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最直观地从经济领域表现出来，并渗透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地球的面貌。我国加入WTO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参与全球竞争的领域更广、层次更高、交流更频繁，这大大刺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动，从而使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这必然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在并将继续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因此，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不断改进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实效性和针对性，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1经济全球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1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大学生生活在一个价值取向多元的、开放的信息环境中，而且大学生受到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渠道的。面对新的情况，传统的单一“说教式”的灌输模式显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知识教育混同起来，漠视学生的主体性，与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塑造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适应知识经济的世纪人才相距甚远，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受影响。
1.2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挑战
当代大学生正处于心智发育高峰期，充满了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并且能便捷地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一方面，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教条，会因其知识陈旧和信息量小而失去兴趣;另一方面，他们面对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感到茫然，凭借他们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无法对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进行有效地梳理和整合，迫切需要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要创新，更新和加大信息量，同时尽可能注重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与伦理性、政治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
1.3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的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到教育的质量。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处于一种信息优势的地位。在教育过程中比较容易树立起威信，得到受教育者的尊重，这样就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爆炸”时代，学生通过网络随时都可以查到各种信息。而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受过系统的计算机和英语教育，面对迅猛发展的计算机和网络科技往往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好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加强对经济全球化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不断提高个人的知识素质和教学技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2勇于创新，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人才，必须同时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政治素质。2000年6月，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是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我们应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创新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上的创新，首先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是一项系统工程，以历史的、战略的眼光来思考、设计这一工作，做到学校各部门、各学科齐抓共管，全员育人；其次，要建立相辅相成的他律和自律相结合的教育机制。通过理论灌输、榜样引导、文化熏染、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途径，尽量满足学生参与活动、参与管理的欲望，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培养其自我实现感和成就感。使学生思想境界在合力的作用下逐步得到升华，逐步完成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变；再次，要建立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激励制度。物质与精神结合、攻心为上的“软教育”与严格纪律制度的“硬管理”相统一，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实效。
2.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
（1）进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大学生要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特别要自觉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的思想阵地，防止和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要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学校思想政治课的主要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大学生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2）进行全球意识教育。通过教育，既要使学生懂得不借鉴资本主义就不能赶上资本主义、不利用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又要使学生懂得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培养学生把国家、民族问题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的习惯。
（3）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爱国主义为主体，立足民族性。全球化赋予爱国主义以崭新的内容，我们要努力谋取国家利益，也要积极参与制定全球化运作规则，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引导学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以宽阔的视野和胸怀，拥抱和接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素质和能力。
（4）要进行道德意识教育。要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反对个人主义价值导向。特别是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又要进行全球性伦理道德的教育，如环境伦理、科技伦理、网络道德等的教育，使大学生成为寓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于一体的公民。
（5）进行法律、法规教育。不仅要进行国内各种法律法规的教育，培育公民意识和守法观念，增强法制意识和诚信品质，学会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要进行国际经济法规和各种国际公约的教育，用以保护国家利益。
2.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
（1）要确立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网络教育为基础，突出时代性。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我们既要提高互联网安全意识，又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型媒体资源来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新的重要阵地。要充分利用网络，改变以前传统的说教式的灌输教育模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及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网络提供大量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资料，创办网上电子刊物，开办专题讲座，针对现实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利用网络交互性进行信息交流展开讨论，力求把严肃的宣传主题编成生动形象的程序、软件，集思想政治教育于知识性、趣味性、生动性为一体，以吸引人们的兴趣，从而达到情景交融、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关注青年学生的心理健康，做到思想与心理相结合，以形成健康的心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心理教育至关重要，人们的许多思想问题都源于心理问题，如由心理失衡导致的观念变化和思想扭曲，由心理障碍引发的认知失调和行为偏差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高度重视这些思想、心理问题，要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及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充分了解大学生的需要、情感、意志、个性等心理特点，直接抓住思想问题的症结，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手段，正确运用心理规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3）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里说的实际问题主要是指的那些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如学习问题、生活问题、情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及社会热点问题等等。解决实际问题是解决思想问题的钥匙，思想问题往往是因实际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引起的。如果不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仅仅依靠空洞地讲大道理，只会引起大学生的厌烦心理，不可能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只有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把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有说服力，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4）由单纯的灌输向多方渗透发展。灌输式的方法在一定历史时期曾是非常有效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拓展，大学生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灌输是硬性的、单向度的，以强制为主；而渗透是软性的、互动性的，以说服为主。目前对大学生来说，一般性的灌输和说教已经难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了。因此，在强调灌输的同时，还要注重思想渗透，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寓教于学、寓教于美、寓教于乐、寓教于管理、寓教于生活，使大学生置身于思想教育的浓厚氛围之中。
2.4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主动性
对如何作一名优秀的教师提出过“志存高远、爱国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严谨笃学、与时俱进”的要求。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所以，无论是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上，还是在学识学风上，教师都应该率先垂范、为人师表。思想教育工作者必须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只有成为理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家。同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创新观念，确定创新思路。时代在前进，知识在更新，全球化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而且还要有广博的知识，形成多棱角的知识结构，使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始终处在时代的前沿，使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活跃，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主动性，成为有真才实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专家。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高校肩负着培养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接班人的重任，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实践中，我们只有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探索新的思想教育方法，利用新的教育手段，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应有的成效。
参考文献
1顾海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
2顾海良．世纪新阶段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纲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11)
日本对华ODA是指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的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种官方援助行为。1979年底以来日本开始的对华ODA，不光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推动了两国间的关系，成为中日友好的主要象征。不过，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走入困局，日本对华ODA开始趋于政治化。近年来，日本对华ODA“毕业论”一度甚嚣尘上。关乎中日两国总体关系走向的日本对华ODA政策正在步入另外一个阶段。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新世纪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日本对华ODA的新支柱。这将有助于中国握住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主动权。 一、中日关系困局下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 日本对华ODA由有偿资金合作（也称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部分组成。其中，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ODA的主要部分，约占80%，它凭着0.75%～1.5%的低息以及30年～40年的还款期限等宽松的贷款条件，支持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项目。日元贷款与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管齐下，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建设资金不足、技术管理落后的情况下，作用极为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成为对我国提供ODA数额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各国对华ODA总额的三分之二。截止到2011年，中国已经接受日本对华ODA3·1万亿日元（合1651多亿人民币）。日本对华的0DA，帮助中国不断完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环境保护、教育、医疗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泉上任以来，完全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其强硬和偏执的行径事实上导致了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急速滑坡，两国民众互信的根基不断发生龟裂。在中国民众眼里，日本在中日关系陷入谷底的时候不断削减对华援助的数额，甚至提出有关的对华ODA“毕业论”，玩弄对华援助牌，居心叵测。日本违背一直以来的“政经分离”的援助原则，把“政经挂钩”的做法运用到中日温热的经济合作中。日本这种卑劣的行径必将动摇中日两国间仅有的经济共同利益，从而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 不过，从日本ODA实施的标准来看，从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发展状况、中日国力变化的对比情况来看，中国民众倒是应该冷静地认识到：日本不断削减对华ODA乃至最终停止资金援助乃大势所趋。 首先，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国内财政紧张。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对华长期处于绝对贸易优势的日本，随着优势地位的丧失，日本试图通过削减对华ODA来抑制中国的发展，缓解自身经济衰退的压力。 其次，当前日本国内社会总体走向保守化，政治右倾化以及该民族根深蒂固的岛国心理是影响日本削减对华ODA，甚至炒作对华ODA“毕业论”的社会原因。长期生活与海岛的日本人危机意识强烈，面对世界上各国激烈的综合竞争，特别是看到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心理紧张，自卑情绪开始作祟。而当前在总体趋于保守化的日本社会里，右翼势力、保守分子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竟然把本国经济的不景气归咎于中国的经济崛起，把中国看成是对外输出“通货紧缩”、造成日本出现“产业空洞化”的元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在这种思想的误导下，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无须再向一个壮大的威胁国家提供援助，助长了日本国内对华ODA“毕业论”的论调。 再次，中日两国在能源开发上出现的矛盾成为日本对华ODA缩减的导火线。当初日本对华ODA，其中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日本看准中国的能源，以经济援助换取中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自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两国原先的垂直分工的互补性资源条件不复存在，而且走向竞争的关系。中日在俄罗斯石油管道、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海洋划界等问题上纠纷不断。世界能源危机造就中日间原有的贸易形态，从互补性转向竞争性，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ODA的供应项目和金额。 最后，日本削减对华ODA，其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后日本基于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环境而部署的国家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宣称要走向政治大国，公开将日本的ODA政策纳入本国的外交战略体系。日本毫不掩饰其ODA政策要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相挂钩，ODA要作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性投资资本 ，发挥超越纯经济领域的政治安全效应，借助日本在ODA方面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以占据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在迈向“国际大国”的道路上，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冷战后中国经济不断崛起，在国际事务中不断表现出重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这对于经济景气不再、政治总体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来说，从亚洲地区崛起的中国从现实的权力政治角度来看至少是一个战略竞争对象，日本如果一如既往地援助中国，无异于“养虎为患”。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从2011年底开始，日本对华ODA的去留问题开始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此，日本国内关于停止对华ODA的论调一直甚嚣尘上。2011年11月28日，小泉曾表示，“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而在去年的3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新财政年度的对华贷款计划”。日本显然是在对华打ODA 牌，试图借此扭转外交劣势，附和极端右翼的反华言论，对华摆出“隐性经济制裁”的姿态以软化中国的对日政策。只不过日本不得不考虑到对华ODA特有的历史意义及其政治背景，全面停止对华ODA尚需一段缓冲期，故而于6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外相麻生太郎等阁僚，在首相官邸召开“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合作会议”，决定解冻2007年度对华ODA援助。 其实，抛开两国间的爱恨情仇不谈，据日本ODA政策既定的实施标准，日本停止对华ODA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首先，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援助标准，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1500美元后，日本不再提供无偿援助；当一国的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后，日元贷款将被停止，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5000美元后，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援助也终将停止。中国2003年人均GNP约1100美元，按照目前中国约9%的经济发展速度，4年后的中国就可以达到日本外务省“1500美元”的标准。另外，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日本高层如小泉、町村信孝等曾在不同场合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日本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停止对华ODA。诚如冯昭奎所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1979年开始的日本对华ODA总有一天是会结束的。日本对华ODA终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它将成为从1972年中日复交直至21世纪的中日关系史的一段重要插曲。 二、探寻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新支柱 按日本实施ODA的标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在中日存在战略竞争的情势下，日本对华停止ODA将是大势所趋。对此，中国应该坦然面对，在中日关系陷入困局时，中国不应该对日本ODA的续留问题上过分敏感。去年3月12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绪方贞子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她透露日本将在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这意味着，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ODA在中日经济交往中发挥的主要使命也将正式完成。不过，她也表示“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并非取消全部项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技术合作项目还在实施”。而在7月19日，日本驻华使馆经济部参赞石川浩司在北京召开的新闻会上就表示，“尽管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但它不会影响到ODA的另一部分，即对华技术合作”。可见，明确在“后日元贷款”时代如何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为主导的经济合作，关系到中日能否继续保持符合双方利益的经济“双赢”局面。 就现实而言，推动ODA的实施方向由资金援助型向科技合作型转变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或许成为缓解当前两国紧张政治局势的突破口。这是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从近期还是中长期考虑都极具重大意义。从近期看，中国承诺在2008年夏天为世界举办一场“绿色奥运”。于是，借助高技术治理北京等地区的“沙尘暴”等环境问题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从长远看，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务必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和环境保护等两大问题。步入经济体制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还需要大先进的技术，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日本，在发展战略层面，历来强调“人类安全保障”问题，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只有将ODA等政策资源运用于环境、疾病等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才能切实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更何况中日一衣带水，两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两国在环境问题上休戚相关，共同致力于环境的保护，符合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在器物层面，日本拥有先进的智能管理技术、能源开发能力，而作为一个岛国，自身的市场和能源供给却极为有限。以技术为商品进行海外贸易成为冷战后日 本提高自身综合国力的关键。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的垄断性已经难以为继，其在跨国转移过程中实现商品化，成为一种商品，而且技术市场正步入买方市场。在国际市场可供选择和谈判的机会逐渐增多。中国在实施“引进来”战略的过程中，全方位的对外政策形成“左右逢迎”的局面，倘若日本对中国的技术需求置若罔闻，中国尚可转而求助美国、欧盟。可见，日本害怕对华技术合作而给自身带来“飞去来器效应”，进而限制对华技术输出必将事与愿违。综上所述，在 “倒计时”的阶段乃至“后日元贷款”时期，中日两国在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大有空间，也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基于此，对处于中日关系困局中的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借助媒体力量向本国民众客观、积极地评价日本对华ODA的实绩，以消除民众的误解和猜疑；另一方面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以中国当前的信息革命和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计划为契机，拓展对日本NGO和NPO的沟通渠道，通过中日间多层次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影响日本对华经济合作的方向，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加强双方在能源开发的技术合作领域；并寻求中日双方在东北等内陆地区的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把握日本对华援助的主动权。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制文化权
Reviving the Lost Tradition: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I）
Abstract: Political economy used to be the core of the early economics discipline, which emphasizes the political/economic benefit of the na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regulation of the economy. However, since the 19th century, economics discipline broke up into two schools―the neoclassical orthodoxy which adopted pure deductive and mathematical/econometric methods and the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school which prefer inductive and historical approaches. During the long-term debates, the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school insisted that the national state must be placed on the first position, and also brought culture into political economy as an influential factor. The paper views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inks that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s not only inherit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pproache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but also made new development by proposing the new term “culture-making power”.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culture-making power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古典范式的深度发酵，政治经济学已经日益不为人们所关注，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纯粹演绎方法尤其是数理和计量方法为基础的经济学体系。尽管这种纯粹经济学体系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也更易于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和传播；但演绎思维和数学方法的过度使用使得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脱离了关注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的传统视角，而专注于用数学关系来代替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从而很容易遗漏一些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更多地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在对很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分析和预测上，经济学正在日益失去公众的信任。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数理化，经济学理论越来越与现实脱节的今天，新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和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已变得十分重要。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体系，从二元价值容介态概念出发，指出人类社会并不是静态均衡的，而是在物质形态中不断容纳进新的信息介质后，整个社会状态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要对社会经济体进行研究，就要从发展的过程中整体地理解和把握经济问题，回归到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上来。尤其在今天这个商品形式大爆炸、虚拟价值不断涌现的时代中，我们越是想机械地使用所谓纯粹经济学来看待和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在理论上就越是有捉襟见肘之感，不让所谓的纯粹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不把“政治”一词重新找回到经济学来，就难以真正建立有效的视角来指导我们的经济研究①。
本文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及其演变的历史进程作一个总体的回顾，以此为背景，探讨广义虚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向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回归，以及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对政治经济学思想所做出的新发展。
二、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及其基本思想方法：兼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比较
在我国，由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常常被人们认为就是专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②。然而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要更早的多，其所涵盖的内容和流派也更为复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应当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最早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是西欧的重商主义学派。当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刚刚完成从封建社会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在经济上则正忙于海上贸易霸权的争夺。因此，重商主义者基本都 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认为商业是财富之源，应当通过政府的力量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保护本国工商业，扩大出口以增加国民财富。1615年，在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最早使用了“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这一名称。在这本书中，蒙克莱田明确反对外国人在法国从事经济活动和勘探法国的各种资源，同时建议政府保护和扩大本国商人的对外贸易，增强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蒙克莱田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后来被其他重商主义学者所采用，他们又提出了诸如发展航运事业、拓展殖民贸易和增加公共工程等很多新的政策建议。但总的来看，重商主义者都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强调的都是通过政府的调控职能，使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手段来夺取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霸权；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而并不专注于提出某个抽象的理论。
在重商主义学者所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在17~18世纪创建了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威廉・配第曾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从《赋税论》和《政治算术》这两本名著来看，他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与重商主义者如出一辙，仍然是为英国政府献策，怎样征收租税而不至于引起人民的反抗，怎样才能打败法国和荷兰这两个竞争对手，夺取政治和经济霸权。在研究方法上，配第也同样是着眼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纯理论，他比重商主义者更加注重对于各国具体国情的把握。《政治算术》正体现了配第和重商主义者在这两方面的共同特点：“政治”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政府调控经济的视角，而“算术”所指的就是对各国具体资源、产业状况的定量统计和把握，正是后者开创了社会经济统计这个学科。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诞生。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国富（Wealth of Nation）”而不仅仅是资本家的私人财富。在该书中，他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或生活资料，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为他们自己提供丰富的收入和生活资料；第二，为国家供应足够维护公共服务的收入”。
尽管很多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斯密打扮成一个强调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经济政策的大师，但事实上，对于民族国家利益和政府调控经济职能的关注是斯密从来都未曾放弃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早就指出，斯密之所以提倡自由贸易，是因为英国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工业技术上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他“世界主义的表述和论证之下，为的是劝导外国不要效仿英国的政策……当一个人到达强大顶峰的时候，他就一脚把用过的梯子踢开，以免他人借助同样的手段跟着他爬上来”③。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尼科尔森也发现，亚当・斯密并不是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恰恰相反，斯密是一位爱国主义乃至帝国主义者。他曾经提出“防卫比富裕更重要”，允许保护幼稚产业，甚至还曾经建议建立一个联盟的强大帝国，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帝国税制，对外采取统一关税壁垒④。
在研究方法上，《国富论》也十分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奠定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论基石。书中的第一和第二编（占全书总篇幅的39%）采取了演绎为主的方法，但同时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案例来使理论能够言之有据；而第三、四、五篇（合计占总篇幅的61%）以及他的另一本《道德情操论》则完全使用了历史实证的分析方法⑤，从现实经济状况出发，着眼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正如熊彼特所评论的，“理论探讨与其事实材料以及事实材料所显示出来的一般发展趋势结合得很紧密……至今还没有人像斯密那样成功地把两者――外加一点政治社会学――结合在一起。”⑥
总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这一学科在思想方法上的两大特点，即：（1）认为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割裂的，彼此互为手段、互相服务，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增进国富，维护和拓展民族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利益；（2）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注重面向现实而不是纯理论，首先对本国和外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建议。
而这两大特点，也正是今天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所特别强调和坚持的。
对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二元容介态理论出发，进行了新的阐释。林左鸣（2009）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和经济二元容介态的科学描述，“政治……是每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信息态的表现，而经济活动……则是物质态活动的一种集中表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和进化（容介态），其实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使命”。由政府设定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作为信息基础来融入经济的物质态当中，推动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制度，使政治和经济能有效地进入容介态，实现协调发展⑦。
早期政治经济学面向现实的研究视角也正可以看作是广义虚拟经济学派学者的座右铭。从《再造魂魄》和《看不见的心》开始，广虚学者就一直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自己的思想源泉，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和对策；此后，他们又根据中国所面临的现实经济形势，提出了“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需要虚拟经济定位”和“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等一系列中肯务实的观点⑧。近年来，广义虚拟经济学者们在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同时，一直对文化产业、三农问题、旅游产业、金融、房地产、能源、物流、电子商务、传媒业等诸多现实经济问题保持密切的关注，提出了大量新的见解和政策建议；尤其是“制文化权”思想正是广义虚拟经济学派针对现实国际形势，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而提出的重要战略和对策。
三、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
尽管政治经济学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此之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却逐渐走向了分裂。
1805年，英国东印度学院聘请马尔萨斯担任历史、政治、商业和金融学教授，简称为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尔萨斯也就成为了第一个正式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继续坚持由斯密奠定的归纳与演绎并行、面向现实经济问题的思想方法。凯恩斯曾对此做过一段非常准确的描述：“（马尔萨斯首先）沉浸在经济史和当代世界的事实材料中，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使自己的头脑填满大量的经验材料。最后，他又回到先天的思想，但这一次是回到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纯理论。他最先寻求把形式思维方法应用于事件所呈现的材料，以便通过直觉选择与形式原则的结合来透视这些事件，从而解释问题并提出补救的办法。”⑨
然而，与马尔萨斯同时代的李嘉图则开创了另一套与之完全不同的、纯粹依赖抽象演绎的方法体系。尽管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政治经济学”为题，但李嘉图并没有真正从政治视角来考察赋税问题，甚至连对现实的关注都很有限。在该书中，李嘉图首先论证了他自己提出的一般理论原理作为前提，然后再运用这些原理对各种赋税和相关学术争论进行分析，从而推导出结论。这种模型分析方法“抽取一个问题的简明的基本要素，删掉不相干的细节，然后研究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它的优点在于逻辑上的简单明了和极具说服力，然而它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即模型所遗漏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可能是重要的，因而从模型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不符合于实际情况”⑩。
当时，继承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理查德・琼斯就对李嘉图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指出“政治经济学必须使所谓普遍适用的准则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反复观察各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才可能分析、研究和彻底了解”，而李嘉图学说则完全是抽象的推理和“妄想的假设”，并不具有真实性，这使得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种沉闷的纯理论体系，“一种对整个学科的厌恶情绪已经在潜入一部分公众的思想，人们已经不信任政治经济学” 。此后，包括约翰・穆勒在内的一些学者也试图对李嘉图模型分析法的不足进行弥补，以克利夫・莱斯利和约翰・英格拉姆为代表的另一些经济学者更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
但是，李嘉图式方法不仅具有极强的逻辑说服力，而且相对于历史实证的方法更加易于讲授、传播和掌握；这正适应了近代以来大学讲堂的教育方式。更为关键的是，模型分析方法还在实际上向所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者提供了一种诱人的承诺――这种以纯粹演绎为工具的理论体系是无所不包、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因此，在李嘉图以后，纯粹演绎研究方法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影响力得到了不断的扩大。
1879年，在为《政治经济学理论》撰写的序言中，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提出，“Political 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我觉得最好的名称是Economics，这个名称既与旧名称比较更近似，又在形式上与Mathematics、Ethics、Aesthetics及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 。而对于这门新的“经济学（Economics）”，杰文斯认为，它应该成为一门数学的科学，应更多地使用微积分方法和演绎原理来进行研究。此后，随着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一经典教材的流行，“经济学（Economics）”这个新名称被广泛接受，并在英语体系中逐渐取代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1932年，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进一步将经济学定义成了一门研究各种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抽象科学；政治的视角和对于历史和具体现实情况的关注被完全剥离了。而与此同时，那些坚持政治经济学传统思想方法的学者们，则在牛津、剑桥和伦敦经济学院等主要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的竞争中纷纷落败，逐渐被排斥到了经济学科的边缘地位 。
到了1940年代以后，作为演绎法的深化，数理和计量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日益扩大，以英国约翰・希克斯和美国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掀起了一场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形式主义革命（Formalist Revolution） ，在将经济学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同时，也最终确立了新古典范式在经济学科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今天的纯粹经济学体系。
四、回归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学派到广义虚拟经济理论
针对英国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以李斯特、威廉・罗雪尔和后来的施穆勒、马克斯・韦伯等为代表的很多德国学者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并形成了历史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National-?konomie）”体系来与之抗衡。
历史学派的学者们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国家立场，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是研究某个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学，而没有所谓世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和财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所在。他们明确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所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15。
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着明确的阶段性特征，而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又各不相同，因此，各国政府应当根据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 情采取符合本民族利益的经济政策；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通过真实社会的历史资料来建立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用逻辑或数学的方式进行因果解释。
这种历史阶段论的思路显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以外，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论进行了新的阐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广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来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在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16
除了历史视角以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历史学派的学者还对文化等制度因素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要真正实现“国富”，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仅仅研究货殖学或致富术是不够的，更要把经济置于相关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制度框架中进行考察，将政治经济学和法制、政治以及文化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17。尤其是历史学派后期的一些学者，纷纷对文化因素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例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就把宗教文化现象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这一重要政治经济学问题中进行考察；另一位历史学派的维尔纳・桑巴特，也写作了包括《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和《奢侈与资本主义》等多部论述文化与政治经济学问题关系的书籍，无论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这种研究思路都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启示。
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方法还直接影响了美国（老）制度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如后文将探讨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索尔斯坦・凡勃伦就特别关注制度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没有采用制度的视角，但也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框架把文化因素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探讨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固然有着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核――二元价值容介态，但从思想方法上来看，广虚理论是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术脉络基本一致的。
针对当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纯粹演绎范式，广义虚拟经济学者也提出了明确的批评，认为单纯使用数学方法进行均衡研究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经济学，用这样的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在理论上，“要么就会挂一漏万，将大量……重要因素弃之不顾，最后得出一个研究者自己也不知所云的结论；要么就会瞎子摸象，自说自话，最后给出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描述”；在政策上则“会极大地损失掉社会制度和政策应有的含金量”19。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这要求我们的经济研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经济二元容介态的轨道上来。
对于政治视角的强调同时也就必然意味着对于国家利益的关注。尽管二元容介态思想并没有国别的限制，但和历史学派一样，一旦涉及价值判断时，中国广义虚拟经济学者所采取的标准必然也只会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以往广虚学者所做的研究来看，基本也都是立足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和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样，都强调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动态性，并认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与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论略有不同的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更加重视政治领域中的历史因素，认为“政治是人们社会心理的聚集，是每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信息态的表现”20，更多是通过信息态而把历史阶段论的视角引入到作为 物质态的经济中，进而探讨信息大爆炸所塑造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特性问题。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应当是彼此理论内核的不同，历史学派的经济历史阶段论源自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而广虚理论的政治（信息态）历史阶段论则源自于二元容介态的理论内核，但结果是殊途同归的，都认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使命在于揭示出政治和经济的动态融合和演化过程。
最后，与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广义虚拟经济学派也高度重视制度尤其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对于一国乃至国内某一个区域的经济来说，……人们的观念和文化更为决定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趋势”21。不仅如此，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还把文化因素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上层建筑，还有着经济基础的性质，并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对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做出了新的发展。
五、制文化权：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早在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那里，文化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配第在该书中探讨了作为文化因素的问题，建议英国政府通过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来吸引非天主教人士进入英国，以发展工商业和航运业，增强英国的国际竞争力22。显然，在他的眼中，宗教文化是可以被用作为英国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
到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时期，作为制度的文化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正式范畴。除了前述韦伯和桑巴特对于宗教和资本主义社会起源关系的研究以外，卡尔・波拉尼也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在16世纪以前，市场只是作为附属物而嵌入在人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但在17世纪以后，欧洲社会出现了“大转型”，经济生活逐渐凌驾于其他社会生活之上，并作为社会的引擎拉动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力量来为经济服务23。于是，在大转型之后的现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也就形成了新型的更紧密的关系――文化为经济服务，因而在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很多文化现象的背后，往往正隐藏着一些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利益。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讨论了文化背后的经济力量问题。他认为炫耀性奢侈消费其实是因为人们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并通过这种歧视性对比的方式来保护或提高自己的尊严。而且，“每个阶层的成员都把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其礼仪的楷模，并竭尽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标准”24。于是，商家就会利用这种心理进行广告宣传，从而不断地将奢侈消费行为向下传递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风尚。从近百年的经济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越是遭受全球性经济危机而陷入萧条的时期，商家们越是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消费文化，而文化产业也就越是会显得格外繁荣。
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对文化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经济基础对于意识形态有着决定作用，物质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会在精神上居于统治地位；同时，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这在后来被葛兰西发展成为了著名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集团对于整个国家的支配和对于其它集团的控制不仅会诉诸武力和政治来实现，还要通过操纵社会文化包括知识、信仰、价值观等来进行规范和约束。
由于二元容介态理论强调信息态对于物质态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动态融合和演化，而文化就是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文化因素也就成为了广义虚拟经济所特别关注的一个理论范畴。
在微观层面，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文化会携带信息融入到物质态的商品中，使之具有更高级的价值，从而不仅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更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越是高档的商品，其价值中所含有的信息态虚拟价值比例也就越高。通过引入“虚拟价值”这个概念，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把前述制度学派所探讨的经济力量驱动消费文化这一难以进一步分析的现象转化成了可以继续深 入探讨――如何向商品中灌注更多虚拟价值并诱使消费者接受――的问题。于是在此基础上，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又不断提出虚拟价值的核心问题在于维系商品的“人气”和消费者的信心，而后者又需要现代信用制度平台的支撑。最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衔接，认为成熟的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有赖于宏观层面上政府的行政力量支持和与虚拟经济时代相对应的社会观念和文化风气的塑造。
在宏观层面，广义虚拟经济思想认为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化和政治一样，都会将新的信息不断纳入到经济中并进而实现动态融合和演化。因此，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正如波拉尼所观察到的，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今天，文化与经济之间已经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在《看不见的心》一书中，作者就明确提出，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上层建筑，而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上层建筑，而广义的文化则有着经济基础的性质25。
相比较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主要着眼于国内统治而言，广义虚拟经济对于文化所具有的经济基础性质的关注更突出在国际范围的竞争和控制权的问题上。广虚理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物质的拥有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控制信心和制造心理需求已成为了第一位的需要；各国之间靠占领土地来掠夺财富也已经时过境迁，军事行动更多是作为政治的极端形式而成为了最后的筹码；而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最好办法就是抢先根据本国的利益制定出一套世界各国都能够普遍接受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要取得这种秩序和规则的制定权，首先就要具有控制文化观念的形成权，即“制文化权”，通过输出具有本国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来塑造出一种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语境。
文化是一种国家的软实力，它可以潜移默化地把服务于本国或本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使对方在不自觉间为文化的控制者服务；而文化所具有的信息载体的性质，更使得拥有制文化权的国家可以从中获得虚拟价值的形成权。从我国和欧洲的历史以及美国掌控当今世界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现实经验来看，只有掌握了制文化权，通过文化渗透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从而建立起文化、经济和政治军事三位一体的国际优势地位，才能够制定出有利于本国的国际游戏规则从而获得大量的财富26。
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把文化从“意识形态”或者“制度”的经济思想拓展成了一个面向现实国际环境的有力竞争武器。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同时，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也正在酝酿之中，制文化权理论所倡导的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继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进而参与和主导世界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夺取虚拟经济的主导权等思想理念，更加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133、259页。
② 事实上，Political Economy这一名称在我国近代最早被译为“富国策”，后来采用了日本的“经济学”的译法，意指经世济民之学，本身就包括着政治和经济的两重含义；而把后来被引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为“政治经济学”。这种译法很容易形成观念上的混淆，但由于已成习惯，难以重新更正，而随着后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传入，学界习惯的办法是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而把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各种Political Economy译为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一复杂的过程，笔者将在另文中予以详细探讨。
③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69页。作为一个佐证，我们可以在亚当・斯密致邓达斯勋爵的信中发现这样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表述，“即使允许爱尔兰实行自由贸易，我不相信，在今后一个世纪中，大不列颠的制造业将受爱尔兰制造业的竞争而遭受很大挫折，爱尔兰既少技术又缺原材料可以使她与英格兰相颉颃，即使这二者可以及时获得，但要完全得到充分的数量，几乎需要一个世纪的工作，爱尔兰无煤又无木材……要培植到英格兰同等程度需要一个多世纪”（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332页，林国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④ 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第175页。
⑤ 事实上，亚当・斯密还和亚当・弗格森、约翰・米勒一同被视为是苏格兰历史学派的领袖。
⑥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83页。
⑦ 林左鸣.《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
⑧ 参见林左鸣，吴秀生.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需要虚拟经济定位，《亚洲论坛》2005(3)；吴秀生，林左鸣. 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经济体制改革》2006(2)。
⑨ 凯恩斯.《经济学家的生活》第42页。
⑩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第14页。
11理查德・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出版说明、序言第11-12、15页。
12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6页。
13由于篇幅和主体所限，关于批评者的思想观点、他们与演绎学派之间的斗争以及被边缘化的过程，笔者将在另文中予以详细探讨；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参阅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第184-219页；以及Milonakis, Dimitris & Fine, Ben.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14 Blaug, Mark.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of the 1950s；Yonay, Yuval.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15 马克思・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75-10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0页。
17 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著者序。
18 关于美国制度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渊源，可以参见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第157-179页。
19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52、260页。
20 林左鸣.《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
21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60页。
22 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第29页。
23 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24 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38页。
25 晓林，秀生.《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第191-192页。
26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49、263页。
参考文献：
[1] 晓林, 秀生. 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 林左鸣. 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 邱伟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4] 杰拉德・库特. 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 [M]. 乔吉燕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 [M]. 朱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6] 林左鸣. 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 [J]. 管理学家――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2009(5).
[7]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 现代经济学导论 [M]. 陈彪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 理查德・琼斯.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 [M]. 于树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9] 斯坦利・杰文斯. 政治经济学理论 [M]. 郭大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 凯恩斯. 经济学家的生活 [C]. 吴贵根, 杨玉成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11] 杰弗里・霍奇逊.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M]. 高伟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2] 罗纳德・科斯.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C]. 罗君丽、茹玉骢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3] 马克思・韦伯.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C]. 甘阳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4] 威廉・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M]. 朱绍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5] 恩格斯. 反杜林论 [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6] 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 [M]. 陈冬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7]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M]. 冯钢、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8] 索尔斯坦・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M] . 赵伯英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19] Milonakis, Dimitris, Fine, Ben.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Method, the Social and the Historical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eory [M]. New York : Routledge, 2009.
从社会环境变迁条件的角度来看，任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都是由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开始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化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作出对应性的调整，最终通过政策性调整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指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并引导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成为社会环境变迁的动力条件。从社会环境变迁的内容和过程的角度来看，社会变迁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基础，其决定了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变化，而思想文化体制的变化才是最深刻、最彻底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都将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相关内容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也是社会环境变迁的具体内容和表现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变迁的社会环境影响因素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政策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在这个大的环境系统中，三者又各自成系统，分别以不同的层次、地位和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政治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而言，所谓政治环境是指国家政治背景、执政党意志、政治体制、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和作用于学科政策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各种因素总和。“任何国家都会运用教育的力量，完成其政治功能，实现其社会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反映和宣传执政党意志的学科，其学科政策是对国家法定意图和执政党权威价值观的可操作性表述，政策价值目标必须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国家宏观的政治环境必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相关政策实现了由为阶级斗争服务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历史性转变。但是，新的历史阶段刚刚开始，由于受到“”的影响和破坏，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仅仅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的问题，甚至还面临着舍弃的问题。
1979年5月，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经过摸排调查，撰写了目标明确、数据翔实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成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依据。1980年5月27日至6月6日，第一机械部、全国机械工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心里研究所联合召开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成为一门科学”的问题，由此展开了“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的全国大讨论，最终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地位，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新方向。党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方针的历史高度，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成为一段时期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总纲领。1984年，教育部连续出台《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等多个文件，进一步规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建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等院校师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所显现，出现了校园骚乱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稳定高校的局势。另一方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力作用，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198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正式启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序幕。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88年，全国有10所高等院校获准首批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加强了“和平演变”的攻势，实施“西化”、“分化”，图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党和国家依据时局变化沉着应对，在高等教育领域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多途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依据2008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思想政治工作司等部门的相关文件汇编，初步统计有48份涉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了《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新目录的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1997年首次面向全国招收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逐渐步入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期、国内经济社会转型期、工业化加速发展期、城市化快速成长期、群众政治参与活跃期、思想文化多元碰撞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源源不断的理论创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开辟了全新的理论空间。2000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对于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指导作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和理论创新工程，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纳入其中，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迈向更高层次。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目前，全国共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6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53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更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十都强调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呈现出了空前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其鲜明的政治性表明，在学科发展方向、学科内容、学科体制以及学科政策等诸方面建设，其都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党的执政意识紧密相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方向；实现民主，可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根本宗旨；健全法制，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大政方针以及良好的民主、法制环境，不仅对人的政治意识、政治热情、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也是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经济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诱导性因素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教育能促进经济运转，“从中短期而言，教育多在于适应经济结构变迁的需要，但是，如果从长远观点着眼，教育则能改变现有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虽然经济对教育的影响不是最深刻的，但其往往是教育政策变革的直接诱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经济环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内容、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系列问题的国家宏观经济体制、经济利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等诸因素之和。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对经济环境作出若干类别划分，但是，经济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投人，管理规范，而且影响到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笔者主要是按照所有制性质将经济环境划分为计划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体制逐步从单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步转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上来。
1982-1986年，党中央连续出台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全面展开。在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党中央明确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心任务，从学科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实践等多层面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1980年，教育部、团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密结合为“四化”培养人才来进行。1993年，中组部、、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师生认清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和更高要求，牢固树立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教育师生注意克服和消除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影响，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虽然还处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由单纯强调意识形态性转变为注重加强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法律意识以及个人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理想信念等的培养，增强了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功能。我国先后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等政策，这些政策不但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内容，而且转变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价值取向，使学科政策价值取向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还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但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法治”的强制性，而且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三）文化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中介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文化环境是指影响政策制定人、政策执行人、政策对象以及政策研究人员对政策认识和理解的国家宏观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文化氛围、文化理念以及社会心理等因素的总和。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与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硬环境”相比，其对人和社会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持久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种存在涵养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因此，“文化的流变亦对动态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互动，并且文化的流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制约具有决定意义”，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采取积极的有效应对策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变迁就是应对的显性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文化各项事业繁荣发展，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内容，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发展创造了动态的良好的文化环境。党和国家通过系列政策措施，推进文化教育大发展，“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高校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科技文化创新的坚强阵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社会文化进步相互交融。
198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5月，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真正开启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教育文化体制改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开展，邓小平对的“两用”文化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发展，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思想，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1993年，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的意见》，在专业培养要求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文化思想，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科学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提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开始逐步形成，并通过“三进”方式，指导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党的十六大从国家的宏观层面完成了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进行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分类，更重要的是，以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思想。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则进一步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挑战；现实矛盾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着社会环境的挑战和教学实践中的现实矛盾。深入分析这些挑战和矛盾，对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面临的社会环境及挑战
（一）世界形势的复杂多变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的客观现实20世纪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确立的伟大历史时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坚信不移，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得到了强化和保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挫折。而当代资本主义经过自身的调整和修复，出现了马克思经典作家们未曾预见的一些新变化：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增强、科学技术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造成了青年学生认识上的迷茫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质疑。
全球化成为当代世界格局变化最主要特点经济全球化是从资本主义扩张和生产方式变革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必然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和实践色彩。法国雅克·阿达指出：“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WWw.133229.COM”这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导权基本掌握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经济全球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客观现实，使青年学生无法理解两种社会制度在现实中的反差，对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持怀疑甚至抵制态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意识，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提出了崭新课题。
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加剧冷战结束后，文化的地位和力量得以迅速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文化日益多元化。多元文化现状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引导青年学生用开放的眼界审视民族间文化的异同，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异质文化，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二是文化呈现出趋同性特点。汤用彤先生指出，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必然使双方都发生变化。文化的趋同性特征要求培养学生积极开放的文化接纳心态。三是文化呈现出冲突共存的特点。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文化冲突的必然性，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造成了事实上的文化冲突。因此，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教育引导青年一代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义不容辞的责任。
世界多极化、多样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已经成为发展潮流，这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教育学生充分认识到我国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要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二是要教育学生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和长期性，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三是要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的本来面目，充分认识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野心和图谋。
（二）社会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
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人们的价值立场、思想观念、利益取向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出了崭新的时代命题。
利益的导向性作用日益加强随着利益意识的觉醒，在利益机制的主导作用下，人们重新审视物质金钱等客观利益，甚至把金钱和利益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就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和行为选择向经济利益倾斜，集体主义和互助协助精神不同程度地被降低，政治动机多样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个人主义成为思想支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社会本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对立起来。市场经济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人们普遍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并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在增强人们的主体意识、极大调动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容易出现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造成国家意识、奉献精神的弱化。因此，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树立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是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长期研究的重大课题。
等价交换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对于繁荣市场、推动经济发展、规范经济秩序具有根本性意义。但是等价交换原则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漫延和渗透，则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秩序的混乱和对社会肌体的腐蚀。有些学生认为个人的任何付出都要有对等的回报，奉献意识淡化，利他主义缺失。这些现象都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了现实的困难。
实用主义思想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排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力冲击着传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建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处于不确定状态。同时，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基本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能对青年学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受市场经济短期效应和现实功利性的负面影响，大学生急功近利思想严重，认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用处不大，甚至持排斥态度，这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网络信息化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冲击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育人环境的可控性、传统教学内容和模式、教育对象的人格形成等方面受到极大影响。
网络传媒快捷、信息量大的特点冲击着传统信息获取模式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几乎是学生获取相关信息的唯一渠道，学生对于教育内容和传递方式基本没有选择性，教师的观点是学生的唯一参照，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课堂教学的效果和教师的权威性。今天，网络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大学生已经成为互联网的主要用户。网络信息覆盖面广、流量大、更新迅速、观点多元化、操作简单易行等特点，使大学生获取信息简单方便、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且可以同时比较参照多种观点。相比之下，课堂教学显得内容单薄、方式简单，教师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受到挑战。
网络信息管理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负面效应网络信息管理的无政府状态使信息资源良莠并存，色情、暴力甚至反动的观点和信息充斥其间。在网络中，任何人既是信息获取者又是信息制造者。不良信息在对大学生进行负面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诱导学生参与不良信息的制造。更重要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网络向发展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现实矛盾
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的诸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与个人需要的特殊性矛盾
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任务。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传递给青年学生，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培养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素养和价值准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职责所在。但是，在市场经济“趋利性”的牵引下，大学生存在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把“谋利性”知识作为主要选择，政治信仰缺失，政治意识淡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能获利，就没有必要区分意识形态。
（二）利他性与利己性矛盾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旨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感恩情怀和利他意识的社会主义公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呈现蔓延趋势：把正当的个人需求无限延展，模糊奉献与索取、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界限，过分强调个人本位，缺少基本的社会责任意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传递信息的正当性提出质疑，甚至对高尚的价值取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予以嘲弄，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处于尴尬境地。
（三）理论教学目标与社会实践经验支持的矛盾
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政治信仰的确立，在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过程。教育对象在理论学习的同时，不断用理论指导社会行为和政治实践，才能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大学十分重视思想政治的实践教学，让大学生参加各种社区服务、社会服务、募集资金、竞选宣传、环境治理、帮助孤寡、慈善服务等社会活动，使大学生了解国情、民情，将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是理论灌输，学生没有基本的社会实践体验，感觉思想政治理论课抽象、晦涩，甚至虚无缥缈，进而产生厌倦情绪。
（四）感性兴趣与理性接纳的矛盾
大学生处于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过渡阶段，理性思维习惯尚未完全形成，加之社会文化日益娱乐化倾向，大学生更倾向于追逐那些轻松愉快、通俗易懂、娱乐消遣、新奇有趣的“快餐式”文化，对于那些思辨性强的文化形式缺乏兴趣甚至持排斥态度。在课程选择上，更倾向于生动有趣、简单明了、现实功用的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抽象性、理论性、长效性等特点，既缺乏生动性，又缺乏现实功用性，很难获得教学对象的积极响应。因此，转变教学观念和教学形式、丰富教学内容，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当务之急。
（五）教育对象工具性和教育的目的性矛盾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在终极意义上是使学生的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元素，使学生服务于社会，因而在实际上存在着忽略教育对象个体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倾向，教育对象的工具性比较明显。但是，现代教育理念要求教育要以人为本，重视个体的生命意义，培养人格健全和思想独立的人，这就使教学存在着教育对象工具性和教育目的性的矛盾。如何在满足大学生需要和发展的基础上完成意识形态教化的任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解决的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根据育人环境的变化和教学对象的思想特点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只有深刻了解和掌握教育的现实背景，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改革，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具有实效性。
参考文献：
[1]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15．
[2]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
[3]胡佐斌．论新形式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特点和所面临的挑战[j]．中西部科技，2009，8（13）．
[4]王卉．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6（6）．
[5]万斌．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004）[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政治哲学 公民社会 公共领域
前 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二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遗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也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更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二、视角的转变与批判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就是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葛兰西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称为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他认为是“部分地反对”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社会学靠近的趋向。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三、公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凸现
与葛兰西那种用“三分法”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相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在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斐伏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
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视域，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视域。从理论表现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异质性的理论形态，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从更大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这就是对现代性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的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行径是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文化控制。正是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导引出不同的斗争形式：前者以政治革命进行斗争，后者则以文化革命进行反抗，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
参考文献：
[1]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176～177.
[2]黄继锋.关于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点看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2）：131～134.
[3]王雨辰.作为马哲史研究对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以可能[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2）：43～46.
[4]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54～256.
[5]王雨辰.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j].学术研究，2010，（03）：55～60.
注 释：
《文化与经济、政治》优秀教案
【计划学时】
1课时。
一、教材分析
本课内容从文化“万花筒”入手，从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逐层深入，先剖析文化的内涵，再探究文化的作用，进而引导同学们增强文化意识，激发同学们为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做贡献。
“文化与经济、政治”，这是本课的核心内容，重点讲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突破这一核心内容，课本又分了五个层次：第一，明确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第二，讲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第三，讲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第四，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第五，得出结论并渗透思想教育内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综合国力。
二、学情分析
文化，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词汇。然而“熟知并非真知”。对于90后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有人说，文化是知识;有人说，文化是艺术。究竟什么是“文化”?只要在社会生活中细细体味，我们就能真切地感悟“文化”的内涵与文化的力量。
三、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经济和政治决定文化，文化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2.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化是生产力
3.文化对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及对公民政治素质和权利意识的作用
4.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能力目标〗通过分析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培养辩证分析能力，能说明现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意义。
〖情感、态度、价值观〗懂得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努力学习将来为增强综合国力贡献力量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五：教学过程：
课堂引入：
探究：采集-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的发展过程说明了什么道理?
教师提示：一定类型和阶段的文化形式，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形成各自相应的文化活动。可见，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
材料展示：张艺谋、梁晓声与施瓦辛格。
结论：文化与政治密切相关。
新课讲授：
(一)相互影响：在经济的基础上
1.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经济、政治、文化
2.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1)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
2)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
进一步用图示说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探究：①文化的发展与经济亦步亦趋吗?
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传承性。
②不同形态的文化、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相同吗?
以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和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事例说明。不同民族的文化，影响着不同民族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也体现了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文明的落后说明，落后的文化阻碍社会的发展。
不同民族的文化，影响不同民族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
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同 。
探究活动：大片中的文化与经济、政治
以电影《变形金刚》、《2012》等美国大片为例说明：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
美国人这样说文化：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和美国学者约翰·耶马在《世界的美国化》中的观点说明：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
教师进一步分析：
(二)相互交融：在时展的进程中
1.文化与经济交融的表现
A.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日益重要。
B.文化产业、文化消费和文化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2.文化与政治交融的表现
A.人们为了参与政治生活，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
B.世界范围内的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斗争，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探究：在热闹背后是否藏有忧虑?
展示材料：美国电影在中国的票房收入
展示材料：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以《功夫熊猫》为例)中国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被美国所利用，并赚中国人的钱，足以说明中国文化竞争力之现状。
追问：我们缺少的仅仅是自主品牌吗?
结论：我们缺少的是文化竞争力!!
讨论：
“10多年前，美国学者就乐观地预言：“假如将来有一天，美国的原材料枯竭了，美国的工人也不愿工作了，但只要全世界还向往美国文化，我们在市场上就仍是不可战胜的。”
思考：你觉得他的乐观有道理吗? 给我们什么启示?
(三)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
讨论：我所知道的国际竞争
1.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背景：以美国的文化入侵和一些国家抵制这种入侵、世界各国重视文化产业和文化竞争力来说明这一问题。
十七大报告也把提高“文化竞争力”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探究：孔子学院──文化是最好的桥梁
2.发展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综合国力
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战略任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结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的作用小结：
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文化对个人的影响
课堂练习：(略，见PPT课件)
1.思想文化同政治、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虽然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制约，但又对政治、经济起反作用。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思想文化上的独立，就不会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这主要说明(D)
A.一定的经济决定一定的政治
B.一定的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
C.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D.一定的文化对经济和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
2.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是因为 (A)
A.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
B.精神能够决定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
C.只有先进的思想文化才能反作用于事物
D.错误的思想文化不以一定的经济、政治为基础
3.“超女选秀”节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此推出了“大众选秀”节目的流行。这反映 “选秀”作为一种文化活动( B )
①与经济相互交融
②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③对经济具有反作用
④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
A.①④ B.①③ C.①② D.②④
4.原生态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丰富人们文化消费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 D )
A.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推进作用
B.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
C.文化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
D.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5.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如果我们不开发，不使其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就会被别的国家开发利用，反过来向我国出口。前几年，美国根据花木兰的故事制作的动画片在全国热播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给我们的启发是( B )
A.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积极引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
B.充分开发我国文化资源，提升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C.树立品牌意识，加大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
D.拒绝外来文化，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6.2008年6月18日，中国邮政发行了《海峡西岸建设》特种邮票和邮资封。《海峡西岸建设》特种邮票形象地展示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由此可见( B )
A.文化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B.文化能够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C.邮票成为展示文化软实力的载体
D.发行邮票已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
7.在《海峡西岸建设》特种邮票中，有俩枚以“闽台缘博物馆”和“湄洲妈祖”为题材，展现了“闽台关系”地缘近、血缘浓、文缘深、商缘广和法缘久的特点。“五缘”显示了闽、台文化之间( A )
①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②相互交融，相互借鉴
③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④一方水土，一方文化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8.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自治区根据本地特点，提出了“小省区要办大文化”的思路。宁夏根据其“岩画文化、丝路文化、本来面目文化神秘而璀璨，边塞文化、大漠文化、黄河文化悠远而豪放”的优势和特点，发展带有民间文化特色和塞上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实施“百县千文化工程”和“千里文明长廊工程”，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农村文化等群众文化活动，带动了自治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运用所学文化生活知识，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办大文化”的重要意义。
答：文化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经济落后的小省区可以“办大文化”，用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文化产业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部门，发展文化产业，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发展。
课堂板书：
二、文化与经济、政治
(一)相互影响：在经济的基础上
1.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
2.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3.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
(二)相互交融：在时展的进程中
1.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
2.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
(三)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
1.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
2.发展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综合国力
其它拓展材料：
1.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通过政府的计划以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美国，在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都具有全球领先地位。电影、图书、音乐、动画、游戏、体育、主题公园和其它衍生产品开发与销售，成为美国力量的象征，其影响力无远弗届，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展示了渗透力极强的软实力。英国从1997年起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法国和奥地利等都举国之力做好重大文化产业品牌项目的扶持和经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持续经济低迷时，唯独文化产业取得了巨大的增长。特别是在以青少年和家庭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动漫和游戏领域，取得了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日本政府的要员甚至提出了“动漫外交”的口号。亲和力强的文化产品的海外销售，极大地改善了日本国家的形象。
2.美国软实力的代表性载体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快餐等，在向世界推广过程中传递了美国式自由、民主、人权等信念和价值观，从而使世界人民向往美国式的社会。面对强势美国文化的影响，很多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法国就提出了“文化例外”的新概念，反对美国将自由贸易范围扩大到文化领域;加拿大则直接颁布法令限制电影发行领域的外国投资;韩国也采取增加国产电影放映时间比例的办法限制美国电影的过分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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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产业化 必然性
一、文化产业化的内涵
所谓“文化”，人们通常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它包括 科技 、 教育 、文化、 体育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旅游 等部门的活动及其产品。“文化产业”，就是以创造和销售某种文化观念、文化符号和文化服务为主的产业。“文化产业化”，用一句通俗简单的话说，就是文化走向市场，把文化当产业一样经营。说白一点，就是用文化来赚钱，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发展文化。
文化产业的崛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说：“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 工业 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质需要转移到文化需要 ，从 科学 和技术转移到情感逸闻趣事。”这就是说，一个以满足心理需要、文化需要为主体的新世纪正在崛起，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就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即使是物质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结实、耐穿，而是更多关注美丽、时髦和品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这叫“经济文化化”。在经济文化化的同时，要求文化经济化，即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这就是“文化产业化”。
如今，“文化产业化”已成世界潮流。当今世界，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日本为例，1995年娱乐业一项生产经营收入就高达35万亿日元，超过当年日本汽车工业的总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就更发达，1996年仅版权产业的产值就达425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7%。美国的视听产品，是仅次于航空航天的第二大出口产品。《 泰坦尼克号》一部影片的年收入高达几十亿美元，相当于
3.文化产业化是 社会 主义 政治 文明的助推器
文化作为精神产品，它首先表现为政治 法律 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及其相关的政治舆论、政治信息作为文化产品在社会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法律思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的依据，它 影响 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水平，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 发展 进程。文化产业能够提高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府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内在质量，保证政治制度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进而提高政治的文明程度。比如 现代 大众传播业、出版业已经走上了产业化道路。它们除了承担着社会公共舆论信息的传播任务之外，还承担着社会政治舆论的传播任务。传播的 内容 就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由于大众传播的介入，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治信息的公开程度增强，使它们的真实性、健康性更能得到保证。随着大众传播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发展进步，传播范围的扩大，社会舆论、政治舆论的公开、公正程度的加大，不健康的舆论信息将被有力地阻挡在传播路径之外。这将会提高党和国家决策的 科学 性，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律意识，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走向民主与文明。
4.文化产业化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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