程教学的参与热情和互动热情。
随着艺术的发展，现代艺术也越来越关注人的自身，越来越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注重将艺术教育与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相联系，教会学生用艺术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思考问题，这也是艺术教育的一个目标之一．
【关键词】宗白华；艺术史观；研究方法；艺术精神
宗白华先生（1897-1986）是我国著名美学大师，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宗先生的艺术思想及艺术史观为我国艺术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范式，对于一般艺术学的学科发展与体系建构具有极大典范作用。其在普通美学视野与比较文学之上建立起来的多元性、多样化的艺术史观，具有鲜明的哲学艺术色彩，对现阶段美术艺术仍具有独特意义与重要价值。
1.宗白华艺术史观的形成
宗先生的艺术史观是在我国面临重大学术危机、政治危机与军事危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生成与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时期，政治与军事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同时，在学术领域，西方文化及学派的入侵、以来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共同对我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西化”逐渐成为主流倾向。然而，在西方文化大浪潮的冲击下，宗先生并未随波主流，而是采取对民族文化保护及发展的研究方式，在美学领域以中国传统美学为基础，参考西方思辨成果，在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梳理与阐发的过程中凸显我国美学个性及精神，同时以我国宝贵的美学精神对中国社会积极力量加以最大程度的汇集和凝聚，从而对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有效激发。在对美学进行研究时，宗白华先生在学术责任感驱动下对中国美学个性精神予以突出，在民族责任感促使下注重于利用中华美学精神对人们的奋斗热情加以激发，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史观与研究方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2.宗白华的艺术史观分析
2.1关注艺术和人生的形而上学艺术观念
宗白华的艺术学与美学研究具有鲜明形而上学色彩，在对艺术问题进行思考时，常会提升到文化、人生与哲理的高度，从形上学层次对艺术本源进行探寻，使他的美学与艺术带有鲜明的“艺术哲学”的倾向。在宗白华看来，对艺术从文化哲学视角加以分析，艺术则具备形而上学性质。艺术和宇宙是同具生命的本体，可共同表现出形式与节奏的律动。
在宗白华形而上学艺术本体论中，主要存在两个向度的认知，分别是艺术与人生、艺术与哲学。在宗白华艺术思想中，艺术与人生是一个基本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同时也是上世纪初期文化学术界的讨论热点。宗先生所提倡的是超越“小己”的艺术人生观，把人生作为一种艺术对待，将生活作为一个艺术品展开创造，从而增强生活的意义、条理及丰富内涵。艺术本身就是人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实现人类的文化价值与人生价值为基本目的的。另外，对于“艺术是生命的表现”这个本质论，宗先生的艺术创造论就是表现论。宗先生认为，创造艺术的过程就是对生命进行表现，是对宇宙人生生命精神的表现。所有的艺术创造在本质上就是将无形的材料塑造成有形的、能够对主体内心中另一个真实世界加以有效表现的艺术品。因此，宗先生认为艺术的主要功能就是对真实生命世界进行创造，使生命精神的内在美得到充分表现。
2.2以艺术精神为主导的多元化艺术史观
温克尔曼认为，合理的艺术史应以对艺术起源进行回溯为目的，随着艺术的不断发展与演化达到艺术完美阶段，同时对其发展及衰落进行记录，一直到它们消亡。因此，艺术史应是经过研究留存给后世的古代文化遗迹。宗先生的艺术史观是建立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在文化视域中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对以艺术精为主导的艺术风格变迁与美感类型演进更为关注。宗先生的艺术史观是在宇宙观决定论与美学诠释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像温克尔曼期待的科学艺术史那样具有丰富的史实与“合理性”原则，而是从艺术价值、艺术境界、艺术风格、艺术精神和美感类型等多向度对艺术史的演进方向和理论进行阐释。
中西宇宙观不同，在艺术中的直接体现就是艺术意志、艺术精神存在差异。在对中国艺术的空间意识研究方面，宗先生并未将中西艺术发展史的风格问题进行单一处理，而是从多个角度对中西艺术风格的差异进行分析。如体与线的风格。在宗先生看来，中国艺术是以“线”为主要形式的，由线对风格演变加以统领。因此，中国艺术演进的历程是线条的艺术，是对线纹流动的美感加以体现的，同时这一风格一脉相承，从商周时期的彝器花纹图案到汉朝壁画，到魏晋书法、人物画，再到宋元山水及花鸟画的兴起，都是运用笔墨线条对生命姿态与风格进行表达的。在每个时期的艺术发展中，体现的都是当代的精神节奏。
3.宗白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
宗先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是和其美学研究方法交织在一起的，在艺术史研究过程中，他关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总结来说，宗白华的艺术史研究主要用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1）在美学方法论中，将门类艺术提升至一般艺术史是最重视的内容。宗先生提倡在各门类艺术彼此之间加强横向联系，使众多门类的艺术界限打通，在对艺术门类进行会通的基础上对艺术史进行深切把握。（2）利用比较艺术学对艺术史进行研究。宗先生对艺术研究过程中的比较意识极为重视，认为研究艺术史时，必须跨学科、跨文化采用比较艺术学视角展开研究。通过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对中国美学及中国艺术的独特魅力进行深刻揭示，如对法国园林与中国文化的比较可看出两者在美学观与艺术观上的差异。在跨学科视角研究中国艺术史演进时，“艺史互证”是宗先生极为重视的研究方法。其中，“艺”是指历代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学艺术作品，而“史”包括地下史料（如出土文物等）与地上史料（如历代典籍等）。通过史料与艺术的结合与印证，可以推进艺术史研究朝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
宗白华艺术史研究的特征之一即是美术史和艺术史之间交融混杂。宗先生并没有专门的艺术史巨作，也未架构艺术思想史的完整体系，主要还是对于艺术哲学和美学理论进行研究。因此，宗先生的艺术学思想是涵盖在其美学思想之内的，其艺术史观也是和美学史混合在一起的，难以分离。在对艺术批评史进行评判时，宗先生是从审美意识出发的，通过美感发展史对艺术史规律进行探寻，这对于中国艺术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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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方艺术教育史上，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始终是个学界关注的理论问题。先秦时期，儒家经典《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艺术实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同时也对艺术创作的各项要素作了次序上的安排，即艺术创作首先是精神上的皈依与坚守，是对形而上精神的客观化。“道”可以理解为“客观规律”或者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只有做到领悟与掌握“道”，才能做到自觉遵守“德”，最终实现“游于艺”的自由境界，即以完全自由的审美心态，在“物我两忘”的意境中进行艺术创作。那么，什么是艺术实践中的“道”，就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命题。从人类艺术文化发展历程来看，艺术理论作为对艺术创作、鉴赏的规律性的总结概括，是艺术乃至艺术设计实践的核心要素之一，其蕴含的理论价值是正确理解艺术理论与艺术设计实践关系的重要环节。
一、掌握艺术理论的必要性
艺术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艺术理论包括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而狭义的艺术理论则专指艺术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中的艺术理论主要指广义上的艺术理论，其主要探讨艺术创作、鉴赏中的基本规律，艺术的发生发展，艺术人类学，艺术鉴赏学，艺术接受等理论问题。学习艺术理论，全面掌握艺术发生、发展的历程，对于艺术设计学科的学生是十分必要的。正如诸葛铠先生所说:“对这些观念变革规律的总结，并使之指导实践，又是一种理论工作。这正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循环过程……”是否理解艺术理论以及理解的程度如何，关系着艺术设计实践的精神走向和文化旨趣，影响着设计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文化精神的彰显。因此，艺术理论在艺术设计实践教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艺术设计教师作为艺术设计教学的实践者，只有深刻把握艺术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使艺术理论与艺术设计教学实践真正地交融互渗，这也是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应坚持的教学原则。
二、艺术理论对艺术设计实践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检视艺术理论对艺术设计实践的影响，不难发现中国的思想家们早已关注到了这个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理论探索和试验，影响了后世中国艺术美学的走向。《论语》中就记载了基于“克己复礼”的道德理性和社会理想的艺术美学观点。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以“礼乐”的文化哲学振聋发聩地宣告了儒家的色彩观。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服饰设计，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艺术设计文化的精神内涵，拓展了传统艺术设计的文化视阈。《论语》所记载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显示了儒家美学极大的文化张力和道德境界的美学维度，对于后来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设计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我国近代，蔡元培先生首倡“以美育代宗教”，提出了教育的宗旨是“教成健全人格”和“发展共和的精神”。他从“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我国封建教育对国人思想和自由发展的桎梏，认为德、智、体、美四育一样重要，倡导美育与体、智、德育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蔡元培倡导美育的思想对我国近现代美术、艺术设计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大力扶持艺术教育并躬行示范，奖掖后学。我国第一所国立美术院校———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就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极力倡导和支持下成立的。此外，1918年3月由蔡元培发起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并成为探讨中国艺术理论和实践改革的重要阵地。蔡元培先生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对待文化事业，促成林风眠、刘海粟等一批在国内初露峥嵘的优秀艺术家留学，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与西方艺术精神的有效对接与交流，对推动中国艺术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西方设计史上，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划时代地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理论命题，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席勒指出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塑造“完整的性格”，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六封信中通过对古代希腊社会和当时社会的文化状况的对比，明确声明了他提倡美育的内在根源。
他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上，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反思。席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失败的，并没有真正实现人民普遍自由的社会理想，而要想真正使人民不再“戴着镣铐舞蹈”，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并非一剂良药，而应该代之以审美教育。他指出，“应当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问题之前”，“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因此，席勒得出了一个美学意义上的结论，即“人应该只同美一起游戏”，“只有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正是基于对人类学和艺术史的综合分析，席勒提出了艺术与自由关系的命题。
其理论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结论，对欧洲19世纪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世纪中叶，西方设计界气氛沉闷，从表面上看是设计思维的演进跟不上欧洲工业革命进程的节奏，而内在原因则是工业革命使设计文化发生了断裂，艺术精神让位于工业大生产的惊人效率。当时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拉斯金提出了设计风格中折中主义的出现是工业化无限膨胀的恶果这一论断。他认为要想实现设计文明的回归，就必须找到设计与西方艺术传统相沟通的渠道。1851年他参观了在英国召开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对近代工业革命成果“水晶宫”不仅没有感到惊喜，反而是相当厌恶。他认为这座由玻璃和钢材建造的“巨大温室”背离了西方设计艺术的精神。因此，拉斯金提出要引入西方传统的设计艺术理论，主张在艺术设计时应注重人文关怀，认为艺术理论是设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拉斯金的理论在西方艺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带动了一大批青年美术家投身设计改良运动，这当中不乏后来对西方设计界影响至深的人物，如“西方现代设计之父”威廉•莫里斯，“拉斐尔前派”的旗帜性艺术家但丁•罗塞蒂等人，由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艺术与手工业运动”的帷幕。#p#分页标题#e#
三、艺术理论在艺术设计实践教学中的作用
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巨大推动力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艺术设计领域中最早将这一认识运用于教学实践的则是德国的包豪斯设计学校。该校的首任校长格罗佩斯聘请了抽象主义画家担任学校教员，如康定斯基、约翰•伊顿、保罗•克利、蒙克、费宁格等人，他们将美术界最新的艺术理念和艺术风格引入了包豪斯学校的教学实践中。特别是康定斯基，他不仅是一位抽象主义画家，同时也是位艺术理论家。1911年他撰写的《艺术的精神》一文被公认为是现代艺术的理论经典。王受之先生指出:“康定斯基认为，未来的艺术一定是多种媒介的综合，不再是单一媒介的表现。他称之为Gesamtkunstwerk过程，这个德文词可以勉强翻译成‘艺术创作的综合’。这个术语并非康定斯基创造的，它其实是德国音乐家瓦格纳最早开始使用的，康定斯基把它首先用于视觉艺术的创作与教育上。1921年，当他在表现主义团体‘蓝骑士’(BlueRider)时，他已经鼓吹这种设想，从这个观念设想，从这个观念出发，他自然会认为所有的技术应该为设计这个中心服务，他对于统一综合学科和媒介的主张，使他自然成为格罗佩斯的重要合作者。”在王受之先生看来，康定斯基对于现代艺术理念的创造性理解和推动，使他在艺术设计教学领域获得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王受之也指出:“格罗佩斯聘用康定斯基的另外一个原因，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艺术理论家。
关键词：艺术院校；艺术教育；文化教育；反哺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249-04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对“艺术”一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强调“术”到注重“艺”的漫长过程。在古代，它是被当做诸如造物、种植等生产过程中用来完成任务所采用的“技术”来认识的。在我国“艺术”一词中的“艺”，其本意有三个：技艺、艺术、种植。我国古代的“薮”、又通“艺”，意为“种植”之技。即便是今天，仍有人对艺术的认识仅停留在“技艺”的层次上。在西方人们对“艺术”一词的界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古拉丁语Ars类似希腊语中的“技艺”，意指完全不同的某些东西。它指的是诸如木工、铁匠、外科手术之类的技艺和专门形式的技能。文艺复兴时，一些艺术家也将自己看作工匠。直到17世纪，才开始从关于技巧的概念或关于技艺的概念中将艺术与美学概念分离出来。18世纪，英国史学家乔治・科林伍德认为“优美的艺术并不是指精细的或高度技能的艺术，而是指美的艺术”，将“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区别开来。19世纪，“艺术”一词在理论上从技艺中完全分离出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一词的理解和界定，有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与实践。
受上述认识的影响，长期以来，艺术院校一直将专业技能与知识的传授与教育作为其教育的主要任务，在教育方式上，往往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进行，尤其是重视专业技能的传授与培训，对文化理论知识的传授与教育则重视不够。受这种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艺术院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个影响和困扰其自身发展的难题：即学生重专业技能的学习而轻文化理论的学习包括轻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甚至厌文化理论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综合理论素质相对薄弱，严重制约了艺术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显然不利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为解决这一难题，利用专业学校艺术教育的优势资源，有效发挥艺术教育对文化的反哺功能，将不失为艺术院校解决该难题，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和途径。
一、艺术及其教育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
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以一定的物质手段，塑造具体生动的感性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属性，表达作者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具有认识、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在人类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彭吉象所言：“艺术的起源同人类文化的起源一样古老，从那时起，它就始终参与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体现和反映人类文化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活已越来越离不开艺术，在人类的众多需求中，艺术需要已成为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艺术教育也成为组成人类教育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人需要艺术这一问题进行过论证，他认为：艺术和审美是在物质需要和享受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必然发展起来的，这是人类的一种高级属性，是人类精神需要和享受的一个主要方面；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闲暇时间相应增多，为人们的艺术和审美生活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即“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人的本性出发，还是从社会实际方面考虑，可以说，人的生活离不开艺术，人人都需要艺术。
尤其是到了当代，艺术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尺度，艺术需要的满足与否、保持与否，是衡量当代人类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它不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增补和装饰，而且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已将拥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具备一定的艺术技能作为自身发展的需要，并将其视为自身综合素养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趋势下，现代人和现代教育试图通过艺术和艺术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身已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正是基于此，目前，社会上各类艺术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而且人们对艺术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艺术教育就是在适应人们延续艺术文化、传播社会艺术知识、表达内心情感、满足审美需求的愿望过程中产生的，并随人类的进步和发展逐步成熟。
艺术教育是“以教育为手段，向学生传授艺术知识和技能，发展和传播艺术文化；以艺术为媒介，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审美能力，发展智力和创造力，获得一般教育学意义的功效”。这一涵义表明，艺术教育是以艺术为轴心和基点的，是艺术和教育的合二为一。根据二者的侧重不同，可将其分为艺术取向的艺术教育和教育取向的艺术教育。艺术取向的艺术教育其着眼点是艺术本身，即由艺术本位出发，以教育为手段，延续和发展艺术文化；它借助于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横向和纵向传播艺术知识和技能，促进艺术文化的发展。教育取向的艺术教育其着眼点是教育，即从教育价值的角度看待艺术教育，以艺术作为教育的媒体，追求一般教育学意义的功效；它通过艺术教育有目的地培养人的道德感、审美情趣、意志和创造能力等基本素质，通过心理疏导和艺术治疗，健全人格，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无论是教育取向的艺术教育还是艺术取向的艺术教育，其共同目标都是培养全面发展的艺术人才，二者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二、文化教育是专业艺术教育的内核
艺术院校作为专门进行艺术教育的场所，承担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德艺双馨的合格艺术人才、传播艺术和弘扬国家文化的双重任务，在教育任务上它是艺术家和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艺术作为传播人类文明的一条重要渠道，传播者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及科学素质将影响其传播的方向和效率。因此，艺术家和艺术人才除了要具有一定的技艺技巧和艺术才能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其文化修养包括思想修养，深厚的艺术修养，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广博知识。这些文化修养与艺术才能的培养一样，需要长期勤奋的学习和实践。这种学习包括学习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及同时代的国内外艺术家的经验，更包括学习各门文化科学理论。通过学习，积累和提高其文化知识及综合素养。
无论是从事艺术学习活动的学生，还是将来从事艺
术创作活动的艺术家、艺术工作者，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知识和素养以及良好的思想素质，才能深刻地领会、揭示和表现艺术作品的内在本质；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优秀艺术作品；更好地呈现其作品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从而较好地传播艺术和弘扬国家文化。而在学生的各种文化素质中，思想政治素质是首要的素质。邓小平曾指出：“学校应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因而，学校应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学校工作的首位。而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与学校德育工作有直接的关系。
德育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将社会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准则、道德规范等，通过教育者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采取科学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使之转化为学生个体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其健康成长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德育对于个人的发展、国家和人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其理论和经验也很丰富，其中以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他们提出以“育人为中心”，“德育至上”的思想，强调教育要服从和服务于本阶级培养人才的需要。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强调“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实现必须从修身做起，认为修身关系到天下兴衰、国家存亡、个人荣辱。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仲舒也特别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从义远利”。这种“德育中心论”的教育思想，至孔子后被历代教育家和统治阶级所采纳和运用。中国共产党自建党时起至今，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在西方国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到中世纪封建社会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常重视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近年来日本、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关注学校的德育，突出表现在它们对待学校德育的态度上，把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称为‘德育投资’”。可以说，德育是“根”的教育，是“灵魂”的教育，学校德育工作做得好，是国家和人民的福气，因而，重视德育教育已成为古今中外统治阶级及教育家们的广泛共识。
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和渠道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完成的，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政治课教学。其教学任务，主要是其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担负的职责，即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学要完成基本理论、思想品德、各种能力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专业艺术院校就是通过开设各门专业及非专业文化课程，进行各学科教学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文化知识水平与技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品质与综合素养，从而实现其人才培养的目标。
显然，在专业艺术院校，文化教育在德艺双馨合格艺术人才的培养中是其不可或缺的内核。文化知识与思想素养对艺术活动主体的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专业艺术院校开设多门文化理论课程，这些课程对学生智力的发展及其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均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因而，艺术院校在文化教育中，利用艺术教育自身的优势发挥其对文化的反哺功能具有现实的作用和意义。
三、艺术教育对文化教育的反哺功能
艺术教育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及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其中的教育功能就包括了美育、德育、智育、体育和劳技等功能。
艺术教育对文化的反哺功能主要指通过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发挥其益智与辅德等作用，即无论是艺术教育的过程还是结果均会不同程度地对智育和德育等产生一种辅助或帮助的作用。这样，在艺术院校文化理论课程(包括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应充分考虑并利用学生的专业优势及其资源创设一定的情景或条件；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发挥其专业优势与特长；让学生在文化学习中，也能尽量享受到像专业学习时那样的愉悦与乐趣、感受到专业学习时那样的成功与满足；从而突出艺术教育在文化教育中的益智功能和辅德功能。
艺术教育之所以对文化教育具有反哺功能，这与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学生智力的多维结构有密切的关系。艺术教育的种类很多，从场所的角度而言，有学校艺术教育、社会艺术教育和家庭艺术教育。学校艺术教育是在各级各类学校进行的艺术教育，包括专业学校的艺术教育和普通学校的艺术教育。作为培养艺术专门人才的专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既具有系统、规范的艺术专业课程，同时又具有相应的各门文化理论课程，二者共同构成专业艺术学校完整的课程体系。在学生的智力结构上，既包括理性的维度，也包括感性的维度。专业艺术课程所进行的艺术教育偏重直觉、想象、灵感、顿悟等感性思维的激发，各门文化理论课程所进行的智育则偏重于理智、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的培养。对于学生心智的发展，学校教育无论是偏重理性方面，还是偏重感性方面，都不可能获得圆满的教育效果。而学校的任何教育科目都具有双重的功能，即除了传授本学科的知识技能外，还会使受教育者的素质和行为特点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艺术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门类，其众多的专业学科必定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起到发展和完善人的精神和肉体，促进人类文明提高的作用。
对此，艺术院校充分认识自身这一重要资源的教育价值，重视艺术教育对文化的反哺功能，将会缓解和释放学生受到的来自智育所带来的生理及心理方面的压力，这对有效解决艺术院校学生轻文化理论课的学习，甚至厌文化学习的难题具有积极的作用和现实的意义。
艺术教育对文化教育的反哺功能突出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艺术教育具有益智的功能。
当艺术教育独立存在，并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对应的领域，而不是仅作为智育范畴里的一门知识而发挥作用时，这种审美的、艺术化的艺术教育便具有了智育的功能。国外许多学者对艺术教育与智力发展的关系作过研究，如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者加登纳认为艺术教育能促进人类智能的发展，他提出人类具有音乐、语言、逻辑一数学、空间、身体动觉、人格、交往等七种智能。而其中的音乐、身体动觉、人格、交往等至少四种智能与艺术教育有直接的关系。他指出：“没有艺术教育，这些智能将会丧失或部分丧失，个体因而会变成一个智能不健全的人。”美国艺术心理学家鲁・阿恩海姆认为，艺术教育对个体智力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能有效地提高个体的感知能力和知觉思维能力。他说：“艺术作品的巨大优势之一就是，以最小限度的技术训练即足以向学生提供独立发展他们自身心智源泉需要的训练一艺术作品的智力追求在于使学生有意识地掌握知觉经验的各个方面。”美国心理学家罗斯彻对音乐学习与儿童智力的发展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上音乐课的儿童的空间智商有46％的提高，而不上音乐课的儿童仅有6％的改善。他认为音乐学习能加强空间推理能力所需的各种脑神经之间的联系，并能建立新的神经桥，进而得出结论：“音乐教学能改善儿童的空间智力，并维持时间很长，甚至永久。”
上述事例说明：艺术教育能有效减轻智育本身对学
生身心所施加的压力，使由于片面接受智育而造成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平衡趋于平衡，从而使智育获得更好的效果，有效提高学生的感知能力、知觉思维能力、空间智力和时间能力，正是这些能力的提高和改善，进一步促进了学生整个智力结构的发展和完善。这大概就是无论是专业学校还是非专业学校艺术教育都受到学生们的喜爱或偏好而对文化教育则表现出厌学或感到比较抽象、枯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第二，艺术教育具有明显的辅德功能。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上，艺术教育作为一个古老的问题，一直被视为道德教育的补充，具有明显的辅德性。如孔子曾教育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他提出的礼、乐、书、数、射、御“六艺”就包含了音乐，并把艺术视为道德教育的特殊方式。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艺术审美教育也一直被视为净化灵魂的重要手段。亚里斯多德就把艺术教育当做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德国哲学家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讨论了艺术教育与人的发展。他认为，工业文明捣毁了人性的和谐，带来了人的异化现象。面对这种异化现象，他提出通过审美教育来培养理想的人、完美的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他还明确把德、智、体、美四项教育并提，使美育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和任务。
事实上，德、智、体、美作为人类教育的四个方面，各有自己不同的目标和方式，美育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艺术教育承担着开启人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使人的内心情感和谐发展的重任”。可见，艺术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其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而它和素质教育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艺术教育的辅德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通过艺术教育提高德育的效果。由于艺术自身具有娱乐性、趣味性和审美价值，它可以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内容以一种通俗易懂、潜移默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在德育中辅之以艺术教育的形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教于美，这样，德育便可得到人的感性支持，学生对于道德品性，便不仅知之，而且好之，进而乐之，最终达到以美辅德，促进学生的自我教育。第二，通过艺术教育塑造完美人格。《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年-2000年)明确指出了学校艺术教育的辅德性。艺术教育不仅是专指某种艺术技巧的教育，而是培养人的一种有机的和整体的反应方式的教育，而这种有机的、整体的反应方式，是完美人格形成的基础。总之，艺术教育与完美人格的塑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历史上，不少政治家、思想家以及教育实践家们都将艺术视为道德教化、兴邦治国的重要手段。
正因如此，艺术院校应积极发挥其专业艺术院校的优势及其资源，发挥艺术教育对文化教育的反哺功能。
关键词:公共艺术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现状；需要；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J023 文献标识码：A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Art Education Viewed from Need Theory
GE Jie
(School of Music, Anyang Normal College, Anyang, Henan 455000)
近年来，我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①的研究开始起步，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都有了一定的进展，为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综观15年来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成果，相对于“艺术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舞蹈教育”、“美育”来说，通过在万方数据库的知识脉络检索和比较分析（见图1），显示出我国的公共艺术教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2009年底前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404篇期刊论文和128篇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以及期刊论文影响力的统计分析，笔者认为目前公共艺术教育以现状描述、经验总结为主的现状与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的“需要”密切相关。
一、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2009年底之前对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得出目前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主要有17个主题项，即“课程、现状与对策、功能、教学、改革、艺术教育体系、师资、国外艺术教育、特征、教育价值、经验总结、艺术团建设、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材、音乐教育史和其他”等。
从归纳出的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17个主题项中可以看出，其内容与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基本覆盖了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领域。其中的“课程、教学、现状与对策、功能”等四个方面所占比例较大，属于目前研究的热点。公共艺术教育的“艺术教育体系”、“师资”、“特征”、“教育价值”、“经验总结”、“艺术团建设”、“音乐教育史”和“其他”等方面的论文研究也已开始起步，在此笔者将之归类为研究的非热点。为了解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现状，笔者通过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
1．课程
自《全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实施以来,许多普通高校相继开设了部分公共艺术课程，但“因学校而异、因学生而异，缺乏学体系、教材和评价标准，公共艺术课程开设缺乏全局性。”②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对于课程方面的研究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比例分别占到26.24%和26.56%，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位。对于课程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课程现状与对策、课程的作用、课程设置、课程体系、课程管理、课程模式、课程改革以及等方面的探讨，学位论文中对于公共音乐教育课程的探讨比例较高。
关于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现状与对策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来提出相应的对策或建议。
在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学位论文中，关于课程的研究主要是从具体的课程和课程内容来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探讨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内容，即哪些艺术课程可以进入公共艺术教育，并对其价值及其可行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2．教学
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实际上课程与教学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的课程研究与教学研究的分类是建立在研究的具体情况之下的。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课程与教学混杂在一起的研究，为研究方便，笔者只能根据其侧重面对其进行区分。对于教学方面的研究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比例分别占到12.13%和27.34%，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一位。对于教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教学方法、教学改革、教学内容等方面的探讨。
关于公共艺术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如甄巍的《多媒体教学法在高师院校艺术鉴赏课中的运用》，主要阐述了多媒体技术在艺术鉴赏课中的运用；张静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音乐欣赏课教学方法的探究》，提出了音乐欣赏课中“以‘兴趣’为主线的教学方法”、“以学生‘参与’为主体的教学方法”、“以‘电教媒体’为手段的教学方法”、“以‘户外课堂教学’为深化素质教育的教学方法”；张思镜的《高校公共艺术课音乐审美教育教法探索》提出了音乐审美感知教学与音乐审美情感体验教学两种施教方法。关于公共艺术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李琳的《探究高校公共音乐课程教学的意义及改革方向》认为，对高校开设的公共音乐课程教学标准进行规范很有必要，需要从观念和方法两主面入手。唐圣菊的《高等农林院校公共艺术教学改革探讨》提出了农林院校公共艺术教学改革的思路：创新课程设置、刷新教学方法、整合教学资源、改革评价体系。彭渊的《浅谈普通高校舞蹈教学改革》“以舞蹈选修课教学和舞蹈团队培养两方面为切入点，以多元舞蹈文化的学习和多元舞蹈活动的参与为特色，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两方面入手进行教学改革，力图探寻一条适合普及型大学舞蹈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张丽波、崔全顺的《构建高师生态式公共艺术欣赏教学模式初探》对教学改革提出了“生态式教学模式”，即从过去各学科的无限分裂走向新的融合，使各学科之间形成一种生态关系。
关于公共艺术教育教学的内容研究，黄小明的《浅谈高校艺术教育教学》中提出艺术教育教学诸因素的整合。
3．现状与对策
我国的艺术教育因受到国家重视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领导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关系到“新世纪我国知识型创新人才”的培养。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在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正处于一个“蒸蒸日上”和“理还乱”的双重时期。
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对策方面的研究，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比例分别占到22.03%和16.41%。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的研究，研究者主要是对目前的公共艺术教育现象的描述，代表性的研究如：刘张飞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异化现象及其回归路径》，曹思淼的《普通高校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樊中红的《普通高校艺术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白朝晖的《高等院校公共艺术教育刍议》，马建华、高曼曼《高校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及策略分析》，周小海《关于普通高校实施艺术教育的思考》认为，当前普通高校在实施艺术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不重视，置艺术教育于附属地位；艺术教育经费不足，教学资源匮乏；艺术教育师资“量少质差”；艺术课程建设和科研工作滞后；管理薄弱，机构不健全。解决上述问题转变观念是前提，提高素质是关键，构建课程结构、教育环境是条件，健全机构、提高管理水平是保障。
4．功能
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比例分别占到20.05%和6.25%，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关于公共艺术教育功能的研究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研究的。
（1）公共艺术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拓展的作用
关于公共艺术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拓展的功能研究中，普遍的观点是“艺术教育和素质教育有着共同的培养方向，就是使受教育者成为素质全面发展的人。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③
（2）公共艺术教育对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作用
黄丽娜和余育新在《试论公共艺术教育对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作用》中，根据和谐校园文化的人文性、多样性、融合性、创新性、传承性特点指出，“公共艺术教育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人文指导”、“公共艺术教育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艺术内容”、“公共艺术教育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审美指导”、“公共艺术教育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创新源泉”。
（3）公共艺术教育的德育功能
孔宪峰和周秀红的《公共艺术教育促进德育的理论回归》从理论层面上通过挖掘艺术与艺术教育的本体价值，指出艺术教育发挥德育效应的理论建构涵盖着从“审美”到“立美”的转化、“立美”到“立德”的统一、“立德”到“立人”的升华这三个重要环节。李林和许媛媛的《美育与德育兼重――略论高校公共音乐课的功能内涵》同样指出：“高校公共音乐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音乐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美育为核心，在音乐教育中进行德育渗透，从而达到育人的目的，使其功能内涵得以充分显现。”
由此可以看出，艺术教育的德育功能观念由来已久，公共艺术教育的德育功能观念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在公共艺术教育研究中还是占有相当的比例。
（4）公共艺术教育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薛芳的《浅析公共艺术教育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中的作用》认为：创新是时代的主题。艺术教育以其特有的属性，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方面是有所作为的。艺术教育能够培养人的直观洞察力、想象力、创造力，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创新教育。贾昕东的《大学生艺术素养和创新能力》指出：“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非智力因素是创新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动力系统，艺术素养属于非智力因素并贯穿于大学生创新活动的全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尔《论公共艺术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提出，“公共艺术教育，有助于唤醒创新意识，有助于牧养创新精神”、“公共艺术教育，又呼吁开发创新潜力，有助于训练创新思维”、“公共艺术教育，有助于认知创新规律，有助于借鉴创新方法”。
从以上对公共艺术教育热点问题的研究现状，反映出目前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尚处于现象描述、经验总结的浅层次阶段，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二、从需要理论看公共艺术教育的研究现状
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教育实践服务的，即为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但是目前研究大都停留在浅层次的现状描述、经验总结等方面，研究深度显然不够。以行为心理学的视角审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者研究行为的发生与表现，“与人类的各种行为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动机与目的,都由其背后的、内在的、体现在研究主体生理与心理方面的动力所启动和驱使。”④这种启动和驱使是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行为发生与表现的原驱动力，在研究主体心理意识中的反映即是他们的研究需要。“需要引起动机,动机支配行为,行为的方向则是寻求目标以满足需要。”⑤人的行为模式清楚地表明,人的行为是由需要引起的，需要产生动机，动机引发行为，而行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需要。对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现状的研究，不应忽视研究主体研究行为的起点――“需要”这一重要环节。
所谓“需要”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感到某种欠缺而力求获得满足的一种内心状态。人是生命有机体，又是社会的成员。人为了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对饮食、穿用、居住、安全、婚育等都有需求；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对生产劳动、人际交往、价值实现等同样有所需求。这些客观需求在人的意识中就成为人的需要。简单地说，需要就是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需要能够推动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积极的活动。需要被人体会得越强烈，所引起的活动就越有力、有效。“人类有多种多样的需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人也有不同的需要。”总结人的一切需要，就其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分为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自然性需要也称生理性需要，是指为了延续与发展生命所必须的客观需要，即对衣、食、住、行、性、安全等方面的需要。社会性需要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如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需要。社会性需要是人社会化的产物，是人类独有的，与动物需要有本质的区别。⑥
人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人的需要是有所侧重的，而且人的需要也是不断转换的。针对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的需要，可以概括为生存需要和学术需要两大类。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的生存需要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诸如“生理”、“安全”等需要，在此特指以获取现实功利为目标的物质性需要，既包括学者维持与其地位相称的基本生活条件、学术资源的需要，也包括攫取名利的需求。⑦学术需要是指研究者以追求知识为目标的学术自身的求真本意的需要。也就是说，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最主要、最直接目标是塑造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即所谓“学术精品”。“学术的本性是排除任何现实性功利追求的。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对知识、智慧、真理的追求，它是一种知性的召唤、道德的践行。”⑧
公共艺术教育的学术研究本身并不排斥对功利性的追求。但是在普通高校中现行的科研奖励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等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得研究者在利益驱动下的生存需要取代了真理驱动下的学术需要。现行的科研管理制度“把量的标准置于其他价值认定标准之上，把质的高下简单约化为量的多少”。“当这种量本位标准被‘锁定’时，量的追求就演变为学者们的‘生存本能’，以知识追求为本性的需要就让渡于以现实利益的获取为目标的‘生存物质需要’。”⑨因此，也可以说，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的需要是与现行的科研管理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直接相关的。正是这些制度性的要求使得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的需要从以追求知识为目标的学术自身的求真本意的“学术需要”转向了以获取现实功利为目标的“生存需要”，最终导致“学术失范行为失控”。
15年来，公共艺术教育研究层次处于现状描述和经验总结为主的状态，这与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功利化主导型”的研究需要密切相关，即研究者个体行为功利化的主要动机源于以获取现实利益为目标的生存需要。个体“生存需要”实现程度成为研究者自我实现的首要途径和标志，知识追求愈来愈屈从于现实的物质利益攫取，形成功利追求泛滥的场域。深陷于功利场域的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们，在生存需要和学术需要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作为现实的职业劳动者，他必须使自己或自己生产的知识得到市场的价值认定，否则他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作为知识的创造者，他又必须遵从学术需要，从知识本性出发，完成学者的自我实现。”⑩当前场域下，对于一名理性而现实的公共艺术教育研究者来说，“前者的实现具有迫切性、时效性，而后者具有长期性、间接性”，因此，理性的选择往往是“学术主导型”。但是，一旦公共艺术教育研究完全陷入“以量代质”的恶性循环时，“功利性的生存需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最终会导致全局性的结构性失控。”B11（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文中的“公共艺术教育”是指“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为行文起见，简称“公共艺术教育”。
② 宋晔、隋欣《谈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程体系建设的新思路》，《艺术研究》，2008年第4期。
③ 谭东风《试论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④ 黄大同《简论贝多芬的创作“需要”》，《艺术百家》，2005年第5期，第163-166页。
⑤ 同上。
⑥ 屠文淑《社会心理学理论与应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⑦ 刘大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⑧ 同上，第136页。
⑨ 同上，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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