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工程博士；培养；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7）02002506
一、国外工程博士培养情况的研究
（一）国外工程博士的入学标准研究
国外工程博士入学标准有以下几种：密歇根大学要求申请者必须有一个工程方面的学位（硕士或学士）、2年全职相关工程经历以及GRE成绩。德克萨斯州A&M大学要求申请者至少要具有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认证的工程或与其相关的学士学位以及1年的工程或与其相关的实际经验，且课程学习必须达到96学分，平均绩点至少3.0或4.0以上。堪萨斯大学、底特律大学规定取得工程博士学位的课程要求为60学分[1]。伯明翰大学要求申请者具有相关学科（物理科学、工程或材料科学）第二级荣誉学位①中较高级学士学位，并拥有相关企业工作经验。赫瑞瓦特大学管理类课程包括项目管理、市场营销、会计、组织行为、经济学、谈判、国际市场销售等[2]。曼彻斯特大学核能工程专业工程博士学位申请者需具备包括航空、化学、土木、电力和机械、材料、物理、化学或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专业背景，拥有英国大学授予的相关学科的第一级荣誉学位或同等学力。
（二）国外工程博士的培养模式研究
关于国外工程博士的培养，顾建民对美国的学士后工程博士计划和硕士后工程博士计划两类工程教育计划进行了概述。学士后计划包括四年制本科加三年制博士生教育模式和“3.1.3”模式，②二者的计划安排大同小异，通常为l
年工程科学、l年工程设计、1年专门化和见习；硕士后计划与学士后计划相差无几，由课程学习、工业见习和设计论文等三部分内容组成，只是课程学习部
分的分量相对较少[3]。而英国每年的工程博士招生计划是由EPSRC制定的，培养周期一般为4年，且多数工程博士中心通常有一个研究主题。
王素文提炼了英国工程博士培养的3点突破：首先，对课程的学分、模块、教学方式要求具体化；其次，利用工程博士中心加强大学与工业界的关系；第三，重视管理培训，并明确要求在工业实际中实施[4]。雷环等人对工程博士培养模式的创新加以概括，包括机构创新、过程创新和经费保障，即工程博士中心由ESPRC领导，将学术界、学生和企业界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资源丰富的网络；大学与公司合作，且学生在毕业时必须完成合作公司的一项实际项目；ESPRC和公司共同支持学生的奖学金和津贴，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5]。郑春荣通过德国工程博士培养从传统的培养模式――“师徒制”到结构化模式――“研究生院”的变革，归纳出两种培养模式的特点。“师徒制”培养模式的特点：（1）独立完成一定的科研项目，此类项目多包含大量费时的试验性工作；（2）担任科研助理，“全职”攻博；（3）与工业界紧密联系。同时，他也简要概括了研究生院的特点[6]。海德堡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生院强调要使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专家联合起来，促进学科间的合作，特别是计算机学科与应用领域的结合[7]。Lee， Hsing Fen和 M. Miozzo探讨了产业参与博士项目对博士培养和博士生涯赋予了应有的优势，但同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需谨慎对待[8]。斯图加特大学创建“卓越先进制造工程研究生院”，将德国的“双元制”职业培训模式引入博士生培养模式，并提供理论和实践两个环节对博士生进行培养[9]，使学生将来能够更好地胜任大学的学术岗位或企业的领导岗位。曼彻斯特大学特别开辟了专业发展模块，提升研究生自我意识，并得到了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和电气工程师学会的认可。也有学者采用佩里的理论，强调人口学因素对美国工程博士研究生认识论的可能影响，对此，应在培养过程中予以重视[10]。此外，Crede等人通过人种学和在线调查访谈的形式，指出应为学生和教师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并适当减少工程研究生的课程，促进工程专业学生良好发展[11]。
（三）国外工程博士的培养目标研究
关于国外工程博士培养目标的研究，大多要求工程博士必须经历至少一年的工业实习期，期间学生要往返于大学和实习企业，接受大学导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双重指导，且最终论文必须要反映从事应用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12]。华威大学工程博士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创新且能够实施创新的人才，定位为未来工程工业领域领导。此培养目标得到了EPSRC的财政支持，以及英国制造工程师协会（Society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SME）、一些制造业大公司的支持，共同培养具有技术与操作创新能力以及适应商业竞争环境的管理工程师[13]。杜德斯达特（Duderstadt.James.J）在《变革世界的工程――工程践、研究和教育的未来之路》的报告中指出博士学位水平上的研究技能、智力求索和创新方式是世界级的，应提高工程职业的吸引力[14]。Ritz认为要注重学生在工程教育上获得博士学位时是否具有领导能力，能否成为领军人物[15]。Richard建议医生要像工程师一样思考问题，保证健康和消费之间的良好联系[16]。Mars认为应追求科学博士和工程博士课程的对齐，避免学生的个人价值观和观点与科学院发生冲突[17]。Hoffmann认为工程博士的培养应区别对待，不能仅限于其学术，更应该注重其在行业当中的实际应用，根据实情做出合理的改革[18]。Szelényi等学者对3所研究型大学不同领域的研究生和教师在公共利益与学术资本主义上进行了调查研究，也强调当代科学知识的产生存在着细微差别[19]。Dunhill等人曾指出英国工程博士学位制度因其没有在技术市场上保持竞争力而受到了批评，并对此进行了讨论，以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20]。
二、国内工程博士培B情况的研究
在作者所检索到的文献中，关于中国工程博士培养情况的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培养目标及方式、生源、课程设置、学位论文等方面。文章将通过入学标准、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和培养结果4个维度对工程博士的培养进行综述。
（一）中国工程博士的入学标准研究
关于中国报考工程博士的条件，钟晓征对清华大学工程博士招生要求进行了研究，指出招生对象首先要具有较好的培养潜力，一定要有硕士学位，且具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其次要来自于与学校相关领域有科研合作的单位，同时承担国家重点专项[21]。肖凤翔指出，
在国家协同创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报考学生在具有相应硕士学位的基础上，还要有一定年限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时拥有扎实的工程技术作为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以及较高的综合素质[22]。张淑林指出，美国工程博士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明确规定申请工程博士的考生首先要获得物理、数学等相关学科的优秀硕士学位；其次要考查申请者的学习能力，比如提交GPA、GRE成绩等；再者要具有全职且一年以上的工程或者与工程相关的工作经验；最后，还要求提交个人简历、学习目的说明和推荐信等各类补充材料[23]。
总体而言，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认为申请者要具备一定的学历基础，而且是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究的核心人物，同时要有一定年限的工作经验。
（二）中国工程博士的培养目标研究
关于工程博士的培养目标，赵美蓉通过与工学博士培养目标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从知识、能力和成果等方面看，强调工程博士重在培养具有实践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其次从培养类型的角度看，强调工程博士培养要突出专业实践的重要性，重在培养实践能力，为企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的专门人才；此外，他也指出工程博士教育应坚持进行精英教育，发展职业能力，在以工程实践为导向的同时注重教育的“前沿性”，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信息资源，进行创新[24]。邹香云以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的工程博士培养为例，不仅从知识、能力和成果方面明确其培养目标，还强调在素质方面，要具有在专业领域的领导、组织和沟通能力，并且能够适应市场，具有对企业生产发展的改革能力[25]。肖凤翔指出工程博士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工程技术领域领军人才，能够推动产业发展，并且在工程技术进步方面做出创造性成果；此外，他还总结了一些高校在相关方面的具体培养目标，例如，中国科技大学和天津大学提出造就工程科技和工程管理方面的高层次领军人才，中国海洋大学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创新型海洋地质学、海洋地球物理学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为目标，等等[26]。仇国芳认为工程博士的培养目标除了要使培养者具有领导、组织等能力之外，还应具有成果有原创、实用性的独立研究能力，能够对相应的工程领域的技术进步与企业发展做出贡献；也同样指出在飞速发展的工业技术下，能够敏锐洞察并且对其发展施加影响[27]。
总体而言，学者认为工程博士作为应用型学位教育，就是要培养在相关领域能够组织、领导、管理、创新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具有能够发展企业、改革企业的能力。
（三）中国工程博士的培养过程研究
1.课程设置
关于工程博士的课程设置，肖凤翔、赵美蓉、钟尚科、张淑林等人认为要实行跨专业、多学科交叉培养，使学生掌握与其专业领域相关的知识，且有利于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同时培养他们知识迁移的能力和技术转化的能力。此外，他们还指出课程设置应该模块化，即公共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和综合能力模块（管理类模块），旨在通过政治、外语等公共课程，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和对外交流能力，同时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以锻炼；通过学习相关领域的前沿课程，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通过管理、法律、经济等职业发展课程，使学生能够具有职业必备的综合素质[28]。邹香云对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工程博士的培养进行了概述，在课程设置上，该学院采取基础课程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为工程博士开设特色课程――先进制造工程学，不仅涵盖了学院的优势与特色专业领域，还凝练了众多学科专家多年的科研成果和学科经验；再者，加大应用性案例教学的比重，帮助学生形成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29]。赵美蓉还认为各试点高校在创建课程体系时，不仅要体现其交叉性，还要体现其综合性、实践性和前沿性，由相关学院、企业共同商定关于跨学科领域的课程计划，而且不设立专门方向的选修课[30]。
2.实践训练
关于工程博士的实践训练，肖凤翔认为工程博士生是高校的学生，也是联合培养单位的高级工程师或管理人员，实践训练项目应由高校、联合培养单位和工程博士生三方协同议定，于学生，符合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于国家，符合重大科技专项的实践要求和博士层次的学术标准；于企业，符合联合培养企业的实际需要[31]。肖凤翔也强调工程博士生要保证有累计两年以上的时间参与企业的工程实践活动，实践内容主要包括：在联合培养单位学习、参与工程实践活动的综合实习、项目研发及工程博士学位论文课题研究等等[32]。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还专门为实践环节增加了15个学分，包括专业课程实习实践、专业设计、工业实习，还要求实践环节的学习年限不少于3年[33]。赵美蓉通过研究发现，80%的工程博士试点单位设有具体的实践训练环节，多以企业参观、专题讲座、研讨会等形式开设。此外，也阐释天津大学本着“来源于工程实践、创新于工程实践，应用于工程实践”的培养理念，以及“重大科技专项与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原则，对工程博士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工程创新能力进行全方位的培养[34]。
3.教学方式
肖凤翔等人的研究中指出，工程博士的培养同样也实行“双导师制”，学校导师和校外企业导师要相互协作、共同指导，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且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而且以灵活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多采取研讨、辩论等开放式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35]。赵美蓉认为以项目为导向的教学方式，能促进多元化知识结构的整合，加强项目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沟通，有效培养和提高博士生的知识获取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实践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36]。
（四）中国工程博士的培B结果研究
1.学位论文
关于工程博士的学位论文，钟晓征等学者认为一定要与实际结合，能够切实解决相关领域的问题，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一定的贡献。同时阐述了清华大学工程博士的学位论文与学术博士的学位论文为同层次的高标准，有适度的灵活性，并且要求学生选择国家重点科技专项中的关键问题作为研究课题[37]。张淑林、肖凤翔认为学位论文不仅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更要具备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首创性，体现工程博士研究生从事科研的独立研究能力[38]，以及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39]。
2.质量评估
关于工程博士培养质量的评估，大多数学者认为学位论文的质量是反映培养质量的重要载体，应评价其学位论文是否能在相关领域有所贡献并且作出创造性成果。邹香云认为要从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开题、中期考核以及最终的评审3个阶段进行考核，尤其是最后评审阶段应实行双盲审制度来判断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水准[40]。钟晓征指出清华大学为了保证培养质量，设立了明确的考核要求，如定期向导师提交研究进展报告，做相关领域的口头报告，设立学位论文审查小组等，并且通过多种表现形式来反映学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如以第一发明人的身份获得的国内外已授权发明专利、EI检索论文等[41]。肖凤翔认为应由市场和社会来决定评价主体和评价标准，从而呈现多元化的评价内容，对培养质量进行检验；此外，还应引入淘汰机制，对不合格的论文等进行末尾淘汰[42]。同时，也指出部分试点单位对工程博士生的培养并没有进行质量监控，而且门槛很低，如只要修完培养计划规定的内容即可拿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严重影响了工程博士生的质量与声誉[43]。赵美蓉阐述了天津大学采取不同于工学博士的多元化工程博士评价体系，由授课教师或导师团队对其进行知识能力的评价，由导师团队对其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等做出评价，由海内外工程专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通讯评审等[44]。张振刚认为工程博士应具备管理自我的能力、管理认知的能力和管理沟通的能力，成为工程领域高层次复合型人才[45]。
3.已有研究评述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关于工程博士培养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国外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某一学校或某一专业的具体研究。二是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工程博士培养的整体要求，有较少学者以个案为例进行研究。三是国内外都要求申请者获得一定的学位，具有相关领域的工业经验；学校与企业共同合作，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企业高层次应用人才。
目前关于工程博士培养的研究成果中，主要围绕工程博士的招生条件、招生对象，工程博士的培养目标，工程博士的课程设置、实践训练和指导方式，工程博士的学位论文及其质量评估等方面。这些研究提炼了工程博士培养的各项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程博士的培养特点，为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试点单位对工程博士培养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并为进一步开展工程博士培养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对工程博士培养情况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培养中的各个环节的研究已有了一定价值的成果，但仍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
（1）缺乏对工程博士培养中生源质量的研究。
工程博士旨在培养培养能独立进行研究和开发、对相应工程领域的技术进步与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行业领军人才。这是工程博士培养质量的体现，而生源质量无疑是博士培养质量的重要关口[46]，那么，工程博士的生源质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程博士的培养质量。现有研究大都集中在申请人是否达到一定学历，是否有重大科研项目，是否有实践经历等方面上，并没有对其本（专）科和硕士阶段学历教育毕业院校的构成进行深入考察。
（2）缺乏对工程博士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工程博士培养质量的好坏是反映工程博士培养过程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也是工程博士培养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保证，所以工程博士培养质量的好坏应从哪些指标来评判，如何建立适合工程博士培养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仍然值得研究。而现有研究多注重学生学位论文是否合格，学生是否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对能够体现这些能力的指标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3）缺乏对工程博士培养中女性研究生培养的研究。
相同培养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存在个体差异，其培养质量势必也有很大不同，而工程博士所涉及的更是工科性质的专业领域，所以在培养工程博士的过程中，近几年的男女比例情况如何，性别差异导致了哪些培养差异，以及最终培养质量是否存在显著不同等情况都值得进一步探讨，以期能够找出适合女性特点的培养模式，更好地提高工程博士培养的整体质量。而现有研究并没有对培养对象加以区分，从而忽略了性别差异对培养质量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工程博士的培养，首先要严格把控生源质量，完善入学标准，同时要注重个体的差异性，合理进行差异培养；其次设立培养质量监督审查机构，建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工程博士培养质量进行有效审查与能力认证，促进工程博士培养的改革与创新；再者，应从国情出发，借鉴国外优秀、成功的培养理念，创建出适合中国工程博士健康发展的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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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竞争机制，保证和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纵观博士研究生培养体制，可以发现国内普遍缺乏健全的淘汰机制，军队院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也是如此。目前，军队院校的研究生能否顺利取得学位，最终都由总部进行分配工作，或是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相比于地方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军队院校的博士研究生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拿到学位而影响找工作；此外，很多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是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创造能力，在前沿领域勇于探索，而是求稳怕难，过多地依赖导师，满足于遵循导师的思路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还有些人则急功近利，追求所谓的“短平快”，以尽早发表几篇文章、获取一纸文凭毕业作为学习期间的主要目标，以期早点分配单位。因此，建立健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竞争机制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1.从博士研究生遴选方式上引入竞争机制
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实行“严进宽出”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但是，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角度来看，严格把握好“严进”关是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前提。
（1）执行严格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制度。不管是在院校、基层部队，还是在研究所等单位，干部学历的提升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够与时俱进，不到高等院校深造，很快就跟不上装备和部队发展的要求。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对象是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军校应届学员和部队在职干部。在博士入学资格考试中考试成绩达到学校录取线，并且在硕士阶段的学习中，其学术成果、科研成果以及军政素质均表现优秀，或在以前的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可就读博士研究生。
（2）从硕士研究生中挑选优秀学员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硕士刚开始的1.5年主要是以课程学习为主，基本不安排论文和研究任务，第2年进行严格的资格考核。考核通过者则直接进入3～5年完整的博士研究阶段。吸纳基础扎实、实践和创新能力强的优秀研究生进行硕博连读培养可以缩短培养周期，同时也为部队培养一支充满活力、思维敏捷、勇于创新以及优秀的年轻干部队伍。
2.从过程管理中建立博士生教育竞争机制
在培养管理过程中建立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加大过程管理的力度，通过设立博士生中期检查、毕业考核等环节，实行淘汰制，以保证和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1）中期检查。论文中期检查是在博士生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由学科专业的专家小组对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进行检查，博士生向专家小组汇报论文的进展情况和论文的阶段性成果。专家组根据博士生的汇报情况对博士生的论文进展进行检查，对论文工作中存在较严重问题者提出建议，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工作能正常进行和顺利完成。若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可对其中止培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研究生更加努力地进行课题研究，并保证研究生质量要求。
（2）毕业考核。毕业考核针对即将提交毕业学位论文的博士研究生，对他们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学术成果、科研情况、军人素质以及履行学校规章制度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结果存入个人档案。这些考核结论作为博士研究生毕业留校的主要判断依据。毕业考核直接激励博士研究生在平时表现以及学术科研等方面积极进取，达到一名合格军校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二、建立激励机制，为博士研究生培养提供原动力
1.研究生学术、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为鼓励博士研究生参与科技创新，发表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笔者所在院校制定了研究生学术、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1）设立研究生创新奖学金。对于创新思维敏捷、创新能力强、科研成果丰硕的博士研究生，通过阶段性考核（一般为一个学年）可申请一定等级的创新研究生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的金额设定为5000元，二等奖学金金额为2000元，受资助者比例一般在5%～10%。通过这种激励机制使博士研究生自身价值体现、创新热情的激发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还原了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特征，即科学研究是研究生教育的本质。
（2）设立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是对二年级的博士研究生设定的，这时博士研究的前期工作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为确定资助对象，一般进行一次学术和科研能力考核。考核和选拔主要从质量和数量、参加科研情况两方面进行，根据考核结果分别给予1万～2万元的资助额度。通过这种激励机制使研究生变被动为主动，有利于校园学术氛围以及科研软环境的建设，使博士研究生培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2.“优秀学员”奖励制度
优秀学员的评定依据一般是研究生的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综合表现等，具有相对的可度量性和可比性，每学年评定一次。研究生管理大队按比例把名额分配到各个研究生队，由研究生队干部依据学员该学年的综合表现进行量化打分，并结合各班、各区队的推荐意见形成名单上报研究生管理大队进行表彰。同时，研究生管理大队将表现特别突出的“优秀学员”由大学对受表彰者推荐为“大学优秀学员标兵”，并记“三等功”一次。由于“优秀学员”的评定主要侧重于学员平时的 政治表现、军人素质以及履行规章制度等方面，学术成果和科研情况占的权重相对小，这对于那些学习和科研水平相对弱的学员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措施。
3.建立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制度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的目的是促进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一般经过研究生申报、导师推荐、学院学术委员会评选，学校学术委员会评定，遴选出高水平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根据论文质量分别向海军、全军推荐海军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论文质量特别突出的推荐参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学校给予不同等级的优秀论文作者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对于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直接解决高级职称。目前，笔者所在院校已有7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4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其中马伟明院士和朱石坚教授各有两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三、完善竞争与激励机制的思考
1.完善综合评价考核体系
研究生综合评价考核必须结合学校和学科专业的特点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符合学校和部队发展需要的考核体系。由于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所以，在制订考评体系时要兼顾学科专业间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同时，在各种考核中都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于军校的特殊性及专业的限制，博士研究生作为高层次的人才，不但需要精通专业知识，而且军人素质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军队院校的研究生综合考核体系中对军人素质的考核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2.完善奖学金和基金资助体系
奖学金和基金资助的评价一般包括研究生学员的学术成果、参加科研情况以及课程成绩三大方面，其中学术成果占的权重最高。在考核评定时，各专业之间奖学金金额和资助金额应兼顾专业的“冷”、“热”。如：有些专业的研究课题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验，没有实验数据就不可能发表高质量的论文，而有些专业大多数是一些理论性研究课题，相对容易。所以，对这些不同专业应根据其实际情况和需求分别给予适当的资助。
同时，评定标准要规范化。如：在评价标准上要求公开发表的论文必须见刊，对无正式CN号论文和未取得公开号的发明、专利等不得列入科研成果；对一般期刊上所的得分进行总分限制，对不同质量的论文分配不同的权值。这样既能使不同层次的成果之间在分数上拉开距离，又能凸显优秀成果，从而鼓励优秀成果的发表。此外，对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取得的成果不得列入参评内容，以确保公平公正。
从笔者所在院校目前受资助的情况来看，受资助的博士研究生都是各专业非常优秀的，受资助的比例还非常小。国外的知名大学总体来说获资助者所占比例较高。因此，加大资助比例也是促进学员创新积极性的动力之源。建议学校和院系依据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进步大小以及学科专业研究的特点给予学员一定资助，进一步扩大资助面。
最后，还需明确创新奖学金、创新基金各等级之间的金额差距，这是奖学金、基金资助制度能否充分发挥其激励以及资助功能的关键。金额差距过大资助功能就被弱化，而差距过小就会忽略其激励功能。
3.建立并完善导师资助体制
在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培养过程中，部分地方高校要求导师提供一定金额的“资源占用费”或培养费。建立导师资助制的初衷是希望导师交纳课题经费以后能对学生负起更多的责任，提出更高的科研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导师“滥招”或“招而不管”的风气。军校学员不需要缴纳学费，军队院校也没有规定导师一定要给予学员一定的资助。然而，没有导师资助单靠学校拨的培养经费显然不利于科研项目的开展，现在军校导师的资助方式主要表现为一种自主行为。所以，建立以科研资助为核心的导师责任制要考虑以下几个实际情况：一是要避免导师交了培养经费后，使师生关系变为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二是要避免导师出资平均化。导师配套经费要考虑到不同学科性质的差异，制订不同的配套经费标准，基础性学科和缺乏科研课题的导师可不必交纳培养经费。总之，导师资助体系的建立是为了激发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导师教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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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连.院校转型下军队研究生教育改革新模式[J].江苏社会科学，2010，（S1）：57-61.
【关键词】军队工科院校 博士研究生 专业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001-01
一、概述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的课程学习是拓宽博士生知识面，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使博士生“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的重要环节[1]。全军研究生教育改革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由培养学术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为主的转变，明确了要更多更好地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2]。
目前我军工科院校研究生规模逐年扩大，不断地加强博士生课程建设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但是军队工科院校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建设过去一直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在博士课程应具有怎样的特色，博士课程与硕士课程的连贯与融合，博士研究生应学什么内容，怎样学，教师怎样教，如何考核等若干关键问题的认识上还较为含糊。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课程设置不能满足部队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军校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根本目的是适应军队建设和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需要，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各级各类技术的自主创新人才，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思想品德和军事素质，广博的多学科基础知识，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等[3]。学科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应该围绕需求这个核心来进行设置，但目前的课程还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2.内容衔接不足，前沿知识缺乏：在教学内容上，没处理好博士研究生课程与硕士研究生课程的衔接，讲授内容缺乏学科价值和时代感，与硕士研究生课程低水平重复[5]，学科前沿、热点问题没有及时进入博士研究生课堂，从而使课程内容的应用价值和学术含量不高，甚至陈旧的内容依然存在[4]。
3.教学方法简单，教学效果不佳：不能像硕士研究生那样主要进行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的学习，采取满堂灌的方式。教师要深入了解博士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本质和规律，引导博士研究生参与教学，探索研究型、创新性的学习方式，才能取得理想效果。
4.考核形式单一，评估效果有限：课程考核是博士研究生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考核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重视课程考核的作用，二是把课程考核作为对学生施加压力的手段，有的课程考试一般以写小论文的形式进行学习的评估，效果极其有限。
三、加强课程建设的措施
1.课程建设要适应部队建设和未来战争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内容的设置应该与科学研究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相适应，这也是国防现代化对军事技术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可以更好地满足军队建设和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需要，更快地实现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自主创新人才的目标[2]，因而博士研究生课程应紧紧围绕“打得赢”这个核心进行设置，一些通用课程内容可以淡化或取消。
2.教学内容要注重系统性，服从学科专业体系：博士研究生课程主要突出相关知识点和相关技术在实际任务和工作中的应用作为主体的内容设置，使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成为硕士课程的延续和深入，课程设置既能反映出本专业基本理论和最新发展内容，还要体现专业研究军事特色。
注重引进国内外的相关优秀课程与教材，选用处于学科前沿的国内外最新专著、参考书或文献资料。同时课程设置要有前瞻性，能对将来的专业发展趋势有所体现[4]；处理好知识结构中“博”与“专”这一对重要关系[6]，帮助博士生建构个性化的学术格局。
3.转变教学理念，推行研究性的课程教学方式：在教学方法上，要充分体现研究式、讨论式、启发式，以调动博士生的独立自学、独立钻研的积极性。在博士生的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以自学为主和自学与辅导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验技术操作相结合；多种形式的研讨与讲座相结合，围绕主题由教师组织讨论[4]。这种研讨式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实现以博士研究生是学习的主人、主体和主动学习的教学思想，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指导和辅导的作用，让博士研究生通过观察、思考，体验探索科学技术的途径和方法。
4.加强地方与国际合作，提高课程建设水平：积极邀请名家教授作为特聘教授参与部队院校教学，通过长江学者特聘岗位等形式，为军校注入新鲜血液。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之一。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优秀教学资源，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提倡双语教学和采用外文原版教材进行教学的方式[1]，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提升我军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5.复合化的考核方式和教学质量评估提升学习效果：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可以选择多种考核方式或者其组合形式，利用所学专业知识，经过查阅文献、文献阅读、方法实现、仿真试验、撰写研究报告等过程，使学生能够较为完整地完成本学科专业课程的一次初级研究活动，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2]。注重营造追求卓越、增强竞争的气氛，促进博士研究生课程质量的不断提高。同时，课程检查评估的结果可以广泛调动课程任课教师的积极性，肯定其成绩，发现其问题，为提高博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提供坚实的保障。
四、结语
军队工科院校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建设将使博士研究生“军味”更浓，特色更鲜明，在掌握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基础上，更加注重自主学习和自主发展能力的培养。通过顶层设计、课程设置和考核评估等各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军队博士研究生更好地满足军队和国防科技发展对军队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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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京，路亚光，杨春国，吕新远. 我院研究生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军事交通学院学报2008（3）：75-78.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军地院校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在德育、学术和体育方面存在较大的共通性，同时军队院校对工学博士生的军事素质要求和身心素质要求更高，地方院校对注重工学博士生国际素养的培养。在制定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时，应符合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兼顾高标准与可行性、兼顾稳定性与变动性，提高工学博士生国际化素养，加强工学博士生工程伦理教育。
关键词：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国际化
一、军地院校工学博士生共同培养目标
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文件也对博士学位的授予要求（博士生）培养目标进行了明确规定。如1992年教育部制定的《博士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一）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二）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三）身体健康。”军地院校在培养工学博士生过程中，必须共同遵循这三方面的要求。
（一）德育培养目标
德育培养就是使博士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德育培养目标上，工学博士生与其他学科专业博士生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地方普通院校工学博士生的要求与军校工学博士生的要求也基本一致。
在遵守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军地工学博士培养院校都结合本单位实际，对博士生的德育培养目标作了进一步明确。如清华大学2010年7月最新修订的《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对博士生的德育培养目标是：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信公正，有社会责任感。再如，国防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博士生培养方案确定的德育培养目标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并能运用这些理论正确分析社会现象，指导工作实践，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和敬业精神，追求科学，求真务实，学风严谨。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与艰苦创业精神，刻苦钻研，勤奋工作。团结协作与合作精神强。心理健康，情操高尚，行为规范。献身军队思想牢固，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
（二）学术培养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博士学位授予要求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军地院校根据不同专业工学博士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学术培养目标。如2010年5月新修订的《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规定：博士生要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所从事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动向；具有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的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达到四会（听、说、读、写）水平。
工学博士生虽然最终要培养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但成为专家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具备宽广的基础理论。只有工程技术理论基础扎实，具体学科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道路才能具有扎实的根基，学术路子才能越走越宽。掌握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是工学博士生从事科研工作的根本，否则要做出创造性研究成果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这就要求准确把握专业理论前沿，全面了解学术动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储备本学科领域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赋予工学博士的使命任务是要在工程技术领域作出重大发明创造，因此衡量一名工学博士生是否合格、能否最终顺利毕业并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标准，就是能独当一面，在学科某一领域开展研究，进行技术攻关，取得创造性成果。
（三）体育培养目标
体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军地院校都比较注重博士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把身体健康也纳入工学博士生培养的目标之一。如山东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学科博士生培养方案“培养目标”的第四条为：“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素质”。再如二炮工程学院博士生研究培养方案中在“培养目标”的“军政素质”项中，要求博士生“身体健康，心理素质良好”。
不少院校都要求博士生“身心健康”，除了体格强健的含义之外，心理素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身体要健康，心理也要健康。近年来，很多媒体报道过“博士生自杀”的新闻，与博士生的心理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在面对挫折时不能有效调节自己的情绪，而选择了极端的逃避方式。不少院校将工学博士生的心理素质要求也作为身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出了专门规定。如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博士生应具有强健的体魄和适应信息化条件下海战的心理素质。
二、军地院校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比较评析
军地院校工学博士生在培养目标方面存在较多共性，如都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知识广博专深，强调科研能力培养，强调创造性，等等。但主要由于双方所培养的人才就业去向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军队院校对工学博士生的军事素质要求
军事素质是军事人才所具备的有关与军事专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的总和。军委五句话总要求中就有“军事过硬”的明确要求。由于军队院校主要面向部队用人单位培养博士生，军队院校工学博士要培养的是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和未来战争需要的科学家、军事和技术专家，因此对军事素质有专门的要求，在培养目标的设置上，突出了军事素质的培养。部队工学博士既是科学家，又是技术专家。军事素质体现在科学家队伍上，就是要能够站在科学前沿，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关键技术攻关；体现在技术专家队伍上，就是要精通高新武器装备性能，能够迅速排除各种故障、解决复杂难题。
工学博士生毕业到军队各级单位后，一般职务都比较高，有的甚至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因此必须具备较强的部队组织管理能力。如二炮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对博士生军事素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有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不怕牺牲，不畏强敌，敢打必胜；具有较强的指挥管理能力，掌握一定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善于组织谋划，身体健康，心理素质良好。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也规定：具有良好的军人素养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管理部队的能力，能为部队起表率作用。
（二）军队院校对工学博士生的身心素质要求更高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普通院校在工学博士生实践培养过程中，虽然培养目标中有“体”，但实际培养过程中体现不多，主要是靠引导博士生积极参与身体锻炼，如通过组织各类体育比赛等方式鼓励博士生锻炼身体。因此地方院校工科博士生在体育培养目标方面主要靠博士生个人自己安排，参加各种体育锻炼活动。对于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的工科博士生，地方院校也应有所侧重，积极引导他们加强军事素质的提高。博士生原所在单位也应加强指导督促。积极跟踪新军事变革发展动态，不断提高自身军事素质，打牢为国防和军队事业贡献力量的军事基础。
军队院校基本上都把工学博士生的体育培养目标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并对身心素质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军队院校工学博士生参加体能训练则是必修课。现代战争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要求部队有更加快速的反应能力、（其他要求具体表现）对军人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军队院校工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中，要对身体和心理素质提出具体要求。只有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适应战争中的高强度对抗的需要，适应战场艰苦生活和严酷的战斗环境。因此，军队院校在为提高博士生身体素质，提高其自觉锻炼身体的积极性，在毕业前，安排体能考核，按照《军队干部体能考核》所确立的标准来评判是否合格，对于不合格者，不允许如期答辩，待通过所有考核项目后另行安排。
军人职业本身具有强度高、压力大的特征。高技术局部战争表明，参战者心理素质的高低，战争承受力的强弱，不仅影响个体能力和装备效能的充分发挥，还会关系战斗乃至战争的成败。随着近年来我军对军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包括军事院校在内的各级部队单位都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活动，以提高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军队院校普遍建立了心理咨询室，心理行为训练中心，对包括工学博士生在内的全体学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和训练。
（三）地方院校对注重工学博士生国际素养的培养
我国不少地方高校都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办学目标。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走向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而国际竞争的关键是国际化人才竞争，要积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领导者和创新型人才，博士生培养居于重要地位，其国际视野是否宽广是关键。
首先，地方大学更注重工学博士生外语学术交流水平的提高。国际化，语言是基础。只有熟练掌握国际通用语言，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参与交流和竞争。军地院校都十分注重博士生外语水平的培养，在博士生入学考试中，外语是必考科目，外语课也是工学博士生的必修课。不少地方院校将“能熟练地运用一门外国语”列为工学博士生培养的一个目标，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有的院校还对第二外国语作出了要求。从整体上来看，地方院校对工学博士生的外语要求比军队院校要高，更注重学术应用性。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在机械工程专业实现了20门课用英文讲授，大大提高了工程教育国际化的水平，学生的英文实用能力大大提高，适应国际工程工作环境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其次，地方院校更注重开拓工学博士生国际学术视野。现代工程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大部分最新科研成果都是用英语最先。因此，工科博士生有必要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了解学科前沿最新动态，了解外国同行研究重点，开拓自身国际视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要赶超先进国家，必须积极向他们学习，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一要能听懂对方的学术报告，而且能就对方的观点提出疑问或赞同，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
再次，地方院校积极开展校际交流和中外联合办学。虽然军队院校近年来也纳入国家公派留学生出国项目，但参与学校数量及名额与地方大学相比还很少。目前我国扩大对外交流，大量派遣出国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同时也积极接收外国学生来我国攻读博士学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建立合作项目，联合培养人才，促进我国博士教育观念的更新和人才培养与师资水平的提高，同时加强部分薄弱学科的建设。
三、科学制定军地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建议
军地工学博士生的具体培养目标虽然略有差异，但总体基本一致，通过相互比较和借鉴，可以得出进一步完善军地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科学制定方面的建议。
（一）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制定，应符合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
“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制定的理论基础。虽然是对工科博士研究生而言，他们已具备较高的科学技术知识，大部分还具有一定的工程实践经验，但军地院校制定工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要达到一些基本要求，包括：要体现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要符合高等教育的性质并能实现高等教育的任务；要根据工科博士生身心发展特征并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要与工程实践及前阶段教育的培养目标衔接。
（二）工科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制定应兼顾高标准与可行性
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工程人才工学博士研究生教育，无论是面向普通经济建设事业，还是面向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其培养目标不论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知识能力、身心素质上都应当有较高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应该是经过博士生的个人努力以及培养单位和指导老师的共同努力，可以达到的。如果标准过高，实际上无法达到，那就难以起到指引和激励的作用。
首先，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的高标准主要应体现在学术培养目标上。工学博士生应在学习过程中作出创新性、高质量科研成果，达到很高水平，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工学博士生学术培养目标的制定，以社会需求及学科发展为导向，培养具有扎实宽泛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竞争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其次，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要兼顾可行性。要考虑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水平和培养基础，充分考虑到院校的教学资源，包括师资配备和实验室设备等情况。如果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最终很难实现，那么这样的培养目标是失败的。
（三）工学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制定应兼顾稳定性与变动性
培养目标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经常修改。但是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进步日新月异，因此，制定工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应该具有一定的弹性。没有弹性就不可能有稳定性。
另外，工科博士生培养目标应根据博士就业去向日趋多元化的趋势进行调整。我国博士生教育一直定位于培养高层次学术性人才，承担着为高等院校输送师资和为科研机构补充研究人员的职能。近年来，随着就业去向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博士选择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据统计，1995年至2008年间，43.9%的博士选择进入高等院校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10.8%的博士选择进行如科研院所工作，2.9%的博士选择从事博士后工作，5.2%的博士进入各级政府部门，15.2%的博士进入企事业单位。而且从2006年开始，选择进入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博士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2]根据笔者的调查访问，地方院校工学博士毕业生的去向与我国整体博士生毕业去向基本一致，位列前列的依次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工学博士，也大都从事研发工作。军队院校工学博士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依次是军队院校、军事科研机构、军事机构和基层部队。
（四）提高工学博士生国际化素养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工学博士生作为国家重要高层次人才目标，必须注重提高其国际化素养。
首先，要提高工学博士生外语学术交流水平。我国高校推进工学博士生国际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国际化语言问题，即使用英语的教学水平。虽然工学博士生从小就学习外语，但由于外语教学仍以课堂讲授为主，缺乏使用环境，学生没有机会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应当改变英语的学习方法，变课堂纯英语教学为用英语讲授专业课或开设双语专业课，使博士生在这样实践环境中学会专业，同时也学会英语，具备较高外语学术交流水平，掌握学科前沿，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竞争。
其次，要提高校际交流和合作办学水平，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师资。我们应当加强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这不仅有利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并且可以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推动我国工学博士研究生教育课程的国际化和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如同济大学实施的部分实践设计联合课程，通过与外方合作，双方学校的博士生和指导教师混合编组，大家为完成一个共同的工程项目而合作。联合课程使学生能直接接受外国教授指导，与外国工学博士生沟通，达到国际化培养的目的。
（五）加强工学博士生工程伦理教育
现代工程活动是复杂的社会活动，在工程的设计、决策、实施和运行管理中会涉及到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以至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仅仅掌握专业知识，而缺乏有关与专业活动相关的伦理准则和道德判断的知识，是不能胜任现代工程要求的。这就对工程师提出了伦理要求，也就是所谓工程伦理，即参与工程技术活动的管理人员与科技人员应具的伦理精神道德品质、应循的道德规范与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正如美国工程伦理学家品库斯（R. L. Pinkus）所认为的：“处于现实社会环境中的工程，要在经费预算、工期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所使用的不仅是科学知识，还需要将科学事实、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去生产含有可接受水平的风险的技术产品。”[3]因此，在对工程技术专家的重要后备力量——工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中，开展相关的工程伦理教育教育尤为必要。军地各院校在工学博士生德育培养目标中应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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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美国；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2)05-0060-04我国自1981年初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来，博士生教育作为最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备受关注。经过全国高校多年的努力，我国博士生培养规模现已跃居世界前列\[1\]，但是教育质量没有得到同步提高。博士生作为高端科技人才的领军群体，其教育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科研水平发展潜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跨越阶段，需要大量从事高新技术研发和交叉领域的创新型高水平科技人才，机械学科的博士生教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挑战。培养模式是指为了培养学生具备特定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学校在特定教育经验基础上以某种教学思想为指导、某些教育理论为依据建立的范型\[2\]。科学的培养模式是博士生教育质量的保障。
美国拥有150多年的博士生教育经验，其培养模式经过不断改革和完善，日益获得国际学术机构的认可和效仿。本文以美国机械工程专业具有代表性的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记为GaTech）为例，探讨美国机械学科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特点，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建议，希望为我国博士生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 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
创建于1885年的佐治亚理工学院是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公立大学。根据US News & World Report的统计，其工程学院研究生教育在全美连续4年名列第4，机械学科（Mechanical Engineering，简记为ME）研究生专业在全美排名第6。ME在读博士生约300人。下面以GaTech ME为例，介绍美国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所包含的主要环节及其要求\[3\]。
（一） 培养目标和方式
学生在获得博士学位时应达到以下目标：具有未来在工业界和学术界从事工作所需的基础，并形成终生学习的意识和习惯；掌握先进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数学、计算机、实验方法和技术等；掌握坚实的深入的专业知识，能够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具有宽广的相关学科的知识基础，具有解决交叉领域问题的洞察力和技术；掌握科学研究所需的技能，包括任务规划、信息集成与综合、团队合作、交流沟通、等；提升领导力、学术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博士生学习年限没有特定要求，但要保证至少两个学期为全日制注册。博士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整个在读期间可分为两个阶段：（1） 入学后第一个学期和导师共同制定培养计划，开始课程学习、科研的前期准备和调研工作，并通过资格考试。（2） 以科研为主，同时完成规定学分、教学训练、学术讲座等环节，最终在论文和答辩通过论文指导小组审核后获得学位。在学期间，导师有权根据学生的工作情况中止对学生的指导（经济资助保留至该学期末），学生有1个学期的时间寻找新的导师。如果学生是因为工作表现欠佳和学术纪律问题被淘汰，所在学院一般不再予以接收。学生也有权更换导师、转换学校或系、休学、退学等。学生已经获得的学分可以转至新的校系，资格考试成绩是否有效取决于转入校系的规定。
（二） 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
1. 课程学习和其他环节学分要求。根据博士生培养计划的要求，博士生应获得不少于42学分的学位课程学分，其中本专业课程24学分，相关专业课程12学分，其他课程6学分。从课程难度上看，要求至少36学分的课程为6级或以上（课程难度共分为8级，难度逐级增大）。
另外还有5个非学位课程学分。为鼓励博士生参加本专业的学术讲座，设有2个学分，学生提供11个讲座的题目、演讲者和日期可获得1个学分。教学训练是博士生培养的另一个必修环节，占3个学分。学生在参加了教学培训课程后，选取一门专业课程，参加以任课老师为主的教学全过程，包括答疑、批改作业、辅导实验、考试等。最为重要的是博士生必须自己独立准备并讲授3节课。学期末任课老师和系里教学委员会共同评价博士生是否可以获得该学分。
2. 资格考试。在入学1年（直博生两年）后所有博士生都必须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但前提条件是已修课程成绩GPA不低于3.3。资格考试的重点是考察博士生是否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学科基础知识和专门知识，是否可以利用这些知识分析和处理问题，是否具有完成博士学业所需的工作能力。每人必须分别参加3门分属3个不同专业方向的综合性考试，每门考试都分笔试和口试。资格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以研究为主的第二个学习阶段。如有一门课程的口试或笔试环节不通过，则在下次考试中有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仍不通过者，将强制中止博士学习。淘汰率一般在25％左右，有些专业甚至高于40％。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跨入博士生教育大国行列。博士生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培养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从生源质量、导师水平、课程体系、指导方式、学科差异、资助模式、科研体制等方面研究了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在这些探讨中，常常涉及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但是，人们对此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存在“有关说”与“无关说”两类代表性观点。“有关说”认为，博士生教育经费与资助不足是造成当前博士生培养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博士生培养要保持高质量，一方面需要提供有吸引力的博士生待遇，另一方面需要科研环境和科研经费的保障。“无关说”认为，攻读博士学位关键要有献身科学、淡泊名利、甘于清贫的精神，不能太在意经济利益，更不应以功利主义去引导他们获取学位，博士生教育质量危机更多是生源质量、导师水平等“人”的因素。
出现上述争议，本文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细致的理性分析不够，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教育实践的复杂性以及教育研究不可避免地面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理论上的突破较为困难。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教育资源在教育成果中的作用，既是教育研究长期关注的基本理论课题，又是一个最有争议的领域[1]。二是缺乏科学有力的实证研究基础，难以找到有力的实证依据。艾伦伯克(Ehrenberg)曾指出，美国“为防止未来博士短缺，在许多政策中增加了对研究生的联邦基金和社团资助，但是，实际上财政资助对博士生教育影响的经验证据相当不足。”[2]事实上，任何科学问题都需经受理性和实证的检验，况且，实证分析是政策研究的重要阶段和必要条件，缺乏这一环节往往会导致政策失误或政策失灵。面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以及“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的发展任务要求，为了制定有针对性的博士生资助政策，有必要深入研究两者的关系并予以实证检验。
博士生资助实践虽然已有较长历史，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并不充分。西方出现了较丰富的文献，但研究更多关注资助与完成率、修业时间的关系，并未深入到此议题当中。国内相关研究是从研究生成本分担的讨论开始的，目前研究重点逐渐聚焦到资助问题上，但研究大多处于定性描述和调查分析阶段，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资助到底是否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有影响？是如何发挥影响的？为此，本文试图探讨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以便实证地对博士生资助作为一种教育财政手段的潜在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估。
二、分析框架
资助作为一种教育资源，虽然在整个学校教育投入中的份额并不大，但相关研究表明，资助对教育有多重影响，发挥着保障机会均等、实现教育公平、改善学生学习条件、调动学习积极性以及实现调控、调整规模与优化结构等作用[3-6]。从博士生角度看，资助可能对博士生入学动机、降低私人教育成本、激励科研创新、促进学业完成等方面产生影响。为了考察资助与教育产出的复杂关系，本文以教育生产理论为主线，以激励理论、选择理论为两翼，构建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关系的粗略分析框架。图1说明，资助作为一种教育资源，对博士生教育的入口(生源)、过程(博士生与导师的互动)、出口(人才质量与科研产出)产生多重影响。
生源吸引 博士生资助 时间保障 科研激励 促进产出 投入 导师——博士生的互动 产出 入口 过程 出口
博士生产单位：学科
图1 博士生资助作用的“入口—过程—出口”分析框架
资助与培养质量间的关系，可借助相关理论来理解。首先，教育生产理论把教育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描述了教育资源(投入)如何转变成教育产出(成果)，即学校是如何生产教育成果的。博士生在受教育过程中，有较低级的需要即生存性需要和较高级的需要即发展性需要，建立在博士生需要之上的激励，有利于促进博士生的发展和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实际上，上述理论从不同侧面反应了资助的作用。但是，资助是一个系统工程，孤立地看待各个部分都是不恰当的。教育生产理论的本质是将不同规模的资源组合与同质单位的成果相比较，但更多是一个形式化的表述，较少关注这些成果是如何产生的[8]74，难以深入揭示教育过程的复杂关系。激励理论与入学选择理论虽然关照了资助对教育入口与过程的解释，但前者主要关注博士生的需求和激励方式，后者主要关注博士生的入学意愿。只有将几种理论有机结合，才可能深刻地理解两者关系。在这一基本框架下，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不同资助类型是否带来博士生学术产出的差异？不同资助类型博士生的学位完成时间是否有差异？资助是否对生源吸引产生影响，不同资助类型是否对吸引不同质量生源产生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08年10～12月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调查的总体是全国大学全日制在读博士生。考虑到调查总体特征和抽样的代表性，本调查在学校类型上进行了分类抽样，在学校内部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总共抽取12所大学1200名博士生，回收有效问卷913份，有效回收率为76.1%。样本数据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选择高校所在区域、高校类型、学科、年级等对博士生资助可能有影响的控制变量进行特征分类，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使得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第二，调查的信息比较全面，不仅包含博士生的收入、支出、资助等信息，还涉及博士生的背景信息、学习训练过程、时间分配、学术 成果等，这有效弥补了当前博士生资助研究数据准备不足的问题。
2.概念及其操作化
测量博士生学术产出、生源吸引、学位完成时间、资助类型等变量，需要借助相应的指标实现。为此，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理论指导，将上述变量转化为具体的测量指标，见表1。
不可否认，上述操作指标在反映理论模型时，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即便如此，这些指标依然可以成为重要的测量工具。在实证研究中有些指标难以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因此，在保证合理性的基础上，结合操作的可行性，本文筛选出一些重要指标。
(1)资助类型及其测量。“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向学生提供最有效和更公平的资助”是资助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10]。资助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要追求使用效率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价值理念。为了能通过计量方法体现资助的特征，本文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说①，以资助水平与资助价值取向两个最能体现资助特征的两个维度，划分博士生资助类型。资助水平指的是资助额度的高低，能直接反映博士生的生活状况与科研环境；价值取向反映的是博士生资助的理念与目标追求。因此，依据上述两个维度，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公平主导型、低水平公平主导型、高水平效率主导型、低水平效率主导型四种理想类型。
对资助水平高低的衡量，可以通过对比资助额满足博士生需要的程度来实现。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对于缴费博士生，还是不缴费博士生，其基本开支都不低于12000元/年[11]。可见，假如资助额为12000元/年，那只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假如资助额达到15000元/年，那么博士生将处于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和学习环境中，因此，我们以12000元、15000元为基准，把博士生资助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层级。而对资助价值取向测量的思路是，首先对各种资助方式进行定性分析并进行归类②；然后分析效率型资助额占全部资助额的比例，以60%与30%为节点③，把资助划分为效率型、公平型、混合型三个类别。
(2)博士生学术产出的界定与测量。博士生学术产出是博士生培养质量在博士生身上的核心体现。博士生学术产出包括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著作、专利等。其中，学位论文是体现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创新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的综合性成果，是反映和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重要指标，但其局限是只能在论文答辩后才能给出质量评价。而博士生在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专利、学术著作、学术获奖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博士生培养质量，在操作上也易行，因此，我们以这些指标来衡量其学术产出。这些指标既有数量方面的信息，又有质量方面的信息。数量越大，说明博士生的学术产出越多；级别越高，说明博士生的学术产出质量越高。显然，在资源相同的情况下，博士生取得更多的更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那么表明其培养是高质量的。因此，在实证分析中，以博士生在读期间获得的知识产品的数量与层次的加权得分来衡量博士生教育产出，综合反映质和量两方面信息。
由于不同指标在学术产出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计算每个博士生的学术成果总分，首先要对它们分别赋值。其次，学科间存在差异，人文社会学科更注重学术与出版著作，而理工科更注重科技与发明专利等，因此，应对人文社会学科、理工科分别进行统计。最后，为使学科间具有可比性，把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学术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的学术成果得分，即学术成果标准分。科研成果得分计算公式如下④：
人文社科博士生学术成果得分=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50+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40+普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5+国际学术会议论文×50+国内学术会议论文×15+省级学术会议论文×5+专著×300+编著和译著×150+参著×50+获得部级学术成果奖×300+获省部级学术成果奖×150+全国性比赛获奖×60+省级比赛获奖×30+校级比赛获奖×10。
理工科博士生学术成果得分=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00+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30+普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5+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国内学术会议论文×10+省级学术会议论文×5+专著×80+编著和译著×40+参著×20+发明专利×70+实用新型专利×30+外观设计专利×30+获得部级学术成果奖×400+获省部级学术成果奖×150+全国性比赛获奖×60+省级比赛获奖×30+校级比赛获奖×10。
(3)统计方法。在建立计量模型的时候，分别以学术产出、本科毕业学校层次、硕士毕业学校层次、预期毕业时间作为因变量，以资助类型作为解释变量。资助类型是定类变量，博士生学术成果标准分是定距变量，因此，可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建立两者关系；而其他几类被解释变量为定类变量，所以选用交互分析和卡方检验的统计方法。
四、结果分析
1.资助类型的归纳
如前所述，按两个维度三个层次，两两组合可得到九种资助类型，最后归并为以下五大类型：低水平公平主导型、低水平效率主导型、高水平公平主导型、高水平效率主导型、中间型(不属于以上四种类型的其他类型的统称)。
图2 博士生资助类型的比例
通过频数分析(见图2)，发现我国高校博士生资助类型的分布情况是：排在第一位的是低水平公平主导型，占总数的34.7%；排在第二位的是低水平效率主导型，占28.7%；排在第三位的是中间型，占27.4%；排在第四位的是高水平效率主导型，占9.0%；排在最后的是高水平公平主导型，占0.2%。从资助水平看，我国绝大部分博士生属于低水平资助(4.7%+28.7%=33.4%)，而高水平资助很少(0.2%+9.0%=9.2%)；从价值取向来看，公平型与效率型资助比例差别不大，效率型的资助的比例为37.7%(28.7%+9.0%)，公平型的资助的比例为34.9%(34.7%+0.2%)。可见，我国博士生资助水平整体偏低，且效率取向不明显。其原因是，我国博士生资助水平整体偏低，以至于大部分都属于低水平资助类型；此外，虽然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方向是要突出效率取向，改变原来的公平取向，但结果显示并没有真正跳出原来的“老范式”。
需提及的是，高水平公平主导型样本量很小，仅有2个统计量，只占样本的0.2%，因此，在实证分析时，我们把这类予以剔除。以下分 析基于低水平公平主导型、低水平效率主导型、高水平效率主导型三种类型的比较基础之上。
2.资助对学术产出的影响
以资助类型为自变量，以学术产出为因变量，进行一元方差分析得到F(2，N=598)=6.46，Sig.=0.002。这表明，组间方差大于组内方差，不同资助类型的学术产出得分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同资助类型带来博士生的不同学术产出得分。为了分析哪种资助类型对学术产出有最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不同的资助类型会带来学术产出的显著差异。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博士生的学术成果标准分显著高于低水平公平主导型和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博士生的学术成果标准分。但是，低水平效率主导型与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带来的学术产出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也就证明了，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相对于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提高博士生的学术产出。博士生学术产出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资助类型反应了资助水平与价值取向，这也说明：如果博士生资助处于低水平，那么，无论是通过效率手段还是公平手段，博士生得到的资助额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博士生科研创新积极性无法得到激励，博士生的学术产出都处于低水平；只有当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拥有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时，博士生才能有效地进行科研创新，促进博士生的学术产出。
3.资助对优秀生源的影响
资助对博士生生源的吸引作用，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议2008年年会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待遇过低，导致优秀生源缺失，吸引优秀生源就应提高研究生待遇[12]。有好的生源，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有好的教育成果，这也是各国大力资助博士生的最为明显、最为直接的动因。由于我国博士生待遇较低和科研条件较差，使国内博士生教育吸引力下降，优秀生源外流现象严重，众多优秀人才理性选择的结果是给一般性人才进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提供了机会。
我们用博士生入学前的本科阶段、硕士阶段的学校层次来测量其生源质量，假定本科阶段、硕士阶段就读大学层次越高，其生源质量越高。考察不同资助类型是否在吸引不同质量的生源方面起作用，结果见表3、表4。
从表3可以看出，接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0.4%在本科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39.2%在本科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高水平效率型资助的博士生有19.2%在本科阶段就dylw.net 读于一般本科院校，百分比依次从高到低。接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39.4%在本科阶段就读于“211工程”大学，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38.3%在本科阶段就读于“211工程”大学，接受高水平效率型资助的博士生有58.9%在本科阶段就读于“211工程”大学，比值的基本趋势是从低到高。本科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的博士生获得三类资助的比例也呈现出从低到高的基本趋势。可见，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的博士生，本科阶段就读院校的层次较高；而接受低水平主导型的博士生，本科阶段就读高校层次较低。卡方检验显示p小于0.05，说明接受不同资助类型的博士生其在本科阶段的就读大学层次有显著差异。似然比的估计(Likelihood Ratio)结果与卡方估计值相近似，也证明了同一结论。这说明，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相比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吸引优秀生源。
从表4可以看出，接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14.0%在硕士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19.5%在硕士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高水平效率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6%在硕士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比值的基本趋势是依次从高到低。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1.4%在硕士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1.9%在硕士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50.8%在硕士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比值的基本趋势是从低到高。就读“211工程”大学的博士生接受三种类型资助的比例变化趋势不明显。可见，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硕士阶段就读院校的层次较高；而接受低水平资助的博士生，硕士阶段就读高校层次较低。卡方检验显示p小于0.05，说明不同类型资助的博士生其硕士阶段就读的大学层次有显著差异。似然比的估计结果与卡方估计值相近似，也证明了同一结论。这说明，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相比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吸引优秀生源，这又一次验证了同一假设。
4.资助对博士生完成学业的影响
攻读博士学位需耗费大量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也包括大量的时间投入(至少需3～4年时间)，因此，理性的博士生会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学习科研当中，以尽可能早地取得学位。如果博士生为解决经费的不足，到校外从事兼职工作，虽也可能对博士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毕竟是以牺牲博士生学习科研的时间为代价的；相反，如果博士生在校期间能获得足够资助以满足基本需要，那么博士生就可以不考虑经济问题而安心学习。
调查发现，有近40%的博士生预期要推迟毕业，学位完成时间不确定的原因有科研条件、时间分配以及导师指导等多方面。预期不能按时毕业⑤的博士生当中，25.9%的博士生认为首要原因是科研条件跟不上，25.5%的博士生认为是自己科研能力有限，16.7%的博士生认为是导师想留着帮助做课题；13.1%的博士生认为是在校外兼职耽搁了时间；还有18.7%博士生选择了“其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博士生在读期间获得的资助额度低，导致部分博士生在校外兼职，难以安心科研，从而分散了学习时间；此外，科研条件跟不上也阻碍了博士生达到毕业要求。
从表5可知，获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预期能按时毕业的占74.3%，获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预期能按时毕业的比例为70.2%，而获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预期能按时毕业的比例只有51.8%。通过卡方检验，Pearson Chi-Square值为23.07，显著性水平小于0.05。检验结果说明接受不同类型资助的博士生的毕业预期有显著差异。
获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 资助的博士生，生活条件得到了保障，科研环境较好，能激励他们的科研创新和学习积极性，因此，他们对顺利完成学位的预期较高；而获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难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博士生通过兼职等途径缓解经济压力，这影响他们的学业进展，因此，对顺利完成学位的预期也较为悲观
五、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考察博士生资助与博士生教育培养质量的关系，应深入到博士生培养的全过程当中。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入口—过程—产出”分析框架，利用调查数据对我国博士生资助与培养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概括如下：第一，我国大部分博士生接受的是低水平效率主导型和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只占很小比例，而高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几乎不存在。说明我国大部分博士生接受的资助处于低水平，且效率取向不明显。第二，高水平效率主导型比其他类型，能带来更高的博士生教育产出。这就证明了，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更有利于学术产出和人才培养，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资助类型。第三，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模式，相对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优秀生源的吸引，最终有利于教育产出。第四，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能较快地完成博士学业，获得学位。也就是说，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更有利于博士生安心科研，减少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有利于学业完成。总之，实证结果证实了不同的资助类型影响不同的教育生活经历，带来不同的教育质量；揭示了资助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有重要影响且资助是通过教育经历这一机制转化为学业成果的。
针对人们对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关系的争议，有必要对博士生资助的保障与激励作用展开进一步讨论。博士生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又是“准科研人员”。作为“高年级学生”，博士生经济上独立于父母，大部分已成家且家庭需要其承担经济责任；作为“准科研人员”，博士生有着强烈的被社会承认的精神需要。因此，他们需要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持自身生计是其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这是追求精神需要的基础；同时，他们对金钱、物质的需要通常又处于次要位置，相反，解决问题、科研成就、学术创新常常被排在较高的位置。在讨论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时，人们往往沉浸在学科水平、导师水平、博士生科研素质等因素里，而忘记了大多数博士生从事科研的重要条件是经济上有一定的保障。不可否认，如前所述，制约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然而，提供一个有益于博士生创新能力形成的外部环境极其重要⑥。也就是说，博士生即使有了创新机会，具备将其完成的内部动力和能力，创新活动也并不必然产生，还要求创造促进激发博士生创新潜能的释放。只有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才能安心科研，在此基础上，好奇、怀疑、实证、理性等科研素质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教育资源是有效教育的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而基于科研业绩基础上的资助制度起着重要的激励作用。这里并不是强调“钱”作为“唯一”的因素，而只是阐述一个明显的事实：如果“钱”这种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被取消，那么博士生就可能无法安心学习科研，但是取消其他都不会导致这种情况。“钱”能保证博士生静心科研、安心生活，这种状态是有利于激发博士生科研创新的。
鉴于目前我国大学博士生资助不利于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现实，我们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加大资助力度，提高资助水平。一方面，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直接提高博士生生活待遇；另一方面，要改变科研项目中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间接提高博士生待遇。第二，改善资助结构，提高资助效益，使一般性的生活补助dylw.net 与科研报酬、科研成果奖励相互配合。具体来说，一是强化工资性质，二是突出激励性质，三是弱化补贴性质。第三，构建“绩效+公平”导向的资助体系。即资助分为基本生活资助和激励资助两大块，基本生活资助体现公平原则，定位于满足博士生基本生活所需，保障博士生公平入学、维持生计和安心科研；激励资助体现效率原则，定位于发展的需要，激励博士生科研创新，体现博士生的劳动价值，让博士生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注释：
①理想类型说旨在给出关于研究对象的特定方面(过程、要素和联系等)的“纯逻辑范型”，以便把握其准确的特征和属性，同时也为研究对象规定一种特殊形式的“标准”，据此对对象作比较、分类和判断。
②定性分析资助方式是公平型还是效率型的，目的是对之合并归类。所谓效率型资助方式，指资助的目标以效率为取向，体现功利性目标，把资助看作达到某一特定目的的财政性手段。所谓公平型资助方式，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入学、平均地分配资源，让每一个博士生都有相同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可以把学业奖学金、优秀奖学金、“三助”岗位津贴、导师的科研补助归为效率性资助，把固定生活补助、国家助学贷款归为公平性资助。
③如果一个事物占总体的2/3，则认为该事物已占主导地位。因此，当效率型资助额/(效率型资助额+公平型资助额)＞60%，为效率型资助；当效率型资助额/(效率型资助额+公平型资助额)＜30%时，为公平型资助；当30%＜效率型资助额/(效率型资助额+公平型资助额)＜60%，为混合型资助。
④权重赋值与计算方法借鉴了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学术十杰”、“科技十佳”活动对研究生学术成果的评价方法。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论文网 LunWenData.Com]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 2 ]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 3 ]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 ,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 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参考文献:
[ 1 ]单波. 反思新闻教育[ J ].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8 (4) .
虽无大功大喜而标，一路走来，时至今日，除心存感激之余，夫复何求？
首先谨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我的导师欧阳自远院士，是他以大家的气度、深邃的思维、广阔的视野造就了我能纵享中国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强强之间的资源。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上官文峰教授，研究从选题立题、实验设计到具体实验、结果分析直至文章撰写和论文的修改都凝结了导师的心血和智慧结晶。上官文峰教授是一位良师益友，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创新的思维和高尚的人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将使我受益终身。
感谢中科院地化所王世杰研究员给予到上海交通大学从事博士论文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地化所教育处王宁研究员、帅世文副处长、夏红梅老师、张肖华老师给予的协助、关心和支持；感谢贵州大学化生学院的领导给予的关心和支持，感谢我硕士导师曾祥钦教授、陶文亮副教授给予的一贯关切和关怀。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燃烧与环境技术中心的袁坚副教授在论文工作中给予的大量帮助和有益讨论。感谢施建伟高级工程师，陈铭夏老师。感谢课题组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是：胡海博士生、肖文浚博士生、许士洪博士生、刘恢博士生、王仲鹏博士生、蒋丽博士生、曹玲霖博士生、张海蓉博士生、张志翔博士生，马晓东博士生、李东红硕士生、林彦硕士生、冯清鹏硕士生、凌基薇硕士生，祝福他们科研有果，早日完成学业。
感谢我的室友齐守良博士生，三年同室的和谐和友好！感谢在上海工作的东哥（杨东），肥哥（杨露海）给以我兄长般的关爱和照顾。感谢所有关注我、关心我的朋友。
感谢我的奶奶、父亲、继母、姐姐、弟，是亲情给予了我最大的感情支撑，感谢关心我，关怀我的所有亲人！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诚惶诚恐之际，聊以自编此联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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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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