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甘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机理进行研究，对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居民消费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涵及动因，指出消费结构升级在我国已初见端倪;其次探讨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阶段，并论述了各阶段的主要特点;最后指出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趋势—未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活动将进一步活跃，消费率将继续提高，消费总量将持续增长。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将随着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口结构等一系列结构的变动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发生剧烈变化。
凯恩斯主义指出总需求不足是经济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由此从理论上推论出只要将总需求提高到与总供给相等的水平就能恢复经济均衡则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均衡不仅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在总量上的相等，更取决于在结构上的一致。因此研究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对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机理
居民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储蓄结构和消费支出结构的统一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将触发国内社会消费的结构升级。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美元国内居民的财富积累达到了消费升级的临界点居民消费将出现显著的结构性升级换代，伴随着消费结构性升级消费支出也将大幅增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导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因。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必定会不断增加。消费函数理论表明收入是消费的决定因素，居民收入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源于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而居民收入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居民收入变动方向和居民消费变动方向的一致性在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必然导致消费总量的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导致社会总供给及其结构不断升级为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一般地社会总供给可分为基本性消费品、享受性消费品和发展性消费品。在生产力发展初级阶段社会总供给以基本性消费品为主，与此相应的居民消费结构中基本的、必需的消费品占较大的比重此时消费结构是低级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种享受性和发展性产品不断增多产品的质量也不断提高，在社会总供给结构中享受性和发展性产品的比重不断提高，实现了结构升级与此相应的居民消费结构中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品的比重逐步上升，此时消费结构也会逐步升级(表)。据世界银行对40多个国家的消费发展状况调查表明由日常消费进入住、行等重大消费升级一般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住房消费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当人均GDP达到300。美元时将进入汽车消费快速增长期。我国目前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且有三分之一的省市人均GDP超过1500美元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大城市人均GDP已超过300。美元。这为消费水平从万元级向十万元级或几十万元级升级提供了积累和准备，可以说消费结构升级在我国已初见端倪。
二、我国消费结构的国际比较
与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1000美元时消费结构比较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具有如下特点
1我国生活型消费比国际水平偏高。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美元在城镇居民中只有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等60%的居民家庭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41%以下的国际平均水平全国76%的人口恩格尔系数没有达到应有水平。
2农村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过高。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为11%基本和主要国家不相上下农村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高达16%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尤其是农村高收入组居民2003年的恩格尔系数为38%基本相当于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1000美元的消费水平但其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高达19%和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20000美元左右时的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不相上下与其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严重不相匹配这对农村居民的其它类别消费具有严重的挤出效应不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
3.其他发展享受型消费不足。我国居民家具、家庭设备消费支出比重不足: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具、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6%和4%，都大大低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说明我国家电市场仍有发展空间，尤其在农村市场，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日常家用电器的普及水平还有待提高。
4教育和医疗消费偏高。我国城镇居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达14%，其中城乡居民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到50%，而一般国家这类比重为20%。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以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为主我国也应该采取措施逐步减轻居民教育负担.为扩大其它消费创造条件。
三、我国消费结构变动的趋势预测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高(表)使得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进入了加快升级阶段新的消费热点开始启动。未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活动将进一步活跃消费率将继续提高，消费总量将持续增长。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居民消费结构进入升级换代的剧变期。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00。美元时，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每一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消费热点不断切换。在现阶段，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30。美元，因此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将由前一阶段的平面扩张缓变期进入升级换代的剧变期导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加快。
2.居民消费结构由生存型的温饱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的现代消费转变。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美元一3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由温饱消费向现代消费转变。纵观近几年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的内容是吃好、穿好、住好和玩好其中最突出的是恩格尔系数将进一步下降，非恩格尔系数如医疗、保险、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发展型甚至享受型消费系数呈上升趋势，消费结构将出现良性变动。
3.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是城镇先行城乡互动，城市经济发展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将具有较大影响力。多年来由于企业产品的升级换代重城市、轻农村，导致企业产品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相适应，加上城乡的二元结构，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城乡消费结构差别很大。因此，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体现出城乡差别的层次性。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就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而言，以城镇中等收入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为启动点是最佳选择。占我国城镇人口60%- 70%的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约2 5亿人，基本构成我国城镇的具有代表性的主流消费群体，这个群体的消费正处于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讲究消费数量向讲究消费质量转变的转型期他们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力军。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则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型的转变正逐步向小康型转变。
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的机理描述
传统消费理论将各时期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归因于收入、利率、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等因素的不同，而事实上，产品结构及性能、资源环境、风俗习惯等同样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变量。换而言之，当科学技术通过一定的政策路径作用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因素时，由技术进步拉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便成为一种可能。
(一)居民消费升级、科技进步与国内需求扩张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18美元，按照国际经验，我国总体上已进入消费加速转型期，居民消费正在进行第三次升级，突出表现在消费结构向高层次转化，在消费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消费质量的提升。其一，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偏好呈现多样趋势，并向高级化发展。如表1所示，1990年至2011年，在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现金消费支出构成中，食品、衣着等生存型消费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而诸如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所占比重则呈上升趋势(文教娱乐消费所占比重部分年份出现下滑，但从时间序列整体上看，始终保持较高水平)。此外，消费结构的升级表现为有大量深加工产品和多级转化的产品，其对产业技术及其它关联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即消费结构的层次性变化，受到技术结构和技术水平的约束。因而从供给层面讲，科技进步使人类消费内容逐渐增加、消费选择日益丰富，将居民消费需求由生存需求中解放出来，并向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迈进，而这一论断则可以从历次技术革命对人类消费结构的冲击中证明。其二，消费者将注意力转向较为严格的产品价值功能的挑选上，成为当前居民消费升级的另一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质量、功能、新颖、健康、安全等要素被居民纳入自身的消费决策函数，甚至成为影响部分中高收入群体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显然，无论是产品质量的提升、功能的改善，还是新颖的设计、健康安全的消费，均离不开相关产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科技进步是提升产品价值功能的关键因素。进一步讲，生存型消费对居民而言具有支出的“刚性”，尽管可以通过替代性消费降低某种产品的消费量，但所选择的替代品仍具有与原产品相同的功效和属性。因此，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居民消费的日益升级，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中比重逐渐上升，由此便从整体上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水平，促进内需的扩张。应该指出的是，科技进步是产业供给内容、质量、种类以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居民消费的升级还是内需的扩张，均应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即科技进步是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展的基础，这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对“生产和消费”辩证关系的阐述是不谋而合的。
(二)城乡二元差异、科技进步与农村消费释放由于历史上长期实行“城市偏好型”的发展策略，造成我国农村地区整体发展滞后，农村消费市场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增长潜力巨大。一方面，较于城市相对饱和的市场而言，拥有近7亿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为国内需求的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耐用消费品占有量是体现消费状况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居民的消费水平。［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已达到上个世纪90年代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基本具备与城镇居民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时相当的购买力，以耐用品消费为载体的农村消费的升级必将催生农村新一轮的“消费革命”。如表2所示，1990年至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但囿于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造成历年同期农村家庭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占有量远低于城镇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农村市场潜力的开发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而二元结构体制所造成的农业技术落后的现实则为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升级，进而提高农村地区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了可能。首先，家庭经营纯收入(广义上的“大农业收入”)仍就为当前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11年该项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46．19%)，而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技术的落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通过加大科技支农的力度，进而破除制约当前农业生产的“技术瓶颈”，配合流通、消费环节的相关扶持政策，可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进而为其消费的释放奠定基础;其次，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可带动涉农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从供给层面为农村市场提供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总之，通过科技进步带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由此便有效承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准备期留下的需求空间，并形成居民合理的消费梯度，消化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并最终带动城乡居民消费的协同发展。
(三)资源环境约束、科技进步与消费持续增长从本源上讲，居民消费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人类消费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同时，资源环境系统也会通过相应的生态传导路径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4］然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资源储备不足、资源消耗增长迅速及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现实成为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升的长期性约束。以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为例，2011年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3258．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为1730．4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年缺水量超过400亿立方米。同时，2011年无论是水资源总量还是人均水资源量，均为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②此外，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3亿公顷，而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截止2008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22亿公顷，且2011年末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6亩，约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4。③能源消耗方面，1978年至2011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主要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由57144万吨标准煤持续上升至348002万吨，年均增速高达5．63%。④显然，由消费品生产所引致的资源需求的迅速扩张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有限性相矛盾。而在生态环境方面，根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结果，我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1%，占世界年流失量的19．2%。⑤同时，截至2009年底，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27．33%和18．03%。⑥此外，工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三废”也进一步恶化了居民生存、消费的环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建立在良好的环境系统之上的，生态失衡与环境破坏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程度和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现代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高资源的密集投入，但这并不表明在现行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居民只能维系低消费状态，上述悲观论断显然忽视了科技进步的巨大力量。第一，科技进步可促进替代资源的开发与应用，进而拓宽资源利用的广度。在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1978年水电、核电、风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3．4%，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截止2011年，水电、核电、风电所占比重升至8%，相应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消费量所占比重则由1978年的96．6%下降至92%，⑦其中能源替代技术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第二，科技进步可有效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进而挖掘资源利用的深度。例如，我国能源加工转换效率1990年仅为66．48%，伴随着能源加工技术的不断成熟，2011年能源加工转化效率已达到72．86%，⑧资源使用效率显著提升。第三，科技进步作用于生态环境领域时，先进技术装备的推广使用必将促进我国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进而改善人类生活、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实现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基于人类需求层次不断发展的考量，居民消费水平在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必将呈现不断提高和上升的趋势，而在资源环境长期约束的现实情况下，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研发、推广与广泛应用，才能有效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促进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实证分析
科技进步可有效带动居民消费升级、农村消费释放以及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这在规范性层面得到映证，但从现实层面看，技术进步对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程度则需进一步检验。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的基本划分格局，⑨具体研究科技进步消费释放效应的区域性差异，亦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重要命题。
(一)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消费经济学认为，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三大类，即经济因素(如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环境因素(如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对未来风险预期等)和消费者自身因素(如消费习惯、认知能力等)，其中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居民消本文所涉及到的样本包括我国除香港、澳门及台湾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相应的时间跨度为2001—2010年，其中模型所需的所有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2011)各卷整理计算所得，且所有数据均经过价格指数平减(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3所示)。具体讲，人均科技经费支出(TSit)由历年各省份人均R＆D经费内部支出表示;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In-comeit)由我国各省份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加权平均所得;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2007—2010年由“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加总平均所得，2001—2006年则由“卫生经费”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三项加总平均所得;通货膨胀预期(Inflatit－1)所描述的是当年通货膨胀水平对下一年度居民消费的影响，故而滞后一期。此外，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onsumptionit)、人均科技经费支出(TSit)、人均可支配(纯)收入(Incomeit)、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均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1=100)进行平减处理。
(二)模型的设定、检验及回归分析首先，笔者运用EVIEWS6．0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LLC检验、ADF－Fisher检验以及PP－Fisher检验均表明各变量为平稳性序列。其次，通过协整检验Pedroni法和Kao法得出模型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而为后期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奠定基础。进一步讲，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理论上更为合适。此外，考虑到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偏好及自身禀赋差异较大，故采用较为适合的加入省级特定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消除样本中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就全国范围而言，收入无疑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在科技进步方面，R＆D经费内部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长1%，则带来居民消费支出水平0．0264%的增长，这与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的内在传导机理所形成的结论相一致。就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看，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样是显著的。具体讲，东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区域居民消费0．0602%的增长;中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中部地区居民消费0．0846%的增长;西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西部区域居民消费0．0291%的增长。进一步分析，造成科技进步消费释放效应区域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在区域上存在明显的不均等，R＆D经费内部支出长期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失衡状况。截止2010年，在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中，东中西部地区支出比重分别为70．61%、17．01%、12．38%。⑩可以说，科技经费投入的区域失衡是造成科技进步消费拉动效应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的重要原因。其二，囿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长期滞后，西部地区居民对于科技进步所引致的消费结构升级需求不凸出，居民消费仍以满足基本的生存、发展为目标。事实上，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多的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每增加1%，即带来0．9317%的消费的增长，该结果充分说明，科技进步消费释放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收入“拐点”为前提。其三，伴随着中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结构升级需求日趋明显，对消费品质量、安全、环保性等的偏好与消费品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项利好相耦合，进而极大地刺激其消费水平的提升，而处于相对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则出现短期内科技进步消费拉动“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一般性解释。
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0年R＆D经费内部支出及居民消费状况的相关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科技进步的消费拉动效应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科技进步对区域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最小。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在区域投向上存在严重的不均衡;二是科技进步消费拉动效应的充分发挥须以一定的收入水平为前提，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水平尚未达到该收入“拐点”，居民仍以基础性消费为主;三是近年来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中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偏好凸显，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项利好相契合，而东部地区科技进步的消费拉动作用则存在着短期内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基于科技进步对我国整体及不同区域居民消费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推进技术进步以刺激居民消费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应通过以下路径:
第一，继续加大财政对R＆D经费内部支出的扶持力度，带动企业研发投入，努力实现不同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的逐步均等化。从R＆D经费内部支出的来源构成看，企业资金和政府资金成为R＆D经费内部支出的两项主要来源。经验表明，各项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最终需靠企业得以完成，企业具有明晰实际生产中所需技术的信息优势，理应成为科技研发与推广应用的主体。因此，在明晰产权和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应坚持以政府科技投入为主导，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杠杆作用。同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研发支出的区域投向上，应利用财税扶持政策引导R＆D经费支出向中西部转移，以逐步实现区域间研究与试验发展的均衡发展。
第二，运用新技术进一步推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以满足中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需要。伴随着我国中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出品种多样化、产品个性化、消费健康化、小型轻量化、方便快捷化和安全可靠化的发展趋势，而上述消费偏好唯有通过新技术、新发明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才能得以满足。因此，应广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消费品产业的技术升级，以从供给层面满足居民自身消费结构升级的长期需求。
关键词 经济转型 发展战略 内贸流通
如今，我国已经针对内贸流通出台了一系列的意见，2014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充分地说明了在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内贸流通的重要意义。而自从2014年以来，以至于未来的若干年，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处于转型的阶段，结构正在进行调整，这也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2014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在消费、投资等需求当中，投资的需求明显回落，而出口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这就需要在转型阶段，扩大就业空间，改善民生，推动内需。而要扩大内需，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内贸流通，而在我国经济转型的阶段，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促进了内贸流通，抓住了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内贸流通的重要意义。
一、引导消费升级，扩大消费需求
就目前看来，依靠传统的消费领域来进行消费需求的扩大并不容易，因此就需要通过内贸流通的方式，来推动消费升级。而消费升级也恰恰是内贸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更是内贸流通的核心工作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一直围绕改善民生来实现，而当前，在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无论升级什么，其根本都是要进行消费升级，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我国的消费升级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第一个阶段，根据民生需求，国家以家电为核心，引导过敏消费升级，推动轻工业的发展，实现工业的升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对比看来，美国人将黑白电视机消费升级为彩色电视机利用了五十年，而日本人则是用了三十年，中国人用了十年，这种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也正因为这样的消费升级，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我们把握了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引导消费升级，推动技术产品应用。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我们发现，我国的网民目前有六亿左右，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并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而从21世纪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经过住房制度改革，百姓的住房需求得到释放，这推动了21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
正是这三次升级，推动了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消费升级以方面能够使得百姓得到实惠，另一方面使得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而经济发展必然是和百姓得到的实惠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均是如此。
如今，中国经发展面临这转型的关头，而关键依然是满足民生需求，这是内贸流通的核心工作，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消费升级应围绕国民素质来进行引导。
第一，应释放百姓对医疗卫生、体育健康等方面的需求，合理的布局医疗服务资源，引导医疗服务的升级，而在2014年9月，总理也指出，要促进体育消费，目前，中国人的锻炼意识正在不断增强。
第二，是要释放百姓对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需求，但并不是一味地让学子去海外留学，还应加强国内的教育条件、教学设施，使得民族文化得到提高。就目前看来，我国的教育发展快速，但依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边远地区，那里的教学资源还有待加强和发展。
第三，应释放老百姓对于娱乐旅游的需求，目前，我国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逐步解决，休闲娱乐快速走进国民生活，就目前来讲，我国在这一方面刚刚起步，还有十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营造消费环境和营商环境，搞活内贸流通
除了引导消费升级，要做好内贸流通还应营造良好的国内市场。如果国内的市场不规范，那么交易起来就会十分的困难，而物流一旦不通畅，也会导致买卖难做。因此，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及流通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应释放潜在的要求，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统一市场环境，消除地区分割，实现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让企业自主经营，让商品自由流动。其次，应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打造更有信誉的环境，使得交易更加规范，可靠。再次，应加快设施建设，特别是公益基础设施，形成一个方便交易的市场环境，解决买卖难的问题。最后，则应减少行政审批以及企业税费，减少不合理的收费，形成公平的市场环境。
综上所述，要推动消费升级，需要更为方便以及规范的市场环境，这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础之一。
三、创新流通方式，推动内贸流通转型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需要实现流通方式的升级，推进现代化的流通方式发展，就相关文件来看，电子商务、物流配送、连锁经营是改善流通方式的主要方向，在这一方面，我国目前已经有了一些突破以及进展，其主要集中的在连锁经营方面，一方面，我们引入了外国的连锁店；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我国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电子商务超越了所有国家。
但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丽娜所经营，都只是一种交流手段，他们无法单独构成现代流通方式。因此，应促进三者的有机结合，完善科学的流通方式，以流通方式的升级来促进我国的经济转型发展。
四、结束语
内贸流通对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展露和意义，所以，我们应把握好其核心内容，推动、引导消费升级，扩大内需，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经营更有活力，让交易更有规范，市场更加开放，就目前看来，这是发展现代流通的重要基础。初次之外，我们还应创新流通方式，对流通方式进行转型以及升级，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转型以及升级。
（作者单位为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一鸣.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J].宏观经济管理，2008（01）.
[2] 楚才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J].发展，2008（01）.
[3] 操玲姣.试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与内涵[J].理论月刊，2008（01）.
摘要：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作为新兴的信息消费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因此，以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和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通过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和产业结构变动的测度，选取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和产业结构系数2个变量，运用协整模型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每增加1元，产业结构系数将提升0．0361个百分点，信息消费和产业结构系数存在均衡的长期正向影响关系，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推动作用。
关键词：信息消费；产业结构系数；协整检验
1引言
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一直以来被看作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曾经作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因素的房地产和汽车消费经过超高速发展作用已不如从前，急需寻找新的增长点。
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的测度
2．1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测度
目前我国对于信息消费支出没有进行官方统计，因此目前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本文采用了学术界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统计方法，即将“通讯和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作为信息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信息消费进行测度。因此本文的信息消费支出计算公式为：城镇居民消息消费支出sti＝城镇居民人均通信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娱乐文化教育支出。随着时间推移，总体呈上升趋势，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支出从1995年的400．68元上升至2015年的3400．43元，增幅为7．43倍。
2．2产业结构的测度
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测度，目前学术界有多种测度方法，但多数测度方法主要基于这样的视角：即从国民经济收入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GDP构成中二三次产业的比重会不断的升高。本文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衡量采用传统产业结构系数的方法来进行测度，即用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
3分析指标和方法
3．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分析城镇居民信息消费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信息消费的测度以及统计年鉴中指标的变化，选取1995－2015年作为分析的样本期，以sti和icc作为分析变量，对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用lnsti和lnicc表示，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5）。
3．2分析方法
对于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系数与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支出之间的作用关系，采用E－G两步法，对于两变量做协整分析，首先对变量做单位根检验，在得到两变量为同阶单位根基础上，采用OLS回归；然后对于OLS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项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是平稳的，则可以认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均衡的长期协整关系。
4信息消费对于产业结构影响的理论模型
4．1回归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对于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和产业结构的测度，根据收集的数据，建立如下回归模型lnsti＝α＋βlnicc＋ε采用全对数模型的方式以消除异方差，其中，α为截距项，ε为随机误差项。sti表示我国的二、三次产业增长值占GDP增长值比例，即产业结构系数。icc表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
4．2平稳性检验
E－G两步法的前提是两变量存在同阶单位根，对于单位根检验有LLC、ISP、ADF和PP检验等方法，本文将通过Eviews9软件利用最常用的ADF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51995－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对我国的产业结构系数lnsti和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支出lnicc进行的平稳性检验，两个序列同为一阶差分稳定序列，不会产生伪回归，因此可以进行OLS回归。
6结论
本文基于1995－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和产业结构的样本数据，对城镇居民信息消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995－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lnsti和产业结构系数lnicc存在均衡的长期协整关系，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对产业结构系数影响效度为0．0361，即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增加1元，产业结构系数将提升0．0361％，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的增长对于产业结构系数有正向拉动作用，加大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可以有效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钟玲玲，徐春燕，王战平．2002－2015年我国信息消费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实证研究［J］．情报科学，2016，（11）：80－85．
［2］唐天伟，欧阳瑾．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与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03）：81－85．
［3］郑丽．我国居民信息消费及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影响研究［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4．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
一、引 言
当前我国经济放缓，显露经济停滞和通胀并存的迹象。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GDP增幅降至9.7%，①出口在减速，外储增加的1412亿美元中，经常项目顺差仅为298亿美元，②投资增幅跌至25%，5月份PMI指数为52.0%，环比回落0.9个百分点。③可见，如何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成为当前政策的首要任务。事实表明，城镇居民消费一直是我国最终消费的主体，但是其发展已步入正轨，发展潜力有限。因此，当前扩大消费内需的关键在于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换言之，当前的消费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结构问题。
关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经济学界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以下三视角展开的：一是从农村居民家庭的衣食住行等消费类商品消费
情况的视角来研究其现状：由于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质量不断提高，表现为食品和衣着消费支出逐渐降低，文娱、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逐渐增加。二是从转型的视角来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特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未来20年居民消费结构将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变，并且农村消费结构升级滞后于城市。三是从消费差异的视角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表现为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结构差距扩大和农村居民群体之间的消费结构差距加大。本研究是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视角，利用我国1978 -2010年经验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旨在为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寻找原动力。
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理
（一）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理
从产业结构的视角看，居民消费结构是指各产业产品在居民最终消费中所占的比重，［1］因而产品结构是否合理，影响消费结构是否合理，而产业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又决定了经济的增长方式。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 1949)曾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而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又是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方式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具体地如下图所示。当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变动时，首先通过价格机制引起生产消费资料的最终产品产业的生产调整，最终产品产业生产的调整会引起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分配，以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为目的的不同产业协调发展必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然后，经济发展方式引导和决定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收入决定消费，经济的发展通过收入机制影响消费者行为，从而直接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简而言之，消费结构的变化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变动，产业结构的变动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动，反之，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动必须依据消费结构的变动进行调整。
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相互作用机理（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原动力
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改进或提高广大人民的福祉，因而人们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提高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是否良性循环的关键。目前我国有7.4亿农民、1.82亿农户，占中国人口的56.1%、世界人口的11.32%，④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庞大的消费市场，具有最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从目前发展现状看，无论是消费水平还是消费结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相比，都落后10-15年。如，2009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021元，略高于城镇1994年的消费水平3852元，不到1995年的4931元。⑤2009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年度拥有彩电量为108.9台，大体相当于城镇居民1999年水平的105.43台。⑥可见，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契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原动力。
三、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变量的选择与数据的处理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VAR）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它可以同时揭示内生变量之间的即期关系和动态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VAR模型研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关系，以及在给定单位变化条件下各变量系统内相互影响的综合动态反应。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及其代表性，选择相关变量和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如下。
文中采用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EC) ,即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产业结构是中间变量，用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即第一产业比重（PFI），第二产业比重(PSI)、第三产业比重(PTI)作为产业结构的代表变量。经济增长指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为了消除物价水平的影响，用历年生产总值指数对GDP进行调整，即按可比价计算。所选变量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8-2010）》整理得来。为消除异方差，对以上五个变量做自然对数化处理，于是构建VAR模型为：yt=c+∑Pi=1A变量向量,At是带估计的参数矩阵， C是常数项，p是自回归滞后阶数，εt是随机扰动项。
（二）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1.单位根检验
由表1显示，五个变量都为不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为平稳I（1）过程，因此，可利用1978―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来构建反映它们之间互动关系的VAR模型。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 ADF
检验值检验类型
注：检验类型中的C，T，K分别表示检验模型中含有截距项、趋势项、滞后值；临界值均为Mackinnon协整检验临界值；表示一阶差分。
2.VAR模型估计
在VAR模型估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通常可采用两种方法:一是LR(似然比)检验法，另一种方法是利用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和HQ信息准则判断。根据样本数据计算相应的统计量，经判断初步选定滞后阶数为2阶，VAR模型具体估计式如下：
一般而言，第一个协整向量具有较强的经济解释能力，对第一个协整向量进行正规化后可以得到对应的协整关系表达式为:
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GDP的增长呈正相关，即GDP每增长1%，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0.130801%。而三大产业的系数均为负值，显然，三大产业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脱节。因此，当前应高度重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把握扩大农村居民的有效消费需求以及明确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增强产业结构调整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我国尽快走上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阶段。
4.格兰杰检验
为考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与三大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以及方向如何，选择滞后期为2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见表3。表3
由表3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和第一、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第三产业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三大产业中，只有第一、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第一、二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究其原因，三大产业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相适应，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差甚远。其二，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从生存消费需求向享受、发展需求层次转变。但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其三，第一产业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双因关系，而第二、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可见，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而第一产业相对较小。
5.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清晰地反映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VAR模型的基础上估计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脉冲响应函数，并根据相关指标的比较把响应函数追踪期设定为15年。由表4显示：一方面，当本期给第一、二、三产业一个冲击后，居民消费结构立即作出了响应，并且这一冲击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短期内影响较大，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因此，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更有利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不仅在短期内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而且能持续形成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正向响应，不过这种带动作用将会越来越弱。
6.方差分析
方差分解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从而可以进一步考察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变化。具体分解结果如表5。
由表5可知:一方面，消费结构的冲击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第6期最高点27.14417%。三大产业结构的冲击影响是递增的，在第15年分别到达1.438864%、1.460255%和23.53602%。另一方面，在lnGDP的变动中，0.000332%-27.14417%的波动可以由消费结构的变动解释0.328230%-1.148291%的波动可以由第一产业的变动解释，0.272053%-1.482778%的波动可以由第二产业的变动解释，3.709335%-23.53602%的波动可以由第三产业的变动解释。可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大于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并且第三产业结构变动大于第一、二产业结构的变动。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原动力，这与理论分析相吻合。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可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大于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并且第三产业结构变动大于第一、二产业结构的变动。然而，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着严重“错位”，经济增长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并没有引起产业结构的改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从而导致农村居民消费慢于经济增长。因此，在当前和未来时期内，可从如下几方面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与优化，适时调整三大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一）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稳定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
首先，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农村居民消费取决于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性，因而要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既要从农业内部挖掘农民持续增收潜力，又要通过市场，增加农民的货币收入，从农业外部寻求增收途径，同时还要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农民自身增收能力。［2］(56-57)其次，稳定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面对农业生产、疾 病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不得不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以增强抵御不确定的风险。据调查，农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费7000多元，几乎等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⑦因此，扩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完善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制，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及其支出结构的升级。
（二）把握农村居民消费热点，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升级
消费热点反映出消费者新的消费愿望，构成了消费者对未来消费的潜在需求的方向。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逐渐升级。因此，要关注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新动向，把握农村消费热点。一方面，加强舆论导向，引导农村居民合理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以农村居民消费热点为增长极，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这样既能使企业生产实现有效供给，又能使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动力。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培育农村消费热点，［3］(29)如调整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力度和节奏，采用各种转移支付手段来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在农村市场培养那些示范效应强，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辐射作用大的消费热点，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三）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适时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一方面，把握市场消费需求，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的品种结构；另一方面，根据市场消费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不断推出农产品消费热点；同时，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构建优势产业群体，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农业产业升级。其次，面向农村消费品市场调整第二产业结构，生产适合农民消费水平的工业消费品。第三，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与农民生活消费相配套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幸福指数。
（四）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促进消费公平
消费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收入差距。所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应从合理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入手。首先，稳定和完善农村税收政策。继续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实行税收减免，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成本；完善现行对农产品征收增值税制度，应将增值税延伸到农业生产环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4］(177-179)其次，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数据资料分析表明：⑧农村居民土地价值下降是城乡居民财产占有水平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应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出发，健全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方式和程序，缓解农地关系紧张的矛盾，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农民能够获得通过市场化运作土地资产在流转中带来增值的收益。第三，建立和完善补偿机制，着力改善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增加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注 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stats.省略/tjsj/jidusj/
②余丰慧.智慧应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风险［EB/OL］.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11-5-30
省略/xsfx/rdfx/20110530099713.shtml
③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5月中国制造业PMI为52%经济增速回落［EB/OL］. 2011-6-1省略/news_speed/hgjj/20110601099730.shtml
④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扩大农民消费问题研究――背景和意义(上) ［EB/OL］. hbzyw.省略/xwxx.asp?id=791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stats.省略/tjsj/ndsj/2010/indexch.htm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stats.省略/yearbook/indexC.htm，stats.省略/tjsj/ndsj/2010/indexch.htm
⑦韩 俊，罗 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报告［J］.中国发展观察, 2005(1):16
⑧张 鑫.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成因的演化路径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9（11）：183-184．
主要参考文献：
［1］姜 涛．转型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
［2］贺喜灿．人力资源开发视角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以江西为例［D］． 南昌大学博士论文，2010(6)．
［3］杨志安，王 娜，张 磊．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热点培育问题研究―基于ELES模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2)．
［4］刘 利．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论分解•现状评判•对策思考［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5）．
Rural Resident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ransform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Evidence from 1978 to 2010
Tang Yueyue1 Zhang Yuxiong2
［关键词］创新;城镇化;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常态;“克强经济学”;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6)01－0136－07 DOI:10.15981/ki.dongyueluncong.2016.01.018
一、引言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调结构、转方式的努力，但是成效不是很明显，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性更强了，到了不进行结构调整，可能就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那么，从哪里做、如何做才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呢?创新和城镇化是“克强经济学”的两大政策，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两大动力。本文所指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目前我国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政府改革。
(一)创新和城镇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两大政策
本届政府执政以来就在不断探寻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从总理发表的一系列论著、讲话以及政府的施政路线可以看出: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依靠创新和城镇化两大动力。2013年3月总理在两会后答中外媒体记者问时指出“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这句话可以说是总理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动力的深刻概括。其中，内需潜力的发掘主要靠城镇化，而获取改革红利和创新活力主要靠创新。城镇化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党的十报告提出，我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0年以来，总理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城镇化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文章，其中包括:《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①、《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②、《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③等，为城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2012年11月，党的十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总理在2014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④。在2013年、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分别发表了《以改革创新驱动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⑤、《紧紧依靠改革创新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⑥的致辞，2015年的达沃斯论坛仍旧以创新、创业为主题。从政府的施政路线来看，在“十二五”时期，为促进城镇化加快发展，政府陆续形成和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通过这些政策文件明确了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城镇化成为“十二五”时期开始的经济发展主题。在“十二五”后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入政府的操作层面，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⑦等，不断优化我国创新创业的发展环境。创新必将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总理关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动力的论述，对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有重大意义。
(二)创新和城镇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两大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成就主要来源于扩大再生产产生的经济“增长”，而较少来源于自我“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创新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创新和城镇化是对以往经济发展动力不协调的纠偏。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从市场需求视角和供给视角来考察，从市场需求的视角分析，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投资、出口的增加，消费需求的作用尤其是农村居民和农村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还没有真正发挥，而我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发挥城镇化的作用，挖掘内需潜力，使经济发展的动力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主要靠消费带动。从生产供给角度来看，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中有劳动力、资本、科技和管理等要素，我们以前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口的增加、资本的投入等，今后经济转型就要更多地发挥科技和管理等要素的作用，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经济要素的投入更多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创新和城镇化则改变了经济组织的形式，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
二、创新和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两大动力的依据与合理性
(一)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理论依据———回归熊彼特和诺斯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早已被经济学家认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早期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理论和创新思想”。在他看来，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是“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创新是经济生活内部孕含的质上的自发性突破，它是由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引发的一种创造性变动，需要通过引进“新组合”来实现①。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地租等的变量的累积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认识，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阐释和认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补充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对制度创新的涵义、制度创新的主体以及制度创新的作用等进行了研究。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取最大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他认为虽然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②。诺斯认为，制度创新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对“制度决定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诺斯认为对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才是激励技术创新长久发展的重要原因。好的制度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是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引发了技术创新，才导致了现代的西方工业文明③。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提出实质上是对熊彼特和诺斯“创新”理论重要性认识的回归，实践证明，“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虽然能快速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经济要素的简单增加带来的往往是“经济的量变增长”，而不能带来“经济发展”，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因为遇到需求饱和的限制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既是经济发展倒逼的结果，也为中国进入到现代化国家行列提供了大好的机会。2.现实依据———简单再生产和投机不可持续性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单靠重复增加投资、模仿国外，以及在楼市、股市的投资、投机创造财富越来越难。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提出，国民经济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种发展阶段:在那个阶段以后，经济增长只取决于技术进步。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下，除非通过技术创新、劳动力增加，否则经济将只能缓慢地增长。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下降，高投资率的下降，以及满足消费需求的生产供应品的饱和，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逐渐放慢，经济发展就逐渐接近索罗模型所说的“一定阶段”。在这个阶段后没有技术创新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降低。这可以解释在新常态下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了中高速④。目前对于企业来说，只有通过创新，创造与大众消费需求不断提高的需求相适合的产品供给才能使企业持久地发展下去;对于国家来说，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使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转型发展紧迫要求之间矛盾尖锐，近年来我国的创新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还难以支撑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政府的体制机制与创新发展之间也存在不少矛盾，束缚了经济的转型发展。所以营造创新的优良环境，促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动力。
(二)城镇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依据和合理性
中国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从数字上看，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77%了，但是统计的城镇人口虽然高达7亿多，其中却有2亿多常住人口是农民工，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亿。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是相对于户籍在城市的城市人口需求所说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核心本质是:产能相对过剩。产能相对于一部分城市人口是过剩的，而相对于农村人口和部分城市低收入人口来说，他们有消费需求而没有消费能力，产能并不过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家庭耐用消费品经历了从上世纪80年代百元单件级的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向千元单件级的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过渡，再到新世纪向万元以上单件级的住房、汽车等的过渡①。但是从农村人口和部分城市低收入人口的消费来看，不要说房子、汽车没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甚至连洗衣机、空调、冰箱这些物件也还没满足他们的需要。从我们国家的住宅供应来看，如果考虑到农村转移人口的住宅需求，那么我国的住宅供应肯定是还不能满足这些人口的需求，住房市场根本还没有满足人口的需要。许多人认为新型的城镇化不再是钢筋水泥式的城镇化，而我们目前的城镇化钢筋水泥作为为人们提供居住条件的一种方式，还远未满足转移人口的需要，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的居住需求还没有很好地满足。而城镇化则可以通过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矫正经济结构失衡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城镇化为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从满足基本吃穿用到提供“住行学”的需求，挖掘消费的潜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数据也可以看出，通过城镇化提高我国消费率、推进结构转型的迫切性。1978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中国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且与国外相比，我国消费率相对较低。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2.1%下降到51.2%。分阶段看，1978年－2000年间，最终消费率维持在58%～68%之间;从2001年－2014年，消费率维持在49%～62%之间，远低于世界平均70%～80%的水平。二是从我国的最终消费构成来看，政府消费率逐渐上升，居民消费率逐渐下降。从1978年到2014年，政府消费率由21.4%上升到26.5%，居民消费率由78.6%下降到73.5%;三是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率相对平稳，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1978年到2014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率从37.9%上升到77.6%，农村居民消费率从62.1%下降到22.4%②。可见，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持续快速下降，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乃至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的消费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城镇化能通过使农民变市民提高他们的消费率，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达到了54.77%，但是其中约有2.6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未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如果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能达到75%，也还需要转移约2.7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那么满足这5亿多人口的消费需求过程就能大大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通过城镇化不仅满足农村人口及转移人口的需要，也可以消化过剩的产能，对经济结构失衡进行修复。
(三)创新促进经济结构高级化，城镇化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
城镇化和创新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是不同的。创新通过促进产品结构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以及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换代来促进经济水平高级化;城镇化则促进经济规模化发展，协调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促使经济发展合理化，使经济结构从失衡状态向均衡化发展。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熊彼特所说的“创新”不是基于人口、财富的累积性增加而造成的简单量变或规模扩大，它是由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所引发的创造性变动。他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称作发展。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从熊彼特的“创新”观点来看，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能够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因为科技创新或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可以发现和创造新的可替代产品，促使产品成本下降和消费品升级换代，诱发新的需求，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并刺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例如从1973年4月3日，世界上第一部手机在纽约曼哈顿的摩托罗拉实验室里诞生，到上世纪90年代“大哥大”的稀缺到今天手机的普及，对“手机”技术的创新诱发和满足了大众随时随地联系外界的需求。另外，技术进步推进社会生产率提高，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形成了新兴产业，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发展。虽然我国的资源配置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不断优化，但并不意味着目前的资源配置已经完全优化。我们仍然存在着通过进一步改善资源配置来增进经济效率的空间。城镇化的作用就是继续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来促进经济的合理化发展。以往部分人提到结构转型往往是指通过技术创新而引致的产业升级，主要注重的是“创新”，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经济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而忽视了制度化改革对投资－消费比例的合理化调整，忽视了对城乡结构的调整，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多年以来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努力收效甚微。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技术创新的难度比较大，而如果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条件下，通过城镇化为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从满足基本吃穿用到提供“住行学”的需要也是推进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以上可以看出，结构转型升级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通过创新实现经济水平向更高层级的发展;二是通过城镇化改革挖掘消费需求的潜力，进而达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三、实证分析:创新和城镇化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一)变量选取
本部分利用stata软件计量分析创新和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因变量指标为经济结构，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自变量指标有3个: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发展质量、创新水平。创新变量用国内外三种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来表示，城镇化发展速度用城镇人口的变动情况表示，城镇化质量用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人数变动情况表示。由于目前统计的城镇人口不仅包括城镇户籍人口，也包括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而大多数农民工并不参加城镇的养老保险，只有一小部分人口比如户籍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参加了城镇养老保险。因此参加城镇养老保险人数的变动情况能较大程度地反映城镇化的质量。具体定义见表1。
(二)回归模型设计
本文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缺省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时间跨度为1995－2014年。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涉及的变量，包括经济结构、城镇化和创新等指标进行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等方面的统计(具体见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代表创新变量的专利申请数量的最小值为43780，最大值为1313000，最大值是最小值的30倍左右，可见我国从1995－2014年的创新程度有显著的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用城镇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表示，其最小值为10979，最大值为34115，最大值是最小值的3倍，和创新变量相比，城镇化的变化相对较小。城镇化发展速度用城镇人口表示，其最小值为35174，最大值为74961，在20年间里，城镇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经济结构指数的最大值为48.1%，最小值为33.7%，经济结构指数从1995－2014年一直在不断变大，这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在不断调整、升级。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我们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为研究城镇化发展和创新发展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建立相应的变量组成的回归模型，具体形式为:JG=β0+β1UrbZ+β2UrbS+β3INN+ε其中JG代表经济结构指数，INN代表创新，UrbZ代表城镇化质量，UrbS代表城镇化速度，β代表各回归变量的回归系数，若系数大于零，表示该变量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正面的影响，反之则有负面的影响，ε为残差项。
(三)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对创新和城镇化的相关变量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从分析结果来看，模型的F值为6.08，整体F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模型拟合度较好。方差膨胀因子(VIF)为3.29，经验判断方法表明，当0＜VIF＜10时，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故本文的变量间排除了多重共线性风险。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化速度变量(UrbS)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城镇化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指数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574，说明城镇化速度对经济结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中还可以看出城镇化质量(UrbZ)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实证结果显示，城镇化质量和经济结构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932，说明城镇化质量对经济结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城镇化速度，城镇化质量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要高得多。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创新水平(INN)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创新变量和经济结构指数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949，说明创新水平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实证结果又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用城镇人口的变动情况来衡量城镇化速度，但是城镇化是有多个方面的，它不仅包含了人口城镇化，还包含了土地城镇化。城镇化一般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但同时还伴随的是土地逐步城镇化。如果笼统地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来解释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就会过高估计人口城镇化的作用。为检验变量的稳健性，有必要区分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因此，本文用土地城镇化变量作为城镇化发展速度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其中土地城镇化使用1995－2014年全国290个地级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指标衡量。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除个别系数大小发生微小改变外，城镇化、创新对经济结构的促进作用这一基本结论未发生改变，符合了本文的预期。
四、结论与启示
(一)创新和城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两大战略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认识是对熊彼特和诺斯创新理论重要性认识的回归，是对人们依靠投资、投机获得财富预期的重塑。而城镇化成为经济转型升级动力的依据则是基于资源配置继续优化的视角来看的，城镇化是对目前经济结构失衡修正的重要力量。创新和城镇化二者对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不同，创新促进经济水平的高级化;城镇化使中国经济发展规模化和合理化，使经济结构从失衡状态向均衡方向发展。但是二者是缺一不可的，离开了城镇化对结构失衡的修正，我国经济发展势必走向产能更严重的过剩，走向两极分化，最终也无法走向高级化、现代化。而离开了创新对经济水平层次的提高，中国经济就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就没有方向，就会陷入低水平的重复。
(二)创新与城镇化是今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
从城镇化发展来看，2014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已经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后期，但是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来看，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有38%左右，如果今后城镇化仍以平均每年1个多点速度发展，那么再过20年，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5%以上，城镇化发展将从中期阶段进入后期阶段。而今后的20年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攻坚时期，是城镇化发展的质的提高阶段，如果城镇化发展搞不好，那么城乡统筹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就难以实现。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但是目前我国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水平还不高，是造成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重要因素。通过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是我国未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城镇化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还需要发挥更大作用
目前国家虽然出台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但是以城镇化为主的结构大调整还没有发生，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还比较缓慢。真正能促使农民工在城市留下来安居乐业的措施还没有出台，目前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镇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居住条件和子女入学条件的改善，这需要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更多的廉租房，也需要改善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入学条件，使农村转移人口的随迁子女有学上，而且有相对较好的学校能上。因此，政府在城镇化发展问题上还可以也应该有更多地措施，比如通过使农村转移人口分批、自愿地用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置换城镇公租房的居住权和社保，使得农村转移人口真正进入城市，享有与本地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权利。这样做既有利于农村转移人口过上安定幸福生活，也有利于促进消费，挖掘内需潜力，实现城乡统筹，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四)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政府更要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改革
关键词 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公共服务供给；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6-0050-05
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再调整的复杂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经济转型面临多重挑战，如何有效化解这些不利因素，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寻求引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和新途径。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创造需求。因此，在外需不足、传统投资过剩、内部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疲软的新情境下，城镇化理所当然成为今后推动我国内需的重要平台和有效载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镇化。随着我国城镇化率在2011年突破50%之后，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即进入倡导以人为核心以及提质增效的新型城镇化阶段。新型城镇化重在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不折不扣的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刺激居民消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面改善民生，这些都将产生广泛的经济效应，对新常态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因此，为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及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成功转型，系统归纳和梳理城镇化的经济效应就显得尤为必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史悠久，在世界城镇化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据领先地位，如唐代曾与300多个国家有过贸易往来，当时的长安城镇人口达60余万，丝绸之路经济全线畅通，宋代经济发展达到了高峰，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出现了如开封这样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此时中国城镇化和工商文明曾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繁荣。但自明清代以来，中国选择了闭关锁国和背对世界的治国之策，加上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诞生，世界时针开始偏离东方文明，逐渐指向西方文明，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城镇化问题不断进入广大学者们的研究视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论题也被学者们日益重视和关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对城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米尔斯，2003），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述中，具有空间特点的城镇化问题长期被忽略，使城镇化难以登入主流经济学的大雅之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城市和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才又一次被重视起来。中国的城镇化源远流长，但真正的快速发展时期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可谓早慧而晚熟。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研究工作也相对滞后，吴友仁1979年《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才彻底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顾朝林和吴莉娅，2009[1]），之后城市化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日益关注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研究成果。本文基于既有文献，重点对城镇化的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回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居民消费增长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二元结消解效应、公共服务供给效应，阐明城镇化驱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改善民生福祉的运行机制，为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效应有效惠及民生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城镇化的增长效应
1.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高级化发展的必然路径，而经济增长又是经济学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经典命题，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机理，国内外学者持有差异化的观点和结论。国外学者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早，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过度城市化方面（Davis & Golden，1954；Sovani，1964；McCoskey & Kao，1998 ），之后主要探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一种结论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有效牵引力。Lucas（1988）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重估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指出城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Henderson（2003）利用不同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Krey et al.（2012）[2]、Bruckner（2012）[3]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结论给予了肯定，也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研究结论，同时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进行重点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正向推进作用尤为明显。另一种结论则与第一种结论相悖，认为城镇化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Bloom & Canning（2008）[4]发现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效应，任何国家寄希望以城市化来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都可能无法实现，Shabu（2010）[5]的研究也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促进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快速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同向变动关系（徐雪梅和王燕，2004；李金昌和程开明，2006[6]；程开明，2007；周小刚和陈东有，2008；贾云S，2012[7]；张泽和胡日东，2014；周慧，2016[8]）。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同观点，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若长期将城镇化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筹码，会严重影响城镇化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也难以实现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黄婷，2014[9]），传统的城镇化是一种高速度、低质量、重投资的城镇化，本质上主要以投资为重要渠道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对能够代表城市基本特点的消费性需求的释放有限（王婷，2013[10]）。作为一个全新的中国式命题，对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观点基本一致，即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中长期的增长动力（孔令刚和蒋晓岚，2013；张占斌，2014[11]）。
2.城镇化的居民消费增长效应
通过对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增长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发现广大国内外学者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一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对于消费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Daniels et al.（1991）以美国为例，发现城市化推动居民消费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城镇化能够催化区域性消费市场。Fujita et al.（1999）研究得出城镇化能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消费需求扩张的结论，表明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人口、资本等重要生产要素高度集中于城市，促进了区域整体消费需求的加速扩张（Henderson，2005[12]）。周建和杨秀祯（2009）[13]认为城镇化对农民的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刺激效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14]、邹红和喻开志（2011）等的研究也得出基本类似的结论。赵永平和徐盈之（2015）认为新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另一部分学者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并没有带来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城镇化的居民消费贡献率几乎可以忽略（范剑平和向书坚，1999；刘志飞和颜进，2004；罗军和钟诚，2012[15]），从城镇化与消费倾向的变化关系来看，两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效应，城镇化并不是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石凯和聂丽，2014[16]）。新型城镇化是对旧型城镇化的全面校正和系统优化，重在制度创新，有利于消费层次和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柳汶秀和赵新宇，2013[17]），有利于破除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种阻碍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各种制度藩篱，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镇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全面释放蕴藏在城镇和农村的潜在消费需求（谢淑娟，2014[18]），有利于提高居民真实的消费水平和保证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杨静和张光源，2014[19]），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使其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提档升级（顾纪瑞，2014[20]）。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二者对居民的消费增长效应完全不一样，从既有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认为新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
二、城镇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随着经济结构优化以及社会的高级化发展，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各种生产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迅速流动和集聚，特别是对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占比的迅速上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化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由此形成较为统一的结论，即城镇化可有效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的集聚化发展，有利于思想交锋、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技术创新，对优化和提升城镇化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的高效率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人才，能够产生重要的规模效应和和聚集效应，进而提高二、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Glaeser，2011）。任何产业的高级化发展都c其空间载体的不断升级变换紧密相关（李诚固等，2004；苗丽静和王雅莉，2007），可见随着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作用逐渐增强（刘艳军等，2006；黄晓军等，2008），城镇化进程推动了产业的分工与重组，有利于现代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集聚发展（Kolko，2010；Michael et al.，2012[21]；吴雪玲，2013[22]；张占斌，2013[23]），应将城镇化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促进就业创业有机结合起来（，2012[24]）。同时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群或城市带将成为今后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城市群或城市带的要素空间集中产生的正向外部性以及人才要素集聚导致的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将对区域产业创新体系以及产业结构转型优化产生重要的推进效果（吴福象和沈浩平，2013[25]）。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意味着我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转变，我国城镇化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阶段，因此，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今后城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和时代选择，它强调以人为核心，倡导产业与城镇互动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现代制造业、生产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强调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使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辜胜阻和刘江日，2013[26]）。新型城镇化将产生巨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有利于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相呼应（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2013[27]）。新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分工协作效应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黄锟，2014[28]），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蓝庆新和陈超凡，2013[29]），作用程度按东部、西部、中部依次增强，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赵永平和徐盈之，2016[30]）。
三、城镇化的民生改善效应
1.城镇化的二元结构消解效应
涉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内在机理与作用关系的研究数量可观，但从研究结论来看，依然存在分歧，并没有形成被广大学者普遍接受的统一性观点。Lewis（1954）认为通过不断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终可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Robinson（1976）则认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倒U型。藤田昌久（2011）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有利于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但由于要素资源的空间集聚效应，城市的福利水平相比农村提升更为迅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化。因此，关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关系基本可以梳理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城镇化弱化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集聚，对人口、要素和其他资源等都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城市本质上是一个消费中心，第三产业是城市的主要产业形态，随着经济全面转型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服务业占比将日益增大（Keeble & Nacham，2002），三次产业中服务业的吸附劳动力能力最强，是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达到弱化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Blum，2008[31]；Mehta & Hasan，2012[32]；陆铭和陈钊，2004；姚耀军，2005；孙永强，2012[33]；王学龙等，2012[34]；李伶俐等，2013[35]；刘雪梅，2014[36]）。第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变化形态。从理论上讲，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到达刘易斯拐点时，农业劳动力报酬就开始上升，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然呈倒U的变化过程。Glomm（1992）、Anand（1993）和陈宗胜（1994）等学者从理论上对二者的倒U型变化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证明。王小鲁和樊纲（2005）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且长期处于上升段，与王亚芬等（2007）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莫亚琳和张志超（2011）[37]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或初级阶段将出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当城市化处于成熟发展阶段时，城市化将有利于弱化城乡收入差距。周云波（2009）[38]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化是倒U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第三，城镇化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大量研究表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研究表明，政府的城市化偏向政策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国内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陶然和刘明兴，2007；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雷根强和蔡翔，2012[39]；胡晶晶和黄浩，2013[40]）。
[5] Shabu 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2010， 1（2）：30-36.
[6] 李金昌， 程开明.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J]. 财经研究， 2006（9）： 19-30.
[7] 贾云S. 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2（12）： 27-32.
[8] 周慧. 城镇化、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中部地区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上海经济研究，2016（2）：93-102.
[9] 黄婷. 论城镇化是否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国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14（2）： 32-40.
[10] 王婷.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时空分化[J]. 人口研究， 2013（5）：53-67.
[11] 张占斌. 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型城镇化建设[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1）： 39-45.
[12] Henderson J V， Logan J R， Choi S. Growth of China's medium-size cities[J].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2005， 33（3）：263-303.
[13] 周建， 杨秀祯. 我国农村消费行为变迁及城乡联动机制研究[J]. 经济研究， 2009（1）：83-95.
[1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0（5）： 4-16.
[15] 罗军， 钟诚. 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2（11）：18-24.
[16] 石凯， 聂丽. 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J]. 城市问题， 2014（6）：87-93.
[17] 柳汶秀，赵新宇.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扩大内需的对策[J]. 经济纵横，2013（11）：41-43.
[18] 谢淑娟.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J]. 宏观经济管理，2014（11）：74-77.
[19] 杨静，张光源. 推进 “三个同步转变” 的新型城镇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J]. 中州学刊，2014（6）： 41-46.
[20] 顾纪瑞. 新型城镇化将推动消费潜力释放： 以江苏省为例[J]. 消费经济，2014（12）：3-6.
[21] Michaels G，Rauch F，Redding S. Urbaniz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127（2）：535-586.
[22] 吴雪玲，邓伟，谢芳婷，等. 四川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研究[J]. 地理科学，2013（9）：1066-1073.
[23] 张占斌.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 48-54.
[24] .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J]. 行政管理改革，2012（11）： 4-10.
[25] 吴福象，沈浩平. 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16 个核心城市的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2013（7）： 89-98.
[26] 辜胜阻，刘江日. 城镇化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J]. 人口研究，2013（6）： 3-12.
[27] 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对若干重大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与政策建议[J]. 中国社会科学，2013（7）：59-76.
[28] 黄锟. 中国城镇化的最新M展和目标模式[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109-116.
[29] 蓝庆新，陈超凡. 新型城镇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J]. 财经研究，2013（12）： 57-71.
[30] 赵永平，徐盈之. 新型城镇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56-64.
[31] Blum B S. Trade，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service sector： the effects on US wag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8，74（2）： 441-458.
[32] Mehta A，Hasan R. The effects of trade and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on wage inequality in Indi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2012（23）：75-90.
[33] 孙永强. 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 金融研究，2012（4）：98-109.
[34] 王学龙，于潇，白雪秋. 破解城乡差距之困： 基于劳动力流转模型的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2012（8）：38-48.
[35] 李伶俐，谷小菁，王定祥. 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 农业技术经济，2013（12）：4-14.
[36] 刘雪梅.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14（2）： 81-86.
[37] 莫亚琳，张志超. 城市化进程、公共财政支出与社会收入分配――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与面板数据计量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3）： 79-89.
[38] 周云波. 城市化、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动 ――收入差距倒 U形假说的实证检验[J]. 经济学季刊，2009（4）：1239-1256.
[39] 雷根强，蔡翔. 初次分配扭曲、财政支出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3）：76-89.
[40] 胡晶晶，黄浩. 二元经济结构、政府政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贸经济，2013（4）：121-129.
[41] 王伟同. 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 财贸经济，2009（2）： 40-45.
[42] 李燕，袁崇法，白南风，等. 我国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J]. 城市观察，2013（6）：135-144.
[43] 傅勇，张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 管理世界，2007（3）： 4-12.
[44] 丁辉侠. 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与公共服务供给：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稻莸氖抵し治[J]. 当代经济科学，2012（5）： 105-111.
[45] 徐盈之，吴海明. 环境约束下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综合效率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8）：34-44.
[46] Tsui K. Local tax system，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China's local fiscal dispariti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33（1）： 173-196.
[47] 贾俊雪.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与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2（12）： 35-45.
[48] 龚锋，卢洪友. 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实证研究[J]. 经济评论，2013 （1）： 42-51.
内容摘要：本文从供求两方面对产业结构形成和升级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心理需求是产品需求结构形成和升级的内在动力；收入水平及分配状况是心理需求实现的制约条件；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动力；政府宏观调控是产业结构形成和升级的重要外部条件。
关键词：产业结构 心理需求 技术进步 动力机制
产业结构形成和升级的需求
（一）心理需求是产品需求结构形成和升级的内在动力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大体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后一种需求又都是以前面一种较低层次需求的相对满足为前提的。如果把这些需求与物质产品及相关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可以更好地解释产业结构形成与发展的原动力。为了满足这种需求的发展变化，使得人类不断发明创造，引起产品和产业的变化。
历史发展表明，随着生产力及人均收入的变化，人类的需求亦从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费品―服务―精神、娱乐变动，从而产业结构亦从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变动。因此，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动，一些产业较为迅速地形成和发展，而另一些产业则相对发展缓慢、收缩、甚至停滞不前，即消费需求变动拉动产业结构的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轮以高增长行业推动经济高增长的周期过程，形成了以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拉动工业结构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第一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增长周期，以满足居民的吃、穿、用为主。第二轮增长周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家电产品等。第三轮增长周期是发生在2001年之后，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讯成为新的带动性产业，并由此带动了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提供中间产品的行业快速增长。这三次结构转变都与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相关，形成了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规律。
（二）收入水平及分配状况是心理需求实现的制约条件
心理需求形成的内在需求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还取决于收入水平及分配状况。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对消费结构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不同的收入阶层，消费结构有较大差异。消费结构存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生存资料的需要，二是发展资料的需要，三是享受资料的需要。由于同一种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功能，如名牌服装，不仅具有御寒的功能，而且具有审美与体现身份与价值的功能。这使得消费结构的界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得日益模糊。但无论从社会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还是从世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消费结构对比，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会相应地升级。消费结构的变化可以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到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将分别降低到37%和43%左右。这标志着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由满足于温饱向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转化。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居民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迅速增长；90年代初开始对固定电话的需求；90年代中后期对寻呼机、移动电话的需求；21世纪初期对住宅和家用轿车的需求等。同时还表现在越来越强烈的对健康、教育、旅游、信息咨询、科技发展、金融保险、家政服务等多元化的需求，消费结构呈现不断升级的特点。
（三）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引起产品结构及产业结构的变化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受供求关系影响，不同的产品带来的利润不同，使从事不同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产业部门和从业人员获得不同的利润和收入。不同产业在经济效益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引起生产要素向不同部门流动。那些需求旺盛的产业部门，在资金投入、人员吸引、资源利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一方面，现有产业部门会进行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会有更多的相关企业卷入相关产品的生产。产品数量急剧增多，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得到相应满足，市场空间相对于众多的企业来说十分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产品价格和利润也随之下降。为了利润，一些产业部门不得不开发满足消费新需求的产品，即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生产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实际上，个人的内在需求变化在宏观上表现为社会需求的变化，社会需求变化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通过影响产品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如前所述，消费结构的形成是心理需求内在动力和收入水平及分配状况制约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新产品的被接受总是出现从高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低收入水平家庭这样一个过程，而产业的发展过程也应具有一个合理的成长周期。因此，一个合理的社会收入结构，应呈现高收入和低收入水平群体较少而中产阶级相对较多的特点。这样，一种新产品的出现也往往是首先为高收入群体所拥有，随着产品成本的下降和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使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进入这一消费层，从而使原来的新兴产业成长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核心。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中等收入阶层的需求趋于饱和，低收入群体开始进入消费行列。但这时市场规模趋于萎缩，原来的支柱产业也逐步转变为夕阳产业。整个过程实现了消费品从高收入阶层到中等收入阶层再到低收入阶层，产业也经历了由新兴产业到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到夕阳产业的过程。因此，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社会稳定及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有很大影响。正因为如此，收入的分配状况合理与否，不仅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正常发展与升级，也对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产业结构形成和升级的供给
涉及产业结构的要素综合条件主要有与产业相关的自然资源状况（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自然资源，如森林、矿藏、水资源状况等），资本条件，劳动力条件(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技术条件，信息条件等。当一国或地区具有较强的要素综合比较优势时，产业部门就具有相应的发展潜力，通过市场作用，发挥产业优势。合理的产业结构又能够有效地带动经济的发展，带动地区的就业，使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得到相应提高，进而引起需求的升级，进一步通过市场作用，拉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上述要素综合条件中，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技术条件，笔者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动力。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供给方面看，各产业出现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影响其实际的生产过程，使要素投入配比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各产业产出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在各产业不相同，会导致整个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首先，技术进步通过更新完善原有的生产工艺和产业技术，促使该产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其次，技术进步使得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引起产业系统内不同产业比重的调整和变动；再次，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为企业效率的提高和新产业的兴起提供了高素质的劳动力。
从需求方面看，社会需求和需求结构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有关产业的要素投入，推动各产业部门出现不同程度的技术进步，促使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动。技术进步通常从以下方面引发产业结构变化：第一，技术进步促使新的机器设备和劳动对象大量出现，必然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需求结构和中间投入结构发生变动。原有的产业结构面临着新的技术结构选择，最终产业结构会发生适应技术进步要求的变化。第二，技术进步改善了产业的技术素质，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改善了出口产品的比较成本结构，从国际市场需求方面作用于国内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使其出现相应变动。第三，技术进步创造了新的产业部门，刺激和创造了新的需求，从需求方面拉动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技术进步还使原有产业的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使相应产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技术进步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反过来，产业结构升级也会通过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具体产业技术发展构筑高水平的操作“平台”，推进产业技术进步。有效发挥这种相互作用机制的作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都将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政府宏观调控是产业结构形成和升级的重要外部条件
市场机制要求完全的竞争，信息充分对称，企业是理性的“经济人”，但这一切都难以做到，尤其是处于发展与转型阶段的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同时由于市场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如信息滞后、只能事后调节等，导致企业盲目竞争扩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经济损失。作为追求经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必须研究市场，根据市场情况，对产业的现状及未来情况进行分析和预测，将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对市场实行必要的调控。同时将市场信息及时地进行收集与，引导产业的合理发展。同时，为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政府不再直接参与产业部门的管理，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和整体的角度，用财政、税收、信贷、补贴、价格、土地、金融、政策等对产业选择产生作用。
结论
通过图1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心理需求是消费需求结构形成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能否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结构，则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收入水平及分配状况的制约。现实的需求结构通过市场作用对销售产品价格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使从事不同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群体获得的利润不同，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合理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升级受制于要素综合条件。当一国或地区要素综合条件具有相对优势时，产业部门可获顺利发展，合理的产业结构也就相应形成。其中，强调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动力。此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在市场机制失灵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升级。
参考文献：
1.宋泓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冯飞.产业结构“十一五”求解[J].望新闻周刊，2005（4）
3.刘琳娜.产业结构•高新技术•政府职能[J].贵州社会科学，2005（1）
欲望是如何升级的
本刊讨论过从马斯洛的“需要五层塔”看人的欲望五层次（详见本刊2012年12期《企业家基因是游戏欲》），企业家的创新与城市化的进程存在内在关联。在欲望层次很低的农业文明时期，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目标仅仅是活着，几乎没有更高欲望，所以并非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企业家阶层与工业文明共生，但直到都市文明的时代才真正进入主流社会的权贵阶层。
在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千年（公元0001—1000年），人均寿命仅24岁，每三个婴儿就有一个在出生时夭折，所以多数人在财富欲望产生之前就告别世界了。欧洲的达芬奇和中国的周文王都是伟大的发明家，当时却无法将知识转化为财富，因为社会缺乏对财富的渴望。据统计，全球的人均寿命在公元1800年之后才达到34岁，由此人类社会的财富欲望才普遍形成。而当城市化进程开始启动，人类走进了欲望都市。200年前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5%，100年前不到15%，如今超过了50%。中国1949年的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10.55%，直到1980年才突破20%，2011年达到51.27%。由此推算，中国的城市化将在2025年后完成，城市人口达到10亿以上。
创新的另一个解释
从人性的欲望层次看欲望都市，城市化的进程就是人的欲望升级。从社会职能角度看，企业家是欲望开发者。无论是主动开发还是被动开发，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就是消费者的欲望开发，因此著名定位大师杰克·特劳特说：“定位，就是让你的客户迷失心智！”
人在欲望升级之时才会迷失心智，心甘情愿地接受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或者说“被忽悠”。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乔布斯开发的iPhone智能手机。手机的本源属性是通讯工具，但通讯功能（通话+短信）的成本100元足矣，人们为什么愿意花五六千元买iPhone呢？显然并非需要，而是因为想要，想要就是欲望的升级，是从生存需要的层次进入游戏欲和社交欲的层次，再升级就可能上升到奢侈欲及自我实现的欲望，价值几十万元的超豪华手机就会出现。消费者于是从至高无上的上帝成为企业家的玩具，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创新——被创造出来的新生事物。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