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美学；中国音乐美学；系统性；思维能力
1发掘、展示和重新阐释在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
上有着较为深刻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人类文明由来已久，历史的厚重推演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感是人类思想意识中的一种重要品质，它能唤醒历史使其在古今关系中绽放光芒。当代美学思想家叶朗在其《美学理论》《中国美学史大纲》等著作中提出的系统理论和所作的系统性论述是在学科理论建设的统摄下所作的古今通释。叶朗在其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借唐代思想家柳宗元重要命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阐述的“美”不是一种实体化的，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美”与审美活动互不分离；又借马祖道一“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固有。”阐明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借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意象世界是由人的意识照亮和唤醒世界万物形成的一个充满意蕴的美的世界。认为意象世界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审美活动与意象世界是不能脱离而存在的，美感活动产生美，表明美与美感的同一。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为美学学科理论发展和建设明确了学科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的审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审美活动不是认识活动而是体验活动，它的核心是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人生体验。其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些思想加以展示并加以重新阐释，发掘中国传统美学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内容，并着力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思想相融，在美学核心理论问题上认为“天人合一”是研究“美”的问题的模式，在审美中人与世界相融合一。而主客二分的模式是人与世界的外在关系模式，主客二分不应是审美研究所依照的模式，是认识论模式。在其美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中，其在美学理论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审美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情景相融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感性的，具有完整意蕴的，充满情趣的世界，是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在审美的愉悦中产生的美感。美学界对美学史的研究着眼于历史中的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及其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其美学史研究推进美学学科理论建设，在其美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中，善于发掘中国传统美学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内容，并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思想相融，建立中国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和命题在音乐美学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产生、发展、转化所构成的历史形成了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以它们的产生、发展、转化为研究对象。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范畴、命题、思想体系必然长久启迪学科发展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应以敏锐的视角发掘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使得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在这些核心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上予以充分展开。而如何展示及其明确处理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思考音乐美学基本原理与基本问题，把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与音乐美学基本问题、基本原理相联系，充分发掘其思想的深刻性，使这些深刻的思想在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上，在音乐美学学科理论建设上予以展开。这种展开会在一系列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上观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的。带着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研究历史上的音乐美学思想理论，用学科研究方式重新予以显现，在其基础上研究体系化的音乐美学基本问题，明确音乐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课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体系化的中国音乐美学学科思想理论。当然，“白马是马”与“白马非马”相斥的窘境我们在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中也会碰到。为了正确处理音乐美学史研究中的古今互用关系问题，立足音乐美学学科理论发展，阐释历代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古今融合，让古今视界在音乐美学科学理论体系的高度上达到融合。
妇产科学论文1700字(一)：妇产科学临床实习教学中CP结合TBL教学的应用探讨论文
妇产科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临床学科知识，也是医学院校中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内容，此科学内容存在比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在传统教学中，通常使用常规临床带教教学形式，虽然也起到了一定成果，不过无法令人真正满意，并且此种常规带教形式存在很多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带教师生之间互动不到位等。现在医学院教学方式发生了变化，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形式转变为主动形式，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引领的互动教学模式。现在将TBL和CP结合教学法使用在妇产科教学中，针对患者疾病类型进行检查、诊断治疗以及护理
等，使得患者得以早日康复，基于此，我院尝试在妇产科临床实习带教中使用CP结合TBL教学，并选取近年来我院实习的90例学生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开展相关临床研究，现具体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从2018年8月-2019年7月我院实习的90例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方案分成对照组（n=45），与观察组（n=45）。所有研究对象都是专业许而生，其中观察组男性15例，女性30例，年龄19-24岁，平均（18.24±0.45）岁。对照组男性25例，女性20例，年龄20-23岁，平均（21.24±0.04）岁。学生来自的大专和本科学院，对两组学生的基线资料以及文化程度等各方面进行对比，没有统计学差异，可比较（p>0.05）。
1.2方法
对照组学生采用常规传统临床带教方式，专业教师针对妇产科理论知识讲解后，引导学生进行查房实习工作，主要过程是，专业教师针对妇产科内容进行讲述，然后分配学生和患者进行沟通，掌握病史后进行妇产科检查工作，为孕妇书写病例、产程等。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依据实习具体情况提出问题，教师进行解决，最后以试卷测试形式针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检测。观察组采用CP结合TBL教学形式，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组划分，结合实际情况以每组3-5人不同成绩进行混搭【1】。第二，做好实习准备，教师为学生提供CP文本，简单接受后提出简单问题，实习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其中，对病情掌握后以自学形式查找资料，解决问题。第三，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基于教师引导下，做好治疗干预工作，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观察分娩过程，判断宫缩等。第四，个人发言时间，小组学生逐个提问进行解决。第五，总结点拨提升效果，依据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判断，做好重点讲解工作，做好知识拓展，引导学生解决问题【2】。
1.3观察指标
课程接受，组织学生进行考试，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向，以百分制形式进行，理论为60分，而实践则为40分，以调查问卷形式，收集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实践能力等，针对结果进行对比。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0.0软件对实习学生进行成绩考核，做好统计分析工作，成绩差异性对比可以采用t值检验检验水准α=0.05，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2结果
实习结束后对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核，针对考核结果进行对比，观察组最终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学生学习兴趣优于对照组，理论实践能力高于对照组，系团结协作能力也高于对对照组，并且独立查阅资料能力和创新意识也高于对照组（p<0.05），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3讨论
妇产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内容，此科學是结合了内外和儿科学科知识内容，需要学生具备深厚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还要具备熟练临床操作能力，以及和其他医师合作能力，同时还要具备良好沟通能力。TBL教学结合CP教学形式和常规传统教学模式对比，可以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使得学生更加自主学习，同时可以提升学生合作能力和沟通意识，进而使得学生综合素养得以提升【4】。TBL和CP教学形式在妇产科临床带教中使用，以小组形式进行教学，在整个过程中，会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意识，进而使得学生综合素养得以提升。研究结果显示，TBL结合CP教形式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各方面能力，促进实习学生发展。
妇产科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浅谈留学生妇产科学教学心得论文
摘要：留学生教育现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价一所高校开放程度的标准之一。但由于留学生在语言、文化及学习经历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留学生在课堂的学习和知识的理解上面临不同的困难。为了提高留学生妇产科学的教学质量，该文阐述了在妇产科学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心得与体会。
关键词：妇产科学留学生教学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9）10（c）-0246-02
当今留学生高等教育现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教学工作已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项新的任务和挑战。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一所高校的国际化程度，是高校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方面，也更是体现当代中国正不断由生产经济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重大转变。妇产科学作为临床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旨在研究女性特有的生理、病理变化及生育调控，是集专业性、技术性以及操作性为一体的学科，所以课堂上教师应培养学生正确的临床思维方法，充分发掘留学生的潜能，并令其逐步掌握各种常见妇产科疾病的诊疗方法。在多年留学生妇产科学教学过程中，笔者有以下几方面心得体会。
1留学生的具体实际情况
笔者学校临床医学5年制临床本科专业留学生，生源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口语基础，大部分学生英语口语相对流利，但部分学生英语口语带有较浓重的地方口音，并且汉语水平程度也参差不齐，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语言交流是教师面临的问题之一。并且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其国家的文化、信仰及教育背景也不同，所以对专业课知识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困难[1]。留学生课堂学习习惯与中国学生课堂学习习惯也有较大区别，留学生课堂学习气氛较为活跃，学生主动性强，与教师之间互动良好。但同时，课堂纪律相对比较难把控，因为上课过程中学生可能会打断老师的讲课随时提问，所以课堂上教师需积极引导学生，争取让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有所收获。
2教学方法的实施
2.1理论课教学
因为考虑留学生未来毕业后虽然可能回国工作，但在中国留学实习阶段，面临的患者大多为中国患者，所以尽量让学生适应中国的医疗环境，在课堂上采取中英双语式教学。课堂首先先用传统多媒体课件展示全英文理论课程内容，但摒弃传统课件中冗长、繁琐的文字描述，课件中采用形象的图片、多彩的动画以及部分原版英语声音影像，形象生动地为学生展示该堂课的教学目的，通过生动的讲解带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课堂采用启发式及点拨式教学，在理论知识讲授完毕后，以“角色扮演”和“情景虚设”的方式对所学疾病总结，通过案例让留学生融入角色，并参与到情境模拟中，使其更切身感受到课堂的精髓所在，教师同时予以指导，培养留学生的临床思维，使学生熟悉和掌握相关知识点。教师事先选择一中国名学生，其作为“患者”经过课前简单的培训，以便于课堂上能轻松应对留学生的发问，并且尽量向标准化病人（SP）靠拢。然后，让学生分别对其进行病史采集、口诉体格检查项目及应实施的辅助检查名称。为了使学生更好地适应临床实习环境，要求学生需用中文依次询问病史，无法用中文准确表达者，教师在旁边进行解释说明，并鼓励课堂上其他同学用中文进行补充提问。若学生提出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项目有误，教师在其旁询问选择该项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的目的，进行解释说明错误所在，并回放课件中的相关知识点让学生深刻意识到错误的原因；若学生提出检查项目正确，教师应积极地对其进行下一步的引导，并以多媒体的方式展示该“患者”的检查结果，引导其针对性地探索该疾病，做出正确的诊断及同时回答出鉴别诊断名称。在这一模式中，有的学生可能因性格原因不愿意参与其中，或者对此表现得漠不关心，为了达到教学目的，应争取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进来。并且授课教师在补充和解答问题过程中对于重点中英文词汇做反复提醒、强调，进而加深学生对该堂课程的印象。
2.2实践课教学
因妇产科学其本身的特殊性，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很可能涉及患者个人隐私问题，且基于目前中国医患关系紧张，实践课对于教师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实践课前教师事先准备典型病例，要求学生应在课前温习相关理论课知识，鼓励并提倡学生收集理论课堂上有所困惑的知识点。虽然理论课上有“角色扮演”和“情景虚设”环节，但牵涉到与真实患者沟通和相处的方式方法，也是医学生所必备的技能之一，在问诊过程中能让留学生深刻体会到医患沟通的重要性，旨在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病例对象选择能配合的典型病例为主，教师采用学生与患者“零距离”接触模式，事先与患者充分沟通，在取得其同意和理解后，带留学生走进病房。
然后采取将学生自由分组模式，一般分为4～5个学习小组为宜，每组选择一个学生作为代表向患者询问病史，同样使用中文式提问，再由组内其他成员补充提问。留学生代表可对患者进行简单查体，模拟式提问辅助检查结果，然后由教师在旁边给予辅助检查结果的回答。教学实践过程中组内同学可以随时讨论，尽可能完善病史采集。询问结束后再进行组间的补充回答，探讨在问诊及查体时的疏忽遗漏之处，然后进行弥补和纠正，并对该病例的体征、初步诊断、诊断依据及鉴别诊断进行分析，提出诊疗方案。最后环节再由带教老师对各组讨论结果进行补充及点评，并结合具体病例解答实践课前学生收集的有困惑和争议的问题。因留学生相比中国学生性格更加活泼、自信，且思维活跃，这种“分组式”的病例实践课，最大程度上采用了合作式、互助式的教学模式，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学生的反响普遍良好，同時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更好地融入课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教师与同学之间的完美互动及配合，增加了师生及生生之间的交流。并且让学生通过与患者的切实接触，了解中国医疗现状，适应中国国情，让他们在案例学习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团队式”医疗，增加团队合作精神。
3讨论
科学论文是对科学领域的现象进行研究并描述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它记载科学工作者探索未知的过程，反映科研工作的水平和价值，也是科学家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文字记录。
医学的任务在于认识疾病，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寻找防治疾病的有效措施，增进健康和延年益寿。医学科学论文是医学工作者在医学科学实验或临床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总结。
一、医学论文的性质、特征和要求
科学论文的特征是由科学研究的性质所决定。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造和无止境地探索未知的过程。
它的显著特征是①系统性②客观性③继承和创造性
医学研究的基本程序：
问题的提出—假说的形成—假说的验证—现象事实资料的收集分析—结论的得出—形成科学论文
论文的形成也是科学研究基本程序的描述、概括和反映。
论文的特征是：1、高度的科学性
2、严密的逻辑性
3、语言文字的准确、客观、概括性
4、理论性（由感性上升至理性）
5、规范性
二、医学论文的类别
1、按专业性质分：
医学论文：A、基础医学论文（方法、结果、讨论（结论））
B、临床医学论文（临床经验体会、临床总结报告、专题研究总结、新技术新方法报道、病例分析、病例报告、病案讨论）
2、按研究性质分：A、探索性研究
B、发展性研究
3、按科研手段分：A、调查性研究课题
B、观察性研究课题
C、实验性研究课题
D、总结经验性研究课题
E、整理资料性研究课题
4、按功用分：A、学术论文
B、学位论文：学士论文5000～10000字，反映作者学识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硕士论文1～5万字
博士论文＞5万字
硕士论文的要求：
①反映著者专一专业的知识广度和深度
②反映著者已能独立从事该专业的研究工作
③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有新见解
④对该专业的学术水平的提高有推动作用
博士论文的要求：
①对某学科某领域有深入广博的学识
②能对某学科提出创造性的见解
③对该学科的研究水平有重大突破和重要推动作用
④能独立选择具有创造力的研究方向，并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三、医学科学论文的体裁
1、论著性
2、学术讨论性
3、综述性
4、交流性
5、评论性
四、医学科学论文的评估
1、内容的独创性
2、资料的正确性
3、结果的确证性创新、求是、达理
4、成果的应用性
5、文章的可读性
五、医学论文的基本格式和规范要求
㈠标题（题目）
要求：1、能揭示论文精髓(研究目的、对象、指标、效果)
2、简明、醒目、新颖、准确、生动、富有吸引力
3、＜20个字，尽量不设副标题，需要时用破折号分开
4、缩写和原形不宜同时出现。10以下用汉字，11以上用阿拉伯数字（十二指肠除外）
㈡署名
作用：1、成果的归属
2、文责的归属
要求：1、单位左侧，姓名右侧
2、个人成果属个人姓名，集体成果按贡献大小排序
3、著者工作单位一般只列出单一作者，余可作脚注
4、确认他人帮助可用致谢
㈢目录：对长篇论文而言，起提供作用，供读者了解论文内容梗概及各论点之间的联系。
㈣提要（摘要）
要求：1、字数250～500字左右
2、内容包括：本课题的研究原由、目的、范围和重要性；研究内容和方法；突出成果和成果的价值和意义；阐明结论（结论的提出有三次：提要、前言、讨论）通过阅读提要可获得本文的概念、论点、准确数据和基本结论
3、文字简明扼要，独立完整
4、忠实原文，不加评论，不与其它研究工作对比关键词：不超过5个，列于摘要之后
㈤引言（前言、导言、序论）是论文的开头、总纲，扼要点破论文的主要内容
要求：1、内容包括：论文的主题、目的和范围、课题研究的背景和起点，阐明本课题希望解决的问题及意义
2、防止“夜郎自大”和“过度谦虚”
㈥材料与方法是论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说明试验和观察所使用的材料方法、研究过程、测试方法，以便重复验证和估计其可靠性。
要求：内容包括：实验装置、实验方法、实验和观察所用的材料和研究的基本过程，可借助图表、实物照片来表示。
㈦结果——主要陈述实验和观察到的事实结果
要求：1、客观、可靠、准确
2、不要主观臆测，任意取舍
3、主要是摆事实，不必分析评论、评价
4、必要是用统计图表、实物照片帮助陈述事实结果
㈧讨论—根据“结果”提供的事实，探讨主题的一种研究方式
内容要求：1、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判断，估计结果的正确性，评价其意义，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2、与前人的工作联系起来，比较其异同，解释其因果关系或提出自己观点和建议。
3、指出结果的理论意义及大小，应用价值如何
4、实验过程有何经验教训，尚待解决的问题及今后进一步研究方向。
5、引用文献要注明出处，避免与自己的结果混为一谈。
6、避免主观臆测，自圆其说。对结果进行深入广泛的分析和综合，提高对结果的认识，为结论提供理论依据。
㈨结论（小结）说明论文阐述的主要发现所能说明的理论认识，是全文的概括和总结。
要求：1、同研究目的保持一致与前面提出的问题前后呼应
2、把讨论分析得出的认识，以简明扼要的论点形成表达出来，结论应能概括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和结果
3、讨论中引用和涉及的材料只作旁证，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
4、要客观科学准确简练地使用文字，避免笼统，过宽过窄的断言
㈩致谢
[十一]参考文献——列在论文末尾’’用温哥华格式
1、期刊参考文献格式：
著者文题刊名出版年卷（期）及页码
孔详彬伪石蒜碱抗癌作用原理的探讨癌症1988;2(3):144～145HuthE.Newformsforreferences.BrMedJ1979;1(6):1697-8
2、图书参考文献格式：
著者书名版次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页码
齐顺贞主编实用外科诊疗技术第1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1741DavenportHW.Adigestofdigestion.2nded.Chicago:YearBookMedicalPublishers’’1978:123-5
[十二]附录
1、实验中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由于正文篇幅关系无法列入，又有旁证价值
2、论文已完成后，发现有新材料或遗漏材料必须补充
[十三]外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
1、英文文题
2、作者姓名和单位
3、摘要内容
科学是与知识相关的问题
人文教育课上关于科学问题的讨论体现在对“知识”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不仅仅是认识论的“认知”问题，而且还包括知识的伦理、知识的观念、知识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知识者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处境等与“人的知识”有关的问题。知识是一个比科学更为广泛的话题，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区别可确定的“知识”与会出错的“看法”，《圣经•创世记》里对人类偷食“智慧之果”提出教喻，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以经验归纳为基本方法的科学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后来科学给世界带来空前物质文明也造成巨大祸害（如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所说的寓言故事），二十世纪电脑和二十一世纪“谷歌”时代的“图像”和“技术代替大脑”型知识，这些都是人文教育课上不断出现和持续延伸的讨论话题。“知识”广泛的问题意识与“科学”之间有着自然的联系。“科学”(science)一词的拉丁词源scientia就是“知识”的意思。科学是一种可以理性解释的，并具有可靠运用性的知识。今天，人们所特别称为“科学”的，不仅是指这样的知识（往往是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而且更是指对这种知识的特别追求方式（以经验求证为本的“科学方法”），乃至这种方法所特别体现的真理价值（所谓“科学精神”）。对“科学精神”的人文表述往往与人们常常特别强调的“实事求是”不同。例如，十八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说：“科学是激情和迷信的高效解毒剂。”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Huxley）把科学看成是普通人都能运用的思维方式，他说：“科学只不过是最佳的常识，在观察时严格准确，在思考中严守逻辑。”爱因斯坦则反对把科学思维神秘化，他说：“全部的科学不140过是日常思维的提炼。”这样的表述闪烁着思考者自己独特体会的光彩，更能为人文课增添思想乐趣。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以冷静、理性、常识的方式谈论关于知识的问题，不断有机会将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或内容相联系。在人文教育中，这叫作知识的“周边扩展”（contextualization），也是大学教育对学生“知识信息融会贯通”（contextualizedinformation）的基本要求。例如，柏拉图的《美诺篇》里，苏格拉底在讨论与“知识”有关的问题时，用了几何学的例子。最早的古希腊科学家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的米利都，他们第一次拒绝使用传统神话或宗教解释来言说周遭世界的现象，而代之以理性解释，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理论”。他们对几何学和政治学抱有同样的热忱。几何学（本意是“丈量土地”）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实用科学。几何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因为土地是当时最宝贵的财产，要建立新的城邦，就需要仔细丈量土地，将其平均分割并分配给殖民者。人文课上学生们讨论欧几里德的《几何要素》，关心的远不只是它的数学知识,而是它的人文价值。例如，希腊几何学是一个典型的语言概念逻辑系统,与古埃及以图像为本的几何学不同。它从一个最基本的关于“点”的定义(点只有位置而不占有空间)出发,延伸出线段、角、圆等等,终于构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完整概念世界。最完美的点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任何画出来的、人类眼睛能看到的点,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点,因为它必定不只是一个位置,而是占据了一点点空间。
同样道理,我们能看到的直线必然不是真正的直线,我们能看到的圆必然不是真正的圆。真正的欧氏几何是一个只能用文字来表述、一个只有靠想象才能进入的世界。这个几何世界和文学世界、历史世界、伦理世界等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欧氏几何于是引发了一系列至今仍使许多领域中的思想家着迷的问题,如语言和理念的关系(是语言反映现实,还是语言构成现实),理想和141现实的关系(典型的柏拉图问题,“理念”和“现实”,哪个更真?)人的逻辑能力问题(康德把逻辑和时空感确定为人的规定性,维特根斯坦把“伦理”和“逻辑”定为世界存在的条件),“第一原则”问题(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可以归到像“点”的定义那样简单的基本理念吗?)等等。这些问题可以对学生有很多关于“知识”问题的思想启发,往往会引起热烈的讨论。例如,有的学生会问,如果完美的“点”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想象永远不可能用眼睛看见的事物,那么我们神奇的想象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会争论，想象是不是人的一种知识能力（爱因斯坦说，“人类真正的智识表现为想象，而非知识”）？想象是人的天性还是神的恩赐？这种争论本身比它可能得到的任何答案都来得有趣且有教育意义。无论答案是什么,人的想象、人的理性、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都会在新的凝视下显得神奇和神圣。对人的自由思想和想象的控制也会更显现出它的残酷和违法人性。又例如,正如任何可见的点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中的点来得完美,是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里的“好人”和任何一种现实中的“善事”,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之中的“好”和“善”?社会的德性伦理建设能否通过“向某某好人学习”来实现?还是无可避免地必须诉诸某种理想的“好”和“善”?这样的好和善是否具有普世性？其知识和观念又是怎么形成的？像这样的讨论会把学生的关注点从哲学认识论的一些问题引向伦理和意义的问题，而不只是局限在几何知识的特定内容。其实，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关心物质世界的构成，苏格拉底把这种关心转化为伦理以及人类在相互关系和社会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这个转变至今对人类充分认识科学的利与害，以及科学与统治权力的关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学生们在希腊思想课上阅读《几何要素》的人文教育意义所在。
科学和“人的普遍问题”
人文教育课上讨论科学的目的与讨论其他文本（文学、历史、宗教、政治、哲学等等）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学生对“人的普遍问题”进行思考和提问的能力，其中包括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法国杰出的“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最关心的问题）。在阅读伽利略的《星际信使》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相当突出。这个历史时期的人文阅读讨论没有选牛顿，而是选了伽利略，是经过考量的。这不是因为伽利略在科学贡献上比牛顿更伟大，而是因为他在两个方面更符合人文教育课的教育目的—他让我们看到科学背后的人类心灵，也让我们看到，由于无法摆脱来自政治（当时是宗教政治）权力的限制，真实的知识体现的是人的一种怎样的被压抑的知识信念，它也同样映照出一种自由与屈从同在的科学家人格，至今仍然如此。人文教育顾名思义是“人的自由教育”，自由的人格是这个课程培养学生的一个主要目标，然而，自由是有条件的，无视这一点，便不能真正懂得自由。伽利略的《星际信使》让我们看到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看到科学家在与权力体制（天主教会）发生灾难性冲突时，人格特征会变得模糊。尽管如此，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可亲近的人。
而且，一个有公共意识的科学家，他不只是从事科学研究，还需要为传播他所珍视的科学发现而运用解说者的丰富才能。伽利略受当时的教会迫害，这是学生们都知道的。但是，通过阅读《星际信使》，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化了的“知识殉道者”，而是一个为了自身安全，很会讨好权力，与之妥协，也很善于为自己谋取有名有利学术职位的“聪明人”。这种讨好和妥协是因为他不得不应付权力对知识的武断审查。然而，虽然这是不得已的自我防卫策略，但却还是一种为追求真实和真理付出的道德和人性代价。不仅如此，伽利略还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将《星际信使》献给143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并将木星的四颗卫星以美第奇家族之名来命名，伽利略因此如愿以偿获得这位欧洲最具权势的统治者的赞助。伽利略因此成为一个“不自由的知识人”的象征性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强制性权力控制下的知识人和知识的普遍处境。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特征的人物—复杂、多面、矛盾，有着与我们一样的平凡人性。这与我们在科学教育中常常碰到的那种脸谱化的“科学家”（“爱国”加“专研”）是完全不同的。例如，“”结束后不久，数学家陈景润成为“科学的春天”里的知识人格典型，他除了演算数学题之外，几乎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关心。相比之下，伽利略则向我们展现了他作为社会和政治中人的全面投入和由此显现的鲜明个性。
科学不寻找绝对真理
十七世纪，科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不仅是笛卡儿，而且还有培根，培根甚至还更有代表性一些。人文课上之所以选笛卡儿而非培根，一个重要原因是，笛卡儿让我们更为典型地看到理性与信仰（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在科学家那里可能发生的自相矛盾。一面秉持以怀疑来确定真实知识的原则，一面却屈从于某种不容置疑的“信仰”，这样的分裂人格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而造成这种分裂的往往不是科学家真的有什么“信仰”，而是因为他们对某些事情有所“害怕”。学生们在人文教育课上阅读笛卡儿的《谈谈知识》，不难从字里行间读出他因为伽利略于一六三三年被教会迫害而感到的害怕，他是一个“吓怕了”的科学家，统治权力对知识者的杀鸡儆猴手段在他身上是发生作用的。笛卡儿坚持理性的怀疑，他知道，这种怀疑精神可能摧毁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作为妥协，144他倡导建立一种“临时的道德原则”，直到理性能找到并维持新的原则为止。比起他的同时代人培根来，笛卡儿对待宗教和上帝的问题要小心谨慎得多。这是因为他害怕像伽利略那样受到教会谴责，他于一六三三年被迫放弃对哥白尼学说的信念（相当于公开检查和承认思想错误），也放弃了发表与伽利略见解相似的《世界》（TheWorld，一六三三年完成）一书的念头。在阅读笛卡儿时，学生们讨论得更多的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形成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所谓的“理论”—科学的以及其他被称为或自称为是“科学”的那种理论。人文课上的大学生对现代科学观念在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发生的根本范式转变很有兴趣，但他们对这之前的亚里士多德旧科学范式却往往了解甚少，因此需要向他们介绍亚里士多德对“心智”(mind)、“知识”（knowledge）和“科学”(science)的观点。这些观点也都与知识讨论的其他问题有所关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心智”（也就是“在头脑里发生的”）只限于“推理”和“理解”。人的感官、想象、意志等等是指向心智之外的，因此不是纯粹的“智力”，它们只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而已。
在“我怎么感觉”与“外面有什么”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因此，感官经验直接向人们提供了外部事物的知识。笛卡儿对十七世纪新科学范式有重要贡献，他把人的感官经验、想象和意志、推理和理解一起归入“心智现象”。他在“我怎么感觉”和“外面有什么”之间划了一道界限，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怀疑：我们能确定自己所感觉到的事物吗？如果我们不能确信由感官所察觉的事物（例如，水杯里看起来是“弯”的筷子其实是直的），那么我们便不能从观察中推导出所谓的“科学真理”来。所谓的“科学观察”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人的意志解释行为，对它的科学性（可靠的知识性）绝不能轻易下定论。但是，笛卡儿对绝对确实的否定并不彻底，他的怀疑论（“我思，故我在”）仍然是为了寻找某种在亚里士多德范145式中无法获得的知识确定性。今天，我们可以比他更进一步地知道，在科学里是找不到绝对的确定性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科学真理，更不要说是“宇宙真理”了。知识骗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私利打扮成真理，并把谋取这种私利的手段夸耀为科学。学生们在讨论中很感兴趣的是，任何科学理论的性质都是提出某种基本“假设”(hypothesis)，而不是从什么一定正确的原理推导某些“证明”（demonstration）。学生们对“担保”（warrant）的认知作用尤其感兴趣，因为他们许多都来自有宗教背景的家庭，对“信仰担保”与“科学证明”之间的区别已经有所了解。例如，平面几何的“勾股定理”有几十种不同的证明，但这并不比只有一个证明增加“勾股定理”的可信性。但是，“信仰”或“信念”的担保是有可加性的，来自多个不同方面的支持越多，条件就越接近充分，担保就越有力，越令人信服，宗教历史的故事、事例和人物、道德感化、神学研究等等都是在提出这样的担保。把理论看作“假设”，这其实已经是在把从理论得到解释的现象当作是一种“担保”了。理论被人们相信，是因为它有经验的支持。理论中包含了一种由“担保”所支持的“信念”，信念发生在感觉官能和思维官能的相互结合中。例如，牛顿力学定律之所以被人深信，不仅在于他找到了开普勒原来分散的结果的统一内在原因，而且更在于它被以后无数成功实践所担保。但是，这些担保并不充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与这个信念不符的实例。近代力学研究发现，当运动中物体的速度达到光速时，牛顿定律的结论与实验结果之间的偏差就很明显，这时就得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了。然而，尽管牛顿力学的担保是有条件的，但在它使用的条件范围内却是完全可靠的。虽然相对论力学是比牛顿力学更具精确性担保的知识，但它并不降低牛顿力学的价值。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都在牛顿力学有担保的条件之内，因此牛顿力学在日常生活中有比相对论更广泛的用途。这样的科学知识对学生们了解其他知识及其运用的范围和条件很有帮助。他们由此知道，科学的成就在于得出某种有担保的理论（即“假设”），而不是绝对确定无疑的知识（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类诉诸理性的怀疑（不同于非理性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所得到的这个对“知识”的理解，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人文科学。人文教育课上讨论科学，涉及许多与人类思想史、观念发展、哲学、政治、社会有关的问题，不要求面面俱到，只要求学生们开动脑筋，积极加入讨论。这样的讨论是一种“交谈”(conversation)，学生们自己的思考、提问、回应和关心的问题成为交谈的主要内容。老师的任务是协助讨论，不是知识灌输（lecture）。这与自然科学课程上的“特殊知识传授”是不同的。因此，即使是同一门人文课，每次教的时候讨论内容也会有明显的不同。
环境科学论文3500字(一)：浅谈地理信息系统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地理信息系统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先阐述了GIS的概念和功能，然后重点论述了GIS技术在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等方面的具体应用，旨在将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给予环境科学强有力的支撑和保证，为环境科学领域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科学；应用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强大推动下，地理信息系统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和优势，其应用价值极其显著，尤其对环境科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对于环境科学发展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现阶段，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过程中，投入了较多新型技术，其中，地理信息系统不容忽视，已经得到了社会上的高度认可和关注。
1GIS的相关概述分析
1.1概念
对于地理信息系统来说，作为计算机系统之一，可以促进空间数据的采集、储存以及查询检索等顺利进行，有助于对海量地理数据予以分析和处理，已经成为一大通用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的关键就在于地理空间数据库，基于计算机软硬件环境，采集和储存整个空间相关数据，所以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技术系统。
1.2功能
对其功能进行分析，主要是指在地理数据处理工程中，GIS的作用显著
数据的采集和输入，也就是在数据处理系统中，实现系统外部原始数据向系统内部的顺利传输，并将这些数据从外部格式实现向内部格式的顺利转换，为系统处理提供便利性。第二，数据编辑，首先，对于图形编辑来说，主要涵盖、图形编辑、图形修饰等功能，其次，对于属性编辑来说，主要是指与数据库管理相整合，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修改和删除等。第三，数据存储和管理，对于数据存储来说，要求在计算机内部或外部存储介质上，记录好数据，其存储方式与数据文件的结构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关键要加强记录的逻辑顺序的构建，属性数据，在关系数据库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第四，空间查询和分析，其中，对于数据查询和检索来说，主要是指從数据文件和数据库中，对所需数据予以查找或选取。借助GIS技术，可以对所定区域的各种现象予以有效分析。
2GIS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环境监测，与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环境信息与空间位置的关联性极其明显，所以在环境监测中，地理信息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借助该项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各种环境信息的获取和存储等提供很大的便利性，并确保环境信息具有高度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为环境监测的开展助益。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和数据处理功能显著，要加强GIS的功能模块的应用[1]，与选定的环境监测模型结合在一起，有效处理多源环境信息，将环境演变的动态规律挖掘出来，动态化监测环境，并直观展示出环境的变化情况和规律等，将其制作程图片。
2.1在大气环境动态监测方面
在城市工业化不断发展过程中，城市工业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在城市空气中，充斥着较多的有毒有害物质，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予以了高度重视。对大气环境的特点进行分析，主要是指其空间尺度较大，人类生存的大气圈中，其厚度是不可想象的。空气在自然环境中的流动性较高，所以GIS技术，在大气环境动态监测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以此来将监测和分析功能发挥出来。加强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可以有效收集和整理大气污染隐患的企业和位置信息等，并加强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构建。通过对GIS空间分析和数据显示功能的发挥，可以为污染物在大气中浓度分布图的获取提供便利性，从而对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和超标情况予以充分了解。
2.2在水资源环境监测方面
在工农业发展中，水资源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但是水源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化，而且复合型污染特点比较明显，对于饮用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针对水资源环境，必须要注重监测和管理的实施。对水资源环境的特点进行分析，具有庞大的空间信息量，GIS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有效管理和分析空间信息这一方面。在水资源环境监测中，加强GIS的应用，可以将水质监测数据和空间数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升上来，为管理人员有效查询和修改各种空间信息创造有利条件[2]。GIS的空间分析和图标分析功能显著，可以更好地制作空间和检测数据的专题图，确保污染治理方案的制订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比如某一研究人员借助GIS技术，合理设计地下水监测网络，有效监测和分析所选研究区域的场地，不断提高管理地表和地下废物的有效性，及时将潜在污染源挖掘出来，更好地保护水源井，并且作用于填埋场选址这一方面。
3GIS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
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来说，主要是指系统化分析和预测拟议中的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程度。环境影响评价，旨在对在规划和决策中考虑环境因素予以积极引导，确保人类活动具有较高的环境相容性。现阶段，环境影响评价的诸多环境问题，可以借助成熟模型来进行描述，但是这些环境模型空间数据的难度性较高，尤其在操作和显示方面，而且空间特性较为显著。借助GIS技术，可以集中整合数据和地图，加强拓扑关系的构建，为空间分析和查询各类专题图创造有利条件，并将环境质量和污染状况直观展示出来。
3.1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方面
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环境信息数据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对相关环境信息予以充分掌握，如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区域环境质量等。环境信息数据量比较庞大，而且与空间位置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环境评价的各种模型中，要对GIS集成与场地相关的各种数据予以应用，给予综合化分析和模拟强有力的保障，更好地分析环境质量现状。GIS的数据管理和跟踪能力较为强化，可以对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工程建设单位予以协助检查，引导单位自身将自身的职责履行到位，并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事后验证工作落实下去。
3.2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方面
对于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来说，主要是指加强科学技术的原理和方法的应用，将该区域环境中与发展过程相关的人类活动、自然作用的规律予以反映。借助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旨在协调发展区域内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等，确保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的要求相互统一。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中，GIS的应用，可以对地理区域复杂化的污染源信息等予以管理，并对区域环境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3]。此外，叠置地理对象的功能不容忽视，将同一区域不同时段的多个环境影响因素与特征叠加整合在一起，对区域环境质量演变和其他因素的相关关系予以合理化分析，从而更好地预测区域的环境质量。区域的污染源数据关联于各种环境预测模型，加强模型预测法的应用，可以为预测区域的环境质量创造有利条件。
3.3累积环境影响评价
对于累积环境影响评价来说，主要是指针对累积环境变化的过程，应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估，也就是分析和调查，对影响源和过程的累积，并解释各个影响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累积，对以往、现在的人类活动的累积影响进行预测，当然也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反馈效应。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果具有统一的潜在发展行为的方向和内容等，应予以合理化选择。累积环境影响评价，可以将环境影响评价的时空分析范围予以拓展化，并将环境变化的时空放大作用发挥出来，所以对评价方法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GIS技术，在编辑和加工长时段区域数据的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对环境影响在时空的累积特征进行有效识别，所以可以广泛应用于累积环境影响评价。
4GIS在环境规划中的应用
对于环境规划来说，主要是指调查和监测一个区域的环境现状，由于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环境变化进行预测，并基于生态学原理，要对工业部门结构和生产布局等予以调整，作为战略性部署之一，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建设目标。在环境规划中，GIS的应用，有助于集中整合GIS空间分析技术、空间图形库，促进环境数据收集和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为预测和污染控制规划方面的处理提供帮助，确保环境规划决策的过程，具有高度的直观性和有效性。
5结束语
综上所述，GIS的空间数据和非空间的属性数据管理优势显著，而且具有较高的空间分析能力，GIS可以有效编辑多种空间数据，并借助对各种专题图和统计图的分层输出，可以满足资源节约化需求，避免浪费更多的人力和财力等，同时所获取的精准度较高。在GIS技术发展中，将会大大完善环境领域中的应用范围，促进我国环境科学领域的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赵一蕊（2003-），女，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在读，研究方向：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浅谈地理信息系统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地理信息系统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先阐述了GIS的概念和功能，然后重点论述了GIS技术在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等方面的具体应用，旨在将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给予环境科学强有力的支撑和保证，为环境科学领域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科学；应用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强大推动下，地理信息系统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和优势，其应用价值极其显著，尤其对环境科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对于环境科学发展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现阶段，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过程中，投入了较多新型技术，其中，地理信息系统不容忽视，已经得到了社会上的高度认可和关注。
1GIS的相关概述分析
1.1概念
对于地理信息系统来说，作为计算机系统之一，可以促进空间数据的采集、储存以及查询检索等顺利进行，有助于对海量地理数据予以分析和处理，已经成为一大通用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的关键就在于地理空间数据库，基于计算机软硬件环境，采集和储存整个空间相关数据，所以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技术系统。
1.2功能
对其功能进行分析，主要是指在地理数据处理工程中，GIS的作用显著
数据的采集和输入，也就是在数据处理系统中，实现系统外部原始数据向系统内部的顺利传输，并将这些数据从外部格式实现向内部格式的顺利转换，为系统处理提供便利性。第二，数据编辑，首先，对于图形编辑来说，主要涵盖、图形编辑、图形修饰等功能，其次，对于属性编辑来说，主要是指与数据库管理相整合，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修改和删除等。第三，数据存储和管理，对于数据存储来说，要求在计算机内部或外部存储介质上，记录好数据，其存储方式与数据文件的结构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关键要加强记录的逻辑顺序的构建，属性数据，在关系数据库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第四，空间查询和分析，其中，对于数据查询和检索来说，主要是指從数据文件和数据库中，对所需数据予以查找或选取。借助GIS技术，可以对所定区域的各种现象予以有效分析。
2GIS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环境监测，与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环境信息与空间位置的关联性极其明显，所以在环境监测中，地理信息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借助该项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各种环境信息的获取和存储等提供很大的便利性，并确保环境信息具有高度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为环境监测的开展助益。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和数据处理功能显著，要加强GIS的功能模块的应用[1]，与选定的环境监测模型结合在一起，有效处理多源环境信息，将环境演变的动态规律挖掘出来，动态化监测环境，并直观展示出环境的变化情况和规律等，将其制作程图片。
2.1在大气环境动态监测方面
在城市工业化不断发展过程中，城市工业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在城市空气中，充斥着较多的有毒有害物质，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予以了高度重视。对大气环境的特点进行分析，主要是指其空间尺度较大，人类生存的大气圈中，其厚度是不可想象的。空气在自然环境中的流动性较高，所以GIS技术，在大气环境动态监测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以此来将监测和分析功能发挥出来。加强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可以有效收集和整理大气污染隐患的企业和位置信息等，并加强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构建。通过对GIS空间分析和数据显示功能的发挥，可以为污染物在大气中浓度分布图的获取提供便利性，从而对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和超标情况予以充分了解。
2.2在水资源环境监测方面
在工农业发展中，水资源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但是水源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化，而且复合型污染特点比较明显，对于饮用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针对水资源环境，必须要注重监测和管理的实施。对水资源环境的特点进行分析，具有庞大的空间信息量，GIS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有效管理和分析空间信息这一方面。在水资源环境监测中，加强GIS的应用，可以将水质监测数据和空间数据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升上来，为管理人员有效查询和修改各种空间信息创造有利条件[2]。GIS的空间分析和图标分析功能显著，可以更好地制作空间和检测数据的专题图，确保污染治理方案的制订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比如某一研究人员借助GIS技术，合理设计地下水监测网络，有效监测和分析所选研究区域的场地，不断提高管理地表和地下废物的有效性，及时将潜在污染源挖掘出来，更好地保护水源井，并且作用于填埋场选址这一方面。
3GIS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
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来说，主要是指系统化分析和预测拟议中的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程度。环境影响评价，旨在对在规划和决策中考虑环境因素予以积极引导，确保人类活动具有较高的环境相容性。现阶段，环境影响评价的诸多环境问题，可以借助成熟模型来进行描述，但是这些环境模型空间数据的难度性较高，尤其在操作和显示方面，而且空间特性较为显著。借助GIS技术，可以集中整合数据和地图，加强拓扑关系的构建，为空间分析和查询各类专题图创造有利条件，并将环境质量和污染状况直观展示出来。
3.1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方面
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环境信息数据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对相关环境信息予以充分掌握，如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区域环境质量等。环境信息数据量比较庞大，而且与空间位置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环境评价的各种模型中，要对GIS集成与场地相关的各种数据予以应用，给予综合化分析和模拟强有力的保障，更好地分析环境质量现状。GIS的数据管理和跟踪能力较为强化，可以对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工程建设单位予以协助检查，引导单位自身将自身的职责履行到位，并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事后验证工作落实下去。
3.2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方面
对于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来说，主要是指加强科学技术的原理和方法的应用，将该区域环境中与发展过程相关的人类活动、自然作用的规律予以反映。借助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旨在协调发展区域内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等，确保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的要求相互统一。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中，GIS的应用，可以对地理区域复杂化的污染源信息等予以管理，并对区域环境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3]。此外，叠置地理对象的功能不容忽视，将同一区域不同时段的多个环境影响因素与特征叠加整合在一起，对区域环境质量演变和其他因素的相关关系予以合理化分析，从而更好地预测区域的环境质量。区域的污染源数据关联于各种环境预测模型，加强模型预测法的应用，可以为预测区域的环境质量创造有利条件。
3.3累积环境影响评价
对于累积环境影响评价来说，主要是指针对累积环境变化的过程，应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估，也就是分析和调查，对影响源和过程的累积，并解释各个影响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累积，对以往、现在的人类活动的累积影响进行预测，当然也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反馈效应。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果具有统一的潜在发展行为的方向和内容等，应予以合理化选择。累积环境影响评价，可以将环境影响评价的时空分析范围予以拓展化，并将环境变化的时空放大作用发挥出来，所以对评价方法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GIS技术，在编辑和加工长时段区域数据的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对环境影响在时空的累积特征进行有效识别，所以可以广泛应用于累积环境影响评价。
4GIS在环境规划中的应用
对于环境规划来说，主要是指调查和监测一个区域的环境现状，由于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环境变化进行预测，并基于生态学原理，要对工业部门结构和生产布局等予以调整，作为战略性部署之一，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建设目标。在环境规划中，GIS的应用，有助于集中整合GIS空间分析技术、空间图形库，促进环境数据收集和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为预测和污染控制规划方面的处理提供帮助，确保环境规划决策的过程，具有高度的直观性和有效性。
5结束语
1.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化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2.后继科学哲学的启示:用科学的方法刻画“人”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
Abstract:Howdoes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inheritandadvanceMarxismandopenupanewtheoreticalsphere?BasedontheresearchonMarxistenvironmentalthought,thispaperexpound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andMarxism.ItpointsoutthatMarxisminvolvessuchaspectsas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andproperexplorationofnaturalresources.Thoseaspectshavelongbeenneglected,whichleadstotheincompletecomprehensionofMarxism.Havingeliminatedonesidedness,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inheritsandadvancesMarxismatlarge.
Keywords:Marxism;environmentalthought;scientificdevelopmentview;humanandnature;materialtransformation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其传播，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言，人类最终将发展成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人们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美好理想的鼓励和支持下，亿万人民群众在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领袖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投入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以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和实践，并不是系统和准确的，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被人们肢解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和谐思想，成为“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马克思主义中的和谐思想，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中的后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时，是将“自然—人—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对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与其密切相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完整、系统而又精辟的研究和阐述。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的注意力和着眼点都只是放在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问题上，而对人与人关系影响甚大的另外一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则缺乏应有的关注。
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缺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缺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因而是缺少了环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完整、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了环境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共产主义理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挫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偏差。只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对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重新认识，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述，从表面上看来是零星地、分散地出现在其他论述之中，但却是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宽阔的理论视角决定的，他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作是人类面临各种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并解决。现在一些环境思想的研究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缺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恰恰暴露了他们本身的狭隘，虽然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专门、更细致了，但却将环境问题孤立起来看待，从而导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人和自然界关系的总体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基本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在人类全部历史中，“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2）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3）人靠自然生活，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4）自然界是生产力的要素，是劳动对象。劳动和自然界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类没有创造物质本身”，人类的生产能力，“只有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也就是说，“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
（5）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6）“人化自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经过人类改造的，具体的、真实的自然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以上这些观点对于如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但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述。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除了以上基本观点之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1）自然—人—社会是一个整体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认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发展，必然会导致落后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另外一个角度和侧面，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理解。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因此，生产力问题实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而生产关系的问题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也可以看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并不是像过去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孤立地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是把这种关系看作是阶级斗争关系，而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看待的，即将自然—人—社会三者作为一个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统一体来看待的。
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起来孤立看待，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开始，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理论界的普遍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全面，能够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敏锐地认识到：“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类社会面临两种关系，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了纠正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种关系互相割裂的思想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多次阐述这一问题。他们批评过去的一切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同时进一步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历史的这种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互相制约、互相牵制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因此，“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将这种对两种关系的认识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而且他们的所有理论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实现这两大变革而进行的。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刻思想，将两个大的变革当作一个，即社会关系的变革，而且是更多地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理解为发展生产力，把人与人的关系单纯理解为阶级关系，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和解”单纯理解为“斗争”和“征服”。
现在，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告诉我们，如果再不关注人与自然和解的环境问题，失去资源和环境的支撑，人类社会将会难以持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尚且难以为继，又怎么能够谈得上实现共产主义呢？众所周知，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就是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绿色道路”是实现“红色道路”的物质保证。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
（2）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来解释人和自然的关系，认为劳动是使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并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来概括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非常准确，也非常深刻，抓住了环境问题的实质。因为这个过程包括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过程，也包括把这些资源加工成为人类所需要的产品的过程，还包括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物（包括气体、液体、固体等形态）并把它们释放到自然界的过程，甚至包括产品被消费之后的残骸丢弃到自然界的过程。由于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物质变换过程中，有许多不合理、违反自然规律之处，正是这些不合理、违背自然规律的物质变换，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
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不合理，一是由于生产技术和工艺的不合理，让许多宝贵的资源不是转化为人们所需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而是转化为令人讨厌的污染物，或是不合理地开采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二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达此目的，就去鼓励人们追求超出实际需要的消费，大力宣扬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就使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到处盛行，这种不合理的物质变换程度越来越严重，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3）私有制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违背人性的，也是违背自然的，正是这种违背自然的社会组织，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恩格斯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分析，发现资本主义也是环境污染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蒸气力的使用使其集中于城市，而“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而且，“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恩格斯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工业污染问题，“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
从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环境思想：
首先是生态循环思想。按照生态循环规律，人类以及一切动物的排泄物乃至尸体，都应该重新成为植物的养料，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自然界生生不息，永继发展。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打破了这一维持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基本状态。
第二是合理利用资源的思想。粪便是传统农业的肥料，但利用不当则会成为污染物，由此可以引申为，所有污染物其实都是资源，只是由于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才成为污染物，合理利用资源不仅可以减少浪费，使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也是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根本途径。
第三是环境规划的思想。恩格斯认为，集中于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没有计划地发展城市引起的，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才能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环境规划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开展城乡建设，一切重大建设项目都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同时，这其中也包括充分合理地利用环境自净能力这种资源的思想。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缩小城乡差别的设想，是同他们的环境思想密切相关的。
第四，要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即“要求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同解决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这种通过改变社会制度调节物质变换的理论，完整地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之中。
（4）共产主义是两个矛盾的根本解决
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获得利润，因而对于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他们根本不去关心。正如恩格斯所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时的肥料，——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殖土而只留下裸的岩石，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307308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产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立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共同原因，是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极点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不仅残酷地剥削自己的同类，而且疯狂地掠夺自然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生产活动——不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而进行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这是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这种异化的根本途径，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共产主义扬弃了把人和自然、人和人分离对立的异化，人类的一切活动才能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合理地加以控制和调节。对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设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里所说的“人类本性”，是指实现了全面发展的人的本性，是超越了个体、民族、地区、宗教、国家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的人类共同本性。
对上述一段话，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恩格斯的另外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段话的理解：“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从上面两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消灭了私有制，社会的生产将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人民的实际需要，这样就可以合理地控制和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乃至消除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从而达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即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两个“和解”，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自身的和解，二者缺一不可。
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长期被遮蔽，使得以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在缺少环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完整、不全面、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也是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受挫的一个理论原因。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将其恢复成为马克思主义完整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层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经过了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
同以往的发展理论相比，科学发展观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了长期被忽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并进一步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这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历史任务以及“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个共产主义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科学发展观将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一个重要发展目标，这就抓住了环境问题的实质，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的不合理问题。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及其浪费，不仅使得大量宝贵的资源变成污染物，毒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使得人类社会由于资源的枯竭而难以持续。科学发展观提出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等技术措施，以及通过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措施和法律体系，来调节这种物质变换，使之合理化，让资源得以合理利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同时也就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求的伟大实践。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的技术措施和政策措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可以实行的，如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节约资源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体系。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就要不惜浪费和消耗大量的资源，生产一些脱离人们基本的实际的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些虚假的需要，或者是为满足少数人穷奢极欲的物质享乐而生产的产品，并让这种所谓的需求变成一种社会潮流，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费问题，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彻底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还存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在人们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加上有关环境和资源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没有得到深入普及，人们普遍没有深刻了解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生活方式和人类前途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在群众中，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而追求金钱、追求享乐而不惜浪费资源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间，也存在着不少铺张浪费、讲排场、挥霍资源的弊端。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对此，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些都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只有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地提高了，才能树立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有生活目的明确了，不再是为了个人的享乐而生存，不是单纯追求物质享受，才能为了全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自觉地抑制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望。只有全社会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思想觉悟，才能合理地调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人的全面发展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联系。
从上述意义上看，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是我们的长期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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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198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知识出版社.43~47.
同上.229~240.
例如：纪树立.1980.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1981.科学探索的逻辑.1982.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2(6).3(2).4(3).邱仁宗.198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自然辩证法通讯.4(5).
江天骥等.1983.科学哲学笔谈——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部分发言和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通讯.5(6).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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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果.1979.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2).李醒民.1985.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7(3).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罗嘉昌.1983.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5(3).李伯聪.1985.感觉过程是选择和建构的统一.7(2).罗嘉昌.1985.当代哲学中的物质观.自然辩证法通讯.7(5).李伯聪.1991.论记忆.自然辩证法通讯.13(1).等。
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思想框架和书写规范，就断定这种政治化的学科范畴不能用来进行有学术价值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书写，在功能上对于新文学研究或新文学史书写就不会发挥积极效用，因而也没有优长可谈。笔者认为，对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既要回到历史现场又要站在当下的认识高度，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以辩证地考析。若是承认新中国于1949年的成立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较为合理的分界线，是个能够接受的可以断开文学史的分水岭，而新中国成立以前不论从理论上或是从实践上考察则没有一个界说严谨的新文学史学科观念，更没有书写出一部系统的多景观的新文学史文本;那么从这个意义说，1950年由新中国教育部主持建构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学科，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与学术语境下，至少有这样一些优长:一是它有利于书写30年或32年的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通史与分体史专题史。因为它可以容纳五四以来中国大陆创造的一切新文学及其文学现象，遵循着进化论形成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陈代谢的、新的优于旧的文学史观，能够研究并书写系统而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新文学史从语体形式到思想内容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但是在进化链条上它却是古代文学史的赓续，能够使古今文学史贯通起来。二是它有利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的建构。新文学史学科建立，尽管可以用进化论为文学史观书写中国新文学史，这只能说是治史者越轨的选择;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将书写者纳入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轨道和写作规范，从框架结构、章节安排到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社团流浪和作家作品的定性评判，甚至新文学的流变线索，都要符合《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论断和评述。实际上这是以中国新文学史的书写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具体形象的阐释又对其作注脚，使新文学史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新文学史不仅自始至终突显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和新文学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性质;而且坚持阶级论及其分析方法为新文学划定阶级阵线和给作家作品确定阶级性质，如王瑶本的新文学史、丁易本和刘绥松本的新文学史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尝试文本。三是有利于突出中国新文学系统中的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这是因为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或延安工农兵文学能够直接体现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效应，也能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学的革命性质与价值内涵;所以在中国新文学史书写过程中，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和延安工农兵文学则是关注的重镇和突显的主线。由于《新民主主义论》把鲁迅抬上了圣坛，受到至高无上的评价，成了三个“伟大”集于一身和五个“更”字的空前民族英雄;所以书写新文学史务必费尽心力挖掘鲁迅其人其文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和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性格觉悟，使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学独压群英的主将和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四是有利于国家主流意识或者社会主导话语对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虽然新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具有相对的学术独立性，并不一定要对应国家或社会的主流话语，但是由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并非民间所立而是国家所建的，必须体现国家巩固新政权的统一意志和呼应主流意识形态;况且中国新文学系统中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和工农兵文学本来就与主流政治意识结下不解之缘，并直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造过舆论，故而新中国成立后强调文学史书写为巩固新政权再造声势则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样便使中国新文学史学科一成立，以国家的意志与行为将有独立学术姿态的新文学研究及新文学史书写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不接受主导话语的控制与规约，并适应国家意志对新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的需求。五是有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1950年代初期的研究主体大多是满怀激情迎来人民共和国的大中学教师、从事文学艺术的批评者和热好新文学的知识分子，而接受主体除上述群体外还有大量的有知识的学生和社会青年等，他们热爱新中国亦喜爱为新中国成立鸣锣开道的新文学。不仅教师们、文艺工作者们希冀借助学科的建立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中国新文学，书写中国新文学史以教授学生，达到“教书育人”之目的;而且广大知识青年热切期待通过学习以新学科范畴研究的新成果或书写的新文学史，来获取更系统更广博的新文学知识和更丰富更深刻的审美体验，从而感悟出新中国成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增强并凝聚热爱新中国的感情。
如果能够真正地遵循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意识与书写规范，从原始史料或史实出发，坚定不移地贯彻辩证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消去各种别有用心的偏见;那么书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哪怕是政治型的，定能体现出本学科的优长，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中国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否则，本学科的优长有可能变成它的短处或局限。
上述是在特定的时限特定的条件下，对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优长所作的简略考析;以下则是在同样的时限与条件下，对新文学史学科的局限性给以探察。若说本学科的优长在一定条件下有转化为短处的可能性;那它的局限性却是学科固有的，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变为优长，局限性就是局限性:其一新文学史学科不论30年或者32年的长度，都容纳不下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全过程，也包容不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全过程。新文学的生成期不能仅限于五四文学革命，早在晚清的维新变法时期，于“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的感召下，就产生了新小说、新体诗、新文体散文等，几乎各体文学作品都贴上了“新”字标签;虽然这些新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新文学有些差异，但在规定性的新文学特质上却是趋同的，不论文本的文化意蕴、人性内涵或者表达技艺、白话语体以及启蒙功能，都是相通的。所以晚清文学改良所生成的也是新文学文本，原定的30年或32年的新文学史学科显然容纳不下，只有突破“五四”上限向上追溯。尽管左翼文学盛行于1930年代，可是此后在《讲话》指导下出现的工农兵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就其无产阶级性质来说也是左翼文学的延展，当然亦属新文学范畴;而原定的新文学史学科框架，对它更是装不下去的。因此欲克服这个固有的局限性，必须“破门而出”，上溯下延，冲决既定新文学史学科的时限，依据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需要，扩展其历时的长度。其二，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是为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量身定作的，而不是为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形态文学的研究而设立的，所以新文学史学科适宜于新文学的研究和新文学知识的获取以及新文学史的系统梳理和书写。对于接受者来说，只能满足其阅读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审美期待或获取新文学史知识的期待，其他的非新文学或非现代性文学几乎都处在被遮蔽被埋没甚至被贬抑的状态;即使这些文学偶而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或者书写新文学史者的笔下，也是作为对比反衬的对象或者被针砭指斥的对象。因此，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既承担不起书写现代中国的全景观文学史的使命，又不能以科学平等的价值观评述现代中国的所有文学系统与不同样态的文本。对于这个局限性，即使把既定的新文学史学科放大了延长了，也是难能解决的。其三，由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其思想基础与价值准则，特别强调其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因此不论评述新文学或者书写新文学史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避免的偏激性或偏颇性，或者过分抬高了大陆的新文学，或者在书写中国新文学史过程中过分突出左翼文学或者独尊《讲话》后出现的工农兵文学，无情地拒斥了台港澳的新文学，甚至把它们作为大陆新文学的对立面进行批判。可见，建国初由教育部设立的中国新文学史学科装置，往往会给海内外的学者和读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读，片面地认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只有新文学或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只能写成新文学史或革命文学史，这就严重妨碍向世人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与多样精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生态的变幻，意识形态领域骤起的极左思潮，时缓时急地冲击着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研究以及新文学史的书写。从批判《武训传》到批判《红楼梦》研究及胡适学术思想，中经反胡风、反和反右倾，直至“”风暴，几乎每次极左政治思潮的兴风作浪都在文学艺术界或学术研究界启动，使其成为“左”毒伤害的重灾区;因之一批批有影响有成就的学者作家诗人倒下，一批批文学艺术作品都成了“兴无灭资”政治批判的“灭资”对象。这样以来，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因为研究或书写的内容荡然无存，其学科意识完全被极左政治思潮所置换，故而它也失去了存在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过清算极左思潮毒害的“拨乱反正”运动，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得到了恢复，其学科意识仍是新民主主义论为主导，并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适应大学文科教学的需要，便遵循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以群体力量编写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的热潮，出版了一批教学型的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文本，其中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影响较大，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这诸多版本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与1950年代初期由个体书写的多种版本新文学史相比，政治色彩有所淡化，内容有所充实，史料有所丰富;但总体上并没有出离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框架，而对于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拨乱反正”也重在从社会主义文学性质返回到新民主主义文学性质的“正道”，既没有对新文学史书写的新民主义义论的政治化的思想规范或模式提出质疑，也没有对这种思想规范或模式给新文学史书写带来的政治化特征及其内在伤害进行反思或消解。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与文艺界的冤假错案，以及人道主义、人性、人情、人意、自由、民主、理性、博爱等普世理念与价值思想得到正面承认;因而这不仅使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对象发生了巨变，把颠倒的文学史实重新颠倒过来，而且也使新文学史学科的思想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受到了重创与质疑，新文学的人本特质、人性内涵和人道灵魂已取得了合情合理合法的价值和地位，特别是现代性或现代化的社会思潮与新启蒙主义理性思潮以及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被引进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它们的合力激起了新文学史学科意识的全方位革命;以人本主义文学史观、现代性或现代化文学史观和价值观取代了原定新文学史学科的以阶级论为主导的学科意识。19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和“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设计，意味着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完全摆脱了新民主主义论框架的规约与禁锢，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打开一个多元化的学术局面，由独尊一种学科意识变为多种学科意识的设想，由独树一种文学史观变成对多种文学史观的探索，由只持一种文学价值标准变为对多种价值坐标的选择，由仅用一种文学史的政治话语变成多声部文学史话话。这种多元化的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格局从1980年代中期逐步展开，尽管中间曾有“”的干扰，可是这种活跃的学术局面直到21世纪的今天只能说越来越开放，妄图再回到“一种思想一条路线”完全控制和统驭包括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在内的一切学术领域的梦想，是不可能再变成大一统的“一元化”的政治现实的。
虽然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但是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范畴的时空维度以及视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为重点研究或书写对象，这两点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这个新文学史学科发生质变的则是文学史观及其与之紧密相联的文学评价尺度，即学科意识不再是政治霸权话语来主宰了，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及其价值观或者是现代性(现代化)文学史观及其价值标准则成了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正宗文学史观及其价值尺度。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遵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范畴书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文本的形态，即由政治型变成了人本型或现代型;不过它们仅是中国新文学史书写显示的多元化景观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形态。经考察，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遵循人本文学史观及其价值标准书写中国新文学史的可举两例为证:前有1987年孙昌熙、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其《前言》开宗明义地表述，“文学观念是构筑一部文学史的关键”，这部新文学史则是“以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作为具体纲领，着重从文学与人的关系来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而展示它的本质面貌”。后有黄修己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于2008年问世，著者坦诚表白，“我在‘以人为本’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全人类性’的命题，希望从人的觉醒和解放的角度来审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使我们的现代文学能为世上更多的人所理解、所享用，更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这种有意尝试所写出的新文学史文本，至少具有这样的特征:展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学特质，显现出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灵魂以及人性、人情、人意的复杂性和深微性，弘扬了现代文学的真善美的审美品格。至于遵循现代性或现代化文学史观及其价值观所书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的现代型文本，具一定代表性的有: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程光炜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虽然学术界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和阐释颇有分岐，缺乏明确而科学的界说，将其引入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领域也是众说不一;但是上述几部文学史所运用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文学史观和价值观却与启蒙主义相通，即启蒙理性就是其理解并认同的现代性。有的新文学史直截了当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规定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也有的现代文学史从启蒙思想的角度对“现代化”的内涵给出更具体的说明:“文学的现代化最内在的内容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意识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大成果也正是这方面。”即“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标志”。既然五四文学是现代化的文学，那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则是文学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不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或者人的文学都是解放人的启蒙主义文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文学史观或价值观，实质上亦是人本文学史观或价值观，由此文学史观或价值观为主导所书写的现代型新文学史文本同样也具有人本型新文学史的基本特征。
多元化的中国新文学史书写格局的形成，是突破政治化书写现代文学史重围的巨大胜利，终于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具有独立性的学术轨道，摆脱了政治附庸的地位;然而从总体上观照，不管是人本型的或现代型的或其他形态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都没有突破原定新文学史学科的时空维度，哪怕是将新文学史的时间长度上溯到维新变法时期或者新设计的“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也总是有个局限性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或20世纪中国文学科的长度与宽度都容纳不了现代中国的所有样态的文学，只适宜于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的研究及其文学史的书写;即使把其他形态的或类型的文学硬装进去也不会受到平等的对待合理的评价。例如有些文学史将通俗文学作为一翼或一单位纳入新文学史学科或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总有些勉强有些不相宜，因为通俗文学既不“新”又缺乏现代性的鲜明特征。所以，惟有建设新的学科范畴，才有望解决好这个局限，以推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向新的学术层次运转。
究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学科，既能扬其已有学科的优长又能避其已有学科的短处即克服其局限，并能开拓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新局面?在我看来，应建立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而建立这个新的学科意识首先要弄清楚，“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概念，虽然它们在内涵与外延上有相通之处，甚至有某些同质同构性，但是前者的观照视角、对象范围、史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格局等却发生了变异，使这个新学科具有了自身的独特性。“现代中国”和“中国现代”不仅仅是从语序上的前后置换，而且它们是从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价位来判定“文学史”，后者主要指涉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着重突现其现代性，即中国现代型的文学史或曰中国新文学史，那些非现代性或非“新”的文学并不包括在内;前者不是着眼于“现代文学”，即只是规范现代的文学，而是首先放眼并关注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即整个现代国家的文学。“现代中国”是与“古代中国”相对应的，是从“现代中国”的大视野来审视文学，即凡是“现代中国”历史时期生成的文学都是研究的对象，不管是否具有现代性也不管是哪个民族的文学，只要属于“现代中国”这个大家庭的文学都应平等对待、合理排位。
其次要明晓，“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上，既不是新民主主义观念又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建立于现代性民族国家观念之上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它不同于古代中国文学史以改朝换代的皇权意识变换为轴心，即一朝有一朝的文学，代代相传而永不变的则是皇权主义与宗法思想，即使非正宗的民间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学介入也改变不了以皇权主义为支柱的正统文学。所以古代中国文学史不可能演变为在国家现代化观念制导下的平等相待的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联合体。到了上个世纪之交即现代中国肇始之时才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之士和革命先驱孙中山把“民族国家”现代化观念由西方引入中国，并与维新实践和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步兴起一股现代民族主义政治思潮。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流变，或处于世界列强瓜分的危机之时，或处于日寇入侵的救亡之际，或处于新中国建设时期，或处于改革开放以复兴中华时期，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始终是社会文化思潮的主导意识，救亡图存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近百年来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文化先驱、革命先贤、英雄壮士和知识精英，为了祖国的救亡与复兴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实践着种种国家现代化的策略与方案，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思想救国到政治革命、武器批判、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再到改革开放、经济为纲、科学发展等，无不体现出近忧而远虑的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的深邃复杂内涵，无不充溢着想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强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激情。虽然现代性民族国家观念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思潮经过了晚清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相冲突又相结合、五四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冲突又相结合、此后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相冲突又相结合的三个逻辑阶段，而且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功能效用也有正负大小之别，但是在拯救民族于危亡、振兴民族于贫弱、建设富强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上它们却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或一致性。正是在这样一个宏伟而艰巨的充满悖论的救亡与建国的民族国家想象现代化的多种具体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同时也制定并实施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并举的方案，有意无意地把现代中国文学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想象与设计之中，使现代中国文学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形象化语符载体。由于现代性民族国家观念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多元性，由于我国进入20世纪后依据不同的现代化方略先后建立起社会性质有别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我国是个在经济、文化、思想、习惯演化中极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所以适应不同民族现代化意识需求、适应各民族各阶层人群审美取向以及承续不同文化传统而兴建的现代中国文学，无疑是形态各别、异彩纷呈的。尽管如此，但现代中国文学却以不同的审美形式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地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民族主义意识或爱国主义情思应似现代中国文学的主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文学实质上是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
再次要理解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石所建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仅可以全景式地揭示现代中国文学流变与我国跨入新世纪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错综性和同步性，透过现代中国文学这面巨大而多棱的镜像能够折射出中华民族推进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总体风貌;而且可以为我们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提供新的观照视角、新的框架结构、新的考察对象、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研究格局等;特别是以之与现有的“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学科相比，“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具有一些新的功能特点:
一是以现代国家观念为基石建立起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框架，可以突破以二元对立思维为认知结构所规定的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土与洋、左与右相互对峙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带有偏见的界限，将现代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所生产出的所有形态的文学都作为同构同等的研究对象或书写对象。固然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是所有形态文学中的研究或书写重点，但它不能遮蔽或取代对其他形态文学的研究或书写，只要是生成于现代中国这片沃土上的所有样态的文学，哪怕是现代中国人移民到异国创造的反映故国生态与心态的文学也应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这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固有的功能特长。二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对待能够纳入研究或书写的所有文学对象，不论是原定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汉民族文学或各少数民族文学，或者原定的通俗文学、古体文学，民间文学或翻译文学，台港澳文学或华人文学，都要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既要消去阶级的、党派的政治偏见又要清除狭隘的地域的民族的偏见。因为它们都是现代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区域或不同文化生态创造出的文学，其差异性极为明显，这正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性;而其趋同性也是有迹可寻的，这正表明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目标则是一致的。所以对待所有形态的文学，作为研究者或文学史书写者来说，务必要有一颗公正公平之心，务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这并不是说，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所有形态的文学，其思想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就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了。至于应该持有何种价值观念来研究或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笔者认为应坚持“一个原则三个亮点”的价值评估体系。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范畴从时空维度上现示了“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优长，即上可与古代中国文学对接下可随着现代中国文学的演化不断延伸，直至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同步地实现终极现代化目标而终结;而在横向上它不仅包容了不同历史阶段生成的一切系统或形态的文学，并且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取得广泛联系。
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功能特长，正合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诉求，也适应了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并且当下的中国，对于遵循“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来建构文学史文本，也提供了可能性。从时代需要来说，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应体现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的精神，人类的普世价值追求应该在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中越来越得到呼应。所以只有按照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规范研究或书写的文学史才能消取国家的民族的党派的不必要的偏见，消解以往坚持机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造成的不同形态文学之间的人为隔阂，真正把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积极参与全球化语境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文化对话;而进行交流与对话的不再仅仅是中国的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不再仅仅是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文本，而是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的无限丰富性，也是现代中国全景观的文学史风貌，这样才有可能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从当下提供的可能性来说，其一学术性的文学史研究或书写已游离出主流话语的严格掌控，过去那种绝对权威的政治理论也不再是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必遵的“圣旨”，学者们可以根据研究或书写文学史的需求自由地选择文学史观、价值标准或叙述模式，因此那些普世的人文理念或价值观越来越得到尊重和运用，这种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态有利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其二国家主流话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也解构了主观臆断的机械阶级论及其谎谬的阶级分析方法，公开宣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已成为最高原则，建立和谐的中国与和谐的世界已成为奋斗的目标，科学发展观则成了现时代的最强音;由此可见，这不只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提供了可以运用的新的理论与思维范式，尤其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和谐理念更适宜于中国多元文学系统的研究与整体和谐文学史文本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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