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镇旅游系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联性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风情旅游日益兴起，以云南丽江、江苏周庄为代表的古镇旅游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镇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旅游者体验的重要内容。剖析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影响因子，并对二者进行关联性分析，既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思考，也是对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模式的探讨。
一、古镇旅游系统的构成要素和特征
古镇是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社会、彰显历史的重要依据。旅游系统是由各种旅游事象组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使各组成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具有实现旅游价值的整体功能。根据要素旅游功能分析，古镇旅游系统可以分为客源市场需求系统、旅游目的地供给系统、支持系统和服务系统。古镇旅游系统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古镇旅游系统旅游活动具有多样性；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具有广泛性、系统性以及要素之间关联的复杂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保护和传承影响因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在长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通过口传心授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主要有：口头传说和表述、传统表演艺术、社会风俗、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要影响因子有：保护的必要性；保护工作的主体；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原真性和创新性；文化多样性。
三、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影响因子的关联性分析
古镇包含种类不同、特色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因子进行剖析，以后者作为保护理念探讨古镇旅游开发利用模式，既是对二者关联性的分析，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探讨。
（一）古镇旅游需求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创新性关联性分析
对古镇旅游需求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创新性的分析，是从旅游者需求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旅游者对当地传统文化体验的要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和创新的规律，可以推出古镇旅游开发模式有博物馆式保护开发、原真性保护开发、应用和产业化式保护开发。
（1）博物馆式保护开发：对于不再适应社会需要、面临生存危机、没有市场价值但仍具纪念和收藏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行全面、系统、真实的记录和整理。博物馆式保护开发通常由政府主导，以保护文物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见效快、作用显著的特点。
（2）原真性保护开发：古镇旅游中，旅游者更多的是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体验，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标尺，也是其稀有价值的体现。
（3）应用和产业化式保护开发：在对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详细收集整理、深入认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确定其具有开发和应用价值的，应进行开发利用和产业化发展。
（二）古镇旅游支持和服务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关联性分析
从研究的重点出发，可以将古镇旅游支持系统和服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分析，可以推出古镇旅游开发模式有教育传承式保护开发、立法约束式保护开发。
（1）教育传承式保护开发：教育是人类传递文明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途径。古镇旅游教育传承式保护开发面向的对象有两类：一是管理者和开发者；二是普通民众和旅游者。
（2）立法约束式保护开发：法律规范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古镇旅游开发涉及的部门和群体较复杂，通过立法约束、规范化管理，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法律保障。
（三）古镇旅游供给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文化多样性关联性分析
（1）研究性保护开发：对古镇旅游供给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进行关联分析可以推出研究性保护开发。研究性保护开发要求对古镇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系统研究，对适合旅游开发的要进行重点研究，探讨科学的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模式，避免无序、盲目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
（2）可持续性保护开发：对古镇旅游供给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进行关联分析可以推出可持续性保护开发。古镇旅游的可持续性开发要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生存环境原貌以及传承主体的保护。
（3）独特性和多样性保护开发：对古镇旅游供给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多样性进行关联分析可以推出独特性和多样性保护开发。古镇旅游开发只有立足自身特色、不断提高文化品位，才能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且为古镇旅游开发所用的目标。
针对古镇旅游开发商业化、庸俗化严重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害、甚至消亡的问题，剖析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影响因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影响因子作为保护理念对古镇旅游开发利用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对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影响因子的关联性分析，得出了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八种旅游开发模式。
参考文献：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所反映的某种理念和观念，或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所表现的形式、表达的内容及起决定或支配这种活动的规范等［1］。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远流长，既是中国传统体育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传统体育与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体育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和所有的文化类型一样，作为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之一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亦是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尤其是近代以来，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变迁迅急导致的内源影响与来自奥林匹克文化全球化、西方现代体育模式的强势登陆等所造成的外源影响都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把其置于“文化冲突”的风口浪尖，给人一种精神上“不在家”的迷茫和痛苦，甚至使得这种持续千年的文化出现撕裂与流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美国学者奥格本(Ogburn，1886—1959)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文化坠距”(Cultural-lag)，他认为“物质文化的变迁总是先于和快于适应文化的变迁，如果两者的变化差距较大，不能保持原有的关系，就会导致两者关系失调，就会发生文化坠距”［3］。但我们也不必为这种失调过于焦虑，因为当一种文化中的个体通过交往或迁移而生活于另一种文化之中时，它必须经历痛苦的文化适应问题，即个体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的转换问题［4］。所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目前所遭遇的危机可以说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能正确的认识它，并给予有效的引导和助力是可以度过适应过程中的阵痛时期的。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本文以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学的结构—行动学说为理论基础，探究推动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理想动力类型。
1.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根据研究主题的需要，阅读了相关社会学、文化学及文化哲学著作十余部;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变迁动力”“历史分期”“结构—行动”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超星电子图书等文献平台，查阅从2000年至今的相关文献267篇，并通过筛选精读了其中的46篇文献，为本研究最后成文提供了资料和思路借鉴。
2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及其作为结构的存在
2.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历史分期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历史分期问题。有关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历史分期，在方法上和学校体育研究、农村体育研究、体育电影研究及体育科技期刊研究中的历史分期一样，通常都采用“历时”方法和史学对现代史分期划分的方法:第一阶段的萌芽草创期(新中国建国之前)，第二阶段的初步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初)，第三阶段的停滞倒退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第四阶段的全面发展期(20年代80年代初期至今)［5］。这样借用通行历史分期的方法，乍一看来似乎遵循了科学史的外史发展路线(科学史通常被分为内史与外史。内史指的是科学自身的发展历史;外史指的科学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之间的历史)，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忽略了不同体育研究领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方面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它又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根据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变化及其生存环境的变迁而做相应的演变，只是这种演变既可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累计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引起深刻的文化转型［6］。因此笔者根据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剧烈程度将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分为:平缓期(新文化运动之前)，剧变期(20世纪上半叶的新文化运动)及转型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新中国建国之前，我国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都相对稳定，所以这个阶段的民族传统体育也基本保持原生态的形式，主要出现在宗教祭祖仪式和节庆上，用以维系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民间制度文化及乡风民俗和促进族群认同。到了20世纪初，由于受到西方理性主义新文化精神强有力的挑战，中西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几千年来一直稳固支撑着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柱的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开始受到撼动。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因其“弱竞争性、伦理性、模糊性、封闭性等特点不能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生产和生活方式现代性的变迁同步”［7］也同样面临着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挑战，发展举步维艰。于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下，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比如人们开始从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礼教、娱乐、宗亲联系等方面的认知转向挖掘其强身健体、表演竞赛和教育娱乐方面的价值与功能。但是与第三阶段的变迁不同，受政治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革并非是主动的，占主导地位的对这种变革的“社会期待”不是对新东西的渴望，而是对失去原有体育文化的无知，是被动无奈的选择。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开启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解体，社会流动加速，经济迅猛发展，现代交通及信息技术日益发达，文化传播形成了全方位的覆盖。大众层面的精神文化和话语不再直接被政治干扰，而是在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引导下相对独立地、自律地和多元地发展。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需求、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化，普通民众也进一步参与到许多具有功利性的活动之中。这一切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在这个时期大多数的民族传统体育所生存的环境也正处于从村落经济生产模式由农耕经济向旅游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变成了文化消费产品，人们参加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目的出现世俗化与功利化的趋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出现失范现象［8－9］。
2.2作为结构存在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结构”一词源于拉丁文Structura，原意为“构成”“建造”。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首先在语言学研究中提出“结构”的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构成。20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莱维－施特劳斯把结构的观点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他认为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背后都深藏着一种内在的、支配表面现象的基本结构，文化科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揭示出这种内在结构，也就是要“以要素为中心”的世界，来探究“关系的世界”。此后，作为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便开始流行起来。在结构理论中，“要素”至关重要，因为要素的存在，是结构得以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或者说，结构就是其构成要素规则的相互关系的动态联结［10］。结构通常具有3个特征:整体性，即结构是按一定组合规则构成的整体;转换性或同构性，即结构中各个成分可按照一定的规则互相替换，而不改变结构本身;自身调整性，即组成结构的各个成分都相对制约，互为条件而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综合以上的陈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文化研究中的结构就是指文化体系内部各要素及其组成的子体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秩序，是文化体系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保持整体性并发挥巨大功能的内在根据。文化结构决定着文化体系的类型、性质、特征和功能。根据以往研究和实地考察，本文把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视为一种结构的存在进行研究，认为其组成要素包括物质、观念、组织、行为和制度5大要素，它的发展与变迁也正是基于这5大要素的排列次序和构架关系而进行的。
2.2.1物质要素物质要素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物质构成要件，主要包括场域(民族传统体育演练的地点，如祠堂、庙会、舞台、公共活动场地等)、器具(民族传统体育演练中所需要的器具，如刀、剑、棍、棒、鼓、法器等)、以及其它相关的物质条件，比如宗祠、族产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展示和传承是需要物质作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传统体育文化也是通过其所需要和具备的物质要素的选择和用途的差异才得以显现的，所以物质要素通常可以用来直接描述不同民族传统体育的显性差异。
2.2.2观念要素也称思想要素，它即左右乡民的三观，也被乡民的三观左右。随着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发展，乡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断改变与发展。比如，随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不断变迁，村民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也在不断改变，从原来单纯的祭祀、娱神、增加族群凝聚力和认同感转变为追求娱乐，追求经济效益，这些都表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结构中的观念因素在制约着村民的思维，并外化的表现为村民不断变化的参与目的。
2.2.3组织要素组织在这里指的是按照一定目的、任务和形式集合起来的社会群体。通常，参加传统体育活动的村民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特定的有组织性的群体，所以社会群体(村民)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构建、展示和承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个传统体育项目都是通过特定区域内的特定群体的集体认同与反复实践的产物。比如，摆手舞、毛骨斯舞是土家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整个族群都是活动的组织承载者。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还存在着大量其他的传统体育形式，这些体育活动能够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当地群众和团体的倡导、组织、参与和支持。
2.2.4行动要素行动要素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现变迁与传承的关键因素和重要载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具体内容、地方特色都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作为一种文化，一旦产生，它的规则和资源就会被民众认同与遵守，对民众的观念产生影响，对民众进行指导和约束。于是，民众在经年累月中通过具体的行动反复的实践着这种文化，于是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容、形式和特色才得以不断展示。而且它和物质要素一样，具有显性的特征。
2.2.5制度要素制度是一定领域的人们通过长期的社会互动，依据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所形成、用以约束和支持人们的行动，并为此特定领域的大部分人们所遵循的“一整套持续而稳定的规范体系”［11］。制度有正式也有非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日常生活都需要制度来约束。具有悠长历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约定俗成了某种内涵的制度性规则，并且这些规则已经渗透到了其所在区域的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社会成员也在其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这些规范，并且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根据这些规范限定自己思维和行动。比如，传统体育项目通常和时节有关，这就决定了人们在相应的时节从事相应的活动，并且有的体育项目对参加人员的性别、服装、和道具也有要求，这些都需要社会成员的遵从。总的来说，把观念、物质、组织、行动和制度这5大要素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构成基础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存在的基础，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具有不可或缺性和普遍存在性，可以用来定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其中物质要素、行动要素具显性的特质，观念要素、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具有潜性的特质。并且这5大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的，除了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以外，还相互牵制;除了具有结构整体的惯性以外还有结构变迁的可重构性。
3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理想动力类型
3.1内驱力:要素的断裂、变异与突现正如之前所说，作为结构存在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其各大要素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其他的要素随之发生变化，进而波其他要素，最后导致整个结构发生变迁。比如，如果变化是始于物质要素，就会导致观念要素发生变化，观念要素发生变化又会导致行动要素和制度要素发生相应的改变;如果是制度要素发生变化，那就会影响组织要素的变化，继而引起观念和物质要素的变化。在特定共同体、族群及个体等文化主体中的历史继承和传递是文化存在的基本方式，一种文化形式或文化模式，抑或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12］。但是，这种持久性并非体现在它的不变性和固定性上，而是体现在它在内力与外力的共同驱动下，在一代又一代新的文化主体上的传承。于是，各个民族的具有特质的文化习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也会在这些文化共同体的世代生存中绵延不绝。从文化传承的方式来看，既有对原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巩固和加强，也有对原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更新、修正和超越。具体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从我国南方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变迁样式的演变过程。由于内、外力的作用，导致构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要素发生了断裂、变异和突现，最后推动其整体性的结构变迁。解放前，民族传统体育在南方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盛行，活动形式和道具各种各样，但活动的信仰基础多为神明崇拜、英雄崇拜和村寨精神崇拜。民众参加的动机也主要是祈祷神灵保佑生活平安顺遂、人丁兴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民族传统体育作为被打压的对象，其物质要素、组织要素都遭到破坏，村民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大张旗鼓的举办活动，于是导致了行动要素的变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变得萧条，甚至停滞。改革开放以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以恢复，物质要素得到复原与重建［13］。但是，这种恢复与重建并不是对以前风俗与习惯的完全复制，任何文化主体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都必然会在文化学习、文化习得和文化适应过程中增添自己的某些革新与创新，或者出现具体的历史条件导致原有文化改变的现象［14］。也正是这些变异与突现导致了观念要素的变化，民众的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理念和目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把参加传统体育运动由先前的祈求神明保佑转为作为对祖先的尊敬和感激及休闲、娱乐和社交的手段。
3.2外引力:结构牵引、文化融入与外力干预从结构理论的视角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结构，它的传承和发展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镶嵌在农村社会结构之中的，从更广的范围说是存在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的，可谓是结构中的结构。并且它的结构边界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联接并发生着互动。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形塑民众思想的作用，理所当然的会受到来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力的干预，这些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起作用的来自结构外界的力量即可称之为“外引力”，进一步审视和分析可以发现外引力主要表现为以下3种形式。
3.2.1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构牵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镶嵌于社会的系统结构之中，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在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5］。在社会转型中社会流动加速，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群和社会精英大量的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一方面使得原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根基和群众组织基础开始出现动摇和断裂，另一方面，这些流动群体又把外界特别是城市的现代体育文化带回农村，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异和转型［16］。
3.2.2外界文化融入外界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本地域、本群体、本族群、本民族以外的文化，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伸缩性。由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空间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大多数存留于交通不够发达，信息交流较为闭塞的农村地区，传播的范围也多限于邻近的几个村寨，加之民族文化结构本身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较为缓慢［17］。但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加之农村人口的快速流动，现代的和外来的文化开始渗透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来。村民通过电视和电脑观看到更广阔的外界，思想也在接受着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想得到传承与发展，就必须要在文化观念、表现形式与情感表达上进行改进以做到与时俱进。
3.2.3政治与社会力量也是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国家或政府往往会“通过权利的文化网络，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团体、庙会组织、神话及大众文化的象征性资源等与乡风民俗密切相关的渠道深入下层社会，实现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深入”［18］，这种干预在近代更为明显。清朝末期，清政府及其地方官员对许多落后乡村的风俗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包括改革一些传统服饰、居住习俗、和一些落后的生活方式等，并使儒家文化渗透到这些偏僻的地区，加速其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社会功能逐渐从宗族祭祀中延展开来，融入许多现代元素，展现时代风貌。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国家更是加大投入，对其有效传承进行了各种尝试性的干预，并取得一定的成效，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19］。
3.3承动力:人的主体实践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由于结构要素的裂变、突现与变异而形成的内驱力，还是由结构牵引、文化交融和政治社会力量等外界干预形成的外引力，都是通过媒介———“人的行动”来承载来达成的。所谓承动，正如其字面所表达的含义一样，即包含承载也包含行动之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传承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生存于特定场域的人的行动，具体的说就是居住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所存在的具体的区域的乡民的主体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与黑格尔以绝对理性的永恒逻辑为基础运行或展开的实践和与马克思的主体同客体相互作用展开的生产实践不同，主要是指布迪厄提出的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即“在最细微、最平凡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那些实践活动———比如各种仪式、婚姻选择、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经济行为等等”［20］。布迪厄认为实践活动的条件制约包括各种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也包括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规范，而维持实践活动的生存条件则包括实践主体的身体存在、心理结构、认识与行动能力等因素。运用布迪厄的理论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是一种固存于活动主体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及心理性格的内在存在，是有结构的结构，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表象的生成及组织的原则起作用，使主体一代又一代在无意识或自觉的状态下通过行动外化表现，形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实践性演示和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本性，同时也是人的活动得以展开的基本方式，在此意义上的实践即具有承载之意。与此同时，这种实践还会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成为外在于人，束缚人的自由创造的自在和异化的存在，因此，主体也会采取各种手段以新的文化创造去超越原有的文化模式的束缚，这就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行动的含义所在。在此过程中，通常会出现3种不同的实践形态，分别是习惯性实践、惯习性实践(或称适应性实践)与反思性实践，这3种实践形态由于本质的不同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惯习(Habitus)性实践与习惯(habit)性实践的不同点在于习惯性实践是由传统传递下来的缺乏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而惯习性实践则不同，因为它能不断地把场域或周围环境中的新因素纳入自身，在调整和重构自身的同时重新建构实践的对象。习惯的主要品质是延续与接受，而惯习的主要品质在于重构与创造，并且它既不是理性的观念创新，也不是本能的即时冲动，而是作为外在社会性在体内的积淀因素，在实践中呈现出一种操作行为和操作技能。比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少数民族乡村经历了从传统、封闭、贫穷和落后向现代、开放、富裕与文明转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但受到了外界的渗透与影响，许多农村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其自身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开始了自己的世界传播之旅，对原有的别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了选择性的重新编排与展演，将民族传统体育推向推向社会、推向世界，也使民族传统体育有了更高的发展平台。通过这种惯习性实践(适应性实践)，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才得以在传承的过程中与时俱进。文化虽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物，但是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群体性，并对个体的行为形成外在的强制力。由于文化的这种先天性特性，任何处于其中的人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会受到其有形或无形的制约［21］。一个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通过前人一代又一代反复实践而成的形塑之物，后人作为后来者通过耳濡目染与亲身实践把其中的传统、习俗、经验等以常识化、自在化、模式化的形式潜移默化的内化于个体之中，溶进其日常生活之中，并自在自发的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这种在惯性推动下的实践是被动的沿袭和一种不加思考的行动，只是主体对传统无意识的尊崇，起到的只是中介式的传承作用，不具备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和改革的动力作用，是实践的低层次形态。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中应当做出反思，避免这样一种低层次形态的出现。文化学的研究表明，文化的反思性实践主要包含2个层面:1)从特定的价值视角对现实中的文化危机的原因、本质、问题、结果等做出诊断;2)提出走出危机的路子，开出诊治的药方。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生产生活、方式上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依附于特定社会环境和社会形态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显得不合时宜，这种情况如果能够被研究者有预见性的提出或者被乡民在实践中发现，就能够促成相应的反思与行动，从而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革。例如，有很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除了主要表现生活场景外，还带有大量的迷信风俗，用来求雨、求神或求偶。但是，随着科学的普及乡民接受的外界文化的增多，加上研究者及政府的提倡，乡民的反思力也开始增强，逐渐发现其中的虚假性和不合理性，于是这些风俗习惯或被遗弃，或被改造［22］。人的这种主动的反思性实践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改革和变迁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乡民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承载主体，由承载主体所引发的变革会更加迅速与彻底。
4结束语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5）05-082-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践行培育与构建是我国思想政治领域内相当长时期的重要的时代课题和任务，也是一个牵涉到很多因素和层面的系统性工程，其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就是这些众多影响因素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思想文化大背景和土壤 。因此，研究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紧要的思想意义和现实紧迫的文化价值。
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实践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已经成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领头羊，在各行各业政治思想工作成为热门话题和重要的时代任务。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民族共同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基础、思想世界、风俗习惯与信仰理念，这些多样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包含了诸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相通的因子，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诸多的有益成分，但是不排除这些多元化的文化也存在很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些是矛盾和冲突。面对这种情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将如何取舍、如何将之作为发展的平台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文化工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不单纯是一项思想文化领域的事情，更多的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来支撑和保障，但是当前我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与国际环境的发展现状，存在一些不利于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工作顺利运行的因素。由此，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将面对各种复杂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多重关系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体系特点，一方面是具有一些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包括诸少数民族本身独特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与培育践行就是植根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行进的，这种文化大背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了内容、模式方式、机制和制度、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包含一些不利的思想文化成分。
（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背景
一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阐释有很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比如，当今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提倡的和谐相处、仁爱、自然的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构建和拓展具有诸多的启发意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所提倡的；爱国优良的政治文化、民本的治国理念、务实创新的人生进取理念等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含有非常多的关于如何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些方法资源，比如重视价值观的教育模式，科举制度的推行将国民价值观的构建与国民的教育和学习、工作挂钩；重视家庭教育在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少数民族还将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培育与日常的信仰活动、日常礼仪活动相结合，这些价值观构建的方式和模式都是值得我国当前核心价值构建学习的。
（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挑战与不利的影响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面临着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挑战。从纵向来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着很多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的东西。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属于传统时代的东西，难免会有一些糟粕的东西，存在一些不适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消极因素，比如中国的家文化、男尊女卑、男性文化、等级文化等等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践行各个不入。
二是中国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传统文化还包含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这些民族文化很多处于非现代化的状态，包含很多不文明的因素和成分。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的这些不利因素，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还面临着如何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扬长避短的时代课题和挑战。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面临诸多的机遇、挑战与问题，结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我们应该积极学习新加坡在多种文化背景下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做法，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性、思想和文化性的价值取向；科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当代阐释力；多渠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教育与践行，将灌输与引导相结合，推动生活化和大众化的道德建设模式；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所需的制度和机制的顶层设计，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制度保障。
（一）吸收传统文化的思想性和文化性们，建构以文化性和思想性为主的价值取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健康发展。
一是构建文化性和思想性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务必要抓住当前各种文化和思潮发展的趋势和动态，力求各个环节突出文化性的价值走向，突出其思想的教育性。
二是构建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务必要遵循文化思想发展的规律、遵循国民价值观养成的规律、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力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科学化；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包含构建主体、客体、环体、载体等等要素，对这些要素要进行需要系统化统筹安排。
（二）加大理论研究，凝练和整合传统文化精华，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价值。
一是全方位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打破常规，对核心价值观构建进行纵向考察。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能将之仅仅当做一个逻辑命题来处理，更应该当做一个历史命题和现实命题来思考，努力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过程中的规律性东西，关照当下中国的历史定位。
二是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不断吸收其有益成分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内容体系。
三是抓好三个维度的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操作性[4]。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过程中要建设好国家层面的主导价值观，增强其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好社会主体的共同价值观，增强其认同力和生命活力；建设好公民主体的基本价值观，增强其现实性和实用性。
四是面对多样的文化思想发展态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构建务必要处理好分化与整合、继承与创新、开拓与实践等关系，真正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体系保持吐故纳新的态势。
（三）吸收传统文化的教育模式，建构显形与隐形相结合的模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工作立体化运行
一是通过各种形式和媒介，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认同教育，做好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认知性基础。鉴于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形教育过多，我们应该积极开展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相结合[5]，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网络化模式发展，充分利用公共空间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
二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发展，努力破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生活世界的各种困境和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过程主要有理论的长远性和现实生活的短期性、理论体系的抽象性和现实生活的经验习惯性、理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与现实生活的场景性等三大困境和冲突需要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融于人们日常的生活圈子中，才能够真正让国民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因此，针对这三个困境，充分发挥利用好家庭、社会和学校和网络平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要结合国民的日常诉求来进行，从现实生活诉求角度来解读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还要遵循国民日常生活的认知图谱和认知图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系统郭国民化大众化，从形式到内容尽量实现从哲理学术性向日常生活性的转换；社会主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还有融入到国民日常生活的情感世界中，提高大众对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融入到国民日常生活每一件事情的参与过程，从大的国家大事到小范围的私人圈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从这里开始展现和落实，
三是加大文化的引领教育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融入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尤其是发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以此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四）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机制，设计和建设好符合当今实际的一系列制度和规范，从而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工作的常态化和制度化运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需要现代性社会制度为其提供刚性保障，提供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平台。正是由于这样，所以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开展的同时，务必要作好与之相配套的经济机制、政治法律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完善工作，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注重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一致性、同步性与互动互补性，以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做好各项制度保障。
总之，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环境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力量供给和动力支撑。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建构一套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并用到实践中去，注重文化引领对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肖季文，欧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文史杂志，2012（3）：4-6.
[2]胡刚.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之探讨[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5）：62-65.
[3]黎昕，林建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2（9）： 37-39.
一、本体与传播之间话语的转变和构成
民俗文化想要实现在大众传播语境下完成话语的构成，其要点之一就是在本体与传播两者间进行转变与二次构成，而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话语主体的转变。话语主体在传统的民俗文化中既是主导方又是决策方，同时还兼具传播者，在民俗文化的发展中主体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而大众传播的产生，使该主体既可以是实际的参与人员，也能作为单一的传播人员，不需要直接参与文化活动。话语主体的改变使得民俗文化在记录方式、传播体系、整体意识形态与经济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的转变与二次构成。民俗文化的话语从本体向传播转换，代表民俗文化本身传播的手段、进行接受的主体与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转变与构成让民俗文化得以在时间与空间中，拓展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以保证每一个阶层和年龄的人群都能够接受并传承民俗文化。
二、民间与主流之间话语的共存和交融
民俗文化来自于民间，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与劳作中积累下来的精神和艺术财富，因此，自然带有强烈的民间本土的话语。然而，民间文化是需要社会的不同阶层与领域的认可和接受才能对其进行传承、发展、传播。因此，民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不断地重新进行构建，以满足每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特征。大众传播媒介在大众传播语境下的作用与意义，已无法单纯用“工具”进行衡量，其在现代与传统的文化信息传播之间构建平台，并推动民俗文化在大时代的要求下展现其主流话语特性。大众传播想要实现民俗文化的话语从民间向主流发展，首先要打破其社会组织形态，将民俗文化从单一的民间管理上升到国家的政治政策中，以大众媒介作为平台，使民间文化成为国家主流意识语境中的一部分，从而达到其主流话语的旨归，构建话语在民间与主流两者中灵活转换的通道。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话语的共通和交互
既记录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工作、发展和变革，又承载当下社会文化的特点与气息，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这就是民俗文化的内涵，所以民俗文化在进行话语构成时，必须将历史文化与现实价值进行融合研究。民俗文化的变迁总伴随着历史的更替，民俗文化中记载的农耕作业、岁时、生产以及婚丧习俗等都反应了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可见，我国民俗文化其话语特点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继承性以及统一性，这与历史的发展维度相一致。民俗文化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表现形式客观地进行记录与展现，同时又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工作紧密切合，并经常随着人们的主观意识、行为发生变化，甚至使其话语发生重新构成。从另一方面而言，民族文化的内容、表达形式、作用与意义都随着现实的语境变化而变化，其话语更带有突出的现实特点。
四、国内与世界之间话语予以统一
“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这一口号最能完整诠释民俗文化身上蕴含的世界意识，增强本民族文化的综合软实力，同世界文化与精神相统一成为民俗文化话语构成的关键要点之一。因此，作为承载着我国传统艺术的民俗文化，其话语构成既要扎根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突出中国特色，又要紧随世界文化的发展与流行，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间构建平台，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完成这一步需要我国民俗文化借用大众传播语境的力量，将其与世界话语相统一，使其既带有本民族特色传播符号，也纳入相应的国际需求，从而推动我国民俗文化与世界各民族共同分享交流。
五、结束语
关键词:传统建筑构件;历史记忆;收集;展示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9)03-0086-02
2006年碧桂园集团下属的楼盘假日半岛新建的主题公园“故乡里”正式开园迎客,2007年我和同事因为承接了收集广州城建历史实物的任务,慕名到“故乡里”取经。经过一天的参观和收藏家邹老师的风趣介绍,使我这个新客家人从建筑和民俗中感受到了浓郁的岭南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故乡里”真如宣传所说:“真实再现了百年前岭南水乡的建筑风貌、生活场景”。碉楼、大夫祠、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小户人家、文塔……据介绍这些建筑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来自附近乡村的古建筑,那些被遗弃的砖、瓦、梁、柱、趟栊、封檐板、隔扇、屏风……被收集起来,用于复建。“一砖一瓦,一桌一椅,一碗一勺,全部都是原汁原味的实物。仅百年以上的青砖就用了300多万块。”筹建故乡里的同志如是介绍。
“故乡里”成功了,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了AAAA级景区。它的成功有很多因素,重要的一点是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抓住了“历史记忆”这一主题,并成功地再现了出来,人们可以在这里追思,在这里恍如回到“故乡”。在再现“历史记忆”这一环节,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走过岁月的人们,传统建筑构件触发我们的记忆,回想起曾经住过的房子,和在房子里度过的岁月。对于新生一代,通过传统构件的展示,则可以凭借实物去想象过去的生活。传统建筑构件具有重要的历史记忆和再现功能。
1广州传统民居的前世今生
广州建城两千多年,传统民居受岭南气候和文化的影响,建筑风格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西关大屋和竹筒屋是具有浓郁岭南特色的广州传统民居,主要分布在西关一带。所谓西关,是老广州人对位于荔湾区北接西村,南濒珠江,东至人民路,西至小北江,明清时地处广州城西门外一带地方的统称。
西关大屋是清朝末期,一些官僚和商贾在商业繁盛的西关兴建的大屋。这类古式大屋多是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坡形屋顶,1~2楼层,纵深二三进。进门有门厅、天井、轿厅、正厅、二厅(饭厅)、房间等。内部装饰多采用木刻的花楣、花罩、屏风和满族花窗,装修精细,典雅古朴。正门由“脚门”、“趟栊”和大门组成,正面外墙是色彩淡雅的青砖和白色花岗石墙裙,俗称“青砖石脚”。①
竹筒屋。建筑开间小,进深大,两者之比由1:4至1:8,由前至后排列以天井间隔的多所房间,形如竹筒。通风、排水及交通主要靠天井和巷道来解决,屋身增长则天井相应增多。外观似为一层,但因层高达4.5m,故常置夹层,并设电梯。墙基用石块砌筑,墙身用青砖,山墙承重,木构架,瓦顶。民国以后,由于西方建筑技术的传入,竹筒屋也起了一些变化,出现两三层建筑,楼层用混凝土梁,门楣上使用混凝土过梁,上设小阳台,并采用西洋建筑的局部装饰,屋顶该位平顶,时称“洋楼”。②
西关大屋和竹筒屋主要分布在今荔湾区,在建筑形式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设三道门:脚门、趟栊、大门,屋内多用满洲窗等做间隔。西关大屋为富商巨贾建造,故宽敞气派、工艺精良。竹筒屋为普通百姓所住,故面窄进深大。
据载,西关大屋清末民初鼎盛时期数量多达800多间,至今留下不足十分之一。走进西关,走进弯弯曲曲的小巷,走在青石板上,时而可以发现还保留着大门三件套的房子,从残破的大门看进去,幸运的还可以发现镶着彩色玻璃的屏风。西关大屋保存比较好的有耀华大街西关大屋区、泰华楼、黄宝间石屋、小画舫斋、龙津西西关大屋建筑保护区、十五甫、十六甫西关大屋等。西关大屋保护区外的传统建筑,正日渐衰颓,不少随着旧城改建永久地消失了。
2广州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存世情况
清代手工艺术品制作十分发达,雕刻技艺广泛应用于民居装饰。岭南民居也广泛运用木雕、砖雕等技艺。特别是西关大屋,兴于清末,其室内装修集工艺美术大成,木石砖雕,陶塑灰塑,壁画石景,琉璃及铁漏花,蚀刻彩色玻璃等应有尽有,许多既有应用功能,同时也是艺术珍品。不少消逝的传统建筑构件,或因为精美,或因为实用,留存了下来。脚门、趟栊、大门、封檐板、石脚、石门、水磨青砖、阶砖、麻石板、屏风、满洲窗、花罩、砖雕、挂落、花窗、栏杆、瓦当、滴水、红梁……这些传统民居建筑构件中保留下来比较多的有:脚门、趟栊、大门、封檐板、屏风、满洲窗、花罩、挂落等。这些建筑构件,一部分是市民为了保存家族记忆在老房子拆除时留下来的,一部分是在旧城改建中,具有传统文化意识的市民或文物商人收集保存下来的。这两年笔者在荔湾区拆迁完还没开建的工地上,经常可以见到丢弃的柱础、已断裂的石门套,还有一堆堆等待出售的青砖、陶瓦。走进广州文昌北路时,偶尔会遇到拆迁的工人用三轮车载着老旧的门窗什么的来问店主是否收购。经了解,现在私房改建时很多房主采用以工代料的方式,拆迁的工人就尽可能把旧料卖出去多挣一点钱。笔者在文昌北路上见到的传统民居建筑构件,有的品相完好,价格也相当高昂。有的则是从刚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风雨,已非常残破。
3充分发挥传统民居建筑构件记忆历史、再现历史的功能
传统民居是一座城市重要的文化单元之一,在当今趋同化的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中,保护传统民居,就是保护城市的文化个性,传承城市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民居的理解还在不断深化,理解的角度也在变化,为我们的后代保留研究素材,也是传统民居保护的意义之一。收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在传统民居已经大量拆除的情况下,是传统民居保护中的补救措施,对保存记忆载体,研究、传承传统民居也大有益处。要重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收集工作,充分发挥传统民居建筑构件记忆历史、再现历史的功能。
3.1重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收集
城市旧城区改造工程大量开展的时候,也是传统民居被大量拆迁的时候,也是大量收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最好时机。有的城市在城市改造的时候认识到了收集保存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较低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保留下了大量的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这样的幸运,待到保留城市特色的意识深入人心时,大量的传统民居已随着旧城改建、道路拆迁等被拆除。笔者在走访广州一些收藏家时,他们谈起前几年广州荔湾区的改建时,痛惜地说那时很多老房子的构件被丢弃,想收集但苦于无处存放,也只能选择其中一些工艺较好、体积不大的收藏。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现在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部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一是通过掌握旧城区危房改造的信息,在部分传统民居改建时收集建筑构件。二是利用市场渠道。笔者了解到一些怀旧的市民在装修房子时会利用一些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另有一些文化类的公司在设计办公、酒店等公共空间时也会运用到传统民居的一些元素,这使传统建筑构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有市场,就有人专门收集出售传统民居建筑构件。这无意中保存了部分传统民居构件。盛世收藏,近年兴起的收藏热,特别是收藏类电视节目的宣传,使旧物的“文物”价值深入人心。不少拆迁的工人,因为想到传统民居建筑构件是“文物”,值钱,不再随意处置,这也有助于传统民居传统构件的保存。
收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就是保存传统建筑文化的残篇断简。有了记忆的载体,就有可能再现历史。碧桂园集团正是以大量的传统民居建筑构件为基础,通过复建建筑物,展示民俗,再现当时的生活环境,是对传统建筑构件记忆功能的成功再现。
3.2研究传统民居建筑构件
不能承载当时居住的环境信息,不能传达当时居住的空间环境和社会心理,这是传统民居建筑构件记忆历史的局限。但是构件的尺度、材质、工艺等可以为建筑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大量素材。建筑学、民俗学对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研究,也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收集保护传统民居建筑构件意义的认识。就广州传统民居的建筑构件来说,在具有同时期中国民居建筑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典型的地域特征,期待学者对传统民居建筑构件中地域性文化符号的解读。
有些城市在收集、展览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基础上,分类出版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图集。这也不失为传播传统建筑文化,开展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基础研究的好办法。
3.3举办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展
在民俗馆整理保存传统建筑历史文化的同时,各城市兴建的规划展览中心(馆)成为展示所在行政区建筑历史的重要场所。不少规划展览馆设置“历史厅”、“历史文化名城厅”等展厅展示城市的发展史,在布展时大量收集利用历史照片的同时,一些城市也收集利用了城建历史实物,其中就有传统民居建筑构件。有些展馆更是大量地收集展示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如佛山市规划展览馆,这既推进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等城建历史实物的收集保存工作,也通过展览让公众关注到传统民居的保存现状,关注到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另一保存方式:展览。通过展览,在失去构建房子的实用功能后,这些传统民居建筑构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得到突显,成为人们了解城市历史的线索,回忆过去家园的载体。
我们需要了解城市的历史,回味过去的家园,建筑民居建筑构件具有历史记忆和再现的功能,就有了存世的理由。这些从消失的老房子中幸存下来的片瓦只础,带着岁月的馈赠和消磨,静静地让人凭吊、回忆、追溯、再构。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传统建筑构件;历史记忆;收集;展示
2006年碧桂园集团下属的楼盘假日半岛新建的主题公园“故乡里”正式开园迎客，2007年我和同事因为承接了收集广州城建历史实物的任务，慕名到“故乡里”取经。经过一天的参观和收藏家邹老师的风趣介绍，使我这个新客家人从建筑和民俗中感受到了浓郁的岭南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故乡里”真如宣传所说:“真实再现了百年前岭南水乡的建筑风貌、生活场景”。碉楼、大夫祠、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小户人家、文塔……据介绍这些建筑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来自附近乡村的古建筑，那些被遗弃的砖、瓦、梁、柱、趟栊、封檐板、隔扇、屏风……被收集起来，用于复建。“一砖一瓦，一桌一椅，一碗一勺，全部都是原汁原味的实物。仅百年以上的青砖就用了300多万块。”筹建故乡里的同志如是介绍。
“故乡里”成功了，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了AAAA级景区。它的成功有很多因素，重要的一点是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抓住了“历史记忆”这一主题，并成功地再现了出来，人们可以在这里追思，在这里恍如回到“故乡”。在再现“历史记忆”这一环节，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走过岁月的人们，传统建筑构件触发我们的记忆，回想起曾经住过的房子，和在房子里度过的岁月。对于新生一代，通过传统构件的展示，则可以凭借实物去想象过去的生活。传统建筑构件具有重要的历史记忆和再现功能。
1广州传统民居的前世今生
广州建城两千多年，传统民居受岭南气候和文化的影响，建筑风格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西关大屋和竹筒屋是具有浓郁岭南特色的广州传统民居，主要分布在西关一带。所谓西关，是老广州人对位于荔湾区北接西村，南濒珠江，东至人民路，西至小北江，明清时地处广州城西门外一带地方的统称。
西关大屋是清朝末期，一些官僚和商贾在商业繁盛的西关兴建的大屋。这类古式大屋多是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坡形屋顶，1~2楼层，纵深二三进。进门有门厅、天井、轿厅、正厅、二厅(饭厅)、房间等。内部装饰多采用木刻的花楣、花罩、屏风和满族花窗，装修精细，典雅古朴。正门由“脚门”、“趟栊”和大门组成，正面外墙是色彩淡雅的青砖和白色花岗石墙裙，俗称“青砖石脚”。①
竹筒屋。建筑开间小，进深大，两者之比由1:4至1:8，由前至后排列以天井间隔的多所房间，形如竹筒。通风、排水及交通主要靠天井和巷道来解决，屋身增长则天井相应增多。外观似为一层，但因层高达4.5m，故常置夹层，并设电梯。墙基用石块砌筑，墙身用青砖，山墙承重，木构架，瓦顶。民国以后，由于西方建筑技术的传入，竹筒屋也起了一些变化，出现两三层建筑，楼层用混凝土梁，门楣上使用混凝土过梁，上设小阳台，并采用西洋建筑的局部装饰，屋顶该位平顶，时称“洋楼”。②
西关大屋和竹筒屋主要分布在今荔湾区，在建筑形式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设三道门:脚门、趟栊、大门，屋内多用满洲窗等做间隔。西关大屋为富商巨贾建造，故宽敞气派、工艺精良。竹筒屋为普通百姓所住，故面窄进深大。
据载，西关大屋清末民初鼎盛时期数量多达800多间，至今留下不足十分之一。走进西关，走进弯弯曲曲的小巷，走在青石板上，时而可以发现还保留着大门三件套的房子，从残破的大门看进去，幸运的还可以发现镶着彩色玻璃的屏风。西关大屋保存比较好的有耀华大街西关大屋区、泰华楼、黄宝间石屋、小画舫斋、龙津西西关大屋建筑保护区、十五甫、十六甫西关大屋等。西关大屋保护区外的传统建筑，正日渐衰颓，不少随着旧城改建永久地消失了。
2广州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存世情况
清代手工艺术品制作十分发达，雕刻技艺广泛应用于民居装饰。岭南民居也广泛运用木雕、砖雕等技艺。特别是西关大屋，兴于清末，其室内装修集工艺美术大成，木石砖雕，陶塑灰塑，壁画石景，琉璃及铁漏花，蚀刻彩色玻璃等应有尽有，许多既有应用功能，同时也是艺术珍品。不少消逝的传统建筑构件，或因为精美，或因为实用，留存了下来。脚门、趟栊、大门、封檐板、石脚、石门、水磨青砖、阶砖、麻石板、屏风、满洲窗、花罩、砖雕、挂落、花窗、栏杆、瓦当、滴水、红梁……这些传统民居建筑构件中保留下来比较多的有:脚门、趟栊、大门、封檐板、屏风、满洲窗、花罩、挂落等。这些建筑构件，一部分是市民为了保存家族记忆在老房子拆除时留下来的，一部分是在旧城改建中，具有传统文化意识的市民或文物商人收集保存下来的。这两年笔者在荔湾区拆迁完还没开建的工地上，经常可以见到丢弃的柱础、已断裂的石门套，还有一堆堆等待出售的青砖、陶瓦。走进广州文昌北路时，偶尔会遇到拆迁的工人用三轮车载着老旧的门窗什么的来问店主是否收购。经了解，现在私房改建时很多房主采用以工代料的方式，拆迁的工人就尽可能把旧料卖出去多挣一点钱。笔者在文昌北路上见到的传统民居建筑构件，有的品相完好，价格也相当高昂。有的则是从刚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风雨，已非常残破。
3充分发挥传统民居建筑构件记忆历史、再现历史的功能
传统民居是一座城市重要的文化单元之一，在当今趋同化的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中，保护传统民居，就是保护城市的文化个性，传承城市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民居的理解还在不断深化，理解的角度也在变化，为我们的后代保留研究素材，也是传统民居保护的意义之一。收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在传统民居已经大量拆除的情况下，是传统民居保护中的补救措施，对保存记忆载体，研究、传承传统民居也大有益处。要重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收集工作，充分发挥传统民居建筑构件记忆历史、再现历史的功能。
3.1重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收集
城市旧城区改造工程大量开展的时候，也是传统民居被大量拆迁的时候，也是大量收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最好时机。有的城市在城市改造的时候认识到了收集保存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较低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保留下了大量的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这样的幸运，待到保留城市特色的意识深入人心时，大量的传统民居已随着旧城改建、道路拆迁等被拆除。笔者在走访广州一些收藏家时，他们谈起前几年广州荔湾区的改建时，痛惜地说那时很多老房子的构件被丢弃，想收集但苦于无处存放，也只能选择其中一些工艺较好、体积不大的收藏。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现在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部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一是通过掌握旧城区危房改造的信息，在部分传统民居改建时收集建筑构件。二是利用市场渠道。笔者了解到一些怀旧的市民在装修房子时会利用一些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另有一些文化类的公司在设计办公、酒店等公共空间时也会运用到传统民居的一些元素，这使传统建筑构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有市场，就有人专门收集出售传统民居建筑构件。这无意中保存了部分传统民居构件。盛世收藏，近年兴起的收藏热，特别是收藏类电视节目的宣传，使旧物的“文物”价值深入人心。不少拆迁的工人，因为想到传统民居建筑构件是“文物”，值钱，不再随意处置，这也有助于传统民居传统构件的保存。
收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就是保存传统建筑文化的残篇断简。有了记忆的载体，就有可能再现历史。碧桂园集团正是以大量的传统民居建筑构件为基础，通过复建建筑物，展示民俗，再现当时的生活环境，是对传统建筑构件记忆功能的成功再现。
3.2研究传统民居建筑构件
不能承载当时居住的环境信息，不能传达当时居住的空间环境和社会心理，这是传统民居建筑构件记忆历史的局限。但是构件的尺度、材质、工艺等可以为建筑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大量素材。建筑学、民俗学对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研究，也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收集保护传统民居建筑构件意义的认识。就广州传统民居的建筑构件来说，在具有同时期中国民居建筑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典型的地域特征，期待学者对传统民居建筑构件中地域性文化符号的解读。
有些城市在收集、展览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基础上，分类出版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图集。这也不失为传播传统建筑文化，开展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基础研究的好办法。
3.3举办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展
在民俗馆整理保存传统建筑历史文化的同时，各城市兴建的规划展览中心(馆)成为展示所在行政区建筑历史的重要场所。不少规划展览馆设置“历史厅”、“历史文化名城厅”等展厅展示城市的发展史，在布展时大量收集利用历史照片的同时，一些城市也收集利用了城建历史实物，其中就有传统民居建筑构件。有些展馆更是大量地收集展示传统民居建筑构件，如佛山市规划展览馆，这既推进了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等城建历史实物的收集保存工作，也通过展览让公众关注到传统民居的保存现状，关注到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另一保存方式:展览。通过展览，在失去构建房子的实用功能后，这些传统民居建筑构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得到突显，成为人们了解城市历史的线索，回忆过去家园的载体。
我们需要了解城市的历史，回味过去的家园，建筑民居建筑构件具有历史记忆和再现的功能，就有了存世的理由。这些从消失的老房子中幸存下来的片瓦只础，带着岁月的馈赠和消磨，静静地让人凭吊、回忆、追溯、再构。
参考文献
一、相联：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互联系的辩证体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个体现传统，一个彰显现代，看似相互隔离的孤立体，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的辩证体。
中国传统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观念体系，必须植根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才能真正建立并发展起来。正如所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2]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心灵等关系的观念，由此构筑了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这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传密码，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相传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它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渊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其内涵的每一个方面都贯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继承和吸收其优秀部分，才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新飞跃。因为，在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提供源泉和动力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被选择、整合、重组，从而达到创新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获得突破性的飞跃。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作用。
二、相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互交融的有机体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仅仅只存在于形式上的联系，即一个提供源泉，另一个提供平台，更重要的是二者内涵的相互交融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而这些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而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3]在当代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特别是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葆其生机与活力。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吸收借鉴发展而成。同时，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能辩证地吸收、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这个共同理想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关键就是建设和谐文化。而“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的内在品质。指出：“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4] ，和谐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当然，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以批判继承的态度、海纳百川的胸怀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借鉴、改造创新。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而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荣辱观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领域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讲的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时代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到其根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 “苟利国家，死生以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心怀天下、胸怀国家等爱国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因势而变等改革创新理念；“仁则荣，不仁则辱”、“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等荣辱思想。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要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培育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应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赋予崭新的时代意义。
三、相生：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互共生的统一体
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抛弃传统，就等于抛弃未来。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决定了二者是一个相互共生的统一体。如果用建构主义观点来解释，两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下形成统一体，通过联系、交融、共生，不断实现“同化”和“顺应”。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其不断产生新内容，扩充新内涵，最终促成升华。
坚持改革创新与科学发展的统一，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是一定时代经济政治的产物，有它的时代性。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有它固有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但另一方面，文化又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一个时代的文化，除了反映该时代的经济政治外，还影响和作用于它以后时代的经济政治，形成一定的进步因素。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落后的封建性的糟粕，也有进步的民主性的精华，“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5]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在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更好地发挥其源泉作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势必牵涉到方法论问题，牵涉到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态度。盲目自大，认为一切传统的就是优秀的，抱定传统不放手，一味墨守成规不行；妄自菲薄，看到某些落后的东西就把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割断传统也不行。所以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对传统文化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同时要坚持改革创新与科学发展的统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抛弃传统文化中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东西，改革传统文化中符合但不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东西，全面深刻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改革创新精神，大胆实践，使传统文化不失其根本，又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全相容相生。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一个必须永远坚持的研究课题。在批判继承的过程中，“运用文化引领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才能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坚持与时俱进与继承传统相统一，在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6]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铸魂工程，是在人的精神领域搞建设，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战略任务。既要尊重历史，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着眼发展，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出人文关怀，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内涵明确，但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相对抽象的东西。要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其理论深入群众，为群众所接受，就要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表现出来。吸收借鉴、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理论通俗化、形象化是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方面，同时在科学构建过程中又赋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特色，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这样在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既坚持与时俱进，又继承优良传统，将二者统一起来，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注释：
[1] [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第35页。
[2] [3]：《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第707页。
[4]：《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第1版。
[6]《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第1版。
一、孝文化困境的历史成因
近代中国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如果我们将近代以来的这二百年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期内。这一段时期经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从社会结构到伦理道德，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却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这一点，在作为传统社会伦理核心的孝的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近代以来由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体制及其总量的变化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转变，短短二百年左右的时间改变了整个中国人生存状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作为传统伦理核心的孝必然地要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是传统社会中衡量一个人的最基本准则。但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金钱与物质却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忠、孝而被放在了社会生活中的首要位置。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因此而否定商品经济为我们现时代的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与福祉，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一些弊病对于以“亲亲”、“尊老”为核心的传统孝文化而言，其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其次，伴随着经济结构变化的是社会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结构也从原来三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转变为一家一户的小家庭。近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以独生子女为中心的家庭模式也滋生了许多社会性的问题。父母过分地溺爱使孩子在人格的培养上不够健全，在遇到问题时容易逃避，并且造成了孩子在一定程度上责任感的丧失与缺乏，“独生子女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其好的一面就是他们的独立意识、自主创新意识、开拓意识增强，不好的一面在于，一部分年轻人对父母过分依赖，过分地自我中心”。与此同时，社会的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婚姻结构的不稳定也对传统孝文化的传播构成了不小的冲击[1]。
第三，近代以来的教育体制伴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进行着全面的革新。教育制度的革新与转变涵盖着从教育选拔人才的形式到教育的内容，再到教育的目的等各个方面。从形式上来讲，近代以前的教育形式是私塾教学与科举制，而考试的内容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文本。诚然在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文献中有很多思想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其对于孝与德行的重视却是值得肯定的。在晚清废除科技制度以后，传统以重德为本的教育模式必然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以西学为代表的科技与器物之学则为显学，并且作为一种社会的趋势一致延续至今。改革开放、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相比于文史类学科技术性更强的理工类学科明显的要更受人重视与追捧而成为当世之显学。而即便是人文学科，也相应地向专学的方向发展，不在考试范围之内的德性教育更得不到相应的重视。
第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西方思想的传入，人们开始追求曾因时代原因被禁锢已久的个性与自由。个性与自由的过分追逐使人们容易片面地把传统文化都理解为封建的、禁锢的，把西方的文化都理解为现代的与自由的。对自由与个性的片面的理解又会导致人们对于个体感受性的过分重视。于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享乐主义在当代的泛滥，另一方面则又同时看到了人性的日益脆弱与敏感，由于个性的过度解放造成了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与淡漠。孝，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最基本准则不再受到重视，人们考虑与思量的重点不再是对于父母与长辈的孝与代际之间的和谐与关爱，而更多的是自己的个体自由与享受。而当自由和个性被片面地理解为自私与享乐，那么为父母的孝也就不再是一种必然下的应然，而退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责任。
二、孝的构建与传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和深入分析国内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之上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并将弘扬传统孝文化和离退休老人的养老问题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予以重视。这种重视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也一直作为一项有关社会和谐的重要政策加以延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的当代传承本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
首先，和谐社会的构建本身即包含着孝的内在含义。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统一。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指明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424-425而孝作为一种普世伦理与传统文化本身就包含有代际和谐、诚信友爱的内在因素，因而天然的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本身包含有内在的一致性。
其次，孝文化的构建与传承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就是要讲和谐，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孝作为一种普世伦理，首先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基础。《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孝首先是亲亲的基础与首要前提，孟子将孝作为仁爱的逻辑起点而连接贯穿了从人到物的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孝不但是人与人和谐的基础，同样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的基础与前提。
第三，孝文化的建构与传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孝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因而在现代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更要凸显出孝的重要性。孝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很强的双向性，包含着浓重的爱国主义情怀。从先秦时期被提出而成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发展至今，孝文化的内涵也一直在逐步深化，其理论外延一直在扩大。随着孝的概念的发展，也就自然的与爱国主义联系到一起。所以在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将孝与爱国主义结合自然的也就成为一种必须，并且由孝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而发展到整个社会，也更能凸显出和谐社会和谐的特点与本质。
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孝文化建构及其传承
根据201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截至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比上年增加891万，占总人口的14.3%，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达2 273万人，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
据报道，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 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城乡家庭养老条件明显缺失，而截至2009年我国的老龄人口已达1.67亿，其中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1 899万，占其中的11.4%。应该说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必须要应对与解决的问题。而如何去应对老龄化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如何将传统孝文化与现代性相结合，与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相结合，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
首先，就是要强调责任与权利，权利与义务对等，从“孝”与“慈”的双向性建构民主、平等、和谐的孝文化体系。要建构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首先就是要建立民主、平等的孝文化体系。当然这种民主、平等的孝文化体系的建构本身也是包含着多方面内容，但究其重点，就是要建构出与现代性民主、平等相适应的家庭关系与代际和谐。现代社会家庭中无论是父于子的“慈”，还是子对父的“孝”都不能只停留于“是谓能养”的层面，而更多地要从“敬”的方面入手。现代社会家庭中所讲的“敬”并不单单是指尊敬或孝敬，而其中包含着现代社会对于人格与民主的尊重。父母要充分尊重子女的权利与自由，而不能仅仅将子女当作自己意志的延伸与附属，而是要充分了解子女的意愿，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对子女加以正确的导向；而子女也必须要充分的关心父母，了解父母年老后的精神诉求与物质诉求，并使父母能够得以安享晚年。只有建立起这种慈孝互助、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的代际关心与家庭关系也才能够构建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体系。
其次，就是要强调孝的延伸性，构建出平等、博爱的现代孝文化。传统德性社会的理论构架中，“孝”不仅是作为父子之间的一种亲情伦理，而且同时也被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传统社会孝被作为“泛爱众”的起点而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在现代社会，孝则可以作为一种普世伦理充分的发挥孝天然的延伸性与广泛性，转化为爱国主义情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爱国主义。同时，从孝的“推己及人”的特性而出发、延伸，孝还可以由对父母的爱与敬延伸到自然万物的敬与对他人的爱，从而构建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广泛的、普遍的和谐。并通过现代社会孝文化的建构，而解决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生态破坏与人际关系疏离等一系列问题。
再次，就是要强调孝与法治的统一性，构建出与现代法治相适应的现代孝文化。与传统德治不同，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强调法治。如果说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以德治国，现代社会的特点则是依法治国。传统社会中法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德的辅助作用，社会的基本秩序是由德以及礼所维系的。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代替传统德治，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主要准则，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随着法的效用的增加、深入而愈加增强，所以现代社会必须将传统孝文化的德性宣传与现代法治相结合，即强调孝的普世性与应然性，又强调孝的法律效应。孝，作为一种权利与义务在法律面前都是必须遵从的，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慈”，还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都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德性行为，同时也是具有法律效应而必须履行的。
关键词：传统文化景观；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生态设计；进展与展望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景观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记忆，是人类文化景观的共同遗产。在当今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威胁到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就是立足于地方性的人文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空间的特征与模式，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和语言的逻辑性，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保护与传承的全新途径。
1.环境景观的人文化与生态化：文化是人类适应、保护和营造环境的工具
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和生态已经成为景观建设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三个基本特征。风景园林师作为土地的守望者、资源的守护者和景观环境的营造者，是有效协调人地作用机理与从事生态规划设计的主体之一。面对机遇与挑战，罗德岛设计学院教授玛格丽特-麦克埃文（Mar—garet McAvin，1990）认为生态与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时代的突出问题，生态文明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文化的标志。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文化文明与生态文明是风景园林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性目标与途径。
2.景观空间的破碎化与孤岛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困境
伴随着大开发与建设，资源保护与利用、土地开发与建设、生态保护与恢复、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成为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面对的实际问题。原本是传统文化突出的很多地区又是今天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传统”与“现代”矛盾极为突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特质。在此过程中风景园林承担起了国家发展所赋予的时代责任，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关于城乡发展与生态建设、保护、恢复等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成为解决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基础。
3.生态设计的图式化与语言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解读、保护与传承的体系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是人运用景观的语言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营造和谐健康环境的过程和途径。因此，“景观的语言”应是风景园林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理论。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与生态设计语言”成为该理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试图在自然生态景观及过程、文化景观及人文过程、网络化与网络格局典型研究的基础上，以空间组合图式为表达形式，构建起以生态过程为依据，由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景观空间组合依次耦合叠置所形成的具有尺度、秩序、语法、意义等功能的生态景观形成过程与规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以传统文化地域为典型，研究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在人文和文化过程的作用下，文化景观要素、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在尺度、秩序机理下依次耦合形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过程、机理、形态和空间组合规律。
二、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进展
1.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规划设计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
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态规划设计由偏重于自然的设计，走向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以及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规划设计，生态规划设计的内涵不断将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方法体系中，推动了生态规划设计学科的长足发展。
（1）以自然生态研究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研究
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拉尔夫·艾默生（Ralph Emerson）、佛里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乔治·马什（George Marsh）、沃伦·曼宁（Warren Manning）、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等人为早期偏重于自然生态研究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在资源管理研究的持续压力下，景观适宜性方法吸收了现代系统理论、环境保护主义、文化景观理论和现代技术发展成果，形成了以“优化技术”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Ⅱ，该阶段主要以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菲利普·刘易斯（Philip Lewis）、理查德·托斯（Richard Toth）、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约翰·莱尔（John Lyle）、朱利安-法布士（Julius Fabos）等为代表。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方法成为快速发展的领域
此后人文与文化成为生态规划设计的重要趋势之一，形成了应用人文生态学方法（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朱利安·斯德维特（Julian Steward）、鲁克曼（F.Lukerman）等）以及景观价值与感知研究（肯尼斯·卡瑞克（Kenneth Craik）、伯顿·林顿（Burton Linton）、威廉姆·萨菲（WilliamShafer）、埃文·朱比（Ervin Zube）和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等），将人的价值观、行为心理、文化人类学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的发展体系中，形成重要的发展阶段。
（3）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体系
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尤金·奥德姆（Euqene Odum）、布兰达·李（Brenda Lee）、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s）等）和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莫妮卡·特纳（Monica Tuner）、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Forman）、米歇尔·戈登（Michel Godron）等）的发展推动了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立足于景观的垂直结构与功能系统，探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对此做出的回应，通过生态系统能力、目标和行为评价，探讨人类制度因素，以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应用景观生态学则立足于景观空间在水平方向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自然与人文过程对景观格局、景观功能的影响，将景观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和在空间上的综合镶嵌体，它有助于通过生态完整性的最大化和土地退化的最小化实现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
2.“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成为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前沿
在生态规划设计中，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直是生态规划设计力图认识、协调和解决的核心关系，经历了自然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文化适应论三个发展阶段，文化适应成为场所构建、可持续设计、景观再生等领域的现代生态规划设计的时代特征。
（1）生态规划设计的概念、内涵和核心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拓展
Sim Van Der Ryn（2007）认为生态设计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由地方性衍生的设计方法和途径、生态帐户的设计、设计结合自然、每个人都是设计师以及使自然本质性的设计。生态规划设计是设计师在深入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基础上营造出具有生态本质及其内在联系的景观与环境，是被用来改造自然景观的文化工具（Frederick Steiner，2002）。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伯顿·立顿（Burton Litton，1990）教授认为：在面对生态规划设计自然一文化复合系统复杂性的时候，规划设计需要超越经验之上的更加科学的方法并因此产生较好的实践价值。生态规划是“在时间和规律综合作用下的关于自然、生活、过程一体化的方法体系”（Ian McHarg，1997），也可以视为“对人类土地利用形成显著机会的同时所形成的制约条件”（Frederick Steiner，1990）；生态设计定义为“在生态规划基础上的形态设计，它需要设计师的视觉形象以及对图形富有创造性的技巧”（Ian McHarg，1997）。詹姆斯·卡尔（James Karr，2004）认为“健康性与整体性（Integrity and Health）、系统与尺度（System and Scale）、景观与语境（Landscape and Context）”等14组生态概念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最重要的生态概念，从而建立起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体系。
（2）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及新技术、新理论的引入与发展
在生态规划设计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的方法也不同，但方法的发展是连续的，随着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变革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特点、优势和不足，以及该方法的发展演变过程，成为指导、学习和应用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重要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福斯特·卢必升（Forster Ndubisi，2002）完成的《生态规划——历史与综合比较》。该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发展、演变和比较分析，从而建立起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全方位透视。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日益加剧，文化过程和现代技术应用已成为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人文生态学派（人文生态系统设计：John Lyle，1985）、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派（可持续设计与可再生设计：John Lyle，1999）、应用景观生态学派（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Zev Naveh，2000）都成为现代技术和文化过程研究的典型代表，成为推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3）“景观的语言”与场地景观设计的语言体系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在1998年出版的《景观的语言》（The Languageof Landscape）成为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开辟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的研究途径。景观的语言立足风景园林规划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观（Landscape）、景观评价（Landscape Assement）和人文生态（Human Ecology）四个关键环节，探讨景观构成的修正（Modifica—tion）、一致（Agreement）、对应（Correspondence）、从属（Subordination）、协调（Coordination）等语言规律，研究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景观语汇）、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和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以The Mill Creek社区为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MIT开展了长期的规划设计实践研究与教学探讨。与此同时，温彻·德拉穆斯塔德（Wenche Dramstad，1996）等人提出了55条景观生态规划的法则、概念及生态设计关于斑块、边界（界线）、廊道（连通性）和镶嵌体的图式语言。理查德·杜比（Richard Dube，1997）尝试性通过草图、照片、结构分析和美学特质等方面研究了48种自然景观图式，并就每种图式进行变形以适应具体空间规划设计的需要。西蒙·拜尔（Simon Bell，1999）教授研究了图式（Pattern）的含义和感知图式的方式与途径，探讨地形图式、生态图式和人文图式等图式形式。罗曼·布什（Norman K.Booth，2012）针对性研究风景园林场地空间的要素、空间构成的基本形态、特征、景观利用、功能耦合的过程和设计语汇，形成场地设计的导则，成为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基础。
3.借鉴国外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内“景观的语言”研究呈起步态势
（1）对西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大师设计语言的研究
从园林历史和设计的角度，研究1920—1970年间北欧有代表性的园林设计师的作品；运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探讨北欧现代主义富有地域性与艺术品质特征的设计语言生成基础和原因（蒙小英，2006）。在欧洲现代主义园林设计的发展和设计语言的量化与生成研究中，万艳华（2007）等人研究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探讨既延续传统地方特色，又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体系。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在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对话和建筑向自然的延伸中，形成了对欧洲风景园林设计师产生重要影响的独特设计语言（蒙小英，2008）。丹麦现代主义园林大师C·索伦森从丹麦本土景观和历史元素中提炼设计词汇，创造了以圆和椭圆为代表的几何景观的特征词汇，形成了秩序、时态、建筑化的方法和构成的构图句法规则，它们既是索伦森个人的景观语言，也是丹麦现代主义园林的景观语言（蒙小英，2010）。
（2）“景观的语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
景观语言的研究起源于将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教授《景观的语言》的引入，讨论景观语言的语法和修辞手法（卜菁华，2003），并开展景观语言符号的研究，探讨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传达机制、主题类型、作品类型与表达方式，揭示语言化机制，为景观创作提供依据，并提出景观语言的交际性、符号性和社会性三大基本属性以及景观语言的语音、语义和语法三要素（陈圣浩，2007；邱冰，2010）；其次是对风景园林设计语言从地域性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风景园林实践中景观的地域性特征（王向荣，2002；林菁，2005；肖辉，2008；王浩，2009；王云才，2009）。研究风景园林设计语言和地域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风景园林地域性的构成体系，特别是自然和人文在地域性特征中的实质性影响。再者就是景观图式语言的研究（王绍增，2006；吴洪德，2007），探讨图式的特点、图式的转换和图式构成。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是近年来作者开展的重点研究领域（王云才，2011）。
（3）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及其应用体系研究
景观生态化设计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设计语言来指导生态规划设计，并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范式和框架。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以及生态过程作为生态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以生态过程为内在连接规律，将生态规划设计的自然景观图式、文化景观图式、网络化图式等连接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完整性、动态性特征的整体性景观（王云才，2010）。其中文化景观形成了以建筑与聚落、土地利用肌理、水利用方式、地方性群落文化和居住模式5个方面为解读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核心环节，在通过分析江南水乡、皖南徽州、广东珠三角和中原河南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对比的基础上，揭示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图式语言，并以江南生态园林规划设计为例，探讨风景园林地方性设计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的关键途径（王云才，2009）。
三、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突破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来看，景观的语言研究不足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的缺失已成为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不足，缺乏基本理论与方法
生态规划设计必须是依据生态学原理、理论和方法，在对生态过程和生态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风景园林学科独特的“人居环境”观、风景园林理论和规划设计方法，营造基于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和人地协调的可持续景观。近年来，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风景园林已经强烈地认识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的重要性，也接受生态规划设计是当今设计师最基本的概念和法则，但依旧缺乏对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研究，“生态”依旧困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始终处在没有依托、没有切人点和没有抓手的状态。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不足
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景观，是揭示一个阶段人文生态空间演变的代表性景观类型。传统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更是这些代表性空间的典型，它凝聚着历史过程中的人一地协调统一的人文生态过程。由于对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质量、空间组织等缺乏系统的研究，使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规划设计缺乏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只能局限性地开展孤立、零星的个案化研究与实践。“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试图立足土地利用、资源保护、文化调适、视觉体验等，认识独特环境中的文化景观，掌握环境中的文化进程，研究其基本构成、形态特点和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的实证研究不足，缺乏相应的依据和范式
文化景观是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文化景观保护片面地集中在风貌建筑、村落核心区、风景地段、历史街区、特定的文化景观区等局部空间的保护上，由于缺乏整体性的保护依据和可借鉴的范式，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文化景观空间保护的政策与景观“孤岛”和“人工盆景”。立足于中尺度空间的“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就是试图通过地方性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形态和内在过程的研究，探讨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将过程和空间形态统一在传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过程中。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突破点
（1）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对象，突破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应用的制约瓶颈
长期以来，风景园林在艺术与生态、花园与区域之间探索发展，形成了现今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格局。自然与文化的交织是风景园林发展的源泉，但风景园林并没有从这一源泉获得内在的发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1998）认为：这正是由于景观设计语言的缺失所造成的结果。单一的建筑语言和纯粹的生态语言对风景园林来说都是不充分的。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典型，“图式语言与形成机理”尝试性探讨风景园林独特的视点、方法、模式以及风景园林能够表现的事物和对象。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就是探索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试图探索突破生态规划设计发展瓶颈的途径。
（2）研究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基本过程和规律，探索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图式
研究生态设计语言，建立生态设计的语言图式，是基于以下四个重要议题：①生态规划设计成为解决土地与景观环境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土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之间建立起一体化的途径和媒介，是生态设计语言描述的核心对象。②多学科理论引入风景园林、生态学富有成果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大胆的尝试和多样化途径有助于营造自然与人类共同繁荣的土地空间。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是自然与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产物，通过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探讨景观生态化设计图式语言的基本图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核心，以多学科发展为基础，以空间生态格局为框架有助于奠定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范式。
（3）通过图式语言体系构建，形成有效保护和传承文化景观的设计方法
文化景观的语言是由人一地作用过程中不断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形成的描述文化景观的基本要素、文化基本单元空间和具有文化群体性特征的空间组合构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通过揭示图式的基本构成、典型图式和空间组织过程，通过对自然的模仿和文化的传承，依据独特的空间肌理过程将不同的景观要素、典型的空间组合进行耦合，形成文化与人文生态规律、生态特点和生态空间形态统一的有机景观。图式语言是生态景观表达的基本语汇，是生态设计的基础。图式语言及空间形成机理研究能够形成有效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切入点和抓手。
四、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
（1）“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理论
“景观是语言”的结论来自于景观规划设计最核心的工作领域，在由花园到区域的多层次规划设计中，景观规划设计都在尝试着进行充实功能和表达思想的艺术化塑造过程。在我国，景观语言研究正逐步起步，但缺乏对系统全面的研究。景观的语言理论将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①景观语汇。景观语言的构成是由景观的要素和景观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构成，以及由这些单元组合形成的空间基本格局。“land”的含义是指空间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此景观的语言就是将场所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连接起来的动态纽带。景观要素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文景观要素。它包括了地形、地貌、土壤、水体、岩石、植物、动物和天象等自然要素以及建筑、劳作、人群、构筑物、活动以及地方性语言与文化景观等人文要素。要素依照特殊的过程和关系组合成基本的景观空间类型，并复合成典型的空间格局。②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不是所有的景观都是和谐的，缺乏秩序会造成杂乱，但造成杂乱也有可能不是因为秩序的缺乏，而是太多秩序的冲突。景观中以很复杂的结合方式将很多秩序整合在一起。③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④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⑤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
（2）景观生态学与“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之间交叉的学科，主要研究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景观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土地利用规划和评价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内容。到20世纪80年代，景观生态学在北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景观规划设计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以整体景观为对象，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生态过程的研究，揭示景观结构与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及相互作用机理、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景观生态学理论重点强调空间异质性理论，景观斑块、廊道、基质的镶嵌体格局理论等景观格局的分析与研究理论；同时强调景观的破碎化过程、景观的网络化均质化与连接度和连通性理论。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是景观综合体及其形成并稳定发展的机理的系统研究，是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研究中典型生态空间研究的基础依据。
（3）人文生态学与“文化适应一场所构建”理论
人文生态学应用人类与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信息指导形成环境与自然景观的最优化利用决策。该理论重点研究人类影响环境并被环境影响，以及完成与环境相关的决策影响人类的机理和特征。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环境运动的组成部分，人文生态规划重新得到重视。人类及其与土地间的互动是人文生态规划的首要关注点。斯坦纳（Steiner）在《生命的景观》（1991）一书提出的生态规划方法中不仅列出了社区信息分析清单，而且主张将社会经济分析与生物物理信息联系起来。麦克哈格（McHarg）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新泽西Medford镇做的规划实现了整合社会价值的创新工作。赛佛·纳维（Zev Naveh）和亚瑟·利伯曼（Arthur Lieberman）提出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理论也更具有人文生态偏向。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的基础理念是综合自然和人文过程信息以指导规划设计决策，尽管人们看待人类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种种观点不同，人文生态规划者和设计者的中心论点是寻求生态适宜和文化空间之间的最佳匹配，将区域利用类型的适应优势最大化。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框架体系
（1）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构成与图式语言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是由景观要素（自然景观要素和文化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自然景观空间单元、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和复合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自然景观空间组合、文化景观空间组合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空间组合）和生态过程（自然生态过程和人文与社会经济过程）构成的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框架和范式。景观要素和景观空间单元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单位和构成，基本组合和空间格局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模式和范式；生态过程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规律和句法。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是以生态过程为核心，融合生态要素和空间单元，有效组织基本组合范式和空间单元模式，形成自然与人文一体化的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和有机性的景观整体或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生态空间基本构成及其形态特征，重点研究典型生态空间组合的整体空间单元的图式，揭示生态空间耦合的内在机理。它是空间组织和空间优化的基本特征，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空间法则。
（2）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研究
传统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综合，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多种景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形成“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空间”、“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与生活景观空间”、“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性景观空间”、“文化景观网络化空间”等多种空间类型，并通过特定的空间关系复合成为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景观空间。每一种景观空间类型的形成都具有各自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和相互调适机理，这些机理与过程是认识传统文化景观形成的人文生态过程的规律，是“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基础。由于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研究应结合典型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运行过程与动力系统、空间组织的典型模式及其演变、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探索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地域人文过程与文化景观空间耦合形态及图式语言研究
形态与过程的耦合是以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为切入点，探讨文化景观图式语言的构成与模式。①传统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图式语言构成、形态与组合模式。②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居住模式就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在地方性知识体系支撑下，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土地利用、建筑与聚落形态以及水资源利用方式后形成的整体景观特征和格局。③土地形态与肌理空间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土地肌理是人类社会生产性景观自我创造和自我维持系统在环境上形成的记忆，集中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应用和改造成果，是文化景观的核心反映，是人地作用系统的集中体现。④自然一人文复合型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即以居住和生活空间为核心，在空间上耦合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形成自然一人文过程相统一的复合型文化景观空间。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网络化过程与网络图式语言。无论在任何尺度空间中，网络都是空间中最重要的生态特征。以网络化过程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文化景观在中等尺度空间上的相互作用过程和耦合关系，并探讨网络景观图式化语言构成与模式。
（4）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
文化景观图式语言是对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过程和组合形态等规律的描述和反映。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空间组织过程和形态耦合特征，成为冲击传统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语境下的传统文化景观保护、传承与发展依赖于对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因此，我们应在图式语言基本构成与模式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地方性图式语言特征、图式语言的调适优化和基于实践的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策略。
五、结论与展望
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建立在三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首先，在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然一文化高度统一的“景观”展示出其存在的科学性和高度统一性，也揭示出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在过程和空间组合规律。其次，典型人文生态空间的客观存在和空间生态要素、单元、组合体可以通过空间解析的方式用图式表达出生态空间的组织规律和形成机理。第三，典型自然生态空间和人文生态空间的存在和示范作用成为今天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向“自然学习”和向“历史学习”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的前提，可以看出：首先，生态规划设计是一门规律性、科学性和规划设计专业技能很强的学科领域，典型生态空间的剖析揭示出生态空间的组合规律和形成过程，学习、了解和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开展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专业素质。其次，生态规划设计的图式语言是在典型生态空间剖析的基础上，依据生态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景观形态学理论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借鉴“景观的语言”研究方法，开展典型生态空间的要素、空间单元、空间组合的特征与过程研究，形成生态景观的基本图式、单元图式和组合图式体系，并通过一定的作用机理将不同景观层面的图式进行组合研究，初步建立起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再次，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在于通过生态空间“原型”的研究，获取生态空间的基本语言的要素和构成，并通过重新组合和应用这些生态设计语汇，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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