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河州 茶马互市 民族关系
河州，是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古称。位于黄河上游，因黄河而得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临夏设郡、县，称临夏为 “枹罕”、“河州”“导河”。河州，“犄角河西，肘腋陇右”[1] 。因自秦汉以来，就成为了西北的军事重镇，并有“河湟雄镇”之称。河州，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的过渡地带，西通青藏和西域、东连中原。因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它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商品贸易交流中心。
茶马互市，主要是指我国西北地区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交换内地农耕民族生产的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比较集中的大规模的集市性贸易活动。[2]在古代，马匹是战争中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需要大量的战马来补充军力。古代中原地区因地理原因缺少马匹，而西北草原地区的畜牧业又很发达，饲养的马匹数量又多，所以就成为中原战马的主要来源；草原牧民以奶酪、肉类为主食，而茶叶又可以帮助消化，但是，牧区却不产茶叶。这样，就产生了“以茶易马”。
一、明代河州的茶马互市
明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已经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明初，蒙古的残余势力强大，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明王朝延续唐宋旧法，进行茶马互市。同时，为加强对茶马贸易的监管和垄断。明王朝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体制相对健全、专职进行市场交易的机构—茶马司。所谓茶马司，是指明朝在西北等边境地区设置的同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专门机构，其掌管地方茶政，几乎成为中央控制地方茶叶经济的职能机构。[3]同时，为保证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明朝政府还设置了一套严密的制度：管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巡茶有御史，中茶有引由，出茶有地方税，贮放有茶仓，管马有苑马寺。[4]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在今甘肃天水地区设置了西北地区第一个茶马司—秦州茶马司。秦州茶马司是当时西北民族地区茶马互市贸易的集散中心。但这一格局被后来相继设置的河州茶马司和洮州茶马司打破。由于这两个茶马司的设置，秦州茶马司的地位和影响开始下降。明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政府在河州设置了河州茶马司。河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是连接中原农耕地区和青藏游牧地区，连接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枢纽之区。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交错的地带。境内有肥沃的土地，大片的牧场，亦农亦牧，且畜牧业发达，马匹品种优良。这些为河州茶马互市的发展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记载河州四境之内，襟山带河，兵多粮足，虽然系明代的边地，实际与内地无异。[5]但与内地不同的是，河州卫“出马特多，由土人、熟番、回回、生惧以孳牧为业”。[6]可见当时河州农牧经济已经有了高度发展。
明代的茶马贸易都是通过茶马司来完成的。尽管茶马司的设置、数量、时间和地点是随着明朝国力、军事实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河州始终是茶马贸易的中心。在设置初期，河州茶马司具有很高的地位，曾经一度代替了洮州茶马司而成为统领西北地区茶马事务的机构。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起，明王朝开始实行金牌信符制度。其实，建立金牌制除了控制、分化河州的少数民族来达到统治目的之外，更重要的通过这种管理来实行国家对茶马贸易的垄断。当时朝廷颁发的金牌和信符有41面，河州纳马西番29族就有21面，征马7750匹。当时，明朝政府把持牌进行纳马换茶的少数民族称为“中马”或“纳马”族。在河州茶马司的管辖范围内，从明代起，有19个部族承担着与中原王朝进行茶马贸易的职责。史书上称之为“招茶中马十九族”。据《河州志》记载，这十九族分别是：珍珠族、鸿化族、灵藏族、癿藏族、沙麻族、葱滩族、老鸦族、撒拉族、牙塘族、川撒族、打喇族、向化族、古都族、巴咱族、红崖族、端言族、回回族、迭古族、仰化族。[7]明永乐四年（1406年），在河州设置了归德守御千户所，管理辖区内的茶马互市。这种情况维持了近30年。从以上可见，河州茶马司在明朝的茶马互市贸易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茶马互市原本是农耕民族和畜牧民族间互通惠利的贸易活动。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明朝政府在西北地区进行茶马互市的政治目的远远大于其经济目的。为了达到在政治上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明王朝对于茶马互市中的经济收益并不重视，甚至在互市中故意压低茶叶的价格。他们认为：“财者人之心，若亏其值，则阻向慕之意”。[8]如果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在进行茶马互市时，经济上获得利益，经济上不令其吃亏，这些少数民族就会归顺明王朝。河州茶马互市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到了明朝中期以后，由于不少官吏在互市过程中相互勾结，用官茶以次充好，来骗取少数民族财物，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而且明朝廷禁止在官市上除了茶马以外的其他商品交易，这些阻碍了民族间的经济交流。所以，民间茶马互市开始兴起，官营的茶马贸易衰败，各民族间的贸易往来成为了主流。
二、明代河州茶马互市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对于明王朝和少数民族来说，茶马互市是一件双赢的事：“彼既纳而酬以茶斤，我体既尊，彼欲亦遂”。[9]对少数民族来说，经济利益达到了，对明朝政府来说，不仅扩大了中原王朝的影响，在政治上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的目的也达到了。明朝人魏焕说：“彼得茶而常怀向顺”。[10]归根结底，明朝政府在西北地区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目的就是以经济手段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地区的统治。明初，为了明确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使少数民族易于服从明王朝的统治，明政府还制定了“马赋茶发”制度，要求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要同内地的汉族一样，向政府尽支纳科差的义务，表明自己“尊君亲上奉朝廷”。是明王朝统治下的臣民。[11]这一制度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树立了明王朝的统治威信，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各民族的祖国统一观念。
虽然明王朝与少数民族的茶马产贸易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封建贡赋强制性的特点。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明代茶马互市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河州茶马互市，不仅促进了我国民族贸易的发展，而且培育和发展了以河州为中心的民族贸易市场。使河州成为多民族往来和商品交易的中心区域，成为中原与藏区贸易的枢纽之区。到今天为止，临夏有西北地区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其次，河州茶马互市还带动了其他商品经济的发展。例如，促进了内地农业的发展。因为明代河州出产的好马销售至全国各地，不仅为内地农业的生产提供了畜力，还加强了内地农业和西北畜牧业之间的交流。
明代河州的茶马互市除了带动民族地区的经济之外，更重要的是：茶马互市改善了内地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加强了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随着茶马贸易的进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对民族融合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很多的内地商人开始走向牧区，把当地的少数民族雇为向导，带领商队进入藏区。而河州的少数民族，如回族，东乡族也开始走向内地经营皮毛、茶叶等贸易，这样，就兴起了一些各民族杂居的著名的贸易市镇。而且在互市交往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上层主动学习汉族文化，历史上河州有羌、戎、匈奴、鲜卑、吐蕃、吐谷浑等民族，而今有汉，回、东乡、保安、撒拉、藏、土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各自有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因为茶马贸易的实行，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越发密切，文化交流越发频繁，使得河州成为了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汇的地区。而且，由于古代河州有着连川滇、接新疆、通秦陇，达青藏的特殊地理位置，因此河州茶马互市对维护西北边疆安定、对明代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稳定、统一、繁荣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对茶马互市和民族关系有一句很形象的描述：“由汉族地区运来了很多货物，是我们藏族地区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是要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连结在一起。[12]
总的来说，明代河州的茶马互市稳定了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加强了民族团结，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感情，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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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明宣宗宣德实录卷（卷18）[M].“嘉靖十五年（1536年）六月乙未”条.
[9]明宣宗宣德实录卷（卷18）[M].“宣德元年（1462年）六月癸亥”条
关键词：北茶马古道；茶马互市；甘肃；茶
中图分类号：S5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7-0013-01
一、北茶马古道的发展
茶马古道，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西番、汉、藏之间以茶叶和马匹相互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古代的贸易通道。 “洪武初，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1]从历史资料来看，除了西南的地区我们熟知的茶马古道，从四川、云南通往陕、甘地区也存在着一条极为重要的茶马古道，即我们所要研究的北茶马古道。
自汉代以来饮茶之风盛行，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杨雄的《方言》从药用和文学不同角度谈到茶，从侧面角度反映了汉代民众的饮茶之风盛行。两晋南北朝时，茶也被赋予了特定的精神意义，清廉的政治家视之为廉洁、反抗腐败的工具；诗人、骚客将其视为引发思绪、激起雅兴的手段。时至宋朝时，饮茶、斗茶之风盛行，出现了“行茶礼”、“下茶”、“吃茶”、“三茶六礼”等重要礼仪。汉代以来饮茶之风的盛行对北方游牧民族饮茶习惯的形成了重要作用，直接推动了茶马贸易的发展。
对于地理环境方面，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的交汇处，又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区。甘肃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甘肃的民族文化交流、贸易交往中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许多中原与少数民族的互市之地都设在甘肃境内。
西汉时期，汉朝在西北边塞设立“关市”，与周边民族进行贸易。而此时，绢马贸易的特点已初步形成。自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丝绸贸易急剧上升，另外“用兵之本，国之大用”[1]。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全国各地皆呈现出“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辄饮。”[3]而对于游牧民族，“番人饮食结构多为牛、羊肉类，饮食较为油腻，而茶之功效在于清肠、去油腻，亦受中原饮茶之风影响，少数民族对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
至唐朝中后期，吐蕃、回纥已经开始向中原地区购置大量茶叶，贞元年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4]。
宋代茶马贸易逐渐超越绢马贸易，成为互市的主流。
北宋初期，甘州回鹘向北宋贡物，并联合沙州、瓜州回鹘一道贡物，其中以马为大宗，换回茶叶、丝帛。
同时，西夏与宋朝也贸易不断，之后由于西夏对宋发动战争，边市贸易一度中断，茶叶、丝帛供应中断，致使西夏像宋朝议和，享受宋朝岁贡的茶叶等物品。
自饮茶之风传入少数民族地区，从上层贵族到普通牧民已近嗜茶成风，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上层贵族通过朝贡得到回赐，普通牧民通过互市来得到茶叶等物品。
此时，宋代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飞跃，“据统计，北宋茶叶年产量为五千三百万斤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上，即约二三千万斤茶叶，都可以外销，共少数民族之需”。[5]茶叶的大量生产能足够提供给少数民族使用，也为茶马互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茶马贸易的快速发展下，北宋政府于元丰四年设都大提举茶马司来具体统筹茶马互市事宜。其主要内容有：
一是在茶叶产区四川收茶，必须按官府规定价格出售给官府，之后运抵熙秦换马；二是鼓励商人买卖、运输茶叶；三是四川至熙河沿途设立水陆茶递铺，派发官兵，招募百姓充当运工，解决茶叶的运输问题；五是出台严厉的相关法规控制茶马互市。
至元代，在大都和巩昌（陇西）设茶局专卖，至此甘州和肃州成为中西部茶叶中转市场。
明朝以来，与其政治制度相似，茶马贸易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和经济强制手段的交易形式。面对北面的蒙古人的强大军事威胁，明朝沿长城驻军防守，但是会遇到“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的问题[6]，中原王朝缺少战马成为了大问题。而对于少数民族的人们，”番人嗜酪，则困以病“[7]，而茶叶有清油腻的功效，因此少数民族出现了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明朝政府采取并完善了茶马贸易制度，使茶马贸易达到空前的繁盛。对于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决定了明代茶马贸易的主体是政府和少数民族进行的政府垄断的官方贸易。
清代对于茶马互市，虽再不复明朝的辉煌，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仍然比较活跃。清朝初年，战火频繁，朝廷当局需要大量战马，便学习明朝通过互市获得战马。顺治元年，制定与西番易马例，规定“陕西召商茶以易番马，向有照给金牌勘合之制，查前明诏谕，接通西番关隘处所，调拨军官巡守，不许私茶出境。”[8]从此可以看出，清政府仍然限制私茶出境，来保证官府的茶马贸易顺利进行。
随着清封建王朝的发展，民间贸易的繁盛和疆域的巩固发展，茶马贸易政策也因此不断变化。至顺治末年，茶马互市出现衰落迹象。康熙四年撤消了西苑马寺各监，康熙七年撤销了陕西茶马御史，之后又决定“西宁等各处所征茶篦停止易马，将茶变价银元冲饷。”[9]这标着自唐代出现的官府垄断的茶马互市宣告终结。
二、北茶马古道的意义
普洱论坛上，北京大学陈保亚教授指出：文化线路是当今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的最重要的新动向之一。
茶马古道作为重要的文化线路，首先作为茶马互市的载体，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各取所需促进了经济、文化、贸易的交流与传承。一方面，西部少数民族的畜牧业得到发展，茶叶的到来改变了牧民的生活；另一反面，中原地区的农业和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种茶业亦快速发展。北茶马古道的繁荣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1]《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茶法》.
[1]《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卷256.
[2]《旧唐书.李钰传》.
[3][4]《封氏见闻记》卷六《饮茶》.
[5]胡小鹏.茶马互市[M]，郭厚安、吴廷祯主编.悠久的甘肃历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6]王世贞.《山堂别集》卷89《市马考》。
关键词：布朗族；茶文化；保护与传承
中图分类号： S5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云南民族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中极具特色的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云南的众多民族，如傣族、彝族、布朗族、基诺族、纳西族、回族、德昂族、傈僳族、拉祜族等等在本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与茶的融合形成了各自丰富多样的民族茶文化。而在这些民族中，布朗族虽然人口较少，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景洪和临沧地区的双江、永德、云县、耿马及普洱市的澜沧、墨江等县；但其茶文化的发展异彩纷呈，绽放着耀眼的光芒，它是了解布朗族民族文化的窗口，也是探知云南民族茶文化的窗口。但是，目前对布朗族茶文化及其保护的研究极少，且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布朗族的茶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民族茶文化的传承面临挑战，因此，研究布朗族茶文化，探讨布朗族茶文化及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1、丰富多样的布朗族茶文化
布朗族是云南最早种茶的民族之一。据记载，早在1700多年前,布朗族的先民就开始栽培茶树，可以说布朗族到哪里定居,就在哪里种茶，至今在布朗族生活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均保存有大面积古茶园和许多千余年的古茶树。茶不仅是布朗族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布朗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在漫长的历史生活中，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而独特的茶文化，它由布朗族独特的种茶文化、饮茶文化、茶俗茶礼以及布朗族千年古茶园等茶文化历史遗迹组成。经过整理，布朗族茶的用法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以茶为食，以茶当菜：布朗族有吃“得责”生茶，酸茶及“喃咪茶”的习俗；②以茶为饮：主要表现饮青竹茶、烤茶的习俗；③以茶为药：布朗族在茶中加入草药制成了明子茶、煳米茶和口嚼茶，用来治疗治肠胃不适、消化不良、感冒等；④以茶为礼：布朗族用迎客茶来招待客人，并制成礼品茶、茶请柬等赠送给亲友；⑤茶与婚俗：在男女双方恋爱阶段，女孩子泡茶的浓淡表示着对对方的合意程度；茶也是布朗族男方提亲时必不可少的礼物之一；⑥茶与宗教祭祀：景迈山布朗族每年要举行“茶祖节”，祭祀茶祖；⑦文化艺术方面，布朗族有许多与茶有关歌舞及传说，如《布朗姑娘采茶忙》、《茶是我们生活的源泉》、《采茶情歌》等。
2布朗族茶文化的独特特点
茶在布朗族民族生存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布朗族也将茶视之为生民。茶不仅是经济来源，同时也作为一种信仰，用来保护和继承。因此，布朗族看待茶的理念和其他民族是截然不同，与之所呈现出来茶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布朗族茶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相依相成
茶也许是其他云南民族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更多的是现今只能在传承下来的一些习俗中找到些许关于茶的习俗的身影。然而，在布朗族聚居地，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景观，布朗族村寨旁边是大片的古茶园及古茶树。如布朗族的景迈山和布朗山古茶园已有上千年历史，但仍然是重要的茶叶产地来源。这些古茶园也与一般茶园不同，古茶园的茶树在原始天然林下种植，古茶园的茶树树冠挺拔，枝叶茂密，因此外形上都显得历尽沧桑、饱含风霜。
在这些古茶林边，便是布朗族聚集而居的村寨。村寨依山就势，一般建在顺山的缓坡地带，四周绿树成荫，一条由下至上的上山主道贯穿全寨，村寨仍保留有布朗族古村落建筑格局。村寨中布朗族人至今仍然保留本民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宗教祭祀等民族风情。
布朗人建造了古茶园，而古茶园又给了布朗族生活和生存的来源。布朗族人从古以来以茶为生，与茶相伴，展现的是一幅布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画面。
（2）茶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理念
布朗族种茶和管理茶园的方法包含着原始的生态观念。布朗族将茶树在天然林下种植，在茶树的枝干上也长满了苔藓、藤蔓、野生菌类和许多寄生兰花等附生物。在景迈山，茶树上还有一种形状类似螃蟹的具有神奇药用价值的寄生物——“螃蟹脚”。布朗族古茶园中之所以形成这种复合的生态结构，是因为一方面布朗族利用森林多物种、生物多样性进行茶树的病虫害防治，另一方面森林中落叶又给茶树提供了很好的肥料，因而不需要用农药化肥。这样原生态的方式种植出来的茶叶没有经过污染，耐泡，回甘久。这种古朴的用自然法则种植、管理茶园的生态观念，也体现着布朗族人的智慧。
（3）茶文化的宗教特性
布朗族是信仰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的。一方面他们在种茶、管理茶园过程中始终保持原生态理念有来自于布朗族人对森林及鬼神的敬畏的影响；另一方面，原始，加之小乘佛教的影响使得布朗族产生了诸多与茶有关的宗教活动以及民俗礼仪。比如在布朗族每家每户的茶园中，都有一棵古茶树被视为自己家的茶魂树。布朗族人每年都要举行茶魂树祭祀活动，以祈求茶魂保佑自己家的茶能够长得好、发得多，从而带来好收成。并且每开发一片茶园，在这块土地上种的第一棵茶树都要选择最好的日子，举行必要的祭拜仪式后才能种植，以后这棵树就成了这片茶园的茶魂树了。
近代以来布朗族因受傣族强烈的影响而信仰了小乘佛教，但同时也保留了原始宗教的一些传统。在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的“山康茶祖节”就是原始宗教和小乘佛教理念合二为一的产物。可以说，布朗族的茶文化是以宗教为基础的。
（4）茶文化在民族建筑上的表征
布朗族大都居住在海拔1500~2300米的山腰地带，那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属于亚热带和温带气候，非常适宜茶树生长。布朗族最原始的建筑很简陋，用六根树枝和三根梁就可以建起一幢住房，屋内分高低两层，低处烧火做饭，高处住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受到傣族文化的影响，布朗族采用茅草屋顶（现代都采用平挂瓦屋顶）、下方开放的干栏式建筑民居,有上下两层,上层为卧室、火塘、吃饭处、晒物台，楼下无遮栏,堆放农具杂物和关养畜禽，这种形式能很好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长期的与茶相伴，茶文化也影响到布朗族建筑文化中去，比如在景迈山上的翁基村的屋脊上有由三片叶子组成的茶叶形状的装饰物，是布朗族把茶作为图腾和崇拜的一种表征，非常具有当地的特色，也体现了布朗族与茶的密切关系。
（5）布朗族茶文化是茶马古道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布朗族茶山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普洱茶产地。历史上茶马贸易普洱茶的产地主要分布在澜沧江流域的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漫撒、景迈、布朗、巴达等十二大古茶山。在这十二大古茶山中，布朗族的茶山就占了两座。很早以前，景迈茶山和布朗山的茶叶就用笋叶和竹篮包装，由人或牛马驮着，通过茶马古道，源源不断地运出大山。其中一部分进入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的原料之一。另一部分绿茶则直接通过中缅边境的洛勐和打洛，进入缅甸的景栋等集散地，再销往东南亚各国。直至现今，它们仍然是普洱茶非常重要的产地。并且，在景迈后山丛林间保存着一段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古道上的马蹄印仍清晰可见。鉴证着茶马古道曾经的繁荣和布朗族茶山在茶马古道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3布朗族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相比于其他民族，布朗族茶文化的内容更为丰富，更具有特点，它影响布朗族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布朗族茶文化及民族传统文化是布朗族留给我们的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茶马古道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布朗族茶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对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布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保护有重要意义。
（1）保护布朗族聚居地的生态环境
从保护民族茶文化来讲，首先必须保护茶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条件。布朗族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是布朗族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条件，也是整个民族文化展示的一个背景舞台。布朗族聚居地的古茶山、古茶园以及原始森林生态环境与布朗族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息息相关，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民族传统文化也将不复存在。应该说，布朗族传统的文化及生态观念是适应周围生态环境的，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布朗族传统文化和观念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再加上外界的作用，布朗族生态环境必将受到影响。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教育宣传来加强当地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制定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措施，比如划定具体的森林保护范围等，制定相关的保护制度规范来加强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
（2）尊重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布朗族茶文化是布朗族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茶文化和茶习俗深深体现在布朗族日常民族生活中，茶文化也不是脱离布朗族风俗习俗而存在。因此，应该尊重和保护布朗族整体的民族风俗，包括宗教、服饰、艺术等文化，才有利于茶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不能回避的是，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民族经济的发展是一对矛盾，但这对矛盾应该是可以也必须协调的。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落后，应寻找民族文化的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点，比如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结合，挖掘民族文化新的意义，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也才能转化为民族文化传承的自觉行动。
（3）发展民族茶产业
布朗族传统茶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同时也受布朗族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程度的制约。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布朗族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贫困的现状，才能使民族文化植根于理性的基础之上，得到切实的保护与发展，布朗族持续发展资源也才能得到合理开发。在布朗族生活的地方，往往有大片茶园，茶叶也是布朗族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但是，目前布朗族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以分散的小生产方式生产，因此，发展民族茶产业需要以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调整现有产业结构，政府也应给予扶持，促进对茶产品的加工，开发多品种、多层次的茶产品来发展布朗族茶产业，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
（4）将布朗族民族文化和茶文化纳入到茶马古道文化的整体保护中去
茶马古道不仅仅是一条通道的概念，而是一个庞大而丰富的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包括茶马古道沿线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茶文化、古通道文化、马帮文化、古代贸易文化以及沿线分布的众多遗迹遗址等等。
布朗族民族文化和茶文化是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布朗族居住的地方至今还保留着茶马古道遗址。因此，彻底调查和整理布朗族民族文化和茶文化的相关内容，将其纳入到茶马古道文化整体的保护中去，对其保护将有重要作用。
（5）布朗族茶文化旅游开发的方式
旅游开发本身是一种保护，但同时旅游开发也是一把双刃剑，旅游开发不当极有可能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对原有民族风俗造成冲击而失去原来的特色。因此，采取何种方式开发旅游才有利于布朗族茶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布朗族茶文化的旅游吸引力在于：古老壮观的茶山茶园生态景观；独特的布朗族民俗风情；布朗族独特的种茶、制茶、饮茶文化及茶俗茶礼。而综观我国各地茶文化旅游的开发方式，按照旅游资源的特征，大致可划分为四种类型：自然景观型、茶乡特色型、农业生态型和人文考古型[1]。布朗族茶文化旅游资源兼具上述四种类型特征。因此，在进行茶文化旅游开发时可以按照不同类型进行深入的文化挖掘，充分利用古茶山茶园的自然景观特色，深入挖掘布朗族民族传统文化和茶文化的内涵，并适当保留布朗族原生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旅游开发，才能深化布朗族茶文化的旅游吸引力。
另一方面，布朗族曾经在茶马古道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布朗族所居住的地方是茶马古道线路上重要的产茶区，应利用茶马古道开发品牌优势，结合茶马古道的整体旅游开发来定位布朗族茶文化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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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恩施；民族特色；饮食文化；经济开发
1 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经济现状
(1)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的特点。
恩施的清江流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原生的饮食结构、饮食风味、食物储存烹饪方式等受到的外部影响较少。因此保存了丰富的原生态饮食文化。就饮食结构而言恩施少数民族以玉米、红薯、土豆、荞麦、小米、高粱等粗粮为主食。他们善于将粗粮制作成各式各样的点心，如将苞谷面发酵后，用桐树叶包裹蒸熟，制成带有浓郁桐叶味的“桐树粑粑”。善于熏制腊味食品，如用松柏枝加核桃壳、花生壳、桔子皮等柴草料进行烟熏烘烤出的“土家腊肉”，它色泽焦黄、肉质坚实、熏香浓郁、风味独特。就饮食风味而言恩施少数民族嗜食酸辣，在他们那里，几乎各种蔬菜都可制成酸菜，如酸青菜、酸萝卜、酸洋姜等，成品酸脆爽口。恩施少数民族常将辣椒做主料食用，而不是做调配料。他们习惯用鲜红辣椒为原料，切开半边去籽，配以糯米粉或苞谷粉，拌以食盐，入坛封存一段时间，即可随时食用，因配料不同称为“糯米酸辣子”或“苞谷酸辣子”在莱肴中大量使用辣椒、花椒和特有的山胡椒，使菜肴具备而是麻、辣、香兼备的独特的复合味。
(2)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的发展现状。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恩施市餐饮业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的转变，涌现出了帅巴人、汇食街、巴蔓子等一批综合性的特色餐馆酒楼，推出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菜肴，推出富硒茶酥、瓜汁葛粉冻、土家老腊肉等为主打的特色菜肴，深受消费者欢迎。
在恩施州烹饪协会的带领下，多次召开会议，研讨地方菜的制作；开展活动，推动地方民族特色菜点的发展。如2003年建州20年时，举办全州烹饪大赛；与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恩施“十大名吃”评选活动；两次组织参加湖北省烹饪大赛；2005年出版发行的《硒都佳肴》一书等。
不少在外的恩施人还将这些特色食品推向山外。具有土家特色的土掉渣烧饼打入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大中城市，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这些行动，不仅展示了恩施民族特色名菜名点。扩大了这些特色菜点的知名度，更是让大家相互之间有了交流，推动了这些名菜名点的发展。
(3)恩施民族特色饮食存在的不足。
虽然行业发展迅猛，但必须要看清的是，目前恩施市餐饮企业发展的软件投入和基础条件不足，成为制约企业水平提升的关键和重点。就目前现状来看，恩施市民族饮食业有资源优势却没有产业优势，小店面占多，真正上规模的骨干企业还是较少，散兵游勇形不成合力。而且这些多是传统经营，部分菜品制作过于陈旧，创新不够，不太符合当今的口味趋势，真正可以和国际接轨的更少。本土餐饮开发不够，品种单一，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恩施菜肴向外推介。
2 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经济开发的可行性
(1)民族饮食风味独特资源丰富。
恩施民族饮食以张关合渣、土家油茶汤等为代表。其中的土家油茶汤是恩施州土家族具有代表性的饮食文化现象之一，堪称中国茶文化一绝。1992年，“来凤县土家族油茶汤茶艺团”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中国首届茶文化节，博得“来风名茶传千里，土家油茶香九州”的赞誉。韩国代表团称赞土家族油茶汤“是中国茶文化一绝。”后来有关部门将土家族油茶汤提炼、整理成“四道茶”(即白鹤茶、泡儿茶、油茶汤、鸡蛋茶)、油茶道表演等形式，使之成为一种规范化的程式茶道。在2005年中国茶叶协会主办的中国富硒茶文化节上，幽雅卓绝的“四道茶”茶道茶艺表演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使得油茶汤这一土家茶文化精髓得以发扬光大。
(2)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底蕴。
鄂西地区是我国早期人类发祥地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鄂西人民依据清江流域富饶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习俗。同时，由于这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使得这里保存了丰富的原生态饮食文化，具有很大的研究及开发利用的价值。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的深度开发可将这种原生态独特的文化底蕴渗透其中，赋予其文化特色。使客人在饮食上获得一种人文深度体验，感到自己饮食层次的上升。
(3)良好的机遇和巨大的潜力。
随着宜万铁路、沪蓉西高速公路等重点工程顺利推进，恩施正迎来新一轮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作为承中启西的交接地带，恩施还能享受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双重政策优惠，
将极大的刺激恩施的经济发展，各项基础设施的进一步便利，各种客观条件的进一步完善，大大地改善恩施进出的条件，使我们看到了恩施更为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保证当地人民日常服务的同时，拓展服务范围。通过与文化，旅游，农副等各个产业的密切联系，实时推出一系列富含民族特色的产品，进一步推进恩施经济的发展。
3 恩施民族特色饮食经济开发的策略
(1)利用品牌战略培育龙头企业。
在现有恩施市餐饮市场的基础上，培育扶植恩施市名牌，挖掘、恢复、振兴恩施市餐饮老字号。特色餐饮。一定要符合当前流行趋势，让本地人倍感亲切，让外地人尝到新鲜，其原材料、加工技艺及色、形、味都要具有独特性，而这些特性在不同时期，根据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还要不断进行移植和提升。才能够真正适应市场的需要。有关部门应该因势利导予以足够重视，有效地组织、指导、帮助当地和有关业主进一步加强研究创新开发，做好品牌打造和推介工作，使品牌特色更加突出，品质更加稳定，影响更加扩大，将其培植成恩施州叫得响亮的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并组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活动来加快对传统特色饮食的挖掘，整理，保护，创新，形成老菜新做，赋予民族饮食更多的时代韵味。
(2)提高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
饮食经济是一个关联度很高的产业，通过发展饮食带动文化，旅游，农副等产业，而恩施的丰富资源也可以有效的促进饮食经济的发展。例如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内涵，依托政府的横向和纵向公关，结合独特的民族节日“过赶年”、“闹元宵”、“牛王节”、“女儿会”举办民族饮食文化节或民族食品制作大赛；旅行社或旅游产品结合共同对外推广，推出一批富有民族特色的产品；结合当地丰富特色资源。开发地方食品、药膳保健食品、饮料等餐饮业的延伸产品或深加工食品，如推出特有的药膳保健火锅，野生食用植物干货，野生水果饮料，腊鱼腊肉食品。特色粮食酒等。
茶马古道今天人们所说的“茶马古道”，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运送茶马的“古道”。“茶马互市”是我国历汉藏民族间以茶易马的一种传统的贸易形式，唐代文献中就已经有所记载。到宋代，内地茶叶生产飞跃发展，其中一部分茶叶“用于博(注：换取)马，实行官营”，在四川的名山等地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茶马司”。宋朝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呢?当时契丹、西夏和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崛起对两宋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迫使朝廷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以便集中力量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茶马互市”除了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茶利收入以补充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既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又维护了宋朝西南边境的安全。那么，藏族为什么也很重视“茶马互市”呢?因为藏人非常喜欢饮茶。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就是茶;外出旅行，必带的也是茶;累了，饮几口热茶能消除疲劳;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用煮过的茶叶喂牲畜，马吃了长膘快，牛吃了增加奶量。尤其是藏族平时食用肉、乳较多，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对于长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藏族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外界供给很多东西，但茶叶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建立起来的友谊，从唐、宋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元代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管理，在“茶马古道”沿线推行“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把以“茶马互市”为主的交通线路定为正式驿路，并设置驿站。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治藏安藏之道。到了清代，“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地平线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等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马匹的需求虽然减少，却对藏区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的需求大幅增加。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骡铃声声，马蹄阵阵，“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更加繁荣。“茶马古道”作为连接内地与康藏地区的交通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虽然最终消失，但它对促进康藏地区经济发展、加强汉藏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1.文意把握：根据全文内容，简洁说明什么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作品感受：试写出表示本文说明顺序的关键词语。3.要点概括：用一句话概括本文第二、三两段的内容。4.段落分析：第四段中说明元代在“茶马古道”发展重要举措的句子是：5.文句理解――文中点明“茶马古道”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句子是：6.内容探究――根据文章有关内容证明：“茶马古道”的说法不应该早于唐代。参考答案：1.“茶马古道”是汉藏两族之间由于长期以茶易马而形成的贸易通道。或：“茶马古道”是由于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而形成的运送茶、马的交通路线2.唐代、宋代、元代、清代(或唐代、到宋代、元代、到了清代)3.宋朝统治者和藏族重视“茶马互市”的原因4.在“茶马古道”沿线推行“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把以“茶马互市”为主的交通线路定为正式驿路，并设置驿站。5.它对促进康藏地区经济发展、加强汉藏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6.文中说“古道”晚于“互市”，文中又说到唐代文献中只对“茶马互市”有所记载，所以“茶马古道”的说法不应该早于唐代。
不同民族、不同品种、不同地域的茶艺，有着不同的演绎程式，需要适应特定的环境，辅以特定的音乐背景，比如，茶艺表演中的恭请上座、焚香静气、活火煮泉、雅乐怡情、佳叶共赏等环节，就展现了茶艺表演的魅力。其中背景音乐的选择和创作尤为重要，它不仅能直接影响品茶人的心境，而且对茶品的体味也能产生强烈的影响。
表演形式及品茶环境
当代茶艺表演，有着丰富多样、斑斓多姿的艺术形式，不论是什么类型的茶艺表演，同样要求与之相称的不同风格的背景音乐来烘托，这样不仅可以陶冶品茶者的情操，激发表演者的灵感，增强艺术感染力，也能将茶中无法言喻的深味细腻地表现出来，更好地展现品茶艺术的魅力。由此可见，背景音乐的选择要十分考究，不能想当然地使用一些意义和内涵与茶貌合神离的音乐来作为茶艺配乐，这样的结果会大大降低品茶活动的文化属性。如果是一名拥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较高艺术修养的茶艺表演者，其拥有的形体艺术和音乐情感就会成为一种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如果是一名不懂得形体艺术和音乐重要性的茶艺表演者，她(他)完全可能随随便便选定音乐，去“配”她(他)自己生硬的表演，结果就会导致表演时你唱你的，我演我的，踩点、合拍、顺曲、和音、高潮、起落等等杂乱无章。这样，茶的清雅和淡然就会被一阵快刀斩乱麻式的吼声给吼得无踪影，品茶的心情也将被破坏，反而会让人产生烦躁的负面感觉，如有些地方在表演茶艺时，将《男儿当自强》、《真心英雄》、《精忠报国》等音乐生硬地配进自己的茶艺表演中来。由此可见，选择不同的音乐背景或形体艺术创作茶艺表演艺术，通常会体现着不同的文化观和审美观，其艺术影响力也大大不同。要使茶艺表演更好地实现创作的多元化，一定要根据茶品本身所要承载的历史背景、人物形式、艺术主体、社会原理、观众情感等元素来选择音乐，例如，长嘴壶茶艺表演时，动作幅度较大，便可配上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喜洋洋》等节奏欢快明畅的曲目；如果动作比较舒缓时，可配上丝竹乐《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高山流水》等节奏平和的曲目。就目前而言，选择一些古代筝曲和当代轻乐曲作为配乐，是比较符合雅致的艺术风格的。根据了解，现在茶艺表演中的背景音乐播放频率最高的，大致有《高山流水》、《渔舟唱晚》、《春江花月夜》之类的传统曲目。古朴的茶几、雅致的环境、古老的音乐，虽然确实适合茶艺表演时的音乐使用，但也不难发现，目前茶艺表演时所运用的背景音乐，基本上还是流传已久的传统曲目，专门的茶艺表演音乐，或是专门为某种茶艺表演程式而创作的背景音乐是很少见的。偶尔在市场上发现类似的光牒，兴奋的买来欣赏，却也发现是大同小异――即在整体上基本吻合饮茶的心境情绪，但是又总觉得缺少些什么，尤其是在表演运用时，就觉得基本踩不上点。还有一种现象，无论是铁观音茶艺表演、普洱茶茶艺表演、碧螺春茶艺表演，还是古丈毛尖茶艺表演等等，大家用的音乐基本都是雷同的，没有自己的特色，就好像，无论是个高还是个矮，一律都定制大码的裤子一样，无所谓合身与否，只要能够套在身上，遮住肌肤即可。但是茶艺表演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美的艺术，是一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只要有可能，都应该尽力让它更加的完美。因此在创作上，多创作一些优美的音乐配合不同的表演形式，突破原来的固有的几首歌曲进行创新，是茶艺表演发展的需要。
不同品种茶的茶艺表演需要
每个地域生产出来的茶，受到地域、季节、气候、日照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味道也是不一样的，且各具特色，像凤凰茶，具有特殊的花香，蜜韵，滋味比较浓，醇厚耐冲泡，初饮不习惯会觉得苦；铁观音，具有明显的白玉兰香，茶汤清爽回甘；普洱茶(熟普)，滋味醇厚回甜，汤色红浓；生普滋味醇和略涩，回甘持久；茉莉花茶，顾名思义，就是绿茶加茉莉花窖制而成，具有明显的茉莉花香。茶艺表演中背景音乐的选择和创作，也应该依据每种茶的习性，以及茶本身带给人的感受进行选择，例如：茶艺表演――《安溪茶艺》的背景音乐，就是选用泉州当地古老的南音，随着圆润的洞萧，人们仿佛看到清溪、园绿、茶香升腾之景观。在乌龙茶的茶艺表演中，常用的背景音乐有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出水莲等，以及专用的茶艺配曲，来表达于会心之处，不著一言的茶艺之美，使听者在聆听音乐之际，能神游茶乡的美丽风光，享受在茶乡品茶的独特风味，犹似情闲心宁，忘却凡尘。又如“禅茶”，“禅茶”茶艺表演是将中国传统的茶艺文化，与禅文化通过茶艺表演者的艺术演示巧妙地融为一体，让观赏者在品茶的同时，真正体味“禅茶一味”之意境。茶与佛门结缘2000余年，禅茶表现了禅宗的心灵感悟。在禅家的公案中，有各种各样的动作和手势，称为手印，有静态的造型，也有动态的表演。茶艺师伴随着佛教音乐默默变换着手上的姿势，表现着禅意体验的经验。中国的茶品种是丰富多样的，不同的茶根植于不同的地域，承载着不同的自然、人文、历史、环境等信息，都拥有着自己特殊的韵味。而每个地域、每个民族，又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线条和民族乐器，在茶艺表演背景音乐的创作上，我们应该做到像创作别的舞曲、声乐曲、电视剧主题曲、标题交响曲那样，为每一个品种的茶的茶艺表演量身订做自己的音乐，如安溪铁观音茶艺表演时，融入的泉州特色音乐南音那样，让人即使只用耳朵，也能猜出一二。至少要像禅茶表演那样，光听那圣洁的佛经和木鱼声，就能够将你我置身于寺院长廊之中。当音乐想起，伴随着优美的茶艺表演，闻到沁人心脾的茶香变可判断出是什么品种的茶，让茶艺表演与背景音乐融为一个体系。
各民族不同的茶艺表演习俗
[关键词]清朝；西路边茶贸易
“西路边茶”是指由灌县、彭县、安县、石泉、绵竹、汶川等产茶州县，经松潘、阿坝等地集散于川北草原、两金川及甘肃、青海等藏羌区的边茶。西路边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所依赖的汉藏文化间的交流分不开。这种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政治的往来和经济贸易的交流。西路边茶贸易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清朝时期的川藏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名称的由来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木霁弘、北京大学陈保亚、云南民族学院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等六人合编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这本书上。书中几位先生首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名称，对于它的概念也有简单的叙述，并对这条富有传奇色彩和文化意蕴的道路作了初步的考察与记录。
李旭先生在他的《茶马古道――横断山脉、喜马拉雅文化带民族走廊研究》这本书中对茶马古道定义为“茶马古道是这样一条路：它是连接横断山区与喜马拉雅山脉两大民族文化带的走廊；它主要呈东西走向，并与西南丝绸之路形成十字交叉并有相当部分的重合，同时与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藏彝走廊形成部分交汇和重合；它主要兴起于汉藏之间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以传统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驼队作为运输交通载体；它萌发于唐代，在宋元时期以茶马互市逐渐发展成型，在清代到达商贸互动的鼎盛时期，进入民国虽逐渐显示衰败之象，但到抗战时期它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陆路交通，体现了罕见的繁盛和辉煌。他的使命和运作造20世纪50年代已基本结束”[1]。李先生从茶马古道的起源、路线、形式、作用等几方面对茶马古道高度概括，给出了最新的概念。
清朝初年，中央政局不稳，边疆地区战事不断，国内叛乱时有发生。为巩固政权稳定，清廷不得不买马扩充军队，同时由于刚刚入关，国家财政困难，因此清政府采用明朝以茶博马的榷茶政策，扩大茶税的征收，以补充财政不足。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清政府即派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廖攀龙赴任，以便能尽快恢复陕西五茶马司以茶易马。同年十月，他在《为恭报入境事》的揭帖中，向清政府报告：陕西茶马司“一切旧籍被寇焚尽，止存一二近册”，而“茶产朴川、湖、彼中尚为寇踞，非迟之二三年，茶必不能来，马额必不能足”。因此，“目前百废难举，忧心转炽。又闻汉中道梗，商旅裹足，番情狡诈，羁康甚艰”。故他提出“选补苑马七监等官，速催到任”[2]。次年，清政府为了使茶马贸易得以尽快恢复，又准廖攀龙“免茶马增解额数”之请，“茶马旧额一万一千八十八匹，自故明崇祯三年增解二千匹，所增马匹竟年年虚额，无济军需。茶马御史廖攀龙奏请永行蠲免，从之”[3]。同年，清政府还限定茶马交易所在，不准闯入边内。顺治三年（1646年），由于清政府采取诸种措施的结果，陕西五个茶马司当年发茶引一百三十余道，中马一千三百二十余匹[4]。次年，据陕西茶马御史苏京称，洮州、岷州等五个茶马司发茶引增至二百二十八道，中马三十二次，共一千二百零四匹。顺治六年至十年期间，陕西五个茶马司由于茶马贸易的恢复和兴盛，每年中马并“赏番”及实存茶蓖数，较前大有增加。
清朝时期的茶马古道主要有陕甘线、川藏线、滇藏线三条，其中川藏线起源于四川东部，由于茶的产地和集散地的不同又分为许多分支路段，但总体而言共有三条路线。川藏线官道由四川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天全、泸定到达康定，又经过理塘、巴塘、左贡，从昌都入藏，经过洛隆、边坝、工布达江、墨林竹卡，到达拉萨；商道也是由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名山、天全等产茶地翻过二郎山到达康定，由于官道道路较为崎岖，不易行走，故大部分商人选择北上道孚、炉霍、甘孜等地，经过德格、江达到达昌都，再由丁青、巴青、索县、那曲等地进入拉萨；还有一条道路始于成都以北的灌县、汶川等地，经过茂县、松潘、若尔盖、达卡、达日进入西宁、甘肃、青海和的藏羌地区。这条道路就是形成于公元5世纪初期，从甘肃的酒泉或张掖经浇河地和西倾一带至龙涸（今四川松潘），沿岷江而下直入蜀地的古商道，也被称为松茂古道[5]。
松茂古道古称“冉山道”，始建于周，兴于秦汉，盛于唐代。松茂古道在汉武帝时为五尺道，汉建始年间修为官道。蜀汉时期，姜维部将马忠为了平定汶山平康夷起事，修路架桥，一方面为了拓展疆域，便于军事行动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加强对川西北少数民族――主要是对羌族的治理，为蜀汉政权提供更可靠的保障，解除蜀汉北伐曹魏政权的后顾之忧。唐时期，吐番东征与唐征战松、茂时也主要依靠此道。当时，有一段时期，唐蕃之间在四川境内形成了以松茂古道为界的对峙态势，松茂古道变成了以战略物资互换为主的战略交通要道。宋、明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松茂古道成为茶马互市重要的一条政治、商业要道。清朝初年，为加强对、青海、新疆、甘肃等地以及西南土司的控制，清廷在川西北高原建立多个军事镇地，并形成相应的驿站，松茂古道就是连接松潘大草原与青海、甘肃、的一条重要的军事、政治要道。
松茂大道也是川、甘、青的通商要道，唐宋时期的茶马贸易促进了松茂古道上各民族的经济往来，明清时期松茂古道成为川藏线上的重要入藏辅道。
二、清朝时期的西路边茶贸易
在我国藏族聚居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茶叶成为藏区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据《汉藏史集》记载：在都松莽布支时期，一日国王有病，小鸟衔来树叶于窗前，国王饮之，病迹好。后王派大臣寻找，找到后又请汉地使臣做“幸寿碗”。上等绘小鸟。中等绘大鱼，下等绘鹿，由此，茶叶和碗在藏区流传[6]。书中第20篇还记述了有关茶叶的种类及生长地和其作用。可见，茶叶最开始在藏区地区流传主要是得见于它可以入药。《滴露漫录》成：“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7]。就科学作用而言，藏族地区地处高寒地带，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人们多从事畜牧业，并在适宜地区种植大麦、青稞等作物。饮食上以肉、奶、乳制品为主，油炸面食为辅，蔬菜水果较少。茶叶富含多种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助消化、解油腻的奇效，还能补充边区少数民族由于缺乏蔬菜水果而引起的维生素不足，茶成为肉食、乳饮和吃青稞、糌粑的藏民的生活必需品。
我国的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区域地处高原地带，尤其是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川西北高原是青藏高原东部的一部分，海拔高，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上有山原，其余地区均属丘原，山矮丘缓，谷地宽展，阶地广布，有广阔的牧场。马是川西北高原的基本品种，其中以河曲马最为驰名。河曲马是一种古老而优良的地方马种，是汉朝时期西域引进的汗血马的改良品种，是各个朝代选用的优良战马。史料记载，松潘“县属内外地广产良马”。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因，我国四川省的汶川、灌县、绵竹等地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产茶区域。茶叶品种多，品质各异，深受藏羌地区人们的喜爱。
清朝初年，广大的西北、内蒙及西南等地政局不稳，清政府在四川成立了许多军事重镇，以稳定、青海、甘肃等地，松潘就是其中重要的军事镇地。由于打箭炉、雅安等地土司不服从管理，政局不稳，原有的茶马贸易时断时续。川茶贸易利润丰厚，在利益的驱动下，一部分商人将川茶和部分汉地生活物品经由成都北部地区运出，在松潘和阿坝等地同藏、羌等民族进行交流，再换回汉地所需的物品。
康熙后期、雍正年间，清廷逐渐平定了蒙古地区和三番所占领的区域，边疆局势趋于缓和，对战马的需求也减弱；而茶叶的产量随着国家的稳定而增加，清廷废除了榷茶制度，改“榷茶制”为“引岸制”。引岸制，“岸”指茶叶的固定采购地和销售范围，口岸和路线都有官方指定的地点和范围。清政府将川茶分为腹引、边引和土引三种。腹引主要行销内地，边引主要行销边地，土引顾名思义则行销于当地土司。边引又根据茶叶采集与运贩路线分为三道：由灌县、彭县、安县、石泉、绵竹、汶川等产茶州县，经松潘集散于川北草原、两金川及甘肃青海等藏羌地区，于茂县、汶川盘验者，成为西路边引。由雅安、荧州、名山等产茶州县，经打箭炉集散于康藏卫地区，于荧州、天全之小关山、禁门关盘验者，称南路边引。邛州所产之茶又称邛州边引。引岸制的实行是我国茶马制度史上一次重大转折，他将原来的官营茶马贸易改为商营。引岸制的实施促进了民间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团结与稳定，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各少数民族部落的控制，同时，也促成了茶马贸易沿线高原城镇的发展，打箭炉和松潘成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
西路边茶因产地不同，而品质各异，进而销售地也各不相同。彭县、灌县、绵竹的黑砖茶、方包茶、圆包茶运至松潘后又分为东、西、南路茶。平武产茶区所产之茶为东路茶，其主要是圆包茶，品质低劣，价格低廉，主要销往若尔盖十二部落及包座和阿坝等地。北川、安县等所产之圆包茶为南路茶，品质较高，价格较高，主要销往毛尔盖、阿坝、西宁、塔尔寺、湟源等地。彭县、灌县等所产之方茶为西路茶，品质较高，价格高，除部分运往阿坝、松潘县城以外，主要销往夏河、若尔盖、塔尔寺、热贡等藏、回、汉地区。
乾隆三十六年（1772年），各州县行销松潘茶引16346张，每张征银一钱一分四厘，共征银2026.94两。各州县代行销松潘边引267张，共征银361.948两。边引内各州县行销松潘茶引每张截角费税银一钱，共征银1634.6两。各州县代行销松潘茶引每张截角费税银一钱四分二厘，共征银380.134两[8]。
此外，销往甘肃、青海等地的物品不仅仅包括茶叶，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物品，而藏区输出的交换商品不仅局限于马，还包括香料、药材、宝石、兽皮、黄金等土特产。清至民国时期，西路边茶贸易逐渐繁盛，特别是民间贸易。其中在松潘、阿坝等地形成了每年固定的市场和一些大的商户。
三、西路边茶贸易的历史地位
西路边茶虽然只是我国茶马贸易历史上小小的一支，但是他对于整个西北与西南地区的交流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西路边茶贸易是清廷加强和巩固藏区的重要措施。清廷沿袭明朝的制度，最初利用茶叶来控制藏区的稳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中央政府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控制的主要时期。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新疆准噶尔发生叛乱，清廷在平叛过程中采用区分对待“理塘、巴塘蕃寨所需，当开具户口，定数买运”[9]。而涉及青海与准噶尔部落“联姻”关系，则“资茶养生，令松潘禁茶叶出口”[10]。为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清廷调集四川北部及甘肃地区的军队，同时对藏区的统治者实行笼络政策，赐予他们茶叶、珠宝等。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之乱，仍采用分化笼络的手段。当战事平息，政府立即恢复边茶供应，巩固边疆地区，加强对藏羌地区各部落的控制。
西路边茶贸易客观上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依存关系，增进民族团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西路边茶沿线道路艰险，产茶地与集散地横跨高山峡谷，许多路段狭窄得仅勉强能让一匹马通过，正如民间流传“上一回松潘作一回难，下一回灌县过一回年”。古道沿途关卡，哨关重重，川西平原第一关就是玉垒关，有着“西川第一锁钥”之称，出了玉垒关，便是森严的关卡和崎岖的山路。正所谓民间流传的“三垴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马蹄声、马铃声，加上赶马人悲凉的山歌，一路西去，构成一幅壮观的边塞旅图。随着政府放开对茶马互市的控制，在利益的驱动下，内地汉商觉得边茶有利可图，纷纷入川承办茶叶贸易。乾嘉时期，西路于松潘经营边茶者“自有大商多家”，藏羌各族贫民依茶为生[11]。汉商用茶叶、丝绸、生产工具等物品与藏区各族人民的羊毛、兽皮、药材等土特产进行交换，互通有无。汉藏间长期繁盛的贸易往来，加深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的联系和文化生活习俗的交融。在边茶贸易的带动下，由内地输入藏区的商品逐渐丰富，除一些简单生活用品进入藏区之外，汉藏两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也逐渐相互吸收，相互交融乃至相互通婚，边茶贸易已成为民族间共同进步发展的纽带。
西路边茶贸易促进了沿线高原城镇的发展。灌县、绵竹、汶川等四川北部的茶叶由茶商历经高山峡谷，将茶叶运往松潘、若尔盖、阿坝等地，在那里与藏、回等商人进行交易，随后由藏商将茶叶等物品运向甘肃、青海、银川等地。茶商再把收购的土特产有不同的道路运往内地或者四川。长此以往，在一些产茶地和贸易集散地就行了独特的由经济主导的城镇，比如汶川、灌县、松潘、若尔盖等。
松潘地处川西北高原的中心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历代朝廷重要的军事重镇，但它的繁盛开始于茶叶贸易。自唐以来，文成公主入藏经过松潘地区，带动了汉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茶叶的交流。宋朝时期茶马互市兴盛，松潘成为宋朝政府与西北地区交换茶叶与良马的重要集散地。明朝政府加强对松潘地区茶马贸易的控制，到清康熙初年，松潘成为整个川西北、青海、以及甘肃、内蒙的重要边茶集散中心。乾隆初年，扩建城池，当时松潘县城“人烟稠密，商贾很多，为西陲一大都会”。内地贩入松潘的货物以茶叶为主。由于边茶物美价廉，一时间“蕃民集聚”，伴随着茶叶贸易在民间的兴盛，成都、汶川、松潘、若尔盖等地也逐渐繁盛起来。史料记载，边商办茶，“岁可得万利，灌县以制作刀茶为生者约万余家”[12]。
西路边茶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还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与稳定，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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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陆羽（773－804年），于公元8世纪60～70年代撰写了《茶经》一书，该书内容丰富，若按现代茶学的分科，它已涉及茶树形态学、茶树生态学、茶树栽培学，以及茶叶的加工、分类、评审和茶叶的历史文化等。《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茶文化的学术专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世界茶学的创立。中国唐代陆羽就是世界茶学的开山祖师，所以，他被人们誉为“茶圣”，这自然是情理之事。《茶经》一书，作者根据他对茶文化的考察，谈及茶的起源，茶树的栽培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系统介绍茶叶采摘制作的工具、工序和使用方法等。书中重点描述唐代饼茶的采摘、加工与品质鉴别，以及人们煮茶、饮茶的器物、使用的方法和相关环节的要领，对于茶质品味，作者从色、香、味几个方面分析论述，提出标准。《茶经》作者对我国有关茶的历史文献，从上古至唐代进行了系统梳理，全面编辑成文，总结了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让人们从中看到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茶经》一书的内容，还涉及到中国当时茶区的分布，并对各地区茶叶品质的特色逐一评价。总之，内容极为丰富的《茶经》，为我国后世对茶学的研究、创建和发展茶学科，以及茶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都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国悠久的茶文化，不仅培育了“茶圣”陆羽，产生了世界第一部茶文化学术专著《茶经》，而且还充实和丰富了我国的古代文献。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代，“茶”之一物就进入了古籍之中。西周周成王元年《尔雅•释木篇》曰：“槚，苦茶（即指茶）也。”在《尚书•顾命篇》载云：“王三宿，三祭、三诧。”所谓“诧”就是指茶。这里除了对“茶”的记载而外，还谈到茶叶用于祭祀的作用。西周之后，历代文献，对“茶”皆多有记载，因历史久远，史实甚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我国古籍对“茶”的记载，正好客观地记录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现茶树、栽培茶树、制作茶叶、利用茶叶、开创中国茶业的光辉历史。古籍所载的史实，陆羽《茶经》的问世，两者以不同的形式，都用事实雄辩地说明茶文化的故乡在我们中国、在祖国神州大地。
我国古代的丝绸文化，早已誉满全球。如今，当人们一提起“丝绸之路”四个闪光的大字，自然就忆念起祖国古老而灿烂的丝绸文化。在古代，中国大量的丝和丝织品皆取陆、海两道西运，其实当时的其他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亦多是走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为促进亚、欧、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样，我们祖国也有一条畅通中外的茶叶之路，将中国悠久的茶文化传遍世界五大洲。我国古代的茶叶之路，也是取陆、海两道，只不过路线有别。陆路以山西为枢纽，穿越蒙古高原、西北利亚，转往欧洲的国际商路。另有部分茶叶经陕西、甘肃和新疆输往印度、阿富汗等国家。海路是经当时华南沿海各对外通商港口，穿过南海，绕过马亚半岛，到达南亚各国，若再前行就经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转往西亚及欧、非两洲各地。中国茶叶进入欧洲各国，其路径一般都是取陆道，穿越蒙古高原北上，再转往欧洲的国际商路。如1618年中国公使携带茶叶前往俄国朝廷，其行程就是取道这条路线。中俄于1689年订立尼布楚条约后，大量中国茶叶也是经由蒙古运往俄国的。在海路上，在上世纪中期，印度印西亚的茶叶产量曾在世界一度排到前几位，该国茶业的开发，就是从海道运回中国茶籽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茶叶开发较晚的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都是在中国购买茶籽，然后从海路运回本国兴办茶叶。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茶叶之路，如同彼时的丝绸之路，为把中国的茶叶或丝绸，以及古老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国，为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建立友好往来的国际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华茶文化作为辐射源，已是光耀五大洲。我们特别要提及的是，中国的饮茶风俗和品茶艺术，可以说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国家吸收了中国的茶文化，形成本国的饮茶习俗。在这方面，日本是最为典型的事例。中国茶文化传到日本，该国逐渐兴起饮茶的礼俗，进而形成一整套固定的程式，体现讲究“和、敬、清、寂”的茶道基本精神。日本茶道被视为日本民族文化特征之一，从古传承下来，至今仍为人们一种时尚的饮茶礼俗和精神信仰。在英国的饮茶嗜好，遍及各个阶层的人们。英国人喝下午茶，成了全社会的饮食习俗，人们也把它视为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茶会是巩固大学里的重要社会组织之一，师生之间的交往，学术问题的讨论，往往就在茶会进行。中国茶文化在国外不仅对老百姓、富贵人家颇有影响，而且还引起一些国家的王氏极大关注。据说18世纪时的一位瑞典国王（古斯托夫世），下令在已被宣判终生监禁的犯人中，挑出两人来试验喝茶与喝咖啡对身体影响的结果，试验表明两人中坚持长期喝茶者要比喝咖啡的那位人多活了30年，即是喝咖啡者早死了30年。这也许是一则笑话，但也是饮茶的一则佳话，中国茶文化在世界的良好声誉，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海南黎族地区茶之溯踪
茶树原产于中国，我们祖国是茶的故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海南黎族聚居于五指山区，这里的土质和气候适宜茶科植物的滋生、成长。五指山区的茶树与其他绿色植物群落，在世世代代黎族人民的守护下，染绿山区的山山岭岭，造就了极为丰富的绿色资源宝库。在五指山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条民间谚语：五指山是百宝箱，百宝箱里百宝藏。五指山的茶树，就是“百宝箱”中的一大宝物。自古以来，黎族人民与五指山的茶树相伴相随，茶在黎族地区具有久远的历史。有关五指山水满茶来历的传说，早已传递出这方面的信息。相传很久以前，家住五指山的猎哥与黎妹，两人自幼相好，长大喜结良缘，成了一家人。猎哥长得腰圆膀粗，臂力过人，能射一手好箭，常上五指山打猎，每次都不会空手回家，不是扛回山猪野鹿，就是提回一串大大小小的雀鸟，乐得黎妹笑呵呵的。黎妹才貌出众，勤劳善良，灵巧的双手，擅长纺织绣。这对青梅竹马的青年夫妇，生活过得甜甜美美。有一天，猎哥进五指山打猎，不幸染病上身，回到家里头昏脑胀，四肢乏力，躺在床上起不来。黎妹忙着四处找来一些草药，一连几天煮水给猎哥唱，但仍不见病情好转。正当黎妹焦急的时候，一天夜晚她接到菩萨的托梦，说是在五指山老林深处，长着野茶树，树上的绿叶是清甜味，采回野茶叶泡水喝，可以帮助猎哥治好病。黎妹醒来一阵心喜，盘算着如何采回五指山老林深处的野茶叶。后来，黎妹历尽艰辛，好不容易采回来了五指山上的野茶叶，用它煮水给猎哥喝。猎哥的病情一天天地减轻了，连续服用一些天后，身体恢复了健康。从此，水满人种起了水满云雾茶。可见黎族先民栽种茶树，古已有之。
在现今五指山市水满乡的水满村，还有“水满百年茶树王”之称的茶树。世代传承的水满茶，经过多年的培育栽种，如今已成为五指山的品牌茗茶。其实，海南岛上栽种茶树的史实，早有古籍记载。唐代陆羽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对当时我国产茶地的分布，从大的范围分为剑南、山南、淮南、浙西、浙东、黔中、江西和岭南8大茶区。从现今的省区划分，当时茶区遍及云南、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上海、浙江、福建、陕西、河南、广西、广东和贵州等省区。《茶经》一书对茶区所述，只是一个概略的统计，就当时的条件而论，难以做到精确无误，书中遗漏是难以避免的。但就海南黎族地区茶树的滋生、成长而言，若从陆羽《茶经》所划分的8个大区看，海南在岭南范畴之内；若以现今省区观之，海南建省前隶属广东所辖。如此看来，海南黎族地区在《茶经》问世的年代就有茶树栽种的史实，是不容质疑的。而前文讲述水满茶来历的民间传说，它对证明黎族地区古代种茶也是一大佐证。总之，海南黎族地区栽种茶树始于千年之前，这样的溯踪应是符合情理的事情。在其他相关的古籍中，也为我们溯踪黎族地区茶史提供了有关的资料。东汉时期的《桐君录》有这样的记载：“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通夜不眠……。”《琼山县志》载云：“苦增茶，树若刺桐，丛桂，叶大而涩，其味最苦，俗常以之和茗烹。”上述古文献所提及的“瓜芦木”与“苦增茶”，后经专家考察发现，实际上就是遍布五指山、七仙岭、吊罗山、霸王岭和鹦歌岭等地野生苦丁茶树。这种“苦丁茶”在黎族民间早已广为饮用，其时限可追溯到2000年以上。①黎族群众把它视为珍品，它不仅可以亦茶亦药，而且还是人们婚配中不可缺少的礼物之一。这是黎族地区茶溯踪的又一史实，它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黎族地区种茶、饮茶有着久远的历史。
黎族地区茶的类型
从黎族地区茶的滋生成长，到茶业的逐渐发展和兴旺，这里茶的类型可归纳如下几种：
（一）野生茶。前面对黎族地区茶的溯踪，让我们已经知道五指山区滋生成长的野生茶，当是黎族地区最早最具代表性的茶。论五指山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与前文提及专家在云南发现原始型野茶树王地区相似；从古文献记载看，无论是陆羽的《茶经》，还是东时期的《桐君录》和晚后问世的《琼县山志》，皆提供了黎族地区是茶树原产地的史实；至于民间流传的水满茶来历的传说，无疑也是这方面的佐证。
（二）苦丁茶。黎族地区这类茶的起始实属野生茶，后来被黎族百姓识知、了解，开始了苦丁茶的栽种繁植。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谈到了苦丁茶的性能：“……煮饮，止渴明目除烦，令人不睡，消痰利水（即利尿），通小肠（即治结肠炎），治淋，止头痛烦热，噙咽（即去痧利喉），清上膈（即清沛）。”苦丁茶如此多的功能，令百姓把它当成宝物。所以，在我国不少地区，人们都把苦丁茶作为茶药两用，已有千百年的饮用历史。在黎族地区，人们也常用苦丁茶治病。村寨中的草医、老人都常上山采摘苦丁茶，将它一束束地捆扎起来，放在灶台上烘烤，治病就取出适量的苦丁茶煮水饮用。这种茶药两用的苦丁茶，遍及五指山区。海南大学苦丁茶研究所学者刘国民博士，在他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发现五指山区许多不引人注意的地方都可见到苦丁茶，而白沙黎族自治县境内，还发现了一株树高42米的野生苦丁茶。这株古老的苦丁茶树，是海南岛内和全国迄今为止的最高大的苦丁茶。由此看来，可以说黎族地区是苦丁茶的盛产之地。
（三）绿茶。这是黎族地区茶业的主打产品。千百年来，黎族人民都有种植椰树、槟榔的优良传统，他们同样也喜于栽种茶树，种茶饮茶是他们世代沿袭的古老习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广大黎族人民种茶不只是自用，还成为他们增加经济收入一种绿色产品。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芳香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吴理文，为开辟财富，组织群众整理地块，购买茶种茶苗，学习种茶技术，把种植绿茶、发展茶业，作为树民致富的新途径，收到了良好的效益。黎族地区各市县均有农场，不少农场兴办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茶园，从事茶业经营。近些年来，当地的农民与农场职工联合，政府与农场互动，种茶产业逐年扩大。白沙茶厂、五指山茶场等国营企业，引领黎族地区的茶业不断开拓新的局面，“白沙绿茶”被人们誉为“海南一绝”，五指山云雾绿茶也是海南特产之一，畅销茶叶市场。如今，种植绿茶，成为黎族地区发展绿色经济，推动民族经济社会建设的支柱产业之一。
（四）其他茶叶品种。在黎族地区发展茶业的过程中，红茶品种曾经兴盛一段时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国家计划，先后在通什（现更名为五指山）等地建立了国营农场，兴办红茶是农场的重要产业之一。那时中国茶叶出口的当家品种，其中就是产自海南的“红碎茶”。五指山茶场因盛产“红碎茶”，并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一时名扬海内外，成为全国十大茶场之一。后来，因茶叶市场和茶价的变化，“红碎茶”出口锐减，生产随之萎缩，逐渐被绿茶取代。海南黎族地区在大力发展绿茶的过程中，有机茶品种也渐渐生产问世。据《海南日报》2009年8月23日报道：五指山市水满乡茶场在国家农业部有机食品专家指导下，经过多年的种植试验，终于种出有机茶。这是一种高山乌龙茶，它是用福建武夷山乌龙茶和海南五指山黎家茶嫁接而成的。五指山下种出的这种乌龙茶，因每斤茶叶都让茶虫撕咬过，其产量低，但却产生一种特别的芳草香。据海南省农业厅绿色食品办公室负责人评介，这个品种的有机茶，有望成为海南高端茶叶的代表。
黎族地区茶业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极为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积极引导各民族发展生产，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生活水平。黎族地区的茶叶生产，一直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合理利用当地的优质资料，走改革创新之路，兴办山区茶业，发展绿色经济，历经数十年的努力，开拓了五指山区茶业日渐兴起的可喜局面。如今，黎族地区的茶业，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特色产业。
（一）早期的茶业发展。早在上世纪50年代，黎族地区就迎来了发展茶业的大好良机。茶业专家看好黎族地区兴办茶业的自然优势，政府注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经济，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制定计划，于1959年在海南选点建立茶叶生产基地。当时的通什（现更名为五指山）、岭头等地创建了国营农场，率先兴办茶业。那时是选用黎族本地的野生大叶茶种，与从云南引进的阿萨姆大叶良种，将两者进行繁殖，让人们看到兴茶富民的希望。在通什等地伊始兴办茶叶的年代，茶叶市场时兴红茶。从市场的需求出发，通什等茶叶生产基地着重从事“红碎茶”的生产，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产品，就是这种“红碎茶”，它被誉为“当家产品”。通什茶场随之跻身全国十大茶场之一。这里生产的优质“红碎茶”，不仅远销欧美、中东和东南亚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还登上了伦敦的拍卖市场。有资料显示，在我国茶叶贸易的高峰时期，一年出口“红碎茶”的金额就多达100万美金，为国家赚取了不少的外汇，也为黎族地区的茶业发展史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通什产销的“红碎茶”，一时名扬海内外，引来各路茶商纷至沓来，到这里淘金取宝，学习“红碎茶”的制作经验，当时的通什茶场一派兴旺景象。但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和国际茶市的变化，通什“红碎茶”生产的火红局面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红碎茶”出口锐减，其生产日渐萎缩，茶园面积逐年减少，从1993年种植的12万亩，大减一半以上，到2000年就只存留约5万亩茶园了，其产品自然随之大幅下降。①从此，通什“红碎茶”生产走向了低谷。
随着我国高校课程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教学方式的变革与教学思路的创新日益受到关注，体育课程作为贯彻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始终的基础学科，其教学活动开展关乎到国民身体素质提高及终身体育思想确立，是现代高校教育研究的重点。我国传统茶文化兴起于民间饮茶习俗，融合了多元文化精神，茶文化既是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教学过程开展过程中的重要素材，但现阶段，对茶文化元素与体育教学的相关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传统茶文化内涵与当前体育教学现状；其次分析传统茶文化与体育教学融合以及融合后的教学新思路，探索传统茶文化对现代教学的积极作用，以期为我国高校体育课程改革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传统茶文化；体育教学；教学新思路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课程改革工作都很注重对传统人文精神元素的融入，传统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特有人文艺术表达，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当前高校教育的重要资源。体育教学活动是有目的地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全民健身意识的教学活动，课堂教学主要围绕实践展开，课程和考核通常在户外进行，与一般文化课学习有着很大不同，因此，传统体育教学往往是由教师组织的体育活动，忽视了教学中的人文性元素。当前高校教育提倡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体育教学展开需要兼顾当代青少年综合素质培养，所以，在教学中引入传统茶文化元素，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传统茶文化的认知程度，在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促进精神发展。通过实现高校体育教育的人文性，发扬和传承传统茶文化知识，利用民族文化内涵重塑当代大学生文化修养，树立科学的体育教学理论并参考理论进行实践，确定融入传统茶文化体育教学思路的施展空间和具体可行性，为高校教育改革，尤其是体育教学开展提供新的途径。
1传统文化与体育教学分析
1.1传统茶文化内涵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产地之一，神农氏尝百草，茶叶作为解毒药材被人们了解，随着历史发展，茶叶逐渐由草药转变为一般日常饮品。茶叶以其独特的口感和香气受到各地区、不同民族的欢迎，人们不断提升茶叶的生产工艺和茶水的烹制手法，逐渐形成富有规律的茶文化现象，唐代陆羽的《茶经》，首次将茶叶的相关知识系统地向世人作了介绍。唐代以来，茶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古代文人通过吟诗作赋、举办茶会等方式进行茶文化创作与交流，逐渐将茶叶从一般植物饮品提升到审美艺术高度。茶文化从表象的茶具、茶艺发展为茶礼、茶德，包含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思想内涵，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三教文化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茶利益、茶道德对个体文化修养及价值观建立有着指导作用。茶文化中存在的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以及饮茶活动的社交性和团体性都对现代体育教学有着指导作用。青少年学生在体育比赛中往往求胜心较重，面对体育课程片面追求考核成绩的现象，茶文化在体育教学中可以起到有效的心理疏导作用。传统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着广泛基础，以熟悉的文化切入体育教学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1.2高校体育教学现状
我国高校体育教学主要通过大学体育课程形式展开，是带有明确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增强学生身体素质、提高学生体育技能及培养终身体育意识的必修课程。体育课程学习是目前贯穿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之中的普及性最高的课程，传统体育教学思路主要是通过教师对体育技巧的教授，让学生进行模仿和练习，通过对多个体育项目的成绩测试作为考核标准。近年来，体育教学的重要性逐步得到社会各界认可，但是高校体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体育课程作为“副课”被相对边缘化，学生及教师重视不足，学生对大学体育满足于必须考及格，缺乏对体育活动参与的热情；其次，体育教学缺乏完善的教学大纲，没有明确体育理论教学的重要性，高校体育教学的开展没有统一标准，往往凭借任课教师的经验和主观喜好，多数学校存在体育理论教学缺失，使体育课逐渐沦为缺乏科学支持的活动课；最后，教学方式的单一化，长期固定的教学方式使课程缺乏趣味性，课堂教学成果很难实现课下延伸，学生实际掌握情况参差不齐，无法适应社会人才发展需求。
2传统茶文化与体育教学
2.1传统茶文化与体育教学的融合
通过上文对传统高校体育教学现状分析，发现传统体育教学活动中教学模式相对单一，在跨学科文化交流融合上存在很大不足，如果学生不能自发地开展体育锻炼，仅凭课堂时间很难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将传统茶文化中相关因素融入高校体育教学，有着重要现实意义，茶文化的内在价值理念可以有效帮助改善体育教学模式的单一化问题，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可以在提高学生民族文化认识水平的同时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提升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兴趣。通过跨学科知识的融合应用，符合当前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为社会培养能力全面的综合性人才，也使体育教师在全新教学思路的指导下获得二次学习、二次提高的机会。提炼传统茶文化中思想精髓，培养学生不骄不躁的态度和社交能力，以班级或小组为单位进行团体活动，倡导茶文化中提出的交流分享、平等互助思想，以传统民族文化内涵规范当前高校学生行为，确保体育教学的教学效果与学生思想道德成长水平，为茶文化元素的推广做出积极示范。
2.2传统茶文化与体育教学融合的新思路
传统茶文化元素在体育教学中的融合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主要思路：第一，要增加茶文化相关的授课内容，通过教育方案的形成规范高校体育教学开展，并根据教学上发生的变动适当调整考核方式，使师生双方最大程度地认可全新教学思路。第二，定期组织教研活动，增加体育教学经费投入。传统茶文化在体育教学中的融入需要建立在教师充分了解茶文化、勇于结合创新基础上，学校需要定期组织相关教研活动提高教师业务能力，并加大体育教学经费，为多样化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由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一些社会的饮茶活动或茶艺表演，理论结合实际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充分实践，勇于创新。虽然传统茶文化是“偏理论”的教学元素，但在体育教学思路变化中需要进行充分实践，保障课程内容的可操作性，考虑到不同专业、不同地区学生需求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如果学生出现接受困难或兴趣较低现象，教师需要及时了解情况并对教学做出调整。高校体育教学新思路的把握可以帮助教师的教学工作兼顾学生身体素质提升与人文水平培养，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调动起学生体育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在课下自发参与体育活动。
3结束语
传统茶文化融入体育教学新思路的出现为当前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全新方向，体育教学内涵的丰富可以在充分发挥实践课程对学生体能素质方面功效，加深学生对传统茶文化了解，有效提高学生对高校体育课程的参与积极性，在民族文化价值观指导下进行全面素质教育。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学生面对着多元化信息环境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十分有限，通过学校教学中传统茶文化融入，使学生在了解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开展课程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丰富自身认知水平的机会。教学过程中，全新教学思路带来了授课方式、授课内容以及考核方式等多方面改变，其中考核方面采取综合评价形式，避免一次成绩决定学生最终考核，逐渐形成符合学生需求和现代教学理念的全新模式。高校及有关部门需要鼓励任课教师积极参与到体育教学改革中，不断再学习建立起对传统茶文化的基本认识，为我国传统茶文化传播与体育教学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作者：刘力 殷国玺 郭春龙 单位：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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