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电价的机制。电力系统中电力的生产、输送、和消耗形成了从发电成本、输电成本以及供电成本的成本链，以及由进网电价、输送电价、和消耗电价形成的电价链，并本着以电力供求和电价互动、竞争为机制来形成对电价的定位。应当深刻的认识到消费群众所喜欢的定价并非就是对国民的有利电价。电价不仅要反映出一系列的成本以及资源的缺少度，还要保证电力企业应有的合理利润和对节能口号响应的实施作用，从而维持电价和其余能源价格之间的合理比例是相当重要的。
2.电网建设和电力市场。对于我国来说电网建进度相对滞后，也是电力市场向更深度发展的瓶颈。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发展中的国民经济与能源分布的状态来看，我国电力市场的应用是凭借强大电网基础而形成的国家和区域、省的三级电力市场，从而全面做好优质供电服务，也为电力市场和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3.电力市场中的投资。当下电力作为资金和技术紧密结合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具额的资金。从目前来讲，我国的电力建设不仅在电源建设上缺乏资金，在电网建设上更加地缺乏。因而，应该发展电力特有的金融市场，开发以电力为核心的金融工具，建立起电力在金融市场上有重要意义的商业融资制度，还要加强在电力投资中的风险与决策的评估，从而完善和扩大电力融资的重要渠道。
4.电力市场中和谐的沟通。电力体制的改革与电力市场经济化发展都涉及到了国民生计的诸多方面，各个行业以及全体社会公众。因而，电力市场经济化过程便需要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各种关系的协调与沟通。对此，既要有对制度的规范，也要有对道德的约束，既要让电力系统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也要能够让各个机构和行业以及广大社会群众对电力市场建设的支持和理解。
二、我国电力市场经济化的特征
一个能够实现市场化的电力市场能够从产权、结构、交易和市场的体系结构以及电价都有鲜明的特点。从市场体系和结构来看。明确地区别电力市场的结构，其中可以从电力行业所拥有的厂商数量来判断，二是能够从电力行业厂商的产品相互代替的程度来判断。按照电力商品对消费者的功能满足上可以进一步的细分为电能、电力、备用、等一系列产品，并且对应相关的市场经济。应该尽量让市场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让电力用户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在发电，配电，零售等环节中能够让用户直接参与到服务评价中。从输电和配电的定价来看。在我国输电配电价格的模型还没有建立，可以参考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应用方案。
三、电力市场经济发展的展望
电力工业在市场中的结构、以及定价模型的都会对大众用电情况带来严重影响。例如，在我国的一些城市或区域，电费定价是按照用户使用时间而在波谷与波峰的分时段情况来定位的，而有的地方则是无论用电时段都采用统一的定价。前一种模式除了计费比较科学以及对“消峰填谷”的作用之外，对上班族也比较有利。因上班族白天都在外工作，夜晚才回家，便因此很少在用电高峰期用电，而在20点至次日的8点对于电器的使用较为频繁，从而这种计费方式将为上班族节省一定的电费支出，同时也能够对促进其购买能定时运行以及关闭的设备和家电技术的进步等都有着莫大的帮助。而对于长期在家中的住户而言，特们使用电气的时间多数在用电高峰期，按照统一的电价来收费当然相对他们来说是更为有利的，从表面上而言虽然这两种方案相对于电力公司来说经济利益上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能够促进民众对能源使用观念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四、结语
关键词：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政府；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157-02
一、市场经济的含义
市场经济，又叫作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是一种有别于计划经济的经济体系，它通过市场价格引导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销售过程。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由市场供需规律所决定，生产者在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最高价格下提供商品和服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通过市场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式。所谓资源配置，是指将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上进行比较以做出一种选择，分配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在经济学中，资源狭义的是指自然资源，而广义资源的是指经济资源以及生产要素等，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资源，相对于人类的无穷欲望而言，资源都是稀缺的，稀缺资源如何有效分配和充分利用就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市场经济，即是借助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的经济体系。简而言之，市场经济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动机，通过市场供需，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等相互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系。
而计划经济，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实行了近三十年，主要是通过政府事先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方面做出安排来引导资源配置。计划经济不利于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不利于技术的进度，但有利于集中集体力量办大事。
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能自发调节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能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自发调节商品供需弥补供需缺口，为企业生产决策提供有效信息，能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受经济利益驱动，能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但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最终容易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使得社会贫富矛盾加剧，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长期平稳发展。所以，市场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市场经济的几个典型特征
市场经济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作为动机主要通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等相互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系。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第一，市场经济具有竞争性。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不同的市场经济主体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调整各自的行为，比如消费者寻求在有限的收入水平约束下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生产者在一定成本投入约束下寻求利润最大化，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中为了达到最大化的目标各自以及相互之间都存在竞争。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者受益，例如企业为了逐取更大利润会有动力改善商品和服务，投资于新产品的研发，也能够自由地解雇低效率的员工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最大利润。这种竞争，通过市场机制调整了生产要素的分配，实现了要素的更高效投入。
第二，市场经济产权明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品和服务的拥有者可以自由拟定契约，出售转让或者租赁个人资产，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归属是明晰的。
第三，选择的自主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者，生产者，资产所有者，工人等经济主体可以自由地选择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和分配，只要是在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支付的价格范围内，消费者可以对商品和服务自由进行选择，同样，只要是在生产者拥有的资本范围内，生产者也可以自由决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第四，自利的动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出于自利的动机都试图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出价最高的另一方。虽然，此种动机非常自私，但从长远来看，它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市场经济在任何时点上都能有效地反映出市场真实的供给和需求，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到更高效的地方。
第五，有限的政府调控。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市场的开放性和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例如，政府要负责国防的投入，保障市场运行的安全，不会遭受战争的侵扰；政府保证平等的市场准入，对市场垄断进行惩罚，因为垄断限制了竞争。同时，政府要负责监管市场运行，避免人为的市场操控，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损害市场效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以非公有制经济作为补充。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但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奋斗目标，一定程度上政府配合市场发挥调整资源配置的作用，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弥补市场失灵，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同时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注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政府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的缺陷；第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对市场的认识也越来越具体和深化。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除了具有市场经济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
四、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
（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政府精准作为
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实现，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不能过度干预经济运行，但同时要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环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市场供求、市场价格来决定资源配置，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要减少行政审批的程序，明确政府的干预范围，政府的职责更多在于为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保护好产权，维护好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不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
（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确保经济运行安全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面临下行趋势，为应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应该更完善而高效。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障国民经济运行的安全。政府要把握好稳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平衡，协调好经济增长长期与短期之间的关系，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让经济增长与社会改革共同推进，不断创新经济发展的思路，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体系，加强政府在公共预算、公共投资、金融资本等方面的引导和协调，完善政府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金融发展政策等方面的作用，形成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
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市场调节缺位的行业或者部门，政府完善调控职能。例如对于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成长初期在市场竞争中不具备足够的优势，需要政府提供保护。政府应该放的放到底，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该管的管到位，维护宏观经济的安全运行。
（三）强化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维护市场运行秩序
市场的运行有赖于政府提供良好的市场秩序，强化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职能，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应该着力于构建更公开、透明、法治的市场环境，对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保障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性，从源头上制止不合法交易，疏通消费者诉讼渠道，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破换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强化市场监管的法制力度，建立公平的法制环境，加强经济执法力度，让市场交易依法有序进行，保障市场运行的公平、透明。在市场监管方面也要提高相关部门的运行效率，不因行政审批程序的复杂冗繁而降低经济效率，该简政放权的部门应该精简机构，减少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要提高市场监管技术和相关人员的专业技能，政府监管应该为市场运行助力，构筑公平竞争法治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让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
（四）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弥补市场供给不足
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上，市场是没有动力提供的。政府的重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特别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事业、国防、外交等方面，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弥补市场供给的不足。运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弥补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也能很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创新公共产品提供的方式，可以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参与公共产品提供，同时开拓多元渠道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政府的职能在于规范公共产品的供给，丰富公共产品数量，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益。在基础公共产品与服务领域，应该增加政府的支持力度，扩大财政投入，保障基础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充足高效供给，同时对于非基础性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可以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依靠市场力量提高供给。
参考文献：
[1] 孔东民，刘莎莎，王亚男.市场竞争、产权与政府补贴[J].经济研究，2013，（2）.
[2] 薛澜，李宇环.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职能转变：系统思维与改革取向[J].政治学研究，2014，（5）.
[3] 林毅夫.转型国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J].中国经济周刊，2014，（6）.
[4] 尤绪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溯源、争论与发展[D].长春：吉林大学，2014.
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一）构建“产业+产品”的目标体系，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
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运用各项政策法规，把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结合起来，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能力、完善经营效益分享，充分发挥带领农民增产增收共同致富建设现代化农业。坚持以“产业+产品”作为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就是要实现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农业农品经济效益的不断扩大，走中高端农产品的供给路线，走绿色发展的产业道路，将会是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着力点。制定农业经济产业发展路线，传统单一、零散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无法适应供给侧改革下的市场经济环境。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路线，就是要以“绿色经济”为主线，“特色经济”为色调，依托农业经济发展资源，构建有特色的农村经济产业。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同时，当地政府充分发挥职能，通过好的政策措施，帮助农产品龙头企业。
（二）建立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的桥梁纽带，是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保障。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强化其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其对贫困群众的组织和带动作用，是提高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脱贫攻坚步伐的重要举措。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整个地区发展，从而实现农业品生产规模化和集团化。农业经济快速的发展，必然会拉近城乡之间距离，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全国范围内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重要环节。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的农村经济组织，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农超对接”、“农企对接”销售网络，通过帮助农民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建设网站进行产品和形象宣传，产、供、销模式满足了市场需求，伴随专业合作社的壮大，产业链将会逐步延长，对推动现代农业产业链丰富，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三）依托农业大数据，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体制
农业技术大数据在农业生产的运用及平台建设，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思路和理念，有利于政府为涉农问题决策，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可以有效指导农业生产活动，推动农业相关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实现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生活富裕的要求。现代农业的发展对一些设施依赖较高，科学技术正以大数据的形式向各类农业领域渗透，行业整合变为农业生产模式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中，生产要素已改变，当前，数据应用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有力抓手，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交易系统平台成为大家交易的主要手段。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宣传推介各类特色农产品，效果十分乐观，所以必须要保障农村网络畅通。大数据收集各种生产生活的相关数据，通过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分析，寻求价值，指导生产，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因此，对加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商法经济法关系研究分析
市場经济是我国独有的一种经济体系，对于国内市场发展和转型有着巨大促进效果。就市场经济发展而言，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规制市场经济活动和行为的重要法律，这两者之间既有关联，又有一定的不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都是维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条不紊运行的“法宝”。
一、相关概念论述
（一）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最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其特征理念涵盖了以下几点：
首先，保证企业竞争的公平性，市场可以获取人才竞争的绝佳时机。
其次，从根本上维系各方合法权益和经济效益。
再者，各企业以合同为基准去从事各类经济事务，国家将法律法规视为经济行为控制的核心手段。
然后，经济条件一旦发生变化，始终通过市场控制能力予以自适应调控。
最后，在赋予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全面强化各行业领域的内在创新动力。
（二）民商法
从字面上去理解，民商法即为民法和商法。国内现行体例为民商合一，民商法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影响就是微观调控。简而言之，旨在调控和处理统一进行单一经济活动的不同经济体系相互之间的利益相关性。现在，民法和商法之间的统一配合工作持续推进，但民法和商法着力点不同，民法的作用在于达成市场经济背景下各主体之间订立合同的意思自治，而商法的作用则是在于保证各类市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
（三）经济法
尽管经济法基本理念由来已久，在很多明文规定中都有标注，但经济法建立时间不长，这就造成了就经济法创建一般都遭受市场经济各类内外因素的交织影响，经济法的主要含义饱受各界争议。经济法的创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作用便是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应该了解到，经济法实则是所有管控与调整的法律法规的合称。简而言之，经济法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填补民法适用市场经济时，在立法层面、司法实践层面存在的漏洞，经济法体系结构包括企业组织管理法、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社会保障法，提升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体控制效率与质量便是经济法存在之价值。
二、基于市场经济的民商法和经济法不同点
（一）调节目标的不同
需知，处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和经济法二者落实，一般要面对诸多差异性，前者所面对目标为对等，主要是对各类保护目标关联性予以描述，以财产关联性、人身关联性等最具代表性。处在经济法条件下，核心调整目标即为针对国家市场的综合运作在经济环境下的关联性，主要囊括了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相互之间所产生的社会公共经济联系，但往往人身关系的调整不在其中。
（二）调整手段的不同
分析经济法和民商法，调控手段的不同也是主要差异。其一，就经济法而言，关于调控目标的法律行为落实，此时多样性特点和整体性特点双向突出，与此同时，也涵盖了一定的社会特点与激励特点；其二，就民商法而言，它的落实更加注重目标调控，调控侧重点放在了分析各调控关联目标之间的联系调整层面，之后在此基础上使得不当行为、实践等获取相应补偿和优化，主要体现的就是社会个体特征。
（三）关联对象的不同
就民商法而言，关于企业自由人、法人、管理部门等所涉主体，所面对的落实目标具有统一性、对等性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此类目标之间的等级管理关联性、层次管理关联性缺失。但是经济法所面对的目标却和前者迥异，由于目标多样性，也就是说不仅包含了国家部门和社会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同时也涵盖了公司、个体经营商户和社会自由职业者，因此经济法所面对的目标具备多样化特质，并且会涉及到社会全阶层，具体落实期间通常都不能保障所有对象的地位统一与地位对等。
（四）整体内容的不同
民商法所阐述的重点内容，即为针对各个民商法适用对象、权益、职责、义务等予以限制，而在法律规定中则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和公司法以及合同法、票据法等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法设计的相关重点内容上，标准化概念指出了经济法应维系市场有序、有效运行，且针对经济纠纷、矛盾等具备标准化管控结构和规章条文，也就是市场垄断和市场经济进步与优化等各方面的规则。
（五）社会效力的不同
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和经济法因为各自价值定位不一，所以民商法和经济法的社会效力与价值体现自然有着显著差异。民商法社会效力，体现在维持商品交易公平上。民商法被定性为服务于民众、服务于全社会的一种法规类型，民商法社会效力是维护民事主体目标权益，法律作用范围狭窄。经济法则不同，根据其法律效力差异性特点，涵盖了民事和刑事两大类，并且所覆盖的整体有着多样性特点，整体社会职能、方向等也相对宽泛。
（六）价值取向差异
基于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理念下，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旨在夯实此种格局，首先要做的便是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创设出经济资源科学分配、财富划分均衡的社会进步机制，从根本上减少经济两极化状况的出现，推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民商法和经济法，二者在具体运作流程中科学落实，体现出了国家、社会、个体等不同对象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侧重点在于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权益，契合于我们国家的整体价值取向诉求；民商法与经济法不同，民商法侧重点在于维护社会个体权益，其执行优势尤为显著。民商法和经济法相融操作，可以有效协调和完善国民经济资源，对整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有着巨大推动作用。
（七）社会关系调整差异
尽管民商法在财产分配、个人交易以及权力维护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相应的却遗漏了市场经济整体发展，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期间自治、契约等相继得到优化，推动社會经济发展的效果有目共睹，但过于追求个人利益的弊端却开始显现出来，同时便会造成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情况出现，最终造成国民经济两极化发展，之后亦会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基于此类背景，民商法单一调控过程中，过多体现个人利益价值，这是很难实现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只会徒增社会矛盾，和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目标背道而驰。追本溯源，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经济法本质所致，由于它主要是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注重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消除个体权利本位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处理个体私利和社会公利之间的矛盾，推动经济平稳发展。因此以民商法调节方式与经济法相结合，这样的干预模式才最行之有效，才能持续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三、基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民商法与经济法联系
（一）二者内容相似性
就民商法和经济法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二者内容上的相似性最为突出，由于两类法规都是国家明文法规，同时也是为了优化国家监控手段而出台的，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差异性始终都是服务目标差异和服务职能差异。通常而言，经济法服务宗旨即为立足于国家整体角度，对经济资源进行有效分配与科学优化，此为维护各方权益的主要手段；民商法和经济法在此处的分歧甚是明显，民商法所维护权益的主体方是社会个体，继而达成对整体市场经济的相关权益管理，但过度关注和维护个体权益，会给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威胁。相对来说，经济法太过注重对市场价经济的宏观调控，遗漏了个体目标的权益管控。
（二）二者都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民商法和经济法，二者都为国家发展提供保障，立足这一层面，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整体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从个体角度予以分析，二者的保护目标、服务目标没有差异，由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获益对象是一般公民，这也深度阐释了我们国家诸多法律之间的互通性，一旦受害者权益受损，民商法与经济法的落实，都以个体利益维护、组织利益保障为核心目标。
（三）二者相互补充
民商法和经济法，二者具有互补性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民商法和经济法均可保证调整能效，之后在此基础上达成市场资源合理分配的目标。诚然，就经济法而言，经济法管控范畴宽泛，主要是综合管控经济市场，将国家整体管控视为重点，基于此来保障经济法对整个经济市场的主动调控能效。还有就是，经济法和民商法之间相互融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调控效果极佳，两者之间通力协作，必定会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从经济法和民商法差异性层面和关联性层面予以审视，二者建立目标都是为了促进国家不断发展壮大。
（四）二者价值观相同
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外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别，我国更为注重资源平等划分、贫富差距缩小、社会矛盾化解，由此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稳定、有效的发展。民商法执行和经济法执行，无论是哪一种法律法规的践行，均以社会主体性作为基础，在维系社会和市场的公平、协调、效益优化等层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因为经济法有着均衡经济运行的一般化特点，在一般运用环节，以宏观调控为手段，继而干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走向，以合理的模式去介入调整，改善经济快速发展中滋生的一系列问题，实现合理、公平的社会财产分配。民商法的出发点是对民事责任予以规范，对社会个体权利、个体利益予以维护。民商法和经济法，这两者都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有序发展而制定的法律规定，所以立足于市场经济发展下的社会关系维稳层面来看，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执行功能价值是一致的。
四、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法和民商法的完善举措分析
（一）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法完善措施分析
首先，做好行政立法完善工作。若想建立优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经济法确立与完善就显得势在必行，由此方可深度规范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管控，保障市场良性竞争，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最近几年，国内经济领域的立法已多次对外公布且颇见成效。但因为经济法确立主要是由行政机关全权负责，对专业领域没有深入研究，最终造成立法质量低。部分行政机构旨在将执法权“收入囊中”，造成很多机构重叠管理现象存在，当出现违法犯罪情况时，涉事机构互相推诿，继而就会接连发生职责不明、责任模糊的情况。还有一些法律制定时，过度追求理论依据，导致实践执行能力弱化，执法机关在实操阶段随意解释法律的状况屡见不鲜，执法尺度一时一个样，造成监管矛盾和监管冲突的出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之前存在的相关经济法规条文已然不能满足现在的经济发展需求，亟待修订整改。
其次，与宏观调控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市场经济优缺点并存，自发性和盲目性缺陷甚是明显，所以要求政府一方要以行政立法的方式去适时干预经济。现在，我们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转型期，新的市场经济体系有待建立健全，既往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尚未根治。此类情况便意味着宏观调控一定要有持久性，从而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再升级，促进国家货币政策和基金政策的相继完善，使内需得以扩大、使市场得以开拓，此类宏观经济行为均要依靠法律来做支撑。
（二）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完善措施分析
社会经济日益进步，民众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民商法始终都是维持和社会经济秩序相辅相成、和平共处的关系。在现阶段，民商法务必要加以改变，唯有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成为“适时之法”：
第一，创新法律观念。要及时转变裁判法学观念，形成新型的法学思维。要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提出一系列的可信性管控措施，及时按照市场基础性变化规律等，对法律体系做出有效调整和优化。市场经济发展，客观层面上要求商品生产经营方要突破人身依附限制和等级枷锁限制，拥有独立人格权力，按照本体意愿去自由参与到市场竞争活动，在交易中保持相互平等的状态，以自愿协商来达成契约，继而完成商品交易的整个过程。
第二，做好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的改革工作。以积极有效的变革让民商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体系，尽管法律各部门之间会存在责权归类，亦或是存在复杂部门关系，但一定要基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实情，及时改变政府职能，让此类职能可以助力市场经济调节，由此维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条不紊发展，在市场经济中优化执法机构自身法律法规和条文规章，使其可以从容面对复杂市场关系下衍生了一系列复杂问题，推动市场经济平稳发展。
第三，全球统一。当前时代是信息化时代，网络拉近了国与国的距离，让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尤其是全球一体化趋势下，如今民商事等活动在网络的作用下开始日益普遍和共通。民商法处在该类环境之下，需要立足于全球经济角度，法律观念和法律标准务必要和民商法达成统一。应该了解到，不同国家之间的风俗、习俗以及法律条文各不相同，所以各个国家的民商法要按照实际适用环境做以调整，但最终都是根据大同小异的脉络向前发展。
第四，隐私保护。网络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民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民商事活动中，交易双方彼此通过网络沟通，但在沟通时难免会涉及到隐私问题和利益问题等，此类信息会涉及到信息一方。基于上述所言，关于信息所有者的保护，民商法自当要发挥功用。民商法及时调整对象，这和周边环境的发展趋势密切关联，现在的民商法处在信息化时代中，必然就要对民商事交易双方在信息交流时的若干行为予以良好规制，从而最大限度上彰显出信息交流作用。
第五，范围拓展。民商法需要给予信息提供者更多权利，之后在此基础上创建较为完备的民商事信息库，这是一种保障劳动者自身利益的一种表现，是维护他们劳动成果的一项重要举措。但现阶段的信息过还有待优化，要以域名的形式应用在民商法内，域名目前为止未能真正体现民商法具体定义，拘泥在虚拟地址层面。域名是信息化时代的科技产物，民众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通过域名去搜索与访问，通过网络去查询所需信息。所以域名便是信息沟通、信息传播的有效渠道，域名已然成为了一类商业符号，诸多商业行为可以借助网络达成关联，最为常见的就是商标注册行为以及知识产权行为等。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以互联网作为发展平台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域名是商场竞争中决定胜负的筹码。基于上述所言，民商法一定要对域名加以保护，从而更好更优的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环境不断得到优化，经济也得到了突飞猛进。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企业在经济管理模式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将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在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下，经济的管理模式在运用中要合理科学，以保证企业健康与长远的发展需要。
【关键词】
市场经济；经济管理模式；企业
经济体制改革自改革开放后，其步伐就从未放慢过，在改革中，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在逐渐的完善与确立。尤其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经济效益的获取，竞争地位有利的获得，不能固守传统的管理模式，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给予创新与改革，因此，企业长足进步与发展的关键就是加强创新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
一、企业的经济管理
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管理资源价值就是企业经济管理，并以人为的方式给予企业的经济活动组织、协调、计划与指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市场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管理模式为迎合市场的经济体制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采取科学有效方法对企业进行管理，使企业适应消费者与市场的要求，为企业更长远的发展提供保障。
二、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目前的问题存在
市场经济的发展起步比较晚，其经济的管理模式上还尚未成熟，在实践中大多企业由于受西方的管理理念影响，其经济的管理模式大多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目前的经济管理模式不适合我国的经济特色，也就是说在如今的经济管理模式中存在不合理之处，主要为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不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的管理过程中，由于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重视，从而导致人才的管理被忽视，在大部分的企业中，都缺乏管理企业的人力资源，不完善的激励制度也导致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员工的素质参差不齐。对于部分的工作人员，人力资源部门缺少对员工正规培训，企业形象因为员工的工作能力不强与道德水平低下，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完善的激励制度也使员工积极性不能得到提高，企业人员的流动性过大，因此，企业的大多工作项目的工作进程被拖延，不能顺利的进行。
（二）不完善的管理制度
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大多企业企业都认识到了企业的经济管理在面对压力上的重要性。但是其重视度在管理的制度上还是不高。在管理的观念上还是没有脱离传统观念的束缚，存在着问题与漏洞，其本质上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在管理制度的完善上，企业内部的员工与管理人员缺少切实性与主动性，管理制度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其作用也就不能被发挥。
（三）缺失灵活性的企业组织
在大多数的企业中，其机构都略为僵化，在市场经济中，不能随着其变化而做出调整，缺乏善变与灵活性。大多数的企业在经济的利益上过于追求，企业的组织管理从而被忽视，问题的出现得不到解决，导致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受到影响。
三、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加强对策的分析
对于企业在发展中，其经济的管理模式中问题的存在，给予了分析与探讨，并针对问题的所在，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下几个方面就是具体的解决措施：
（一）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
根据企业在业务上的需要，给予员工的专门培训，在培训后，促使员工全面提升业务与道德素质。在人力资源的优化上，企业要对岗位的建设给予加强，从发展的平台上为员工提供条件。在实际的工作中，使员工的能力得到提升。企业的战略发展是人力资源优化的基础，在进行优化过程中，为留住人才，对各方面都要进行综合的考虑，避免人才的流失。企业要对员工进行集体意识的培养，促使员工在企业中，发现自己的价值，对员工的福利尽可能的提高，促进员工对企业责任感增强。
（二）管理制度的制定要科学合理
管理制度的制定要科学合理是企业稳定长期发展的保证，也是企业高效发展的保证。企业对自身的管理要在日常企业的运营中，给予相应管理的制度，其体现为，在企业的运行中的管理与对员工的全方位管理与监督，保证企业的运行高效性、有序性。管理制度的制定要合理、科学，有利于企业的精细化管理与对员工给予全程的管理。
（三）对企业在组织机构给予改善与重视
经济管理模式的改进，不仅是对企业进行管理制度的合理与科学的制定，还有对人力资源的优化，企业组织机构的改善也要给予重视。在企业的发展中，组织机构的完善与改进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的。组织机构要符合市场的需求与企业的发展，在制定上，要合理与灵活，对于僵化组织机构要学会摒弃。
四、结语
最大化的企业利润是企业管理最终的目标，经济的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在市场的经济体制作用下，对于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企业要对经济的管理模式上对其改进给予重视，在企业的发展中，经济的管理模式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陶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模式探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18）
[2]沈莉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J].中国城市经济，2011（18）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目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改革攻坚阶段，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实践不断的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使得市场经济体制给我过得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一些潜在的而且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通货膨胀问题、收入差距继续增大问题、经济市场秩序问题以及企业职工失职问题。通过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分析，让更多的民众去了解市场经济体制，并且通过详细的了解使得人们能够认识并接受市场经济体制的观念，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攻坚提供保障。
一、市场经济改革与通货膨胀问题
1.通货膨胀及其现状。通货膨胀（Inflation）指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供远小于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生活通货膨胀现象一直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全国消费品膨胀指数约为13%，其中大中型城市远远高于此值。这样的现状严重影响着我国人们正常的生活消费观念。
2.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面对于这样的现状，我国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及其根本问题所在。经研究分析，部分专家学者们认为，市场经济改革是造成目前经济生活通货膨胀的原因，总所周知，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明显上涨的市场物价导致货币贬值；有钱无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商品市场上我们不能通过货币直接进行物品交易，而只能是凭票供应，在政府的干预下有计划有限制的进行物品供应，这就是一种隐性的通货膨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掩盖了通货膨胀现象。然而目前的市场经济改革体制只是将隐性的通货膨胀问题明显化，根据市场商品价格的规律让人们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存在，并且通过根据市场需求将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有效的合理化调整。
3.市场经济改革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市场经济改革是将市场的通货膨胀现象表现于人们面前，通过人们对于商品价格的承受范围，调节商品的价格，满足我国正在处于的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并且防止通货膨胀给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市场带来冲击。通过人们需求的宏观调控从而调整商品市场价格，为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市场经济改革与两极分化问题
在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中，我们实行完全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人们大众收支平衡做到共同富裕。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变以及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得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完全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不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求。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占据主体，社会成员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收支差距不断拉大。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本规律也是个人劳动价值的体现。在发展我国经济的过程中，完全的平均分配原则只能让我们更加的贫穷，只有我国的经济得以告诉的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使得我国富强。这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部分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改革产生的弊端，是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体制的表现，是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的标志。很多认为此人担忧。
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跟共同发展，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共存的分配方式。这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原则，其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和合理竞争意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改革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其原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方式既能限制通过膨胀又能体现多劳多得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市场经济改革中存在的激烈竞争的环境杜绝了部分人不劳而获的思想，促进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自我价值的体现。通过积极劳动获得的自我价值的认可能够使得人们提高自身的经济水平；市场经济改革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现富代后富，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
三、市场经济改革和市场秩序问题
目前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为了能够尽快的适应当前的经济体制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部分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例如，政企不分、权钱交易和区域垄断等等。这些现象明显是想通过当前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经济制度的漏洞而谋取利益，这样的现象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所在，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将其消除。
当我们沉下心来进行反思，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市场经济改革不只是为了满足我国的经济需求也是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需要，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之所以会出现上诉问题是因为我国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十分复杂，在转变期间市场改革机制软化；企业行为改革不够彻底；市场经济制度缺乏规范；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最终导致市场秩序问题的出现。
另外，市场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技术经济的改革，将原有的人工产业转变为高机械化、智能化产业，而这其中导致部分人事业是避免不了的。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效率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实际应用到企业产品生产过程，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才能使得我国的经济不断高速发展。
四、总结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建筑经济;成本管理
[DOI]10.13939/ki.zgsc.2015.13.156
在近年来建筑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其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工作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和重视。施工建筑企业加强对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主要是为了降低包括劳务与作业等成本在内的所有工程成本总和，是进行经济管理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和方法。对建筑企业的建筑经济成本进行管理不仅包括管理计划的制订、经济成本的预算、建筑具体过程的成本核对，还包括对建筑经济成本的考核与检查，这些方面都对企业建筑经济成本管理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进行建筑企业经济成本管理工作还要涉及财务管理人员、工作人员以及各类材料与机械等，是一项关系复杂、内容庞杂的管理工作。有效地加强建筑经济成本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提升企业盈利数目的重要渠道。企业如何针对目前存在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问题进行相关策略的提出和进行是其保障盈利的重要工作。
1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落后
许多建筑企业在进行内部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工作当中，缺乏先进的成本管理理念，使得管理意识落后而导致成本观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首先，企业缺乏对风险的防御意识和前瞻性的成本管理理念，往往是在问题出现时才进行解决与处理，而不是具有前瞻性质的预防。滞后性使得企业不能够很好地控制问题的发生，陷入了成本管理的被动局面。此外，在进行经济成本的管理过程当中，企业管理者缺乏动态性变化性的管理意识，只是对建筑施工的具体阶段进行成本控制与管理，而对于全程性的成本管理却缺乏应当具有的意识，没有在建筑项目的整个过程当中进行成本管理理念的贯彻。同时，在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工作中，往往只是局限于目前的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缺乏对工程进度以及全局动态性变化因素的考虑，进而使得成本管理控制与工程发展状态不相适应。此外，建筑企业往往还会由于缺乏全面客观的经济成本管理意识而导致问题的出现，有些建筑企业对表面上的成本管理工作具有足够的意识，例如人员以及材料成本管理，而隐性存在的建筑成本问题却得不到有效的关注，例如设计的变更所导致的成本增加问题等。忽略建筑工程的全面管理却仅仅注重眼前的经济效益会导致企业由于缺乏全面规划而导致成本管理存在问题，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的落后性将限制其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1.2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与制度不完善
首先，部分企业存在着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组织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问题。其并不进行专门成本管理部门的建立和建设，往往由财务部门进行兼职。而有些建筑施工企业进行成本管理控制的工作部门过多，导致分工不明以及职责划分不明确的问题出现，职能交叉与工作重叠都会使得其工作人员在进行成本管理时互相推诿，不能够进行责任的有效追究和落实。其次，部分建筑施工部门缺乏完善的奖惩制度，缺乏对奖励和处罚制度的重视和落实，不能够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以及激励，使其在工作时缺乏热情和动力，无法增强其责任心，进而导致成本管理工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此外，还存在着经济成本核算监督机制并不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许多建筑企业的成本核算工作存在着例如核算方法错误、核算结果缺乏审查的问题。企业还缺乏对于成本管理的监督执行者，现有的监督机制缺乏主动性和有效性，不能够有超前性的对问题进行监督和管理，影响了建筑企业的建筑经济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开展。
1.3工作人员素质建设有待加强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涉及的工作人员不仅仅包括建筑管理人员，还包括具体的施工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对于企业的项目建设和成本管理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需要企业进行关注和对其的素质建设培养。首先，素质不足的建筑工程管理人员会导致对建筑的管理不到位。在建筑管理工作人员中，企业往往会缺乏既掌握建筑管理知识、又熟知成本管理内容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专业的建筑管理人员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管理，还有可能对建筑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不能与市场经济下的建筑行业发展现状相适应。同时，企业还存在着具体施工人员素质有待加强的现状和问题，在对建筑工程进行经济成本的控制与管理时，企业往往将这一项重要工作交由财务人员进行，没有将其与具体的施工人员利益进行有效的联系，使施工人员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此外，施工水平参差不齐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偷工减料等重大问题，使企业的成本管理遭受巨大的挑战，影响企业的良好发展。
2加强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有效策略
2.1及时更新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
首先需要企业管理者树立起具有前瞻性的成本管理理念，意识到建筑企业加强经济成本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尽早地进行问题的预防，并且对于成本的预算进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使成本管理工作能够有完善的体制和制度作为依据。同时，还要树立起动态化全程化的经济成本管理理念，关注建筑工程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从项目的投资与决策、设计一直到工程竣工以及复核审查，使经济成本管理工作能够渗透到每一个建筑施工的细节当中。建立动态化的成本管理意识需要企业监督部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审查，进而有利于问题的及时发现和解决。此外，企业不仅要关注存在于表面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项目，对于隐性的经济问题内容也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综合进行长远经济利益发展的策略制定，在树立统筹兼顾的管理意识同时，加强各个部门的工作配合，使成本管理能够科学有效，责任清楚明确。
2.2完善健全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与制度
企业首先要确保经济成本管理部门能够得到有效的组织保障，设置和建设专门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职能部门，合理地进行责任的明确与具体工作的分工，避免出现工作重叠的现象，使各个工作部门都能够进行有效的配合与协调，完善成本的管理与控制工作。其次，建筑企业务必要加强对成本管理的奖惩制度建设，激发和鼓励工作人员进行成本管理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增强责任意识与工作水平。此外还要进行成本核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采取准确的成本核算方法，避免误差和问题的出现，强化经济成本的管理与控制。
2.3强化工作人员素质与队伍建设
企业务必要进行专业性人才的引进，采取招聘以及高校引进等方式不断的吸纳专业性建筑管理人才，提高企业的建筑经济管理水平，降低问题出现的可能性，确保企业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和保障。同时，还要加强对企业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技能的培训，综合多种专业培训方式提高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与工作技能，确保培训能够为企业的人才建设提供动力。建筑企业还应当以进行成本管理为主要任务进行人才的择优选拔，提高有能力者的待遇，促进其工作技能的发挥，推动建筑企业的建设和经济成本的管理。
3结论
总之，在我国建筑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建筑施工企业如何能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地加强自身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是关系着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问题，企业想要快速地提升自身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就必须要建立健全完善科学有效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机制和体系，确保经济成本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建筑施工企业要加强对经济成本管理的相关观念，推动企业内部的经济成本管理发展速度，并且及时的发现和解决新经济体制下企业内部存在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问题，以有效的策略和方法进行问题的完善和补充。确保企业能够顺利进行工程项目的施工，增强自身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而更加顺利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包莹.探析市场经济下建筑经济成本管理[J].经营管理者，2014（6）：256.
[2]杨培红.探析市场经济下建筑经济成本管理[J].财经界，2013（8）：75.
[3]白洋.浅析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中的几个重点问题[J].管理锦囊，2014（10）：11.
[4]林立言.关于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认识与分析[J].企业技术开发，2014（11）：162.
【关键词】股票市场 宏观经济 影响 相关性
根据近年来大多学者关于证券市场、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可发现股票市场出现波动的决定性因素表现在宏观经济上，且能够将宏观经济情况反映出来的又以股票市场为主。大多股票市场发生波动，多因宏观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多政策性因素、规律性因素等，使股票市场难以保持持稳趋势，可见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极为明显。因此，无论从国家宏观调控角度或股票市场发展角度，对宏观经济、股票市场二者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理论视角下的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关系分析
（一）股票市场受GDP影响研究
理论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变化往往依托于以GDP为基础推测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反映。若在外界环境处于稳定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呈现出平稳持续增长趋势，可判断此时社会中的需求、供给保持正比关系，此时的经济结构也较为合理。在此环境下，社会人群因对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预期值，便会向市场投入更多的资金，如典型的炒股现象，而企业在此背景下为进行自身规模的扩大，也开始进行更多的投资，由此使整个股票市场更为活跃。但假若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此时企业因盈利亏损，便减少投资，整个股票市场环境下，供给情况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的，其中需求者，即投资者在收入预期方面不断降低，对投资资金开始减少，这样需求曲线会保持快速下降。由此看来，股票市场受GDP影响较为明显[1]。
（二）股票市场受利率变化影响研究
关于利息率，其主要指利息与本金二者的比率。通常从债权人角度看，利率可作为收入来源之一。而从整个股市发展情况看，利率影响则极为明显，利率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市场中资金的流动，资金流动性的高低将决定股票市场发展。以经济学视角看，市场发展中资金供求关系主要以利率为决定性因素，其中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分别为投资与储蓄，而投资与储蓄实质可作为表示利率的函数，所以利率的变化直接影响股票市场发展。
（三）股票市场受货币供给量影响研究
股票市场中，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效应方面。例如，投资组合效应。其主要指当国内处于货币政策放宽条件下，个人持有货币增多，而投资效益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如果不存在其他外界环境干扰，因个人货币存储较多，便会将其投放到市场，以此达到利益获取目标，这样股市价格会由此提高。再如，预期效应。其主要指在货币政策的放宽前，许多投资人开始预测货币市场走向，采取相应的货币投资方式，使股票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也有增长效应在股票市场中存在，可将其理解为货币供给量上升情况下，整个市场中投资扩大、利率下降，此时股票投资会取得更多的收益，一定程度上推动股市价格的进一步提高[2]。
二、基于实践视角下的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关系分析
（一）20世纪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与股票市场关系验证
本文在研究中选取上世纪国内经济发展作为实证，原因在于该时期内国内经济发展变化较为明显。以1994年与1999年之间国内经济发展为例，国内此时GDP在增长率上约下降5个百分点，整个市场环境下，个人与企业都难以获取较多的收益，而且通货膨胀率呈现上涨趋势，直接导致股票市场发展受到挫折。而该时期结束后，国内经济发展中注重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使GDP在增长率上到8%，此时股票市场逐渐回暖。直至2000年，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因经济矛盾逐渐解决，使证券市场发展速度提高。然而能够发现，在2002年以后，国内GDP增长率尽管提高许多，但此时股市的发展却以“熊市”形式存在，完全与经济发展相背离。而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此时我国股市发展不健全，且较多投资者在未正确认识市场发展情势的背景下便盲目跟风，导致股票发展较为扭曲，产生“熊市”。
（二）从供应角度探析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向关系
尽管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人均收入、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保持正比关系，但从实际角度看，却不具备较高的可信度。如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背景下，因货币流动率不断出现变化，便会使股票市场因货币需求量变化而受到影响。综合实际影响情况看，变化情况首先表现在股票价格提高后，货币需求量会因个人收入提高而上升，而这种股票上涨趋势下，人们为进行风险控制便采取资产组合调整方式，如斥候货币量的扩充，使市场内货币需求量不断上涨。另外，股市交易量因股价上涨而出现扩张的情况下，需依托于较多的货币供应才可实现。因此，综合来看，股市变化、货币供应变化二者相互影响。
（三）利率变动情况下股票市场变化态势
无论理论或实践研究，都可发现影响股票市场的关键性因素体现在利率变动方面。当利率保持下降态势时，由于企业成本有所降低，此时大多企业为扩大经营规模便会利用利率下降优势，加大投资力度，使股票市场得到发展。自1996年起，我国的在降低利率方面连续八次，每次利率调整政策实施后都刺激股市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利率调整消息传出后，也会产生一定的预期效应，带动股市的提前发展[3]。
三、结论
我国经济发展中，股票市场已逐渐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文章研究看，宏观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股票市场发展，而股票市场又是对宏观经济的具体反映。尽管在二者相关性研究中发现，存在背离情况，但其原因多集中在股票市场发展较为滞后等方面，在日后完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可被逐一解决。
参考文献：
[1]薛华林.中国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相关性比较分析[D].南昌大学，2014.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