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批判性思维越来越受到重视，批判性思维包括批判性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技能，本文在此框架下定义批判精神，认为批判精神是一种表现为行为倾向的人格特征，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青年的社会化有着不同其他阶段的特点，总的来讲是青年主动接受外在影响源的影响，最终形成角色意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受着多种因素制约。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批判精神形成的契机，本文只提出了四种，至于是否存在其他契机有待调查验证，如何利用它们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批判精神与青年之间有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是逐渐显现出来的。尽管中国早在春秋就有荀子、墨子的形式逻辑，尽管孔子就说过疑乃“思之始，学之端”，但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批判传统的民族似乎已成为共识。有人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受家庭伦理和家庭制度制约的“孩子”，不存在现代意义“青年”。①无论这两种观点正确与否，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以来，批判精神在青年群体中不时闪现，并极大推动了或者说改变着中国的历史。安东尼·吉登斯说，“如果我们把迄今为止人类存在的全部时间跨度想象为1天，那么农业诞生于午夜的11点56分，文明11点57分。现代社会的发展则始自11点59分30秒。然而人类在这一天的最后30秒内发生的变化可能与此前所有时间内发生的变化一样多。”②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历史在缓慢地走了几千年之后，突然间以快得让经历其间的人都无暇应接的速度变化发展着，这种急速的变化，与青年人走入社会主流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批判精神正是推动中国青年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因素。
面临全球化、信息化、大众文化等等复杂的社会环境，批判精神以及批判性思维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重视。中国的青年人是否具有批判的意识和能力是关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事。批判精神是否可教，这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但是，根据社会学、心理学关于人格形成的种种研究成果，我们还是可以分析出影响批判精神产生的一些因素以及影响机制，为培养青年得批判性思维提供借鉴。
一、批判精神释义
1.人们对“批判精神”的三种态度
其一，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人们对“批判”有了一种感性直观，在许多人的意识里，批判与斗争、革命甚至暴力联系在了一起。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误渎和曲解已经渐渐淡化，但在学术、生活领域慎用“批判”的现象仍然存在。其二，在很多领域，批判或批判精神一词都在被频繁地作为一个不说自明、约定俗成的概念使用着。其三、也有人开始科学地阐释“批判精神”这一概念，如“大学批判精神”、“哲学批判精神”。在后两种态度中，人们都对它持一种正面的价值评价。
2.在批判性思维理论背景下提出的批判精神概念
1）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近年来在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受到重视。杜威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反省思维（reflectivethinking）的概念，这被视为批判性思维概念的最早提出。70年代以后，研究者对批判性思维的兴趣进一步增加。有学者提出，社会成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将决定美国的生活质量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美国政府要求美国大学优先发展大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并提出到2000年，要使“具有高级思维能力、有效交流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大学生的比例有显著性增加。”③
尽管研究者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存在分歧，④他们对批判性思维的总体结构还是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即认为批判性思维包括批判性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技能（或智力技能）。本文在这一框架内定义批判精神。
2）批判精神。对批判性思维理论的研究者基本都涉及到了批判性精神，并达成以下几点共识：一批判性精神是一种人格特征；二与心理的情感与态度有关；三是批判性思维的内在动力。⑤
在有关研究基础上，本文认为，批判精神是指一种人格特征。具体地讲，它是个人在认识外部世界和自我时所持的质疑、分析、理性思考的行为倾向。它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对社会环境产生反作用。社会化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形成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特征，批判精神也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3）青年的批判精神。相对于童年和成年阶段，青年的社会化有独特的意义和特征。首先，生理与心理的发展状况和社会对青年（青年阶段结束意味着成人和走入社会）的要求决定了青年阶段的社会化以基本完成人格塑造、形成自我意识，认同社会角色为目标。其次，青年的需要具有强烈而丰富、不稳定性以及对性的需要强烈等特点，⑥这影响了青年社会化的内容和方式的偏好。第三，青年人的特点决定了在社会化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矛盾、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往往比其他阶段更加明显、激烈。其中代际冲突、与主流文化的冲突是最为普遍的冲突。⑦
青年社会化的特征决定了青年更容易产生批判意识。换一个角度讲，面对各种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青年产生批判意识才是正常的和有利于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青年阶段本应是最渴求知识、最愿意思考、最习惯去怀疑的年龄。深入思考社会现存的种种观念和事物，形成健康的心理和科学的态度，才可能真正融于社会，而不是屈从于社会或者被社会所孤立。
二、青年社会化过程新解
对于“社会化”这个重要概念，不同领域关注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安东尼·吉登斯对社会化的定义是“指儿童或其他社会新成员学习他们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他认为，个人通过认同的过程获得社会角色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⑧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待社会化，则偏重于认为社会化的过程是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和自我意识的建立与完善，“认同”是包含于其中的。⑨
总的来讲，对于“社会化是将自然人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人，塑造个人的行为模式”“社会化是个人与社会互动过程”这些观点，研究者已经取得了一致。
综合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化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青年社会化是个人接受社会影响，经过一定心理过程，逐渐形成稳定的人格，建立自我意识，最终理解并接受社会角色的过程。以“影响”为线索对青年社会化可作如下理解：
1.影响源
很多研究涉及到了影响社会化的因素。在此，我们把这些因素定义为社会化的影响源。
1）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宗教、道德、法律、文学艺术、风俗传统以及生产力水平。它是社会整体的产物，一经产生便渗透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并以价值观念形态积淀于民族心理意识之中。⑩
2）教育的影响。包括学校的教育、国家宣传机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
3）家庭的影响。除去通常所说的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氛围外，本文认为，代际关系也是家庭影响的重要内容。
4）同辈群体。5）大众传媒。在当代，大众传媒对青年的影响大大超过了过去，其影响力比较其他因素来说更是不容忽视。
2.影响过程
青年面对众多影响源，会主动地选择接受环境所传达的信息。这种接受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主要有：
1）个人的需要。社会文化学关于文化客体和阅听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有关理论在此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对于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方法，有研究者提出“用途与满足”模式，认为阅听人在选择文化客体及其内容时，会选择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或者支持他们已有观念的客体。例如可以用畅销书来研究出版物的主流倾向。(11)按照这一思路，青年在选择影响源所传达信息时，应该是以自己的需要为基本出发点。青年的需要具有强烈而丰富、不稳定和对性的需要强烈等特点。(12)2）人格（personamy），也可以称做个性。著名人格心理学家陈仲庚教授对人格的界定是“个体内在的行为倾向性，它表现一个人在不断变化中的全体和综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持久的自我，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予人特色的身心组织。”(13)一方面，人格包括与生俱来的性格与生理特征、气质，它们从人一出生就制约着个人后天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格中能力与性格的部分在青年时期正是急剧变化和不断成型的阶段，每一次新的变化和发展都是在以前个人能力与性格发展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人格既是青年阶段社会化的内容，也是制约社会化的因素之一。
3）物质条件。物质条件主要指青年生活的经济条件，在我国，青年阶段的早期在经济上仍然依赖于家庭的支持，这一因素制约了青年与各种影响源接触的可能与程度，同时也对了青年心理有所影响。
4）其他心理因素。例如从众心理、顺从心理等。对于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但总的来说，在诸多因素的制约下，青年通过与各种影响源的互动，人格逐渐形成与发展、自我意识也逐渐建立。这一复杂的过程成为社会化最核心的部分。
3.影响结果
由于青年阶段的结束是以获得一定的社会身份、承担社会责任、构成社会关系为标志，角色意识对青年社会化的意义则更加强烈。角色意识的形成，是人格形成和自我意识建立的最终结果，或者说，角色意识有赖于这两者的确立。
三、在社会化过程中可能影响批判精神形成的契机
1.民族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某个民族的文化特点。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理性批判文化传统的国家，而这种传统影响了社会成员批判性思维的发展。(14)
2.代际关系。家庭成员尤其是长辈是个人在前青年阶段和青年前期主要的影响源之一。代际关系如何，决定了青年对上一辈人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程度，而其中就蕴含着批判精神产生的可能。
3.主流文化与青年文化之间关系。这里援引陈映芳教授的研究为例，她以“角色”概念为核心对20世纪以来青年文化进行了整理，根据青年对占社会主流的“青年”角色的认同情况区分出了“角色型”和“非角色型”青年文化，从她的研究可以看出，主流文化与青年文化是否契合，会对青年是否具有批判精神产生明显的影响。(15)而在当前，由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众文化成为青年接触最多、受影响最深的文化样态，已经与主流文化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这方面的因素就更值得关注。现在大量有关大众文化对青年影响的研究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4.社会变革。从中国20世纪以来历史发展中就不难看出社会变革对青年批判精神的影响。社会变革往往造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空，使社会化出现中断，这如同幼小的植物得不到阳光和水分。但人不同于植物，总会主动的去寻找，面对各种文化信息，失去引导的年轻人很容易产生以质疑为特征的批判精神。
以上四点只是笔者初步的思考，对于这四个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比如通过实证材料来验证，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这些培养当代青年的批判精神，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有待进一步研究。
培养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全球教育界的共同目标，而批判性思维是创新性思维的基础和前提，批判精神又是批判性思维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如果批判精神不能教授，至少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一些环节去培养、塑造我们的大学生，毕竟他们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
①参见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9页。
②⑧[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6-37页。
③参见罗清旭、杨鑫辉《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文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01年第3期，第47-49页。
④参见符丽燕、朱念琼、康丹《批判性思维测评方法的研究进展》载《中华实用医药》2005年第14期；罗清旭《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第81-86页。
⑤(14)参见罗清旭《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陈骏宁《批判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硕士论文，2004），见中国优秀博硕士数据库。
⑥⑦(12)刘慧曼主编《当代青年社会学》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⑨⑩参见刘薇林编著《社会心理学理论与实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62页。
论文摘要：文章论述了关注和认识网络时代的青少年，积极改进学校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最佳选择，指出网络生存的常态化对人类自身遗传体质的潜在影响，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今天，上千万的青少年网络成瘾者和近千万接近成瘾者存在的事实，说明网络这一高科技产物在带给人类社会巨大财富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如何认识和应对这一挑战显然是信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一、网络的发现功能与网络成瘾的原因
青少年网络成瘾与网络游戏关系密切。而网络游戏是通过我们人性深处寻求交往与认同、刺激与娱乐、成就感以及追求自由与自尊的需求来实现的。网络之所以吸引人甚至令人上瘾，也正是因为它能带给人们变幻莫测的“崭新世界”。网络通过它全新的吸引力，使参与者的个性几近灭失。网络诱因中最大的动因也许是由于我们人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理性和欲望的集合体。而发现或追求它本身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快乐感，当网络游戏带给人们的兴奋感渐成习惯、甚至无法被有效取代时，即可能成为不能自拔的网络成瘾者。适度的娱乐本身并不一定是件坏事。青少年偶尔迷恋于网聊、或沉醉于网络游戏，本都属于正常人性之范围。真正值得担心的是那种过分的向往和迷恋，因为它将违背人类身体发育和智力成长的基本规律。
每一次新技术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我们人类对自身的再发现。同时也是对人类集体智慧和理性的考验。网络信息时代带给我们的将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蒙昧的，成人可以不考虑孩子的愿望和需求、甚至让孩子们盲目服从的时代行将结束。对于东方文化而言、其意义和影响也许是深远的。因此，重新认识幼稚与少年，重新认识网络时代，重新认识成人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的教育看来已不容迟缓。因此，对于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思考，其意义不仅体现于对“网络迷恋者”这一特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关注，发现其普遍的教育学、社会学意义也许更大。
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主要有“三说”：（1）“多因说”，指学校、社会、家庭、网吧，各自对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2）“产业责任说”，指的是作为新型产业的网络游戏开发商、运营商和终端经营者的网吧，应当承担起相应的促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责任。（3）“三大缺失说”，则是由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高文斌博士提出，即：“父亲功能”的缺失，游戏缺失和同伴的缺失等，是青少年迷恋网络的重要原因。以上“三说”角度不同、各有道理。就青少年网络成瘾是“多因一果”这一判断来看，分歧较小。然而就青少年身体与心理成长的特点来看，应当说学校教育是诸多因素之中的重中之重。
诚然，在青少年网络成瘾者背后有学校、社会、家庭等多个关系密切的影响因素。然而，究竟什么是较有针对性的社会可控变量？究竟谁是管理边界更清晰、更易于把握的社会理性因素？值得深入探讨。
在社会调控方面，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通过提醒、明示、引导、供给、鼓励或禁止等政策措施来实现管理和调控的；家庭教育给予孩子的多限于以提供生存与情感支撑，传递诸如自保的、防范的、基本公德方面的常识等；而学校则是以传播认知理性（包括新知识）或价值理性，也即是通过启蒙与教化来实现管理和疏导的。就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而言，学校教育所拥有的时空优势、专业技术优势和同步进行学生动员与教化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难看出，在学校、社会与家庭三者之间，与学校及社会监管相关的资源，其公共理性、社会理性之边界更清晰，且可把握性更强。而在学校教育与社会引导（包括政府的发现与调控）两方面比较的话，学校教育是一线的、常态化、专门化的公共性资源，因此，其时效性、可行性也更强。相比之下家庭教育虽然也是常态的、责任伦理明确的单元，但其在社会理性方面的确定性较差。虽然，这一判断与传统的家庭理念有些出入，但就日益一体化、现代化的人类社会而言，做出这一宏观判断也许不无道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校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应当提及的是，2006年5月，由“团中央”、“少工委”、“中央文明办”等六部委牵头，有关研究机构、各大网络媒体以及著名专家学者参与的“中国未成年人网脉框架工程性方案”正式出台。这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促进未成年人文明健康上网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也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学校教育的配合，其长效性是值得担心的。
二、改进学校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最佳选择
网络迷恋如同其它形式的“路径依赖”一样，也是一种生命运动的惯性。要改变它非得生发新的吸引力或助推力不可，这个“力”可以是外界环境要素的改变，也可以是自身认识的改变。自身认识的改变则主要取决于教育。以陶宏开教授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特别强调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教育界，尽管素质教育已倡导了多年，然而真正起作用的却仍然是“应试教育”为主的考试评价体系。教育理性、教育爱心与快乐教育的缺乏成为教育的“三大短板”。时下，教育的弊端与教育不快乐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究其原因，是因为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风潮使得公共教育失去了公平、失去了大爱、失去了从容不迫与心平气和，也失去了教育应该有的担当。在今天的校园里，即便是一些兢兢业业的好老师也难免不被过分功利的环境所同化。我们的教育离开真诚与关爱已经很久了。娱乐的理性化是网络时代提出的特有的课题，如果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不能很好地发挥它应有的功能，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问题就难以得到缓解。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说：“唯有正确的教育，才能为我们的问题和不幸，提供持久地解决方法。”
在有效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方面学校教育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主力。美国网络上瘾中心执行主任金伯利·杨博士提出“五招并施”治“网瘾”——“首先要让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了解青少年学生上网成瘾的危害，让他们在学校里更好地规范和管理学生的上网行为；其次，在健康教育计划中引入有关‘网络上瘾症’的内容，让学生能像防范酗酒危害一样预防网络上瘾；第三，一旦发现学生有网络上瘾的苗头，就应该多加疏导，并鼓励学生找专业的顾问解决问题；第四，鼓励学生发展多方面的兴趣，多参加校园团体和社会活动，避免与社会生活疏离；最后，应该围绕互联网这个主题鼓励学生进行深入讨论，让他们知道网络的益处和副作用”。以上“五招”的实施，无一不与学校教育的积极作为相关。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实际情况是不相吻合的，因此，厘清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功能性边界，对于认识和预防青少年过度沉迷网络是非常必要的。
1.教育是理性选择之源。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类理性的养成愈来愈依赖于教育。无论教育过程、还是教育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公共教育的内在理性。网络内容健康与否的识别，文明健康上网等均属于理性选择和理，理当诉诸于教育。这里的教育所指的主要是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比家庭教育带有更强的社会公共理性。学校教育是每个孩童都必须经历的阶段，它在人一生中的重要性勿须多言。青少年成长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小学或中学渡过的。这一阶段，他们遇到怎样的学校、怎样的教育、怎样的老师对他们一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其中教育的大爱或教育工作者的爱心，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更是举足轻重。其实在每一个孩子的心目中，都有一个他们尊敬和爱戴的好老师。有相当多的例子可以证明，教育的激励或教师的关爱，在孩子成长中是多么重要。生在网络时代对网络没有兴趣才是真正值得担心的，适度或过度使用网络本身就是一个理性选择的问题。
近年来教育改革的成败，教育投入以及“教育产业化”的思潮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教育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理性，从容与爱心。关心孩子们的全面成长成了一种奢望。精英教育和应试教育，更是使大多数受教育的孩子被抛在教育者的视野之外。部分痴迷于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种不健全教育所遗弃的结果。因而反思当下的教育，改变办学思路应当是今后教育健康发展，使更多的孩子“回归”校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基础教育在青少年的成长中，是占据时间和精力最多的。它担负着文明启蒙和理性的承继功能。每一代人都无法选择他们所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首先要被动地适应一切先在的生存文化系统，当然也包括网络生存或娱乐方式。如果教育不介入的话，他们就只能听信传言或随大流。教育引导对于孩童来说，应当是完整的，个体的知识感，道德感，是非感是在群体（学校）教育中实现的。
但是，我们的教育在其功能和机制，特别是应试取向等方面无法适应一个民族全面的进步和全社会进化的要求。尽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职责，然而不是通过更为有效的途径培养人才，而是由牺牲一代或几代人的“海选”来培养所谓的人才，应当说是严重的失职或不理。不仅违背人类社会进化的多数准则，也严重忽略了未成年人“快乐成长”的原则。罗素说：“除了一些罕见的英雄事例之外，不论你选择哪一种人生准则，它都不应该与快乐不相容。”看来、让教育和学习成为一件伴随孩子成长的快乐事情，也应提到日程上。而这可以大大增强学校教育对于大多数孩子的吸引力，使更多的孩子乐于校园生活，当然对当下的学校教育的改进也需要有耐心。但是我们期待教育能守望公平、播撒爱心、传承智慧、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应当不算过分。
2.家庭教育功能的局限性。家庭，一般说来是提供感情与生存支撑的。在传播知识与理性方面相对于学校教育来说处于弱势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每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知识文化结构与精力配置都不可能完全适应不断变革与发展的社会和成长中的青少年，这是其一。其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大多数是从赤贫中走过来的，生存的艰辛已经够负担了，我们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其和谐状态与生存状况。其三，青少年从小学到中学约有70%以上的时间是在学校渡过的（除睡眠之外），高中更是达80%以上、甚至更多。其四，在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的一些个案问题上，家庭教育难咎其职，比如家庭不和睦、教育不得法，使孩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不出大的漏子已经是万幸的了。然而在青少年一味地痴迷于网络游戏的“共性”问题上，大教育、大环境理当伴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家庭的理性与文明，快乐与和谐也会自然而然地提上日程。目前、对于大多数尚处于打理生计阶段的家庭，我们能指望它完成抚养、抚育、保持基本的和谐已经是较高的要求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家庭教育在大多数人的成长中，只能起到理性的补充作用。给社会提供健康合格的公民，应当更多的期待公共教育。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学校教育对于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极端重要性，并不等于说家庭教育可以无所作为。家庭也应意识到，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提前，而青少年体力与智力成长的不平衡本身又明显地限制着他们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因而网络时代的家庭教育也要“与时俱进”，积极理性地介入对青少年的引导和教育，真正使他们明白什么是健康、文明上网，特别是弄明白过度上网的不良预后等等，都可以使孩子的成长变得离我们的期望更近。
由以上讨论不难看出：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及其潜在的追随者步其后尘的最好方法，还是要指望教育这一公共产品的机制性变革与功能性改进。当然高质量的教育也必须置身于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背景之下。对此，政府也在不懈的努力之中。一个法制公平、社会正义、人们相对安居乐业的环境，对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及其改进都是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前提。
三、网络生存状态的观察与启示
网络生存的视听状态、运动状态、人际虚拟状态，乃至生理特殊化状态及其未来潜在的对人类体质遗传的影响，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长期上网者身上出现的莫名其妙的病状已有报道，其影响也许不仅仅是当下的，极可能是长远的。网络化生存是未来不可逆转的一种选择（诸如:阅读、信息、娱乐等）。无数经验的和科学的证据告诉我们：运动不仅是我们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必要条件，而且是长久进化的保证之一。值得担忧的是，如今的网络化生存是以指尖活动为特征的生存娱乐方式，一旦把握和引导不当，势必对人自身或其后代的身体素质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未成年人长期沉溺于网络，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对于个人的体力、智力以及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长时间迷恋网络，生活和睡眠规律被破坏，对记忆与学习的影响是负面的；一些过分沉迷者会与他所在的社会及群体格格不入，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尤其未成年人不仅是身体与智力成长期，也是社会价值建构、走向社会、融入生活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缺课”会对其一生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互联网视听信息过多，一方面会使青少年产生信息接收疲劳——“认知疲劳”，从而加剧对简单游戏的迷恋，另一方面，还会使感觉处于懒散与麻木状态（嗅觉、触觉）；对于少数极度沉迷的青少年而言，潜存着体质下降与体质遗传蜕化危险。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与关注。
四、网络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和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还只是端倪性的”。预期将会像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一样更大规模的进入千家万户，因而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人使用网络，并且会依赖甚至喜欢网络，传统媒体将部分地被网络媒体所取代，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这个能即时、高效互动的媒体动态来看，网络成瘾的问题也许会更加普遍、甚至漫延至成年人，它将会带来一个更为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变化；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潜存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注与不良嗜好成瘾问题的研究与跟踪，将是一个应当长期重视的事情。PC的电磁辐射，也应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从小上网、甚至有可能伴随其成长及至结婚生子，因此，更远的担忧也许是：常态化的网络生存会不会对人类的遗传基础发生实质性影响，进而对个体或民族的发展及进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应该提醒的是：已有的重度网络依赖者，实际造成的影响，可能不止是当下的、负面的病态及其相关治疗成本；他们作为一个新时代尝试者的亲身的体验或教训是否还应该给我们的政府与社会提示些其它的什么？这也有待于我们给予进一步的关注。
网络信息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的时代已经开始，今日的网络宽带为科学发展与科技进步提供了知识、信息与技术资源共享的平台，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知识，信息与资源正在向我们聚拢而来，这将推动我们的学习与研究由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的开放；借助网络这一平台，人类的集体洞察力正在跨越千年。在我国，互联网的全部意义尚未充分显现出来，随着城乡差别、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及数字化鸿沟的缩小，互联网将会有更多人参与和使用，其“潜能”必将进一步得到释放。此刻，如果我们能有足够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的话，何愁网络信息时代的未来会不如我们所愿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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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商报.近四成孩子不爱运动.第114期华商调查，2006.07.1
今年五四青年节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话中就提到：“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的经济建设，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优化资源的配置，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工商部门作为政府主管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工作部门，担负着现在和将来捍卫市场经济秩序的重大职责，故需要系统内部的青年干部队伍肩负起这个重任。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工商部门可以说只是简单的管理农贸市场的经营秩序，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职能虽有了新的变化，但也只是简单的办理登记、查验证照等工作，相对来说技术性的工作含量较少。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电子商务突飞猛进、信息时代的到来、全民法律意识的增强等，使得工商部门的职能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利用专业的知识去开展工作，比如电子政务的开展、网络经济的监管、舆情信息的收集等。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一批懂电脑、懂专业知识的青年干部队伍去开展。
目前，根据2012年年报的公务员统计数据，我局干部队伍情况大概如下：
在年龄构成方面，共有干部240名，30岁以下有37名，31岁至35岁有27名，36岁至40岁的有37名，41岁至45岁的有47名，46岁以上的有95名，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新的年龄分段：“44岁以下为青年人”的标准，共有青年干部148名，占比达60%以上。
在学历程度方面，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226名，其中大专学历36名；本科学历174名，其中青年干部有136名，占比79.3%；硕士研究生学历16名，其中青年干部有12名，占比75%。
在政治面貌方面，共有中共党员199名，其中有青年党员87名，占青年干部人数的58.78%。
从数据统计分析来看，当前部门内青年干部队伍层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注重加强政治理论素质的提升。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青年要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清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和分析工作生活中的问题，进而确立坚定的政治立场。二是要加强党史的学习。通过对党的发展成长历程的知识和的学习，在青年干部队伍中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提升自身的党性修养，坚定自己的信念。比如市直机关党工委组织的青年党员培训班，就旨在通过组织青年党员干部对党史等的学习，增强党性修养和正确价值观的树立。三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作为行政执法部门，要求青年干部理解和运用法治理念的基本知识，时刻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以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从而更好的做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青年。
（二）注重加强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社会实践,在政治倾向、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等方面养成的较稳定的品质。青年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职能工作是否能有效的开展，因此在青年干部队伍中注重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荣誉感教育。通过集中组织观看体现爱国主义荣誉观的影片资料、组织青年干部开展集体活动等形式，培养广大青年干部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荣誉感，进一步增强青年干部队伍的凝聚力。二是要加强自身素质的修养。通过
论文摘要：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关键环节，、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有过许多的论述。本文从思想教育的地位、内容及方式方法等方面展开论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观点。
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对马列主义的认知程度，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学校做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要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所需的合格的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是关键环节。党的三代领导人、邓小平、都非常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重视，有过许多的论述。他们关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
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早在抗战初期他就提出了“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论断，把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放在了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认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是学生的思想教育，学生思想教育的中心环节又是政治教育。1938年4月，他对抗大学生的讲演中要求学生首先要学到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新中国建立后，各级学校取消了统治时期的公民、军训等课程，开始开设革命的政治教育与思想教育课程。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波折，由此引发了我国的一些青年学生忽视马克思主义、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针对着这种情况，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别提请青年学生们要努力学习，除学习专业之外，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以求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所进步。还提出了“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把教育的政治方向提到了重要位置。
关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强调的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学生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延安时期，为我党创办的各级学校选派了许多思想素质好、理论水平高的的同志担任教员，讲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自己也经常去学校作专题报告，曾系统地为抗大学员讲授了《辩证唯物论》，演讲过《矛盾论》《实践论》。其次是强调艰苦奋斗教育。一直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看成是转变学生思想的重要方面，战争年代他就经常教育青年人要艰苦奋斗、永久奋斗，曾说“如果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解放以后，同志更是时刻不忘叮嘱青年一代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1956年，我国个别地方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分析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学生缺乏艰苦创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此他劝告青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川他指示学校要大力进行艰苦创业的思想教育。
对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同志有过许多的阐述，第一是主张学习马列要联系中国的实际。对于学校教育中那种“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教学方式十分不满，提出要重视理论的运用，他曾对延安中央党校的学员说过:“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川他还建议党校应该根据学员运用马列观点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来评判成绩。解放以后，在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还特别谈到了学哲学的问题，说“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懂得点概念而已。”〔2〕第二是倡导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每次给结业的抗大学生讲话总是鼓励他们要向社会学习，说“那是无字之书”，他多次强调“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期望青年学生去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并认为这是青年们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必由之路。第三是鼓励又红又专。他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管红，而且要管专，要求学校师生的红，不仅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也应该表现在教与学的活动之中。第四是要求各部门共同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认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部门都要负起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20世纪50年代，同志关于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基本正确的，虽然有过偏差但很快纠正，总的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到60年代，同志思想中“左”的倾向滋长起来，随之而来的“”，政治被抬到高于一切、可以冲击一切的地位，学专业搞业务受到排斥和批判，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不能得到有效贯彻，结果是耽误了一代青年，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损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二)
做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同志，关心青年、关心教育是广为人知的。早在建国初期，他就说过学校教育搞不好，关系重大。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强调要对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提高学生的理想、道德、纪律素质。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培养目标，并认为必须“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1980年，邓小平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4}0
1989年3月，他针对青年学生中的思想混乱，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够”，〔’]要求更加重视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邓小平同志一直认为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担负起科学文化建设的重任，还要担负起思想道德建设的重任，教育必须把坚持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把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对青年学生进行怎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呢?邓小平同志曾谈到过许多方面，首先是理想信念的教育。他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看成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而现代青年普遍缺乏理想信念，因此重要的是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的教育，“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谈到“四有”人才的培养时，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把理想教育作为“四有”教育的核心。其次是爱国主义教育。邓小平把爱国主义教育看成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一面旗帜，他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并认为通过历史教育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是一种好的形式。再次是法制、纪律教育。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国家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很长，缺少法制的传统，现在这么多青少年犯罪与法制观念的淡薄有关，加强法制观念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在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关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方面，邓小平同志一是注重讲求实效。他一直反对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的形式主义作风，经常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多次倡导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做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50}二是注重教师队伍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学校能否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关键还在教师，指示“要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以适应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三是重申了同志提到过的一些方法。比如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上，他就提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为此他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安排”。[60}在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问题上，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各部门的合力，要求“各个有关部「丁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对红与专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也非常强调，他曾解释说:“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要求学生“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
(三)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同志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一直是十分重视的。在刚过的1989年国庆40周年大会上，同志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播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高度强调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在重要地位，任何时候都不应放松和削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谆谆告诫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如果轻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知识教育和人格培养，那就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轨迹”，要求教育战线的领导者、管理者和广大教师千万加以注意。
关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志在1994年6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归纳了五点:一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育;二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二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四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的教育;五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的教育。此外，同志还经常联系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特点，强调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在谈到宗教问题时，他又提出要加强学生的无神论思想教育;他还在多种场合提到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法制教育。从同志有关论述看，他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比较强调，其一是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我们前进的精神支柱，同志特别强调“青年人一定要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而“当代青年要树立的理想，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当代青年要建立的信念，就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4]要求学校一定要重视理想信念的教育。其二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同志非常重视邓小平理论在我党的指导地位，强调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此他明确指示教育系统要编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材，作为学校政治课的主要内容。1998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专「丁开会讨论并通过了全国普通高校“两课”课程设置方案，“邓小平理论概论”成为大学生政治理论学习的必修课。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超级秘书网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
摘要：本文从分析青少年与网络的现存关系出发，提出了如何通过正确的引导，控制和辅导让青少年对网络有崭新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青少年；网络教育；引导；辅导
互联网正深入到现代生活的每个角落，由于互联网巨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接触到互联网,从而也引来了各式各样的问题。网络是一个战略高地，我们作为教育者没有抢先占领这个高地，使相当一部分学生被一些不健康网站、网吧侵蚀或毒害。我们不仅不能放弃这个高地，而是攻占这个战略高地,兴其利，去其弊，使网络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强大的战略基地,让网络为素质教育服务。以下是我的几点看法。
一、要采取疏导的方法加以引导
学校可以建立网络兴趣班开设网络活动课，将素质教育的阵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指导学生处理好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休闲娱乐与学习工作的关系。引导学生将时间和精力用到学习和创造当中去，让学生从被动的沉溺在营业性的网吧里接受各种信息转为主动的将精力用到学习网络知识技能，或利用网络学校学习各学科知识，如网上英语沙龙、数理化辅导等等。同时，学校也可以为学生提供舞台，让孩子们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如定期举行FLASH设计大赛，并将有创意的作品展示出来；又如建立学校网页，让学生承担部分专栏的网页制作。让孩子在学习和活动的过程中充分展示自己的综合素质，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努力实现个人价值，充分地获得成就感。
二、必要时采取必要手段加以控制
首先要堵住恶流的源头，通过健全网络法律的建设，来保证网络的正常秩序，目前世界上几乎还没有一部完善的网络法规，网络秩序主要是依靠道德的约束力来维持。作为孩子的师长，除了呼吁加速网络法制的建设外，要利用自己的威信，严正地向孩子申明上网的最基本原则：不准主动地查找、浏览不健康内容，即使被动地收到不健康内容也要做到“非礼勿视”。
另外，在技术上进行必要的堵，就是运用一些技术手段将色情暴力等不健康的内容过滤，使孩子们免受毒害。如国家安全部监制的“学生浏览器”，能有效的将大多数不健康的内容屏蔽于浏览器之外，北京也建立了19个安全健康的“网络绿色通道”，为学生开辟了一片净土。另外，可以运用一些防止青少年免受不健康侵害的软件，如：《护花使者》，同时，在WINDOWS系统的开始/设置/控制面板/INTERNET属性/内容．分级审查中，分级功能可分别从暴力、、性和语言四个方面进行四个级别分级限制，还可以在许可站点设置任何时候都可以查看或无论如何分级都不可以查看的站点。
三、对学生进行性知识教育和心理辅导
青少年进行青春期的年龄阶段后，性成熟与性无知的矛盾日益突出。班主任老师应积极配合卫生老师、体育老师共同做好学生的青春期的教育指导工作。除了利用《健康课》或《生理卫生课》对孩子进行青春期卫生知识教育外，可以开展专题知识讲座、播放幻灯和电影等方式做好青春期卫生知识和性知识的普及教育工作，同时，可以开设青春期教育的家长培训班，争取家长的大力配合。这样，孩子掌握科学的卫生知识和性知识，就会获得免疫力，自觉地纠正自己的不良习惯。
【论文摘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必须正确认识当代青年思想道德意识的特点，把握政治恩想教育的根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的教育。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工程”。当前，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正确认识当代青年思想道德意识的特点，把握政治思想教育的根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的教育。
1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化目标
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却不断被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愈来愈难开展。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就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非理性化选择，表现为目标确立的单一性和超越现实的理想化，忽视了被教育者自身目标和价值的选择。而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理性化选择，从国家宏观上讲，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青年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和提高思想觉悟，帮助青年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被教育者青年自身来讲，正好处在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因此，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但不是根本目的。作为一个青年来讲，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首先需要的是正确的思维方式，只有具备了正确认识世界的能力，才能确立正确的目标。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性思维，就不可能站在科学的顶峰。因此，把对青年进行正确的理性思维的培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目的，一方面符合青年成长的自身特点，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整个世界的规律和本质，进而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达到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前提条件。因为，要培养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年，具有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首先他必须能够正确分析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规律，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树立社会主义的信念。可以看出，把培养青年正确的思维方式，作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目标，从本质上讲，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目标是一致的。而这种理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选择，对于青年来讲，在其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是人人都需要的，因为它满足了青年自身发展的需求。同样，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能克服过去那种思想政治教育的超现实性，从纯粹的思想教育说教中解放出来，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现实。从理论上讲，这实际上是把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具体化。作为青年人，只有具备了正确的理性思维，才能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找到并自觉遵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才能处理好人和社会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使每个青年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一切有益于他人、集体和国家的社会实践之中。才能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正确认识自己，自觉控制自己。
2采取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如何培养青年正确的思维方式?一是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学习，二是亲身参加社会实践。从青年自身来讲，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学习是合乎青年成长规律的。因为具体到每个青年的成长过程，它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亲身实践，通过学习获得间接经验是青年成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必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培养青年的正确思维方式相结合。
2．1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构成
党的十六大报告从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角度，确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其中思想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也是培养青年正确思维方式的主要途径。思想教育包括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和科学精神的教育，包括创新精神的教育。目的就是为青年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内容提供价值理念支撑和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从我国现状看，思想教育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法学基础、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等内容，这些内容的设置，基本上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因而是科学合理的。但是从实际讲，有些内容在不断压缩，甚至取消。在一些大学基础理论教育课的学习时间在缩短，学习方式是上大课，效果明显差。思想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的思想的转变和改造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要从思想上重视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如果我们放弃了，就放弃了青年的全面发展，放弃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就很难构建和谐社会。
2．2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理论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偏差，要克服偏差，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正确的教育方式相结合。灌输式的教育方式虽然不是最理性化的教育方式，但对青年来讲是最直接有效的。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方式，而需要改进这种教育方式的具体手段。首先，实现理论和逻辑的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就体现了思想、观念和逻辑的统一，体现了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是一种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性思维。因此，在思想理论的教育过程中，要遵循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从“是什么”、“为什么”，到“怎么样”来进行思想理论的教育。突出理性思维的培养，从基础理论的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从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引导青年学会判断和推理。特别是学会对理论问题的分析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对于青年来讲，在人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感性认识的发展阶段，他需要一定的理性思维来进一步把握世界的本质。因此，从逻辑学的角度把基础理论更进一步深化，是培养青年正确思维方式的基础工程。其次，实现理论与历史的相结合。科学的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而在分析基本理论观点时需要具体地、历史地和客观地来加以说明和阐述。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基础理论的实质。思想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邓小平理论是中国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概括。把理论和历史相结合，一方面增强了基础理论的趣味性；另一方面，使青年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学会用历史事实说明理论问题，用理论来分析和评价历史，从根本上就是要把握观察和认识的客观性。如果我们仅仅从史学的角度来进行历史的教育，开设专门的历史学课程，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历史需要反思，需要一定的正确思维方式来把握和认识。因此，如果把基础理论和历史相结合，就会得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最后，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相结合。理论只有而且必须运用到实际中去才有生命力。针对青年自身的特点，在青年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联系青年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于每个青年来说，在这个发展阶段，首先需要解决走向社会和自我发展两个基本问题，因而应该把它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武装青年的头脑，把握认识社会的正确方式，学会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对青年自我发展的教育，重点是思想道德和专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学习，是培养青年正确思维方式的直接和有效途径，但是这并不否认实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3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环境
马克思说过，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青年的生活成长过程离不开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关系，因而在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注重外部社会环境的建设。
3．1确立主流文化的指导地位
思想文化领域是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思想文化的存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必然有一种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决定社会思想上层建筑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类文明的成果，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根本。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核心，深刻领会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和教育，使青年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方向。
3．2弘扬理性的价值目标取向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也是人本身发展的历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但具体到青年自身发展的特点看，实现个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即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需要的满足与个人对他人和社会所尽的责任和做出的贡献，二者是辨证统一的。社会需要个人做出贡献，才能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样，个人也需要来自社会的尊严和地位，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因此，我们不仅要提倡青年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放在首位，因为个人的责任和贡献是实现社会进步的源泉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把社会价值作为青年价值目标选择的首要内容，青年才能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合适的地位。
关键词：甘青土司制度；近二十年；研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84-03
甘青地区自古历史复杂，民族众多，番汉杂处，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明军西进，甘青故元官吏和少数民族首领相继归附，明王朝授他们以土司，而甘青土司不同于明王朝其它地区的土司有二：一、土司安置在卫所任职；二、这些土司按不同的行政管理形式分为两个系统，即僧人世官和俗人世官。历来研究土司者对其它地区研究详而备矣，或有综述，而甘青土司在明代土司中占有重要地位，还有一定程度的挖掘。全面研究掌握中国西北民族史乃至政治文化史，不能不正视甘青土司历史文化研究及其制度的研究。
了解和研究甘青土司乃至西北地区和全国的土司不得不了解以下两本基础性、专门性的著作。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是了解和研究土司制度的专业性和基础性的著作，作者详细考证了全国各地土司及其氏谱和史纂，并对各地土官做了详细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土司制度者必读的、基础性、工具性书籍。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本书从汉唐时代土司制度的建立讲到民国时期西北土司制度的改土归流，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
一、甘青土司制度研究
对甘青地区土司制度的研究学界一直侧重于青海地区，而对甘肃地区的土司制度很少论及，原因笔者猜想或是由于青海土司独有特点或是史料占有的多寡或是青海土司在明清历史发展中其重要贡献。主要论文有：王继光《甘青土司制溯源》(《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 对甘青土司制的形成作了初步考察，指出元明之交是甘青土司形成的关键，文章重点研究了明代的土司制度。其《试论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4 期）则论述了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形成的历史背景。其他论文还有张卫红《甘肃青海土司制》(《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张维鸿遗稿，张令煊辑订的《甘肃、青海土司志》(《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等。李玉成《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中央民院学报》1987年第4期)系统论述了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明清时代青海土司制度和19家土司情况以及衰落与废除。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第3期) 分析了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的五个原因。李清凌《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崔永红《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青海社会科学院》2004年10月，第4期）对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明代得到普遍推行，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随着时代的进步，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终于走向消亡进行了论述。朱普选《青海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从土族、撒拉族所处的历史背景、民族属性、地理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土司产生的原因，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王倩倩《青海乐都境内堡寨与明清土司制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第1期）通过对乐都境内三座堡寨的介绍，结合文献资料和调查情况，探讨了土司制度在“治兵保塞”、“平定逆乱”，加强与少数民族之间沟通与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作为长城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堡寨所发挥的军事作用和土司与堡寨的最终衰落程。郭胜利、王希隆《西北土司流变考（《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分析学术界对土司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同时对西北土司的变革做了简单的介绍。
二、甘青地区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的研究
甘青土司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土司就是土司在卫所任职和有一定数目的僧职土司，然而学界近来虽对卫所土司有所论述，但主要论述集中点在永登鲁土司、西宁李土司和卓尼杨土司，对其他地区的土司很少论及，而对僧职土司就鲜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主要论文有：苏发祥《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中央名族学院报》1990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在甘青藏族地区土司在卫所制度和千百户制度的详细情况，简要说明了土司的另一种存在情况通过僧职制度对地区的管理。崔永红《明代青海土官李文之籍贯及生平考略》(《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对明代青海土官李文的籍贯及生平做了深入考察和探讨。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2 期) 等。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杨士宏《卓尼杨土司传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王继光《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和《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霍维洮《近代甘青地区土管制度变迁简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论述了甘青地区土管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并对其进行了解析。骆桂花、高永久《明朝西宁卫的军事戍防与政治管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6卷，第1期）论述了有明一代对西宁卫的经略，说明了西宁为在西陲地区的重要性希望引起研究者对用卫所制度管理边区民族事务的重视。
三、土司家族的研究
在对土司家族的研究中就如上文所说主要集中在永登鲁土司、西宁李土司和卓尼杨土司，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土司家族世袭考证，土司遗迹在佛教、艺术、史料方面的价值，甘青地区土司几十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主要论文有：马明达、王继光《明史鲁鉴传笺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通过对连城鲁土司鲁鉴的生平作了叙述使人们对鲁土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多杰《卓尼杨土司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科学版）》1992年，第4期）对卓尼政教合一的杨土司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进行了解释与叙述。南德庆《永登连城鲁土司始祖考证》（《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对于最近学术界关注程度颇高的鲁土司始祖进行考证并得出其为鲁贤。王淑芳、王继光《蒙古族鲁土司家族史料系年》（《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连城蒙古族鲁土司是甘青土司中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历明清两代五百余年而世袭罔替、雄踞一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以至民族变迁产生过重大影响。易雪梅《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谱考》（《史料研究》2002年，第4期）、郭永利《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族属辨正》（《丝绸之路》2003年，第1期）、《试论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衰落及其原因》（《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等，则对甘肃著名土司家族鲁土司进行了系统研究。张生寅、崔永红《由(西夏李氏世谱)看李土司家族内部的组织管理体制》（《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利用《西夏李氏世谱》披露的史料，从土司与土舍之间的关系以及土舍内部组织着眼对青海民和李土司的内部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析考察。这就对土司家族政治文化传统有了较深的涉入。郭永利《试论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鲁氏家族特点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认为鲁氏家族是其家族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罗文华，文明《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报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期）简述了鲁土司所属的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雷坛四处现存文物资料进行了全面采集和初步整理的情况，并论述了其在艺术和史料方面的研究价值。洲塔、何威《河州何土司家族考略》（《研究》2009年，第6期）对明初受封的何锁南普家族进行了考证与爬梳。赵英《李土司家族的婚姻关系及其社会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吕建福《李土司先世辩证》（《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主要对土族李土司家谱中关于其先世为李晋王的传说加以考证，认为李土司家族传说的晋王即是曾五次出征河湟的西夏晋王察哥， 李土司初祖赏哥为晋王察哥子孙。格日才让《历史悠久的卓尼土司制度》（《民主协商报》2005年7月25日，第003版）对卓尼土司进行了介绍。武沐《岷州卫：明代西北边防卫所的缩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明初岷州卫是河、湟、岷、洮防御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运用《岷州卫建城碑文》的发现以及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的保留为研究明初西北卫所的建制、规模、内部组织结构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硕士论文有程静微《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及妙因寺建筑研究――兼论河湟地区明清建筑特征及河州砖雕》（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5年，6月）、米德《甘肃永登妙因寺明代佛传壁画探究》（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6月）赵英《李土司家族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4月）赵秀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6月）等对土司制度及其遗迹进行了研究并谈到了史料价值和利用。
四、关于土族土司
关键词：三青团；研究；综述
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团，1937年5月，开始实际筹备工作，1938年7月正式成立，1947年10月与国民党合并。三青团作为一个政治团体，虽然仅仅存在了九年时间，但其影响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的组织力量渗透到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界，对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青团研究不仅是进行中华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也对中国政党政治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和其他的一些原因，很少有学者的研究涉及三青团这一领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逐渐有一些学者涉猎了这一领域，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几部专著。海外学术界除美国学者易劳逸外，少有学者对本课题进行专门研究，相比之下，包括台湾地区的国内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因此，关于三青团的学术研究综述主要介绍国内部分。
一、简要回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宽松和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三青团研究开始起步。较早涉及这一课题的论文是王培智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运动学刊》1987.02）和李路的《三名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和消亡》（《党史教学与研究》1989.02）。在台湾，有国立政治大学樊中原撰写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大专院校活动之研究》。这些都对三青团的研究起到了开拓作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对三青团研究的关注逐渐增加。1990年，卜万平发表了《从党团关系看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民国档案》1990.01）一文，指出三青团是一政治组织，改变了之前一直认为其是青年组织的观点。1993年，南京大学陈希亮的硕士论文《三青团述论》对三青团从成立到消亡的整个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文章对三青团的定位同样是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这点和卜万平是一致的。1996年贾维先后发表《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其矛盾之由来》（《近代史研究》1995.02）和《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近代史研究》1996.01）二文，分析了党团关系以及党团合并的原因。马烈也于当年发表了《三青团与蒋经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6.04）和《试析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原始动机》（《民国档案》1996.04）。周淑真的《三青团始末》（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是大陆第一部研究三青团的专著，较为客观地对三青团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述。在台湾，1991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朱高影的硕士论文《三民主义青年团之研究（1938-1947）——国府争取青年运动领导权之努力及其挫败》肯定了三青团在抗战期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就。1992年，学者蒋永敬发表《三民主义青年团与抗战建国》（《近代中国》1992.92）一文，指出了三青团的正面意义，也提出了团务发展的局限性。1996年，国立政治大学王良卿的硕士论文《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在观点和史料运用方面，较以前有了重大突破。可以说，九十年代学术界对三青团的研究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进入二十一世纪，关于三青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有些学者就党团关系继续深入发掘。主要有马烈的《关于“党团矛盾”、“党团合并”的历史考察(上)、（下）》（《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3.06、2004.02）。三青团成立的原因、动机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各家就此方面展开不小的争论。如：杨焕鹏的《三青团成立的动因再探——兼与马烈先生商榷》（《安徽史学》2001.01），马烈的《关于三青团成立的原始动机之三论——答杨焕鹏先生》（《安徽史学》2004.05）以及贾维的《也论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动机问题——与马烈先生商榷》（《一九四年代的中国（上卷）》2007年）。
经过学术界的艰难推进，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了几部较有分量的专著和博士论文。2007年，马烈先生历时十余年耕耘，终使《蒋家父子与三青团》（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一书出版问世。2008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红梅的博士论文《三民主义青年团研究》完成。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学术界对三青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三青团成立的原因，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矛盾以及蒋经国与三青团等方面。
二、观点举要
（一）关于三青团成立的原因、动机
数十年来，对三青团成立的原因、动机研究一直是三青团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问题。蒋介石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明确指出三青团的产生目的：“第一，本团之产生为求抗战建国之成功；第二，本团之产生为求国民革命新的力量之集中；第三，本团之产生为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 这是三青团对其成立原因的一个自我解释。[1](P15-19)
学术界中关于三青团成立原因、动机的探讨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家均有自己不同的观点。
马烈认为，蒋介石建立三青团真正的原始动机是“溶共”。但这个原始动机因中共的拒绝而落空。进而，成立三青团的动机转变为取消党内小组织和组训青年的组织。这是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次要动机。[2]而杨焕鹏则认为三青团成立的原始动机不是“熔共”，而是“反共”。关于三名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动因，他认为，抗日反共是其成立的根本动因。[3]而后，针对杨焕鹏认为三青团的成立有派车改组派的目的，马烈又撰文与之商榷，其观点是：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原始动机是为了溶共，与反共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不同。[4]通过两位学者的辩论和进一步探讨，我们对三青团成立的动机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台湾学者王良卿认为三青团是在国民党的形象欠佳、有失革命活力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组织，同时其又是为配合战时统一领导的构想所建立的组织。[5](P64-65)新加坡学者黄坚立在其专著《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也论述了三青团成立的初衷，他认为有两点：一、结合党内各派；二、引进青年以 改造国民党。[6](P128-129)
李红梅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学者们“关于三青团成立原因、动机的观点都持之有据，但各自仅强调了某一时期、场合下的原因和动机”。她认为，三青团的成立，“绝非是由一种或两种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各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她把三青团成立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几点：1、使多党统一为一党；2、整合党内拥蒋派；3、争夺青年、发动青年参加抗战。[7](P175-176)
经过学术界关于三青团成立原因、动机的多番论证、辩论，使我们对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和认识。三青团成立动机、原因的研究还有待新的资料发现和继续深化。
（二）关于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
贾维在其《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中，从三青团在政治上的破产和自救运动的失败来分析其结束的原因，指出三青团的没落是国民党政权内外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并指出三青团的没落即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的表现和象征之一，同时又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8]
马烈把党团矛盾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1938年7月三青团成立至1945年抗战胜利，党团矛盾主要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即以CC系为主的党方力图控制三青团，以陈诚系、复兴系和蒋经国系为主的团方反对党方的控制，具体表现在中央干事会和中央团部的人事安排和团员的年龄界限上。后期是从1945年抗战胜利至1947年9月党团合并。三青团为争取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加紧了与国民党争权夺利。[9]
李红梅认为，致使党团产生矛盾、且矛盾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与蒋介石封建式的政治理念和治党方式分不开的。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蒋介石在三青团制度设计上的矛盾，表现为党团关系定位不明和双轨竞行的党团体制。可以说，这种矛盾归根结底是由于蒋介石没有真正领略到现代政党制度的精神，依然固执地坚持个人的专制独裁政治，蒋是始作俑者。[8](P160)
党团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三青团内外的派系斗争和党团合并的原因，党团在抗战中合作的方面和合并以后的情况未见研究。
（三）关于三青团与蒋经国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国共决裂后滞留苏联，1937年始返回中国。作为当时中国一位政治新人，蒋经国把三青团作为其政治生涯中的关键一站，其政治资本的积累主要得益于此。
1939年7月，蒋经国担任三青团江西支团部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建江西支团。李红梅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蒋经国之所以能迅速脱颖而出,除了蒋介石的扶持外，主要得益于三青团。可以说，“蒋经国在赣南担任行政督察专员，组建三青团江西支团是他政治生涯中所挖到的第一桶金。”[8](P68-70)她还指出，蒋介石在成立三青团时并不是刻意为了培养蒋经国，而其之所以能够凭借三青团迅速崛起，除了其特殊的“太子”身份外，笔者认为，还与他个人的政治理念和抱负及人格魅力有极大的关系。[8](P73-77)
马烈认为，三青团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即是造成了蒋经国的崛起，形成了国民党在大陆期间党内最后出现的一个派系—以蒋经国为首的“蒋经国系”或称“新太子系”。而蒋经国系的一批干部，基本上也是得益于三青团，包括赣南系，青干校系，青年军系。他观点是：蒋经国之脱颖而出得益于三青团，其干部队伍基本上也都来自于三青团。虽然三青团在1947年即告结束，但自国民党在大陆最后几年至台湾时期，蒋经国的政治地位日渐升高，权力日渐扩大；其干部得到重用，论其源头，无疑应当追溯到三青团。因此，如果说三青团造就了蒋经国的权力和地位，造就了蒋经国系，应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10]
三、总结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学术界研究三青团论文的重点在三青团成立的动机、原因，党团关系，蒋经国和三青团这三方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三青团成立和结束的意义重大，资料收集也较方便，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党团关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党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容易引起学者的关注；而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他通过三青团势力迅速上升，并最终形成蒋经国系都是他受关注的原因。
近年来，研究三青团论文的数量一直是呈递增的趋势的。由于三青团话题的敏感性以及政治环境的原因，早期在学术界三青团并未得到重视。随着环境逐渐的宽松和资料不断的解密，有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涉及这一领域。
尽管关于三青团的研究开展得有声有色，但是关于地方三青团的研究尚有极大的空间，尤其关于很多省、县三青团的研究还是空白，所以这是今后有待学者们积极研究的较有意义的议题。
[参考文献]
[1]《总裁兼团长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M].《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印.1946年8月.
[2] 马烈.《试析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原始动机》[J].《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
[3] 杨焕鹏.《三青团成立的原因再探——兼与马烈先生商榷》[J].《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
[4] 马烈.《关于三青团成立的原始动机之三论一答杨焕鹏先生》[J].《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
[5] 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D].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
[6] 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7] 李红梅.《三民主义青年团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论文.2008年。
[8] 贾维.《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J].《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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