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7 16:14:57
导语：在传统文化进乡村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飞速发展，在为人们提供更为便捷、舒适、富裕生活的同时，产生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迅速地吞噬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城市化进程既产生了污染、拥堵等现实层面的问题，也产生了对本来应作为城市主体的人的压抑、疏离、漠视、孤独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困惑与不安时时扰乱人类的心灵。
何处是精神的家园、哪里有灵魂的乐土?海德格尔说：“接近乡村，就是接近人类的本源。”于是我们相约走进西江，走进这个以美丽回答一切的苗族村寨。西江苗族人民历经数千年迁徙仍自强不息，遍历磨难仍歌舞依旧，这个没有文字却把历史穿戴在身上的民族尊重一切生命、敬畏各类先祖，用歌声笑对不公，用歌声吟唱历史，使躁动的心归于平静。西江是疲惫身心的栖居之地。
在西江，我们体察到人类对大自然、对生命的感激、敬畏和尊重，感受到兼收并蓄的胸怀，同时也感受到不断前行的坚实脚步。为此我们发出如下倡议：
我们倡议尊重：平等对待每一种民族文化的合理存在，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后形成的，其存在的本身就是合理性的证明。每种文化都是认知世界的一扇门，一种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一扇大门的关闭。
我们倡议体验：雾里看花水中观月常会被一些虚假的表象所迷惑，体验则是不带偏见不作预判地融入其中，随心而走，是发现和认识事物本质的重要方法。通过体验认识不足看到长处，通过体验在开放与坚守、继承与弘扬之间找到平衡。
我们倡议发展：城乡互动发展是一个相互学习、影响和促进的过程。我们尊重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注重对优秀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学习，在生态保护、自然尊重等诸多方面，乡村有引领的作用。在追求传统生存智慧与现代化和谐发展的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互动要遵循社会公平发展、文化尊重和文化保护的基本原则。
让蓝天白云与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乡村、我们的生活同在。
30年前,在世界旅游业的排位中,中国位列40位之后;30年后,中国在世界旅游业中跃居第4位。30年前,在旅游者的心目中,黔东南乃至贵州的吸引力极其微弱;30年后的今天,黔东南接待国内外旅游者的年总人数已近千万。
大众化休闲旅游时代的来临,为黔东南发展体验生态博物馆的“原生态”之旅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机遇。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要求,又为黔东南选择以生态博物馆建设推动乡村旅游指明了符合实际的发展方向。
原始文明时代,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敬畏和顺从自然;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很大程度上是征服和破坏自然,三百年间,消耗了地球上绝大部分不可再生资源。严峻的客观现实,使选择以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明模式成为全球共识。建设生态文明的适时提出,正是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更是人类发展之必然。
走生态文明之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黔东南这样“富饶而贫困”的地区而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更是利用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的理性选择。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当黔东南乡村旅游从无到有、形成产业之时,当其核心与灵魂――原生态民族文化因旅游而实现保护与开发并重的近期目标之时,我们看到,发展,是黔东南依托生态文明的乡村旅游从无到有、日渐强大的根本原因。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当黔东南近百万农村人口已因乡村旅游发展而走上致富路时,我们看到,依托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生态博物馆模式发展乡村旅游,为当地农村各族群众提供了一条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现实路径。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当黔东南各地从一度争先恐后的建“工业强县”、争相伐木的“木头经济”和“大资源、小产业”的现实路径中困顿、回望,进而扬弃时,当全州森林覆盖率从二十多年前26.7%的历史最低点修复到如今的62.78%时,当黔东南的苗侗歌舞、服饰、建筑等文化遗产一次次震惊世人时,工业化进程的实践教训提醒黔东南,黔东南最大的比较优势是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丰富的民族原生态文化。黔东南的发展需要在自然生态与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契合点上找到支柱产业――生态旅游业;黔东南旅游的核心――民族乡村需要统一的品牌引领推介;黔东南丰富的旅游资源需要统筹兼顾、整合。
近年来的实践证明,黔东南的“旅游活州”战略,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成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鲜活实例。
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乡村旅游,对黔东南这样“富饶而贫困”的地区而言,是一项立足实际的探索之举。
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乡村旅游,对黔东南这样“富饶而贫困”的地区而言,是一项立足实际的探索之举。
黔东南之富在于自然生态优势与民族原生态文化的丰富性与唯一性,黔东南之贫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主客观欠缺。
黔东南群众具有传统的生态文明意识。
早在农耕文明时期,黔东南各族先民在漫长的实践中,已经总结出相当多的生态经验。例如侗族人民长期以来通过人工手段改变河道、挖掘鱼塘,筑坝构建浅水沼泽,在半山区狭窄河谷盆地再造出准河网坝区次生生态系统,将降水截留在高海拔区位。这一生态智慧,对如今解决中国南方淡水资源均衡分布和低成本解决中国南方生态安全有相当启示意义。又如苗、侗、汉族杂居的林业大县锦屏民间发现的10万件清代林契,其所记载的当地及清水江流域邻县栽杉造林、间伐轮种、山田互补、粮林间作的生产方式,对实施退耕还林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有专家将其誉为“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样板”。
二十多年来,当黔东南森林覆盖率从历史最低点历经生态修复跃居全省之首、两倍于瑞士时,四百四十余万黔东南人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付出了艰辛,也深刻体会到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立州”之路,是顺应发展潮流的正确选择,也是对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自然生态的保护与民族原生态文化的传承,都有赖于数以百万计的当地各族农村群众。黔东南绝大多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群体性。改革开放以来,当一批又一批各族农民离开乡土、进城务工,黔东南乡村的相当数量民族文化遗产也曾面临传承人缺失之忧。乡村旅游在黔东南兴起,为各族群众提供了群体性参与文化传承获取经济利益实现脱贫致富的现实途径,将民族社区(村寨)建设为生态博物馆的乡村旅游推进模式,又使“由原住民在原地保护传统文化”的生态博物馆承担起文化保育的重任,从而解决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乏人的难题,同时以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帮助农民增收、致富,进而唤起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成为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更积极的“真正主人”。
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乡村旅游,有利于黔东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以生态博物馆建设保护多元文化遗产,在中国是一项新兴之举。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黔东南体验生态博物馆模式的乡村旅游,是生态博物馆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就其现实效果而言,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乡村旅游,有利于保护、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优势资源,发挥其应有的经济价值。同时,作为黔东南“旅游活州”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生态博物馆建设有利于优化全州产业布局、调整结构,建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旅游产业体系。
众所周知,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黔东南面临的生态、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如何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利用优势资源,如何优化区域经济、产业布局,如何找准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最佳结合点,这一系列问题与课题,正是黔东南谋求的走生态文明崛起之路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乡村旅游,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世界旅游组织对黔东南乡村旅游建设成果的高度评价和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市场反响来看,黔东南以生态博物馆建设为“推手”的乡村旅游,对具有生态优势和少数民族文化文化优势的其他地区,也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统民居；文化传承；乡村生态建设
豫西泛指河南省西部地区，主要有洛阳市和三门峡市这两个地级市。豫西地区地形较豫东和豫中来说较复杂，多山和丘陵，主要有嵩山、白云山、老君山、伏牛山等多个山峰，这些山峰是河南省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在诸多山地地形中也形成了窑洞这种独居特色的豫西传统民居。[1]豫西传统民居是豫西人民在世代生存中积攒的文化财产，是豫西人民智慧和勤劳的象征，同时是豫西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体现。豫西传统民居富含了深刻的建筑内涵和文化内涵，继承和发展这种特有的文化内涵，对于现代社会的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给现代社会乡村的建设带来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 美丽乡村生态建设
2013年农业部了美丽乡村的意见书，要打造具有生态文明的美丽乡村，营造和谐、美好的乡村生活环境，还指出美丽乡村的建设也是美丽中国的建设，由此可见我国对于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2]美丽乡村生态建设要落实好农业部发出的相关意见，发展生态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营造出一种和谐、美好、恬淡的和谐乡村环境。美丽乡村生态建设要以生态经济建设为基础，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乡村人民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
2 豫西传统民居蕴含的文化价值
我国新农村建设已经开展了有一段时间，仅仅从房屋建设方面来看，可以发现很多地区都缺乏对农村房屋的整体规划，大多是对城市房屋的模仿，随意拆迁和改造传统民居，造成了传统民居文化的凋零和遗失。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保护好我国传统民居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要传承传统民居的文化特色，与新时期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相结合，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建设的共同发展。
传统民居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得最早的建筑类型，蕴含了丰富的人文、习俗等精神文化，也是区域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的反映。传统民居不仅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彰显，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河南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了河南民居浓重的人文关怀，表现了中原人民宽广的胸怀和文化内涵。河南分布的民居建筑较多，这些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分为土木建筑和生土建筑。豫西的建筑就属于土构形态，主要形式是窑洞（见图1），窑洞的建造是与大地最大程度的结合，为人们提供了舒适度较好且廉价住所，同时保持了自然环境的原貌，是建筑与大地相结合的典型代表。[3]豫西窑洞这种传统民居主要分布在三门峡地区，最典型的是陕县庙上村的坑院。该村的坑院历史年代悠久，最长达400年以上，一些已经被开发为旅游度假村。坑院的主要特征为向地下深挖，横向开凿，与我国传统建筑“堪天道，舆地道”的理念的相符合。具有远望只能看见树影，而看不到人家，走进才发现村庄在地平线以下的特点。河南省为了保护这一传统民居，将其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民居的文化价值会越来越突现出来。[4]
3 传承与发展传统民居文化的意义
3.1 传承传统民居文化能够促进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既是乡村经济的建设，也包含了一定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为依撑，文化建设也需要经济建设提供的物质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豫西传统民居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提供了发展理念和经验，也是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对于美丽乡村生态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3.2 传承传统民居有利于彰显地域文化色彩
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对生态文化内涵也有着不同的解释。豫西传统民居蕴含的文化价值，是豫西人民与自然长期相处中获得的，也是豫西乡村建筑文化和自然生态文化的精髓。传承豫西传统民居文化可以增加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文化内涵，使美丽乡村生态建设彰显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人文关怀，体现出多元化新农村建设要求。
3.3 传承传统民居文化有利于增强乡村凝聚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村人口出现了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现象，导致了很多村庄都是空心的，或者留下的都是孤老寡人和留守儿童。这种现象加大了我国乡村文化的传承困难，而且加速了传统特色的民居和技艺的流失，对于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开展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时传承传统民居特色文化，能够唤起在外的人民的共鸣，促进人民的回归，增强乡村的凝聚力。
4 美丽乡村生态建设对于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1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
对传统民居蕴含的深厚文化有一定深刻的理解，才能在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实现对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了解传统民居蕴含的深厚文化，是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因此要先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豫西传统民居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是几百年文化的沉淀与积累，也是豫西人民几百年来文化特色的彰显，是经过豫西人民几百年与自然相处得来的经验。从此可以看出，豫西传统民居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发展而来的，也是和自然和谐相处中而得以保存的。因此，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也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在美丽乡村生态的建设中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中与现代需求相符合的地方，可以将优秀的文化用于新农村的建设中，同时也是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下，形成“以自然为本”的建设思路，采取多种共同发展的措施，建立传统民居特色文化的应用和传承体系。[5]自然、纯真是乡村的最大特点，一望无际的田野，蓝天绿水下撒欢的牛羊都是乡村最亮丽的风景。乡村生态系统处于较平衡的状态，因此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乡村生态系统通过自我完善和更新而具有维持农民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的能力。乡村这种平衡的生态系统下，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创造了美好、和谐、宜居的自然环境。
4.2 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下，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保存特色历史文化景观，是豫西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关键。不同的区域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表现出不同的风俗风情和人文面貌。这些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区域文化特色的延续和发展，营造了富有地域色彩的生态建设人文环境。因此，打造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对于美丽农村生态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做好传统民居保护工作。像豫西传统民居中窑洞这样的建筑，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拥有极大的文化价值。就拿豫西陕县庙上村这个历史久远的北方村落来说，人民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语言特点、服饰特点等，都蕴含了庙上村这个古老村落的历史人文景观，具有很大的发掘价值。因此美丽乡村生态的建设要深入了解当地所埋藏的、深刻的文化价值，积极吸收这些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内涵，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美丽乡村。
第二，吸收传统民居文化精髓。不同的地域所形成的传统民居特色是不同的，既是独特的也是多样的。例如豫西传统民居所蕴含的特色价值，不同于北京的传统四合院的建筑，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青瓦白墙，他们都有自身特有的价值与特色。[6]在美丽乡村生态的建设中要善于利用这种特色的传统民居文化，因为他们得以传承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所蕴含的古老的生态原理，是人们世代传承的文化精髓。
第三，注入时代精神和内涵。传统的民居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是古老人民智慧的结晶，但是毕竟是在过去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是过去社会的体现，存在一些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符合的地方，因此在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既注重传统民居特色文化内涵的引用，也要注重时代精神和内涵的注入，使建设出的乡村与现代社会和经济相适应。例如豫西传统民居中对于庙上村坑院文化发展，错落里共有87座坑院建筑，其中有5座历史超过了400年，陕县政府将这5座坑院开发为生态旅游度假村，赋予了这个村落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使其能够实现古老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化的完美结合。
4.3 发展和谐的乡村生态文化
发展和谐的乡村生态文化，既是对传统民居文化精髓的传承也是现代生态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建设美丽乡村时既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又要传承传统民居文化。不同地域的乡村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出产业发展方式，促进乡村经济的整体提升。例如，陕县庙上村将历史最悠久的坑院开发为旅游度假村的行为，就是根据自身特点所制定出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还要建设乡村文明。在以现代技术为依托的农业生产中，还要实现乡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发展乡村绿色有机食品。和谐的乡村生态文化的发展要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相结合，在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传承传统民居文化。
5 结语
文章对美丽乡村的概念、传统民居的价值、传承与发展传统民居文化的意义以及美丽乡村对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做了深刻的分析。美丽乡村生态建设要牢牢把握传统民居中的生态文化精髓，并注入现代的生态文化理念，切实推进美丽乡村的生态建设，营造和谐、美好、宜居的乡村环境，促进我国美丽乡村的建设，实现我国乡村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宪臣，张义忠，贺子奇.新农村规划建设中传统民居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以豫西民居为例[J].资源科学，2010，32（9）：1792-1798.
[2] 齐皓，樊柯.基于民俗传承、文化遗产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村落文化生态学研究[J].艺术百家，2014（a01）：86-87.
[3] 张梦洁.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2016.
[4] 王丽霞.谈美丽乡村建设中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山西建筑，2016，42（7）：4-5.
[5] 海继平.探讨建设美丽乡村聚落与传统文化生态的传承关系[C].中国建筑学会年会，2013.
Abstract: Farmer's energetic cultural demand how, villag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how, critical time short-sighted morals and cultural quality enhancement, critical time village comprehensive affluent society's realization, critical time harmonious society in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Chinese village culture in new century faced with brand-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关键词：乡村文化 产业化发展
Key words:The village culture industrial production develops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乡村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也使乡村文化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为乡村文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现代文明的全面融人和发展，热切呼唤从乡村文化建设切人，探寻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 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1974年夏，80岁高龄的知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写下了《八十忆双亲》一文。文中钱先生为我们展现了他心中一个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典范――无锡啸傲泾七房桥的世界。1980年，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专家邓尔麟教授读到了这篇回忆录。起初邓教授仅把这篇回忆录当做是研究无锡地方史的参考资料，但细细阅读后，他领悟到“这篇回忆录体现了中国文化之精髓”，于是就开始试着去访问钱穆先生，并亲自去无锡七房桥实地考察一番，以便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这篇回忆录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精神，最终写出了《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一书。
钱穆所生活成长的七房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首先七房传说来源于家谱的记载，同一祖先生下七子，分建七宅得名。钱先生自己描述说“七房骈连，皆沿啸傲泾，东西一线，宅第皆极壮大”，可见七房桥钱氏是当地的望族。一般来说，这样的家族总会产生几位乡绅，这些乡绅可以“上通官府，下管附近乡里赋税差役等事，有他事争执，亦至绅士家裁判，可免进城涉讼”。这些乡绅之所以能承担原本应为政府的工作，是因为传统中国中央政府的权限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处于乡绅主导下的自治状态，正如先生所说的，“水利、自卫、调解、互助、娱乐、宗教等这些地方的公务，在中国传统里并非是政府的事务，而是由社区里受过良好教育或较为富裕家庭的家长来管理”。
钱氏家族之所以能获得管理乡村的职权，与他们在乡间所积淀的文化权威是分不开的。作为世代书香门第，钱氏家族从来就不缺读书的种子。钱穆的曾祖父绣屏公是国学生，祖父鞠如公是邑庠生，父亲更是16岁就中县试第一名秀才。除了读书，这些士绅更需要通过积极参与乡间公益事务，承担捍卫乡间利益的责任，来赢得文化权威。所以，我们看到钱穆的父亲为了能让同族中的孤儿寡妇享有怀海义庄的资助，不惜和族中长者对簿公堂，最终使钱氏宗族中的弱势群体获得了更多的义庄资助。而钱穆父亲本人也凭此赢得了族人的尊重，从此“五世同堂各家，自此事无大小，皆来就商于先父”，甚至外姓的争产风波也请他来主持公道。钱穆的哥哥从常州中学毕业后，回乡为族人开办小学，服务乡里，这也为他积累了自己的文化权威。父亲抚恤孤幼和哥哥回馈乡里的义举给钱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让他产生了一种身为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因此等到他本人学业有成的时候，也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通过教育回报乡里。
在钱穆所描述的七房桥世界，我们看不到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地主和佃农间严重的阶级对立，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温情主义的家族伦理社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虽然整个社会仍存在着租佃关系，但作为土地拥有者的乡绅，通过与中央政府博弈来捍卫乡村的利益，使整个乡间如同一个世外桃源。不过当这样的世外桃源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农业文明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洋货的冲击，使乡村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而城市则开始兴旺发达。和衰败的乡村相比，城市变得更具吸引力，所以新一代的乡村精英开始离开乡土，走向城市。最终的结果是不断向城市输出子弟的乡村同时丧失了金钱和人才，进一步衰落。即使像钱穆先生本人，最终也只能走出乡村，进入大学教书。
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乡村的衰败？中国的传统文明又该如何应对挑战？激进派主张彻底抛弃传统，通过革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不过，在钱穆看来，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只是简单地将传统文化一网打尽，然后去追随西方文化的潮流，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传统文化中仍有许多积极的因素，比如在七房桥，他看到普通百姓身上那种对家乡的眷恋和责任感，看到乡绅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共同的道德观念而付出努力。钱穆认为，只要完善传统，清除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和谐的因素，就足以应对外来文明的挑战。和激进派的观点相比，钱先生的主张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在当时的中国，钱穆总显得有些形单影只，并时常被冠以守旧派的名声。
不过在邓尔麟看来，问题远非区分激进或守旧，或者谁对谁错这么简单。他认为在七房桥的世界里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对中国仍然有价值，而且作为一种真理，它更具有普世的价值。基于此，邓尔麟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进七房桥的世界，去寻求中国文化中不可磨灭的精神。邓尔麟一直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带着这个问题，他拜访了身在台北素书楼的钱穆先生。钱先生给邓尔麟上了一堂中国文化课。在这堂课中，钱先生谈到了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礼”。钱先生认为，中国虽然各地风俗有别，但是大家共用一个“礼”。礼既可用于家庭成员之间，也可以扩展到家族成员之间，甚至可以延伸到全民族，国家就是靠着家庭延伸出来的共同价值“礼”所凝聚的民族。
为了维持“礼”的价值，钱先生一生不遗余力。他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入手，试图从中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弄懂“礼”的真谛。他在大学独立承担中国通史课，想让学生知道中国历史的独特规律和发展模式，并让学生对此保有信心，而后又在八年抗战的艰难环境下撰写了《国史大纲》，让更多的民众“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甚至1949年他去了香港以后，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创办新亚书院，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他的学生余英时教授称钱先生是“一生为故国招魂”。
然而个人的努力终究无法扭转一个时代的风气，传统文化最终还是被无情地风吹雨打去。就像新时期的七房桥，已经告别了旧日的小桥流水人家，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让水乡显得更加的现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电视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义务教育的普及让文化不再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进入工厂的年轻人都有了工资，不必再依赖家庭。这一切都冲击了旧有的传统道德，“在无锡水乡，几乎所有的宗教痕迹都消失了。灶王神龛、祖宗祠堂、佛庙寺院和烈帝道观统统销声匿迹。……义庄成粮仓，宗谱遭焚烧，祖先受谴责，传说被遗忘”。
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新时代已经打破了士绅和乡民的界限，更不需要女人依附男人的三从四德，人们也不一定要束缚在土地上。新的时代需要对“礼”进行重新定位，或者用一种新的语言对“礼”进行转化和重生。就如邓尔麟所说的，“中国是否有希望，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一种新的语言能超越旧文化，并能赋予尚存的价值观念以意义。”在邓尔麟看来，这种超越旧文化的新语言就是“善”。在亲自访问七房桥后，邓尔麟告诉钱穆一个发生在当地的故事。一位在当地工厂工作的残疾姑娘，通过自学修完了高中的课程。而且和许多经济独立的年轻人不同，这位姑娘将所挣来的工资，除了零花钱和在工厂食宿外，毫无保留地都给家里。听了这个故事，“双目失明的钱穆先生在脑海中勾画着姑娘的形象，一面轻轻拍着桌子对她表示敬意”。也许这就是钱穆和邓尔麟都能听得懂的故事，也是他们都能明白的语言――“善”。
关键词：农村建设 文化自觉 乡土复兴
引言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决定中国的未来（郭帆，2006）”。尽管传统的“农耕社会，乡土中国”，在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背景下已经悄然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中国”，但新农村建设仍然在延续着传统社会乡村建设的脉络，为处于社会转型的城乡建设提供丰沛的价值指引和理论资源。民国的新乡村运动和今日的农村建设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因为“从社会学发展的宏观角度看，这种意识形态是继续的”（张富利，2013）。现代工业化的背景让人们拥挤在城市，远离了乡村，但破解问题的真正的出路可能还是应该回溯民国先行者们提供的理论借鉴和实践资源，在城市化的潮流中去追寻田园梦，这样的努力便是逆城市化而行。在现有的情形下，逆城市化，即让当代国人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运作，让城市来反哺农民”（郎咸平，2013）、以城市资源反哺乡村，回溯传统的、情感有所依的乡土社会，是唯一重建乡村的可能。
新农村建设的新命题
尽管乡村在众多现代人看来是落后、消隐、被孤立、被抛弃的代名词，但“农村兴盛，全社会才能兴盛；农村得到安定，全个社会才能真安定”（梁漱溟，2005），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乡村国家权力的控制是极为松弱的，传统乡村“被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秦晖，1999），依靠传统习惯、家族伦理等天然形成的自生秩序来协调。乡民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熟人共同体中长期交往潜移默化而形成的共生秩序，而现代化法律是为城市的陌生人共同体设计的，其中权利清晰、界限分明的权利义务叙事对于乡土社会的熟人之间来说是疏离的、陌生化的。今日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所渗透的更宏大的命题是，必须重建自尊自爱的人文关怀。传统的乡村是人伦道德、家庭伦理、家族认同、文化传承、文脉绵延的根基，因此，“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所构想的“新农村图卷”特别强调精英回归。他看到，国人学习西方的过程，从最初学器物，再到仿制度，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的最后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但想学的优点没学来，原本自身固有的优势传统却丧失殆尽，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农村破产”。“一般人最大错误，是只看见中国不及西洋的一面，而不知中国尚有高过西洋的一面”（梁漱溟，2011）。因此他得出结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农村开始，乡村重建更应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礼乐在未来文化中之重要是我敢断言的”（梁漱溟，1989）。百年乡村建设历程，印证了这位国学大师的真知灼见。
中国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
乡村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是世代才俊士子的根基所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人们安于乡土、坚守传统、耕读传家的最大动力。乡村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所以才有“礼失求诸野”。实的《白鹿原》中有一个描述乡绅朱先生调解白鹿两大家族纠纷的片段，朱先生劝诗给白嘉轩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一场可能导致火并的潜在纠纷就在乡贤的劝导下消解于无形，自然平息。皇权与绅权的分庭抗礼，潜移默化地维系了中国民间乡土社会数千年的秩序与安定。《白鹿原》描述的这个自然的“无讼社会”中，铲除罂粟时官府的差官衙役站立一旁，自始至终是由朱先生主持整个仪式，而朱先生的身份是得到当地乡民尊敬的乡绅，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在民间的大是大非面前互为凭借，配合默契。所以在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时，惊讶的发现这是一个自律的道德社会，因为整个民间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居乐业享受太平。
传统农业社会真正的价值，在于勤劳、节俭以及天人合一那种热爱大地的教育，若是我们现在把这一切都轻视都抛弃，那么未来在哪里？现在社会中的原子化趋势愈加明显，住在公寓大厦，即使是邻居也是形同路人，完全凭借私利和一己好恶来生活，传统农村集体耕作劳动时形成的同心协力、友爱互助的精神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黄春明先生悲观的预言，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可能将来都要吃很大的亏之后才会慢慢懂得重拾往日的价值。我们以农立国几千年，以前有九成的老百姓不识字，每天就是拿锄头辛勤生产，但他们只是听说书人讲古与看戏就知道忠孝节义的大道理，而且信奉不移；现在反而是一些蔑视传统信仰匮乏的富贵之士，在做违反忠义伦理的事，最终害人利己。
传统乡民生活的所有学问，无论是父慈子孝、兄爱弟悌、中庸和睦、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敬畏天地、天人合一、弘忍节制的“道学”，其实质都是“乡民学”——是我们的祖先们在世代的生活历练中与人共存、与天相处磨砺出来的趋利避害的学问。遗憾的是，五四一代尚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碰到了内忧外患的“救亡图存”，而之后在历史特定条件下进行的大运动、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大破坏，影响了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觉，也动摇了对人本价值的终极关怀、感恩敬畏和文化重建。儒家伦理的秩序、三老四少的坚守绵延数千年维系了民间社会的稳定，但这些民间建设的中间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由于种种的原因不复存在了。失去了乡绅主导的精英阶层和中间力量，使乡村文化传承的发生了断裂，这是历史和时代的遗憾。乡绅倒下后的中国社会就如理想化的完美么？“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式微有着深厚的社会渊源”（黄进，2012），实现乡土社会的复兴必须让从文化渊源上寻求突围之路。
乡土复兴之路
由是，我们寻找到了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建设问题的症结，无论如何，回溯传统、进行乡土文化的重建都是现代农村建设必须重视的问题。如何让当下的农村真正在一个“乡土中国”的语境，先生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宏大命题。“文化自觉”，即是对现代社会中的主体独立人格、个体尊严、自我反思及自我批判等问题的人文关怀，其潜在的内涵则是文化的包容和开放。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990），即是说文化的自觉性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沟通、对话中产生，却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出现。传统文化的重建需要起步于文化自尊，历经文化自觉而达致文化再造；同理，乡村复兴也需要从乡村自尊开始，然后通过乡村自觉的过程最后再实现乡村再造。
现实的问题是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中国传统乡村的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创造性劳动”（佟春霞，2013），从乡村走出来的现代人没有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文化和氛围不能留人，以致农村越来越落寞，这需要在破败的基础上追寻乡村精神，重建乡村文化。反观近年的中国民间社会治理现状，南方农村的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相对出色，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而北方村民自治中则往往村长支书一权独大，最后环境破坏一派凋敝。这其中的重大差异，大约可以从宗族文化治理来寻根。热爱乡村就是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没有任何其它能动摇国人心中的家族根基，因为祖先在那里，即使远离乡村，精神也不会远离。南方的宗族势力保存完整良好，在端午除夕等传统节日，一个大家庭数十口上百口，烹鹅宰鸭，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其乐融融，这样的乡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这样的乡村才给人以归属感。当然，仅仅依靠传统的宗族势力可能还不是完全的足够充分，传统的宗族也有着天然的局限，比如相对封闭、对外来文化排斥、难以主动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对接。所以新农村运动的推进，应该是乡绅、知识分子、民间精英几方合力的结果，需要从农村走出去的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功成名就的成功者们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为乡村带来新的治理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下推动新农村运动也即是在推进逆城市化，比起让乡人们进城和城里人进村，让农村人回归乡土、自觉建设乡村的意义显然更重大。若是连农村人都不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失去了对土地的恋恋不舍的情感，那么新农村运动注定困难重重。如火如荼的撤村并居、轰轰烈烈的拆迁在现代社会每天都在发生。撤村并居和“土地经营规模化”不仅不利于农村的和谐与稳定，而且“降低了多数农民的实际收益”，“不仅打破了被征地农民现有的生活方式，更降低了农民的各种非经济利益和隐形经济利益：如，土地承载的养老功能，基于农村伦理道德观念和利用土地生产方式自然形成的稳定、和谐的生产及生活秩序，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业、养殖业等农副业带来的隐性收益及成就感等等”（杨世建，2011）。更严重的问题是，乡村在无形中销声匿迹的同时，乡村数千年所形成的独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被完全颠覆弃置逦迤。在工业化的时代，农二代农三代以争做城里人，以在乡下为耻，远离故土背井离乡。陶行知先生在半个世纪前痛心疾首的说：“中国现在的教育是让农村的孩子走出来，到城里去，这彻彻底底的错了！”乡村之所以到今日的状况，是特定时代下一系列政策实行的结果。历史上的粮食统购统销，以求在“剪刀差”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是造成城乡差问题的根源；而之后的务工潮，乡村人口为生存计大量进城，在以低廉劳动力实现凭低成本占尽优势的“中国制造”时，客观上也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劳动力剥夺。而远离了传统乡土文化的今日乡村，所谓的自治管理机构基本都是在执行城市化、征地、计划生育等相关事务。中国的新农村决不应该是高楼林立、厂房遍野的现代化城市之翻版，以GDP增长为农村建设的辉煌样本是误读。农民的土地资源、祖上基业被城市开发无限蚕食，农二代农三代进入城市后生活和思想更加贴近“城里人”却发现实际上并不被现代城市接纳，这都造成了新时期的客观难题和普遍担忧。如果连乡民都失去对故土的亲近，抛弃对血缘家族为纽带的乡村的依恋，丢掉对祖辈耕种劳作的田园家乡的敬畏，将数千年来耕读传家的传统，将山清水秀沃野千里的土地，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毁坏，这是莫大的遗憾。在城市化仍占据着中国发展的主导地位的大趋势下，“一种有来有往、上下贯通的双轨政治也只成为了国家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来自民间的自下而上的那一条轨道因为地方精英的离去而停滞不用，渐渐生锈作废。在这个意义上，乡土重建的目的是要逐渐地恢复这一条年久失修的交通轨道，使乡土社会的农民能够通过既有的‘农民—绅士—国家’三维的结构重返乡土秩序的和谐”（赵旭东，20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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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为此，我根据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结全我们庆阳的民俗文化特色，对学生进行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一、引领学生寻根求源，感受民俗文化的历史魅力
庆阳地区的香包、社火和庙会，历史久远，形式丰富多样。这些已经成为当地喜闻乐见的主要民俗文化活动。作为土生土长的庆阳青少年来说，早已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了。但若要问起他们对于这些民俗的历史知识，却知之甚少。他们只是跟随着乡村群众凑凑热闹，觉得好玩而已。当然这些民俗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很少有专门的述著。这对于现代青少年来说，如同早已过时的“古董”，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鉴于此，我特意结合语文教学中综合学习活动，设置了“回归乡土，走进民俗”的专题活动，并且设计了“选择自己最喜欢、最熟悉的一种民俗文化活动，谈谈它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要求学生以解说员的身份向老师和同学介绍）通过查阅资料、询问父母、采访村民等方法，让学生了解庆阳的民俗文化，追寻历史渊源，探究这些民俗活动中所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内涵。对于学生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我进行了归纳，在班级内举办了“说说家乡民俗”的专题黑板报，进行交流，资源共享。通过这些活动，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关注家乡的民俗文化传统，为家乡的民俗文化发展献计献策。
二、鼓励学生参与活动，感受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涵
“正月里，过大年，秧歌社火闹翻天。”社火是庆阳乡村民间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许多乡村的学生，小时候都参加过这种民间娱乐活动，对“社火”有着亲身经历的感受。但对于这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活动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知之甚少，甚至有的同学只看到其迷信的一面，认为是一种单纯的敬神祈福活动，却没有从中发现深厚的传统文化意义。社火之所以安排在春节以后，我想这不仅仅是为了增添节日的热闹气氛，还与北方的农耕文化有关。春节期间，大地封冻，田间地头无农事可做，正是一年中难得的农闲时节。在风吹雨淋中苦了一年的庄稼汉，这时也能享受这短暂的休闲。于是祖祖辈辈口传心授的社火活动，也正好填补了他们精神上的空白，成为表达激情、寄托愿望的精神安慰。
逛庙会，看大戏，是我们庆阳的又一大特色民俗。庙会都以寺院或庙观为依托，以某神的“生日”“坐化日”或“显圣日”为正会日定期举行。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集祀神、娱乐、交易于一体的“庙会”文化。凡遇庙会必有大戏助兴。唱戏首先是为了酬神，每次庙会的“神戏”必不可少；其次人们借此进行娱乐活动，戏迷们也好过一把戏瘾。每日唱两场戏，戏台前总是拥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庆阳的庙会还是地域性物资交流的市场。每到地方庙会进行时，各路商贩闻信赶来，商贾云集，摆摊设点，搭棚营业，时新货物，琳琅满目。庙会也是当地饮食文化的综合反映。这期间孩子们总能从大人那得到零用钱，可以买自己向往已久的玩具，也可以大饱口福地解解馋。对于乡村学生而言，他们认识和接触这种民俗活动有着切身感受。许多的学生在自己的作文中都对当地的庙会有过精彩的描写。如果能加以引导，让他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这些民俗活动中，更多地了解当地民俗的文化内涵，那么，家乡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不仅成为写作的好素材，也能激发起他们更加热爱家乡的感情。
三、倡导学生积极宣传，保护民俗文化的地域特色
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承发展；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7015603
1 引言
西南山地少数民族是大山的民族，他们热爱大山，敬畏自然，在崇山峻岭、高山峡谷之间，长期的山地生活中，创造、积淀和传承了其民族的传统文化乃至传统生态文化。这些传统生态文化和知识大多体现为其本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采集文化、渔猎文化、花鸟文化，也夹杂在民俗节庆、音乐舞蹈、村寨布局、民族服饰、天文历法知识、禁忌习惯和制度之中。在开垦梯田的少数民族中间，还体现为梯田湿地文化和稻作文化。因此，挖掘、提炼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生态观念的合理内核，实现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元素，为当代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提供有益的借鉴。
2 产业开发式传承发展与保护
2.1 传统产业开发式传承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在物质层面，可以为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如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西南山地少数民族意识到农林间作是利用森林的防护效应，实现农业良性发展的有效途径。贵州苗族、侗族在低处河谷种稻，在高山上育林。苗族人采用枫竹混植、桐茶混种、农林间作、以耕代抚、以肥促林等农林开发模式，以减少病虫害，疏松土壤，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分布于云南、四川的傈僳族村寨，有的采用芒果、石榴、核桃、枇杷与柴胡、金银花、当归、魔芋、甘蔗、早春蔬菜等农林混种、林下种养殖模式，有的采用棕榈、麻栎、香果、桤木与玉米、荞子、水稻、蚕豆、茶叶、蔬菜、小麦等传统农林混种、立体套作模式。根据清水江文书记载，苗族、侗族农林混种或农林复合经营模式在唐宋时期就已有之，在明清时期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在长期的山地生活中，山地民族原始的刀耕火种、轮作和休耕制度亦有利于植被的生长和恢复，保持生态平衡。现在安宁河谷一带推行标准化设施栽培，推行稻―菜轮作、粮―菜套作和蔗―菜立体套作等高效种植模式，实现特色蔬菜“春提前，秋延后”，使特色蔬菜产业效益明显，成为四川最大的设施蔬菜基地。除林粮间作外，哈尼、侗、苗等山地民族开拓的梯田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防止滑坡、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高山原始森林下沿等高线通过梯田坡沿湿地的建构，雨季缓解地表径流，旱季保障充裕的农田用水，可以将水资源长期保持在高海拔区位。所构建的“森林――水系――村寨――梯田”四素同构的良性循环复合生态系统，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以及“山地农耕文化的典范”。
在万物有灵、礼敬万物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山地民族对大自然不妄自取获，不随意以刀斧向之，对山区林中产品的采摘，通常也是有选择分季节地进行。他们主要从山中采集山药、菌类、野菜、野果、地瓜根，捕获蜂蜜或飞虫来补充食物，作为生活的重要来源，以较少的获取维持着生存。这种包含着节制贪欲、适度索取、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自律意识，为林业开发及林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及启示。林下经济是以森林资源为依托、以科技为支撑、以项目为抓手，发展起来的林下种植业、养殖业、采集加工业和森林旅游业，既包括林下产业，也包括林中产业，还包括林上产业。通过构建农林牧渔各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循环相生、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模式，促进效益的提升和林业的长期发展。
2.2 现代产业开发式传承
在无霜期长、光热资源丰富的山区开发新能源、生物质能，实施农村能源建设项目，推广使用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光伏提灌、太阳能热水器，其中太阳能提灌站可实现无耗能、无人化运行。发展农村小水电，改善农村能源结构，使用干净卫生的新能源，可以使群众不再上山砍柴。继续实施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和干热河谷生态修复工程。按照高山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农业发展体系。通过招商引资，有的民族地区建立起国家级的现代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通过将养殖区产生的猪场废水粪便与生活污水进行分别收集，经过一体化厌氧处理器发酵厌氧处理，沼气净化处理，产生的沼液经沉淀后流入厂区周边的果园管道成为液体肥料，产生的沼渣经晾晒后又送入周边的果园作为有机肥使用。在猪沼果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作用下，不仅实现了生猪的规模化养殖，芒果、牧草、早春蔬菜等植物的种植也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通过构建种养平衡、农牧互动、生态循环、环境友好的现代农牧业发展体系，形成“养殖――沼气――种植”良性循环发展，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重要作用。
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基地。整合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扶贫开发、高效节水灌溉、五小水利等惠农项目资金，运用现代农业装备和技术，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基础设施，完善高效节水现代农业支撑体系，推进产业化、品牌化和组织化建设，着力培育早春枇杷、晚熟芒果、核桃葡萄、苹果石榴等特色农业示范基地，促进特色农业发展，推进山区农业向基地化、标准化、集约化和专业化转变。促进农业基地景区化建设，开发观光农业和花卉产业、挖掘民族文化资源，促进农耕文化与生产要素有机结合，“以农耕文化为魂，以美丽田园为韵，以生态农业为基，以创新创造为径，以古朴村落为形”，促进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家乐与现代农业、美丽乡村、文化创意产业融合互动，推动产村融合，一、三产业互动发展。
3 民俗活动式传承发展与保护
与民俗文化一样，传统生态文化只要还继续存在，就始终是生动鲜活的。作为民族民间文化，它的存在形态必须依靠本民族群众的实际参与，内化为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为特定文化空间下的一种立体复合的能动活动。如果离开这种活动，其生命力便难以延续，无可避免地成为绝唱。
3.1 仪式、节庆式传承
民族节日可以集中展现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与艺术风貌，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弘扬、传播和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平台。节日中的仪式礼仪正是民族记忆、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得以积淀、传播和流通的一种重要方式。西南山区民族有许多祭山拜树习俗、仪式和节庆。如仡佬族的拜树节，傈僳族的拜树仪式。作为古老的民族，仡佬族形成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敬畏自然，将自然万物人格化，认为自然之力是神圣的。拜树节及其拜树仪式体现了山地民族万物同源、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体现了崇尚自然、礼敬万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生态观念和生存行为方式。
在参与祭祀仪式过程中，民族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精神气质、审美情趣和行为规范等都会对下一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实现民族文化在代际之间的传授与传承。在有的地区，拜树仪式被当地政府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拜树节过后，家家户户、村村寨寨便自发地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形成习俗。
3.2 口传文学式传承
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在节日里，在生活中，跟广西壮族一样，山地少数民族常常以歌代答，非常喜爱唱歌对调，有“盐，不吃不行；歌，不得不唱”、“能走路就会跳舞，能说话就会唱歌”之说。通过大量的比喻、排比，即兴创作，即兴演唱。因此要通过山歌、仪式歌，古风俗歌、古事歌和即兴编唱歌曲等形式，通过民间流传的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民歌、民谣、谚语等口传文学作品，习得本民族的语言和习俗，建构民族历史的族群记忆，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生态文化。
4 村规民约式传承发展与保护
4.1 传统习惯法式传承
西南山地少数民族恪守着不少的祖训、戒律和生产生活禁忌。这些生产生活禁忌属于传统的习惯法范畴。在哈尼族，保护龙树和龙林的戒律执行起来比法律还严。除此之外，村规民约亦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规”、“村规”、“族规”起着维护乡村文化传承和秩序的“习惯法”的作用。村规民约来源于民间传统村落，产生于聚落或族群日常生产、生活、交往和协调关系中的行为习惯，具有自发性、乡土性、延续性和传统性等特点，其契约型规范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民间法”。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如瑶族、仡佬族将制定的具体习惯法条文用文字刻在石碑上，形成村规民约的石牌制度。苗族有“鼓社制”、“议榔制”，仫佬族有“会款禁约”，羌族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还作出细致的规定。一些乡规碑明确规定了保护森林和水源的禁忌和处罚条款。
4.2 融合渗透式传承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中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增加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和内容。包括封山育林，不得滥砍滥伐；自觉维护节水灌溉设施，合理使用水资源；不得随意放火烧山，随意垦荒；保护乡村公路及其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等。在传承方式上，结合民族村寨的实际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并结合法治进乡村，“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基层政府提出一些易于操作又切实可行的示范性意见，这就为当代生态保护理念和国家法律融入民族村落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5 学校家庭式传承发展与保护
5.1 学校传承
一些山地少数民族如傈僳族很多文字的创造来源于傈僳人在森林里的生产、生活活动。因此通过编写《傈僳文字教材》、《傈汉小词典》，以供民族乡各村小、中心小学使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设立传习所等方式，改变傈僳青少年对傈僳族文字、傈僳族自然历不熟悉、不了解、不使用的状况；民族中学和民族院校举办、承办民族体育运动会，开展传统民族体育活动，选送文艺节目，参加各类文艺会演。在大自然中，傈僳人模仿动物、鸟类的生活而创作出形象生动的舞蹈，他们用音乐和舞蹈的形式，讲述了傈僳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历程，表达了傈僳族人民热爱大自然，与动植物沟通交流，与大自然相亲相近，和睦相处的质朴情感。通过文艺会演，参加少数民族艺术节，参加国际国内艺术交流，使本民族传统音乐舞蹈艺术走出大山大箐，走出深山老林。
5.2 家庭传承
不仅在学校，而且还通过家庭、族群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使传统文化基因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仡佬族崇拜青冈树，每年都要定期带上供品前去拜祭它们。有的仡佬族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常会拜祭树为“宝爷”或“干爹”。俚W彝族人还与松树结亲，让儿童认它作干爹妈，拜寄“树父树母”，求其庇护。在傈僳族传统的“煮酒月”，在收获的季节，为了追忆一个久远的传说，傈僳族家家煮酒尝新，全寨人篝火狂欢。在火塘边，在弹奏中，老人演唱古事歌古风俗歌，讲述远古的传统和史诗。年青人脚打跳，且歌且舞，通宵达旦。其中有许多舞蹈是表现生产劳动场面的，如挖生地、蒿秧舞、洗麻舞等，这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知识和技能还必须通过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来获得。包括制酒酿酒、田间稼穑、织麻纺麻、印染刺绣、制造弓弩等，每一项活动都有一套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体系、禁忌习俗和信仰观念，抑或演化出传统节日、民间歌舞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因此，要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来寓教于乐，丰富校外生活。
参考文献：
[1]何星亮.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保护[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48～56.
[2]胡展耀.西南山地民族文化―生态耦合传承关系探析：从苗侗民族混农林文书谈起[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4）：17～20.
[3]袁礼辉.遵义仡佬族民间信仰中的伦理观念[J].文学教育（下），2015（7）：24～25.
[4]李金海，史亚军.林下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
三改一拆：
拆出空间 改出形象 建出新城
全省“三改一拆”行动，恰似一阵春风，拂过橘乡大地，悄悄催动着这座城市酝酿已久的“宜居城区”梦。黄岩区全面利用“遥感影像图”和“拆违作战图”，精密监测和精准打击各类违建现象。至目前，黄岩区共拆违203.4万平方米，实施“三改”225.9万平方米。江北区块、红三红四区块、雅林区块、高速公路区块、新前城市新区等“三改一拆”经典样本初具规模。
“拆”是为了更好地“建”，“破”是为了更好地“立”。西城街道高速西侧违建拆除后，已在半洋张区块建成15亩停车场和4.8万平方米绿化带，岙岸区块新建标准厂房5万平方米；北城马鞍山区块启动汽摩市场及4S店建设；院桥繁荣区块完成130亩土地农转用审；九峰公园西拓工程顺利完成，曾经的闲荒空地变成了公园；全区实现宅基地复垦130亩、造田造地3000多亩……全面展现“城在绿中，绿在城中”的宜居黄岩。
“三改一拆”不仅使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也使得企业低效资源得到二次开发。位于永宁江畔占地100多亩的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老厂房，借助“三改一拆”行动对原有的工业厂房进行重新定义、设计和改造，建成了集办公区、休闲区、服务区、历史文化保留区及人文景观区等于一体的公园式工业设计综合办公区，成为了省级特色工业设计示范基地。联化科技等7家企业也顺利完成“退二进三”，改造面积达4.4万平方米……“三改一拆”的身影随处可见，为黄岩拆出了空间、改出了形象。
五水共治：
截污治水，碧水清流活水来
推进截污工程建设、开展工业企业废水达标整治、加强沿岸区域畜禽养殖场整治、实施河道综合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及垃圾收集、实施河道拆违保洁和绿化美化，借着“五水共治”的契机，黄岩区以河道整治和截污工程为抓手，让辖区内主要河道的水质和周边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重点对永宁江江口断面、东官河朱砂堆断面、南官河坝头闸断面以及院桥鉴洋湖这四个劣五类水质断面完成消除工作。为了实现标本兼治，黄岩区还对所有200多条一级支河的入河口设置了水质监测点。
至目前，全区共整治“三产”企业1400余家，完成工业企业整治185家；共整治畜禽养殖场28家，关停畜禽养殖场104家，关停全区所有牛蛙养殖场57家；封堵非法排污口507个，拆除涉河违建27万平方米。
除了治污水之外，还担负着全市300多万人口的供水压力。为确保长潭水库的生态安全和饮用水水质质量，全区相继在长潭水库周边乡镇建成6个集镇污水处理厂、126个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及瑞岩溪生态湿地工程，并逐步推进长潭水库7条入库溪流生态湿地工程项目建设。完成38米线以下下山和异地移民6批3万多人。目前，长潭水库已经连续4年保持I类水质标准，成为全国6个I类水库之一。
文化礼堂：
打造诗意栖居的“文化地标”
2013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将文化礼堂建设列入年度十大为民实事。黄岩区则在原有农民学习会馆基础上，将农村文化礼堂创建与美丽乡村、特色农业、旅游景点、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同时创新管理，探索实施全省首创的文化礼堂理事会、专兼职管理员、乡村大使驻堂制这三大制度，让文化礼堂有章理事，有人管事，有钱办事，使群众真正成为文化活动的主人翁，“建管用”一体化打造88家示范性文化礼堂。尤其是根据山水秀美、村落古朴的特点，将黄岩西部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发，形成“绿色、古色、红色”相融合的规划，串联成珠、串点成面，特色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