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2、产品线齐全、实力雄厚的整体方案解决商；
3、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毛利率持续增长。
即将登陆创业板的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宁软件”，300253）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业务的领先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医疗软件研究开发、销售与技术服务，面向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化市场。公司在2009年国内医疗卫生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中市场占有率位列同行业第一名。
得益于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快速发展，凭借公司领先的技术和产品，公司的规模和盈利能力得到快速增长。2008-2010年净利润分别为1701.87万元、2616.26万元、3534.65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4.12%。
受益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
公司是一家以医疗卫生领域应用软件的研究开发、销售和技术服务为主，并为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软件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各种医疗卫生机构。我国仍处于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根据IDC的研究，2009年中国医疗卫生行业IT解决方案的市场规模为20.3亿元，较2008年增长23.7%，预计2014年将达到66.4亿元，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6.7%。
医疗卫生信息化市场未来面临以下驱动力：1、新医改催生新的医疗卫生信息化需求；2、区域医疗信息系统有助于改善医疗系统的“信息孤岛”问题，发挥区域医疗的整合优势，地市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市场空间超30亿；3、电子病历和临床路径驱动医院信息化投资，未来几年电子病历和临床路径将逐步在医院普及，驱动的投资将是几十亿级别；4、乡镇医院及农村卫生系统的信息化建设仍非常落后，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和新农合等政策的实施，农村医疗信息化市场有望出现较快增长。相信在这四大驱动因素下，公司凭借其领先地位，将持续维持快速增长势头。
领先的行业地位
卫宁软件在医疗卫生软件行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行业地位，2008年、2009年连续两年位列IDC“中国医疗卫生信息化解决方案十大供应商”第一名。
公司具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和复合型人才的储备优势，这一竞争优势保证了公司在拥有先进技术的同时，可以通过不断扩大产品线以及维持创新能力来应对多变的市场。公开资料显示，公司在2007年国内首届IHE医疗信息系统互连测试中，成为唯一通过测试的国内医疗软件企业；在2008年、2009年测试中又成为通过项目数量最多的医疗软件公司。显示了公司技术研发实力的雄厚。目前，公司的产品线涵盖了医院信息系统、区域性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在内的整个医疗卫生领域，能够提供完整的医疗卫生行业IT整体解决方案，是国内同行业中拥有产品线最齐全的公司之一。
毛利率持续增长
引言
市场信息的不确定分析中，若假定损失概率是共同信息，那么损失概率就是外生的，也就是说保险双方的行为不能改变损失概率的大小，所以在按照损失概率确定的公平保险费率下就可以实现最优的保险安排。但是在保险市场交易中信息总是不对称的，投保人总有对方不了解的私人信息，这样损失概率就不一定总是外生变量了。就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保险交易的均衡性就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保险人的有效供给，从而引发市场失效。如此状态，在医疗保险市场中表现也得非常突出。因此，很有必要分析信息不对称下的医疗保险供给问题，以期寻求一个可行的医疗保险的有效供给模式，满足供需双方的要求。
一、医疗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其集中体现
1、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市场交易中的信息总是不对称的，即一些契约人总是拥有别人不知道的信息。比如医疗保险中，投保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清楚，但保险人知之甚少。而在信息经济学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可以从不对称信息的内容和发生时间两个角度划分。在内容上看，不对称信息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动，也可能是参与人的知识；从时间上看，不对称信息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前，也可能之后，即事前不对称信息和事后不对称信息。一般把事前不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叫逆向选择模型，事后不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叫道德风险模型。
2、医疗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医疗保险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也是普遍存在的，其参与人的行动会直接影响损失概率。参与人不仅包括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且还要考虑医疗服务机构的参与。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医疗保险合同双方的行为。假设医疗服务机构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那么医疗服务机构的参与将会影响投保人的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
（1）投保人的逆向选择问题。不同的人面临着不同概率的疾病风险，有高，有低。若信息是完全的，保险人可以根据公平精算原理分别对高风险的人收取与其损失概率相同的高费率；对低风险的人收取与其损失概率一致的低费率，如此所有人都会购买足额保险。现实上身体状况或疾病风险的损失概率是投保人的私人信息，保险人并不知道。要想获取投保人的私人信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如体检费）。如果保险人按平均的疾病风险损失概率和预期损失制定保险费率，这时高风险人群将愿意购买足额医疗保险；低风险人群因保险费率高于其保留价格，将不愿意购买医疗保险。保险人的收支不平衡，医疗保险供给就产生危机，以至形成投保人的逆向选择。
（2）投保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保险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的行为和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都会改变疾病风险的损失概率或损失幅度。第一，不考虑医疗服务机构行为下，却存在被保险人隐藏行为的道德风险。疾病风险的损失概率或损失幅度成为内生变量，被保险人的行为可以改变疾病风险的损失概率或损失幅度。因医疗保险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医疗服务中采用第三方付款人（保险人）付款的方式，被保险人无须为接受的服务付款；或者付出的费用远低于服务的全部成本。无形降低了患者也是被保险人寻找价格信息的积极性。医疗保险降低了个人支付医疗费用成本，人们所消费的医疗服务量就会比自付时多，直到医疗服务的边际效用等于购买医疗服务的边际成本时才停止。可见真正的边际成本比边际效用大，造成了卫生资源的浪费。此时就形成了投保人的道德风险问题。第二，考虑医疗服务机构行为下，存在被保险人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集中在：一是医疗服务的边际收益难以估测。对整个社会求得一个适当的医疗服务最优值较难，所以保险人无法准确估测出疾病风险的损失幅度。这也是计算医疗保险的有效、最优供给量的一大难题。二是医疗服务市场中供给创造需求。因医疗服务的提供人不仅为消费者提供医疗服务，且还向消费者建议如何消费。所以，医疗服务供给可以直接创造需求。如此加剧了医疗服务市场的信息与价格的扭曲，人为地增加了医疗服务的需求，这将影响和改变医疗保险市场中投保人可能的损失概率的估算。三是医疗服务市场进人门槛高。与其他市场不一样，医疗服务市场的进入常会遇到障碍。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必须严格符合资金、许可证或其他限制市场进入的监管。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特许专营权，导致了进入的障碍，从而在医疗体系中产生价格上升和服务质量下降的诸多问题。
二、医疗保险的有效供给问题
人们对医疗保险产品的大量需求越来越大。商业的寿险公司却因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造成了很高的赔付率望而却步。因此，医疗保险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自由供给，则需要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以及政府有义务的直接参与医疗保险供给。
1、政府的参与能解决其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通过强制权力，可使医疗保险中不论风险高低人无法选择，这就解决了逆向选择问题，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散风险。同时还可以通过改革，限制和约束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解决引发的道德风险等。
2、政府的参与能有效地支持商业医疗保险的供给。可以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状况等因素，适时地设计和规划医疗保险市场的一些总体特征和总体规划，从宏观上把握住发展方向，并用法律形式对医疗保险的三方地位、权利、责任和相互关系做出总体规定。政府还可以积极教育和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建立；协调医疗保险市场中“三方”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还可以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行政手段监督、控制医疗保险市场，尽可能地减少各种违规行为；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直接支持和鼓励商业医疗保险机构承办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从而增加医疗保险供给；可以进行主动的疾病预防工作（如卫生防疫、社区保健等）。以多种途径减少疾病风险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从而降低全社会的疾病支出成本。
3、政府可以直接参与医疗保险的供给。因商业医疗保险需要盈利，不可能为所有的有医疗保险需要的人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险产品。即使有政府的支持，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中存在的疾病风险及疾病引发的其他风险。为了解决个人的疾病风险，防止转化为社会性的风险，政府在鼓励和支持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的同时，还必须直接提供社会性的基本医疗保险。即便如此，医疗保险的政府供给也是不可能无缺陷，根本无法完全兼顾“公平与效率”，会出现失灵现象。
关键词：医疗体制；改革；过度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8—0031—04
一、我国医疗服务体制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后，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道路。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逐步建立起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组成的福利性医疗制度，并一直实施到1978年。尽管医疗服务整体水平较之新中国成立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医疗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平衡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为解决医疗资源不足问题，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为医疗服务事业发展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
1994年，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医疗服务体制开始出现市场化改革倾向。2002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全面启动了医疗服务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此次医改主要措施包括：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政事分开，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公立医疗机构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放开管制，规范运营；改革药品流通体制，实行医药分家等。这一市场化改革在2003年后暴露出各种严重问题，民众看病贵、看病难等现实矛盾日渐突出。根据国家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到2003年末，64.5%的城乡居民医疗支出完全依靠自费。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对我国此次医改的评价是：“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使医疗服务体制改革重新回到正确轨道。2009年4月，中央又做出了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初步建立了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框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2010年2月，国家卫生部联合相关部委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16个城市实行部级试点改革，但收效甚微。实践证明，我国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远未完成，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一方面巩固已经取得成果的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体制机制方面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集中暴露，改革任重道远。
二、医疗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最新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政府指导原则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可以说我国医改在“保基本”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强基层”方面政府也投入很多，但在“建机制”方面却步履蹒跚。并且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过度市场化使“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更加凸显
在我国目前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中，医疗服务被当做一种商品来提供。这时，医疗服务也就受到了市场规律的支配。通常某个地区较好的医疗资源全部都集中到几个大医院，而一些小医院与大医院相比在人才、设备等方面相差很多。当人们需要求医问药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首先想到的是去大医院进行就诊，这种趋向性使人才、资金、设备等更趋向于大医院，从而加强了大医院的垄断性质，出现了中小医院的门庭冷落。然而，高水平的医生、医院终究是有限的，医院供给的有限性与医疗需求刚性的矛盾造成了人们看病难的问题。从医院的角度讲，处在市场环境中，自觉不自觉地都会以市场化的行为方式来进行经营。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医院，在面对刚性需求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以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垄断价格来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患者在这一市场交易中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导致药价虚高、以药养医等看病贵问题。
（二）过度市场化导致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
由于医改的不断推进，加之国家对各地区医疗服务投资不均衡，导致一些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或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医疗服务水平相对很差。在农村，由于以家庭为主要单位进行劳动，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由企业、国家、个人三方共同承担个人医疗保障；同时，由于农村市场缺乏吸引力，保险公司很少涉及农村医疗保险业务，这使我国的广大农村缺乏行之有效的医疗保险体系。医疗服务具有外部经济性及社会公益性，加大农村医疗服务投入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忽视对配套制度的完善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讲，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管理体系中存在很多漏洞，如药品价格监管、医护人员激励机制等问题长期存在。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医疗体制改革中，医院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为导致药品价格“虚高”、“以药养医”等问题层出不穷。其次，公立医院缺乏公益性，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较差，无法保障人们的健康权利。再次，从微观层面来讲，医院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造成医疗服务效率不高。特别是医院的微观激励机制不足，医生的技术与收入不匹配，造成医生出于自身利益而开大处方、贵重药。
三、医疗服务的主要经济学特征
医疗服务所具有的经济学特征决定着医疗服务的改革取向。弄清楚医疗服务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才能正确选择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医疗服务的经济学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医疗服务的外部经济性
当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采取的经济行动对他人产生了有利影响，而自己却不能从中得到报酬时，就称为外部经济效应。医疗服务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特别是在传染病治疗等方面，会大大减少其他人得病的概率。
（二）医疗服务的信息不对称性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买卖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相同，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明显占据交易的主动性。在医疗服务中，医生相对于病人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医生为患者开药、进行治疗的安排，完全以医生诊断为依据，患者由于自身专业知识等的相对缺乏，只能按照医生的要求进行用药及各种治疗。“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医疗服务领域大行其道，很容易产生过度医疗等道德风险。
（三）医疗服务的技术垄断性
对于医疗服务来说，地域性的寡头垄断非常普遍。特别是一些高端医疗人才和仪器设备，在一定范围内均被垄断于几家大型的医疗机构当中。患者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往往只求助于这些大医院，而小医院则很少有人问津，因为很多疾病在小医院无法得到医治；或者即使得到医治，但疗效微乎其微，甚至会延误治疗。医疗服务中存在的技术垄断性，使大医院可以通过制定垄断高价，来增加自身的收益。
（四）医疗服务的需求刚性
需求刚性是相对于弹性需求而言的，主要是指商品供求关系中需求受价格影响较小。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而收入弹性较大。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用于医疗服务的支出会显著增大。我国人口众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较多，从而使医疗服务的需求刚性特征更加凸显，并且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
四、推进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正因为医疗服务市场不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卖方具有信息垄断、技术垄断等特殊垄断因素，买方的需求刚性又使患者必须及时得到救治，从而缺乏自主选择性。医患双方地位不平等，患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医疗服务体制改革不能完全以市场化为导向，而是要努力防止医疗服务过度市场化。
（一）以政府为主导，增加政府投入，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目前很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国。英国是较早建立由政府提供绝大部分医疗服务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即NHS）的国家，NHS不仅是英国国民引以为自豪，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医疗服务制度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英国NHS制度非常强调社会公平原则，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承担几乎全部的医疗费用。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在新医改推进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自身实际出发，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
1.增加政府对基层医疗服务的投入，加强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我国很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医疗覆盖率极低，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有限，市场力量不愿过多涉及。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医疗的投资力度，以国家为主导推进全民医疗体系建设，真正实现全社会所有成员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通过社区医院和乡村医院、街道卫生服务站等的建设，使居民能够就近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而中小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门庭冷落的矛盾。在农村中，尽量保证每一个聚居区都有医疗服务人员以解决农村基本医疗问题。
2.加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医疗服务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应发展和壮大公立医院，使其回归公益性质。从更深的层次来讲，公立医院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打破医疗服务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垄断现象，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及可负担性，从根本上消除“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此，增加政府投入，大力发展公立医院，对推进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十分有利。
（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市场成为医疗服务供给的补充手段
对于我国而言，只有政府投入医疗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些国家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药品使用、医疗手段，都需要市场参与。国家对于基本药物、基本医疗救治的提供，不可能包括所有药物和病症，而只能以基本药物等为主。在这些以外，就需要通过市场中的其他药品提供机构、医疗单位来提供。只有通过市场的补充，才能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
（三）实现医疗体系资金来源多元化
资金对一国医疗体系建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单纯依靠市场的方式会使各种费用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商业医疗保险仅在城市比较普及，因此，政府应尽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险制度，这一覆盖不仅能包括城市，其重点更要放在农村。同时，辅之以商业保险，实现我国医疗体系的资金来源多元化。政府应加强对医疗服务资金的监管，逐步解决“以药养医”、“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四）医疗机构应从多维度提供医疗服务，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信息化、网络化建设薄弱。医疗信息网络仅限于医院内部网络，并没有统一的医疗信息数据库和信息共享系统。因此，建立一个包括电子病历系统、药物价格公示系统、医护人员评价系统、远程诊断系统在内的信息共享平台，对我国来说就显得尤为必要。通过这个系统，患者可以查询到各个医院的相关信息，从而逐步消除患者偏爱选择大医院的习惯性心理，逐渐打破医疗服务中的信息垄断、技术垄断。通过这个系统，可以实现患者的远程诊断，使患者就近就医，就近得到专家的各种医治，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五）完善相关配套机制
1.宏观层面，完善药品流通体制，确立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通过各种规范措施，使以国家为主导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价格透明、信息公开；规定指导性用药标准，防范药物滥用，对于违规的情况给予惩罚；通过建立各种相关制度，在诊断和用药过程中尽量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完善监管机制，保障患者的申诉权。只有加强监管，才能保证政府的投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居民在医疗服务方面的福利达到最大化。此外，实行国家药品集中采购、配售、招标、交易，指导药品零售，加强药品价格监管，尽量消除药品价格虚高现象。国家对药品进行定点生产，推行药品专卖制度，由国家对药品的销售实行垄断与专卖，向医院进行统一配售。严格控制药品流通环节，以保证药品价格，降低看病成本。
2.微观层面，完善医护人员的激励机制。应综合医生的医德、疗效、技术等多方面因素来计算医护人员报酬，以医疗服务的质和量为依据确定医护人员薪酬标准，使医生不以开大处方、收取回扣等方式增加自己的收益，从而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降低医疗费用。建立全国性的医护人员工资等级标准，规范医护人员的工资水平。城乡统一编制，参考统一的薪酬标准，实行医务人员在城乡之间轮岗从医，促进医疗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合理流动。
（六）加强医疗服务相关法制建设
法律制度的完善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起到重要作用。医疗纠纷等都需要法律进行约束，从而使人民群众利益受损时能有途径来申诉。应对医疗服务各个领域进行专门立法，使医疗行为有法可依。具体包括：建立医疗行为监管法律法规。尽量消除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强调患者的知情权，保护患者及医务人员双方共同的利益；制定和完善医疗事故仲裁制度，使医患纠纷得以公平解决。只有加强法制建设，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才能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1]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R].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4：16.
这就是医生市场的信号传递(signalling)，最终减少逆向选择问题。信号传递，其实可以理解为激励机制的一个特例，是指使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人)主动说实话。在此，可以借鉴斯宾塞(Spence，1974)劳动力市场模型[9]来解释。同样，医生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有关医生能力的信息不对称，但医生的评级可以向患者传递有关医生能力的信息。患者也可通过搜集其他信息(如等级、学术水平、获取的荣誉等)来判断医生的医疗服务质量。由于竞争的存在，医疗服务质量高的医生也希望让患者知道自己的信息，以便与医疗服务质量低的医生区别开来，获取更多的收入，因此愿意通过向患方展示自身的评级来传递信息。医生积极晋升职称，动机就在于此。也就是说，对任何给定的评级S，能力水平高的医生的医疗服务质量是能力水平低的医生的医疗服务质量的2倍，而给定能力水平，医生评级越高，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令U兹(w,s)是能力水平为兹的医生的效用函数，其中，w是预期医生市场得到的工资。再假定乜U/乜w>0，乜2U/乜w2臆0，乜U/乜s>0，乜2U/乜s2臆0，即：医生市场得到的工资带来正效用，边际效用递减(或不变)；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医生的评级带来负效用，边际成本递增。因为医生晋升等级是需要支出成本的。在这个假设下，在（s,w）空间，可以得到斜率为正且递增的无差异曲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低能力医生的评级成本相对高于高能力医生，即：乜U1/乜s>乜U2/乜s。这一假设意味着，低能力医生的无差异曲线比高能力水平的医生的无差异曲线陡峭，因而两条属于不同能力医生的无差异曲线只有一个相交点（单交叉条件）。
医生的问题是，根据预期得到医生市场的工资w，选择医生的评级s，以最大化其效用函数U（w,s）。在完全信息下，患者之间的竞争使得均衡价格等于医生市场得到的工资，即:w1=y1=s,w2=y2=2s,最优化条件。条件（1）称为激励相容约束或“自选择约束”，是指给定预期的医疗服务价格函数，能力为兹的医生将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评级水平s*（兹）；条件（2）是“参与约束”，在均衡时，患者支付的医疗价格等于对医生服务质量的期望。在分离均衡中，不同能力的医生将选择不同的评级，患者根据医生的评级水平判断其能力。具体来说，能力为兹=1的医生选择s*（1）=s1，能力为兹=2的医生选择s*（2）=s2，且s1屹s2；患者认为评级为s1的是低能力，从而支付服务价格w（s1）=s1，评级为s2的是高能力，从而支付服务价格w（s2）=2s2。但在混同均衡中，两类能力的医生选择相同的评级水平s*（1）=s*（2）=s*，患者不能从评级水平上区别医生的能力，因此，只能支付同一医疗价格w（s*）=0.5s*+0.5伊2s*=1.5s*。对应于不同的医生工资函数，存在着不同的分离均衡，只有一个分离均衡是合理的（见图2）。但是现实生活中，医生市场不存在完全信息，（A，B）还构成均衡吗？假定医生属于低能力和高能力的先验概率相等，令滋（s）=滋（兹=1|s）为患者观察到医生评级s时认为医生属于低能力的后验概率,1-滋（s）是属于高能力的后验概率。那么在非对称信息下，精炼贝叶斯均衡可以定义如下：存在一个预期的医生市场工资函数w（s），一个医生评级水平s*（兹），一个后验概率滋（s）。
二、建议
1援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降低高能力医生发送信号的边际成本医生市场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建立医生信誉、医疗服务质量、医疗费用等数据共享平台，患者在选择就医时可以调用医生过去治疗其他病人的历史数据，那么高能力医生几乎不花成本就可证明自己的医疗服务水平，而低能力医生只能继续改善服务质量，提高业务水平，从而有利于二者的分离。
2援医生市场应体现分离条件的作用，量化分离标准医生市场中，可利用“分离条件”区分医生的能力，如医疗服务价格、医生的学历、职称、患者满意度等。分离标准非常重要，倘若过低，则信号的区分功能不明显，将降低信号的使用价值。此外，分离标准的量化也直接影响信号功能的实现，如果指标的量化比较困难，会导致信号传递的成本增加。
3援实现医生市场化，建立医生个人声誉机制新医改提出医生多点执业，但是还未真正得到推行，医生仍是单位人，因此还需推动医生市场化，由市场决定医生的劳务价格。当放开医生市场时，应建立医生个人声誉机制。声誉是医生自己的无形资产，一旦形成便具有“抵押”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传递信号。乱收费、开大处方、滥检查等导致医生个人声誉受损害，未来收益的损失将完全由医生本人承担。理性的医生为了获得长期收益，取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就会自觉在诊疗过程中约束自己的行为。
【关键词】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现状
一、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结构分析
尽管医疗器械行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知识密集、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进入门槛较高，但进入医疗器械的企业却有增无减。按经济类型分析，2005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医疗器械企业总产值为246.8亿元，占总产值的47.7%；股份制企业总产值为126.2亿元，占总产值的24.4%；国有企业总产值为16.8亿元，占总产值的3.2%；集体企业总产值为8.1亿元，出现了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同时，发达国家的医疗器械企业为了降低制造、研发和临床试验等费用，纷纷在发展中国家寻找加工成本低，又无需转让核心技术的外包业务“车间”。中国目前成为国际医疗器械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区，这也给中国医疗器械企业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机会。中国的医疗器械外包业务可以粗略分为4个部分，即金属配件、塑料配件、电子配件和增值服务，其中，利润最高的金属配件制造和增值服务提供业务增长机会最大。
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医疗器械行业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市场占有率居前六位的省份占全国市场80%的份额，显示了医疗器械行业较高的地域集中度。
在产品布局上，我国病人监护系列产品市场需求量大，机电一体化技术复杂性和加工难度相对而言不大，生产厂家较多。中档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已创建较好声誉，2006年出口数量超过5万台。医学影像设备品种多，生产队伍也大。五大医学影像设备品种中除核医学成像设备PET、SPECT外，都有境内产品上市，多限于中档产品，其中B型超声成像仪器和X射线诊断系统的出口数量接近2.5万台，但B型超声成像仪绝大部分是C、D档次的。临床实验室设备不断出现新产品，有两分类和三分类血球计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血凝分析仪、酶免疫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等。
二、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特点分析
由于我国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政府的积极支持，我国医疗器械市场发展空间广阔，产业发展呈现如下发展特点。
1、经济发展带动医疗服务需求升级，导致健康服务需求显著增加。医疗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使国内外资本投资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速度加快，从而直接导致医械市场需求的增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器械的选用会越来越先进，其产品结构会不断调整，功能更加多样化，市场容量会不断扩大。医疗器械产业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福利的重要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医疗器械产业将会获得更快发展。
2、医院信息化趋势引发医疗器械需求增长。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医疗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是今后医疗管理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会引发对影像化、数字化等高精尖医疗设备的需求增长。随着IT技术的发展及其与医疗技术的结合，造就出许多新的医疗方法。近年来，随着B超、CT、核磁共振装置、直线加速器、超声定位体外震波碎石机、神经电位诊断系统、正电子断层扫描机、伽玛照相机等一批尖端精密医疗仪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医疗器械市场销售额增幅十分惊人。医疗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给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医疗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是今后医疗管理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会引发对影像化、数字化等高、精、尖医疗设备的需求增长。医院信息系统的普遍建立又使得医院有了进一步建立以医学影像存档与通信系统为核心的临床信息系统的要求，占全部医疗信息90％以上的医疗影像信息的处理更是今后医院信息化的核心所在。医院信息化趋势给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据推算，全国医学影像存档与通信系统市场的总需求达2l1.7亿元，如果考虑到由其衍生出的高档影像设备以及其他一些附属设备市场，PACS的市场容量将达到300亿元以上。
3、医疗器械产业向创造高附加值发展。产业的高风险性和高投入性必然需要高回报率来支撑，所以医疗器械产业研发费用的高额投入必然导致医疗器械新产品的高附加值，只有如此，医疗器械企业才能发展壮大，医疗器械产业才能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4、医疗器械产业向相对垄断性发展。医疗器械产品需求的世界性和生产集中性，使医疗器械产品成为世界贸易最广泛的产品之一。由于医疗器械产业高技术、高风险等特征及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使得医疗器械制造业为少数大医药企业所垄断，使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医药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自80年代以来世界医疗器械企业并购重组浪潮愈演愈烈，跨国企业兼并收购进一步加大了市场集中度。
三、中国医疗器械产业面临的问题
医疗器械制造业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它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猛。但由于过度注重持续总量增长，而产生大量结构性矛盾，市场分散、集中度不高且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使我国医药制造业总体水平比较低，国际竞争力弱。当前，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以下诸多问题。
1、医疗器械产业规模结构分散。我国医疗器械企业规模过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使产业竞争力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长期实行一种追求数量增长的外延式粗放型扩张战略，虽然近年来通过兼并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集中度的问题，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7年我国共有医疗器械企业近6000家，在如此多的医疗器械企业中，中小企业占80%以上，而大型企业所占的比例不足5%。产业集中度的严重偏低导致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和潜在生产力难以发挥，使医疗器械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和生产利用率低，市场占有率低，抵御风险能力也偏弱。目前我国在研究、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已大力推行相应的ISO等各项质量管理规范，但由于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整个行业的规模偏小，使企业质量管理体系难以推广，医疗器械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得不到国际承认，很难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2、医疗器械制造业产品结构重复。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企业不仅规模普遍较小，而且长期存在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由于企业多、品种少，大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造成恶性竞争。例如河北霸州一带的民营医疗器械企业就有七八家，但生产的产品同样是技术含量不高的病床及周边产品。多个医疗器械企业重复研制生产同一产品品种会造成医疗器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能源消耗和物资消耗较高，并且污染严重，同时造成各企业分工不足，成本增加，低水平的过度竞争而造成许多效率低下的医疗器械企业出现亏损，最终导致整个医疗器械制造产业的严重亏损而无法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和悲哀的产业内耗局面。
3、医疗器械制造业技术结构落后。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技术结构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生产技术还十分落后，显著地反映在我国医疗器械商品进出口贸易中产品档次不高，专业化程度较低。失衡的进出口产品结构也造成了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出口利润低效益差。4、医疗器械制造业生产结构失衡。创新能力是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其中技术创新的问题最为突出。国际医疗器械市场上产品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依靠创新研究成果来抢占市场垄断地位。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是在50年代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建立的，而国际上50年代和60年代却是医疗器械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这些年来的发展一直走的是以仿制为主的道路，医疗器械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同时由于我国政府对于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政策导向不够，对于医疗器械研发的资金支持严重不足，及风险投资机制和信息市场建设尚不健全等原因，致使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新产品研究缺少鼓励创新机制和宏观环境，因此，众多的医疗器械企业不愿或不能研究和开发新产品，于是把焦点投到了开发时间短、见效快的仿制品种上，使得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新品研发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上。
四、影响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原因
1、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制约了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社会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水平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来估计。我国在20世纪末社会卫生费用约占GNP的5%左右，远低于美国（早在1993年美国已经达到了19%）。现阶段，一方面由于人民消费水平有限、医院经济实力较差，大多数中、下层医院买不起也用不起昂贵的现代化医疗设备；另一方面受国家和企业财力的限制，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医疗器械开发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
2、技术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这是影响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资料显示，我国医疗器械产品的总体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年，主要医疗器械产品达到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不到5%，产品可靠性差、性能落后，市场竞争力弱。即使是中低档医疗器械产品，我们也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以呼吸机为例，产品平均无故障时间仅200小时左右，而国外产品高达3000小时。另外，当今医疗器械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品被仿制的可能性大为减小，竞争壁垒大大提高。相对低下的技术水平，削弱了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竞争力，极大影响着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
3、社会因素。社会因素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比较复杂。诸如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转换、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医疗保健体制的变革、国家政策的扶持等等，这些都影响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制约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将逐步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常健：透视我国医疗器械市场[J].上海生物医学工程，2003（4）.
[2]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2007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年鉴[Z].2008.
[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专业化健康险；卖方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
一、基本医疗保险与卖方医疗市场的博弈
(一)卖方的我国医疗市场
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短缺和布局不平衡，也由于医疗技术的专业性和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所形成的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我国医疗卖方市场的现状。乡镇医疗资源匮乏，城镇医疗诚信缺失。公立医院以乏力的行政框架管理商业化运作的医疗流程。在这样的机制下，医疗工作缺乏执行质量标准的驱动力。比如：合理用药，特别是抗菌素的合理使用，是有严格的规范可循的。但是，因为监管乏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弃标准于不顾的现象还是存在的。目前最有力的监督就是患者或者家属所提起的为数稀少的诉讼。虽然各地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进行了诸多的努力和尝试，但是因为不涉及技术层面，没有从医学专业的角度与医疗行业进行信息对称的博弈，所以难以取得显著成效。
(二)基本医疗保险与卖方医疗市场的博弈
作为社会保障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医疗保险，对医院的医疗行为所进行的有力约束是前所未有的。基本医疗保险的管理手段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医疗卫生管理的限度，它从医学专业层面上对医疗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构，从而制定了从病种定额拨款到药物品种限制，从大病统筹到治疗项目分类给付方式，从宏观管理到微观控制一整套的医疗保障管理机制。这样的管理机制对医疗行为形成了有效的约束。但是，由于没有深入到医学领域的技术底层，医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优势。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医保政策仍然难以抗衡院方的灵活对策。医院可以凭借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对患者进行医疗项目诱导消费，甚至支配患者的医疗项目选择行为。比如，医院提供更多的自费服务项目让患者选择，限制基本医疗保险承担的支付项目的选择，从而达到减少支出增加结余的目的。有些不法的医院甚至对参保病历进行技术处理，从而获取额外的医疗拨款。
此外，医疗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使医院的卖方市场有了获得超额利润的特权，也使基本医疗保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效。当基本医疗保险限定病种治疗金额的上限时，医院就深挖它的下限，使得下限不是零而是负数。在几乎所有的大型医院，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患者办入院手续之前都必须先自己掏腰包进行上千元的检查，在基本医疗保险与卖方的医疗市场博弈的过程中，主动性一直掌握在医院一方。
(三)基本医疗保险对卖方医疗市场的“撞击作用”
我国的医疗事业从局部的公费医疗逐步过渡到局部的基本医疗保险，走过了十余年的漫长的医疗改革历程。媒体上说，医疗改革十余年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也有的说是失败的。客观地看，没有看到凸显的成就不等于没有成就。起码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尽管这个体系还没有覆盖到乡村，但是它的触角已经逐步向外延伸，逐渐有更多的人得到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呵护；尽管这个体系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它的前瞻性和示范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社会健康保障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人们身受医疗保障的庇护却难以叫出个“好”字?最为根本的原因不在医疗保险本身，也不在医院本身，更不在医疗资源紧缺本身。问题的本质在于民众的眼睛无法看懂医术本身，这就是医疗行业中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基本医疗保险本身没有起到平衡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也没有形成使卖方医疗市场地位发生动摇的强大震撼力，它对卖方医疗市场的作用仅仅可以看作是一种引起一定震动的“撞击作用”。这也是当人们审视和评价十几年的医疗改革的时候感到不成功的真正原因。
二、信息不对称在医疗问题上凸显
在信息经济学中，经济主体所享有的私人信息对其理性决策具有重要作用。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道德风险，另一个是逆选择。道德风险的存在直接导致信息不利一方的风险加大，而逆选择同样让信息不利的一方在不觉中做出损己利人的决策。市场只有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而目前我国医患之间的信息是高度不对称的。患者对各种治疗方式的效益与风险的了解通常要比医疗服务提供者少得多。缺乏医疗知识的患者对医生而言，处于明显的信息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一方面给医生带来了“开大处方”等牟利的机会，同时也给患者带来深度的恐慌和信任缺失。
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作为医疗服务供给者的医院，既是医疗活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是医疗活动的获利者。当医院面临自身利益与患者利益的冲突时，牺牲患者利益巩固自身利益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医院采取一系列诱导需求的手段来增加医疗项目或者延长治疗时间从中牟利时，患者可能正在那里真诚地道谢呢。信息不对称使得患者对自己的医疗需求无从判断和选择，只有毕恭毕敬地听从医生的推荐。诱发需求带来的医疗支出的上涨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这种“掠夺式”的医疗服务产生于这样的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前提之下，更会在信息不对称中不断地发生。
信息不对称在医疗问题上凸显，给患者带来了日益高涨的医疗消费，也给医疗保险带来了更大的道德风险。在患者与医院的博弈中，患者难免是输家。在保险公司埋单医疗费用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命运。不过与个人相比，保险公司是更有实力的团队，同时它可能也有能力通过平衡信息不对称来改变博弈中的劣势地位。
三、健康保险的专业化发展所面临的困难
基本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健康保险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健康保险走向专业化发展的道路是保险市场发展的必然。看到我国健康保险的巨大潜在市场，各大保险公司都推出了健康保险产品。2006年仅上海一地就有23家寿险公司和22家产险公司同时销售他们的上百种雷同的健康险产品。总体来看，在市场争夺的竞赛中，老牌的保险公司的优势地位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因为，那些新兴的专业化的健康保险公司正处在起步阶段，它们仅仅完成了“专门化”的过程，还没有来得及打造出专业化的产品和专业化的服务流程。从产品和服务上看，与非专业化的健康保险公司相比，没有“专业化”带来的任何优势。所以目前的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面临着更多的困难。
(一)面临新创公司的一般困难
任何新创公司都要经历走人市场的过程，准客户要经过对公司和它的产品了解、接受和消费这样三个阶段才会成为真正的客户。客户对公司和产品需要了解，既要了解公司的产品，也要了解公司的服务，更要考察公司的信誉度。而这一切对于初创公司来讲比老牌公司有更多的困难。慎重的客户不但要了解目标公司的产品，还要进行横向比较和选择，如果没有更适合自己需求的产品，没有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内涵，客户更会认同老牌公司的产品。
(二)专业健康保险公司还没有体现出真正“专业化”带来的优势
“专门化”不等于专业化，专业化的健康保险市场需要专业化的产品设计、专业化的服务内容和专业化的技术保证。目前市场上健康险产品主要是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性保险和住院津贴等几类保险，这些产品从本质上来说大同小异。从专业健康险公司目前首推的产品来看，也是以短期医疗险和意外健康险为主的。这些险种没有创新，湮没在同质的产品中很难对消费者产生特殊的感召力，加之公司初创，规模和影响力不足，展业会更加困难。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真正生命力就在于它拥有非专业公司不具备的专业化的产品和专业化的服务。
1.产品缺乏和创新乏力
健康险是市民最需要的险种之一，而目前我国的健康险产品研发落后，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只有针对消费者健康保险的真正需求而设计的专业化的健康保险新品，才能成为驱动健康保险市场的动力。健康保险与专业性极强的医疗领域密不可分，它涉及到专业性极强的医学领域的深层知识，也涉及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研究，更涉及到当前的医疗卫生体制和医院的经营和营利模式。而健康保险的经营决不是一张简单的保险合同加上履行合同的医疗费用报销。健康保险更是一种服务——保证健康的服务。因此，健康保障机制是健康保险运作机制形成的基础，也是健康保险新产品研发的基础。而我国目前的健康保障体系是一个近乎独立的王国，保险公司和医疗体系之间没有深度足够的合作机制。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的健康险品种基本上在医院的势力范围之外打转。只有打造出具有专业水平的健康保险新产品才会显示出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优势。
2.管理上没有体现出健康保险的专业优势
健康保险产品不同于一般保险产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作为保险标的的“健康”是特殊的。健康保险产品的定价、营销、核保、理赔、经营风险控制等环节均不同于一般的保险产品，也不同于寿险产品。因此作为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在管理上必须体现出不同于一般保险公司的健康管理水平。这是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可能具备优势的环节之一。而新兴的健康保险公司在短时间内，还不能把健康管理水平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新兴的健康保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难于显现。实践也证明，当前国内新兴的专业保险公司发展缓慢。
3.人才缺乏
在我国，健康保险公司处于初创阶段，人才缺乏是第一大问题。作为健康保险专业公司之所以有生存的空间就在于它的专业化的特征。要想获得专业化的特殊优势就少不了专业化的人才。除了一般的保险人才外，健康保险公司需要与医学专业的深度接触，因此特别需要那些跨学科的专业人才，需要懂保险业务更精通临床医学的人才。从保险人员中培训医学人才不现实，引入资深的临床医学人才到保险公司，可以缩短人才培养周期，加强产品研发的医学技术含量。
4.展业困难
正是由于没有创新的产品，没有急百姓之所急的针对性产品，仅以传统的基础健康保险产品展业，缺乏竞争力是必然的。展业靠产品品质，靠销售渠道畅通，更靠服务作为后盾支持。新兴的专业化健康保险公司如果没有“专业化”带来的优势，那么更不可能有其它优势。不管是老牌的产险公司还是寿险公司都有新兴的健康保险公司所不具备的规模优势、渠道优势和人气优势。没有服务优势是展业困难的又一症结。作为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必须从产品服务上入手，打造出更适合百姓需求的服务流程。
(三)产品的市场认同
和任何商品一样，保险商品也需要市场的认同，而保险商品尤其需要消费者的认同。客户对保险产品的买入仅仅是获得一种对未来风险事件的化解承诺，因此，消费者除关心产品本身的品质以外，更关心的是公司的信誉、售后服务和理赔承诺的兑现。因此，新兴的健康保险公司在产品的市场认同上会有更大的阻力。不过，困难是危机也是生存的契机。打造专业化的健康保险产品和专业化的服务，是健康保险生存和发展的必然。
四、专业化健康险发展的必由之路
健康保险的专业化发展之路要经过三个阶段：公司初创的起步阶段、健康资源整合的进展阶段和稳定发展的成熟阶段。
专业化的健康保险公司，首先要继承现有的健康保险产品，同时还要进行新的专业化的健康保险产品研发和配套服务规程的制定。这一阶段既要逐步打造出一系列健康保险新产品，同时还要整合出一个符合国情的健康服务体系。在相关的数理统计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必然要经历一个艰辛的起步过程。经过一定时期的探索和实践之后，公司的产品品种不断丰富，产品品质逐步提升，最终形成一整套专业化和系统化的产品。
随着产品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也就终止了步履蹒跚的起步阶段，进而转入健康资源整合的进展阶段。这一阶段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要为其产品运营调配社会上的健康服务资源，整合出与产品完全适应的健康服务体系。这一阶段有更多健康资源与保险公司合作，共同构成相互密切合作的健康资源体系，同时从管理上也形成了非常完善的健康管理体系标准。
当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和健全的时候公司便进入了稳健发展的展业期，也就是公司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意味着专业化的健康保险公司的真正形成。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具备丰富的专业化健康保险产品，同时也拥有完善的、专业化的健康服务协作体系，此时，专业化优势会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其它保险公司所经营的非专业化的保险产品的客户群将逐渐转入专业化服务的健康保险公司，最终其它保险公司会逐步退出健康险市场。
五、专业化健康险的衍生职能
当专业化的健康保险公司发展成熟之后，为了实现合理赔付，减少公司的损失，必然要加强医疗行为的监管，因此健康保险公司便衍生出了医疗监理的职能，这一职能是制衡医疗行业不健康发展的重要砝码，是政府行政监督行为所不及的技术补充。
(一)专业化健康险公司有平衡信息不对称的能力
现有的医疗体系是买方市场的医疗体系，保险公司为医疗埋单必然会遇到与基本医疗保险同样的医疗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困扰。因此专业化的健康保险公司必须有平衡信息不对称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打造专业化的健康保险产品的同时，打造一支医疗监督管理的专业化队伍，让他们直接与医疗机构对话，直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健康保险公司可以整合当前的健康检查公司，或者委托第三方健康检查公司实现平衡信息的作用。第三方健康管理公司在为保户提供健康管理的同时，接受保险公司的委托任务，由他们直接和医疗机构沟通医疗相关问题，确保信息相对对称，规避医疗过程带来的道德风险。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必须以平衡信息不对称为重要的规避风险的砝码，把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既维护患者的健康，也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二)专业化的健康险公司能够更好地顺应我国医疗事业发展的需求
在当前我国的卖方医疗市场氛围下，医疗卫生的行业腐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上述的分析也看到了基本医疗保险面对医疗行业现状的无奈。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信息对称的约束机制。医疗产品的购买不同于任何其它商品。作为消费者个人是无力与整个医疗行业抗衡的，连质疑的能力几乎都没有。当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替广大患者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情形就不同了，专业化的健康保险公司有能力平衡不对称的医疗信息，也有能力监督医疗行为的整个实施过程。可以对医疗机构的不合理用药和不科学的治疗方法提出质疑，也有能力制止不合理的医疗行为的发生。可以看出，专业化的健康保险公司在为保户服务的过程中是自身利益的维护者，更是保户利益的维护者。健康保险公司起到在专业水平上监管医疗行为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政府管理行为所不及的。专业化的健康保险服务必将为保户提供越来越周到细致的健康管理服务，提供防病、治病的全程服务。因此，专业化的健康保险是顺应中国医疗事业发展需求的，它所提供的健康服务是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
[1]乔善波.住院医疗费用保险的保险事故研究[J].保险研究2006，(1).
【关键词】医疗器械产业 发展现状
一、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结构分析
尽管医疗器械行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知识密集、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进入门槛较高，但进入医疗器械的企业却有增无减。按经济类型分析，2005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医疗器械企业总产值为246.8亿元，占总产值的47.7%；股份制企业总产值为126.2亿元，占总产值的24.4%；国有企业总产值为16.8亿元，占总产值的3.2%；集体企业总产值为8.1亿元，出现了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同时，发达国家的医疗器械企业为了降低制造、研发和临床试验等费用，纷纷在发展中国家寻找加工成本低，又无需转让核心技术的外包业务“车间”。中国目前成为国际医疗器械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区，这也给中国医疗器械企业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机会。中国的医疗器械外包业务可以粗略分为4个部分，即金属配件、塑料配件、电子配件和增值服务，其中，利润最高的金属配件制造和增值服务提供业务增长机会最大。
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医疗器械行业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市场占有率居前六位的省份占全国市场80%的份额，显示了医疗器械行业较高的地域集中度。
在产品布局上，我国病人监护系列产品市场需求量大，机电一体化技术复杂性和加工难度相对而言不大，生产厂家较多。中档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已创建较好声誉，2006年出口数量超过5万台。医学影像设备品种多，生产队伍也大。五大医学影像设备品种中除核医学成像设备PET、SPECT外，都有境内产品上市，多限于中档产品，其中B型超声成像仪器和X射线诊断系统的出口数量接近2.5万台，但B型超声成像仪绝大部分是C、D档次的。临床实验室设备不断出现新产品，有两分类和三分类血球计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血凝分析仪、酶免疫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等。
二、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特点分析
由于我国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政府的积极支持，我国医疗器械市场发展空间广阔，产业发展呈现如下发展特点。
1、经济发展带动医疗服务需求升级，导致健康服务需求显著增加。医疗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使国内外资本投资中国医疗服务产业的速度加快，从而直接导致医械市场需求的增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器械的选用会越来越先进，其产品结构会不断调整，功能更加多样化，市场容量会不断扩大。医疗器械产业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福利的重要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医疗器械产业将会获得更快发展。
2、医院信息化趋势引发医疗器械需求增长。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医疗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是今后医疗管理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会引发对影像化、数字化等高精尖医疗设备的需求增长。随着IT技术的发展及其与医疗技术的结合，造就出许多新的医疗方法。近年来，随着B超、CT、核磁共振装置、直线加速器、超声定位体外震波碎石机、神经电位诊断系统、正电子断层扫描机、伽玛照相机等一批尖端精密医疗仪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医疗器械市场销售额增幅十分惊人。医疗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给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医疗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是今后医疗管理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会引发对影像化、数字化等高、精、尖医疗设备的需求增长。医院信息系统的普遍建立又使得医院有了进一步建立以医学影像存档与通信系统为核心的临床信息系统的要求，占全部医疗信息90％以上的医疗影像信息的处理更是今后医院信息化的核心所在。医院信息化趋势给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据推算，全国医学影像存档与通信系统市场的总需求达2l1.7亿元，如果考虑到由其衍生出的高档影像设备以及其他一些附属设备市场，PACS的市场容量将达到300亿元以上。
3、医疗器械产业向创造高附加值发展。产业的高风险性和高投入性必然需要高回报率来支撑，所以医疗器械产业研发费用的高额投入必然导致医疗器械新产品的高附加值，只有如此，医疗器械企业才能发展壮大，医疗器械产业才能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4、医疗器械产业向相对垄断性发展。医疗器械产品需求的世界性和生产集中性，使医疗器械产品成为世界贸易最广泛的产品之一。由于医疗器械产业高技术、高风险等特征及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使得医疗器械制造业为少数大医药企业所垄断，使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医药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自80年代以来世界医疗器械企业并购重组浪潮愈演愈烈，跨国企业兼并收购进一步加大了市场集中度。
三、中国医疗器械产业面临的问题
医疗器械制造业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它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猛。但由于过度注重持续总量增长，而产生大量结构性矛盾，市场分散、集中度不高且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使我国医药制造业总体水平比较低，国际竞争力弱。当前，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以下诸多问题。
1、医疗器械产业规模结构分散。我国医疗器械企业规模过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使产业竞争力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长期实行一种追求数量增长的外延式粗放型扩张战略，虽然近年来通过兼并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集中度的问题，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7年我国共有医疗器械企业近6000家，在如此多的医疗器械企业中，中小企业占80%以上，而大型企业所占的比例不足5%。产业集中度的严重偏低导致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和潜在生产力难以发挥，使医疗器械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和生产利用率低，市场占有率低，抵御风险能力也偏弱。目前我国在研究、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已大力推行相应的ISO等各项质量管理规范，但由于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整个行业的规模偏小，使企业质量管理体系难以推广，医疗器械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得不到国际承认，很难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2、医疗器械制造业产品结构重复。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企业不仅规模普遍较小，而且长期存在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由于企业多、品种少，大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造成恶性竞争。例如河北霸州一带的民营医疗器械企业就有七八家，但生产的产品同样是技术含量不高的病床及周边产品。多个医疗器械企业重复研制生产同一产品品种会造成医疗器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能源消耗和物资消耗较高，并且污染严重，同时造成各企业分工不足，成本增加，低水平的过度竞争而造成许多效率低下的医疗器械企业出现亏损，最终导致整个医疗器械制造产业的严重亏损而无法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和悲哀的产业内耗局面。
3、医疗器械制造业技术结构落后。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技术结构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生产技术还十分落后，显著地反映在我国医疗器械商品进出口贸易中产品档次不高，专业化程度较低。失衡的进出口产品结构也造成了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出口利润低效益差。
4、医疗器械制造业生产结构失衡。创新能力是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其中技术创新的问题最为突出。国际医疗器械市场上产品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依靠创新研究成果来抢占市场垄断地位。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是在50年代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建立的，而国际上50年代和60年代却是医疗器械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这些年来的发展一直走的是以仿制为主的道路，医疗器械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同时由于我国政府对于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政策导向不够，对于医疗器械研发的资金支持严重不足，及风险投资机制和信息市场建设尚不健全等原因，致使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的新产品研究缺少鼓励创新机制和宏观环境，因此，众多的医疗器械企业不愿或不能研究和开发新产品，于是把焦点投到了开发时间短、见效快的仿制品种上，使得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新品研发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上。
四、影响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原因
1、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制约了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社会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水平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来估计。我国在20世纪末社会卫生费用约占gnp的5%左右，远低于美国（早在1993年美国已经达到了19%）。现阶段，一方面由于人民消费水平有限、医院经济实力较差，大多数中、下层医院买不起也用不起昂贵的现代化医疗设备；另一方面受国家和企业财力的限制，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医疗器械开发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
在全球共同探讨精准医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临床医学检验中心(第三方医疗机构)得到了政府政策性的支持和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从而取得了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同时，自2009年中国政府深化新一轮医改工作的启动，医疗信息化逐步成为新医改四梁八柱中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探索建立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努力实现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其中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在建立以电子病历为基础的一体化医院管理系统以及融入远程会诊功能，并取得了成效。这种利用信息系统以及现代化的通信技术，使各种医疗资源、医疗机构相互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用最大化的一种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近年来，第三方独立医学检验所与以大型综合医院检验科为基础构建的临床医学检验中心的新模式开始涌现，如以上海松江区中心医院检验科组建的区域临床检验中心和以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检验科组建的市立医疗集团临床检验中心等 为例。这一新模式可以达到优化医疗资源、提高效率、减少重复检查等效果，在区域内解决检验结果互通互认问题。
1 临床医学检验中心概况
临床医学检验中心是基于大型综合三甲医院检验科或病理科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又区别于医院检验科或病理科，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服务性组织。其主要为本区域内其他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临床医学检测服务、技术支持和科教工作。主要设置功能检测有急诊室、临检室、生化免疫室、细胞室、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实验室、细菌室、结核室、感染性疾病检验室和分子病理实验室等，通过市场化运作参与到医疗服务之中，为临床提供一体化精准诊疗方案。
临床医学检验中心的专业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既降低了中小医疗机构因建设检验实验室、购置检验仪器和引进检验人员等而产生的经营成本，又能服务于更多患者。同时，临床医学检验中心的建设是完善医疗服务体系、降低医疗开支、提高医疗技术的重要举措，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临床医学检验中心的竞争状况
目前，临检中心主要是面向本区域内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临床样本的医学检测服务，即开展技术服务外包合作，优势互补，将基层医疗机构内一些样本量少、成本高、检测周期长的特殊检验项目外包给临床医学检验中心。
中国在第三方医学独立实验室方面，起步较晚，发展迅速。在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医学实验室成立于1994年的广州金域医学检测中心，它是由广州医学院、广州市金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和广州生物工程中心三方共同出资设立，是我国最早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进入医学检验市场的独立实验室。2000年后，广州中山大学达安基因、杭州艾迪康、浙江迪安医学检验、上海美众、宝藤生物等医学独立实验室相继成立。至2005年，已有广州金域、达安基因和艾迪康三家规模相对较大的医学独立实验室开始尝试全国连锁经营模式。2009年我国医学诊断收入近1000亿元，医学独立实验室收入为10亿元，仅占医学诊断收入的1%左右，与美国超过30%的份额相差甚远。由此可见，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医学检验外包是未来的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预计，2018年国内医学独立诊断实验室将有10倍以上的增长空间，未来发展前景诱人。
由此，金域、达安、艾迪康和迪安等企业通过在各地设立第三方独立临检所，自建业务团队向各级医院提供检测服务，对临床医学检验中心有着一定的市场冲击。
3 当前临检中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3.1 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匀
受到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仍然存在着分布不均的现象。在很多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医学检测机构设置重复，人员关系错综复杂，医学检验队伍力量分散。而部分经济落后地区的医疗机构，特别是乡镇一级的基层医院检验实验室条件简陋，检测设备和仪器得不到很好地更新和添置。甚至有的实验室布局不合理，缺乏长远计划，也不符合安全防护要求。
3.2 缺乏相对应的管理规范
我国临床医学检验中心出现的时间短、数量少，因此也缺乏相对应的管理规范和临床准入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不够专业的临检所融入市场，提供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检测项目和检测技术。该类企业在没有建立有序的竞争市场机制情况下，恶性低价竞争，扰乱医学检验服务市场。如此，最终受害的仍然是患者。
3.3 未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发展受限
目前，国内第三方独立医学检验所和临检中心已有的项目中大多数未纳入医疗保险制度体系，不在报销范围内，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整个行业的发展受限。另外，与大多数行业不同的是，临床医学检验服务还是一个高投入、长回报的行业。如果没有国家医疗保险的支持，检测项目很难大众化地推向市场，对企业长期发展也受到限制。
3.4 检验人员综合素质较低，缺乏与临床的有效沟通
近几年来，虽然临检中心实验室条件和硬件投入改善很多，但是检验人员的综合素质仍存在一些问题，缺乏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尤其是市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的检验人员普遍存在教育水平低下、知识陈旧、不善于思考和临床思维惰性化等现象，从而跟不上临床检验医学的自动化、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和科研与临床的相互转化的发展。
4 临检中心未来发展对策建议
在积极响应国家对发展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的相关政策同时，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服务营销组合7Ps策略中所提示的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人(People)、过程(Process)、有形展示(Physical Evidence)为我们找到了方向。我们结合临床检验中心发展状况和市场环境，需做好以下工作，促进医学检验对临床诊断、治疗和预后监测的支持。
4.1 构建区域临检中心协同医疗平台，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可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在本地区大型综合三甲医院检验科或病理科基础上建设临床医学检验中心，即成立开放型的地区或城市甚至跨地区和跨城市的临床医学检验中心，方便区域内医疗数据调用和共享、减少患者重复检查的费用和提高政府部门对医疗卫生的监管效力。其优越性在国外已得到证实，且有部分独立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开始实行股份制，进行商业化、企业化管理。
4.2 构建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
目前，国内大多数独立第三方检验所正在按照ISO15189《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标准逐步建立和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同时还有部分临检中心通过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OLLEGEOF AMERICAN PATHOLOGISTS，CAP)质量管理认证，这将促使临床医学检验中心健康发展。
4.3 加强高水平、专业化医学检验人才队伍建设
临床医学检验中心需要具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检验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且能在各级医疗机构从事医学检验及医学类实验室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如此，临检中心可以根据岗位需求与医学院校合作制定医学检验人员培养方案，积极参与教学，培养符合临床医学检验中心需要的人才，从而可以大幅度提升检验人员的综合素质。
4.4 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点
随着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层面提出未来要构建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服务模式(PCIC)，围绕居民及其家庭的医疗健康，通过正式的上下协作、优质的医疗数据、供方之间以及医患之间的数据共享、患者积极主动参与等方式有效组织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与二、三级医院实现服务一体化，将疾病预防、检测诊断、治疗和预后监测等医疗服务相结合，为患者提供综合全面的服务体验。所以，我们要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联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建区域医疗联合体。这样才能更好地有助于公司建设、扩宽营销网络，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先机，占领更大的第三方医学检测市场份额。
4.5 合理利用公众传媒，塑造良好品牌形象
通过对新一轮医改政策的宣传，加强在电视新闻、学术报告和会议等相关媒体上报道临床医学检验项目，积极参与、赞助医学相关的学术活动或社会公益事业，增加社会公众对临床医学检验中心及其相关检测产品的认可度和信任度。
4.6 持续性保持硬件实力，做好有形展示
作为独立第三方医学检测机构，检测质量依然是临检中心的生命力和核心竞争力。伴随着医学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心应合理利用目前已拥有的先进检验技术平台和相关设备，在同行业保持竞争优势。同时，通过服务环境，如公司各医学检测实验室、客服接待中心和专家远程会诊中心等外部装饰的更新，全面展现公司服务理念。
5 总结与展望
一个明显的亮点是，作为国家层面的纲领性文件，新医改方案不仅明确了医疗信息化对于医疗改革进程的重要性，并且作为二十四条意见其中之一，单列出来。这是史无前例的。
事实上，在这部被看作为“四梁八柱”的改革方案中，医疗信息化就是其中的“一柱”。
根据《意见》，我国将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医药卫生四大体系，建成四位一体、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同时，还将完善医药卫生的管理、运行、投入、价格、监管等机制，其中之一便是“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
在北大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何雨生看来，整个医改方案就是一剂汤药，信息化作为这剂汤药中的重要配方，它的表现可以说直接决定汤药的疗效。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信息是，未来三年，国家将投入8500亿元用于推动医疗改革，这对医疗信息化的推进，无疑又是一场及时雨。
很多人开始思考，8500亿将有多少指向信息化，各级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又该如何规划，电子病历、公共卫生网络、医生工作站……哪些内容将会成为重点建设内容。
不管怎么说，医疗信息化都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局面。
新医改 新机遇
如何从医疗信息化的角度解读新医改方案，未来几年，医疗信息化将迎来怎样的机遇?
最近这段时间，卫生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高燕婕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打电话“骚扰”她的人不是来自卫生行政系统的同行，就是各大医院的信息化专家，再有就是各个密切关注医疗信息化发展动向的媒体记者。
原因很简单，2009年4月6日，酝酿多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终于。在这部被形象地称为“一顶、四梁、八柱”的医改文件中，信息化内容作为二十四个章节之一，被史无前例地“单拎”出来，成为其中“一柱”。
作为国家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医疗信息化内容以如此的形式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未来几年，医疗信息化建设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哪些方面将成为建设重点，各级医院该如何规划自己的IT建设，相关的IT厂商该从何处寻找机遇。
面对这些困惑，作为医疗卫生部门信息化建设领域的“老人”，高燕婕自然成为各方寻求信息解读的重要人物。当然，除她之外，来自医疗信息化各条战线的人也在做着各自的解读尝试。
为医疗信息化“正名”
“新医改方案中的五项改革目标，无一能离开信息化的支持。”对于《意见》将信息化“单列”出来的意义，高燕婕告诉记者，“信息化所能发挥的作用，将促进各地区卫生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围绕医改目标的业务流程的变革，为全国范围内的信息资源集中共享，逐步奠定基础。”
在高燕婕看来，医疗信息化的推进可以将过去被动式的医疗服务转变为主动式服务，包括实现病人网上预约、手机挂号、网上医疗咨询；主动提供常规医疗保健服务；给病人提供就医保健指导，合理分流患者；延伸医疗服务供应链，合理利用和选择医疗服务资源；实现前医疗、中医疗、后医疗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规范经济的医疗服务流程。
如果把视角转换到基层医院的信息中心主任，他们对此颇感欣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信息中心尚邦治表示，《意见》把信息化单独提出来，这不仅体现了信息化对于未来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政府已从全局的发展角度加强了对信息化的认识，开始进一步重视起来了。
北医三院信息中心主任沈韬的观点则更显感性，在他看来，此次《意见》的出台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给医疗信息化“正名”。在此之前，医疗信息化建设大都是从医院自身的需求出发，自筹资金自主建设，国家层面并没有给予明确的态度。如今，举国关注的新医改《意见》明确了医疗信息化的发展方向，这显然是一种进步，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政府对于医疗信息化不同以往的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开始明确给予医疗信息化一个‘名份’了，从以往的‘没名没份’到如今的‘有名有份’，这种进步是值得欢欣鼓舞的。”
“每家医院是信息采集单元”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信息化建设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固然重要，如今又把其定位于新医改实现的支柱之一，但其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在以往的讨论中，各个奋战在医院信息化建设一线的人们，都很明白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对于提高医院运行效率和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差错和就医成本，存在直接的促进作用。HIS(医院信息系统)、LIS(检验信息系统)、PACS(医疗影像系统)、门诊系统、住院系统、医生工作站……各种信息系统的应用已经或多或少地在全国各级医院逐步完善起来。
但是，当脱离单独的医院本身，把视角拔高到区域范围内，或者国家层面的话，医疗信息化建设对于新医改的价值又“别有一番风景”。
最近，尚邦治参加了一次由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召开的关于近期流感事件的会议，其中，在谈到信息化对于医疗行业的重要性时，卫生局的某位专家就拿流感事件当作例子，解读了这“别有的一番风景”。
为了应对全球爆发的猪流感疫情，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全面启动了传染病疫情报告网络，从机场到车站再到港口，各个出入境口岸都严格监测，发现任何发烧发热症状的病人，立刻上报国家监控中心。同样，全国各大医院也严阵以待，紧密监测任何发烧发热症状的病人情况。
当所有这些病情监测信息汇总后，政府就可以掌握全部的形势走向，并作出针对性的决策部署。试想，如果没有这些信息网络，散落各地的病情信息就无法有效采集，也无法及时汇集，从而无法从全局角度判断病情发展，不能做出有效的决策。
“所以，信息化对于整个医疗改革的价值，在于让每家医院成为一个信息采集点，不仅服务于医院内部，更重要的在于服务社会全局，发挥协同整合作用。”尚邦治如此强调。
事实上，如果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医疗信息化服务社会全局、发挥协同整合作用的背后，体现的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老大难问题。而这，恰恰又是新医改的总体目标所在。
北京市公共卫生信息中心主任琚文胜介绍，从医生角度说，信息化手段可以改变过去手工纸质的就诊流程，不仅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而且减少医院的医疗事故、提高医疗质量；从医院领导角度说，来自基层的医疗信息有助于调整医院的运行管理，促进医院更好更优的发展。
比如说，当把全年某个病种的就诊信息汇总后，院领导可以分析出具体某个病种大概花费多少钱，如果费用出现异常偏高情况，就可判断是否哪个品种的药物使用过度、过频，这样不仅可以监测医生、 医院的运行情况，还可及时使做出调整，从而降低病人的就医成本。
从地区卫生行政部分角度说，可以分析判断出本地区哪些病种是长见病、多发病，如果出现某个病种突然异常，则可预警是否有传染病出现，或者是否存在带有普遍性的影响人们生活健康的因素，这样其实可以减少社会整体的医疗成本；从国家层面说，又可把人们的病情信息进一步扩大范围，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判断预警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然后做出有效决策，比如是否需要发放口罩，是否需要向社会公告等，从而把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减到最小。
8500亿有多少惠及信息化?
8500亿，这是解读此次《意见》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关键词。
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在未来三年间，各级政府预计将投入8500亿元，平均每年约2833亿元。在很多人眼中，这是新医改方案中最引人注意、最让人兴奋的一条。
作为支撑“四梁八柱”力量的其中一柱，医疗信息化建设自然包括在8500亿将要惠及的范围内。不过，很多人都在进一步询问：8500亿中，有多少比例的投入会用于医疗信息化建设中呢?
目前，很多人都在尝试着解读。根据IDC咨询分析，2008年我国医疗整体IT硬件、软件与服务市场投资规模已达80亿元左右，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120亿元，而2007～2011年，我国医疗行业信息化投资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达到17％。目前，在国内近3万所医院中，有75％的医院已建或正在建设HIS系统，而在“十一五”期间，将有70％以上的医院基本实现信息化管理，市场需求总量将可能达到两百亿元。
相关的IT厂商更为积极。一直关注医疗市场的东软集团首席运营官卢朝霞就认为，未来三年医疗机构信息化的投入将高达100～160亿元。国际IT巨头IBM公司则预计，新医改将产生至少15亿美元的软件支出。而甲骨文中国一位中层管理人员则表示，过往国有企业在IT信息化的投入，一般只占总体投入的0.6％～0.8％。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估算，8500亿元中大概只有65亿元用于信息化投入。
而对医疗信息化行业的人来说，他们则相对更为谨慎，但内心又更为迫切。沈韬告诉记者，虽然国家明确将在未来几年投入8500亿到医改中，但具体有多少是细分给医疗信息化建设的，却并不明确。
过去到现在，医院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基本都是医院自筹，政府给予的支持非常少，当大家都期盼着政府会从8500亿中拿出多少支持信息化建设时，不免又有些期待。
事实上，新医改中提出的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医疗共享平台等内容，每个都是复杂而浩大的系统工程，相应的资金投入是必不可少。
在琚文胜看来，虽然没有明确8500亿中有多少细分给信息化部分，但是，这8500亿投入将会起到一个放大和带动的效应，在这8500亿带动下，各个地方政府、社会机构等可能会跟随做相应的资金投入。从这个角度说，接下来的医疗信息化建设，总是值得期待的。
IT厂商顺势而起
对于IT厂商而言，新医改意见的出台以及8500亿的巨大投入，无疑是块值得憧憬的巨大蛋糕。事实上，跟随《意见》的出台，许多厂商也开始顺势而动了。
4月8日，也就是新医改方案公布之后的第三天，IBM软件集团全球销售总经理Robert LeBlanc亲自来到北京，与IBM中国开发中心共同宣布成立“IBM医疗行业解决方案实验室”，并公布了IBM智慧医疗系列解决方案。
据悉，IBM此次“应时应景”推出的一系列医疗解决方案，主要面向区域医疗卫生和大型综合性医院集团，内容包括区域医疗信息网络、CHAS临床科研信息整和平台、医疗协同平台、基于云计算网络环境的智慧医疗等。与新医改的目标同向，IBM的这些方案旨在以信息化推进医疗患资源的优化流动，助力新医改扎实启动，从而构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医疗体系。
随后的4月19日，东软集团在深圳也高调了面向“新医改”的医药卫生全面解决方案。早在今年二月份，东软就已成立了“东软医药卫生业务发展中心”，紧密跟踪医改新动向。此次新推出的解决方案以“服务医改，惠及民生”为宗旨，以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和卫生数字字典为标准，形成覆盖医疗卫生信息化全过程的系列解决方案。
其实，除了IBM、东软之外，英特尔、微软、甲骨文、思科、用友软件等IT厂商也已经或正在实施自己对于新医改营造的广阔市场的投入。
由于《意见》中重点提到农村区域医疗体系的建设，因此，县级中心医院和乡镇医院可能成为信息化的重要战场。赛迪顾问分析师张华认为，目前全国有29000多家乡镇医院以及5000家县级中心医院，因此，新医改创造的信息化市场，大概超过75％的份额都将集中在县及乡镇医院。
一直以来，在医疗信息化领域，大型医院等高端用户常常青睐国际巨头厂商，国内企业则占据着中低端市场。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由新医改营造的巨大市场中，国内外厂商将迎来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竞争局面。
未来需求有哪些
虽然各大IT厂商已经为新医改有所行动，但对于各级医院来说，下一步信息化建设的需求到底在哪些方面，搞清楚这点，才能做到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
“既然国家已经明确了信息化作为医疗改革的手段支撑，那么，从医疗行为的监控，到医疗数据的采集，再到医疗质量的提高，信息化手段都将得到进一步完善。”沈韬告诉记者，“作为新医改的三大要点，建立居民健康信息档案、医疗信息共享平台以及区域医疗体系的背后，将给信息化建设带来巨大推动作用，其中关键之一，就是带动各级医院的数据中心建设。”
比女口，社区、农村医疗单位IT建设将是热点之一。社区、农村将是目前国家实施基本医疗的主体，也是新医改的重点。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居民就诊就医模式，减轻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解决“看病难”问题。
另外，电子病历的普及和完善也是重点。目前，电子病历大致处于“病历电子化”阶段，接下来，如何让电子病历更好地为临床系统服务，其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都将需要进一步的升级完善。
还有，集成共享医疗系统将是突破点。实现医院间的资源共享，需要规避现存的“信息孤岛”，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一套数字化管理信息系统，因此，大量的系统集成、各种异构平台的整合将是重要建设方向。
总体而言，新医改已经明确了未来的医疗卫生发展方向，给出了8500亿元的巨大蛋糕，接下来，就看各级医疗机构如何从自身的现实情况出发，逐步有效地推进信息化建设，同时，无论是硬件厂商，还是软件厂商，也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为健康设立“守护人”
生事件更是如此。
“健康孤岛”需要整合
“目前，虽然各地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计划明显提速，但是，以社区为单位的电子健康档案就像一个信息孤岛，如何把这些孤岛整合起来，才是成功建立健康档案的关键所在。”尚邦治表示，“而整合过程中需要面临的困难将是艰巨的。”
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不仅仅是把各种有关居民健康的信息电子化，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把各种健康信息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监测，从而为有关决策提供辅助。
因此，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至少面临以下四方面困难：一，尽快明确健康档案应该包涵的内容以及电子化的技术标准，从而为整合共享打下基础；二是健康档案由于记录有病人的众多历史信息，如何从技术和立法两个层面，确保公民隐私的安全保护和信息的合理使用；三是从信息技术角度看，健康档案建立后的海量信息，将以何种方式来实现数据的有效存储和稳定运营，使之真正支撑业务系统的需要。这其中，包括数据中心的建立，数据存储体系及备份方案的制定，都将是确保健康档案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四是建立如此庞大的信息系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从目前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来看，是否会出现地区间居民健康档案的“贫富分化”。
据了解，北京市近期将选取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对其现有网络进行系统改造，统一健康档案的标识、目录索引、数据采集方式。实现试点所辖社区卫生管理系统的数据集中存储，统一展示，即让原本存放在各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静态档案“流动”起来。
而深圳市则是将原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单机版的信息系统统一转换成网络版。目前，已将3家试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卫生服务信息上传到该市卫生局信息中心的数据中心，以此为整合应用的共享平台。
医疗共享“走在路上”
在区域医疗、社区医疗的快速推动下，医疗共享又将迈向新的台阶，背后支撑运行的信息化建设也将迎来新的局面。
2009年4月17日，也就是新医改方案出台后的第十天，北京市卫生局召开了2009年医政工作会，会议部署了北京公立医院改革规划，拟按照区域医疗共同体思路，重新整合全市医疗资源。
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邓小虹表示，一级基层医院、(区级)二甲医院，三甲大医院等已成患者就医“导航”的传统标准，该标准将随着北京医改进程逐渐淡化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在北京城每30万～50万人口的居住区，由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几家专科医院、护理院和康复院为主要元素，组建区域医疗服务中心。
显然，这与新医改方案中强调建立区域医疗体系，推进医疗共享平台遥相呼应。
“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长久困扰人们的难题正是新医改方案所要解决的，而推进区域医疗体系的建设，实行医疗资源共享，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然而，在一些城市的一些社区，居民的普通感冒等小病，以及一些老年人慢性病的开药等就医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但社区医院的信息化还只停留在结算和药房管理上，医生仍需要用手写的方式完成处方笺和居民健康档案的填写。
如此情况下，这些病人的健康信息就无法与大医院实现共享，那么，双向转诊就可能不会顺利，重复检查还会无可避免。
这其实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信息化手段在深化医疗共享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区域医疗建设的步伐全面加快的今天，信息化建设又将该如何跟进呢?
“盘活”医疗资源
“全国人民奔协和，有病就去三零一”，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看病就医这件事总保持一个“二八状态”。根据卫生部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中国门、急诊人次达50.1亿，次均就诊费用为169元。中国13.3亿人口一年共有8466.9亿元门、急诊支出。这其中，80％的患者都是去大医院看病，只有20％到社区医院看病。这就是所谓的“二八状态”，“看病难，看病贵”也因此形成。
所以，如何共享医疗资源，实现优化配置，被看作是破除“二八状态”的理想选择。因为，大病去医院，小病到社区，在实现双向转诊的前提下，大医院的患者数量就会分流，从而缓解人们的看病难问题。同时，既然实现双向转诊，患者的病历记录、检验结果、用药情况等信息就可以充分共享，这样既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也降低了患者的看病成本，解决了看病贵问题。
理想的选择背后总需要现实的路径，医疗信息化的配套建设至关重要。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包罗教授介绍，按照医疗信息水平划分，医院信息系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财务核算为中心的管理信息系统阶段，第二阶段是以医生工作站和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临床信息系统阶段，第三阶段是以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的区域医疗卫生服务阶段。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已开始从以财务管理为主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临床信息系统支持为主的第二阶段，并逐步实现“以收费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的数字化医院转变。
此前，很多城市已经在推行病历“一本通”，通过各家医院间的互联互通，衔接诊断和治疗结果，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减少病人的医疗费用。但是，在电子病历被广泛应用的今天，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不同医院要想全面共享病人信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拿最简单的病人ID来说，有的医院的男／女用M/F表示，有的医院用0/1表示，不同的表现形式往往给医疗共享带来想象不到的麻烦。
同样的情况在“地小人少”的新加坡就不一样了。去年底，新加坡已经明确宣布，新一代全国电子病历系统将在2010年全线推出。届时，新加坡的患者踏进公共医院、综合诊所和专科中心，医生都可以从中央数据库中调出病人资料。通过全国电子病历系统，医生不仅可以全面掌握病人接受过哪些治疗及化验结果，而且还能协助医生制定全方位的疗程，减少配药错误，提高治疗效果。
而对于区域医疗共同体来说，医疗共享大多是建立在大型综合医院与社区卫生医院之间，通过把大型医院已见规模的信息系统延伸到社区，比如医生工作站，病人信息集中存储到大型医院的数据中心，如此形式的医疗共享避免了许多技术壁垒，显得相对较容易。
“厦门模式”率先成型
自2005年开始建设，2009年2月28日正式起用的“厦门市民健康信息系统”，则是以区域医疗名义实践医疗共享的典型范例。
“目前，全市86％的医院(共36家)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通过病人一卡通，调阅市民电子医疗档案，做过什么检查，用过什么药，曾经有过什么病史，各家医院的医生都可查阅。”厦门市第二医院网络中心主任伊桂林表示。
据了解，厦门市民健康信息系统是由厦门市卫生局统一规划部署，利用信 息化手段在全国率先成功建立的一套比较完善的市民电子健康档案系统。作为一个区域医疗信息共享平台，该系统内容涵盖了每个市民完整的就诊信息和体检信息等健康档案记录、妇幼保健数据档案、城市公共卫生数据档案，以及区域医学影像四大部分。
由于厦门全市医院已经实现了就诊卡一卡通，因此，通过市民健康信息系统这个平台，市民凭借自己的市民健康卡(或社会保障卡)，在系统范围内医疗机构均能以“一卡通”的方式刷卡进行诊病、体检、保健等。
同时，该系统将患者的医疗保健活动完整地记录下来，保存到市民健康信息系统的中央数据库中，成为组成该市民全面的记录一生的健康信息档案的一部分，还可实现各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实现部分检验结果的共享，为避免重复检查和用药提供技术支持，也有利于医生了解病人的就诊信息。
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上网查询自己的体检情况和就医情况。对于病人而言，通过该系统，可直接提高诊疗质量和诊疗效率，缩短病人治疗时间，减少诊疗费用。
由于这个健康信息系统是以第三方数据中心集中存储管理，区域内的几十家医院全部通过网络互联互通，这样的话，不仅避免病人档案的丢失，还可避免携带大量病历资料及检查报告、胶片等四处奔波和重复检查。
从“1+X”模式开始
应该说，“厦门模式”产生的效益是实实在在的。不过，“由于厦门地方小，医院少，加上政府主导实施，医疗共享自然要顺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尚邦治表示，“同样的事情如果拿到北京来做，未必就有那个效果了”。
因为，医疗共享除了需要信息化的技术层面支持外，配套的管理机制也必不可少。道理很简单，患者如果在A医院做完了检查，然后拿着结果到B医院就诊，B医院势必面临一定的利益损失。
“和国外不一样，中国的医院即便大小不一，但每家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疗共享难免遭遇利益平衡的问题。”尚邦治表示，“尤其北京的医院有部属的、校属的、区属的、市属的以及部队的，不同属性的医院有其自身的管理单位，如果要医疗共享，面临的协调障碍无比艰难。”
因此，北京市在推进医疗共享过程中，首要以区域医疗共同体建设为主要内容。2007年，北京市西城区启动区域医疗项目，该项目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主，整合该范围内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从最初的展览路和德胜门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两个成员，到如今共组建了13个专家团队、建立了13类疾病的诊疗标准和就诊规范，社区医院成员还在不断增加。
在专家眼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这种医疗共享模式被称为“1+X”。“1”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X”指西城区下属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而这背后，是西城区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信息平台在发挥作用。由西城区卫生局牵头，建立了跨医院、跨社区的医疗服务资源管理机制，在技术上实现了各医疗机构之间的业务流程整合、跨系统的医疗信息共享与交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刘帆介绍，通过这个信息平台可以实现基于医疗卫生实现双向转诊、预约医生、预约检查、检验检查报告共享、处方、健康档案共享、视频会诊中心、急诊绿色通道等功能。
据了解，“1+X”模式只是该共享平台的一期工程。2009年2月，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二期平台”试图把该模式推广到护国寺中医院、肛肠医院、丰盛医院以及平安医院4所二级专科医院和7个中心、4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也就是说，在原来三甲医院加社区服务站的基础上，再融入二级专科医院，把医疗资源共享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同时，实现从“一点对多点”到“多点对多点”模式的转变。
“数据中心”全面启动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政府主导的“厦门模式”，还是大型综合医院主导的“1+X”模式，随着区域医疗体系的不断完善，医疗资源共享逐步深化，背后支撑运作的数据中心将成为信息化建设的重点。
因为在区域医疗体系中，医疗共享实质上是医疗文档的共享，而医疗文档的共享就涉及到数据的存储及管理。在不同模式的医疗共享体系中，医疗数据如何存储，存储在哪里，怎样管理，这是让医疗共享发挥实效的关键所在。
在业内专家看来，目前已经出现有三种实现形式：一种是完全集中，即把共享数据全部集中到区域数据中心；第二种是分布式存储，即提供的共享数据依然存储在各个医疗机构，只不过这种共享数据是经过以就诊者为中心集成后的归档数据；第三种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即医疗数据仍然存储在各个医院自己的数据中心，但将一部分主要表明区域医疗协同运行状况的、查询统计使用频度较高的数据集中到第三方数据中心，通常这种数据中心由区域内的卫生行政机构建设管理。
据伊桂林介绍，目前，厦门市政府正在着手把以前设立在市卫生局的数据中心迁移到市政府信息中心，同时，由于医疗影像的数据量增长迅速，还将重点完善数据中心的存储系统。
另外，类似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建立的以大医院为中心的医疗共享系统，其基本模式大都是在某大医院或地区的中心医院建立一个数据中心，外联若干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通过网络直接享受大医院的医疗资源，如远程挂号预约、远程会诊、“上传下送”服务。
随着医疗信息共享进一步丰富，相应的系统改造和数据中心升级也势在必行。尤其，对于大部分信息化水平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的社区卫生机构而言，为了更好地配合大医院实现医疗共享，自身的信息化建设也将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记者手记
采访中，无论是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的官员，还是各个大小医院信息中心的主任，新医改方案的出台都给他们的工作平添了一份热情。因为明确把医疗信息化内容单列出来，有的人从中读出了一份认可，有的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激励，有的人则从中看到了一副愿景。
和其他行业的CIO一样，医院CIO对于信息化工作的感受同样是“五味杂陈”。有时候，因为医院的资金投入有限，信息化建设总是迈不开步子；有时候，医院领导对于信息化不够重视，DIO的工作常常也会遭遇“夹板气”；有时候，受限于一些管理机制的冲突或技术规范的缺失，能为老百姓直接带来好处的医疗共享系统建设却无法施展开来……
现在不一样了。“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已被明确写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要知道，这是最高级别的政策指导，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其将产生的意义和影响都是不同以往的。
北京市公共卫生信息中心主任琚文胜就说，新医改对信息化的作用，最关键的不在于文件中写了信息化要干什么，而是将信息化列入到了文件中，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进步。
明确了认识，必然会强化态度。这种对于医疗信息化态度的强化，不仅是在医院层面，更重要是政府层面。形象点说，如果说过去医疗信息化建设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医院内部业务需求的“推力”的话，那么，如今的信息化建设，将会又多一股来自于政府层面的外部“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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