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到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留学，同时担任该校“工程伦理学”课程的助教(T.A.)。这是一门面向全校工科学生开设的选修课。尽管它不是任何一个系的必修课，但是每个学期的学生人数高达400人。基本原因是，工科学生在毕业取得学位以后往往要参加“职业工程师”执照考试，而工程伦理学是该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该课程的考试由两部分组成，期中论文占40%，期末笔试占60%。作为助教，我的工作是批改期中论文和期末考卷。期中论文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它主要是要求学生用课堂上学到的工程伦理学理论原理和相关法律规则对一个真实案例做理论分析。
该校化学工程系的某学生在毕业后在一家小公司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很快他发现这是一项对环境有严重破坏效果的工程。经过初步考虑，他发现自己主要有四个选择：①辞职，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自己做破坏环境、违背伦理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恶劣的经济状况和就业环境之下，再找一份工作绝非易事。在尊重个人利益的西方价值体系中，这种考虑是合乎情理的。②劝说公司老板増加环保措施，事实上在此之前己经有工程师提出过这种建议，结果是惨遭解雇。③告密，希望政府环保部门能够阻止这项工程的继续实施。政府可能对公司课以罚款，公司将倒闭，最终他还是会失去工作，最重要的是，告密违反了“对雇主忠诚”的原则。在欧美早期的各种工程师职业规范中，这一条曾经被列为“最高原则”。当代工程伦理体系尽管加上了“对职业的忠诚”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忠诚”，然而“对雇主忠诚”和“保密原则”仍然得到工程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承认。④若无其事、继续工作。这样虽然可以暂时保住工作，但是必须昧着良心干破坏环境的工作，而且一旦东窗事发，同样面临公司倒闭和个人失业的命运。更严重的是，这个年轻人还会失去经过几年努力而获得的“职业工程师”执照，而且短期之内无法重新申请。何去何从?这位年轻人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因为该案例没有标准的正确答案，所以学生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尽管如此，这种案例分析提高了学生学习工程伦理学的兴趣，并为他们将来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工程伦理选择提供了一次实战训练。现在看来，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制度性实施为保护环境和公众利益提供了一种除政府行为(比如对公司处罚)以外的另一种有效措施。这里面包含某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东西。工程伦理学是一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虽然工程伦理的概念在西方工业化初期的某些行规和条例中己经开始出现，然而主要是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工程伦理的研究、教学和制度性实施在西方各国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比如美国工程和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要求美国各大学的工程教育必须包括工程伦理的教育课程才能通过认证。1996年推出的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的修订本也包含了工程伦理的内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工程师专业组织也都纷纷制定或更新了本专业的伦理规范，认同、接受、履行工程伦理规范是成为职业工程师的必要条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台湾的工程界和教育界也把工程伦理教育作为工程师必备的专业素养，并开设了工程伦理学课程。
2工程伦理学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在过去的几年里，构建和谐社会和追求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我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像计划生育政策一样，可持续发展也将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因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増长，不可再生的资源将越来越少，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将抵消经济増长所能带来的所有成就，工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缺失将给社会带来广泛、有时可能是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像环境污染之类的现象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是经济増长的必然代价。这种观点是以历史决定论为思想基础的，即历史的发展必须遵循自身的某种严格的逻辑规律，我们不可能跨越历史发展阶段而实施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中从理论上系统地批驳了历史决定论6]。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危害以及纠正这些错误所将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之后我们不可能有所作为，我们必须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己经走过的弯路和陷阱。新一届中央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将国家发展战略从过去的追求单纯的经济増长调整为追求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第一主题。用西方的话来说，工程伦理学在当代中国是一■项“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correct)的事业。
作为研究工程伦理学的学者，我们是否己经准备好了呢?显然没有，事实上我们已经滞后于时代的步伐。政府目前比我们的动作更快。国家人事部、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6年6月己经联合颁布《关于印发“注册环保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环保工程师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并规定，申请全国勘察设计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核认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考核认定条件，经测试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证书》。根据同期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环保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编辑的《注册环保工程师执行资格考核认定测试手册》，参加考试的人员不分专业方向，但是，凡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工程项目的主要工程师都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证书》。考核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①涵盖环保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规范，②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和物理污染防治等方面相关的专业知识。
关于考试内容有两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测试手册》完全缺乏伦理和道德的维度，也就是工程伦理学中的典型内容，比如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对雇主、职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忠诚，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各种利益冲突的处理，等等。从文化差异上来看，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仁义和道德政治，并非法治，这种政治文化在国民的心理特征中有根深蒂固的积淀。相比之下，西方的政治具有明显的法治特征。中国目前的目标是构建法制社会，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放弃道德和伦理的维度。实际上两种政治理念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说法治主要强调的是外在的社会约束，那么道德伦理主要强调的是内在的自我约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只能取其中的一样而必须放弃另一样，两者应该是互补的关系。在我国构建法制社会是否完成，何时能完成都存在疑问的情况下，特别是工程伦理在西方国家己经证明工作有效的情况下，完全放弃伦理道德维度和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显然是一个错误。所以我国工程伦理学界的首要任务是要争取将工程伦理的内容放进各种职业工程师资格考试中去。
第二，目前的考试和学习内容对工程师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没有太大的直接帮助。西方的工程伦理学教育己经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时期。开始采取的是“从上致下”的教学方法，即首先讨论的是工程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然后再将这些原理和原则应用于工程的实践案例，教学实践证明效果不理想。然后普遍采用的是“从下致上”的教学方法，即从案例教学出发，然后再引入基本概念和理论性的原理原则分析。教学实践证明，“从下致上”的教学方法能很快引起工科学生学习工程伦理学的兴趣。像本文开始介绍的那种案例分析显然对工程学生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是一次实战演练。
3工程伦理学在中国的学术建构
目前看来工程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学术研究:由几个主要的理工院校牵头，系统研究欧美各国的工程伦理研究、教学和制度实施状况，翻译国外重要的工程伦理学教材。②课程教育体系的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编写自己的工程伦理学教材，培训工程伦理学教师队伍，在理工院校开设工程伦理学的选修课。逐步争取工程伦理学成为全国理工院校工程教育的必修课。③开展工程伦理学的中国化研究，收集本国的工程伦理案例，研究西方的工程伦理学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中西伦理文化的区别，整合中国当代和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建立成熟的工程伦理学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④推动建立中国的“职业工程师”考核制度，并使工程伦理学成为相关考试的内容。
在我国发展工程伦理学有必要借鉴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在邱仁宗先生的倡导下，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己经初具规模。己经形成北京、上海和武汉三大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己经取得国际学界的认可，并于2006年8月在北京承办了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医学伦理学己经成为全国医学院的必修课程。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己经得到生物和医学界的认可，原来是生命伦理学的学者找生物和医学研究者做伦理审查，现在是他们主动找上门要求做伦理审查，因为在国际著名生物医学杂志上必须有伦理审查委员会(RB)的审查报告。综观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案例研究，②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系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四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和关系研究。③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系的中国化研究。目前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己经进入第三阶段。
工程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同为应用伦理学，尽管两者有所区别，还是应该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我国发展工程伦理学应该观察生命伦理学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他们的成功经验。比如工程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能也要经历类似的三个阶段。工程伦理学界是否也可以建立工程伦理审查委员会，政府让工程伦理学专家对重大工程进行工程伦理审察，并使它成为一种制度?在科学全面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下，这可能成为一项有益而且长期可行的措施。当然西方目前己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建立“职业工程师”执照制度。
工程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一方面，它们应该从理论伦理学获得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它们可能为理论伦理学的理论新发展提供经验动力。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次观察手段和实验仪器的改进(比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都会带来大量新的科学事实，这种新的科学事实都无一例外地为科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基础和动力。对伦理学而言，情况可能类似。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大量新的伦理事实和种种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这种新的伦理事实和问题应该为伦理学的理论发展提供新的经验基础和动力。应用伦理学可能使理论伦理学脱胎换骨，成为一门经验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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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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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伦理学教学在研究生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完善研究生教育内容和培养社会需要人才的手段。在国外应用伦理学成为专业课程设置中的重要课程，教学的内容从理论到实践的环节比较完善，并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应用伦理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树立新型的教育理念，积极进行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与国际相接轨，对于培养文理兼通、能把握科技和社会前沿的创新型人才意义巨大。
一、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基本理念
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以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以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构建以科学的课程结构、现代的教学观念、先进的教学内容和丰富的教学方法为一体的应用伦理学课程体系。
传统教育主要立足于向学生传授多少知识，现代教育应立足于尊重学生，以学生为本，积极开发学生个性、特长，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们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实践、身心健康等方面都得到发展。因而在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应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理念，注重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力和主观能动性。
主体性，哲学上是指主体在对客体实现改造的对象性活动中展现出来的特性。在应用伦理学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是指学生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对应用伦理学教学能动地认识、掌握和实践的特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意识，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应用伦理学的教学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主体意识是学生主体性的发生机制，是自我意识的升华，是学生把自己作为主体，把应用伦理学作为客体，以及对自己在应用伦理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学生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对学习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才会成为具有主体意识的自觉主体，只有自觉主体才能充分发挥主体性。主体意识对主体性的发挥起着自我激励、自我调控、自我评价的作用。主体的理想、信念、成就感等等都能激发主体的内在潜力，鼓励主体认真的学习，刻苦的钻研，并通过正确的自我评价，有效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主体能力的发挥是是学生学习、掌握、实践应用伦理学的基本要求，它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发挥着效应转换器的作用。一般说来，要搞好应用伦理学教学，应注意发挥学生以下几种能力：自学能力，包括阅读、理解能力，查找、积累文献资料的能力等，自学能力是打开应用伦理学知识大门的钥匙，是学生由学习型向科研型转变的前提；分析能力，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会遇到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学生要进行思考、判断，然后得出结论，这就涉及到了分析能力，它是应用伦理学专业学生科研能力提高的重要环节；思维能力，是各种能力的核心，它是学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手段，对各类伦理问题进行分析、比较、分类、抽象、概括、综合等活动的过程，是其他诸种能力的结合，思维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学生学习应用伦理学课程的效果。
主观能动性是学生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使学生能够成为主体的根本特征。学生的能动性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学生在学习应用伦理学的过程中处于积极、主动、活跃的状态，它自觉地调动起潜藏在自身的生理、心理能量，并使之指向一定的学习目标，这表现为学习的激情、需要和动机的力量；二是学生的学习具有目的性、计划性。目的性是主体能动性的源泉，对于目的与达到目的的学习方法、措施的系统思考就形成了学生的学习计划。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加上明确合理的学习计划，就为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为应用伦理学教学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深人进行。
二、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具体举措
按照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目标和基本理念，通过采取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利于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提高教学的实效性。由于各高校情况不尽相同，我们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进行研究。
1.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建设
(1) 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即把理论教育与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等前沿问题结合起来。北京理工大学应用伦理学的课程教学主要在多种教材中精选教学内容，一方面注重课程内容的基础性与完整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课程的前沿性，把当前学术界讨论的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介绍给学生，提高学生对学术前沿动态的洞察力及创新能力。
(2) 把教学与当前国际国内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传统伦理学只关注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现代伦理学则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人伦理学的视野，这就需要人类对生态、资源、环境、人口、生产等关系问题负有一定的道德责任与道德义务。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制度伦理、经济伦理、法律伦理等应用伦理学飞速发展；北京理工大学的应用伦理学研究生教学主要根据学生的具体特点，重点选择环境伦理、战争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经济伦理作为教学的部分内容，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可持续发展观、网络行为自律、珍视生命等问题进行重点讲解与讨论，使学生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些心灵困惑和行为失范问题有深刻的了解。
(3)把教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社会的种种诱惑，如何认识社会、把握自己的人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伦理学课程的讲授中，重点选择各领域的善恶价值、社会正义、个体良心等问题进行讲解与讨论，有利于解决同学们面临着的实际问题。使研究生的培养做到“德业双修”。
2.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1) 专题教学法。针对一些学术前沿问题，例如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和研究，通过专题讲座的形式来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
(2) 比较教学法。针对伦理学理论流派繁多的特点，在教学中，将不同学派伦理学流派的观点进行比较，帮助学生了解伦理学发展的历史，更好的掌握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提高教学效果。
(3) 互动教学法。根据教学内容，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辩论、讨论和个别交流等教学互动形式，通过提前布置讨论题目，要求学生在课下搜集资料，然后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对布置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讨论，由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这种教学方法，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和教师有沟通，让教师了解学生运用应用伦理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带着问题在研究中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出有创造性的人才。
(4) 情境教学法。应用伦理学不是一门纯粹理论科学，它是一门同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实践科学，是一门关于改造人类自身的科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力求克服从理论到理论的倾向，注重于从事实分析到基本理论再到生活实践的阐述，循序渐进，逐步深化，使有关伦理道德的理论与社会实际充分结合，将伦理学理论还原为具体的生活情境，引发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人生的切实思考，培养他们自觉运用伦理学理论去分析和应对现实道德问题的能力。
(5) 案例教学法。在授课过程中，注重案例分析与基本理论相结合，采取启发式教学。如安乐死的案例、网络黑客的案例、美军虐俘事件的案例等，配合生命伦理、网络伦理、战争伦理等方向授课的需要。主要采取了以下案例引用方式:
①开篇导人式。即在应用伦理学教学中，上课伊始就巧设案例，创设情景，提出问题，造成悬念，能使学生产生期待心理，迅速进人学习状态。然后从对案例的分析人手，一步步引导出所要学习的内容。这种引用方式，能有效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处于爱听乐听的最佳心理状态，起到致趣、动情、引思的作用。
②穿插例证式。即在应用伦理学理论知识的讲授过程中，穿插引用有关案例进行分析论证。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枯燥的知识趣味化，抽象的理论具体化。
③练习巩固式。即根据教学重点、难点和学生存在的疑难问题，精心设计案例，进行训练，以巩固深化知识，提高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练习的过程中，注意尊重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由浅人深，由易到难，以提高综合分析和多向思维能力。
(6) 实践教学法。应用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学应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根据应用伦理学学科的特点，组织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社会实践，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应用伦理学的实践性，从而更好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鉴于应用伦理学学科的特点，不拘泥于某种方法，而是把这些教学方法灵活结合，进行多元化教学，注重发挥教师不同学科背景的优势和个人的特长，鼓励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和教学方法的探索，在确保教学大纲的内容得到贯彻的前提下，保持教师各自的教学风格。确保教学风格的多样性和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不仅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也有效的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7) 网络化、多媒体化教学手段利用Powerpoint^和Authorware等软件制作电子教案，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使教学内容直观化、形象化，更易于理解和掌握。
利用网络论坛和邮件往来等形式，促进师生间的双向讨论交流，使课堂教学效果能够得到及时反馈，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拉近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保证了课堂互动的效果。
三、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成果及发展趋势
应用伦理学属于新兴交叉性学科，适合理工科高校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北京理工大学作为“以工为主，理工管文协调发展”的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点不应在传统的人文学科，而应以新兴、交叉型学科为主。应用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型学科，易与学科前沿紧密联系，学科生长点多，学术潜力大，实用性也强。在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已凸显出北京理工大学应用伦理学专业特色和优势。主要表现为：将伦理学与高科技和现代生活带来的各种问题结合，进行综合性和交叉性研究；充分利用理工科学术资源优势，与相关理工科院系合作，如与理学院、科技哲学硕士点合作，研究科技伦理问题，与环境科学学院合作研究环境伦理问题，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研究生命伦理学问题，等。致力于文、理、工科的相互渗透，培养文理兼通的研究生；重点发展战争伦理；注重对应用伦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与国际接轨。
目前，在研究生课程改革方面，建立了以“伦理学原理”课程为基础，以“中国伦理思想史及原着选读”和“西方伦理思想史及原着选读”为两翼，以“应用伦理学”研究为重心，以“伦理学方法论”、“新兴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及“伦理学学术前沿讲座”为补充的集开放性、创新性和研究性于一体的课程体系，并重点发展战争伦理，使之成为特色专业。创设了“德业双修、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服务现实”的教学改革模式，教学改革以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和重研究为宗旨，与国际相接轨，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奠定了基础。
在应用伦理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北京理工大学应用伦理学专业的教师针对教学中出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讨，先后主持课题3项，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发表教学研究论文多篇，并成功主办了“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一书。这些研究成果为今后的伦理学研究生系列教材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在应用伦理学研究生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前沿接轨作了铺垫；为课堂讨论准备了高水准的学术问题，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的能力和学习的主动性与探索精神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工商管理；商业伦理；教学改革；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4-0087-03
以培养企业未来管理与经营人员为使命的工商管理专业目前是我国各高等院校的热门学科，几乎所有本科院校都设有工商管理类专业和课程，商学院本科生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但近年来我国工商管理教育过于强调经济、管理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淡化商业伦理教育。目前，本科生阶段商业伦理教育的普及程度很低，个别开设课程也多是选修课，教学效果不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伦理是管理的内在要求，在决策过程中恰当地考量伦理因素是提高未来管理者素质的重要方面。本文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透视我国高校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育，厘清商业伦理教育对于提升工商管理学科学生的伦理素养和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在梳理国外商业伦理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我国商业伦理教学改革的创新路径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后现代主义视域中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育的缺失
20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最早始于哲学、文艺与建筑领域，随后席卷到政治、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诸多领域，受其影响，作为各学科综合交叉的教育与管理领域也出现后现代转向。后现代教育观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以及师生关系等诸多领域都与传统教育不同，强调针对不同学科的具体特点进行有针对性、交互体验式的教学。对于工商管理学科来说，传统的商科教育凸显对未来商业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灌输，以打造能够高效地服务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使命，却淡化对学生的伦理与人格教育。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经典的工商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过于推崇理性主义，片面追求效率和利润，将人的情感和伦理因素边缘化。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德鲁克在管理界率先使用了“后现代”概念，他提出了后现代世界变革的四个里程碑，其中第四个里程碑就是教育。他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教育大爆炸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教育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倡导将信仰作为医治现代社会诸多疾病的良方，倡导信仰在后现代世界的公司中的重要性。而在目前的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中，则充斥了功利主义导向和唯科学论，将伦理价值观等规定着未来工商管理人才行动方向的重要维度在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体系予以边缘化。后现代主义者猛烈批判这种教育观，主张恢复情感、伦理、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并将伦理等社会性因素推演到管理决策的核心地带。
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工商管理学科应该强化和凸显商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商科专业类学生未来走向职场，面临诸多经济诱惑，极易在物质财富诱惑中丧失管理原则。此外，对工商管理类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还能极大地改善整个社会的伦理氛围。由工业技术和实用主义观念冲击，现代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伦理与信任危机，而企业是商业伦理培育的基本单元，对商学院学生强化商业伦理教育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伦理问题识别能力、伦理决策能力及伦理判断能力，进而影响整个商业生态的伦理氛围，引领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由于特定的历史与政策原因，目前我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功利主义导向更为严重。在扩招的背景下，各院校为了提高学生就业率，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实用为目的，过分重视管理知识、操作技巧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调查表明，在对我国115个高校样本的统计中，仅有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将商业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程，另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18所高校将商业伦理类课程列为专业选修课，这些课程包括“管理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营销伦理”、“领导伦理”和“会计伦理”等。此外，对工商管理学科进行商业伦理教育类的教研教改论文和课题也十分少见，从“中国知网”获得的数据看，从2008年到2013年发表在CSSCI核心刊物上以“商业伦理教育”为主题的论文只有7篇，而且主要聚焦于国外商业伦理教育以及我国MBA学生商业伦理教学，涉及的范围十分有限。最后，我国商业伦理方面的专门师资特别匮乏，很多教师都是商科出身，对伦理学等跨学科知识欠缺，未经系统化的商业伦理教育就直接走向岗位，致使商业伦理教学效果不佳。
二、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的国外经验
与国内不同，西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历来比较重视商业伦理教育。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影响下，欧美高校教育者认为，企业应该对顾客、供应商、员工、社区、公众等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责，培养有责任心的未来企业经营者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基本目标，因而，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应该将生产、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以及研究设计等各方面纳入必要的伦理议题。美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都有专门的伦理机构委员会，将商业伦理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集中负责处理企业内外部的伦理道德事务，并有详细和规范的伦理道德培训计划。与此对应，欧美高校在课程设置、研究机构和评价机制方面均有比较健全的商业伦理教育体系。统计表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就都开设了“决策与伦理价值”等商业伦理学课程，西方商业伦理研究机构达到300多个，专业刊物达15种之多，相关教材和专著数千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商学院还专门组建了工商伦理系。
美国的商业伦理教育以培育学生对工商管理的伦理议题敏感度为目标。未来的管理者事实上并非欠缺伦理精神，而是受传统“经济人”假设影响，往往在商业议题上对伦理问题缺乏认知和麻木不觉。商业伦理教学要帮助工商管理类学生认识到商业和社会需求、人类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对商业的是非曲直有清晰的价值判断，塑造有道德意识和责任心的商业管理人员；其次，在技能层面，提高学生在经济绩效和商业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的能力。最后，鼓励工商管理类教师参与商业伦理研究，进而对商业实践伦理水平的提升储备知识力量。美国商业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业伦理教学内容，一方面教授商业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重点使学生认知到商业与伦理的本质联系，剖析市场与企业的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讨论具体的商业伦理案例，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伦理决策水平，相关研究者将不断出现的商业丑闻和由于伦理问题引起的商业危机事件编进教材，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此开发学生处理商业伦理问题的技巧。
在美国，商业伦理教学是一项倍受重视的系统工程，商业伦理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专职教师或企业高级管理者提供的讲座，分组讨论的案例教学，灵活生动的故事，选择典型素材进行视频播放，围绕商业伦理认知而撰写的成长日记，以及走进现场的实践教学。这些方法从理论认知、实践观察、模拟体验、人生成长等各个层面强化学生对商业伦理的认识和学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和教育者探索商业伦理的更加科学的教学方式，如采用合作学习法、现场调查法、经历分享法、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法、道德模型运行法等教学方法。在各种商业伦理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方法在美国商学院伦理教育中倍受青睐，该方面有利于借鉴各种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现实情境中塑造德能兼备的商业人才。如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将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介绍到课堂案例的研讨之中，启发学生重点讨论“历史、环境与伦理”等商业伦理问题，提高学生们运用伦理进行商业判断的能力。
三、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模式改革的创新途径
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认为，知识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普适性和中立性，基于理性主义、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教学过程事假定教师及其知识的权威性，将学生视为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的行动者，而事实上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种重新诠释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知识的创造者和讲授者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中立，难以规避其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特殊价值偏好，因而教师不可能是真理的代言人，也不应被视为是教学过程中的权威，因而知识是动态的开放系统，需要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真正获得发展。
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充分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特征以及知识传递和传授中主观诠释、体验的重构意义，这对传统的教学观念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更是具有强烈后现代主义色彩，需要进行一场基础性的教学模式改革。伦理的传授和传递与相对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的传授截然不同，其价值色彩浓重，而价值和文化的传授不能强迫而只能是被认同，因而在商业伦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性更弱，只能扮演一种辅角色。依照这种理念，未来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应该尝试探索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路径：
其一，师生角色转换，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商业伦理教师在商业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积累，但不表明他同时是一位卓越的商业伦理实践者，因而商业伦理教育要破解教师知识权威的代言人角色，主张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平等群体中的一员，教师只不过是这些平等者接触商业伦理理论与案例的首席解说者和故事讲述者，同时扮演参考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任务不是单方面的传授，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启迪或提高学生对商业伦理议题的敏感性。其二，回归事件，还原情境，进行体验式教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教学的使命是让知识在回归事件的过程中培养学习者应对生活事件的智慧与能力，教学本质上是师生基于生活事件的互动与交流。因此，商业伦理教育应该把教学视为“即兴创作”、“情境再现”和“社会交往”体验过程，激发学生身临其境、直面利润与伦理冲突的能力，将商业伦理教学视为关于师生关于伦理议题的一种特殊体验技术。其三，启动自主学习机制，商业伦理教学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构的自组织过程。商业伦理学科知识需要学生在对商业情境的理解中建构伦理的意义以在两难的管理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这本质上是学生对商业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和综合的过程。这种教学过程的核心是教师提供启发性的故事和案例、情境，教学主要是学生通过自我理解、自主学习，对商业伦理的知识意义进行主动建构。商业伦理教学本质是教师参与的学生在真实性的任务驱动下进行操作性自我学习的过程，在其间，教师提供有关商业和管理目的的价值观冲突，使学生从各种选择困境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知识的创造性增长。
四、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改革的政策建议
1.建议各商科院校开设商业伦理方面的必修课程。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反映在教学环节关键的就是开设什么课程，以及该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位置。扭转我国工商管理类专业商业伦理教育薄弱的形势，首先要从课程设置上重视商业伦理。统计显示，在被调研的10所港澳台大学中，有7所大学将商业伦理类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而且这些课程高达6个学分，在商业院学生课程体系中占有较高比例。加强我国商业伦理教学改革，必须要开设商业伦理课必修课，提高商业伦理在工商管理类学生培养课程中的地位。具体来说，这些课程的内容体系可以十分丰富和多样，如“商业的道德判断”、“管理伦理”、“会计伦理准则”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2.打造高水平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尽管在后现代教育观看来，教师仅仅是课堂的一个参与者而非权威控制者，但教师对于商业伦理教学效果的影响仍然是第一位的。商业伦理与普通工商管理课程的不同在于，商业伦理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既涉及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知识，又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等商科知识，这就对教师的水平有极高的要求。而目前国内尚没有商业伦理方面的专业师资，兼有商科和伦理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很少。只有伦理学专业知识的教师可能缺乏对商业常识和企业经营的理解而使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只有商科知识背景的教师可能缺乏哲学、伦理学基础而使教学内容专注于表面问题而不能使学生真正接触伦理精神的本质和掌握伦理分析方法。其次，作为跨学科的新兴课程，是商业伦理从业教师付出与收获往往难成正比，无论是在课程申报还是上，商业伦理学都面临严重的困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功利主义的导向下，优质的师资力量很少会投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和科研之中。由此，高校需要支持商业伦理科研研究，呼吁有相关基础的各学科学者加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研究行列之中，组建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并提供各种资源保障，打造优质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3.创新多样化的商业伦理教学方法。如前文所述，商业伦理与其他课程的重要不同在于，需要回归到事件之中，让学生作为参与者身临其境进行自我创造。因而商业伦理的教学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经济效用与伦理道德结合，面向商业伦理难题与行动的教学原则，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放弃原来以自我为主导和权威的讲座式教学方式，创造性地使用辩论、案例讨论、情境模拟、角色扮演与现场参观等多种教学方法，也可以邀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就伦理困境和教授座谈，与学生互动，启发和传递商业价值观，切实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力。
4.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提供商业伦理教育的资源保障。由于商业伦理教育的内在性，往往相关投入很大而见效很慢，加强商业伦理教学，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合理引导更多的优质师资力量投入商业伦理教学和科研行列。商业伦理建设的功效关涉到未来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整个国家伦理水平的提升，不能单单以简单的经济绩效汇报来评估其价值，商学院应该重新估计和修订商科教育评价体系的内容与标准，在刊物级别认定、教学科研奖励和职称评审方面适当倾斜，唯有这样才真正能够提高教师投入商业伦理教学和研究的积极性。其次，在将商业伦理学列为工商管理类主干课程的同时，在教学资源方面也应该对商业伦理有所倾斜，建立专门的培训基地和开设模范课程，加强教师与企业之间的往来联系，保证商业伦理教学有较为充分的资金与资源。
参考文献：
[1]吴红梅.美国商业伦理教育的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高教论坛，2011，（2）：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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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学的职称论文
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
[摘要]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之养成是当代医学发展所需，但在我国目前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过程中存在许多误区，文章探索了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途径：在医学伦理教学上着重培养与提高医学生的伦理辨析能力;院校教育和医院继续教育相接合，建立终身医德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机制。
[关键词]医学生 医学伦理 素养
[作者简介]傅伟韬(1973— )，女，吉林吉林人，吉林医药学院人文社科部伦理法学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医学伦理、法学。(吉林 吉林 13201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9—0179—02
素养就是一个人平素的品质、一贯的修养，而医学伦理素养则应表现在人们对医疗领域中自己和他人行为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和评价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贯的品质和修养。医学伦理素养之养成，就是一个人对医德行为规范及其执行意义的理解，并将此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过程。
一、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现实价值
1.医学伦理素养是当代医学发展所需。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它的发展中并不是独自前行的，它与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只有技术没有人文情怀的医学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的医学，因为它偏离了医学的本质和目的。现代医学模式更科学地概括了影响人类疾病和健康的因素，突出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许多复杂的医学伦理问题、多元价值的并存常使医学科研人员处于左右两难的境地。在临床科研、实践中，医务工作者要正确处理涉及多层次、多因素复杂的医学伦理问题，就必须具有较深厚的医学伦理素养。医学生是医学临床与科研的有生力量，他们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对于医学的发展更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2.医学伦理素养是创造和谐医患关系的必要元素。在全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构建和谐医院、和谐医患关系可以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近几年，社会上对医疗服务的批评日益强烈，医患关系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社会热点之一。客观地说，医疗临床实践与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法律法规适用、管理制度、政府投入、社会保障等诸多因素外，还有我们不能忽视的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没能经受住考验的事实。毋庸置疑，若想彻底改变现状，创造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着力培养和加强医务人员医学伦理素养是其中最能动、最速效的措施之一。
3.医学伦理素养是成为合格医生必备的素质之一。从医学传统及医学职业的本质看，医乃仁术，无恒德者不可以从医。医疗卫生工作的宗旨和医务人员的行为特征都显示出医学伦理素养的特殊重要性和内在必要性。缺少医学伦理素养的医务人员很难甚至不能完成医学职业本身的目的——维护病人的利益和福祉，而这恰恰是医学的根基。在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中也明确提到，“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是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
二、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误区
1.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偏差。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医学生的医学伦理理念，逐步养成医学伦理素养。目前许多院校的医学伦理学的教学都把重点放在了医学伦理知识的传授上，而偏离了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真正目标。医学伦理素养虽然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伦理知识来体现，但不是说具备医学伦理知识就具备医学伦理素养。由于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的教学都将教学目标停留和局限在理论知识的讲授上，在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跟不上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造成医学生在对医学伦理知识的学习中只是死记硬背了一些相关的知识点来应付考试，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仅局限于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不能融会贯通形成医学伦理理念，难以将知识内化为自身素养。作为未来医学科研与实践的主力军，很显然，医学生的医学伦理素养很难提高。
2.医学生学习认知的偏差。(1)重视医学专业学习，忽视医德素养养成。受长期以来只注重实用技术这个在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医学生往往更看重对医学实用层面的理论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忽视了医学本质是关爱生命，为人类服务的深层价值内涵，因此许多医学生都认为“专业课很重要”，而对医学以外的各种“非专业”课程则完全凭兴趣和心情来看待，甚至很多专业课的老师也在自觉不自觉中强化着他们的这种想法。许多院校医学生努力学习着专业课，而对所谓“非专业”课的医学伦理学等人文课程的学习则认为是在浪费时间，于是医学伦理教育的课堂上缺课、开小差的现象极为普遍。当然，在学生这种轻视松懈的态度下，很难谈及医德教育效果的实现。(2)将医学伦理素养局限于医者的仁爱之心。许多医学生甚至医务工作者对于医学职业所需的医学伦理素养的理解就是医务人员应具有仁爱之心。而实际上，仁爱之心仅仅是医德素养的一个方面而已，没有医学伦理理论作支撑的仁爱之心，有时反而会导致行为选择的失误而给病人带来不应有的伤害。医学院校的学生往往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而现实的问题，即只有在接受规范化、科学化的医德教育的基础上，才能理智地分析、解决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问题。(3)将医学伦理素养养成定位于未来职业任务。许多医学生只是将医学伦理学简单地看做是一门课程，没有把它作为医学职业生涯中医德素养养成的一个环节对待。把医学伦理学教学所要完成的医德教育及医学伦理素养培养看做是工作后的积累，而不是在校学习期间的任务。而医学伦理素质的养成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缺失这一必要的素养养成过程，医学生在进入医疗实践后，在角色转变过程中，就不能很好地应对与学生时代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和情况，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3.医学伦理素养属性认知偏差。许多人将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等同于技能的学习，医学生在校期间对医学伦理知识的学习随着课程的结束和考核的合格而完成，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具备了医学伦理素养，对今后工作中需要的医学伦理判断一定可以手到擒来。而许多医院及医务工作者本人也认为既已在学校接受医学伦理相关方面的教育，就已具备相应的素质。事实上，医学伦理素养不是简单的技能的把握，而是知识和经验不断积淀后的理念的形成，是在一定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对医疗实践中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判断和评价，并有意识地不断学习和积累相关经验以提升自身的医学伦理修养。由于人的思想观念易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加之不断变化的复杂的社会和医疗环境，尽管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在学校已学过医学伦理学课程，但是如果只局限于此，是无法抵御各种不良倾向的冲击和影响的，在医疗实践中也不能准确地作出伦理判断，有时可能会出现侵害患者利益的情况。
三、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途径
1.在医学伦理教学上着重培养与提高医学生的伦理辨析能力。(1)医德理论储备是医学生具有伦理辨析能力的必备要件。医学伦理的理论讲授又是医学生增加医德理论储备的前提要件。针对目前患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和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现状，医学生如果缺乏必要的医学伦理知识，面对以人为本的医学，仅仅在医疗技术上胜任则未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医疗目的，面对患者，技术完备的医学生可能会茫然不知所措。而具有必要的医学伦理知识可以帮助医学生更好地发挥和应用其所掌握的医学知识技术。因此医学院校除了有责任传授给医学生目前医疗实践所需要的医学知识外，也有责任培养医学生必要的医学伦理理念。对医学生而言，通过学习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各种规范，培养对众多医学伦理学问题或难题的分析能力，就是要形成医学伦理素养，即培养在医疗实践中对伦理问题的敏感力和把握解决伦理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能力。而医学伦理理念不可能在医学生的头脑中自发形成，只有依靠专业教育传授给医学生处理医疗实践所必需的医学伦理知识，才会促使医学生形成一定的医学伦理理念。(2)注重医德实践以拉近医学专业与医学伦理之间的距离。医德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如同理论知识需要经过临床实习才能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一样，医德的养成也需要密切结合实习，通过医德实践，医学生可以获得直观且真实的医学伦理辨析体验。因此，可以考虑进行一些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可以在课堂上采取情景模拟法教学，同时，适当增加一些实践环节。比如，请医学专家结合多年行医经验给学生作相关内容的专题讲座，组织有关医德医风方面的演讲比赛，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以了解我国医患关系的现实和医学发展的实际需求。
2.院校教育和医院继续教育相接合，建立终身医德教育体系。(1)院校医德教育应延续至医学生见习和实习期。医学的实践性特点使医学教育的见习、实习阶段，更应注重医学伦理素养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医学生的见习、实习阶段不仅仅是对医学知识技能的见习、实习，也是对医学伦理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的见习、实习。在校学习期间，医学生初步掌握了基本的医学专业理论知识，也把握了基本的医疗道德要求。但社会环境是复杂的，受来自负面渠道和功利思想的影响，会使刚刚走上社会的医学生产生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和心态失衡问题，这会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医德教育效果。因此，医学院校的医德教育不应以某一门课程的终结而终结，而是要延伸到见习、实习过程中，形成包括医德启蒙教育、医德系统教学、结合临床实践教学、临床实习医德教育在内的多层次、分阶段、连续性的校内医德教育体系。(2)医院应接过医学院校医德教育的接力棒。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即使通过在校的医学伦理素养的系列教育，医学生从医学院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已具备了一定的医学伦理素养，但在长期的日常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在校时不曾遇到的更实际更具体的问题，加之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在医疗领域也会不断出现新的伦理问题，这都需要医务人员不断加强自身的医学伦理素养，防止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的任何环节、任何时期出现忽视、侵犯、伤害病人利益、违反医学伦理的情形。这就要求不仅医务人员自身要加强学习医学伦理理论的主动性，而且需要医院给医务人员提供继续医学伦理教育的平台。
3.逐步建立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机制。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是把医德理论、医德规范和医德实践三者统一起来，以独特的医学价值判断直接参与整个医学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过程。它是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发挥作用的杠杆，长期的道德教育及适当的引导、约束机制，可以使人在内心深处建章立法，并逐渐转化为内心信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机制能够以其特有的方式深刻影响医学生尤其是医务工作者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在医院可以把医务人员的自我评议、医生同行之间的评议和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评议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并把评议结果与职务晋升、年度考核和利益分配结合起来;也可以根据考核情况，对有违医学伦理行为的医务人员进行下岗培训，对违反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惩戒，形成一种外在的评价机制。长期的正面教育引导必将会在医务人员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形成有效的正确的价值导向，并逐渐转变为他们的内心信念，从而促使医务人员表现出良好的行为，最终形成良好的医学伦理素养。
[参考文献]
[1]马博.浅谈新时期医学生的医德教育[J].药学教育，2008(2).
[2]廖浩.新时期加强医学生医德教育的思考[J].教育探索，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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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君.浅谈医学生的医德教育[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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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翻译教学 翻译教材 职业伦理
.引言
实施翻译教学，教材建设是核心。近三十年来，翻译教材的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穆雷说的“总是找不到一本合适的翻译教材来用”[1]的形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几乎所有的翻译课教师都认为，在翻译教学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2]。根据王占斌（2005）对十余所高校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的问卷调查，66.6%的学生对教学材料不满意。如此说来，中国外语教学界和翻译界理应把翻译教材建设看做当务之急，努力编写广大师生满意的高质量翻译教材。
刘季春曾指出：“传统的翻译教材，似乎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可是翻译谬误不少时候却与译者的专业技能无关……在当今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之下，翻译的质量与译者的责任心息息相关。然而，我国翻译教育所缺的正是这一块。因此，新的教材体系的当务之急，宜将翻译伦理（即译者的‘责任心’或‘职业道德’）当做重要的组成部分。”[3]也有学者持相同观点，认为现在为数不少的翻译教材只注重传授诀窍技巧，显得急功近利，忽视了培养译者“伦理观”或“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他们相信新时代的高质量翻译教材有必要将翻译伦理融入其中。
2.新时代的要求
进入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关注点已经回归到对伦理问题的讨论。2001年，皮姆在《译者》专刊上发文指出“伦理已经成为跨文化和翻译研究关注的热点”[4]。芬兰学者切斯特曼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当前五种翻译伦理研究模式：再现、服务、交流、规范和职业承诺。其中“再现”指的是原文文本和原文作者的忠实再现；“服务”类比于商业服务，指译者需按需按质完成翻译任务；“交流”强调重视跨文化交流；“规范”意味着要符合特定文化期待；“职业承诺”要求译者履行职业道德，恪守承诺。在国外学者的影响下，国内译界学者也逐渐认识到翻译中的伦理问题。骆贤凤（2009）指出翻译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伦理问题，伦理关系也会发生作用，翻译研究应该重视伦理问题。孙致礼（2007）则借鉴了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结合中国的翻译实际，提出并阐释了译者的五种翻译职责。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关注点都已转向了译者伦理。
此外，在翻译教学领域，翻译职业化的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开展职业伦理教育的议题在翻译教学研究中呼声日高。陈芙蓉和刘浩（2010）提出：单一的翻译技能训练并不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翻译人才，学校应将翻译伦理纳入到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只有译员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念，才能在翻译中对源文化负责，也对异文化负责，既对翻译职业负责，又对自己负责。香港学者周兆祥在《翻译与人生》中写道：“近年来，翻译工作‘专业化’了……译员变成雇佣兵，有奶便是娘，只是为了‘摄食’而打工，看在薪水份上，不喜欢做也得天天照做。”[5]针对这种现象，迫切需要翻译伦理思想的规范和指导。因此，可以这么说，加强翻译伦理教育是顺利实现翻译职业化的必由之路，同时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既然职业伦理教育对于当代翻译教学如此重要，回归伦理又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新转向，那么翻译教材作为教学的核心，理应承担起伦理教学的重任。新时代高质量的翻译教材理应融入伦理知识，将培养译者的责任心或者职业道德作为重要内容。
3.中国当代翻译教材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翻译教材历经六十多年发展历程。步入新时期后，翻译教材更是大批涌现，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教材陆续出现。本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英汉翻译教材，从内容方面进行考察。根据张美芳教授（2001）的调查，中国翻译教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词法、句法流派；功能流派；当代译论流派。
3.1词法、句法流派翻译教材
词法、句法流派翻译教材是指以词法、句法为纲编写的教材，它们通常被称作传统教材。这类教材中的词法、句法以传统的英语语法，即描写性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为基础。主要代表有陆殿杨《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和冯树鉴《实用英汉翻译技巧》，这三本教材在国内发行量都很大，带来的影响也都不小。从教材涉及内容方面分别考查这三本教材后发现：（1）陆教材除第一章为翻译基本原理外，其余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就是语言知识与翻译技巧。只有在第一章（GENERAL PRINCIPLE）中，编者指出翻译标准应为“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Smoothness”（即信、达、顺），信对作者负责，达对读者服务。这里的翻译标准去掉这两个字蕴含着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即译者应再现原文，再现原作者的意图。除此以外，整部教材再无涉及翻译伦理的内容。（2）张教材在内容上共分六章，第一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我国的翻译史；第二章提出了若干关于翻译的根本理论问题；第三章至第六章则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了对比，并通过大量译例介绍了翻译常用的十五种方法和技巧。同陆教材相似，编者在第二章指出翻译标准应为“忠实、通顺”。（3）冯教材与上述两教材在翻译伦理的方面大同小异，都只在翻译标准方面涉及再现伦理。
3.2功能流派教材
这类教材主要强调语言在实际应用中的功能，旨在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更加注重语用功能，尝试为翻译实践中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满足社会或学生需求。根据张美芳教授的分类，这类教材主要分为：（1）口译教材：王逢鑫《汉英口译教程》、吴冰《汉译英口译教程》（修订本）；（2）按学生学习需要而编的教材：张鸾玲《实用英语翻译技巧》、谭宝全《现代英语翻译诀窍》；（3）按社会需求而编的教材：郭颐顿、张颖《商务英汉翻译教程》、王治奎等《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考查发现，不少功能派教材对翻译理论避而不谈，有的只是一笔带过，更不用提有关翻译伦理的内容了，只有部分教材在前言或者后记部分出现了伦理内容。首先，吴教材仅在前言部分对译者提出要求：“译员应忠实于说话者的原意，不可任意发挥……应该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热情、谨慎。”由此可以1看出教材编者提倡再现伦理和交际伦理（也即翻译活动是一种对话和交往，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言语交往行为，译者的职责是要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让跨文化交际成为可能）。与吴冰不同，王逢鑫只在教材附录之后有两句话提到“口译人员还起着‘把关’的作用……不能听见说话人说什么就译什么，而是该译的则译，不该译的则不译”，这些内容属于译者应该遵守的职业伦理和誓言。
与上述两本教材不同，谭教材和郭教材无论是在前言还是后记部分，都看不到任何伦理内容的影子，整部教材主要围绕学生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语言知识、翻译技巧方面的问题进行解答。张銮铃教材只在最后结语中提出：“翻译要对原作和原作者负责，同时要对译文的读者负责，译者不过是语言不通的交际双方当中的一个中介，译出的译文读者不懂或有误解，翻译就不算成功。”只有王治奎的教材比较具有伦理意识，教材第一章《翻译的性质、标准及要求》，整个章节主要围绕我国翻译工作者论述，指出译者肩负着重要责任，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新鲜东西和进步道理，做到洋为中用，编者在这里强调译者对待异文化的态度，突出跨文化交际。
3.3当代译论流派
当代译论派教材将西方翻译理论作为教材编写的指南，从理论上探讨一些翻译问题，并关注目的语读者与原文读者在文化与习俗方面的异同，语境、文本、语用和功能都包括在内。根据张美芳教授的筛选，这类教材主要有四种：柯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杨莉藜《英汉互译教程》、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和陈宏薇著的《新实用汉译英教程》。这四本教材中，除了杨莉藜教材不涉及任何翻译伦理的内容外，其他三本教材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翻译伦理知识。柯平教材在绪论中指出：“中国今天和明天的翻译工作者们需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他们将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只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才会驱使译者去查考书籍，请教内行，而不是草率应付。”这里希望译者能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并将促进文化交流、推动社会进步当做自己的重要职责，涉及交际伦理和承诺伦理的内容。另外，范仲英教材在导论中写道“从事翻译教学的同志……应该从第一堂课就开始培养学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翻译作风，养成良好的习惯”，这里强调的工作态度也是属于承诺的伦理。陈宏薇在其教材第二章第四节中提到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译文读者对异国文化的接受能力。译者心中不仅要有文本涉及的人和事物，还要有译文读者，同时和上述两本教材类似，提到了译者应具备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前者的意思就是译者要满足译文读者的期待，不能违背规范伦理。
综上所述，我国翻译教材的重点仅仅聚焦于语言知识的传授，尤其是句法、词法流派的教材，不少教材对翻译理论只是一笔带过，更不用说翻译伦理知识。含有伦理内容的教材都是一些只言片语，并没有开辟专门的章节或者将伦理内容融入教材正文中，大部分论述都只是出现在前言或者后记部分，而这些部分又往往不会得到教师或者学生的注意。只有几本教材如陈宏薇、柯平的教材在开篇第一章或者第二章中开展一些译者伦理的论述。教材中伦理知识除了“地理位置”偏僻之外，涵盖面比较窄，仅有的论述都是几句话一带而过。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伦理模式并没有全面覆盖，就算提及了，也都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开展具体论述。
4.翻译教材建设之伦理萌芽
尽管翻译教材有明显的伦理知识欠缺，但并没有学者撰文直接阐述此问题，大多是针对翻译教材暴露的其他问题如重实践、轻理论，教材建设缺乏需求分析等提出各种建议，而从其中一些学者的论述中仍可以窥探到翻译教材研究中伦理知识的萌芽。早在2005年刘季春在提倡建立翻译教材新体系的时候就指出传统的翻译教材，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新的教材体系的当务之急，宜将翻译伦理（即译者的“责任心”或“职业道德”）当做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一具有前瞻性的论述并没有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关注，其本人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到2006年，陶友兰明确指出教材编纂者应该说明译者的责任和活动范围，明确译者的权限及职业道德规范。此外，韩子满（2008）建议，在翻译课程安排上，除了翻译技能课之外，还应开设与翻译职业相关的实用课程，讲授翻译职场知识，加深他们对翻译行业的理解，使学生毕业后能快速进入角色，很快适应工作。这些论述虽没有直接提及翻译伦理，但是他们所说的译者职业道德规范、译者的责任，都属于翻译伦理方面的内容。随着翻译伦理概念的提出与研究，到了2012年，陶友兰在《我国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生态翻译学视角》一文中，在强调教材的阐述方式时，举了刘季春教授所编的《实用翻译教程（修订版）》中描述翻译项目的例子，指出学生可以潜移默化地学习翻译职业知识，如翻译伦理、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客户至上”理念等。在这里，陶直接写出了翻译伦理，提出了在翻译教材中可以融入翻译伦理知识。
5.结语
新时代的翻译研究转向就是回归伦理，中国学者已认识到职业伦理教育在翻译教学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分析发现翻译教材作为翻译教学的重要工具，其中的伦理内容十分匮乏。翻译教材作为翻译知识的主要载体，其主要任务就是找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切入点，选择那些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的翻译学主体知识，做到知识渗透和技巧传授恰当结合。教材应该用翻译学基础理论和相关学科知识，描写和分析学生翻译实践中遇到的现象。翻译伦理较翻译技能更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性，是学生应该首先深刻领悟的，对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和学生以后的职业发展都十分重要。翻译教学的实践证明，纯粹的技能传授不能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更不能解释职业译者在实际工作中的尴尬境地。我国翻译教学和教材编写一直忽略培养学生的翻译伦理观，造成翻译人才培养不尽如人意。实际上，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技能”化教学大行其道的今天，翻译伦理观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知识体系、一种专业态度、一种宏观指导，其倡导理应成为教材编写和翻译教学的新趋势。在教材编写和翻译教学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首
先重视培养学生翻译伦理观，同时不忽视技能传授，那么无疑能够为翻译人才培养开创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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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伦理；工程教育；综合素质；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3-0178-03
在高职教育中之所以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因为许多高职学生将来所参与的工程活动作为一个个复杂系统和多要素、多变量的复合体，思维特征是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论，即不仅从技术而且从社会、文化、环境的境域，进行人文伦理的价值理性思考，研究系统的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人文与生态、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使工程活动既考虑技术经济又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突显工程的社会伦理责任。
一、工程伦理教育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高职教育以培养高层次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大部分高职学生毕业以后要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工程活动密切接触。在今天，工程作为一种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如定量分析法、模型法、实验法、设计法等），将进一步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环境工程、社会工程等。处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的高职院校，不仅是人才和科技成果的铸造者，而且还是新社会生活的塑造者。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将由技术工作者升华“技术人文主义者”。他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关怀，要有把工程问题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伦理的、政治的、法律的、生态环境的、心理的综合分析及其处理的能力。所培养的职业人才——要承担工程的社会伦理责任。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培养高层次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高职学生未来要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对他们而言，掌握科学技术非常重要，同时在技术活动中具有社会责任感、正确的人生观和强烈的技术伦理道德意识同样重要。”[1]在这样的背景下，工程伦理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将不再是外在于生产的社会活动，而将成为扩大了的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工程教育与科研、生产的一体化，要求结合工程院校的社会职能、办学方式作出相应的改革；高职院校除了承担培养人才和发展科技的任务外，还应介入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开发，向企业提供各种技术教育；大力发展各种开放式的教育、科研、生产联合体和合作教育，并在实践中帮助学生确立高尚的人生目的、崇高的人生理想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能够在人脑和电脑的配合下，高效率地进行工程的施工和管理，以“增进人类福祉”为天职，肩负起相应的道德责任。
伦理的考量和冲突在整个工程过程中都客观存在着，工程活动从设计、制造到使用各个阶段都贯穿着具有伦理性质的问题。工程伦理学要批判地反思工程师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揭示其背后的道德依据，这种推理过程所参考的一般道德原则明显或不明显地与伦理理论直接有关。
工程伦理学是一个跨学科的事业，需要众多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信息。更重要的是，工程活动的组织环境、工程的特点以及工程对个人、社会和自然造成的巨大而严重的后果，都迫使原有的伦理学进行反思、调整，使得工程伦理学常常能够形成自己的视角、作出独特的理论贡献。
二、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提高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内在要求
笔者曾对大学二年级的高职学生做过问卷调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什么是工程伦理吗?”有90%以上的学生说不知道。
素质国际会议中将道德品质列为当代工程师所必备的素质之一（另七项分别为积极进取、开拓精神、适应能力、扎实基础、学会学习、多种特长、协作能力）。
杜祥琬院士认为，工程师最需要的素质包括：良好的分析能力、灵活的实践能力、创造力、交流能力、商业管理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终身学习能力等。这与对学生的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要提高高职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必须要求对他们开展工程伦理教育。
之所以加强工程人才伦理教育，也是因为并且针对我国传统工程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诸如企业界十分注重的创新能力、敬业精神、团队合作、沟通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工程伦理观念等未能通过高校教育得以有效培养和形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汪应洛教授指出我国传统工程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设计上习惯于模仿而不是创新；设计模式上囿于刚性设计而弱于柔性设备制造系统设计；技术上偏重于工艺研究而弱于结构功能的设计研究；教育内容上只局限在技术层面，工科学生不懂得成本、经营、管理，更缺少人文修养，综合性思维与创新设计能力不足。“人文修养”的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的伦理和职业道德素养。加强工程伦理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为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创造教学条件。
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大小工程纷纷上马。国内高校的工程专业也随之趋于热门。但是，作为一门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课程，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却还处于薄弱环节。
上海一所全国闻名的岩土工程勘察院举办50周年院庆，有位德高望重的工程院院士受邀作了学术报告。据他所知，“美国排名前9位的工程学科名校，均早已开设”工程伦理“课程，而这门课在国内还是件新鲜事。难道工程只需要学开路架桥的技术，不需要学点专业伦理吗？毋庸讳言，现代大工程一旦失效或失败，造成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是非常大的。其中，有的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也有的是可以避免的人为因素，包括工程师因素”。[2]
工程伦理教育是人文教育和工程教育相交叉、相融合的学科。当前我国高职学生迫切需要进行工程伦理教育，以掌握对现代工程活动进行社会评价和道德评价的基本规则。结合专业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是提高学生工程伦理素质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这是提高学生道德素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论文摘要：从当今技术时代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通过回顾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观点，运用历史结合现实、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探求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从而提出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中国
技术给人类巨大的福社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基因技术对道德伦理的冲击、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及技术应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使得技术的成果和发展与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和矛盾，结果使得技术双重社会效应引发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争论、技术发展导致了技术生产及技术产品使用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人们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愈加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但寻找一个普遍的技术伦理理论与规范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试图从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著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中国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著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 MacKenzie)与瓦克曼( J. Wajcman)的《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 Pinch )、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 Hughes)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 Pinch )、比杰克( 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 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 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中国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
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中国
全面系统性的缺失。对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探讨，国内外学界刚刚起步，还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国外米切姆的技术伦理思想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但是他的研究还不够深人，比如“考虑周全的义务伦理”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且实现起来也有较大困难。国内著名学者陈昌曙、远德玉教授没有直接对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论述，他们只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时触及到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的部分内容;高亮华、刘文海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已深人到了技术伦理学领域，但也仅限于技术的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范畴;李庆臻简略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有简单化之嫌;李三虎、陈芬对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研究虽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但也仅限于三篇论文，理论视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技术伦理教育，内涵，必然性，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高职院校毕业生是将来技术型社会众多技能型工作岗位的主要操作力量。在高职教育中，开展技术伦理教育，事关办学目标的实现、学生的健全成长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对技术伦理内涵的理解
技术是人类将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应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劳动创造出具有使
用价值的先进产品或优质服务的有组织的活动。对于技术，法国科学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里是这样定义的：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技术具有工具性、目的性、应用性和社会整合性的特征。伦理（道德）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范人类自身行为的意义。技术与伦理能够发生联系的基础和中介是科技道德价值。科技道德价值作为科技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结合，主要指科技行为及其后果对于他人、国家、社会、人类和自然的作用与意义。[1]技术具有自然效用价值，也具有社会现实价值，它所负载的价值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工具，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形成了保证技术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新的道德规则和职责—技术伦理。“技术伦理是人们在与技术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中应该具有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品质途径，应该遵守的道德规则，应该履行的道德职责论文下载。技术伦理是对技术正面价值的维护与扩展，是对技术负面价值的制约和控制。”[2]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负面效应日益凸现，严重危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今天，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来指导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以及如何协调和处理上述关系呢？“是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二、技术伦理教育何以必须展开
技术伦理教育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学科，旨在以伦理道德视角引导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树立优良的职业道德，具备从事职业活动的善恶评价标准，能对技术及自身活动进行反思，能自觉将合理应用科学技术成果以造福人类内化为自身责任和义务。
1、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回归人的本质、实现技术和谐发展的目的使然。技术具有双面效应，生产的同时可能就是破坏。种种技术行为（假奶粉、地沟油、安乐死、基因工程、人体器官移植等）都表明，现代技术发展应用与伦理建构反思已处于辨证的矛盾同一体中，既会排斥又会依存，既会冲突又能统一。复杂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导致人们的价值观选择呈现多样性，受多种利益（钱、权、利）驱使的现代社会已造成了技术异化，也称技术悖论，技术负面效应突显且日益走向人性的反面，技术本应造福人类的宗旨被异化，这也是人自身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异化的结果。因此，现代技术伦理教育的出发点正在于在人的技术活动中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建构道德体系弥补道德缺失，使技术与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处，并通过技术的科学应用最终回归人的本质（在此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和谐发展）。正如爱因斯坦的科技道德教育观所言，“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4]
2、伦理学作为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既具有滞后性又具有先导性，它对技术的发展应用具有重大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它们的发展又是如此之快途径，以至我们甚至来不及理解和反思它们。我们的道德实践和制度安排也还不能适应这一发展。[5]技术伦理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义上讲显然会出现滞后，而技术与伦理是呈现既分立又汇合的互动态势发展，因此忽视技术伦理教育势必会牵制技术自身的前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出现双面效应，会给人类带来风险，这时它就必须接受伦理的指导，我们的科技人员应在伦理指导下生成技术责任感技术良心工程良心，积极地主动地去前瞻去预见去规避风险，重建美好和谐社会。科技研究的目的、活动的方式、发展的方向、具体的应用，都是受“心理状态制约的”，其背后都有价值目的和价值追求，“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活动才能获得意义”。[6]
3、构筑学生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应挑战的思想屏障的迫切需要。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H．Lenk指出，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和能量，这都是技术及其技术进步的结果．这就是技术及技术进步发挥出来的正面价值。然而，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给人类本身和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这一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峻和迫切，如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造假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引发了许多令人痛心的重大事件，严重影响了民生健康和社会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人员的技术伦理道德缺失或偏位?R虼耍强化技术伦理教育亟不可待，必须引起我们充分足够的重视。高职院校学生未来工作在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他们掌握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同样要在未来的技术活动中构筑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Σ涣加跋斓乃枷肫琳希使自己从事的技术活动符合技术伦理要求，并勇于同一切不法的技术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迫切需要高职院校拓展德育教育的内容，ü不同途径对学生开展技术伦理教育，对他们的技术学习给以正确的伦理道德引导途径，对一切“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技术行为做出正确的≡瘢最终促使学生积极τ孟执技术，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主要途径探究
1、 领导重视、增进共识，是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职
院校都没有开设技术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高职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几乎是一无所知，技术伦理意识模糊淡薄，专业价值与伦理教育在整个高职教育体系中可有可无，有的高职院校甚至是用技术教育完全取代价值与伦理教育，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严重缺憾论文下载。高职院校的领导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站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全面发展合格人才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技术伦理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进而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将技术伦理教育摆上位置，列入规划，落实措施，推进技术伦理教育工作有序运作。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技术伦理素养，是实施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要保证。教师的技术伦理素养对高职学生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教师在高职教学活动中应该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四个关键性问题：（1）什么是专业的核心价值观？（2）什么是社会工作者能够从事的反映这些价值观的专业行为？（3）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怎样影响他们对案主、同事以及社会成员的关系？（4）社会工作者在遭遇涉及职业价值观的冲突时应当如何行为？[7]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技术伦理教育方面师资缺乏的现状，一方面可以从高校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中选调部分合适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可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强化教师培训，努力提高教师的技术伦理素质。学校也可以与有关的技术部门（含企业）挂钩，建立“技术伦理实习基地”，让教师在积极参与技术活动过程中体验技术伦理的规范要求，不断提高并逐步完善自身的技术伦理素质。
3、勇于教学改革，对传统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寻求专业技能知识与伦理道德教育的结合点。一是“两课”扩容。高职院校可以利用“两课”教学这个平台，在传统“两课”教育中融入行业价值观指引、行业责任意识确定、道德自律、技术良心测评等专业技术伦理内容，启发学生对与技术活动过程相关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进行伦理思考；二是在教学计划中开设哲学（伦理学）相关课程途径，正如戴艳军教授指出，“技术哲学要为现实的技术选择提供价值指南，解决技术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操纵技术的人及其价值观念的转变，技术发展需要伦理规约，即用伦理道德控制人的技术行为和欲望”。[8]例如，我们可以尝试开设《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课，以多文化整合的视角构筑学生的思想基础，启发学生依托中外大家的伦理思想思考技术领域中的一切道德问题。三是活动寓教。国外实践表明，采取活动渗透式教学开展技术伦理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在课堂中开展一些主题讨论会，就现实生活中的高端技术研发、不良技术应用等热点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扮演角色，启发他们预想并尝试解决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高职院校可以邀请相关专业的行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学生做报告会，讲授技术运用的道德标准、行业科学的伦理守则，用他们的一线生产经验和工作知识启发学生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技术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也可开展一些技术伦理方面的知识竞赛，对获胜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发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理论层面的探索和把握。
参考文献：
[1]徐少锦《科技与伦理》[M] P114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2]张明国《现代技术发展的伦理考量》[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 P148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4]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P73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 P147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6]徐少锦《科技与伦理》[M] P81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7][美]弗里德里克·瑞蒙：《社会工作伦理教育》，[M]，P25，英文2001年版，
[8]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 P4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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