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与北京亚运时隔20年，与当年的“隆重”和“盛大”相比，GE、可口可乐、麦当劳、奔驰等体育营销巨头们颇显冷淡，除了三星公司作为巨鳄参战，一枝独秀以外，赞助商绝大多数是本地企业。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是史诗巨著，广州亚运会就是风俗画册。”智立方集团CEO杨石头说。众多业内资深人士的看法亦表明，中国的体育营销走到了十字路口：过于强调竞技成绩的“金牌营销”将逐步让位，体育文化的多元化价值挖掘正成为众多公司的新命题。
赞助商的账单
据广州亚组委公布的数据，本届亚运会募集到的赞助金额超过人民币30亿元，是多哈亚运会的5倍，釜山亚运会的3.5倍。但是，与北京奥运会跨国赞助企业云集不同，广州亚运会的合作伙伴、赞助商及供应商中，国资背景企业及广东本土企业居多，尤其是后者唱起了主角。如7家高级合作伙伴中有广汽集团与王老吉两家；6家合作伙伴中有TCL和网易两家。而5家赞助商中，广东企业有4家；7家独家供应商中，广东企业有5家；27家供应商中，广东企业也占了14家。
还有不少广东企业以“捐赠”名义，搭上亚运的营销顺风车。如广州绿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借向亚组委捐赠价值上百万元的净烟产品之机，让其产品直接进入亚运会各个场馆和运动员的房间。
但可口可乐、耐克、阿迪达斯等体育赛事赞助的常客，一概不见踪影。
广州亚组委市场开发部综合处处长余小波道出其中原委：亚组委市场开发部也早早向一系列热心体育营销的国际品牌企业发出了邀请，但金融危机让这些企业犹豫不前。
但他否认广州亚运会赞助面临“广东本土化”尴尬。他说，随着金融危机冲击逐渐缓和，不少企业又流露出参与的兴趣，不过，由于亚运会各级别的合作伙伴和赞助商都有具体名额限制，名额满了，想进也进不来。
广州亚运会官方网站显示，此次设定的赞助商体系，从高级合作伙伴到普通供应商共分为5个级别，据了解赞助门槛分别为3000万美元、2000万美元、10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
在体育营销业界看来，一个大洲内各国参加的亚运会，赞助费用标准已经接近影响覆盖全球的奥运会了。除广汽集团投下人民币6亿元外，三星电子、361度等企业赞助费也都在2亿元以上。
但很显然，精明的赞助企业也各有盘算。
亚运会合作伙伴TCL集团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开拓海外市场的进展一直不太顺畅，而亚洲市场向来是TCL海外自有品牌最重要的阵地，赞助亚运是他们在区域内各国提升品牌价值、拉动销售的好机会。
以菲律宾市场为例。2009年5月，TCL利用亚运合作伙伴身份在当地举行的“亚洲之路”推广活动，当月彩电等产品销售额超过了2008年全年在该国市场的业绩，6月份的销售又比5月份提高了近20%。
加速实现国际化，也是很多广东本土企业赞助亚运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向亚运场馆提供王老吉凉茶和昆仑山矿泉水的加多宝集团一位负责人坦言，东南亚是全球最大的华人聚集地，王老吉凉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很好的市场基础，借助亚运会营销平台，将会让更多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消费者认识王老吉。
韩国三星电子的目标却直指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市场。此次三星亚运赞助权益涵盖了通信、视听、数码、家电全领域，它的野心是每一个赞助商品类别上，在华南区的市场份额至少能增长20%。
但北京欧迅体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朱晓东仍然认为，由于亚运会的影响力仅局限在单一区域市场，这块招牌既不能同奥运会相提并论，甚至也无法与一些世界顶级的单项职业赛事相比，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商业价值不是很大，而且亚组委要求的赞助金额水平也太高了。
比如361度，在亚运会这样级别的赛事中投入2亿元，让这位资深国际体育营销人士觉得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他认为，体育营销在中国有点变味了，变成了政府营销，政府自己又不想多掏钱，只有让国有企业和一些地方民营企业买单，这些企业很难对巨大投入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估。
“广州亚运会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如上海F1大奖赛、网球大师杯赛以及田径钻石联赛等等，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情况。”朱晓东说。
是否存在“鸡肋”现象？
作为体育营销的主战场，亚运会体育用品公司的营销战本该最是硝烟弥漫。
但事实却是，耐克、阿迪达斯、李宁公司等一线选手都有点儿“漫不经心”，361°国际有限公司作为亚运会官方赞助商，更多是和安踏公司、乔丹体育等晋江体育用品同行“竞争。
竞技风暴是各公司体育营销的重要出口和阵地。耐克和阿迪达斯难觅广告芳踪；安踏公司冠名了“中国军团”；TCL有“3D亚运我在现场，快乐亚运新视界”投放；美的集团赞助了左上角最显眼的图片栏。
亚运体育营销是否真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这个说法很有趣，但我非常不同意。”奥美公司体育营销总监强炜告诉记者，“亚运会在国内20年才有了第二次，有些品牌想吃也吃不上。而且这类大型洲际赛事的综合影响力，在推动社会对体育文化及价值多元化的认知方面意义重大。”即便如此，强炜也无法否认，早在2007年，奥美公司帮助客户设计亚运体育营销方案时曾发出善意提醒――“要注意消费者对亚运会中国夺金潮可能有的抵触情绪”。
显然，这一点正是羊城亚运会与北京奥运会体育营销方面的本质区别。
一般而言，赞助体育赛事的风险往往在于公司付出高额酬金选聘的代言人未能取得好成绩。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商业化大获成功之后，全球顶级赛事体育营销的风向标一贯在此。最简单的例子是北京奥运会国人寄予厚望的刘翔因伤退赛，这让刘翔赞助商耐克公司多少有些措手不及。与2006年刘翔在洛桑国际田径大奖赛上创12秒88世界纪录不同，彼时，耐克公司在一天之内赶出了“12秒88”T恤，第一时间穿到耐克专卖店的店员身上；而网络、电视和平面媒体的耐克广告投放也风头强劲。
再如2010年南非世界杯，阿迪达斯和耐克展开冠军豪赌。为了提高命中率，阿迪达斯甚至赞助了约15支参赛队，接近南非世界杯参赛队伍的一半。
多元的挑战和整合营销
强炜和奥美的善意提醒3年后果然应验。
关于中国企业体育营销的反思，也随着亚运会的召开而火热起来。
“千万不要把拿金牌变成坏事。”强炜称，企业的体育营销要建立在消费者对体育文化和价值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金牌本身并不等于体育，体育的审美价值，赛会的体验、交流、文化、国际传播等丰富的多元内涵如何挖掘，如何同企业产品和品牌进行对接，将成为新挑战。
对此，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CEO张庆与强炜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在国内，一线城市、“重度”体育消费人群和意见领袖对于“金牌体育”确已出现厌倦情绪，但众多中等发达、不够发达的四五线消费市场对于体育营销的“金牌荣耀”认可度仍然相当高。
“经常吃鲍鱼的人，现在让他吃大虾，当然感觉不给力。”张庆说，国外赛事和国际赛事在国内的落地、职业联赛和草根的社区赛事的开展正将中国体育营销载体的层次不断丰富和立体化，而企业定位于国内不同层级消费者的品牌营销，选择多元而有针对性的方式，才能事半功倍。
“多元化的基础是要扎实，不能盲目。”徐阳表示，安踏公司的选择是“四年赞助同一主题”，以期在“噪音大了”、竞争激烈的营销市场上“形成合力”，让安踏赞助中国奥委会的“这一刻为中国”、“品牌荣耀”概念深入人心。
事实上，像安踏公司这样考虑问题并身体力行的公司还有很多。
美的公司并非广州亚组委官方赞助商，但该公司签约了男子知名游泳运动员张琳作为代言。在张琳首战意外仅获得男子200米自由泳第四名的情况下，美的公司多少有些无奈；而当张琳协同队友获得4×200米自由泳金牌后，美的的“贺喜”广告标语长时间停留在体育频道。
作为亚运高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唱响亚运先声夺金”、“举罐齐欢呼开罐迎亚运”等营销活动，多围绕“金牌”展开。
2009年，杨石头参加广州亚组委主办的论坛演讲，当时，他提出的观点是“企业亚运传播应该侧重运动美学，而非运动哲学，否则很难有二次传播”。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多元文化； 文化整合； 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5－0008－0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1］中国多元文化是指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人们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精神化表现，是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不同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一种社会文化存在状态。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元文化发展中处于轴心地位，是多元文化的灵魂和核心，而多元文化是核心价值体系发生发展的土壤和基础，他们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承担着思想引领、文化创新、共识凝聚、价值规范、制度调试和文化整合等多种功能。因此，在推动我国多元文化和谐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整合功能。
一、性质上表现为先进性整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的指导下，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弘扬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努力去体现自身价值和追求价值，才能创造出最大社会价值和现实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以其为统领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对我国的多元文化具有整合性、先进性和引领性。只讲文化的一元性，否认文化的多元性，就会无视文化问题的矛盾性和丰富性，从而陷于绝对主义误区，导致社会发展的单一和僵化；反之，只讲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否定文化的一元性引领，文化的发展就会失去前进方向，陷入相对主义、分散主义之中，阻碍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只有既承认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又承认先进文化的一元性和主体地位，又承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的先进文化是多元文化的核心基础，多元文化是先进文化在复杂的经济全球化中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才是真正科学地把握了核心价值体系与多元文化间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的先进文化去整合社会中存在的多元文化，使其在相互作用、相互撞碰、相互借鉴中朝着正确方向螺旋式上升和曲折式前进，社会才能在求同存异中更好更快发展，才能实现整体价值的最大化。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的整合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对其在方向上、本质上和终极意义上的把握和统领。
二、目标上表现为和谐性整合
和谐社会是几千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也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为之不懈奋斗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标指向。［2］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和矛盾的社会，而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社会。这种和而不同从价值哲学来看，就是价值的多元存在与一元主导之间的统一。人类社会是由不同民族、阶级阶层、地域、职业和的各种利益群体组成的联合体，因此，他们之间就存在着差异化的价值诉求和利益追求。随着差异化的扩大，矛盾也越来越深，极易引发摩擦和冲突。只有承认并尊重我国当前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以及新生的网络文化等相互交织的社会文化现实，承认并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价值的多元性，才能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生态环境，造就充满生机与活力、安定和谐的良性社会发展态势；只有坚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多元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化解其消极因素，才能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以及整体价值的最优化。所以，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的引领在目标上表现为通过寻求多元文化之间的最大契合点，引领其达到和而不同、协调共存的文化发展态势。
三、深度上表现为根本性整合
坚持实事求是的文化哲学观，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找出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而不能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只看到现象，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多元文化以其丰富性、差异性、多样性在满足不同群体对文化需求的同时，也为主流文化的改革创新提供契机，但也时常与主流文化产生碰撞与交锋。例如，传统文化中经验化、人情化的存在方式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大众文化常常以其通俗性、消费性和娱乐性对主流文化产生一定消解和淡化，宗教文化中宣传的宿命、轮回等理念适时表现出迷信、腐朽气息。西方核心价值所倡导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充满了虚伪和狡诈，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推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行为几乎导致这些理念的破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始终没有放弃“西化”、“分化”的图谋，通过政治输出、经济合作、文化渗透、民间交往等方式全方位对我国进行文化输出和倾销，试图用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进行渗透，用西方所谓的民主、“三权鼎立”来动摇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各种错误思潮、腐朽文化、甚至反文化，目的是通过文化的交流和渗透，争夺群众、改变大众信仰和信念，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的整合不能停留在表面和文字上，而必须体现在本质性和根本性整合。
四、广度上表现为张力性整合
文化之间的交流总是伴随着文化的冲突，正是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才有不同文化间的反思、对比，才有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吸收、融合与同化。自人类社会特别是文明产生以来，虽然时常有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消融和同化的现象，但这些文化之间的冲突规模和范围都是有限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3］而今伴随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已成为各国十分关注的问题。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不同文化既相互开放、碰撞、冲突，又相互交流、融合、吸纳，这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或源泉。在不同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同质的或相近的文化能很好地相互交融，而在异质文化之间，浅层次的物质也能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和融通，但深层次的信仰、习俗、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核心价值是很难相容的，甚至相互对立，有时候这种冲突是十分激烈的。
文化冲突是一种极端的交流形式，也是催发文化系统内部产生张力的一种变量。异质文化的冲突虽然可能带来某些文明的消亡，但同时也可以促进有些文明的进步甚至形成新的文明体。相对于同质文化的融通来讲，异质文化的冲突更能增强文化的张力，进而产生效能和价值。［4］异质文化的冲突在带来新的形式的同时，还能够引发不同民族的传统、信仰、习俗、社会心理、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文化向新的、更高阶段发展。主导文化若不想在冲突中消亡，就必须不断反思、提升、丰富发展自我，使自己走向更高更新的发展阶段。异质文化的冲突所引发的争鸣和交锋更能刺激系统或一种文化固有的顽强生命力，更能激发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创新，使冲突各方的文化不断发展与完善，或是落后文化被强势的先进文化完全同化。因此，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交融与创新是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5］伴随经济全球化，强大的外来文化特别是包涵西方核心价值的文化相继涌入，对我国几十年来所坚持的一元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产生严重的冲击。核心价值观的迥异，产生信仰的不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让年轻一代困惑迷惘，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我国固守多年的价值体系之间形成表面张力。［7］在这场交锋与斗争中，只要牢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就不会被外来文化摧毁或同化，反而能够激发其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出既保持既定指导思想、彰显民族特色、符合时代精神，又能充分吸纳外来文化优点的更加先进的核心价值体系，用这种先进的核心价值体系去引领、整合文化冲突中产生的张力和矛盾，使之在新的时期发挥更大的思想引领、凝聚力量的效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在广度上的整合表现为张力性的引领与整合。
五、本质上表现为利益性整合
利益整合是价值整合的基础。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8］人们价值观的差异、对立与冲突最根本的在于价值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组织形式、就业形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日益多样化，各种利益群体、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复杂化、尖锐化，这种矛盾与冲突必然会在价值观上有所呈现与反映。利益冲突现实客观要求我们党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利益整合功能和利益调节功能，加大利益整合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群体的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与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中，以不同文化群体的根本利益为基石，对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进行强有力的利益整合，始终代表、维护并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不同文化形态进行文化整合，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真正建立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基础之上，从而为消解、融合、协调并妥善处理各种价值冲突，为价值整合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利益基础，也为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确立了强有力的利益纽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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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8－10
关键词：多元文化；大学生；主流价值观；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387-02
当下，我们已经步入了多元文化的时代，文化发展交融、交流、交汇、交锋的特征愈加明显，文化引导的难度不断增加。大学生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其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成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内容。如何摆脱多元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困境，国内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体系。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主流价值观教育，笔者认为，应该立足多元文化的现实环境，牢牢把握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方向，通过创新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优化教育载体，注重教育实践，加强文化整合等途径来建构比较完善的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网络体系。
一、创新教育内容，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多元文化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形成的，对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具有重要的影响，大学生如何在多元文化的浪潮中增强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增强对多元文化的选择性就必须对大学生在教育内容上不断创新，通过主流价值观的引导教育增强其甄别能力、选择能力，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创新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内容的重要抓手。一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内容就是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涵内容承载了主流价值观的合理内核，应当作为大学生主流价值教育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二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1]在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要参考。三是应该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找准两者的共同点，这样才能增强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和真实性。
二、丰富教育形式，将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贯穿在校园活动的各个环节
“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不但要在内容上进行理论创新，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教育形式上注重理论学习和实践过程的统一。”[2]教育形式是承载教育内容重要方法，大学生主流价值观的教育应该与大学生学习、生活、工作的各个环节有机对接起来，增强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渗透性，发挥校园活动在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中的隐形教育功能。其一，坚持把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形式，应当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渗透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比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成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协会等途径来加强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其二，坚持把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通过社会实践增强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践履。理论学习的最终落脚点都要回归到实践进行检验，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如何，只有在大学生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其思想和行为表现才能对其做出比较理性的价值评判，因此，大学生主流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教育是其重要环节。其三，坚持把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与大学生党团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党团知识的教育，进一步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增强对主流
价值观的认同度；同时，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党团知识教育可以培养一批大学生骨干，通过发挥大学生骨骨干的作用，扩大对大学生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渠道，进而形成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乘数效应。
三、优化教育载体，增强网络对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干预
当今的世界既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又是一个网络的世界。网络具有共享性，方式的快捷性和交互性特点，它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快捷地接受各类资源，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情感。“大众媒体传播渠道广、传播时间久，它的声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对人们价值观形成的舆论影响力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3]网络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工具和平台，已成为大学生了解世界、表达自我的重要窗口。因此，高校要有效地增强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教育，就必须迎合网络社会的趋势，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搭建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平台。一是把握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网站开发建设的原则。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网站是高校为了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计算机网络为载体，通过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实现传播和谐旋律、营造科学舆论功能的一种手段。因此，网站的建设和开发必须坚持教育性和社会性相统一，价值性和规范性相照应的原则。二是要契合网站设计的主流价值观主题。通过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网站的开发建设就是要通过网络的作用，实现大学生主流价值观不断增值的过程，即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网站的设计和开发改变了以往以课堂教育，传递知识的方式，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因此，网站的开发和建设必须凸显主流价值观教育的主题特征，并通过娱乐化的形式让大学生接受主流价值的熏陶和渲染。三是要提高网站设计质量。网络的优点客观上为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技术手段和设备支持，但要提高网站设计质量抓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从网站界面的规划来说，应该体现网站的教育价值，也就是说主流价值观教育网站的平面设计应该是虚拟场所上的正面价值观教育、正确价值观引导，通过链接详实的科学的价值观理论素材、影视素材等让浏览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形成主流价值观念。从网站版块的设计的角度来看，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网站要内容丰富，界面简洁，版块清晰，使浏览者一目了然。所以，在高校校园网内建设专门的宣传网站，链接在老师、学生经常浏览的校园网主页；同时要丰富网站内容，开设特色教育宣传专栏，如“科学理论”、“主流价值”、“经典著作”、“经典影视”、等栏目，真正把网站打造成大学生主流价值观宣传教育的主阵地。
四、整合教育机制，形成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合力
“教育机制的创新，就是要克服传统教育的弊端，探索并构建与经济全球化背景相适应的、与市场经济条件相协调的、与多元文化环境相一致的价值观教育新模式。”[4]教育机制的整合为大学生主流价值观念的教育提供了物力、财力、人力和良好社会环境的支撑，积极探索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模式是增强大学生主流价值观吸引力的重要观测点。一是要整合学校的教育教学资源，确立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主攻方向，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融入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通过教育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等途径形成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新方式和新模式。二是建构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新模式，建构课堂内和课堂外相结合的教育机制；建构校园文化、班级文化、寝室文化为主线的横向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文化环境；建构家庭、学校、社会相统一的大学生生活环境教育机制。三是要培育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专业队伍，为大学生开展主流价值观教育提供人才支撑和队伍保障。
总之，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增强大学生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价值观教育在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元文化背景下呈现的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新特征和新挑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剖析，应该以科学的教育内容，科学的教育手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提高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为早日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标输送可靠的人才资源。
参考文献：
[1]陈彦珍.化多元化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及教育对策[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张琪.论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主流价值观的建构[j].红河学院
报，2011，（6）
关键词：我国近代建筑 多元文化 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 TU8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的近代建筑，是指在我国近代社会发展以及历史时期中所建设的国内建筑。一般而言，从建筑的样式以及表现形式来看，我国近代建筑主要分为西式建筑、传统建筑以及新式近代建筑等三个类型。在我国，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在政治方面经历了二十余代皇帝的改朝换代与更替，在文化方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对外的交流与合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传统文化依然是单一的一元文化体系。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与背景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近代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国近代建筑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其基本方法以及建筑原则都是融会贯通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开始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近代社会，由此拉开了我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进程。期间，我国近代建筑也被动地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影响与推动，具体表现在：一是对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二是对西方建筑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可见，这两个方面建筑文化体系的相互作用下，不仅构成了我国近代建筑体系的主要框架，而且也使得了我国近代建筑呈现出中西结合的错综复杂的发展现状。本文认真探讨了在多元文化下我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见证，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思考与探索，以期全面推进我国近代建筑的保护与研究。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式建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的近代建筑主要是以模仿或者照搬照抄西方建筑为特征的。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但是各地以及各个时期的发展极不平衡。一般而言，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区，因为受到新兴轮船运输业的影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很多城市较早地作为商埠对外开放。因此，这个时期，我国近代建筑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思想及观念的影响，在这些沿海、沿江城市先后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我国的西式建筑，主要以北京的东交民巷使馆、资政院、大理院等建筑为代表，其设计一般都是由国外的建筑设计机构或建筑设计人员完成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大部分内陆地区交通不便，几乎处在同外界隔绝的状态，因而表现为强烈的传统建筑思想与文化。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传统建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的传统建筑主要以模仿古代建筑或者对其进行改造、创新为基本特征的。这一时期，我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一个方面显示了来自世界近代建筑思想与体系的影响。另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了我国现代建筑设计人员面对西方列强入侵而激发的强烈民族思想及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碰撞、融合与交叉作用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建筑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我国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主要是在二十年代建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群、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燕京大学校园建筑等。值得深思的是，我国所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群，其设计都是国外的建筑设计机构或者建筑设计人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我国近代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建筑人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吸收与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式近代建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近代建筑受到了欧美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一些新式近代建筑逐步兴起。在这个时期，我国近代建筑开始进入了极为重要与关键的发展阶段，并以我国近代建筑教育的兴办为标志的。同时，我国近代建筑在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下，日益完善与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建筑体系。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之初，我国建筑设计人员就在北京、南京等地做了一些尝试。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建筑设计人员也有着很多建筑设计作品出现，丰富多样，纷繁复杂。但是，如何把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则依然是困扰着人们的难题之一，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在今天，虽然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那么强烈，也不是伴随着战争而来。但是，我国建筑设计人员也必须跳出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几千年历史文明，尽量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在国近代建筑史上，建筑设计人员创作出许多重要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建筑，都已经成为了我国的宝贵财富之一，我们必须加倍珍惜与保护。而且我国近代建筑作为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与价值，这也应当成为保护我国近代建筑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键词：多元文化；价值观教育；对策
与过去单一、稳定、封闭的环境不同，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互相激荡、碰撞的时代，各种文化并存并相互影响。共存的多元文化的联系、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各种不同思想和不同价值观之间由相互碰撞、冲突，到共存、乃至相融变得不可避免；由于文化多元化的影响，使得我国学校的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优势和超稳定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促进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如何建立起适应时代要求的价值观教育系统，为现代化事业提供基本的素质支持，成为现代学校的重要使命。本文拟从多元文化视域角度，面对多元文化带来的挑战，探讨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作为现代教育机构的高职学院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他们，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的意义
文化多元作为一种趋势已在越来越深的程度上得到认同，现代化与文化多元化并行不悖，渐成公认之理。然而，多元文化的发展对高职学院德育的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的困难与考验。多元文化的诉求带来的最大困难是，我们到底应以何种文化作为教育价值的标准，或如何在教育的意义上取舍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也就是应如何处理德育的普适性与特殊性问题等。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高职学院德育要么通过自身的创造转化能动地对来自世界的挑战做出应答，要么被多元文化冲击得软弱无力，无处可退，最后，取而代之。因此，在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里，迫切需要建立起共同生活必不可少的共同的道德基础。共同的道德基础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人的自觉努力逐步形成的，教育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努力。可见，在多元文化和价值冲突的社会里，高职学院德育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必不可少，且任重道远。
二、多元文化与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涵
本研究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研究多元文化给高职学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带来了哪些挑战，以及给高职德育所带来何种难题，并且试图探讨多元文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教育模式。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层出不穷。这些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就是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具有广义、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多元文化是指世界上不同民族创造的文化。如中华民族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古代印度的佛教文化；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文化等等。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狭义的多元文化是指构成民族文化的不同文化来源。如美利坚民族文化，就是由土著文化、外来文化，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多元文化。总之，无论是从世界文化角度，还是就某一民族文化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多元的。
文化多元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早在古代埃及和罗马，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就和睦地相处于一个社会；在前现代时期，一些社会甚至在法律上承认不同宗教的存在，并想方设法调和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然而，文化多元并不等同于多元文化主义，前者主要是一种现象描述，后者则是一种政治理论，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说文化多元旨在指出不同文化的共存，多元文化则不仅指出不同文化的共存， 而且还要求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并平等对待它们。可见，多元文化主要是一个相当激进的社会理论。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是判断是非曲直、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价值准则，是人们在处理普遍性价值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态度的总和。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就社会和群体而言 ，由于人员更替和环境的变化，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又是不断变化着的。传统价值观念会不断地受到新价值观的挑战。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目中的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构成了价值观体系。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
价值观在社会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社会文化的精神所在。在伦理学、心理学上都有关于价值观的研究。英国学者Halstead认为，“价值观是对行为提供普遍指导和作为制定决策，或者对信念、行动进行评价……的参照点，是人们据此而采取行动的一些原则、基本的信念、理想、标准或生活态度”。我国学者编撰的《心理学大辞典》指出，价值观是“推动并指引一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经济的、逻辑的、科学的、艺术的、道德的、美学的、宗教的原则、信念和标准，是一个人思想意识的核心”。价值观涉及的领域不同，就有不同的价值观的表现。本研究将中学生的价值观划分为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和生活价值观。
价值观教育，是使人们形成特定文化所要求的价值观的教育。它在内容上是一个具有综合性和包罗性的术语，包括一系列共同的内容：精神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教育；个人的和社会的教育；宗教教育；多元文化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教育；公民教育；精神关怀以及理想教育等。在形式上，它可以通过专门的课程和教学进行，也可以在高职学院的教育教学中渗透一定的价值观。
三、多元文化时代高职学院价值观教育的对策
1、教化与内省相结合。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是教育的核心，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必须思考的最大问题。教育价值观是学校的生命和灵魂。确立学校的教育价值观是院校长的使命。
刘长铭先生谈到，教师的行为示范是最有效的教育，学校的教育价值观应当通过教师的行为体现出来。院校长是确立和践行学校教育价值观的关键因素。我们的学生不缺少聪明、机敏和解决问题的技巧……我们缺少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缺少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感知能力，缺少的是对崇高的体悟，缺少的是对价值的理性判断与选择，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为功利的执着追求的精神。因此，培养杰出人才，我们的教育需要注重对人的精神品质的培育，引导学生懂得善良、崇高、博爱、正义、尊严、责任、使命……这才是对学生一生负责的教育，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教育价值。
教化和内省是我国自古以来十分有效的两条基本德育途径。教化是一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施加的价值观教育。孔子早就提出，“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孟子则强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欧阳修则强调：“教民以道德，渐民以教化”。教化在价值观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内省是以反思内察为基础的自我价值观教育方法。教化是内省的条件，内省是教育的目的。只有把教化与内省结合起来，才能使价值观教育的客体主体化，把外在的社会价值观变为主体自身的内在价值观。我国目前在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着重教化、轻内省、重说教的主体客体化，轻价值观教育的客体主体化的现象，这种状况亟待加以改变。
2、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一是对教育对象要加强研究。当代高职院校学生，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关心、所追求的东西与以往的高职院校学生不一样，因此，一定要定期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心理等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要深入学习理解价值观的本质内涵，要搞清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其正负效应的表现是什么？高职院校学生的价值观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并为高职院校学生建立起新的道德价值标准。三是要刻苦钻研古今中外的道德伦理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四是大力培养专兼职德育队伍，全面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
3、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价值观形成中的作用。要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必须使社会的要求内化为个体内在的需要，这样才能使大学生主动、自觉地去创造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并从而体验到自己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理解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实践性原则是价值观教育的根本原则，它主要建立在价值观教育的客观性、现实性、效用性的基础之上。其客观性主要强调价值观教育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价值观教育必须从人出发，不能脱离人的存在、人的需要、人的本性；其现实性主要强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性，即价值观教育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能脱离时代、脱离社会；其效用性主要体现在价值观教育的功能性上，价值观教育必须以自身的教育效果为目的，而不是脱离教育对象的空洞说教。对此，价值观教育必须以现实社会的实践为出发点，在青少年学生自身的实践与体验中完成价值观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王嫒萍.多元文化视域下高职学院公民道德教育模式的构建[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10.
关键词：流失海外；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文化内涵；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1；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117―08
1900年，当整个中国的目光都汇聚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皇城的时候，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藏经洞已经悄然开启，数万件珍贵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结束了千年沉睡，重新启动了历史悠远的回忆。此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于1907年首先攫取了藏经洞的资料，然后是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911年日本的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等等，他们在获取了大量汉文文献、绘画、雕塑的同时，也夺走了大量珍贵的藏文文献。在此前后，英国斯坦因、俄国奥登堡、马洛夫等，还在新疆(古代西域)的古代遗址发掘、采集了其他一些古藏文简牍、写本资料。
自敦煌、新疆流散的古藏文文献，在英国，首先是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最终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和东方事务部；法国藏品一直保管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俄国部分藏于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即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前身为“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所藏则较少和分散。中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流散、收藏情况，基本和敦煌汉文文献的命运相似，现集中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甘肃各地。
一获取和收藏情况
以敦煌藏经洞所藏为主体以及新疆、甘肃等地的古藏文文献的获取、收藏情况大体如下。
(一)流失国外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约841 3号)
1.英国国家图书馆(约3500号)
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藏文文献，主要出自敦煌藏经洞和新疆米兰、麻扎塔格三处，是最具研究价值的藏品之一。
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的充满戏剧性的“取经”故事，叙说了他从王道士手中购得大量古代文献文物包括藏文文献的过程。在述及藏文文献时，他写道：
逾30捆用不同文字书写的贝叶经相
互混杂，难以辨认。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样的品种，最终他将一些挑选好的不同文种的文献绑扎在一起，运回伦敦。经稽核，斯坦因携归的这些残卷中有数量极多的《般若波罗蜜多经》抄本。斯坦因未能避免大量的重复，他带回的30捆卷子中有很多件都重复了《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篇章。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的考古报告《古代和阗》七个附录中有两个是涉及藏文文献的：《安得悦所出藏文手稿及陶器》(大英博物馆L.D.巴尼特，拉迪克摩拉维亚教团A.H.弗兰克牧师编辑)、《和阗藏文资料选辑》(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员F.w.托马斯翻译、注释)。
第二次中亚探险(1906年5月至1908年11月)在“米兰出土了‘一堆藏文文书，它们是从守卫着玄奘和马可波罗都走过的去沙州路上的古堡垒里出土的”。“挖掘一开始，就突然出现了大量写有吐蕃文字的纸片和木片”。“从那里发现了四十多件文书，而当第二天清理完一组小壁橱时，这个数目就上升到了136件”。“除因种种原因难以辨认的之外，这种文书的总数达到千余件”。关于这些材料是这样描述的：
大多数吐蕃文书由条形窄木片做成，长度6―8英寸，宽近2英寸。完整时，通常在左端有一长方形印穴，如此清楚证明其内容的世俗性。这种性质的文书似乎在纸文书中也占优势。纸文书大多是以小而脆的纸片写成，它们使我回忆起在丹丹乌里克的类似发现。有些薄纸片发现时仍被整洁地折叠着，好像准备发送，而且盖有红色的印戳。但在这类信件等的附近，也发现了长方形树叶，在有规则的控制线之间，整齐地写着经文。很容易认出其中具有宗教内容的婆提片段，因为手迹、形状
和质材，与我1901年从安迪尔唐堡中发
现的甘珠尔(Kanjur)残片十分相似。
而在后期的整理中，“1910年，(弗兰克博士和托马斯)对这些文书的一部分开始注解工作”，“……没有对米兰文书和麻扎塔格文书加以区分。但这个状况不比初见时的状况更重要，因为两种情况中，提供文书的两个废堡，能够得到独立的考古证据证明是属于相同的时期，并且作相似的目的，即吐蕃边界哨所。弗兰克博士所采用的这个共同处理的方式，最好地证明了不管是在语言，还是在内容方面，两个遗址的文书没有明显的差别”。实际上，斯坦因这样解释言不由衷，在掩饰朋友工作的缺陷同时，斯坦因说道：“两个戍守穿行于沙漠的路线的古堡，被道路相隔约700多英里，如此地遥远，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义。”以后我必须将这些文书集中，以审验是否具有文物或地形学等方面的价值”。仍然强调了文献和地点的关系，流露了对没有区分文书不同出土地点的惋惜。
1914年，斯坦因邀请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l869―1937)为敦煌藏文写卷编目。普散生前编好了765号藏文佛典的目录，但迟到1962年，他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托马斯(w，Thomas)在1903―1927年间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从1927年开始连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古藏文文书研究的长篇文章。到1963年共出版了4卷，包括600件古藏文文书和四百余支古藏文木简。托马斯和法国巴考、杜散合作，编纂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翟理斯合编《藏汉语句》以及象雄语和其他古文字的研究等。
在山口瑞凤的指导下，东洋文库编写了一个斯坦因收集品里的敦煌藏文写卷目录。该目录在1977年和1988年之间出版了12册。编目团队有系统地进行，记录每一条的标题、开头和结尾，把所有材料编目。他们把那些未被普散编目的写卷确定了新的编号。
1998年，武内绍人出版了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所得藏文写卷目录，主要是来自米兰和麻札塔格的。
2005年，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公布了JacobDal―ton和SamvanSchaik编写的描写斯坦因收集品里藏文部分的密教写卷的目录，并在2006年增订印刷出版。 对于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编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仍在继续进行。
2.法国国家图书馆(约4450号)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是伯希和1908年
从敦煌藏经洞获取的，其中汉文文献约4038号，藏文文献4450号，还有粟特、龟兹、回鹘、西夏文文献等。文献来源一部分是来自藏经洞，为8―10世纪写本；另一部分来自敦煌北区石窟，约为11―13世纪写本。
伯希和获得这批藏文佛经的时候，曾为之欢呼雀跃。伯希和说道：
藏文卷子在藏经洞中出现得比婆罗米文或回鹘文卷子要多得多……很明显，拥有一套比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拥有的全部《甘珠尔》更要古老很多的该经书，无论如何也是很有意义的。……千佛洞的《甘珠尔》最晚也是10世纪的，而且更可能是9世纪。因此，它与非常古老的写本一样，并同时向我们提供了为译经断代的下限时间。其他部分是由独立的文献组成的。写在粘贴在一起并卷起来的长卷子上，或者是真正的卷子；也有的是用很厚的和不带光亮的纸制成的宽贝叶经式的纸页上，这是常用的吐蕃方式，但却被卷了起来以捆成札。所有这一切都发出了一种古老香料的香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里只收藏有严格的宗教文献。然而，那些单独的写本、独立的短文，它们提供了获得更多的具有新鲜内容的文献机会。它们更应该是一些个人的札记、带断代的题跋，而不是《甘珠尔》那样严肃的和一次性形成的文集。
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216+57+120号)
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藏文文献，根据亚历山大・卓林(AlexanderV，Zorin)的调查，到1975年为止，总量达到20500件，其中大多数来自西伯利亚、蒙古、北京、拉萨、安多地区。
敦煌藏文文献则是奥登堡考察队收集的。1991年出版萨维斯基(LevS，Savitsky)编著的《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Tunhuang Tibetanmanuscripts in Collection ofthe Leningrad Instituteof Oriental Studies》包括214件写本。其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0件；中亚竖体婆罗迷文字音表1件、不知名佛经1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202件，是作为供养的大量重复的抄本，是敦煌僧人法成的重要译作，对于研究吐蕃时期汉、藏佛教的双向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保留了不少题记，包括97个抄经人和62个校对者的名单。“不仅证明了当时这种佛经制作业的繁荣，而且也暗示当时很可能有一个庞大的职业团体。他们的名字对于研究中亚敦煌文化史的学者，特别是对于写经史有兴趣的研究者是会有所启发的”。
亚历山大・卓林写道：
奥登堡将他所搜集的4―11世纪敦煌文献交给了俄罗斯科学院，但是其藏文部分却被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阔夫(N.N.Krotkov)送往圣彼得堡。这部分藏品不多，有216卷，其中一卷属于12―13世纪的作品，另外两卷是笔者于2008年在馆藏未整理的藏品中发现的。敦煌藏文文献多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复本。
1914年6月15日，学者马洛夫购买了57件小木简，上有藏文题字。这些木筒出自罗布泊附近的米兰藏人边塞(Ti―betanfort)，今天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但是7―9世纪时属西北边界。木简的内容是军事和行政报告。就笔者所知，除了东方写本部以外，出自米兰的木简只有在英国斯坦因收集品中。
东方写本部藏文藏品最后一个构成是来自科兹洛夫从黑水城购买的藏文写本和木版印本，是所有藏文藏品中最重要的部分，约120件，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它们在考据学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日本龙谷大学(70号)
龙谷大学(RyukokuUniversity)图书馆编号6001―6070，其中“主要是藏文文书、佛典、八思巴字文书及藏文字母拼写的梵文佛典”。“已发表《大谷探险队搜集藏语文书之研究》报告两篇，由武内绍人和上山大峻执笔，分别转写世俗文书和佛教文献”。
(二)留存国内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9821号)
1.中国国家图书馆(6378号)
据该馆“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公布，拥有藏文文献6378号，其中已经数字化的1142号。对于其来源和内容则缺少进一步的介绍。黄维忠介绍：
据《国家图书馆藏文敦煌遗书目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单独编号的共计291件(卷)，另有29件(卷)背面有藏文文献。单独编号的291件藏文文献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大谷收集品’，计209件，收录在第124―126册中；其余82件为后期收购或由社会人士私人收藏者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其中有16件为残片。
网站公布和目录中公布的差距甚远，应当说，网站公布的可能是属于国际敦煌项目”范围内的全部馆藏，而目录公布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敦煌遗书》中收录的部分。
2.甘肃各地收藏(3410件)
藤枝晃于1966年发表《敦煌写本概述(TheTunhuang Manuscripts：ageneral description)》，追踪了藏经洞流出的其余敦煌藏文写本。他写道：“直到1919年，甘肃地方官府听到有一游客买到了很多藏文佛教经典后，便派手下的督察员深入实地进行查验。督察员在那座三层建筑南侧的佛窟中，找到了94捆重约405斤的藏文卷轴写本，以及重1744斤的11套夹在木版中的纸本。他留下了90捆，并且把3捆卷轴本和10套贝叶经迁移到敦煌的一所学校，只将1捆卷轴和l套贝叶经带往兰州，保存在省图书馆中。这里再强调的一点是，敦煌留存写本的重量可能要超过1吨，毫无疑问要超过任何其他各处的藏品数量。”
1978年，黄文焕发表了甘肃省藏敦煌吐蕃文文献的调查结果。总计敦煌县文化馆(现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酒泉县文化馆(现酒泉市博物馆)、张掖县文化馆(现张掖市博物馆)、武威县文管会(现武威市博物馆)、兰州图书馆(应为甘肃省图书馆)的总藏量达到10000件之多。
自2004年以来，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对甘肃省内各地所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藏文文献重新进行了调查、整理。目前所知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收藏2890件，甘肃省图书馆351件，敦煌研究院76件，甘肃省博物馆36件。另外在甘肃省张掖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酒泉博物馆、敦煌市档案馆也有少量藏品，甘肃省各地收藏敦煌藏文文献共计3410件。也许是敦煌研究院调查范围仅限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或其他原因，其最终统计数字和黄文焕的调查差距较大，和藤枝晃认为的仅在敦煌就有“一吨以上”的差距更大。由此可以推断，除了损坏以外，还有不少流散于民间或者转移到其他公私藏家。
3.台北“中央图书馆”(5号)
其中《大乘无量寿宗要经》4件和敦煌地区“寅年”藏文帐目1件。
4.国内其他散藏(28件)
根据黄维忠调查，国内还有上海博物馆2件，
北京大学图书馆3件，天津市艺术博物馆6件，上海图书馆8件，浙江省博物馆6件，中国书店3件。以上是根据已经出版的数量统计。其中既有独立的藏文写卷，也有附写在汉文文献卷页上的藏文题记。
综上所述，按照比较保守的统计，敦煌、西域传世的吐蕃文献，总量约为18234件，其中国外部分8413件，国内部分9821件。由于各种原因藏之名山不为人知的实际总量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样，我们就大体了解，吐蕃时期遗留的藏文写本大致有20000件以上。
关于藏品的“件”和“号”，是不同的、有时重叠的概念。一个编号也许包括了很多件(页)，也许只包括了1件。而各家著录用语的语义不尽相同，所以最终的统计数字仍然不能确定。
所有这些敦煌、西域的吐蕃文献，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研究。包括来源于敦煌和来源于新疆的文献的关系，英国藏品和法国藏品的关系，国外和国内各藏馆藏品之间的关系，单行佛经和大藏经的关系，吐蕃文献和藏经洞汉文文献的关系以及和同期回鹘文、西夏文的关系；从时间序列来看，则应包括前弘期和后弘期文献的关系，敦煌、西域(北朝到宋代)和黑水城(西夏到元代)文献的关系，碑铭、简牍和写本的关系，等等。所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共同形成了我们引以自傲的悠久历史、多彩文化。所有关系的核心则是这批藏文文献，无论从内容、规模、形式，都是世界罕见、中国独有的。 二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的多元文化
内涵和学术价值
(一)历史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
首先，敦煌西域藏文文献记录了一个特殊的年代。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形成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前后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藏语人群所延续。
随着公元838年至842年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的灭亡，吐蕃王朝崩溃，进入了将近百年的混乱和黑暗时期。这期间虽然在的边远地区，“毁佛灭佛”的号令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从卫藏地区逃逸的僧人，继续在中心地带以外的地区进行佛事活动；许多佛教经典被藏匿而逃过劫难。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创建于7世纪而仅历百余年的年轻的藏传佛教，毕竟经受不起这种强力的摧残而濒临灭绝。到了公元11世纪时，藏族社会逐渐得到安定，佛教开始在复兴。宁玛、噶举、噶当、萨迦等派迅速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佛教经典的翻译、搜集和整理，使藏传佛教的文献得以重建。
围绕“灭佛”事件的劫难，藏传佛教经历了以此为界的“前弘期”和“后弘期”。其中出于敦煌、西域的材料，大多属于吐蕃佛教的前弘期，在朗达玛灭佛毁佛之前，是中古民族文化兴废继绝的重要文献。敦煌藏文文献的形成时代主要在“前弘期”，甚至有些文献可能与吐蕃王朝建立、吐蕃文字创制的时间相差不远，至少说除唐代的会亲和盟碑以外，是最早的藏文史料。其中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大事记》、《于阗国教法史》等，其详尽、全面远远超过以简洁为主的碑碣铭文，为研究中古历史文化提供了准确精详的信息。
由于“前弘期”基本文献资料的缺失，主要形成于元代的许多历史的著作，比如最为著名的《青史》、《布顿史》、《贤者喜宴》等著作，都相对缺少对于“前弘期”政教社会的记述，时时陷入浪漫的讴歌或者神异的传说。现代治史者，也由于缺少可靠的文献资料，经常只能以简约而空泛的文笔来带过“前弘期”的历史真实。而敦煌、西域以及藏区出土的“前弘期”的史料特别是碑铭、官私文书、简牍、信函、契约等，是当时藏汉官方和民间的真实记录，显然比元代形成的即使是最经典的历史书籍甚至所谓“正史”要准确得多。
当时官方文书以藏文为主，许多日常公文和记载都以藏文为主。例如：P.t.1089是5份关于职官、品级、人事安排方面官方档案文书的登录文件，印证、澄清了《唐蕃会盟碑》参盟官员的品级记录和两《唐书・吐蕃传》中关于吐蕃职官制度的记录，可以比较清楚地辨析吐蕃的职官系统主要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体系。中央官员之贡论系统，主管议政、判事和主兵；囊论系统执行诏命、财政、统计、民事以及王室的生活供应(行政)；喻寒波系统管辖审议、纠察和司法。地方官员有总管型的“节儿”(或称“节度使”)、观察使，也有负责具体民政事务的营田使、水监、税监等，还有主管军政事务的镇守官、都督、军官等。
从敦煌文书的许多材料看，吐蕃军队在占领河、陇一带后，在军职“东岱”下，又分出了若干“将”。将设将头(见s.4577)，每一部又左右各十将(见s.3387)。早期的氏族组织与军队结合起来，成为吐蕃很有特色的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由这些军事部落组成的吐蕃军队，十分强悍、所向披靡，甚至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一度人据长安。至今已经逐步披露的一些重要材料，对于研究吐蕃占领期间的政治事件、军事组织、行政管理等都有重大的突破。
以王尧、陈践先生译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各个版本的递进研究而言，其资料的确凿和研究的深入，是后弘期形成的史学论著远无法企及的。
又如围绕“吐蕃僧诤记”专题开展的讨论，由于汉文文献保存得不完整，藏文文献就成为补正勘谬的主要依据。比如：有关摩诃衍的汉文文献只有《顿悟大乘正理诀》(P.4646、s.2672)，其余均为藏文文书。有关摩诃衍禅师的藏文文献有P.t，823、P.t.827、P.t，21、P.t.116、P.t.117、P.t.468、P.t.709七件。其中的P.t.823、P.t，827、P.t.21三件文书经原田觉、冲本克己、上山大峻等人考证，是敦煌汉文本《顿悟大乘正理诀》的藏译本，其内容只有汉文本的“旧问”部分。P.t.21上有《不观义》的题目，但内容则是《顿悟大乘正理诀》的提要。这3件文书的个别内容为汉文本中所无，因此可以直接弥补汉文本之不足。
日本学者认为：敦煌藏文禅宗文献大部分应是在吐蕃占领敦煌的786年至848年这60年间完成的。786年，摩诃衍从敦煌到，792年至794年在拉萨桑耶寺与印度佛教展开辩论。这些禅宗文献恐怕是为这次辩论而准备的材料。将汉文禅宗文献译成藏文，也是为了在与印度佛教进行辩论。从藏译的情况看，只有少数文献使用了《翻译名义大集》中的词语，该书成书于814年，因此，可以说敦煌的藏文禅宗文献基本上译于814年以前。这些材料从藏文角度补充了汉藏僧诤的完整背景，使得其历史真相以前所未有的明晰程度呈现在人们面前。
藏文文献表明，藏族学者从汉籍中翻译了许多儒家典籍，尤其是编纂了一些藏汉对照的词典，比如《翻译名义集》等，在一些重要经卷、赞颂或者童蒙识字课本中都标注了藏文音译。藏文文献中还有不少苯教或者萨满教的写卷，也有涉及民族、民俗等日常生活的文书；尤其是保存了大量当时流行而后弘期已经湮没的密教典籍。这些材料对于9世纪以前藏汉等民族文化的交流渗透、藏传佛教的早期形成、中原和印度教派的论诤、藏汉佛教文献
的互相转译和相互影响等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原始资料，是我们研究文明史、汉藏关系及吐蕃统治时期各个方面的主要参考文献。这些材料和后弘期流传至今的藏文文献虽有联系，但却有着后者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吐蕃文字书写阅读方向和汉籍不同，吐蕃造纸的形制和汉籍不同，因此，吐蕃的图书装帧形式也表现出相较于汉籍的多样性。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藏汉对照词典，采用的是类似于旋风装的形式，许多梵夹装的经典用细绳缝纫串联，粘叶装也很早出现在藏文写本中等等。很难说多样化的装帧形式中是谁先谁后。但是书志学的一些问题难以破解，不妨从多民族文化影响的角度去进行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是多元的、丰富的。随着我们对这些文献研究的深入，其价值会以日益灿烂的面貌发掘出来。对此，可以说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和藏学文献的出版。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敦煌藏文和其他文种如回鹘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文献资料，更有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意义。
敦煌西域的古藏文文献，记载了汉藏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这种交流是通过战争与和平的形式、世俗和宗教的媒介，或急风暴雨或润物无声地进行的。历史通过碑铭、简牍、文书、写经等等，重构了中世纪汉藏民族的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对于国家认同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藏民族吐蕃时期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研究，可以充分论证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双向交流和学习，是藏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
藏文典籍在现存中国各民族文献中仅次于汉文而居第二位。英、法藏藏文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与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相映生辉，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上说，同宗同源的材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只有完整发表，才能促成、促进完整的材料驾驭。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藏经洞的藏文文献，和与之数量相当的汉文文献以及其他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等文种的材料来说，也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和相关的系统。所以，只有发表公布所有的材料，并且使得各文种的研究都达到相当的水准以资相互证明、相互沟通、相互促进，敦煌和西域文献的价值才真正能得到完整的体现。
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献分散流布于世界各地，为完整、系统研究这些材料带来了很多困难。欧洲和日本学者得地利、人和便利，做了不少比较、缀合、研究的工作，在古藏文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领先地位。首先是英国学者编撰了《敦煌吐蕃社会历史文书》，法国学者撰写了《吐蕃僧诤记》，编写了《巴黎法国国民图书馆敦煌藏文文献注记目录》，日本学者编写了《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70―80年代今枝由朗和麦克唐纳夫人出版了《敦煌藏文社会历史文献》2册，以法国收藏为主，包括少数大英图书馆所藏，这个选本成为国际研究的基础资料，但是所收主要限于历史方面。
从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的研究，依靠不完整的缩微胶卷和外国出版的资料，或是在阅读机上对缩微胶卷进行仔细的辨认，或是按照西方学者已经发表的编号进行比对；少数专家有机会奔走于欧洲各家藏馆之间，主要忙于材料的采集而无暇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直到80年代方进入一个研究高潮，出现了可以与西方学者相媲美的力作。前辈学者很少能够亲临观摩，而今以法藏、英藏材料的出版为标志的流散吐蕃文献的全面出版，是继敦煌汉文文献之后最大宗的流失海外文献的出版，将基本终结学术研究初期的“材料学”阶段，使得无数的藏学和历史学专家，可以不出家门而伏案工作。这将为中国藏学研究的振兴和各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最直接最根本的资料。
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挖掘、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或者濒于灭绝的历史文化资料，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是重大的传统文化保护工程，不仅可以展示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政策，有力反击境外、分裂主义分子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对我国的污蔑和不实之词，而且涉及领域广阔，远远超出佛教范畴，有大量的社会历史文书，尤其对于早期历史、吐蕃与中原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更是最早最直接的资料。我们特别期盼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总量约20000件的吐蕃文献都有机会整理出版，化身数百，不仅是藏汉先民创造辉煌文化的荣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对全人类历史文化的重大贡献。三海外藏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整理出版
从西方着重于文字学、语义学的传统来说，民族古文字资料研究一直是热点，藏学研究甚至比汉学研究更为热门。将全部法藏藏文文献整理出版是我国几代藏学专家梦寐以求的大型文化工程。时至今日，具有主体意义的英国、法国敦煌吐蕃文献的全部整理出版，既已到了急迫需要而尚未有人着手进行的时刻，又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最重大的学术契机，历史呼唤我们来承担这项重大使命。
西北民族大学建校伊始，就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自2005年起，西北民族大学同时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联络，得到了两国图书馆中国部负责人吴芳思和郭恩女士的支持。学校调集了藏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力量，吸收藏传佛教界人士，组成了“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具体进行编纂工作。在前人成果的支持下，进一步发掘和准确定位，进行了更深层次、更完整的比定、编目和研究工作。与前辈专家到外国图书馆查看吐蕃文献不同，作为新时期、新条件、新技术下的研究者，以藏族学者为主体的编纂人员，他们能够看到清晰的图版，察看遗书的细节；可以利用电脑来检索、查阅资料；可以同时调阅不同的遗书来进行比定。值得关注的是，研究所的藏学研究人员，正在逐一考订英藏和法藏的每一个藏文文献，包括子目以及零星的题记和残片等，随着工作的推进，将会编制出一个最为完整的目录。最终成果是以藏文、汉文双语定名的、完整收录除简单重复以外的全部藏文文献的大型文献资料丛书，在国内外都开创了先例。
早在2006年5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开始出版并在兰州召开了会。与会的藏学研究专家，大多数是首次看到长期流失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的清晰图版，因而为这批文献的完整出版前景而鼓舞。王尧先生说，这是藏学研究的里程碑；今枝由朗先生说，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至今《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已经出版了11册，《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也开始出版。流失海外最大宗的、最重要的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资料，将通过中国学术界、民族教育界的藏、汉专家的共同努力而得到完整出版，这是足以告慰几代学术前辈梦寐之求而由我们亲手实现的“千古壮观”!
参考文献：
[1]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E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19.
上世纪末，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较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一方面使国内的经济发展趋向于市场化经济，另一方面也加快了我国的全球化发展速度。社会价值观念一般是指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是多元共存的，可以通过文学创作反映出来。文学创作与社会价值观念是息息相关的，随着当代社会发展呈现多元化，我国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多样化，当代文学创作受到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内涵
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在文学创作中主要体现为作家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念等呈现出多样化，而具体到每一位作家的个性创作来看又会表现出某种相同的特性。随着我国的改革发展，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过接触不同的新鲜事物，思想和行为上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变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能顾结合当代的社会多元化价值观念，创作出一些具有更高品质的文学作品。
二、文学创作与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反映，同时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在文学价值观念主要表现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文化呈现包容并存的状态；在思想观念上，不仅有积极向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同时又存在着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必须承认的是在多元化背景下，我国实现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先进的目标，但是其中也参杂着一些糟粕，而这些糟粕是我们需要抛弃的。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文学作品的一种主观能动反映，同时又对文学作品产生妨碍作用。从主观意识与物质层面分析，文学作品属于一种物质，而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则属于一种主观意识，主观能够反映客观。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反作用主要体现为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创作的一种冲击。由于网络文学创作的门槛低，许多的网络文学作品良莠不齐。因此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又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反作用。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当代文学创作中对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体现
文学作品能够直接反应作家的思想价值观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中的思想潮流与个人价值取向等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从而使文学创作风格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能够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和解决问题，促进文学创作的进步与发展。在社会价值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为了与其相适应而逐渐呈现多元化，并且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然后再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与发展的。
当代文学创作中对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体现用简单的语言时无法概括的，在此举例子说明，在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如何体现出多样化。比如当代的一些文学创作着重于反映社会中的某一些社会团体的利益诉求，作家积极创作出社和这一部分群体的文学作品。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文学创作作家在价值观念与美学观念等方面具有多样化，因此文学创作作品的风格呈现多元化特点。多元化文学创作出现的背景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各种新思潮和观念涌入国内，人们吸收的这些新的观念和思潮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多样性，促使不同的文学创作呈现多样化。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学理论相结合，更加能够使个人的价值得到肯定和认可，从而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将文学创作与社会价值观念相结合，形成自身的独特创作风格，从而促使其满足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要求。
到了20世纪80年代，逐渐出现了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机制的产生，更体现了当代文学新的价值取向。网络文学目前的发展还是不健全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文学将代表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多元文化；大学生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和调整，多元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逐渐形成。这种多元化的利益和阶层群体格局，成为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同时，开放的中国社会和日趋发达先进的传播技术，也使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更为直接、便捷与频繁，并且不断衍生出许多新的文化形式。
多元文化背景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一是主体选择的多元性――人们基于各自不同的主体需求和社会生活实践，可能对不同的文化产生认同进而形成相应的价值观；二是影响的多元性――不同的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会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各自的影响；三是关系的复杂性――不同文化下的价值观之间可能有一致、相通之处，也有分歧甚至对立的地方。对特定主体而言，不同文化带来的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冲突和选择往往会引发价值观的困境。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多元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 多元文化背景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大学生是一个具有自身特点和情况的特殊群体。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这个群体的价值观同样收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具有时代与社会的共性，又体现出自身的特征，值得进一步深入剖析。
首先，现代社会生活中，多元的利益格局、竞争的潜在压力为大学生接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提供了多元的动因，同时在价值取向上呈现个人本位的倾向。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自身当前所处的现实利益格局的定位以及从个体条件出发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往往是他们受到特定的文化影响并选择相应价值取向的两个主要因素。
其次，大学生自身处在身心发展走向成熟的阶段，思维活跃、感情丰富、自主意识强烈、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因此容易受到不同文化特别是新生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阅历较浅，缺乏生活经验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感性多于理性，大学生在受到多元文化影响过程中往往难以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容易受其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大学生价值观领域的表现是：一方面他（她）们在自身价值观的选择上开始发挥主动性，积极思辨、具有批判性和挑战精神、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价值观的灌输；另一方面，价值观基础不牢固、波动性大、缺乏深刻冷静的分析，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些消极错误的价值观。
再次，发达大众传媒为多元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渠道和庞大的影响力，同时在现代传播技术构建起的各种信息平台上，包含着各种文化和相应的价值理念的信息可以在社会成员之间便捷、直接地交流和相互影响。无论大众传媒的宣传与推崇，或是各种传播平台的信息交流与沟通，都会对大学生接受不同的文化、形成相应的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后，从大学生的个体情况来看，不同的社会家庭背景、人生经历、个性特点等条件，使得不同的学生在多元文化中的认同更为复杂，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情况。
二 多元文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的问题
多元文化背景给当前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情况和问题。
从有利的方面来看，多元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更为活跃的思路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如果引导得当，大学生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比较和选择中充分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使科学的、正确的价值观成为“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真正提升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
从不利的方面来看，随着多元文化而来的多元价值观在价值认同、价值判断体系等问题上导致的矛盾逐渐凸显，大学生在价值观的选择上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趋势，使得传统方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单一的灌输式、命令式的教育方法不仅不能收到积极的效果，而且往往导致学生的误解或者引发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同时，多元文化背景下，影响大学生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各种文化因素来源广泛、错综复杂，如果没有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全局并且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整合系统，往往会出现“一傅众咻”的情况，削弱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甚至加剧学生在价值观方面的困惑。
因此，我们应当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并且采取适当的对策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劣势，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收到真正的良好效果。
三 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实践中的对策
党的十八大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导利益分配的主导价值观，是凝聚社会共识的共享价值观，是多元化社会中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为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探索新的对策提供了原则、方向和新的思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不是对多元文化的否定和抑制，而是立足于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在和谐社会理念下，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统摄多元的基础 上，倡导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和统一行为规范。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念需要更新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及时更新观念。首先，要正确认识多元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特别是从我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这种客观性与必然性，避免片面强调多元文化的消极影响甚至“妖魔化”的倾向。其次，要展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学习和研究，真正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吸收，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的强大作用。最后，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中，要善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文化，用多元文化的丰富形式表达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建立全面的系统工程
加强校风学风建设，确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校风学风并真正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加以贯彻和体现。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加，教育中往往也反映出重行轻知、重技能轻素质的功利主义的倾向，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功利主义的学风不仅不能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而且从长远意义上看，无论对高校自身的发展、学生未来的发展还是社会的长远发展，都将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端正办学理念，建设校风学风，应当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项核心内容加以重视。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从科学理论的高度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和价值理念的包容和吸收，引导学生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思考自身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困惑，整合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冲突，克服消极价值观的影响。特别是结合社会发展中的具体情况，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进行思考、甄别、分析和比较，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吸引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主旋律”，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现代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凝练。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大学生的各类实践活动相结合，注重知行合一。人的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实践，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应当充分发挥实践的作用。在学生的实习实训和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中，适时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同时，可以鼓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主的社会实践，加深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实践的反馈结果，应当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分析和引导，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功能。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上需要更有针对性、更加灵活多样
针对学生价值观的多层次性，在采取的各方面实践措施中贯穿多层次的教育对策，逐步形成一个从普遍了解到形成认同进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模式。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要讲求长期性、适度性，循序渐进的深入开展，不可急于求成、偃苗助长。既要有适用于全体学生的普遍教育与引导，也要有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具体情况开展的专门教育与引导；既要积极树立学生中的优秀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又要关注那些价值观上存在困惑和误区的学生。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具有更加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细致的工作方法，抓住问题的根源和关键，采取不同的对策。
针对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开展各类专题活动，倡导学生从自身特点和需要出发积极了解不同的文化，并对大学生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亚文化现象进行解读、讨论，充分发挥体验教育与自主教育的作用，把握大学生年龄和心理特征，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参考文献
[1]李丽红.多元文化主义[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马可?马尔蒂尼埃罗.多元文化与民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关键词】多元文化 青少年 价值观塑造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塑造的原则
多元文化时代，不同文化对社会价值体系、个体行为都产生了较大冲击，易引发人们思想理念的混乱。因此，从多元文化角度关注青少年的价值观塑造，是摆在思政工作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探索多元文化下青少年价值观塑造，将大大提升思政工作的实效性，促进青少年实现健康成长。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多种国外思潮开始涌入，导致国内思想文化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进一步显现，人们的思想理念发生变革。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理念进一步增强，在调动人们创造性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与价值追求。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和世界交往日渐频繁的时代，多种文化思潮交流、碰撞，使文化领域较为活跃，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价值理念、思潮等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理念等造成较大冲击。因此，多元文化的时代已来临。
塑造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利于实现其健康成长。当前社会处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国内与国外文化交融的时代，存在价值的冲突与碰撞。青少年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容易被假象迷惑，产生扭曲的想法，出现错误行为，主要是因其缺少价值目标的引导，再加上青少年处在价值观形成期，在多元文化时代，容易导致好坏难以分辨，在信仰上陷入迷茫，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塑造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对其实现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一是层次性与针对性相结合。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源自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价值理念与道德观，再加上其追求个性化发展，让其有科学的价值追求、具备个体的道德价值规范，需要彰显青少年价值观塑造的层次性。价值观塑造坚持这一原则，能全面展示“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体现对青少年的尊重。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的价值追求存在一定差异性，塑造价值观要按照国家对青少年的培养目标，对其提出不同的发展要求，设定不同的内容，实行不同的教育方法，体现价值观塑造的针对性。此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塑造的层次性和针对性是辩证统一的，层次性是针对性的基础，青少年价值观的多层次追求是落实价值观针对性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层次性就谈不上针对性。因此，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塑造，要坚持层次性与主动性结合的原则。
二是一元主导与多元结合相融合。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地位与作用存在差异，需要一种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代表文化发展方向，协调文化和谐发展，成为汇聚人心的力量。多元文化背景下塑造青少年价值观，应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关注理想信念教育，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坚持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基本原则，这正是坚持一元主导性。实际上，一元性创建是在多元性的前提下，如果不存在多元，也就自然不存在一元。所以，在青少年r值观塑造过程中，强调一元主导、坚持多元。在塑造青少年价值观的过程中，应全面利用多元文化所提供的科学条件，汲取不同文化精髓，帮助青少年确立科学的价值观。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价值观塑造，是多元与主导的辩证统一，要坚持一元主导、统领多元，还要运用多元去丰富一元的内容，拓宽教育手段，实现一元主导的功能。
全方位创新思政工作
首先，确立“人本”教育理念。思政工作强调“以人为本”，不断发挥人的主体效能，培养其自我锻炼、塑造、教育及选择的能动性。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开展青少年价值观教育，要一切从青少年的需要出发，将其全面发展作为教育核心，围绕人的发展及价值的实现来开展。这既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也符合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需要。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遮挡了主流意识形态，也大大削弱了主体的话语权威，导致传统的“线性”价值观塑造模式效果不佳。要科学开展好价值观教育，需要全面正视价值观在青少年德育中的地位，从青少年需要出发，确定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方法与目的，全面发挥自我教育效能，提高青少年自觉与错误价值观抗争的能力，内化价值观。
其次，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面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趋势，要帮助青少年正确审视与认识世界，全面培养并增强其道德选择力与判断力。在面对多元文化时，通过个体的体验作出科学的抉择，并提高抵御外部消极思想的“免疫力”。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既要认真分析、研判其“分化”的阴谋，静观其变，又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审视西方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糟粕，对多元文化加以科学地选择与利用，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少年思政工作。
最后，思政工作要坚持做到与时俱进。每一时代都有其对应的精神，其全面展示了时展的内容及特点，为时代注入了动力之源。青少年价值观工作要全面展示时代精神，需要伴随时展，不断更新理念与思想。特别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及发展，势必会出现利益关系多元化。表现在意识范畴就是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差异及冲突，进而为多元价值观共存、价值多元化形成，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对青少年开展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要把握时展的主题，让青少年建构和时展一致的价值理念。
激发社会、学校与家庭等主体的合力
首先，建立校外价值观塑造实践基地。青少年只有在实际生活中自觉接受并认同社会规范，才能内化成个体的品性，进而自觉去实践道德行为。要充分利用好红色资源，对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等方面的教育，培养其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以及为社会贡献力量的崇高精神。还要利用假期开展一系列的调研活动，亲身去了解国家、社会中发生的变化，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采用“三下乡”等实践教学活动，让青少年走进社会，逐渐形成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价值理念。
其次，创设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阵地。学校要调动所有积极因素，建立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网络。学校是青少年学习与生活的主要场所，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子系统，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塑造将产生直接影响。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建立良好的学风、校风，提高文化品位，让青少年在校园文化环境中受到熏陶，确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学校在开展价值观方面的教育时，要弘扬主旋律，宣传主流文化。开展多元丰富的科技活动、文化活动等，将价值观的核心要义融入各类文化活动中，提高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的认同，进而引导其自觉践行。
最后，发挥家庭教育的重要效能。家庭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要全面发挥家庭教育在青少年价值观塑造中的效能，一方面密切学校、家长及子女间的联系，指导家长不断关注子女教育，掌握其思想动态，多与子女交流价值观方面的实际问题。青少年也要主动向教师、家长反映其思想动态，家长在了解青少年思想情况后，要解决好价值观塑造方面的难题，帮助其确立科学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家庭教育要创建在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上，形成子女与家长的和谐关系，让子女在温馨和睦的家庭中成长，提高育人的效果。另外，青少年价值观塑造要注重走入生活。家长是子女价值观选择的科学引导者，对子女要开展潜移默化的教育，平常注意自身的言行，让子女从其情感中认知对错。同时，注意发挥榜样的力量，给子女传授传统故事，从故事中丰富其内心世界，使其充满对生活的期待与向往，还要注重在生活中对子女进行正面引导，在对待学习等方面确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使价值观塑造融入到生活中。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注：本文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课题“流行音乐对青少年价值观养成之积极功能研究――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视角”（课题编号：15JDSZ2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王振存：《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问题及对策》，《教育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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