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体制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站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按照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所有制、经济管理体制、分配形式等方面展开了理论体系。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改变了过去批判的做法，淡化“主义”之争，试图客观地认识社会经济现象。但是，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的局限，又尽量避开了一些敏感而有争议的问题，对许多社会现象缺乏科学的解释和说服力。
一、现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理论体系存在的缺陷
1.缺少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理论的系统介绍
商品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商品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细胞，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同时，商品也是一切处于商品经济形式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细胞。马克思表述的“社会主义”一般是指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并走向衰亡、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
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建立在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还处在商品经济的经济形式下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在经济形态这一社会属性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前谁都无法超越。因此，科学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论，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规律的客观需要。
经济形式和经济形态是两个不同属性的概念。经济形式是指经济存在的自然形式，表明社会经济存在的自然属性，不代表经济的社会性质。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历的社会经济形式，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也依托于商品经济形式而存在。经济形态是指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存在的社会属性，反映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区别。从自然属性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共处于商品经济形式下，二者都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并且在发展中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从社会属性看，二者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同，决定了二者的发展趋势、目的和体现的利益结构不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体现和主导作用的发挥、商品生产的目的性、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代表性、计划体制的自觉性、企业经济组织制度的民主性、分配形式对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实现等方面的表现，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2.对商品经济做了狭义的理解
现行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不是站在分析商品经济的角度探索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对商品经济做了狭义的理解，混淆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导致现实生活中许多应该由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的经济行为，都认为应由市场调节，尤其是在微观经济管理层面，“市场调节”成为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主管部门和公务人员推诿塞责的挡箭牌，造成了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如，商业暴利、乱涨价、无序竞争等现象。某些新开发的旅游县，宾馆、旅店平时100～200元1天的普通标准间“黄金周”竟然要价500～1000元。绝大多数酒店、饭店不执行规定的加价标准，酒水等服务严重超标准加价。这些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度。
现行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中所表述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指在商品经济形式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形态在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模式和特征，是属于经济管理体制的范畴，准确说应该是“市场体制”。商品经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形式，从流程上看，包括：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或表现形式，是对商品经济概念的狭义理解，混淆了经济形式和经济体制的概念。“市场体制”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基于客观条件而建立的一种管理体制，带有主观性，把它与客观的经济形式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恰当的。在商品经济形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必须尊重价值规律。但是，并不等于一切经济活动必须完全屈从于市场。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市场行为中的一些混乱、无序、违规、违法行为必须依法加强监管。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证明了单一的市场体制下的无政府状态或无序行为的危害，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完善计划体制、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但是，当前必须防止由计划调节不当、干预过多转向放弃计划调节、放任市场盲目发展的倾向。我们现阶段不应该探讨是实行计划体制还是实行市场体制的问题，而是要探讨如何使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有机结合，科学有效地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
二、现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现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的理论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为基础，立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站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借鉴的角度，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从理论体系框架上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商品价值理论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1）商品；（2）货币；（3）价值规律。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表现、特征。主要包括：（1）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2）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3）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主要包括：（1）商品生产及其组织形式；（2）商品交换与流通形式；（3）收入分配与支出；（4）商品消费。
4.金融与税收。主要包括：（1）银行和信贷；（2）股票和债券；（3）金融与保险；（4）征税和纳税。
关键词：货币职能；货币危机；经济危机；资本论
一、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交换次数的增多，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价值形式经历了由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总和的或者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发展为货币形式四个阶段。
在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阶段，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简单地表现在与它交换的另一种商品上。在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阶段，一种商品的价值开始表现在与它相交换的一系列商品上。到了一般价值形式阶段，从商品世界分离出一种特殊商品，即一般等价物，此时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的货币形式阶段，价值形式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一般价值形式与货币形式中，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都是一般等价物。但在货币形式中，一般等价物已经固定地由金银来充当，金银成为惟一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一般等价物不再因时因地而异，这样取得了时间上的稳定性和地区上的统一性，适应了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
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表明，货币的起源与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由于货币采取金银形式，金银的同质性、易分割、不易变质、体积小、便于携带等优良属性使货币独占了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等价物的职能。
二、货币的职能·
货币形式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货币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体现，这种作用通过货币的五种职能表现出来，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
三、从货币职能角度理解经济危机的爆发
货币五种职能中，只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一产生就具有，因而是货币的最基本的职能，其余三种职能是在基本职能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可以概括为生产相对过剩和货币危机。而生产相对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货币危机引起。本文着重从货币职能角度阐释货币危机，从而进一步理解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与经济危机
货币依据流通手段的职能，成为商品流通媒介，将商品流通分割为卖和买两个阶段的对立，这包含了一种形式上危机的可能性。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得商品交换形式变为商品—货币—商品，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割裂了商品的直接交换，一旦市场上货币不足，无法使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商品转化为货币后，没有再用于购买商品，这样就将导致商品交换的障碍，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形式，为经济危机埋下隐患。
如果从资本角度来理解，产业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首先要找到它的卖者。然后，商品资本顺利地通过售卖阶段，转化为货币资本后，还需要在市场上找到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自由劳动者，同时，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满足工人的生活消费需求。因此“资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循环的”，“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约”。如果资本在购买阶段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售卖阶段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路阻塞。商品的内在矛盾，在买与卖相分离的条件下，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而在单个资本循环过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取得了发展的形式，表现为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成为资本运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强制性外在条件，表现为货币危机的现实性，引起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货币支付手段职能与经济危机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能够起到赊销赊购商品、偿付债务的作用，也就是采取了信用的形式，不仅在商品流通中，卖和买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而且在一次商品交易中，发生商品所有权转移和货币支付在时间上的分离，甚至形成赊购赊销、债务关系的链条。当商品出售后，货币可以不立即进行支付，可以在一定期限后再进行偿付；或者，当支付货币后，商品不立即交付，可以在一定期限后再进行交付。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即支付链条发生故障时，就包含着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
在繁荣时期，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手中没有卖掉，商品的潮流一波接一波涌来，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商品还未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就到来了。此时，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所需资金，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折价出售商品。这种出售只是为了成功支付的被迫之举，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来偿还，这样经济危机就非常容易爆发。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平等权利 实质
在欧洲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已经萌芽。但是由于自然经济体制和不统一并且狭小的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也使得商品经济在现实社会中的现实力量即资产阶级获得了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此时，虽然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瓦解了，但是上层建筑还依然存在。于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以适应商品经济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为了必要。
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整个社会在思想层面也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举起了“自由”与“平等”两面大旗。表面上看，现代社会的建立似乎是人的政治权利的解放，把人从封建社会的各种禁锢中解放出来，赋予人平等的权利。但其实质是商品经济的自我解放。人的“自由”与“平等”全部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商品经济的本性要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就要求商品的流通速度越快越好、范围越大越好。商品不可能自己流通，它必须依靠商品的主人。所以，人的状态决定了商品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一贯提倡并贯彻的权利平等，其根源就是商品经济。
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在社会当中居于统治地位，那么，这样一个社会的平等就只能是权利的平等。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当中就说过，每个人获得财产的权利是平等的，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是平等的，而至于财产的多少却是偶然性的问题。如果这样的权利平等得以真正的实现，那么，这将是商品经济社会当中所能实现的最高形态的平等。
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也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商品经济就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道痕迹。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不再是私人占有，而转变成为共有的。
这里，马克思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平等的权利依旧是资产阶级权利。这里说的是资产阶级权利，实质上是商品经济的权利，商品的权利。虽然此时用来衡量平等的同一尺度是劳动，“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而这种平等的权利，在现实中会造成各种弊病。比如，每一个人的天赋不一样、生活负担不一样。而他们在提供了相同的劳动，从而有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就会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一些。所以，马克思提出来，“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如何解读这里的“平等”与“不平等”？
这里的“平等”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的平等，即每一个劳动者在剥去了一切其它的属性而仅仅作为劳动者而存在时，在劳动这一统一的尺度衡量之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而这里的“不平等”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平等而言的。这个不平等实质上就包含了劳动和收入的分离。劳动不再是决定收入的唯一尺度，甚至不再是获得收入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什么来对人们的消费资料进行分配呢？随后，马克思提出“按需分配”。以人们的需要作为分配社会中个人消费品的标准。这样，劳动就与人们的收入彻底分开，不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此时，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的灭亡而灭亡。人们的需要不再通过交换劳动产品而得到满足。
只要商品经济还没有被消灭，劳动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没有和人们的收入相分离，只要跟人消费品还没有实现“按需分配”，总之，只要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没有实现，权利的平等都会是人类社会所能够实现的最高形态的平等形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三版，第14页。
关键词:金融;商品;货币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001-03
一、货币的产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已经存在几千年,商品经济是在货币经济之前出现的,先有商品后有货币,马克思全部理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为什么呢?第一,从分析商品开始,才能够了解商品和货币的来源､历史背景,可以了解货币产生的历史背景,因为商品是在货币以前出现的,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有了商品就有了交换,交换形式不断发展,从简单的交换形式到扩大的交换形式,到一般交换形式到货币的交换形式,分析商品能够了解货币产生的背景｡第二,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简单最常见的现象,也是市场经济中最简单最常见的现象,分析商品能够了解商品经济的矛盾｡第三,商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分析商品有助于马克思分析剩余价值规律的产生和运作,商品不仅是历史的起点,也是资本主义的起点｡研究市场经济就要必须研究商品经济,研究商品经济必须研究货币经济,研究货币经济､研究金融对了解当前的市场运作和规律都有很大意义｡
那么,为什么货币产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呢?因为有了货币,整个社会经济就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三方面来说,第一,有了货币以后,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大了,如果没有货币,就是物物交换,有了货币后可以不要物物交换｡原来把粮食换成蔬菜,现在换成钱,使得交易范围扩大了｡第二,交易的地域扩大了,在这里如果买不到东西,到别的地方买｡第三,可以储藏､积累,可以有财富的积累｡如果物物交换的时候,换到的东西必须消费,而货币可以储藏,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买东西,这样可能有财富积累效应,可以积累财富,可以不受商品物理的或者化学的属性的影响｡比如蔬菜换成肉必须消费,换货币可以储藏｡所以,从这三方面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根本转变,突破人们交换的时间､空间和财富的积累｡如果没有货币的话,运用实物交换确实是难度很大｡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很大部分是实物交换｡当年农民没有钱,买一点小商品就必须用鸡蛋来换｡现在农村里,大约30%左右交换没有通过商品交换｡30%左右的收入没有用货币形态进行,大大影响了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发展｡货币出现是社会经济的一个根本的转变｡
二、货币的作用和货币在社会经济中所做出的贡献
货币出现以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这里再归纳几点｡
第一,从理论上讲商品决定货币,先有商品后有货币,但是在实际中是货币决定商品｡本来应该先有商品,在商品基础上产生货币,但是整个经济在不断运动,商品货币不断换位,也可以看成货币决定商品｡因为商品货币连续进行｡实际上本来是生产决定消费,也可以叫消费决定生产,本来商品供给创造需求,也可以把需求放在第一位,需求决定供给｡道理很简单,必须要有货币来购买商品,这样才有实际购买力,有实际的需求,如果没有货币就不叫有实际需求,没有实际需求供给就不能进行,这种实际需求,这种货币需求是决定供给的要素｡比如,买房子但是没有钱,要买房子是虚假需求不是实际需求,有货币需求才是实际需求｡所以说,关键在于实际需求｡不是商品决定货币,而是货币决定商品｡买不起房子和车,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没有货币需求､实际需求｡农村消费水平低,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因为货币不够｡
第二,货币出现以后,可以作为储藏手段和支付手段,人们把货币作为追求的目的,过去人们把追求商品为目的｡货币出现后,人们不是追求商品而是追求货币｡为什么呢?现在是为了追求货币,有了货币就可以获得一切,把追求使用价值到追求货币,有了货币就可以满足一切基本的需要(一切有些过头了,有些需要是不能用货币满足的)｡
第三,有了货币以后就会出现货币崇拜,马克思叫做“货币拜物教”｡货币能够购买一切东西,人们认为货币万能,产生货币拜物教｡这种货币拜物教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蒙蔽人们的思想,引起人们的错觉｡认为有了钱可以购买一切,有些人不顾一切贪图金钱｡为了追求货币,这种拜物教对人们的危害是很大的｡货币出现以后也出现许多问题,尤其是货币拜物教｡
第四,货币出现后财产转移方便了,加快了财产的转移,没有货币,财产转移很困难,有了货币,财产转移很方便｡比如,房子从西安转到北京很困难,有了货币以后就很方便｡不仅财产转移非常方便,就是转移到国外也很方便｡所以现在财产转移很方便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从积极方面来说,便于人们通过财产转移进行经营活动,但是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投资风险､经济风险｡所以说,货币的出现,引起了社会经济上甚至是观念上的一系列变化,因此,应该正确看待货币｡马克思说,世界上研究货币发神经病的比研究其他问题的人都多｡“从来研究货币的人和货币关系很好,唯独我和货币关系不好｡”(马克思语)交换超越地区部门的限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突破一定的范围,说明货币出现后,从观念上､从实际上都使人们思想发生很大变化｡
三、货币资本的出现，从商品到货币到资本
本来在第二个问题应该讲到资本出现,但是资本这个问题太重要｡第一,货币的出现给资本的出现创造条件｡有了货币才有资本,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资本和货币的关系很密切｡资本首先表现为一般现象的货币,有了货币才有资本,资本出现后,货币的作用更大了,不仅可以买到一般商品,而且可以买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不仅给资本家带来补偿价值而且还能带来剩余价值｡第二,资本出现,货币从有限性转变为无限性｡怎么无限性呢?资本出现后,100元可以买到劳动力,劳动力能够创造更多价值,所以就无限了,可以不断创造价值,不断地创造比自身更多的价值,可以不断增值｡第三,货币不仅转化为资本,而且资本可以不断产生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是资本积累,也就是说资本能够转化为积累,有了资本就有了积累,就有了资本的不断增值,这又不一样了｡第四,资本出现以后,又派生出许多资本的形式,比如银行资本､借贷资本､信用资本､保险资本､信托资本,等等｡资本出现以后,整个资本经营出现了很多的行业,可以包括各种形式资本的行业｡特别是借贷资本,同一种资本可以发挥两种资本作用｡同一借贷资本可以发挥两次作用,一次是贷给银行家收取利息,一次是银行家贷给实业家,实业家在生产中产生利润｡同一资本可以发挥两次资本的作用,使得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也叫财富效应,所以说,自从资本出现以后,货币的作用更大,货币的统治力量更强了｡马克思引用一首诗――莎士比亚的《雅典泰门》,专门来描绘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的作用的｡第五,资本增大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积聚,一种是集中｡每个资本都可以增大,一种是通过积聚来增大,一种是通过集中来增大｡积聚就是通过本身的积累,剩余价值资本化使得资本增大了｡还有一种资本的集中,通过股份制或者通过其他形式把分散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发行股票可以把别人财富转化为自己的资本｡马克思注重资本的集中,认为资本积聚时间比较慢,资本集中比较快,短时间内集中大量资本｡一个公司1个亿,通过发行股票2个亿,上市后市价总值10个亿,使得个别的资本增大了｡有好多小企业一夜之间变成大企业,通过增发股票,通过市价变化使得个别资本迅速增大｡现在很多人通过股票上市把私人公司变成社会公司｡
四、货币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
货币从产生到消亡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货币的产生｡货币从萌芽到产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商品的交换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原来完全物物交换到完全货币交换,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结束｡有些地方,人们经济往来还是非货币化,货币从萌芽到产生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某些地方到现在实物交换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个阶段是很长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定的经济阶段｡
第二阶段,货币经济普遍化的阶段,它已经不是萌芽状态,在社会上比较普遍化,现在的货币已经比较普遍化了,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已经普遍化,货币的普遍化有三个好处:第一,货币的普遍化能够促进商品的普遍流通,商品从生产到交换没有阻碍,可以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流通,从两点到多点流通｡第二,货币的普遍化使得竞争普遍化,使得市场交往普遍化,如果在使用价值里头很难做到普遍化,有了货币以后竞争就普遍化了｡第三,规则普遍化,所以第二个阶段是普遍的｡
第三阶段,货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这个时候也有三个特点:首先是货币作用的充分发挥,使得不仅是经济生活,而且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基本上以货币来作为标志,不仅经济上,不仅促进商品交换,不仅是供求关系的竞争发展,不仅是游戏规则的统一,而且已经渗入各个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文化不仅作为一种精神文明､精神产品,而且作为一种物质产品,范围更广大了｡其次,货币的充分发展,也可以用货币来调节整个社会的行为,包括调节收入分配,调节人们的行为,通过货币来进行调节,刚才说过税收,税收是货币｡第三,在货币充分调节的时候,人们也会了解货币的风险,也会采取一定的办法来调节､防范货币的风险,人们既要用货币来调节各方面的活动,又要注意防范货币风险｡
第四阶段,货币消亡｡这个问题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当时社会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时候,商品就不需要用货币来计价了,“商品消亡论､货币消亡论”马克思过于理想化了,从现在来看,货币还不会消亡｡从现在来看,不管是消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完全的商品,货币都是本质上的货币,不是形式上的货币｡货币处于普遍化阶段,而不是萎缩的阶段｡从现实来看,不仅当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高度发展,社会主义货币经济也高度发达｡所以所谓消亡,是马克思对社会前景的一种观念,从现在还没有看到消亡的必然性,也没有看到消亡将会给经济带来多大的作用｡
Treatise Concerning Financial Problem of Marx
XIAO Zhuo-ji
(College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内容摘要：本文以经济学中非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博弈论中Bertrand均衡与价格领导模型，分析得出旅游商品市场将先后历经近似完全竞争阶段、垄断竞争、寡头市场，并最后重回垄断竞争、近似完全竞争的演化规律性结论。
关键词：旅游商品市场 Bertrand均衡
价格领导模型 动态博弈 旅游地生命周期
在我国，对旅游商品市场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尚显局限。首先，已有的研究论述局限于从旅游商品市场的外在表现―旅游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价格混乱、购物环境差等方面分析，也有提出运用宏观政策指导，行业纵向一体化引导旅游商品市场整合的发展建议。但是，上述研究忽视了其生存载体旅游地演化规律基础上的旅游商品市场内在的运行机制与动力的分析，从而很难把握旅游商品市场的演化规律，进而无法为旅游商品市场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其次，目前国内外在旅游研究中应用博弈论方法的不多，主要集中在旅游企业竞合、旅游企业与旅游者关系、旅游市场监管等几方面（阳宁东，2005；朱静，2007；和红等，2006）。再次，基于旅游利益主体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研究的对象也仅限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朱华，2006郭鲁芳，金慧君，2006）。
理论分析
（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影响旅游商品市场的因素很多，包括旅游地所处生命周期、政府干预、游客需要、期望和价格敏感度、商品信息通畅、透明程度、新产品开发、现有竞争者等，旅游地所处生命周期是内因，对旅游商品市场发展起主要作用，其它因素均为外因，对其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本文仅从旅游地生命周期这个方面研究其对旅游商品市场的影响。
目前，公认并广泛应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由巴特勒1980提出的。巴特勒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其它人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S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型，认为旅游地发展演化一般经历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阶段或复苏阶段，每个阶段有其特征。
（二）博弈论
在博弈论产生早期，法国经济学家奥古斯汀•古诺于1838年提出古诺均衡模型；1883年法国经济学家Joseph Bertrand提出了Bertrand均衡模型。二者均是对博弈论最初的研究，为后来博弈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博弈论中包含同时博弈和序列博弈。同时博弈是指决策双方是同时进行决策，每一方在进行决策时是把对方的策略选择作为预期考虑进来，然后双方同时摊牌；序列博弈是指以一方先走一步，另一方相应的采取对策，然后一方再走下一步……博弈的双方就分成“领导者”与“追随者”。根据厂商之间博弈变量选择的是产量还是价格，同时博弈分古诺均衡和Bertrand均衡；序列博弈又分为产量的“领导―追随”模型和价格领导模型。
1.旅游商品生产企业的Bertrand均衡分析。Bertrand均衡是以价格为选择变量的同时博弈，符合此博弈类型的企业，满足市场上生产企业规模相差不大、势均力敌、产品完全相同、企业完全相同，即生产成本=单位成本=c，设固定成本为0，基于以上条件和假设，设市场需求为Q=α-βp；现以市场上仅有两家企业为例，分别为企业A和B，价格为p1和p2，则A的利润函数表达式：
当0＜p1＜p2，A占领整个市场，反之则失去整个市场；当0＜p1=p2，A和B平分市场。此博弈模型为非合作博弈，参与博弈的每方仅为自己打算、分散决策、相互竞争，有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企业发展，社会福利最大。上述假设为理想状态，与现实生活联系，可推广到多家企业共存的情形，此时旅游商品市场满足近似于完全竞争，旅游商品生产企业数目不多处于成长阶段，生产产品种类单一、质量形同、成本一致，利用新技术能力差，资金不足，对旅游商品价格基本无控制力，产量低且社会福利较大。
2.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动态演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水平是影响市场行为的重要因素。在Bertrand均衡状态下，有MC1=MC2，p1=p2，此时π1=π2≥0，则市场上有资本流入该行业，导致两种结果出现：一种是原有企业在T+1期扩大生产规模，另一种是有新企业进入该行业。生产该种商品的原有企业在T+1期扩大其生产规模。设A生产规模由C1扩大为C1（T+1）=C1（T）+δC1，δC1＞0，B生产规模仍为C2（T），假设δC1是适宜的，即其有效生产时间不变，有X1（T+1）=X1（T）=1，r（T）＞0，r（T+1）＞0且b（T）=b（T+1），b为生产此产品资源的数量，r为生产此产品资源的价格，a为生产此产品所需消耗的资源数量。
由于：C1（T）aX1（T）+C2（T）aX2（T）=b
C1（T+1）aX1（T+1）+C2（T）aX2（T）=b
可知：aδC1X1（T+1）+a[C1（T）X1（T+1）-C2（T）aX2（T）]=0，则X1（T+1）＜X2（T）
可得：A生产产品的有效产出水平C1（T）X1（T+1）＜C1（T）X1（T）
即A在扩大产品生产规模的同时，又缩小了其生产产品的有效规模，实际上企业在其内部资产之间进行改造与重组，企业将更多资产用于生产更多有经济利润的产品。有新企业进入该行业。假设在T+1期有新企业As+1进入该产品生产，其年最大生产能力和经济利润分别表示为Cs+1（T+1）和πs+1（T+1），所有企业A、B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不变，假设企业A S+1的规模是适宜的。
由于：C1（T）aX1（T）+C2（T）aX2（T）=b
C1（T+1）aX1（T+1）+C2（T+1）aX2（T+1）+Cs+1（T+1）Xs+1（T+1）=b
可知：X1（T+1）＜X2（T），则企业A、B的有效时间减少，其有效产出水平萎缩，在T+1时期之后企业A、B的规模将减小至经济利润为0。
综上所述，当该行业存在经济利润时，将吸引新厂商进入该行业或原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可能会使其它企业的有效产出规模缩小，经济利润为0。因此，一旦有某个企业的经济利润>0，则为不均衡状态，最终导致多方面深刻变化。如果企业成本不同，从长期看，成本低的企业必定挤走成本高的企业，最终导致一些大企业对市场有绝对控制力，进入价格领导型模型博弈阶段。随旅游地发展，游客量大量增加和对旅游商品需求急剧增多，在这个阶段的旅游商品生产企业数量增多，企业规模变大，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对商品价格有了一定控制力，产品出现多样化发展，旅游商品市场向垄断竞争方向发展。
3.旅游商品生产企业的价格领导型模型分析。在此模型中，企业类型是存在实力强大的寡头企业，它对商品定价有很大影响，其余小企业要参考他的定价做出自己产品的生产计划。便于分析，仍假设市场上仅有两家企业即企业A和B，其中A是领导者，B是追随者，A明白p确定后，他的需求曲线为残差需求曲线R（p），由MR=MC原则决定q1，最后决定p。
当A的p确定后，B只能接受p，B根据利润最大化计算自己的利润和产量水平。maxπ=pq2-c2（q2），由MR=MC原则，则B确定了产品供给函数S2（p）。整个市场需求为D（p），则R（p）=D（p）-S2（p）。
假设市场需求为D（p）=a-bp，这里D（p）相当于上面所用的Q（p），则 c2（q2）=q22/2，c1（q1）=cq1，可得MC2=q2=p，得出S2（p）=q2=p，R（p）=D（p）-S2（p）=a-bp-p=a-（b+1）p，令R（p）=q1代入解得。
根据MR=MC原则，可以确定q1，，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有，得出。
把q1代入得：，这是A的最优价格选择，此时A获得最大利润。市场上A获得大部分利润，而追随者B所获得利润较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社会福利下降。处于A位置的企业，对价格有一定的控制力，是市场上的寡头，盈利较多，此时旅游商品需求量大，产品多样化，品牌化。
旅游商品市场的演化规律
旅游商品市场在旅游地处于探索阶段和参与阶段时，旅游商品生产企业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产品单一，质量无差异，生产成本相同，企业之间竞争是Bertrand均衡竞争，旅游商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随旅游地发展，游客逐渐增多和对旅游商品需求增加，刺激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发展，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有新企业进入，旅游商品市场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可以用图1表示。
旅游商品市场过渡时期，旅游地处于发展时期，此阶段游客量迅速增加，旅游商品需求量迅速增加，原有生产规模满足不了需求即需求大于供给，原有企业将调高产品价格抑制需求量增加，此时利润比前期丰厚，个别企业趁机扩大生产规模，由于该行业利润较高，吸引社会上资本流向该行业，一些新企业会出现，旅游商品市场处于垄断竞争时期；旅游地进入巩固阶段，游客增加量减少，游客量趋于稳定，而企业经过迅速增长，产品供给大于或等于需求，该行业的额外利润消失，社会资本不再流入该行业，这时企业出现不同变化，一些企业在这个阶段中抓住时机发展成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在该行业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同时也存在一些处于倒闭边缘的小企业，这个时期产品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化和品牌化，企业生产成本不再相同，企业间竞争符合价格领导模型竞争，市场处于寡头市场；经过一段时间，旅游地会停滞发展甚至衰退，游客量减少对旅游商品需求量大幅减少，不少企业退出该行业，旅游商品市场可能会再次进入近似完全竞争阶段。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基础上的旅游商品市场，其每个演化阶段都有独特的特征与规律性（见表1）。
结论
在旅游商品市场竞争分析中，本文只分析了企业规模相差不大，产品均质情况下的Bertrand均衡竞争，以及随旅游地演化发展和旅游市场的扩大，商品市场也进一步扩大，由于企业自身经营策略，资本等不同，企业发展规模和实力将出现差别，一些企业会成为当地的领导型企业，这时的博弈竞争是价格领导型模型。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情况，不排除在这两个阶段中会出现企业串通，也不排除由于旅游商品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规范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以及进入到寡头市场之后，旅游商品市场又如何发展演化重回到垄断竞争，上述问题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阳宁东.博弈论在规范旅行社市场中的应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
2.朱静.我国旅游区域合作中的政府间博弈[J].经济管理，2007（13）
3.和红，叶民强.信息不对称下旅游市场博弈分析[J].旅游经济，2006（4）
市场长链的短缺，并不意味着我国市场规模小。我国大宗类和特宗类市场达到1万家，除开上证所、深交所等交易所外，还有300家大宗类商品交易所、500家产权类交易所。不过，虽然数量众多，却多为宋朝式的商铺集聚。
打个比方，广州有一个布料市场，其中有3600多家针织品类中介交易商。像这样的布料市场，在广州市中山大学附近大概有49家。这意味着，在这一区域内，有近18万家交易中介商。如此庞大的交易商数目，带来的市场利润却甚微——我国的纺织服装行业在全行业内贡献的利润率仅为0.95%。原因就是在这些交易市场中，商户和商户之间客户资源不互通，更像是场外实点交易，谈不上第三方市场意义上的综合性平台市场。
这正映射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现状——资金在实体业不活跃，但在银行业体系内部倒是流动非常好——这并非一个好现象。要解决我国市场长链的缺失问题，必须要从金融业的发展阶段着手，否则，市场长链将永远停留在宋朝式商铺集聚、场外贸易阶段。
首先是发展工商企业信贷金融。商业银行及其关联的金融机构、国有银行、证券期货、保险都做工商企业信贷金融，在这个金融阶段，信贷效用是相对受限的。在国内市场上，一个企业经历了高速发展，到了上市阶段，却由于涉及资产剥离而不能再向银行贷款。这种怪象说明，商业银行动用信用资源的能力非常有限，其杠杆率不会大于10%。如果企业有价值1亿元的土地，能在银行质押贷出7000万，已经很不错了。
到了第二个阶段，就应该发展产业链金融。以产业园区发展为例，一家商业银行牵头，和另外几家商业银行一起对产业园区中的多家企业进行授信，即在某一个产业链上的金融机构对商业实体授信。目前，我国的产业链金融还处于起步阶段。
第三阶段是中介类金融。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就是很好的例子，中介类金融的信用资源是商业银行和银行无可比拟的。
第四阶段是场外市场金融。依然以布料市场为例，在这个市场中，企业市值超过50亿元的很多，但市场内部从未出现第三方平台来经营这样庞大的市场，反而是场外的商户拿走了生意。
[关键词] 现代商业传统商业差异性特征历史性联系
一、导论
语言学家们认为商业是“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商业开始出现。此时的商业被称为商人商业；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商业主体组织化－企业化，此时的商业被称为组织化商业；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引发商业领域的多次革命，此时的商业被称为多事业化商业－流通业。“现代商业”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现代商业是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化业态为载体，以信息化为催化剂的。多事业化商业（流通业）就是现代商业的开端。商人商业和组织化商业则可以包含在传统商业的范畴之内。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具有差异性特征，但两者不是两个绝对对立、冲突的概念，它们存在着历史的逻辑联系。
二、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的差异性特征
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既有历史性联系，也保持着各自差异性特征。这种差异性是源自现代商业对传统商业的发展即商业范畴自身的更新和升级。现代商业对传统商业的变革性发展是指在商业主体、商业客体、商业载体（业态）和商业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升级。
1.商业主体。商人商业的主体是自然人。他们或是从生产者中分化而来，或是由其他富裕人员（奴隶主或贵族）插足商业而形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商人商业由于无法胜任或适应生产和消费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而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化商业。在组织化商业阶段，占主流地位的商业主体不再是“行商”，而是开设各种店铺，雇佣一定数量的徒工，大批量经营的商业组织形式。而现代流通业的主体除了包含传统的组织化商业企业及其连锁经营企业外，还包括逐渐独立的商品采购、运输、仓储、加工、信息公司等。此外，商品直销公司、商务公司以及电子商务公司等更是迅速发展。
2.商业客体。在商人商业阶段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所以社会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都比较有限。商人所购销的商品以铁制劳动工具、手工纺织品、牲畜、粮食、盐等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主。在组织化商业阶段商品已经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纺织品、文化用品、生产设备、原材料等。这一阶段的商品较之商人商业时期大为丰富，其质量和技术含量也大为提高。在现代流通业阶段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使得客体范畴极其广泛，除包含组织化商业时代的客体范畴外，还包括各种新产品、各种可用于交易的产权、各种可转让的专利技术、特别是形式多样的服务等。
3.商业载体（业态）。在商人商业时期，商人主要是向小生产者采购商品，然后利用人力或畜力运载着商品，主要通过“集市”向购买者出售商品。在组织化商业时期商业业态逐渐多样化起来，除了继续存在的商人商业阶段的杂货铺、“流动地摊”外，还出现各种新型的并占主流地位的各种业态，如百货店、超市、专业店、便利店等。在多事化商业阶段，从事流通业的各种行为，包括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流通业广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流通方式和手段多样化，流通效率迅速提高。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物流设施的日益发达和完善，促进了连锁经营的快速发展。连锁经营方式日益渗透到百货店、超市、专业店、便利店中，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商业业态正日益在商业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4.商业信息技术。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方式是一个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的网络神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信息的传递方式不断得到更新和升级，采集、处理和传递商业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从而大大提高了商业效率。以信息的传递方式来看，商人商业阶段的社会以手工生产力为特征，小商小贩在商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不通过其他任何载体直接把信息和商品送到顾客手中。那时的商业信息比较简单，小商小贩采用口头表达或打手势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在组织化商业阶段信息传递采用大众媒体传播方式。它与以机器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阶段相适应。零售商业企业在商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它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传递信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商业进入电子载体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爆发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使用，替代了人脑的部分功能，使人机结合的信息处理方式逐渐取代了以人为惟一载体的信息处理方式，非群体化传播工具将逐渐代替大众媒体传播阶段的群体化传播工具。从商业发展史来看，商业经营方式的每一次重大革命都与信息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超级市场的兴起、连锁经营的发展、无店铺销售的出现都是依赖于它。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流通业一体化趋势加强，现代商业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正是由于大量商业企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如条码技术、商业自动化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物流配送技术等来改造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提高商业运营效率，因而现代商业企业越来越成为一种信息技术密集型企业。
三、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的历史性联系
1.商业的本质没有改变。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无论是现代商业还是传统商业，都是以赚钱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在商人商业中存在着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商人，他们“把买卖商品的经营活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职能，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充当居间人，并媒介商品交换”；在组织化商业中商业的主体已不是一个个的商人，而变成了商业企业。它是应对大量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汇集并转化为极为可观的资金流量后经过社会的初次分配而形成大量消费的格局而产生的。商人商业由于无法胜任或适应生产和消费领域发生的这种巨大变革而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化商业；在多事业化商业中，产品从生产出来一直到消费者手中经历一系列活动，不仅仅涉及批发和零售，而是包括了直销、、批发、零售到仓储、运输、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这些活动都与产品价值的创造有密切的关系，故渠道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企业纷纷自建产品分销体系，或者通过控制分销网络等方式，达到控制产品销售市场、提高利润水平的目的。现代流通业是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汇聚之业，它上联制造业、下联金融业，是全世界财富聚集最快的行业。传统认为，投资金融业最具投资价值；现实表明，从公司价值迅速提升来看，商业流通业的投资回报率高于金融业。在世界500强排名中商业流通企业占到10%；在美国50强排名中商业流通企业占到20%；在2003年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前10位中则有6位来自流通企业。
2.商业伦理一直在提倡。商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其进步和发展离不开经济伦理的支持。在先秦时代儒家就有“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后来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一批实践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商人，他们被称为儒商。“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内容，由此所派生出来的 “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思想便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义利观”同商业公平交易、等价有偿、互惠互利等原则相融汇，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商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并贯彻到商业活动的全过程。在提倡诚信经营，重构社会信用体系的今天，儒家“义利观”思想对指导我国现代商业的发展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商是儒家文化精神尤其是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和商业经营活动有机结合的产物。儒商所体现的经济伦理精神把儒家长于伦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气质引入商业经营领域，塑造义利结合、理欲兼溶的经营价值观念，对纯商业活动必然产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冲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和调整，代表着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的适度结合。而正是这种结合，有助于完善商业运行机制，促进经济活动的有序和规范，使商业经营从“无商不奸”的恶性循环和低层次发展中摆脱出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兼顾。中国现代商业发展需要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商的经济伦理精神。
3.“无商不活”一直在被证明。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自从第三次社会化大分工商业产生之后，商业总是与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最初是以具有商品交换的基本功能出现的，城市的经济最初表现为商业的繁荣。一个城市作为经济中心总是以它的物资集散地、繁荣的商业著称的。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开始崛起，逐渐形成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它们对于社会资源整合、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活跃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业由商人商业范畴发展到组织化商业范畴，二战后又发展到现在的流通业范畴。马克思的《资本论》告诉我们：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商品流通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命运。随着人口的增加、市场的扩大，生产的规模随之增大，手工作坊被机器大工厂去取代（即生产被组织化），产品产量的提高意味着商品流通必须升级才能实现商品价值。在生产被组织化之后，流通被组织化成为一个必然选择。没有组织化的商业，需求满足（即消费）就会受到限制，进而会影响生产。正所谓“大生产必须有大流通相呼应”。
四、结论及启示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论述了在共产主义的第一、二阶段的分配方式，其中第一阶段便是按劳分配。但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有了很多新的发展。基于此，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相关论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收入分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46.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001－02
一、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
在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我们要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制度，反对平均主义。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个人还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还不具备实现按需分配的各种条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只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这要求人人都必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劳动是社会运转的轴心，是个人获得消费品的唯一依据。因此，作为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否定，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按劳分配在遵守马克思所论述的条件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分配结构及其性质是由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同时也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以按劳分配为主。
2.生产力的发展是目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活跃并且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它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分配方式。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作为生产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分配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它还只是人们的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我们还不具备按需分配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必须形成按劳分配这种分配关系，以此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分配依据的多样化。马克思指出：“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产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劳动时间“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的所占份额的尺度”，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劳动者的收入是在企业的内部解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收益的多少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提供劳动的质和量，而且取决于市场是否承认以及承认多少。同时还与商品的质和量以及市场的供求状况等因素相联系，因此，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是经过“迂回曲折的方式”转换成社会劳动的。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的不足，导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只能是按劳分配，只有“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的误区。这种片面地认识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最终导致“平均主义”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总结了过去三十年，特别是的十年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的经验教训，就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进行了纠正，重新肯定了按劳分配政策。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明确指出：“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加强定额管理，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报酬，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坚决纠正平均主义。”这次会议对中国分配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使我们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怎样进行生产、怎样进行分配。
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形成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共十三大的召开，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方式为补充”的原则，这为后来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按劳分配这种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因此，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需要的，是对按劳分配这种单一分配方式的发展。
1.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深化。过去，我们只是纯粹的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谈社会主义，而没有从生产力角度思考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使得我们一味的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粹”，在分配方式上认为只有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通过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深刻而全面的阐明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因此，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商品经济不发达和劳动产品有限等客观经济条件下，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这种分配方式，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向前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交换形式或媒介形式。”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商品经济关系的消亡，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关系消亡、等量劳动关系的确立还只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正确认识了我们的基本国情，即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生产力比较落后，必须经历一个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这就决定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时人们的经济关系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各种物质资料、生产要素的生产流通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而不是通过社会制度实现。市场机制只是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方式和手段。因此，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不断深入，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已逐步脱离政府的管制并且不断发展，而且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生产要素领域，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通过价值规律决定价格和分配，这就使得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3.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这种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是指“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产权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对所有制理论的不断突破，改革不断深入，中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既要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形成了公有产权和私人产权并存的多元产权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而要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充分调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创造更多财富，不断发展生产力。
4.不同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的出现。阶级和阶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阶级是人们依据其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的相同地位所组成的社会集团，而阶层则是在一定阶级基础上从职业、收入等不同角度划分而成的次一级的社会集团，它反映的是生产关系大体一致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独特的等第。”这其中的“阶梯”和“等第”就是指阶层。当前中国，在我们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发展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是社会新阶层的产生和旧阶层的分化。目前，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国至少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等九大阶层。他们是劳动、资本、技术、信息、管理等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需要按其对生产贡献的多少参与收入分配，这也更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参考文献：
[1] 谷军主.市场经济概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06.
[3] 李萍，陈志舟，吴开超，等.转型期分配制度的变迁：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92.
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淵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正在逐步消失。”[7] 3.主义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主义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礽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胡平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社会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进行了。，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体系，高积累下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 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转向市场经济—新50年经济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 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 《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 《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 《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场疲软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 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 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 《统购统销与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经济》1991年第5期。[58] 《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 《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64] 《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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