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妇女权益，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的纪念日。各新闻媒体、相关机构就该法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状况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这种人声鼎沸的讨论声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即不难发现此种讨论渗透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人文关怀。质言之，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男性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优良传统——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产党这一政党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但是，200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更有甚者，某些网络媒体还将其中的女主人公、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评为2002年“最命苦”的中国妇女！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妇女问题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妇女问题体现出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要求我们作出法律上的回应。因此，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调动妇女参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根本途径。就像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当今奴隶的解放一样，没有完善的法律，妇女的权益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我国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及其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注重并不断加大创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制定，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疑对这个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设定的妇女宏观发展目标相比照，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妇女在参政、劳动佣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为全面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我国政府还进一步建构了相应的组织保障。据《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报道，2002年我国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地）级以上政府都建立了执法协调议事机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县级政府也建立了这一机构。除了法规和政策的保障不断完善，制定了一批政策性文件而外，关于这些法律法规的监督保障体制也逐步加强。[①]
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撑起了一片法律的天空，它们对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9月4日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反映了10多年来中国妇女地位在就业、政治参与、家庭生活、教育和健康问题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调查显示“男女平等”已成为我国公众的主流意识，女性的能力得到普遍认可，传统两性角色分工受到挑战，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等[②].2002年4月，《中国妇女报》公布的一系列数字更能从微观方面表明近年来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③]恐怕没有谁会否认，这些深刻的变化与我国现阶段比较完善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看到我国推进两性平等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以1995年至200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为指标进行衡量，其中规定的十一类目标中仍有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和妇女保健两方面的指标没能实现。另一方面，2001年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还表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就业率较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成扩大趋势；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歧视女性的性别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这种文化模式还渗透并体现在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之中。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虽然显性的歧视女性的制度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歧视女性的文化模式以及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行为模式却很难在短时间内遭到彻底的清算。因此，为减少歧视妇女的现象，还应该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
二、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宏观措施——创制反歧视法
法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立法、严格实行法律的手段得以缓解。作为关心两性平等问题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推动两性平等的事业必须健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而具体的措施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宏观方面来看，我国实有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
1.创制反歧视法是保障妇女权益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是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应该说，没有专门的反歧视法是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从法律的角度看，保障妇女权益应该抓住两个环节：其一，以授权性规范[④]为手段，从正面授予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其二，通过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要求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为某些行为或不得为某些行为，从反面保障妇女的权益得以实现或补偿妇女权益所受到的侵害。我国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基本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妇女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而问题的另一方面——限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不得实施歧视妇女的行为，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方面则规定得很少。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措施只强调了“一只手”的作用，而忽视了反方面的另一只手。
2.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不容忽视
相关调查显示，推进两性平等的事业在当前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几年来，中国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压力的同时，也使“效益优先”（特别是经济效益优先）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由于两性生理上的差别，女性首当其冲地成了这种价值评判尺度的牺牲品。例如，在生产领域，一些私营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置平等保护女性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在劳动佣工时公然不招收女性。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秉此价值尺度行事，严重地侵害了妇女的权益。在女性参政、受教育等各个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都不容低估。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呼吁反歧视法的出台。
3.制定反歧视法，有利于改造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歧视妇女的行为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行为模式是文化模式的一个具体表象。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在两性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是歧视女性的行为方式。由于文化模式的相对独立性和惯性，歧视女性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还很有市场。毕竟，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同男性相比，女性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从两个方面塑造了人们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模式。一方面，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定型化。也就是说，在男人看来，女人就应该做那些属于女人的事，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务、孩子、丈夫和家庭之上。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分工模式在男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女性也认同了上述的文化模式，并用该文化模式作为培养其性情和个性的标准。而反歧视法的创制有利于校正人们的这种行为模式，为女性参与管理国家、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4.制定反歧视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态度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曾经指出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⑤]也就是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而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法律规制的目标。但我们却不应从此出发，认为法律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具体言之，法律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思想的方式至少有二：其一，从微观层面上，法律通过确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外而内的作用模式；其二，从宏观层面上看，法律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确立某种价值观的方式实现的。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行为人首先将法律确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尔后再用这种价值观念统帅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内而外的作用模式。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反歧视法，完全可以按照上述两种渠道发挥作用，校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这也是创制反歧视法的深层要求。
5.创制反歧视法，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发展的要求
法律的发展从来都不能排除法律继承与法律移植这两条便捷的渠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有自己的反歧视法，此立法经验当为我国所借鉴。两性不平等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国家基于其具体的国情，都制定了反歧视法。我们亦如法炮制、创制反歧视法，并不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做法的盲目效仿和简单照搬，毕竟我国同样大量地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这是基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得出的必然结论。过去，我们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为消除歧视妇女现象提供了经济上的前提，我国没有歧视妇女的现象，这种心理也曾影响过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可以说，我们陷入了制定反歧视法，即等于承认我国也存在歧视妇女现象这种两难的情结之中。若抛开这一情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存在于社会诸领域中的歧视妇女的现象，我们就会看到制定反歧视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制定反歧视法的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一，要把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与歧视少数民族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歧视现象结合起来。其二，反歧视法即要规定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尺度，同时也应该规定对优先录用妇女等用人单位的奖励措施。惟其如此，反歧视法才有可能不会形同虚设，具有可操作性。
三、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微观方面——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之我见
反歧视法的制定，可以从宏观方面弥补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缺陷；而从微观方面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是完善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要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的、综合的、专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由国家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专门大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必将陆续出台一些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规。但这些法规更多地会涉及到保障妇女权益的细节性问题，因此修正这部经历了十多年风风雨雨且已渐显出某些弊端的、保障妇女权益的主体性法律——《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当前制定和修正法律的大潮下已悄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缺陷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不足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部法典的内容尚待充实。
从篇章结构上观之，《妇女权益保障法》构建的“总则——分则——附则”之体例本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总则和分则中的内容尚存在若干亟待完善的地方。例如，总则除了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宗旨、立法依据和确立宏观的妇女权益保障结构外，还应该明确地概括出妇女权益保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象“妇女联合会”这样的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和作用，该法缺乏明确的规定。
第二至第八章构成了该法的分则部分。本部分包括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及违反相应规定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此处关于妇女法律权益的规定更多地表现为授权性规范；规定妇女权益的内容显得过于分散；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相比，此处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行文更抽象、操作起来也更为困难。更有甚者，《妇女权益保障法》分则部分的内容从整体上看，似乎都能从其他法规中找到类似的规定。换言之，构成该法典主体部分的分则，好像是其它法律法规中关于妇女权益规定的拼盘杂烩。
第二，适用法律困难。
制定的法律没法实施、或实施效果不好就是对法治精神的背叛。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实施以来，我们很少见到根据该法或从维护该法保障的妇女权益出发而判决的案件。1999年2月4日，《中国妇女报》报道了一则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判决的案件，[⑥]但这样的判决毕竟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由于行政和司法机关在办理各类事关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大多不倾向于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因此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的社会效果尚存在相当广阔的提升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人们漠视女性权益的因素，但妇女权益保障法自身缺乏完整而独立的体系、独到的理论概括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的因素同样不容低估。
第三，立法技术滞后。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分则部分规定了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以立法技术的角度观之，本部分关于妇女权益的规定属于列举式的。然而，“妇女权益”是一个随时代之演进而内容不断变化的概念，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技术显然与女性权益的性质本身不相协调。
（二）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正方案
鉴于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宜作出以下几方面的修正：
第一，关于总则部分。
总则部分的修正应进一步明确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基本原则、保障机制，尤其是作为妇女权益保障事业中坚力量的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和作用。
我们认为，男女平等原则虽然是妇女权益保障中最基本的原则，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虽然涉及到了这些原则，但这些规定尚不够明确，因此没能突出这些原则之于妇女权益的重要性。故而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概括如下：
（1）权益法定原则（包括女性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在内）；（2）男女平等原则；（3）禁止歧视原则（虽然我们前面指出了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但在此处亦实有提及反歧视原则的必要性，具体在适用法律时可结合反歧视法的相关规定）；（4）妇女权益保障与公共安全、大众福利及子女权益相适应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既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又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适应的过程，因而需确立此原则）；（5）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原则。妇女权益的保障乃是一个社会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而且需要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民大众的全方位关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⑦]基本上反映了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特点，如果将此规定上升为保障妇女权益的原则，无疑将发挥高屋建瓴的作用。
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与妇女维权事业紧密相关，故而应该在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做出明确规定。1994年2月我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了权威性的表述：“它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正；如果在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仍然忽视妇女联合会的作用，不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出明确规定，那肯定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笔者认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以及团体会员应该具有以下职能：
（1）代表各族、各界妇女利益，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协助有关国家机关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制止家庭暴力，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和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3）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有关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权威信息；（4）促进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5）法律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受害妇女不能告诉时，代为告诉和申诉；（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二，关于分则部分。
本部分应该包括妇女权益的内容、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以及法律责任三个方面。
（1）关于妇女权益的内容。
我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至第七章分别列举了妇女应该享有的各种权益。笔者认为，宜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把这些权利放在一个独立的法律条文中列举出来，此后还应加上一款更灵活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必要对妇女特有的隐私权、人格尊严、居留与迁徙等权利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这样的立法策略更能适应我国情况和妇女权益本身的性质：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种体制和社会状况都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变化，如此规定更能适应一些新情况、照顾到一些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且也能适应妇女权益内容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
当然，这里还必须提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除了某些特别重要的妇女权益外，《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的妇女权益不必要再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予以简单的重复。此举无疑将提高《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地位，增强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会大大降低各部门法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减少法律适用的难度。
（2）关于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建立起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统一协调的，以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团体会员单位为维权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会、青年团、企事业单位、家庭和妇女自身协同配合、积极参与的维权体系。
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应该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完善的组织保障能有效地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增强其社会效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被适用，有法律自身的原因，当然还有组织保障不力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为了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更有效地保障妇女的权益，宜采取以下具体的组织保障措施：
首先，应在司法机关成立专门的维护妇女权益的机构。当然这些司法机构的受案范围，应主要包括那些涉及到女性特有权益的刑事案件和侵害妇女重要民事权利的民事案件。关于此点，某些地区已出现了这种机构，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较好的效果。[⑧]
其次，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在妇女维权工作中的作用。目前，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在第5条中笼统地写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如果妇女权益保障法能够在法律上给予这些组织以更明确的定位，那么这些组织的潜能必将得到更大限度的挖掘，妇女的权益也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⑨]
（3）关于法律责任问题。
法律责任是一项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然而，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却显得过于笼统、抽象。我们认为，如果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本部分的内容应按以下原则进行调整：
第一，确立《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优先适用地位。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依照该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此条有两方面的缺陷：（1）遗漏了其他法律、法规未规定处罚的情形；（2）《妇女权益保障法》只在保障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配角的作用。
针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的缺陷，笔者认为该法在修正时宜作如下补充。由于新时期妇女权益保障内容的多变性，这种补充可以是很灵活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相应处罚的，可以由主管机关或各级妇女联合会提出处理意见。”其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责任部分在立法时应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准用性规范，[⑩]这些准用性规范将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架起一道相互沟通的桥梁，其结果也必然会大大地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这样，司法机关在处理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第二，在强制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应适量加大相应行政机关的职责。
目前，行政机关对我国妇女权益的保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更确切地说，当前我国妇女的地位也是由政府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针对这种现实，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应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作用。如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0条规定，“有下列侵害妇女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此处可增加规定：“单位或责任人员拒绝改正的，可由上级机关或者其所在地人民政府强制改正。”
四、尾论
至此，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讲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但法律体系的完善对于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法律的实现，就是法律的生命。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从意识层面上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仅我国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不强，而且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仍然较低。
无可否认，法律是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武器，但它又绝不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唯一途径。妇女维权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一些新问题的出现还会增加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复杂性。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妇女地位地提高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目的、有步骤地促进妇女维权工作仍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注释：
[①]《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
[②]《中国妇女报》，2001年9月4日。
[③]《中国妇女报》，2002年4月4日。
[④]法律规范是为社会主体提供行为模式的一种尺度。根据法律规范调整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规范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授权性规范规定主体享有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权利，肯定了主体为实现其利益所必需的行为自由。义务性规范也叫积极义务规范，是规定主体应当或必须做出一定积极行为的规则。禁止性规范规定主体不得做出一定行为，即规定主体的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它禁止主体做出某种行为，以实现权利人的利益。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
[⑥]案件当事人为河南省卫辉市狮头乡塔岗村的已婚妇女岳合云。1998年秋天，塔岗村重新调整土地。村里规定：出家的闺女不再分地。这样岳合云及其婚后所生一子便成了无地户。几经周折而感万般无奈的岳合云于1998年9月10日把塔岗村告上了法庭。卫辉市法院立案后，从不误农时、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出发，及时组成合议庭审理，尽量缩短审理时限。于10月29日做出如下判决：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责令塔岗村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分给原告与同村村民同等亩数承包地的判决。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具体机构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⑧]2002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全区妇女犯罪较多的特点，决定在审查批捕和审查部门设立“妇女犯罪审控组”，这是北京市检察机关成立的首家以保护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为对象的专业化办案组。该办案组主要负责办理全区范围内妇女犯罪案件的批捕和工作，同时办理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案件，如、强制猥亵妇女、拐卖妇女等案件。该办案组成员均为女性。为使该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制定了《办理妇女犯罪案件规程》，规定了办理该类案件的主体、程序和特殊保护措施，明确了“结合妇女特点，灵活运用法律，教育、预防为主，惩戒、保护并用”的工作方针。此种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妇女权益，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2年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的纪念日。各新闻媒体、相关机构就该法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状况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这种人声鼎沸的讨论声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即不难发现此种讨论渗透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人文关怀。质言之，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男性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优良传统——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产党这一政党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但是，200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更有甚者，某些网络媒体还将其中的女主人公、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评为2002年“最命苦”的中国妇女！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妇女问题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妇女问题体现出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要求我们作出法律上的回应。因此，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调动妇女参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根本途径。就像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当今奴隶的解放一样，没有完善的法律，妇女的权益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我国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及其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注重并不断加大创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制定， 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制定，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疑对这个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设定的妇女宏观发展目标相比照，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妇女在参政、劳动佣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为全面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我国政府还进一步建构了相应的组织保障。据《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报道，2002年我国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 （地）级以上政府都建立了执法协调议事机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县级政府也建立了这一机构。除了法规和政策的保障不断完善，制定了一批政策性文件而外，关于这些法律法规的监督保障体制也逐步加强。[①]
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撑起了一片法律的天空，它们对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9月4日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反映了10多年来中国妇女地位在就业、政治参与、家庭生活、教育和健康问题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调查显示“男女平等”已成为我国公众的主流意识，女性的能力得到普遍认可，传统两性角色分工受到挑战，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等[②].2002年4月，《中国妇女报》公布的一系列数字更能从微观方面表明近年来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③] 恐怕没有谁会否认，这些深刻的变化与我国现阶段比较完善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看到我国推进两性平等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以1995年至200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为指标进行衡量，其中规定的十一类目标中仍有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和妇女保健两方面的指标没能实现。另一方面，2001年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还表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就业率较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成扩大趋势；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歧视女性的性别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这种文化模式还渗透并体现在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之中。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虽然显性的歧视女性的制度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歧视女性的文化模式以及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行为模式却很难在短时间内遭到彻底的清算。因此，为减少歧视妇女的现象，还应该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
二、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宏观措施——创制反歧视法
法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立法、严格实行法律的手段得以缓解。作为关心两性平等问题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推动两性平等的事业必须健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而具体的措施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宏观方面来看，我国实有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
1. 创制反歧视法是保障妇女权益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是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应该说，没有专门的反歧视法是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从法律的角度看，保障妇女权益应该抓住两个环节：其一，以授权性规范[④]为手段，从正面授予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其二，通过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要求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为某些行为或不得为某些行为，从反面保障妇女的权益得以实现或补偿妇女权益所受到的侵害。我国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基本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妇女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而问题的另一方面——限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不得实施歧视妇女的行为，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方面则规定得很少。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措施只强调了“一只手”的作用，而忽视了反方面的另一只手。
2.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不容忽视
相关调查显示，推进两性平等的事业在当前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几年来，中国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压力的同时，也使 “效益优先”（特别是经济效益优先）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由于两性生理上的差别，女性首当其冲地成了这种价值评判尺度的牺牲品。例如，在生产领域，一些私营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置平等保护女性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在劳动佣工时公然不招收女性。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秉此价值尺度行事，严重地侵害了妇女的权益。在女性参政、受教育等各个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都不容低估。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呼吁反歧视法的出台。
3. 制定反歧视法，有利于改造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歧视妇女的行为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行为模式是文化模式的一个具体表象。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在两性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是歧视女性的行为方式。由于文化模式的相对独立性和惯性，歧视女性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还很有市场。毕竟，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同男性相比，女性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从两个方面塑造了人们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模式。一方面，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定型化。也就是说，在男人看来，女人就应该做那些属于女人的事，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务、孩子、丈夫和家庭之上。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分工模式在男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女性也认同了上述的文化模式，并用该文化模式作为培养其性情和个性的标准。而反歧视法的创制有利于校正人们的这种行为模式，为女性参与管理国家、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4. 制定反歧视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态度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曾经指出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⑤]也就是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而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法律规制的目标。但我们却不应从此出发，认为法律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具体言之，法律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思想的方式至少有二：其一，从微观层面上，法律通过确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外而内的作用模式；其二，从宏观层面上看，法律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确立某种价值观的方式实现的。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行为人首先将法律确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尔后再用这种价值观念统帅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内而外的作用模式。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反歧视法，完全可以按照上述两种渠道发挥作用，校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这也是创制反歧视法的深层要求。
5. 创制反歧视法，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发展的要求
法律的发展从来都不能排除法律继承与法律移植这两条便捷的渠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有自己的反歧视法，此立法经验当为我国所借鉴。两性不平等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国家基于其具体的国情，都制定了反歧视法。我们亦如法炮制、创制反歧视法，并不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做法的盲目效仿和简单照搬，毕竟我国同样大量地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这是基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得出的必然结论。过去，我们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为消除歧视妇女现象提供了经济上的前提，我国没有歧视妇女的现象，这种心理也曾影响过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可以说，我们陷入了制定反歧视法，即等于承认我国也存在歧视妇女现象这种两难的情结之中。若抛开这一情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存在于社会诸领域中的歧视妇女的现象，我们就会看到制定反歧视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制定反歧视法的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一，要把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与歧视少数民族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歧视现象结合起来。其二，反歧视法即要规定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尺度，同时也应该规定对优先录用妇女等用人单位的奖励措施。惟其如此，反歧视法才有可能不会形同虚设，具有可操作性。
三、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微观方面——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之我见
反歧视法的制定，可以从宏观方面弥补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缺陷；而从微观方面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是完善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要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的、综合的、专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由国家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专门大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必将陆续出台一些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规。但这些法规更多地会涉及到保障妇女权益的细节性问题，因此修正这部经历了十多年风风雨雨且已渐显出某些弊端的、保障妇女权益的主体性法律——《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当前制定和修正法律的大潮下已悄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缺陷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不足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部法典的内容尚待充实。
从篇章结构上观之，《妇女权益保障法》构建的“总则——分则——附则”之体例本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总则和分则中的内容尚存在若干亟待完善的地方。例如，总则除了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宗旨、立法依据和确立宏观的妇女权益保障结构外，还应该明确地概括出妇女权益保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象“妇女联合会”这样的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和作用，该法缺乏明确的规定。
第二至第八章构成了该法的分则部分。本部分包括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及违反相应规定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此处关于妇女法律权益的规定更多地表现为授权性规范；规定妇女权益的内容显得过于分散；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相比，此处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行文更抽象、操作起来也更为困难。更有甚者，《妇女权益保障法》分则部分的内容从整体上看，似乎都能从其他法规中找到类似的规定。换言之，构成该法典主体部分的分则，好像是其它法律法规中关于妇女权益规定的拼盘杂烩。
第二，适用法律困难。
制定的法律没法实施、或实施效果不好就是对法治精神的背叛。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实施以来，我们很少见到根据该法或从维护该法保障的妇女权益出发而判决的案件。 1999年2月4日，《中国妇女报》报道了一则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判决的案件，[⑥]但这样的判决毕竟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由于行政和司法机关在办理各类事关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大多不倾向于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因此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的社会效果尚存在相当广阔的提升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人们漠视女性权益的因素，但妇女权益保障法自身缺乏完整而独立的体系、独到的理论概括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的因素同样不容低估。
第三，立法技术滞后。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分则部分规定了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以立法技术的角度观之，本部分关于妇女权益的规定属于列举式的。然而，“妇女权益”是一个随时代之演进而内容不断变化的概念，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技术显然与女性权益的性质本身不相协调。
（二）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正方案
鉴于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宜作出以下几方面的修正：
第一，关于总则部分。
总则部分的修正应进一步明确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基本原则、保障机制，尤其是作为妇女权益保障事业中坚力量的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和作用。
我们认为，男女平等原则虽然是妇女权益保障中最基本的原则，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虽然涉及到了这些原则，但这些规定尚不够明确，因此没能突出这些原则之于妇女权益的重要性。故而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概括如下：
（1）权益法定原则（包括女性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在内）；（2）男女平等原则；（3）禁止歧视原则（虽然我们前面指出了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但在此处亦实有提及反歧视原则的必要性，具体在适用法律时可结合反歧视法的相关规定）；（4）妇女权益保障与公共安全、大众福利及子女权益相适应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既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又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适应的过程，因而需确立此原则）；（5）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原则。妇女权益的保障乃是一个社会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而且需要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民大众的全方位关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⑦]基本上反映了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特点，如果将此规定上升为保障妇女权益的原则，无疑将发挥高屋建瓴的作用。
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与妇女维权事业紧密相关，故而应该在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做出明确规定。1994年2月我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了权威性的表述：“它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正；如果在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仍然忽视妇女联合会的作用，不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出明确规定，那肯定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笔者认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以及团体会员应该具有以下职能：
（1）代表各族、各界妇女利益，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协助有关国家机关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制止家庭暴力，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和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3）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有关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权威信息；（4）促进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5）法律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受害妇女不能告诉时，代为告诉和申诉；（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二，关于分则部分。
本部分应该包括妇女权益的内容、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以及法律责任三个方面。
（1）关于妇女权益的内容。
我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至第七章分别列举了妇女应该享有的各种权益。笔者认为，宜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把这些权利放在一个独立的法律条文中列举出来，此后还应加上一款更灵活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必要对妇女特有的隐私权、人格尊严、居留与迁徙等权利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这样的立法策略更能适应我国情况和妇女权益本身的性质：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种体制和社会状况都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变化，如此规定更能适应一些新情况、照顾到一些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且也能适应妇女权益内容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
当然，这里还必须提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除了某些特别重要的妇女权益外，《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的妇女权益不必要再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予以简单的重复。此举无疑将提高《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地位，增强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会大大降低各部门法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减少法律适用的难度。
（2）关于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建立起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统一协调的，以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团体会员单位为维权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会、青年团、企事业单位、家庭和妇女自身协同配合、积极参与的维权体系。
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应该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完善的组织保障能有效地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增强其社会效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被适用，有法律自身的原因，当然还有组织保障不力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为了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更有效地保障妇女的权益，宜采取以下具体的组织保障措施：
首先，应在司法机关成立专门的维护妇女权益的机构。当然这些司法机构的受案范围，应主要包括那些涉及到女性特有权益的刑事案件和侵害妇女重要民事权利的民事案件。关于此点，某些地区已出现了这种机构，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较好的效果。[⑧]
其次，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在妇女维权工作中的作用。目前，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在第5条中笼统地写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如果妇女权益保障法能够在法律上给予这些组织以更明确的定位，那么这些组织的潜能必将得到更大限度的挖掘，妇女的权益也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⑨]
（3）关于法律责任问题。
法律责任是一项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然而，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却显得过于笼统、抽象。我们认为，如果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本部分的内容应按以下原则进行调整：
第一，确立《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优先适用地位。
「关键词妇女法、妇女法学、平等、权利
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我国的妇女立法和妇女法学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发展。
一、独具特色的妇女法体系已基本形成
妇女法作为专以妇女为保护对象，主要从保障妇女权利的角度来调整男女两性社会关系的法律，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在法律中有了关于妇女权利义务的规定就产生了妇女法，它是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产生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迫于当时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客观形势，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妇女的权益问题，从立法上逐步删除有关歧视女性的规定，并不断创制新的法律以保护妇女的某方面的权益，甚至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协调男女两性社会关系、保护女性权益，反对性别歧视的专门性法律。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联合国对保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工作也日益关注，颁发过不少宣言，如《世界人权宣言》、《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还通过了一系列保障妇女权益的公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妇女政治权利公约》，等。这些宣言、公约中对妇女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对推动各国制定保护妇女的专门法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才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妇女法。
我国的妇女立法工作从建国至今，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一个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妇女立法；一个是改革开放至今的妇女立法。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确保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免受歧视，不仅完全否定和彻底废除了旧中国遗留的那些歧视、压迫、残害广大妇女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而且还及时地颁布了体现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的新法律，以法律的形式对妇女的权益加以确认和保护。从1949年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到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再到1975年宪法和78年宪法，它们之间虽因制定时的历史条件各异而在内容上各有不同，但在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方面却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时期的妇女立法，虽然促使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但就其自身而言还不够系统，在立法机制和执法机制上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并且随着“左”倾思想的泛滥，民主和法制遭受破坏和践踏，有关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妇女立法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改革开放初期颁布的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和义务教育法等重要法律中，都在自己调整的领域赋予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特别是1982年颁布的宪法，它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实际情况，再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妇女与男子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而且强调了对妇女权益实行特殊保护。宪法的这种指导思想为其他有关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乃至规章、制度的制定提供了法律的依据，指明了方向。
为了落实宪法的有关规定，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同时也为了履行我国签署的有关国际公约的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于1992年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对妇女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利等各项权益的全面确认和通过规定一些协调性、补充性、程序性、制裁性的条款，使之成为一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基本法。这部法律的颁布，不仅是我国妇女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国妇女立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实施，为全面确立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机制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几年里，我国又相继颁布了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劳动法、母婴保健法、新刑事诉讼法、新刑法等法律，国务院有关部门也颁布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女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全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规定或补充规定。此外，我国除了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外，最近又相继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样，在我国就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国家各种单行法律，地方性法规和政府各部门行政法规以及我国已签署的国际社会有关妇女权益问题人权约法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
二、妇女法体系的形成对妇女法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妇女法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妇女权利保障法律的产生、运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一门应用法学，我国妇女法学始终与我国的妇女法紧密相连，相生相伴。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妇女法体系的基本形成，我国的妇女法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妇女法学的学科体系正在形成
每一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一个崭新的独具特色的妇女法学学科体系，是妇女法学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妇女法学的体系，作为妇女法学所包括的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结构形式，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结构科学地表述妇女法学的内容，正确解决妇女法学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目前，我国妇女法体系已基本形成，这在客观上为我们建立妇女法学体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它将对妇女法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妇女法体系的形成，对我国妇女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此之前，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了有关的妇女法律问题的研究，但量少势微，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而且，研究中缺乏应有性别意识，因而影响有限。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和实施，有关妇女法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发表、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通俗读物和宣传妇女法的文章、著作，如《妇女权益保障法一百问》、《妇女权益保障法学》，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妇女法学学科建立进行探索或有所涉及的论文和专著，如巫昌祯、陈明侠《妇女法学》、杨大文《妇女立法的回顾与展望》、陈明侠《论我国妇女权益保障》、胡德华《妇女法的立法原则》、马忆南《中国法律与妇女人权》、夏吟兰《试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性质与特点》、郭建梅《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地位和特征》、李明舜《妇女法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田军《各国妇女权益宪法保障的比较研究》、朱景哲《我国刑法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等。此外，中华女子学院、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的法律系已经开设或正在酝酿开设妇女法课程，妇女法的培训更是规模巨大，《妇女法学》教材亦在编写过程中，所有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的妇女法学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已初露端倪，正在形成过程中。
（二）妇女法学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
随着妇女法体系的形成，妇女法学研究工作受到了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政法院系、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社会团体和司法实际部门都有一些同志从事妇女法学的研究工作。由于妇女法是以综合手段，多方位调整妇女与男子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因而，对妇女法的研究就需要有一个多学科、各方面都参与的研究群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妇女法学研究工作者队伍中，起带头作用的是婚姻法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婚姻法与妇女法二者之间存在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在妇女法颁布前，婚姻法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一直发挥着主体作用，在妇女法颁布后，婚姻法在妇女法体系中仍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妇女法与婚姻法的调整对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交叉关系，因而研究婚姻法学的同志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妇女法学研究队伍的中坚和骨干。同时妇女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与婚姻法有很大的差别，因而研究妇女法的队伍又不限于婚姻法学研究队伍，其他法律学科（如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女性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专门从事妇女维权工作的同志均在进行研究。这些从事妇女法学研究工作的同志，遍布于各级各类的法学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或中心）、各类协会（女律师协会、女法官协会、女检察官协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队伍。在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建立于1995年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及1998年成立的北京市妇女法学研究会。它们的成立，不仅表明了社会对妇女法学研究工作的承认和支持，而且为今后妇女法学研究工作树起了旗帜，集结了队伍，有利于推动妇女法学研究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妇女法学学术活动广泛开展
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以来，有关妇女法学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既有国际性的，也有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在妇女法起草过程中，就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集有关省、市、自治区人大及政府的机关代表、专家、学者、社会团体代表在东北、西北、西南、中南、东南，等各地区多次举办了制定妇女法的研究会；中国婚姻法学研讨会于1990年12月与婚姻管理研究会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关于妇女法有关课题的研讨会。全国各地的婚姻法学研究会也都以不同形式召开学术会研讨妇女法的制定、实施问题，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对策性的意见；1992年、1993年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连续召开妇女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设有《妇女与法律》专题，对妇女法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在筹备和召开‘95世界妇女大会过程中，1994-1995年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妇女与人权国际研讨会、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协会分别举办的有关保障妇女权益问题国际研讨会为代表，全国各地均举行了多次关于妇女法、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对形成和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95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北京市妇联和其他省市又先后召开了有关执行妇女法的研讨会。（注：参见巫昌祯、陈明侠合著《妇女法学》、《中国妇女研究年鉴》，第70页。）1996年北京大学法律系主办了《中英妇女与法律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华女子学院承办了《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研讨会》，全国妇联也召开了全国妇联系统维权工作会议；1997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纪念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5周年座谈会；1998年北京市妇女法学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妇女法学问题研讨会，之后，迁西妇联又主办了妇女法律援助问题研讨会，与此同时，全国妇联与加拿大合作的中加妇女法项目也全面启动。上述的各种活动，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妇女法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四）妇女法学的研究领域日趋广泛
由于妇女权益问题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妇女法学的研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近20年来，妇女法学研究涉及了以下诸多方面：1.妇女立法的完善问题；2.妇女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3.妇女法的指导思想、任务和基本原则；4.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5.外国妇女立法的历史发展；6.联合国妇女立法的状况；7.我国妇女立法的历史发展；8.妇女的政治权利问题；9.妇女文化教育权利问题；10.妇女的劳动权利问题；11.妇女的财产权利问题；12.妇女人身权利问题；13.特殊群体中的女性权利问题；14.妇女与人权问题；15.妇女权利的自我救济问题；16.家庭暴力问题；17.性骚扰问题；18.侵害妇女权益的法律责任问题；19.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程序；20.妇女法的实施问题；21.妇女权益保障机构问题，等。
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了这样几个特点：1.密切联系我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实际，突出了为依法维护妇女权益服务的特点；2.立法研究和法律对策研究较多；3.关注妇女界的热点、焦点问题较多；4.注重多学科、多方位进行研究。当然，目前的妇女法学研究除了上述可取的优点以外，也还有很多的不足，由于妇女法学研究起步晚，基础较薄弱，整体研究水平不高，对有关妇女法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探讨。这种研究现状，很难适应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工作的客观需要，因而，加强妇女法学理论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完善中的妇女法与发展中的妇女法学
当前，我们正处在20世纪向21世纪迈进的重要时期。从国际上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妇女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国内看，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保证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及家庭生活中应该享有的各项权利，将有利于调动广大妇女的积极性，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缔约国，参与了《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的制定，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是指导全球妇女事业发展，迈向21世纪的纲领性文件，因此，我们在完善妇女立法和加强妇女法学研究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关于妇女法的完善问题，著名法学家杨大文先生提出了很好建议：
第一，应当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继续完善妇女立法，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前几次草案中，关于保障措施的具体规定多于后来出台的法律。当时在草案中删去一些条款，绝不是怀疑其必要性、正确性，而是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妇女权益保障的领域中还会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从立法上采取对策。因此，决不能满足已取得的成就，一定要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把妇女立法不断地推向新的、更高的水平。
第二，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在而且还将发生各种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妇女解放，但由于一些改革措施不够配套，在妇女权益保障问题上也会遇到某些暂时的困难，特别是由于妇女在竞争中目前还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应当把妇女权益的群体保护作为立法的重点；在实行各种制度改革时，应当兼顾效益和公平。强化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护，建立和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今后妇女立法的当务之急。
第三，为了扩大妇女立法的整体效应，应为该加强配套法规的制订工作；对于一些内容已经滞后的法律，应尽快地进行修改，特别是现行婚姻法的修改应加快速度，以使中国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注：参见杨大文著《妇女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妇女法需要不断的完善，妇女法学的研究工作也需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妇女法学的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法律观，特别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法律观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我们从事妇女法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法律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妇女法学研究中自觉以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所取得重大成就，是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思想指导的结果，而这些成就又充分证明了这些思想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认真学习领会和自觉贯彻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对于妇女法学研究工作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保障妇女权益是法律赋予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前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执法主体不够明确,这一缺陷严重影响了该法的适用。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从以下几个方面明确了政府保障妇女权益的职责:
(一)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是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主要责任主体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61个条文中,直接或间接规定政府职责的有40多个条文,这充分体现了在保障妇女权益的机制中,各级人民政府是主要的责任主体。特别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这一规定从“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三个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主体,强化了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
(二)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为妇女权益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制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妇女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这些规定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为妇女权益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切实把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放在保障人权的重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先后制定并实施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是政府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合法权益落实的重大措施。正在实施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确定了2001-2010年妇女发展的目标,确定了在妇女与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教育、健康、法律、环境6个优先发展领域的政策和措施,把促进妇女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两个纲要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将法律上的平等变为事实,使我国妇女发展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为了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的妇女人权事业,并响应联合国关于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倡议,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其别强调了要提高妇女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水平;保障妇女工作权利和获得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并把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纳入教师培训课程;保障妇女的生育权利,完善生育保健服务。实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提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的信息和教育,提供避孕节育技术和生殖保健服务,为妇女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提供有效服务等。预防和打击拐卖妇编者按: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后,已有25个省区市出台了实施办法,制定了具体的保障措施。本刊特约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李明舜就保障妇女权益中的政府责任进行了详细解读,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妇女权益保障法。29中国妇运2009·6女犯罪;禁止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探索建立预防、制止、救助一体化的反对家庭暴力的工作机制;对被监禁女性采用适用女性特点的管理方式。
(三)强调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权益受侵害的妇女提供必要的救济和保障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违法犯罪行为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对于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批评或者合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听取和采纳;对于有关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有关部门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压制或者打击报复。”第五十二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第五十三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维护被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复”等。
二、政府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前提和关键
正确认识妇女权益和构建科学的保障机制是各级人民政府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前提和关键。
(一)正确认识妇女权益是政府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前提
正确认识妇女权益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尊重和保障妇女权益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要求,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和标志。在歧视女性、以男女完全不平等为重要特征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在其法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妇女的权利或义务问题,但有关这些问题的规定是从维护当时的伦理纲常和统治秩序出发的,而没有把着眼点放在如何保护妇女的权益方面。妇女政治上无权,完全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经济 上依附,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社会上无地位,被要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身份,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婚姻上不自主,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要从一而终;身心上受摧残,受到一夫多妻制的压迫和娼妓制度的迫害。在法律保护方面,苛责妇女偏袒男子更是金科玉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法律只是维护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家族统治的工具,是压迫、奴役妇女的枷锁,当然谈不到尊重和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并没有使妇女获得解放,男女不平等现象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有关歧视妇女的规定仍充斥在各种！法律之中。例如《法国民法典》,该法典一方面确立了天赋人权原则,规定了尊重私有财产、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却明确规定妇女不能享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而是具有与未成年人、罪犯、精神病人一样的法律地位。后来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迫于当时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客观形势,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妇女的权益问题,从立法上逐步删除有关歧视女性的规定,并不断创制新的法律以保护妇女某方面的权益,甚至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协调男女两性社会关系、保护女性权益、反对性别歧视的专门性法律。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联合国对保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工作也日益关注,颁发过不少宣言和公约,这些宣言、公约中对妇女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对推动各国制定保护妇女的专门法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人权的视角来看,妇女权益就是人权,保障妇女权益就是保障人权。人权,作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就其主体而言,本不应有性别之分。然而,由于历史上的男女不平等,妇女的权利长期被排斥在人权之外,妇女的人权遭受了极端的漠视和侵害,因而,在倡导保障人权,促进男女平等的今天,“妇女人权”概念的产生就有了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针对性。享有充分的人权,实现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男女平等,是广大妇女和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崇高目标,但就当今的世界来看,现代社会不仅未能使妇女实现享有充分人权这一理想,而且也未能使妇女平等地与男子分享现实的权利和利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严重地妨碍着妇女的全面发展,而且也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因此,要求保障妇女人权、促进男女平等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特别是法律措施以适应。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妇女人权的体现和保障,是妇女人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妇女权益保障法使妇女人权获得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与此同时,妇女人权是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价值评价的重要标尺。人权作为基于人的本性和本质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和权利,妇女同样享有,保护妇女人权是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所要实现的最主要的价值目标。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充分体现了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必须以先进的性别文化阐释妇女权益。文化是人类最本质的属性,是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包括妇女权益的基础。任何权益都是建立在一定文化基础上的,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妇女权益,从这种意义上说,妇女权益的生命深藏于文化之中,文化为妇女权益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场景和条件,妇女权益的实现也必须要有文化特别是先进的性别文化的支持。所谓先进性别文化指的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利于性别平等、公正、和谐发展的文化。它的核心内涵是男女平等,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先进的性别文化提倡男女两性相互尊重、良性互动、和谐相处的性别关系。妇女权益的实现,不仅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而且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妇女权益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最关键的是要看这种权益能不能为社会文化所接受,它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妇女权益的实现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从更大的环境来说,也是文化的实现。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先进性别文化对妇女权益实现和社会发展所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充分认识到建设和倡导平等、和谐、文明的先进性别文化的重要意义,使社会主流性别文化成为促进男女平等的助力而不是阻力,否则,在一个男女不平等,女性形象被商品化,女性被性符号化,女性的身体价值观被扭曲,两性关系被庸俗化的文化氛围里,保障妇女权益的规定就会在这种落后的文化中被淹没、失效,从而绝难落到实处。因此,妇女权益实现的过程中,一个长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倡导平等和谐的先进性别文化,彻底消除贬低女性人格尊严和社会价值、侵犯妇女平等权利、限制妇女平等机会的不平等的性别文化阻力。
一、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本情况
（一）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级建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妇儿工委办公室，配备了专职人员，负责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市政府制定了《**妇女发展纲要（20**—2**0年）》，将妇女依法享有的六大权利纳入其中，由妇儿工委办公室牵头，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任务分解到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市妇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纳入各级党校教学内容。同时，将学习贯彻《妇女权益保障法》纳入“五五”普法规划。尊重妇女、关爱母亲，自觉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正在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
（二）妇女的政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近年来，**市不断加大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力度，女干部队伍不断壮大，参政议政能力不断增强。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发展农村女党员工作的意见》、《关于抓紧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的意见》。到20**年底，**市女干部达到1728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20.2%。其中，有厅级女干部4人，县级女干部124人，科级女干部764人，除广饶县委班子因干部调整暂时缺配女干部外，市、县区、乡镇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全部配备了女干部。市级党政部门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分别达到50%和56.7%。女性进村“两委”比例达到16.**%。市和县区两级人大代表中，妇女所占比例分别达到21%和22.8%，两级政协委员中，妇女所占比例分别为17%和23.5%。女党员数量明显增加，**市女党员达到13098人，占**市党员总数的15%以上。
（三）妇女的文化教育权益得到重视。保障妇女受教育权利是消除妇女贫困、促进妇女进步与发展的首要因素。**各级妇联加大“春蕾计划”实施力度，资助年幼贫困女童完成义务教育，对大龄女童开展后续教育培训；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妇女职业培训。目前，**市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100%；初中女生巩固率达99.32%，高中女生毛入学率达91.32%；培训农村妇女27.5万人次，有3.39万名妇女获绿色证书，2.32万名妇女获农民技术员职称。
（四）妇女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得到落实。目前，**市全社会从业女性52.1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46.1%，其中城镇单位从业女性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39.2%。妇女就业层次明显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到了41.5%，科教文卫金融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女性从业人数上升，一批知识女性跻身于高科技领域和新兴产业。就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从事第三产业女性5.35万人，占比重39%。在公务员考试录用中，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除特殊行业可规定录用人员性别比例以外，其他单位均不得提出性别限制。近两年**市新招录公务员中女性比例均超过55%。广大农村妇女科技文化素质普遍提高，更多的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今年**市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数中女性占到39%。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逐步落实，生育保险社会统筹覆盖面不断扩大。各级认真贯彻落实妇女劳动保护条例，98%的企业严格执行了女职工“四期劳动保护”规定。
（五）妇女的人身权利得到保护。**各级妇联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坚持管、防、治、建多管齐下，严厉打击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建立法律援助中心、妇女法律援助站18个，为受害妇女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注重保护妇女生命健康权，基本形成了遍布城乡的妇幼保健网络。20**年，**市妇联与卫生局联合争取将农村妇女“两病”普查纳入市政府为民所办实事，免费为**市13.78万名年龄在35—49岁之间的已婚农村育龄妇女进行“乳腺癌、宫颈癌”健康普查。
（六）妇女的婚姻家庭、财产权益得到维护。**各级妇联组织联合有关部门广泛开展了“五好文明家庭”、“平安家庭”、“廉洁家庭”、“十星级文明户”、“零家庭暴力村庄”等的创建活动，尤其是平安家庭创建纳入了平安**建设的总体规划，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考核体系。依法维护婚姻家庭权益。各基层法院普遍设立了妇女维权法庭，妥善处理离婚、抚养、赡养、继承以及家庭财产分割案件，依法维护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各级妇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原有的“138”妇女法律服务热线、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家庭暴力致伤鉴定中心等维权机构的基础上，与综治办、法院等14部门联合成立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领导小组，与市综治办等7部门联合建立了“家庭暴力投诉中心”，与民政局联合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站。**建立了妇联特邀陪审员和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制度，有22名妇联干部被法院聘为特邀陪审员，13名妇联干部被聘为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市有1000余名司法工作者和妇联干部加入维权志愿者队伍。
二、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营造《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的良好社会环境，**上下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使《妇女权益保障法》各项规定深入人心。一是深入基层宣传。**市妇联将每年三月份作为普法宣传月，集中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各级妇联通过举办学习培训班、印发宣传材料、组织文艺汇演、举办模拟法庭、开展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学校、家庭，将《妇女权益保障法》送到妇女手中。二是借助媒体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宣传媒体的优势，扩大法制宣传的辐射面。**市妇联通过“**妇女网”维权驿站以及“三八”节前后在电视台、电台、报纸做专栏等形式，广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三是开展互动宣传。向社会公布138等妇女维权热线，及时为咨询者、求助者排忧解难，协调社会力量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知识竞赛、开展“法律进万家”活动等，促进了法制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激活工作机制，构建社会化维权工作格局。一是建立健全组织网络。**市妇联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妇女维权工作和为上访妇女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各县区都设立了妇女儿童权益部、法律顾问处等服务机构，；乡镇设有妇联干部参与的司法调解中心；村有妇代会主任参加的调解委员会，从而形成网络。实行全日制接访制度。同时，加强工作研究，认真调查，避免错判。实施办信工作“绿色邮政”工程，引导妇女群众通过写信途径反映问题，规范秩序。二是建立健全维权保护机制。近年来，**市妇联坚持把源头维权作为工作的立足点和着力点，加大源头参与力度。针对家庭暴力投诉上升及妇女法律援助等问题，**妇联与联合有关单位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问题的意见》、《关于建立妇女法律援助联络中心的实施方案》、《关于建立“138”妇女法律服务热线的实施方案》、《关于建立“家庭暴力投诉中心”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使妇女维权工作从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得到了落实。
（三）提高妇女整体素质，引领妇女创业就业。一是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妇女就业创业本领。面向农村妇女深入推进实施新型女农民培训计划和“巾帼星火创业培训计划”，根据当地产业布局有针对性地举办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面向城镇妇女开展提高就业技能，增强就业本领为主要内容的培训。面向女企业家开展现代管理知识和经济形势培训。面对毕业女大学生举办就业创业指导报告会。二是搭建援助平台，为妇女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开展妇女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开展“就业信息对接”网络招聘活动，将“**妇女网”与“中国妇女劳动力转移就业网”进行链接，实现了资源共享，拓宽了城乡妇女就业创业渠道。充分发挥女能人的带动作用，鼓励女企业家和致富女能手带头消化安置下岗女工、女大学生、返乡女农民。实施“信贷助推万名农村妇女创业行动”，为创业妇女提供资金扶持。
（四）参与平安创建，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稳定。一是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下发了《关于在**市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围绕创建平安、文明、和谐家庭的目标，以家庭为主体，广泛开展“法律知识进家庭、治安防范进家庭、美德建设进家庭、安全措施进家庭、纠纷化解进家庭”“五进家”和家庭“无毒、无赌、无黄、无、无传销、无暴力”“六无”活动，提高家庭成员遵纪守法的意识。二是开展“流动妇女平安之家”创建活动。目前，**在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村庄建立“流动妇女平安之家”16处，为流动妇女提供了学习培训、健康教育、法律帮助、文化娱乐等服务，维护了流动妇女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创平安家庭护全运平安”、争创“优秀妇女维权岗”、“零家庭暴力社区”、“零家庭暴力村庄”等活动，维护家庭及社会稳定。
（五）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优化妇女生存发展环境。一是开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巾帼在行动”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妇女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为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做贡献。二是开展“巾帼示范村”创建活动，实现“生活富足安康、村风文明向上、村容整洁美观、家庭和谐幸福、妇女素养提高”的目标。三是开展“净化环境家庭护卫”行动，提高家长指导孩子健康文明上网的能力。四是开展家庭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建立健全各类家长学校，举办优秀家长巡回报告会等多种形式提高家庭教育普及率。五是开展“爱祖国、爱家乡”书画摄影大赛、“小海豚”故事大王比赛等活动，丰富了妇女儿童的文化生活。六是开展评选表彰活动，树立模范典型。
（六）注重办好事、实事，保障妇女弱势群体利益。一是实施贫困母亲救助行动。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妇女，开展“结对认穷亲”活动，授技能、上项目，帮助脱贫致富。对劳动能力差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采取给予物品和资金救助的方式，改善她们生活状况。二是开展“为妇女送健康”活动，开展了“关爱女性”免费健康查体活动。三是开展“同心牵手”结对帮扶活动。发动志愿家庭与贫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在精神和物质上对灾区贫困家庭进行帮扶援助。做好联系村帮扶工作，帮助所联系村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五是争取政策对农村少儿舞蹈美育教师进行培训，提高了她们的教学能力。
三、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妇女权益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在一定人群和某些领域中仍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
一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宣传不够广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观念还不够深入。在工作中，往往偏重于把广大妇女群众作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重点宣传对象，对男性尤其是各层次的男性领导干部宣传的力度不够，致使部分单位和领导对妇女维权工作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保障措施不到位，从而导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有关规定在个别地方和个别单位得不到全面落实。
二是妇女在参政议政方面与男性有较大的差距。在城市，女领导干部特别是正职人数偏少，副职实职较少，个别应配备女干部的岗位尚未配齐。同时女性的参政意识较男性而言仍显得相对淡薄。在农村，由于受到“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和从夫居习惯的影响以及农村换届过程中职数限制等原因，女性进村“两委”的比例不高。
三是城镇妇女劳动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依然存在。女性因为性别在就业、再就业中受到歧视的现象较突出，个别单位和部门在招工中存在招男不招女、减员增效中裁女不裁男的问题。企业女工劳动保护规定不落实的问题也时有发生。部分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困难企业的女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环境较差，安全卫生设施不配套，“四期”保护做得不够好，不能按时查体，存在加班加点现象等。
四是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受侵害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随着**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出嫁女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及村民待遇权益受侵害问题日益凸显，部分村通过村规民约、村民大会或村委会决议等方式，限制和剥夺出嫁女应享有的土地补偿金等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和村民待遇，侵害了农村出嫁女的合法权益。同时，因为农村土地政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相关规定，导致农村妇女在结婚或离婚后，不能及时取得土地及其它相关权益。
五是妇女在婚姻家庭权益方面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近几年来，家庭暴力和重婚案件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女性在家庭中受歧视、虐待、残害的现象时有发生，“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一些地方和范围内还根深蒂固，等危害妇女身心健康的社会丑恶现象依然存在。
四、对策及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更有利于维护妇女权益的社会环境。通过形式多样的学法、用法活动，根据各个层次、各个群体的不同特点，分别采取更加适宜和更加有效的宣传教育方式，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妇女群体、对各级党政领导、对司法执法人员的宣传培训力度，提高妇女群众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自觉性，增强妇女自身的维权意识，推动性别意识进入领导决策主流，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的性别平等观念、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继续推进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党校、进高校、进机关，扩大性别平等教育的普及面；进一步发挥媒体在法制宣传中的作用，注意提高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男女平等意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文明进步的性别平等观念，营造男女两性互相尊重、平等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加大执法力度，重点解决当前妇女权益保护中的难点问题。一是重视妇女参政议政，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加大培养、选拔、使用女干部工作力度，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女干部脱颖而出的培养选拔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女干部尤其是年轻女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为女干部提供接受培训和开发能力的机会，提高其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二是切实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在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土地立法、司法实践中，要高度重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通过人大执法检查、调研等渠道，加强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方面执法检查监督，确保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得以全面实施，真正落到实处。三是督促企业依法用工、守法经营，避免和减少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的劳动权益，加大劳动监察力度，促进建立稳固和谐的劳动关系。四是进一步保障妇女的人身权利及婚姻家庭权益。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把预防作为重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切实承担起法律赋予的职责。
（三）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创新维权工作的机制。一是完善预警分析机制。充分发挥妇联组织自下而上，组织健全，网络完善的政治和社会优势，建立健全妇女权益问题预测预防制度。做到妇女问题反映强烈随时报，重大事件当天报，情况按月报，动态分析按季报。逐级定期收集、排查妇女维权的新动向，及时把握妇女问题的新趋势，适时为法律责任部门和相关单位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依托维权志愿者队伍、法律工作者队伍，在社区建立以妇联组织为主，相关人员参与的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家庭纠纷调解中心、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站等法律服务网点，为妇女提供、咨询、投诉、援助等全方位的维权服务，形成妇女维权工作层层有人管、层层有人抓的工作格局，为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筑起第一道防线。二是不断完善社会化的维权工作格局。加强人大、政协的监督，重视和完善人民监督，注重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报道，建立由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具有长效监督作用的监督协调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整合各部门的资源，集中各方面力量，加强对涉及妇女权益保障重大问题和案件方面情况的沟通与协调，共同解决妇女权益的难点、重点问题，在全社会形成各级党委、政府重视，人大、政协支持，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的妇女维权工作格局。
（四）注重抓好队伍建设，切实增强妇联组织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专兼职干部队伍，是做好维权工作的重要保证。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联的职能和作用也进一步做出了规定，为妇联组织更好的发挥优势，开展工作，履行职能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对妇联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将不断加强培训，增强各级妇联维权干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法维权的自觉性，提高妇联维权干部依法开展工作的能力，准确把握妇联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增强法制观念，掌握科学工作方法，健全工作机制，提高依法促进妇女发展，维护妇女权益的水平，使妇联维权工作进一步走向法制化、专业化、规范化。
论文关键词：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对策
论文摘要：我国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较为严重，其原因复杂多样。分析归纳起来，我国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的流失，主要是由土地资源的稀缺、农村离婚妇女自身素质、村干部行政意识、国家政策法律的漏洞、村规民约的威力以及社会历史观念几方面因素影响所致。
我国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较为严重，据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罗萍2000年春在湖北21个市、县对310名婚姻变动中农村离婚与丧偶妇女的调查发现，农村离婚与异地再婚丧偶妇女中只有42%的人分到了土地，其余皆未能分得土地。就是说，还有58%的离婚和丧偶农村妇女未能分得土地。而本课题组成员在江西H县10个乡镇18个村的调查结果显示，80% 的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研究分析我国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利流失的原因和对策，对保护我国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利和其他权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的流失，主要是由土地资源的稀缺、农村离婚妇女自身素质、村干部行政意识、国家政策法律的漏洞、村规民约的威力以及社会历史观念几方面因素影响所致。
一、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流失的特点
根据对江西H县的调查，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流失呈现以下特点：
1.农村离婚妇女两头（娘家和婆家）失地。妇女出嫁后，由于土地调整政策影响，嫁入村没有分配承包地，而嫁出村以户口已迁出为由，收回承包地。据调查，30名离婚妇女中，两头失地的妇女有10个，有2名离婚妇女娘家还保留了土地，但土地承包权归娘家所有。
2.农村离婚妇女在婆家只是空挂户，实际上没有获得土地权益。调查显示，在婆家空挂户的离婚妇女有7个。离婚妇女不居住在婆家，个别村虽保留了土地，但土地和相关权益归男方，离婚女方实际上是空挂户的也有6个。
3.农村离婚妇女户口被强行迁出，承包地被收回，本村一切权益不能享有。这种情况常发生于人均土地稀少、城郊和土地利益较多的农村。如E镇的一些村委会就规定，离婚妇女户口必须迁出，征地补偿费一律不分配给离婚妇女，而且本村女子嫁入外村离婚后，户口不可迁回本村。
4.成为户主的农村离婚妇女不能长期拥有土地权益。F镇某村两个离婚妇女中，其中一个带有一儿，在婆家独立成户，她和儿子都有土地权益，但该村村规定，等她儿子成年或娶媳妇时，户主自然转为她儿子，到时她本人的土地和相关经济、政治权益都丧失；另一离婚妇女带有一女，在婆家独立成户，她本人有土地，但其他权益不能享有，而且，等待女儿出嫁后，其土地要收回。
二、解决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问题的几点建议
据了解，在H县历来就存在着男子出外打工，妇女留守在家种田的现象。据调查的真实情况是，在24名土地权益流失的离婚妇女中，只有4人表示不愿要土地，其余20名都表示：“即使我想要（土地或权益），他们也不会给”，可见，农村离婚妇女是渴望拥有土地权益的。并且，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反映了农村妇女解放程度、生活状况和权益保护等问题。因此，对于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的流失，我们需要实施有效的解决措施，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需从法律、制度、行政、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对这问题进行循序渐进的变革。农村妇女包括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的根源很难从根本上消除，本文也无意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更关心的是弱势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流失后，如何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保障她们的生存和发展权，当务之急，要做好以几方面的工作。
1. 提高农村离婚妇女的法律素质和维权意识，并畅通法律救济途径。一方面是不知道如何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一些离婚妇女只从眼前利益出发，离婚诉讼时放弃了对土地的承包权。笔者认为，各级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妇女组织要发挥优势，提高农村离婚妇女的法律素质，充分调动农村妇女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的主观作用。例如，对农村妇女尤其是离婚妇女，要广泛深入地搞好《村民组织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和培训活动，促使她们学法、知法、懂法，提高她们的法律素质，促使她们在遇到依靠自身力量不能解决的问题时，能懂得向妇联组织求助，懂得借助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维权。教育、鼓励农村妇女主动通过诉诸法律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失为在权益受侵害时保护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此同时，还必须畅通法律救济途径，关于离婚妇女失去土地权纠纷案件，法院应及时处理。
2.切实转移农村富余人口，并帮助农村离婚妇女群体就业。一个村庄拥有的土地量是恒定的，人口却在流动和增加，然而土地不能无限分割，因此，有限的土地难以负载过多的人口，这势必忽视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有学者已提出通过转移农村富余人口的途径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土地权〔3〕。笔者认为，迎合城镇化，转移农村人口的同时，各级政府可以开辟一个专门窗口，以解决失地离婚或丧偶且生活困难的妇女的就业问题。例如，对农村离婚妇女开展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有效提高离婚妇女转移就业的能力，让她们进城务工。 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为她们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她们积极创业，以切实保障她们的生存和发展权。
3.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正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并加强对村规民约的监管。现有的法律对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的规定较全面，有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意识。但笔者认为，法律政策不仅要符合农村实际，还要注重社会性别。许多法律政策尊重男女平等，没有歧视妇女权利，但因没有充分考虑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和婚姻关系的流动性，使法律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农村妇女带来不利。所以，法律政策尽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偏向农村弱势妇女。例如，农户土地承包合同登记可以实行夫妻双名制，夫妻各持一份，双方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转让、租赁土地时要出具双方所持有的两份土地承包书，并由双方签名才能生效，保障妇女在分居、离婚和丧偶情况下土地承包权的安全。要保证国家法律政策的贯彻实施，还必须废止同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地方土政策，加强对村规民约的监管。建议县级民政局成立相应的司法科（股），专门负责对村规民约进行法律方面的宏观指导；乡镇司法员列席村民代表大会，对制定村规民约进行具体指导，并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把关；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全面开展对村规民约的清理工作，对村规民约中侵害妇女合法财产权利和乱罚款的条款坚决予以清除；乡镇基层党委政府要通过培训班的形式，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建章建约的自觉性。
4.加强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开展各种活动，提高农民素质，解放农民思想，让男女平等的国策深入人心，尊重农村妇女的生存发展权。另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要积极拓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不仅保障农村特困户、低保户和五保户，而且要保障农村失地的离婚妇女和丧偶妇女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积极动员社会和村民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形成尊重和保护农村弱势妇女权益的好风尚。
总之，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国家性别政策、法律以及社会文明的集中表现，是妇女解放程度、社会地位和权益保护的综合反映。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物质、精神、政治文明程度都不高的社会，单靠几部专门的法律和政策难以解决问题。只有从父权结构、根本法律和专门法律配套、社会特别是村社传统、风俗习惯等多方面进行循序渐进的变革或改造，中国农村妇女特别是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利才能真正得以保护。
参考文献：
[1]罗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实现的制约因素分析——湖北21市、县农村离婚与丧偶妇女调查. [EB/OL].
一、领导重视，保障妇女权益。
*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关心和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关心基层贫困妇女，在为困难群众“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中，拨付专项资金*元，通过区妇联送到贫困母亲和特困家庭妇女手中，特别是对我区的几名上访的贫困妇女，由主管主任牵头，相关部门参加专题研究她们的问题，并多方协调关系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
二、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新的形势下做好妇女维权工作，确保我区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今年以来我区妇联维权工作进一步加大了力度，首先，在广大妇女干部、妇女群众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她们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素质，帮助她们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在项目开发中涉及到征用土地，妇女因土地被侵权案件更容易暴露，为了使各级干部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在工作中自觉执行各项政策，维护妇女权益，我们在*举办的各类集中学习或培训班上，协调安排维护妇女权益相关政策的内容。我区社会事业局组织村、支两委干部进行培训，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请市妇联的领导给村、支两委授课，讲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男女平等和妇女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知识;第三，不断创新宣传教育的形式。一是精心策划，创新活动形式。如“三八”维权周，我们都通过法律咨询、文艺表演、送法下乡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普法宣传高潮。与有关部门合作联合组织村妇女秧歌队和小学生进行专场演出;结合文化下乡活动，进行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为主要内容的有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在*上上下下形成尊重妇女、关心妇女、保护妇女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各部门在妇女维权工作中的作用，促进妇女权益的落实。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重视下，我市妇女维权工作，从解决妇女儿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力量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积极构筑起社会化维权机制和维权网络，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妇联牵头、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为广大妇女创造了平等参与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优越环境。20xx年以来，××市先后荣获全国维权协调组“维权贡献奖”、 全国妇联“四五”普法先进集体、全国“平安家庭”先进集体、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等部级奖项22个，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等省级奖项27个。
(小标一)抓源头：从立法入手树立“大维权”理念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实现男女平等是促进妇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为切实加大妇女维权工作力度，市委、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从源头维权入手，在出台和修改相关政策法规时，把妇女问题作为重要内容，纳入立法和决策中，建立并不断完善以《宪法》为依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题、以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支撑的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加大了我市妇女维权工作力度，提升了维权质量。特别是近年来，我市制定和实施了《××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被列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市妇女发展规划(20xx——20xx年)》、《××市儿童发展规划(20xx——20xx年)》，已纳入了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总体计划。同时，市妇联还与相关部门联合下发几十个文件，涉及女干部培养选拔、农村妇女土地问题、婚姻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妇女权益等多方面问题，使我市妇女维权工作实现了抓源头、多渠道、重实效的工作目标。
(小标二)促联合：社会化成为新时期妇女维权亮点
积极探索社会化的维权工作，构筑社会化维权工作体系，为维护妇女为发展注入和谐旋律儿童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是充分发挥社会化维权优势，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妇女维权效能的重要举措。
××市妇女维权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20xx年，就组建了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市委副书记李树国任协调组组长，公安、司法、政法等19个部门组成的××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各县(市)区也相继成立，对有关妇女儿童权益重大问题和重大案件进行协调处理。目前，已经处理了10多件社会影响大的妇女侵权案件，使妇女儿童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各级司法部门与妇联联合建立了妇女法律服务、援助机构。建立了市、县(市)区、乡(镇)街、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四级妇女儿童信访投诉中心，开通了妇女儿童维权热线12条。全市100%的社区、90%以上的村都建立了妇女儿童维权站;各市、县(市)区法院先后设立了34个“妇女维权席”，8个“妇女维权法庭”， 有84名妇联干部被聘为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重大案件;各级妇联组织与司法局联合设立“妇女儿童法律援助站”，在10个律师所建立“妇女儿童法律服务站”，帮助贫困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帮助，解决打官司难的问题;市妇联与市卫生局、市司法局联合建立“××市家庭暴力验伤中心”，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有力的证据;市妇联与市公安局联合在南关区15个基层派出所率先组建了“妇女儿童维权投诉中心”。今年又建立了家庭暴力预警机制，成立了家庭暴力预警网络——市公安局建立家庭暴力调处中心、110家庭暴力报警中心、派出所建立“家庭暴力投诉站”和社区警务室建立“家庭暴力投诉点”，优先接警出警，及时保护受侵害妇女。
为了进一步加大维权协调的力度，给妇女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在市妇联的积极协调和努力下，于20xx年成立了全省首家专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志愿者队伍——巾帼司法顾问团。这支队伍由我市有影响的女警官、女检察官、女法官、女律师、女法律学者组成，现已发展到十个县(市)区11支队伍，总计220人。我市还专门设立了“巾帼司法顾问团”维权热线，保证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得到法律帮助;在电台设立了“巾帼 司法顾问团”维权热线，每周三下午安排顾问团成员做客电台，亲自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顾问团每月下基层服务至少一次，以现场咨询、诉讼、专题讲座等形式，为妇女提供法律服务。朝阳区居民李某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在顾问团成员的帮助、呼吁下，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成为朝阳区法院审理判决的第一起有影响的反“家庭暴力”案件，这起妇女侵权案件从立案到审判的全过程，都有顾问团成员的跟踪监督。顾问团的律师还出庭了一些案件，妇女景某曾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生活不能自理，后因家庭琐事被丈夫砍死，顾问团的律师挺身而出，为受害者伸张了正义。顾问团的律师还了不少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的离婚案件，为妇女讨回了公道，使受害妇女切身感受到妇联“娘家人”的温暖。
随着巾帼司法顾问团的发展壮大，其服务功能也在不断扩展。目前，顾问团在为妇女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与服务的基础上，还与企业进行对接，义务帮助民营企业破解法律难题，已经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00多万元。另一方面，市妇联还组织顾问团成员与社区对接，与村妇女维权站对接，帮助妇女群众就近解决法律的困惑。“巾帼司法顾问团”是××市妇女维权工作的创举，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品牌。
(小标三)办实事：维权与民生有效结合
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好事，服务妇女儿童的实际需求，是实事化维权的重要内容。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实事化维权工作，在连续三年的全市民生计划中，都把解决妇女民生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同时，积极支持妇联牵头开展“三零社区”创建活动，市委办公厅以文件形式转发由市妇联在全市开展的“三零示范社区”创建活动意见，使这项活动在我市解决妇女儿童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年来，通过创建“零下岗失业妇女示范社区”活动，建立健全了社区再就业服务网络，整合了驻社区单位的岗位资源，拓宽了社区家政服务领域，充分利用巾帼社区小额借款，扶助下岗失业女工就业、创业。下岗失业妇女有再就业的意向、有就业能力，不挑不捡，在向社区妇联组织提出就业申请后，社区妇联组织在一周之内就能安排就业、上岗;通过创建“零家庭暴力示范社区”，充分发挥了社区妇女维权网络的作用，在家庭暴力发生时，反家暴网络及时介入干预，制止家庭暴力的持续和升级，实现了介入家暴案件的盲区为零的工作目标;通过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示范社区”，依托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站，建立重点管理档案，确保社区劣迹少年列管率达100%，重点人员进档率100%，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一帮一”帮教达100%。目前全市已有77个社区成为“三零示范社区”。
在“平安××”创建中，各级妇联组织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从家庭、社区入手，从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入手，运用宣传、教育、心理辅导、帮扶教育等多种手段，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预防犯罪、扫除黄赌毒、开展安置帮教、调解矛盾纠纷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建立了一系列工作制度，保障了创建工作规范运行，并充分发挥组织优势，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把千家万户组织动员起来，引导广大妇女成为“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的主体。各地、各部门把创建“平安家庭”工作放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中去思考，将其纳入平安建设总体规划同部署、同实施、同考核，明确目标责任，确保创建活动与平安建设工作整体推进，实现了积一家一户的“小安”，营造全市社会平安的创建目标。
(小标四)重个案： “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您好，这里是妇女儿童维权排忧热线，请把您的困难告诉我们……” 近年来，我市先后在市、县(市)区、乡(镇)街、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层层建立了妇女儿童维权排忧热线、在电台开通“妇女维权热线”、在信访窗口开通“冬律师维权热线”、在“148”语音信箱增设妇女维权专线，这一条条维权专线已经成为广大妇女倾诉困难的一条条“热线”，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我市妇女维权工作的热度。
关键词：婚姻法；女性权益；保护
一、婚姻法保护妇女权益的必要性
马克思曾认为，社会变革中最主要的酵素就是妇女，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主要看的是这个国家中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女性是这个社会的另一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靠的是两性的共同参与，所以重视对女性的保护对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一个小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可以直接协调两性关系、维护家庭关系，所以婚姻家庭立法对妇女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家庭稳定美好、促进社会和谐进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通过立法活动在平等男女地位、保护妇女权益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却难以转变。由此，婚姻家庭立法必须以绝对倾斜保护的方式矫正妇女的弱势地位，真正完全实现妇女的权利自主和权益平等，这是法治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
二、我国现行婚姻家庭立法中女性权益保护存在的不足
在女性权益长期受到漠视的背景下，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妇女权益的保护确实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妇女的地位也确实得到了提升，但是不可否认立法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1.妇女在经济上的劣势地位无法由婚姻家庭立法予以改变
尽管现代女性广泛参与就业，职业女性也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家庭妇女的经济收入是远远低于男性的，并不能改变社会中女性在经济上的劣势地位，绝大部分的中国现代女性必须负担职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地位劣势是决定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弱势地位的直接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女性独有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决定了她必然要肩负家庭和事业这两个方面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功能。想要通过立法来改变妇女在两性婚姻中的弱势地位，必将难以有效地施行，法律也不能强人所难。
2.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应用困难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为保护受害者、惩戒离婚过错方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这项制度却被束之高阁，真正能以离婚损害赔偿为由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例并不多。现有的法律确实规定了该项制度，但也只是用一个法律条文来陈述，规定了可以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涉及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赔偿数额、损害结果等具体内容都没有表述。同时，在举证方面，司法机关往往以取证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由，将其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造成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妇女希望借此在受到伤害后获得赔偿几乎成为空谈。
3.对婚姻关系中妇女的性自没有明确的规定
妇女的自，应当涵盖各个方面，包括工作自主、生育自主，性自等。我国是一个极为传统国家，自古“谈性色变”，性是一个很敏感的词汇，正是由于性意识的缺失，妇女难以捍卫自己的性自。虽然新《婚姻法》结合了我国的实际，但是这种从人权方面出发考虑女性特殊权益的规定并未出现。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婚内”的问题并没有通过婚姻家庭立法而得到正视和解决。
三、妇女权益保护的完善建议
1.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妇女劳动地位
经济地位的劣势导致了婚姻家庭地位的弱势，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妇女在经济上的不独立，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权。虽然经济的发展为每个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仍然有很多岗位存在歧视女性的现象，甚至一些事业单位招聘时拒绝符合条件的女性应聘者。所以需要完善经济体制，改善就业环境，出台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等来为女性提供合理公平的就业机会，建立完善的劳动保障体制，严厉地惩处性别歧视的行为。
2.完善婚姻家庭立法，提高法律的可操纵性
（1）建立性自制度，维护妇女的特殊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婚姻家庭的立法直接关系到两性的基本权利，所以应当从更高层次上保护女性的权益。建议将“性自”纳入法律体系，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配偶双方各自有自主决定是否发生性关系的权利，不受配偶一方的强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将“婚内”予以明确，明确婚内是严重损害妇女性权益的行为，法律应当明令禁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这也是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
（2）健全法律中关于妇女财产权益保障的制度。首先，完善我国婚姻法中已有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行为范围，不限于立法已有的四种过错行为。鉴于现在社会中频频出现的婚外情现象，也可以将其规定为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过错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危害了婚姻关系中无过错一方的权益，也成为了针对女性犯罪的高发性原因。这也有利于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其次，应当具体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增强该项制度的可操作性，应当首先从举证责任方面放宽条件，只要能够证明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和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离婚一方未尽到夫妻忠实义务即可，不要求非得取得实质上的证据。最后，可以试点试行第三方损害赔偿制度，赋予受害者一方向婚姻关系中给自己造成精神或财产损失的第三方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或者财产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要求第三方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3）完善家庭暴力立法，保护妇女的生命健康权。反对和禁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针对家庭暴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依法进行妥善处理，不能以“ 清官难断家务事”为由互相推诿，不予办理。同时，应当完善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从责任主体、赔偿方式、赔偿金额、损害责任等方面具体规定。笔者建议，可以制定一部专门的禁止家庭暴力法来重视家庭暴力的危害，设置周密的反家庭暴力条款、罪名等，加大惩罚力度，也使执法者行之有据，杜绝家庭暴力的发生，保障妇女的生命健康权。
3.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提高女性的法律维权意识
妇女自我素质的增强、维权意识的提升也是保护其自我权益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虽然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在不断的健全中，但是对于广大普通的妇女同胞而言，那些条条框框的法律条文太过生僻与遥远，难以有效地深入人心。因此，应当在现有的法制宣传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妇女权益的法制宣传教育， 将刻板、严肃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图片、文字、案例等知识，强化妇女对相关法律知识的认识，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引导她们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孙伟平.透过新《婚姻法》谈妇女婚姻家庭权利保障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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