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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血液灌流（HP）；血液透析；尿毒症；皮肤瘙痒
我院对2011年6月～2012年6月收治的20例尿毒症伴有皮肤瘙痒患者，采取血液灌流（HP）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现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1年6月～2012年6月收治的40例尿毒症伴有皮肤瘙痒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各20例。观察组中男性患者12例，女性患者8例；年龄38岁～78岁，平均年龄59±7.5岁。对照组中男性患者11例，女性患者9例。年龄39岁～79岁，平均年龄60±8.5岁。两组患者在数量、性别、年龄、病情、瘙痒程度、透析时间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设备为血液灌流器（费非森-HA130型）、透析器（尤斯）、透析机、透析液（碳酸氢盐）。两组患者均服用抗组胺类药物，外用乳化油剂。观察组给予血液灌流（HP）联合血液透析治疗，血液透析每4小时1次，每周2次。血液灌流（HP）每周1次。对照组给予单纯血液透析治疗，血液透析每4小时1次，每周3次。治疗时间均为8周，透析液的流速均为500ml/min，血流量均为200ml/min～250ml/min[1]。
1.3 疗效评价 显效，即治疗后皮肤瘙痒的症状明显减轻或基本消失；有效，即治疗后皮肤瘙痒的症状减轻；无效，即治疗后皮肤瘙痒的症状未有改善或加重[2]。根据患者皮肤瘙痒的程度、范围、频度以及睡眠障碍对皮肤瘙痒评分[3]，瘙痒程度的评分：1分为轻度痒觉不需搔抓，2分为搔抓但未破皮，3分为搔抓仍未缓解，4分为有破皮，5分为因抓痒而出现坐立不安；瘙痒范围的评分：1分为单个部位，2分为多个部位，3分为全身瘙痒；瘙痒频率的评分：1分为每10分钟发作4次或每10分钟以上发作1次，最高为5分；睡眠障碍的评分：2分为因瘙痒而导致觉醒1次，最高为14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t 检验和χ2 检验，P
2 结 果
2.1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皮肤瘙痒症状的改善情况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治疗后皮肤瘙痒症状的改善情况比较
由表1可见，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皮肤瘙痒症状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P
2.2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皮肤瘙痒分数比较，详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皮肤瘙痒分数比较
由表2可见，两组患者治疗前皮肤瘙痒分数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皮肤瘙痒分数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P
2.3 观察组与对照组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TH比较，见表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的PTH比较
由表3可见，两组治疗前的PTH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观察组治疗后的PTH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P
3 讨 论
尿毒症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常伴有皮肤瘙痒的临床症状。据相关资料显示，终末期的肾病患者中，50%～75%伴有皮肤瘙痒症状，其中37%出现严重的瘙痒症状，对患者的睡眠质量、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4]。
皮肤瘙痒的发病机理尚不明确，而长期单纯的血液透析治疗可使瘙痒的发生概率增加。据相关报道显示，尿毒症患者受到血液内尿毒性毒素刺激，尤其是尿酶素的中大分子，可能是导致皮肤瘙痒发生的主要原因。普通的透析是利于弥散原理，清除尿毒症患者的体内毒物，但清除的毒物主要以小分子的毒性物质为主，很难清除大、中分子的毒性物质。血液灌流（HP） 能够吸附清除大、中分子的毒性物质，具有特异性的作用，但不能使患者水和电解质的平衡以及酸碱紊乱得到改善。血液灌流（HP）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可起到互相补充的作用，清除大、中分子的毒性物质，改善水和电解质的平衡以及酸碱紊乱，有效治疗患者的皮肤瘙痒[5]。
综上所述，血液灌流（HP）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患者皮肤瘙痒的临床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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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经过大量临床观察尿酸被证明是冠心病死亡独立危险因素。在芝加哥心脏研究、美国第1次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研究和MONICA研究中，校正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和利尿剂使用后发现，尿酸是普通人群全因死亡和冠心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血尿酸每升高59.5μmol/L（1mg/dl），死亡危险性男性增加48%，女性增加126%。而同时也发现血尿酸>357μmol/L（6 mg/dl）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血尿酸>416.5μmol/L（7mg/dl）是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目前对无症状高尿酸血症合并心血管疾病时是否给予降尿酸治疗，目前还没有经过证明。降尿酸治疗能否成为一个降低心血管终点事件的有效措施还缺乏高质量循证证据。
研究对象：
连续选取门诊及病房就诊的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10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两组各50例。纳入标准：1.年龄18岁并75岁。2.无痛风症状急性发作，血尿酸男性>420μmol/L，女性>380μmol/L，且均520μmol/L。3.无相关药物禁忌。4.无严重肝肾基础疾病。5.均行心电图、心彩超、cTNI、CKMB及冠脉造影检查明确诊断急性冠脉综合症。排除标准：未满18岁，或存在精神、躯体疾病不能表达自身意愿及配合调查。试验过程中突发痛风不能继续进行本试验者。不能配合完成相关检测。拒绝参与本次调查。
研究方法：
选择门诊及住院的合并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两组各50例，在规律应用阿司匹林、他汀类、ACEI或ARB类等冠心病二级预防用药并在血压、血脂、心率等控制达标基础上，治疗组联合降尿酸药，首选碳酸氢钠500mg qd治疗起始，，每日监测尿常规，如PH小于6.5则维持碳酸氢钠用量，如不达标增加用药次数及用药量，最大至1000mg TID，2周后复查血尿酸，如血尿酸恢复正常则改为500mg qd维持，如未达标，加用别嘌醇缓释胶囊0.25g QD，1周后复查血尿酸，如正常停药，维持碳酸氢钠，如仍未恢复正常则加用苯溴马隆50mg QD口服，随后每月随访血尿酸，尽量血尿酸维持在正常水平，临床随访半年后两组患者平均周硝酸甘油应用量及半年月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急性心肌梗死、心脏性猝死的事件发生率。心电图、运动试验、心彩超评价。
统计方法：数据核对无误后，由EXCEL输出为SPSS数据库，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卡方检验，并计算这些危险因素的OR值和95%CL（置信区间）。显著性检验水准取a=0.05。
结果：
本次研究共入选100例，其中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患者19人，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患者14人，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67人。年龄在35～75岁之间。患者均经冠脉造影或冠脉CT明确诊断冠心病。入组患者中男性66名，女性34名，年龄52.6±16.7岁，平均年龄53.29岁。
血尿酸
χ=58.73，P=0.006
周心绞痛发作
χ=6.45，P=0.032
心电图（ST-T改变）
χ=1.33，P=0.143
周硝酸甘油用量
χ=10.19，P=0.009
再发心梗、猝死
χ=2.55，P=0.13
心彩超观察室壁运动
χ=0.09，P=0.202
心彩超观察室壁运动
χ=0.09，P=0.202
本研究显示，针对合并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联合降尿酸治疗可进一步改善患者心绞痛症状，减少硝酸甘油用量，而对急性心脏事件的影响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讨论：
急性冠脉综合症因其起病急，发展快，病情重，死亡风险高，一直为大家所重视，目前对冠心病病因仍归于多因素疾病，但随着研究深入，代谢紊乱与冠心病的相关性已得到广泛证实。高尿酸血症也是代谢紊乱性疾病的一种，以往人们主要关注其引起痛风，治疗上相对保守，但随着众多临床观察，证明高尿酸血症与冠心病发生及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考虑高尿酸血症为冠心病危险因素，分析与高尿酸血症可引起体内酸碱失衡，血小板粘附增加有关，通过本次试验，可见通过联合降尿酸药物治疗，可在规范冠心病二级预防用药基础上进一步减少患者心绞痛发作，改善症状，提示降尿酸治疗在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中也存在应用合理性，但目前实验尚未观察到降尿酸治疗对冠心病预后的改善作用，可能与观察时间尚短有关，同时分析因实验对象均接受规律冠心病二级预防用药，必要时也经血运重建治疗，上述治疗对心肌供血改善作用均大于单纯降尿酸治疗，也可弱化降尿酸治疗在冠心病治疗中的获益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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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屈炯堂.刘本坚.梁美玲？老年退休人员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及影响因素分析[期刊论文]？-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13（11）
【关键词】 OSAHS； AIS；间歇低氧；神经功能缺损；nCPAP
作者单位：030001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
通讯作者：任寿安 近年来，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OSAHS)与缺血性脑卒中关系的探讨逐渐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有研究表明［1］：OSAHS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在睡眠时易发生缺血性脑卒中，且OSAHS患者并发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率是非OSAHS患者的103倍。Bassetti CL［2］表明，在脑卒中患者中，并发睡眠呼吸障碍的患者超过50%，且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为主。脑卒中后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缺损，临床上常用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标准［3］进行评估，其评分结果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密切相关。本文通过观察42例OSAHS合并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恢复情况，了解经鼻持续气道内正压通气(nasal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nCPAP)治疗对OSAHS合并AIS患者病情、症状缓解的影响，为临床上使用nCPAP治疗OSAHS及其并发症提供一定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年3月至2011年10月就诊于吕梁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AIS)患者，测量颈围，并进行夜间不小于7 h的睡眠呼吸监测，并根据相关诊断标准选取OSAHS合并AIS(简称OA组)42例。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均给予缺血性脑卒中的常规治疗，干预组加用nCPAP治疗，1月后再次评估神经功能缺损的情况。干预组男15例，女5例，年龄(6140±935)岁，体重指数(2907±324)kg/m2，对照组男17例，女5例，年龄(6099±978)岁，体重指数(2887±394)kg/m2。两组间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无明显差异。OSAHS：符合《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治指南(草案)》［4］的诊断标准，且选取AHI≥20次/min的患者。缺血性脑卒中：头颅CT或MRI影像学证实, 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5］。排除标准:①昏迷患者、口腔分泌物多且咳痰无力者。②肺部感染者。③胸片发现巨大肺大疱、严重气胸或纵隔气肿。④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左心衰竭者。⑤急性中耳炎、鼻炎、鼻窦炎感染未控制者。⑥大面积脑梗死及脑干梗塞的患者。⑦青光眼。
12 研究方法
121 睡眠监测 所有受试者检查前24 h内禁止服用各类镇静药物及酒、茶、咖啡等，使用多导睡眠监测仪(YH1000 c怡和嘉业多导睡眠呼吸监测系统)连续行不少于7 h的睡眠呼吸监测。按照国际标准法同步描记睡眠时的口鼻气流、胸腹运动、及指端经皮血氧饱和度。监测指标包括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hypopnea index，AHI)、氧减指数(oxygen desaturation index，ODI)、最低动脉血氧饱和度(low 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LSaO2)及平均动脉血氧饱和度(mean 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MSaO2)等。监测报告由计算机分析加人工修改的方法完成。
122 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标准 根据脑卒中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量表对脑卒中后出现的神经功能缺损进行识别、判定，并进行疗效考评。所有患者意识均清楚，且不存在感觉性失语。治疗前后均由同一医师根据量表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123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一般治疗 干预组与对照组均进行缺血性脑卒中的常规治疗：抗血小板聚集，改善脑循环、改善脑代谢、对症支持。若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时，同时给予口服叶酸、维生素B6片及甲钴胺。
124 nCPAP治疗 20例OSAHS合并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干预组)经PSG确诊后第2夜采用AutoCPAP呼吸机进行压力滴定，分析记录数据后得出最适压力，以此压力进行每夜不小于4 h的nCPAP(德国万曼SOMNO vent ST呼吸机)治疗，连续治疗1月，于治疗最后一夜同时行PSG监测。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分析，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直线相关法；干预组与对照组治疗效果比较用t检验；以 P
2 结果
21 OA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与PSG监测结果的相关性分析，见表1。
表1 神经功能评分与PSG等指标的
相关性分析(r值)
指标 神经功能评分
AHI(次/h) 0579
LSaO2(％) 0567
MSaO2(％) 0362
ODI(次/h) 0625
颈围(cm) 0523
[关键词] 高尿酸血症；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脂联素
[中图分类号] R5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1（b）-0067-05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and adiponectin in the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IAN Feng ZHENG Zhigang ZHENG Zhongping GUO Xinghua GUO Feng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Yangang Hospital of Yan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518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CIMT） in hyperuricemia combin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patient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adiponectin （APN） and CIMT. Methods The patient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Yangang Hospital of Yan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level of serum uric acid and ultrasound of liver. Hyperuricemia combin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UA+NAFLD group， n = 60）， simple hyperuricemia group （HUA group， n = 60）， and normal group （control group， n = 55）. The serum levels of fasting insulin， blood lipid， uric acid （UA）， APN， CRP and CIMT were detected. Waist-hip-ratio （WHR），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result of carotid artery thickness （CIMT） in HUA+NAFLD group was （0.97±0.35） mm，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The value of APN in HUA+NAFLD group [（8.40±1.85）mg/dL]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12.58±1.22） mg/dL] （P < 0.01）. CIMT， CRP， APN and age， blood pressure， blood fat， BMI， WHR， HOMA-IR， uric acid （UA） were taken straight line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IMT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BP， WHR， BMI， HOMA-IR， TC， TG， LDL-C， CRP， etc （P < 0.05 or P < 0.01）， but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HDL-C and APN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There are more prone to atherosclerosis disease in the hyperuricemia with NAFLD than the simple hyperuricemia individuals.
[Key words] Hyperuricemia；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Adiponectin
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常与高血压、高脂血症、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肥胖、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等代谢性心血管危险因素伴发，使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大为增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作为一种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确因素所致的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主要特征的肝脏病变，其发病机制与IR为基础的代谢综合征（metabolism system，MS）各相关成分关系密切[1]。近年来，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NAFLD作为MS的肝脏表现已成为我国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流行病学资料显示：中国成人NAFLD患病率为20%～33%，其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和肝硬化分别占10%～20%和2%～3%；而高脂血症患者NAFLD患病率分别为28%～55%和27%～92%[2-3]。HUA及NAFLD二者同时存在对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否较单纯HUA更为明显，目前临床缺乏相应研究。而脂联素（adiponectin，APN）作为脂肪细胞特异分泌的细胞因子，其基因位置位于染色体3q27，正是MS的易感基因所在区域。该基因的多态性不仅与MS的各种特征相关，而且与胰岛B细胞的功能有关[4]。在近年的研究中APN被证实：它是一种同时具有抗炎、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及心血管保护作用的脂肪细胞因子[5]。以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作为衡量动脉粥样硬化靶器官损害，已被公认为反映亚临床动脉硬化的客观指标[6]，可作为评估大血管病变存在与否的早期指标。本研究旨在明确HUA及NAFLD对大血管病变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盐港医院（以下简称“我院”）体检人群175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实验分为以下三组：HUA合并NAFLD组（HUA+NAFLD组，60例），单纯HUA组（HUA组，60例），健康对照组（55例）。具体如下：高尿酸血症（HUA）诊断标准按2009年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无症状高尿酸血症合并心血管疾病诊治建议专家共识》：正常嘌呤饮食状态下，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男性高于420 μmol/L（7 mg/dL），女性高于357 μmol/L（6 mg/dL），即可诊断为HUA。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依据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在2006年制定的《非酒精性脂肪肝诊断标准》[2]。凡具备下列第l～5项和第6或第7项中任何一项者即可诊断为NAFLD：①无饮酒史或饮酒折含乙醇量男性每周小于140 g，女性每周小于70 g；②除外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全胃肠外营养、肝豆状核变性等可导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③除原发疾病临床表现外，可有乏力、消化不良、肝区隐痛、肝脾肿大等非特异性症状及体征；④可有体重超重和（或）内脏性肥胖、空腹血糖增高、血脂紊乱、高血压等MS相关组分；⑤血清转氨酶和γ谷氨酰转肽酶水平可有轻至中度增高（小于5倍正常值上限），通常以谷丙转移酶（ALT）增高为主；⑥肝脏影像学表现符合弥漫性脂肪肝的影像学诊断标准；⑦肝活体组织检查组织学改变符合脂肪性肝病的病理学诊断标准。排除以下因素：有不稳定心绞痛，或曾有明确冠心病发作病史者；有慢性肾小球肾炎，和（或）肾功能不全者；检查前3 d连续进食高嘌呤食物，如：肉类、海鲜、动物内脏、浓肉汤等；检查前1 d，过量饮酒（啤酒、白酒）及剧烈体育锻炼者；近期连续服用普萘洛尔、硝苯地平、噻嗪类利尿剂、复方降压片、小剂量阿司匹林、吡嗪酰胺片等影响尿酸排泄药物者；及有长期饮酒史或饮酒折含乙醇量男性每周≥140 g，女性每周≥70 g；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全胃肠外营养、肝豆状核变性等，可导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严重的心衰、肾衰、感染、发热、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肝功能指标≥正常上限的2倍。HUA合并NAFLD组患者60例，其中男31例，女29例，平均年龄（58.5±7.6）岁。单纯HUA组患者60例，其中男33例，女17例，平均年龄（56.4±8.4）岁。诊断符合上述《无症状高尿酸血症合并心血管疾病诊治建议专家共识》中诊断标准。以同期来我院接受体检的55例健康者，其中男32例，女23例，平均（54.3±6.5）岁，为对照组；以上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本次研究的175例对象，在接受本院检查或者是入院时均进行了身高、体重和血压测定，血压由专人、专血压器测量，取坐位测量的3次收缩压（SBP）和舒张压（DBP）的均值。所有受试者均禁食8 h，次晨空腹采静脉血检测血浆脂联素（APN）、C反应蛋白（CRP）、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总胆固醇（TC）等指标。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计算公式：HOMA-IR=FPG×Fins/22.5。
1.2.2 脂联素水平的测定 脂联素采用ELISA测定（试剂盒由上海沪尚公司提供），板内变异系数
1.2.3 颈动脉血管多普勒彩超检查 由专人操作，应用德国SIEMENS多功能彩超诊断仪。探头频率为7.5～11.0 MHz，分别测量左颈动脉、右颈总动脉远端分叉1 cm处、颈内动脉起始端、颈动脉窦部3个点的内膜中层厚度（IMT）。两侧共6点值，然后取平均值。因后壁显示最清晰，故以后壁IMT为标准。
1.2.4 B超诊断脂肪肝 具体标准为，肝区近场弥漫性高回声，回声强度高于脾脏和肾脏，少数表现为灶性高回声；远场回声衰弱，光点稀疏；肝内管道结构显示不清；肝脏轻度或中度肿大，肝前缘变钝（由专人操作）。
1.2.5 其他研究指标 腰臀围测量方法为：受试者直立，两脚分开30～40 cm，用一根没有弹性、最小刻度为1 mm的软尺放在右侧腋中线胯骨上缘与第十二肋骨下缘连线的中点（通常是腰部的天然最窄部位），沿水平方向围绕腹部1周，紧贴而不压迫皮肤，在正常呼气末测量腰围的长度；臀围测量是臀部的最宽处。计算腰臀比值（WHR），WHR=腰围/臀围。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非正态分布数据经对数转换为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临床资料比较
三组间性别、年龄、舒张压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三组临床资料比较
2.2 三组其他临床指标情况比较
HUA+NAFLD组及HUA组收缩压、BMI、WHR、HOMA-IR、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BMI及CRP指标，HUA+NAFLD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2。
2.3 三组血脂情况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HUA+NAFLD组与HUA组的TG、TC、LDL-C升高，HDL-C 降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NAFLD组与HUA组相比，TG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TC、LDL-C、HDL-C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表3 三组血脂情况比较（x±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HUA组比较，P < 0.05；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4 三组APN、CIMT比较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比较结果显示：HUA+NAFLD组与HUA组中CIMT，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APN比较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APN在HUA+NAFLD组及HUA组中下降（P < 0.05），其中，HUA+NAFLD组下降尤为明显（P < 0.01）。见表4。
表4 三组APN、CIMT比较（x±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APN：脂联素；CIMT：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2.5 C-IMT与APN、CRP等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对HUA+NAFLD组及HUA组中CIMT、CRP、APN分别进行年龄、血压、血脂、BMI、WHR、HOMA-IR、尿酸（UA）等直线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CRP和C-IMT、腰围、腰臀比、TG、HOMA-IR呈正相关（P < 0.05或P < 0.01），与APN水平呈负相关（P < 0.01），CIMT与SBP、WHR、BMI、HOMA-IR、血脂、CRP、UA等指标呈正相关（P < 0.05或P < 0.01），与APN呈负相关（P < 0.05）。APN与腰臀比、HOMA-IR、CRP、C-IMT、UA呈负相关（P < 0.05或P < 0.01），与HDL-C呈正相关（P < 0.05）；与其他的因素均没有相关性（P > 0.05）。详见表5～7。
3 讨论
研究表明：在高尿酸血症人群中，存在许多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高甘油三酯血症、高血压等[7]。一项覆盖1600人的横断面调查中显示：在有代谢性危险因素的中国人群中，男性、女性的HUA患病率分别为20.58%和30.55%；而在HUA个体中，同时合并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及高血压等3种以上代谢危险因素者，男、女比例分别高达76.92%和67.64%[8]，其中，约80%的HUA患者合并高血压，合并超重或肥胖为50%～70%，高脂血症则为67%以上。HUA通过与经典危险因素的相互作用或独立作用，参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对高尿酸血症进行早期干预，可能会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产生积极的影响。对5929例25～74岁研究对象平均随访16.4年的NHANESⅠ研究结果显示：1593例死亡中，无论是男性、女性、白人还是黑人，其血UA水平与心血管病病死率呈正相关，其中731例（45.9%）归因于心血管疾病；血尿酸每升高59.48 μmol/L，因缺血性心肌病死亡的心血管病危险比率男性为1.09，女性为1.26[9]。本研究观察到：与正常人群相比，无论是否存在NAFLD情况，HUA个体的CIMT均有明显增加（P < 0.05）。进一步验证并提示：HUA个体存在更为明显的动脉粥样硬化趋势，CVD风险更为突出。这种风险与脂代谢异常、胰岛素抵抗、腹型肥胖及血压都有明显相关。
NAFLD是指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导致NAFLD的原因不包括酒精和其他明确病毒感染等因素。作为非感染性因素所致的慢性肝脏疾病，NAFLD目前被认为是MS在肝脏的表现。根据病理和临床表型情况，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类型可以分为单纯性脂肪肝（SFL）、NASH和NASH相关性肝硬化。目前，关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病原因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说法。关于其发病机制的“二次打击”学说，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其中，第1次打击主要是由于IR引起的TG沉积；第2次打击主要是由于氧化应激，导致炎症的发生[10]。NAFLD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IR，使得TG过度沉积，同时合并糖原合成异常，造成内脏，尤其是肝脏内细胞TG异常堆积。存在HUA等代谢危险因素的个体，因IR的病理机制，造成机体对胰岛素的生理效应不敏感，脂代谢途径异常并同时合并脂质过氧化，造成肝脏在IR情况下更易出现肝脏氧化应激损伤[11]。HUA等代谢综合征人群中的高胰岛素血症及内脏型肥胖，目很多学者认为：IR应该是NAFLD形成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特别是：肝源性IR也被认为是NAFLD的发病关键因素[12]。IR使胰岛素抑制脂肪酶的活性下降，外周脂肪组织分解增多，游离脂肪酸（FFA）水解增高，大量的FFA更容易通过门静脉系统进入肝脏，使肝脏对FFA氧化和利用不足，从而脂化形成TG增加，而肝细胞内脂肪运出肝的能力受限，使肝细胞内脂肪堆积形成脂肪肝。NAFLD本身也加重IR。本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出：HUA同时合并NAFLD的人群，其IR程度更为突出，中心性肥胖更为明显，以血压、血脂为临床表象的代谢异常也较正常人群及单纯HUA者更为典型。其颈动脉为代表的血管硬化及内膜增厚等血管损害表现也非常明显。
NASH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已被证实与炎性物质及脂肪产生的激素相关[13]。脂肪组织产生的激素，特别是：APN有独立的心血管疾病相关性，并具有明确的抗炎，抗AS作用。在肥胖合并NAFLD患者中，APN水平比单纯肥胖者降低，提示APN除了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促进肌肉对脂肪酸的摄取及代谢，降低肌肉、肝脏、循环血液中FFA及TG浓度，从而解除高脂血症所引起IR。同时，APN也直接作用于肝组织，抑制葡萄糖的生产和防止脂质堆积，并通过抑制单核细胞的前体细胞增殖及成熟巨噬细胞的功能而抑制TNF-α基因表达，最终对炎症反应起负调节作用，从而有助于血管受损部位内皮细胞的恢复，对心血管系统起间接保护作用[14]。近期研究中，APN水平降低与转氨酶和α-GT水平增加相关，提示：APN除了上述作用外，还可能在维持肝细胞功能完整性方面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在本项研究中，APN在NAFLD组及HUA组中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下降（P < 0.05），且直线回归分析显示：APN浓度变化与CIMT负相关，也进一步揭示：在HUA及NAFLD等代谢组分明显异常的个体中，APN的浓度降低参与、促进了这类患者的大血管病变进展过程。
总之，HUA合并 NAFLD流行病学形势严峻；与单纯性HUA比较，合并NAFLD的IR更为明显，大血管病变风险更为突出。因此，加强对HUA伴NAFLD患者脂肪肝的综合防治与早期检测CIMT、APN及CRP等非常重要。本研究结果表明：首先，HUA并非NAFLD者，CIMT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提示相对于正常人群，这两类患者的心、脑血管并发症风险更为明显。另外，血脂代谢异常及中心性肥胖等代谢危险因素的存在与否，是NAFLD及HUA者存在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增加的重要相关介质。因此，通过本研究可以证明在HUA并NAFLD的患者中，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为增加。同时，本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前研究数据所表明的：NAFLD是MS在肝脏中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通过此项研究结果显示：以超声检查评估NAFLD患者的影像学表现，与其颈动脉内膜厚度增加平行性良好，并与HUA及NAFLD组患者的临床MS表型吻合。因此，早期对HUA及NAFLD等CVD高危人群进行CIMT及超声检查，具有良好的临床实践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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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价值情感说
[作者简介]罗爱武，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7－0033－05
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曾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它是在批判传统政治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又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其“革命性”的总特征是强调政治学研究要摆脱传统政治学“哲学化”的研究方式，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价值中立”是行为主义实现其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诉求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其相对于传统政治学研究途径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一主张既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在二战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衰落的重要原因。要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这一戏剧性的发展轨迹，就必须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及其合理性和内在缺陷。
一、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理论基础
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主张是建立在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理论基础上的。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问题又称“是”与“应该”问题、“实然”与“应然”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他认为在以往的道德学体系的推理方式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跃迁，即从以“是”或“不是”为连系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连系词的伦理命题(价值命题)的跃迁，而这种思想跃迁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他认为这种推理方式既缺乏相应的说明，也缺乏逻辑上的根据和论证。这个有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以及价值判断不可能独立地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主张就是休谟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根据意义证实标准，即一个命题是否有明确的证实真伪的方法，进一步指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差别所在：有无认识意义。逻辑经验主义据此将所有命题分为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和没有认识意义仅有情感意义的价值判断两类。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对客观事实有所断定，命题本身有真假可言，这类命题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分析命题，它根据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符号的定义判断其真假；一类是综合命题，它根据经验事实判断其真假。而无认识意义的价值判断本身对客观事实没有做出断定，它只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命题本身无真假可言，“只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是没有说出任何东西的。它们纯粹是情感的表达，并且因此就不归入真与假的范畴之下”。这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这一观点认为价值判断纯粹只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既不真也不假，是无认识意义的命题。
依据“价值情感说”，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以客观地认识世界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只能解答与经验相关的问题，只有事实问题才是科学研究可能解答的问题，回答事实问题的事实判断对经验事实有所断定，其真假可以由经验证据加以检验；而价值问题是科学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它的回答对经验事实无所断定，只表达了某种情感和态度，无法用经验证据来进行检验。“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只能回答事实问题，作出事实判断，哲学和伦理学才试图回答价值问题，作出价值判断。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的具体内容
根据休谟“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价值情感说”，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该进行“价值祛除”、保持“价值中立”。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研究对象看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现象的因果联系等经验事实问题，不应该研究好坏善恶等规范价值问题；从研究过程来看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将个人的情感、价值观等混入到研究过程中去；从研究结果来看研究者应只对结论作出因果事实判断，不要作出善恶价值判断。
第一，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所谓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在研究对象上政治科学应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应当只研究事实问题，而不应当研究价值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价值祛除’的……科学关心的是的问题，不是应该的问题；是经验的问题，不是规范的问题”。
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着重关注的是诸如正义、善、自然法、自然权利、国家制度、国家起源、政治权力性质等等一些抽象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相对忽视了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研究，从而削弱了政治学的应用价值。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批判了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从传统的角度看，政治理论可以说就是政治哲学，它坚持并鼓吹自己仅只探求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质，或者只限于把握先人对此问题的看法。高踞于理论之特权等级巅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严格的经验世界的分析”。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传统政治学局限于探讨一些抽象的“应然”问题，忽视研究现实政治的“实然”问题，这一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使政治研究脱离了社会现实，对政治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今天政治学方面可以用来了解政治生活的知识非常不够，这种不足主要倒不是指显而易见的理想知识，而是指那种可以用手头的分析和研究工具来获取的知识”。行为主义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有效之举在于实现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转向：从执着于“应然”问题的政治哲学的探讨转向关注“实然”问题的政治科学的研究。
因此，他们主张摒弃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让政治学从传统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学研究“实然”的事实问题，把“应然”的价值问题留给政治哲学。卡特林(George・Caflin)认为政治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从原理上可以把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区分开来，但同时政治理论本身又可以分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两部分。在区分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行为主义认为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学应放弃对价值问题研究，转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事实问题。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也纷纷提出了他们各自认定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拉斯韦尔认为，从研究对象看“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伊斯顿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受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怀特(William・Whyte)主
张“政治学家应该对政治学感兴趣。他们应该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他们自己首要关心的应该是政治行为的描述与分析”。罗伯特・达尔则将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关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他们各自的主张显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他们的共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即都主张将政治学研究对象由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法律、政治制度、正式的政治机构等转向非正式结构和政策实施过程，通过对可观察的政治行为的研究来解释现实的政治现象。
第二，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祛除价值”或“道德上中立”，避免夹杂个人的政治倾向、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以免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要求：不管研究者怎样去理解善与恶，他们在善与恶的冲突中要保持中立。对所有政治科学家来说，他们据以进行调查和讨论的共同基础，只能通过摆脱道德判断的过程或通过从道德判断中不断超脱出来的过程来达到，也就是说，道德上的价值中立是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
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是研究“是”的问题而不是“应该是”的问题，是研究“实然”的问题而不是“应然”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客观政治现象客观中立地观察研究以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客观的政治现象是研究的对象，客观的观察、理性的分析是研究的手段，客观的政治规律是研究的结果。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志)，行为主义主张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当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带人到研究中去，不应当去从事为特定人或社会服务的价值判断研究。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带入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个人的情感、价值倾向就可能会造成对研究结果的歪曲，这将有损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没能做到“价值中立”的话，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就会认为这个研究者不是在就某一问题进行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在做伦理学的探讨了。“政治学的任务在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行为主义认为政治研究不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政治研究只是陈述种种条件，政治哲学才会为各种价值进行辩护。换句话说，“实然”的研究不同于“应然”的学习，分析政治冲突的过程不同于评价政治冲突的后果。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可引入个人的价值判断。早期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卡特林(G・Catlin)也曾经指出，政治学是一种纯粹的科学，除了出于严格的假设外，它绝不应涉及价值判断。政治学家不但必须区别价值判断与政治研究间的差异，而且必须注意价值判断闯入政治研究的危险。政治学家的任务在于不动感情地研究某些能够实现特定目的的条件并且客观地检验这些条件。研究过程价值判断的介入将使研究结果也成为一个价值判断，从而破坏研究的客观性要求。
第三，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政治学家对研究结果应只作因果事实判断而不应做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有逻辑上的区别的，描述性的事实判断有经验意义，可以凭借经验和事实来断定其真伪性；而价值判断没有认识意义，仅仅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其真伪性是无法通过经验研究来确定的，它们既不真也不假。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只有事实的判断才是科学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事情，价值判断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作为“科学家”，严谨的政治学家应避免作出价值判断，也不宜对价值判断发表意见，对一切重要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政治哲学家才总是试图作出决定、提出建议、阐发道德标准、提出价值判断来估计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卡特林明确提出政治学关心手段，政治哲学才关心目的。不管我们大家的选择或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愿望就是要达到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就必须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为有利，提供适当的有助于实现社会政治目的的手段的知识是政治科学的唯一的功能，而且只有政治科学才能做到这一点。奥本海姆(Felix・E・Oppenheim)同样指出政治学研究应该限于作出能够由可观察证据证实的客观事实陈述，价值判断仅仅表达政治学家个人的主观偏好，它不需要也不应该介入政治学研究中来。
三、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简要评论
作为当代西方曾经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快速兴起和最终衰落都与其“价值中立”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价值中立”主张提出以来围绕它的争论就没完全停止过，这一争议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政治学这一学科范围内，而是围绕另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展开的，即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能够做到“价值中立”、是否应该做到“价值中立”。详细解答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主旨，仅就方法论这一层次而言，笔者认为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应该说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问题就在于它把这一主张的适用范围过于夸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导致这一主张又丧失了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说行为主义的衰落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事实上，不仅对于政治科学，而且对于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来说，要完全做到“价值中立”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行为主义提出这一主张，首要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对象局限于价值问题、忽视对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的弊端而提出来的，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如果长期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对现实社会问题既不能指出理论上的解释之道，也不能提出实践中的解决之法，长此以往必将会危及该学科的“合法性”。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主张让政治科学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关注现实政治问题，不容否认是合理的。同时，“价值中立”主张也开拓了政治学的视野，为政治学研究开辟出了一块相对独立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行为主义影响下，政治学的新交叉学科、新理论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角色理论、团体理论、决策理论、精英理论等纷纷涌现，客观地说在促进政治学学科发展上行为主义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但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是现实社会问题，而现实社会问题往往是既包含事实问题也包含价值问题。虽然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明确地对这两种问题做出区分，但在现实中这两类性质的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分开，因此，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既研究事实问题也关注价值问题。如果说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强调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的话，那么行
为主义政治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强调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却又忽视了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的偏颇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一主张在研究实践中也带来了另一种与传统政治学相似的困境：在“价值中立”的旗号下，行为主义者往往过份关注细枝末节的政治行为，而忽视重大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再次造成了政治学研究与社会现实脱节的问题，这也是行为主义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内部针对研究对象“价值中立”的主张，不同的声音也从没停止过，当怀特(William・Whyte)提出政治学家应对政治学感兴趣，而要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时，阿尔蒙德就曾批评说，对政治学而言，公共政策是首要的依据，在对政策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中，政治学家的职责是要判断一种已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将会导致公共利益的特定政策究竟是否真的有效，而在讨论这些“伦理”问题时，哲学家是缺少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的，而政治学家只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就完全具有这种能力。因此，他认为政治学家不应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在公共政策领域实际判别“善与恶”是政治学家的特殊职责。
第二，从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来看，行为主义提出“价值中立”是为了维护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尽量做到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保持研究结果客观性的必要条件。但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研究活动是研究者在自己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选择，而每一种选择背后实质上都有一种价值判断：研究方法的选择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只有具有某种确定的方法论才能开展研究，这本身就涉及到认为这个方法是好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要实现“价值中立”，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另外，研究对象的选择也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种学说必须把取材于有关社会生活的某些事实或事件看作是重要的，这种取材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客观性就不重要，研究过程就不要做到价值中立、不能做到价值中立。关于在政治学研究过程中如何做到“价值中立”，贝蒂・H・齐斯克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他将整个政治学研究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课题的系统化；调研的设计和调研手段的发展；资料的搜集；对资料的分析和阐释。他认为在课题系统化阶段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那些最可能对自身的价值有所推动的问题，但“课题一旦选定(我们希望这一抉择既是在相应的价值基础上又是在理论重要性的基础上作出的)，其后的两个研究阶段的结果若要令人信服，就应该完全不抱成见”。也就是说如果说在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者介入自己的价值观还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一旦进人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即在调研的设计和调研手段的发展以及资料的搜集阶段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客观科学地收集数据，用这些数据来客观地检验理论假设，而不应带有研究者的偏见。如果研究者在这些过程中仍带有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他的结论可能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科学的研究结论要求经得起经验证据的重复检验，那种通过选择性证据得出的有偏见的结论是经不起重复性检验的。这两阶段的“价值中立”是研究客观性的必然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须做到的。但是如果要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就排除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则是不现实的。
1.结合国情原则。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与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毕竟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要研究国外的政治学，借鉴和吸收国外政治学的优秀研究成果，特别是要将中国政治学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治学相联系进行研究。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要从中国政治现实出发，以发展着的为指导，分析和提炼中国的政治学理论和知识，并进行对策研究。那种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把外国的政治学理论，教条式地拿来应用，把具有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概念化、公式化的做法，是不可能搞好政治学学科建设，更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
2.实践性原则。任何一门理论如果不与现实紧密地相联系，它就会失去生命力。而政治学本身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就最为密切，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因此，社会实践性原则也是构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看，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学进行科学研究、并纳入学科体系的。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政治学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分离，促进他们之间应有的沟通与合作，推动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
二、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内容
就普通高校政治学学科建设来说，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设：
1.从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特点进行建设。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特点主要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将有所转换，逐步形成具有原创性、独特性和本土性特征的政治理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逐步丰富。在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导下，分析、批判、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分析的角度，并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分析方法体系；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得到更大的重视，政治学的基础性研究将会继续取得进展；在此基础上，政治哲学的研究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政治哲学中对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效率的专题研究将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2.从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新变化进行建设。当代政治学学科体系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政治规则、政治责任、权利政治、选举政治、政府基础、社会利益群体、政治社团、非政府公共组织、社区政治、全球化、公共政策、公共组织变迁等会成为新的分支研究领域。政治学的学科领域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融合，产生了一些交叉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伦理学、地缘政治学等；而经济政治学、数量政治学、治理政治学、制度政治学等交叉学科也逐渐形成。
3.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建设。全球化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影响涉及政治稳定、政治合法性、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化调整，及其所产生的政治效应，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协调，社会体制结构性调整和政治管理，权力结构的调整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和发展，必须实现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的相互促进，在理论研究中寻求新的空间，在现实研究中寻求新的发展资源和理论支持。
4.建构完整的政治学课程体系。当前，政治学学科存在专业定位不明确、教材内容陈旧、课程设置不科学等诸多问题，而政治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学科建设中没有得到体现。因此，政治学教育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课程体系与评估体系，科学设置专业课和专业必修课，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要不断更新、变革。除了重视基础教育，突出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的培养，还要在课程设置上注重专业素质教育和其他综合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特别是要加强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熟悉从事国家、政府实际管理活动的理论、方法与操作规程。
5.提高政治学学科队伍的水平。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需要大量的现代政治管理人才，作为政治人才资源的支撑，这对普通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普通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既要注重学术型，也要注重教育型。学术研究和教学要突出对现实问题的回答。不仅在教学中把对热点问题研究的成果引进课堂，还要重视地方性、区域性研究成果的课堂化。在教育方面，突出现代政治管理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关键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学科研队伍。这要求我们首先围绕做强学科，提高队伍水平，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深度。大胆地开展学术交流与争鸣，制订教师培训计划，提升教师层次。
三、政治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政治学学科建设对于政治学人才培养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应着眼于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政治学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在党政机关、高中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从事、政务管理、政策调研和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政治学高级专业人才。为此，政治学学科建设应围绕这一目标，为学生提供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政务管理和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现代化知识和技能，以及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素质。
1.政治学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政治学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有效性能够通过政治学人才培养的水平得以体现。政治学学科建设通过依靠自身的师资力量，加大科研力度，努力争取在本学科内占据较为前沿的研究地位，进而将这种学科知识的领先性转化为课堂的具体教育资源，把先进的学科理念传授给学生，并引导学生参与到这一学科中。因此，高水平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是政治学学科建设水平的最终体现，而所培养政治学人才的知识储备及业务水平的高低，更是能够直接反映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有效性。
2.政治学学科建设是政治学人才质量的重要保证。尽管高校能够培养出高水平的具备综合性知识储备的人才，但这些人才能否快速适应社会则成为检验高校教育成果的试金石，而这种对社会的适应性，却能够从政治学学科建设当中得到保证。此外，政治学学科建设能够确保高校所培养的政治学人才在知识储备及综合素质方面满足社会的需求。知识的储备状况及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离不开高水平的学科建设工作。有效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体系，不仅可以确保高校在该学科的理论发展当中具备前沿性的能力，而且也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培育出适应环境的政治学人才，最终确保人才价值的顺利体现，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关键词：理科班；政治教学；现状调查；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1-0040-02
普通高中在文理分科后理科生仍然要学政治，作为高考不考的政治课在理科班中的处境相对比较尴尬，经常有老师反映理科班政治不好教，理科学生对政治不愿认真学的情况。如何开展好理科班政治教学工作，是值得每一位高中政治老师探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普通高中理科学生政治课学习现状调查
1.1对政治课学习兴趣不高。大部分的理科生认为高考不考政治，只需要应付下会考就可以了，政治到考试的时候背背就行了，因此没有学习的必要，认为必要的学生也只是因为会考而学，可见普通高中理科生对政治课学习积极性不高必然会影响政治课的教学。
1.2对政治课部分教学内容不大认同。部分理科生认为书本知识不实用，政治学科中的部分内容与现实生活脱节大，联系不紧密，对政治课程学习存在迷茫心态。如高中政治课程中的哲学部分。我们一直提倡哲学很重要，但由于哲学内容过于抽象化，不易理解，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故学生对此只是抱着学学看的态度，并非全心全意的学习使学生本就一知半解的政治课程更加心中存疑。
1.3对政治课的负面宣传加剧学生对政治课的忽视。在现行高考指挥棒的压力下，部分理科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对学生学习政治往往给予负面的宣传，大都要求学生把学习时间充分用在高考科目上。甚至一些老师就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政治无用论"、政治浪费时间等负面、错误的论断，这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加剧学生对政治课的忽视。
1.4政治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较大。对老师的好感能激起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部分政治教师受自身素质的限制，对政治学科的相关内容一知半解，自身专业素质和职业水平不高，造成讲课方式单一，枯燥，方法不多，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导致学生对政治课更不重视。
2.理科班政治教学的有效探讨方法
如何激发理科班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提升政治课堂教学的效果呢？
2.1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习积极性。要上好理科班的政治课，教师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认识到政治学科与生活紧密相联。例如本学期我们学习《生活与哲学》，在讲到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时，可以列举我们班和其它班进行篮球比赛，如果只靠队长一个人的力量，最后能否取得胜利，同学们展开激烈的探讨，最终他们自己可以得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再如，要向学生灌输政治课非常重要，政治源于生活，政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想，而且现在继续深造参加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也要进行政治方面的考试。即使在参加工作后，也要经常性的参加单位组织的机关政治学习。如，现在全国上下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活动，也属于政治的范畴。古人云："文史哲不分家"，特别是政治学科中的哲学知识可以有助于学生加深语文、历史学科知识点的理解，也可以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和兴趣爱好。基于此，明确学生学好政治课的好处，给学生留下政治课的好印象，才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2.2强化学以致用，拓展学生知识面。在政治课教学中我们可以增加"探究与实践"、"阅读与思考"、"实话实说"等板块，给学生参与的空间，发挥其主体作用。比如理科班的学生对哲学还是比较感兴趣。上课的时候我给学生展示了一个事例：有两个人面试，都说自己的英语口语很厉害，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位面试官不太懂英语.说自己跟老外交流没有问题，结果第二次复试的时候，面试官真的请了一个老外，一对话，发现他们的英语其实不怎么样。同学们进行探究与实践，最终得出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上课的过程中要使政治教学生活化，就应该多讲授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知识。使学生感觉政治学习能学以致用，调动其学习的兴趣，摆脱为了学考而学习的状况，从而有利于理科班政治的教与学。
2.3加强交流沟通，实现教学相长。作为理科班的政治老师，可以通过交流使理科老师认识到在学生普遍忽视政治学习的情况下，有些无心和不当论可能对政治老师的工作和政治课教学带来冲击。要求其从学生整体素质提高和会考的实际出发，给予正确的引导，不能因为高考不考就放弃学习，也不能因为高考不考就随机挤占、增减政治课课时，作为班主任，更应该给学生树立大局意识和全盘思维，对所有学习一视同仁，不偏废任何一门学科，而且要高标准、严要求。政治课教师更要采取多种方式、想方设法引领学生进入政治课的殿堂，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政治课的巨大魅力，让学生自觉、自发学习政治，甚至保持对政治课较高的学习热情。也要经常性的听取学生的意见建议，对其中合理化的，有助于教学的要采纳，实现政治教学的进步。
2.4提高职业素养，培养人格魅力
2.4.1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要上好理科班的政治课，教师应该博览群书，积极关注天下大事、要事，及时更新知识，这样在课堂上讲解分析时，信手拈来。使学生在心理上接受你，喜欢听你的课。同时，作为教师必须热爱学生，尊重和理解学生。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就对教师有亲近感，这样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
我是一名高中生，在我印象中，老师总喜欢把文科与理科对立起来，理科老师总说：“文科就是背出来的，只有理科才能真正体现一个学生的能力。”文科老师总说：“理科生更应该学文科，理科太过于绝对，而文科讲的是相对的，过去从政的人不少向理科偏，而现在从政的人都向文科偏。”不知道是应试教育体制扭曲了文化的本质，还是纯属老师的主观看法。不管从老师的话里，还是从教科书的文字中，我发现在我所受的教育中，通常喜欢把理科与文科各自孤立起来，主科与副科分离，而缺少各个学科之间的系统联系。美术是副科跟主科没关系，政治是文科跟物理没关系。
为了应付考试，理科必须多做题，搞得神经麻木，容易成为定向思维；为了应付考试，文科又必须多背书，好像文科就不需要举一反三的能力一样。虽然高考提倡考查应试者的思想，而不是技术，但是应试制度却越来越引导我们走向依靠技术和记忆的方式学习，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分数。考试的局限性就培养了许多应试机器。我的很多同学一看到题目就知道怎么做，却并不知道这道题的思维过程，而这些都不是考试能完全考查出来的。思想与知识脱离，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
我们的教育制度当然不希望培养出的人才是冷血动物，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会给同寝室同学投毒之人。我们希望培养出像钱学森一样既有强烈爱国情怀又具有创造性的专业学者；我们希望培养出像爱因斯坦一样不肯成为纳粹机器，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伟大知识分子；我们希望培养出人格魅力能与学术成果相媲美的类似于居里夫人的人才。
回到上面的话题，文科与理科到底有没有紧密的联系，副科与主科到底有没有紧密的联系。拿美术来说吧，对美术的审美就像对文学的审美，不仅要细致，还要做到知人论世，了解作者的身世和所要表达的情感。许多美术作品的灵感取自文学作品，许多文学作品以美术作品为蓝本，比如弗里达传奇的一生就被写成了传记拍成了电影。美术创作要用到几何学，超现实主义的灵感就是来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有很多女生不喜欢物理，物理是什么，就是物的道理，是思想。人们根据宇宙的规律所探索出来的，它的基本原则就是遵循客观事实，不脱离实际。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抽丝剥茧般从物中探究出本质与真理，但是我们所学的物理太脱离实际了。物理是来自生活的，正如文学也是来自生活。那些定理不是用来死记的，定理能让你对生活中感受到的事物模糊的运动规律一下子变得清晰。当了解了一个定理，我们感到的不应是厌烦，而应是：“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呢。”
什么是政治，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尤其是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探究政治发展的动因，揭示政治现象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从而应用于现在和未来。既然政治的现实意义是要应用于现在和将来，就需要文科生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敏锐的思维，要用到理科举一反三的思想。
不难发现学习政治的方法之一也是探究，政治不是孤立的，而是各种行为的宏观表现，它涉及的范围甚广，但它也宏观地体现了自身的规律，是一种受诸多因素影响的运动。正如列宁所说的，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艺术。所以政治学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如现实主义研究、制度研究、心理分析、团体理论、要素分析、实地调查、政策分析、权力分析、角色理论、博弈论等。
当代政治学研究已有条件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从各个方面和各种角度分析和考察政治现象。当代政治学同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相交叉，产生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生物政治学、政治人类学、计量政治学等。在本质上，它与物理是一样的，因为人也是物质，意识也是由物质所延伸出来的，世界本是物质的世界，所以揭示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就是揭示了物质高级运动的规律，换句话说，只要我们的物理学够发达，我们完全可以用物理学的定理来解释人的思维，解释政治。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理念 制度
一、理念的渊源与复兴
说到“理念”的历史渊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看来,“理念”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是永恒不变的,是普遍、绝对和必然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与继承,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为推动知性产生到超越经验的纯粹理性;黑格尔在《小逻辑》里将理念称为“自在而自为的真理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1];……等等。在上述历史线索中不难看出,“理念”一词在唯心主义学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内涵也随着唯心主义的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
随着近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起并逐渐成为哲学主流话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世界”,强调其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拒绝那种超越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理念”,从而“理念”一词在学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站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力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行解释与分析,这为“理念”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首先在政治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占据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领域,形成了政治学科的建构主义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决定政治结果的既不是观念也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观念与物质因素间的互动对政治后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径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径中,其核心问题就是理念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它认为,政治行为既是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偏好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环境提供机会及限制约束的复杂后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有着很大的进步性,其把动机、利益和偏好都当成了变量,这与政治现实更为切合。进而,它阐述了理念路径的核心分析点对政治现象中的“利益”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它强调利益分为两个层面的,一是客观的利益,二是主观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并且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那影响政治行为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对此,科林·海在唯物主义“背景物质利益行为”[2]的解释模式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背景‘现实’或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认知行为”[3]的建构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更符合实际政治生活状态,但其最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可能阐明理念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这种背景之下,处于政治学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起来。
三、理念与制度的结合
就目前来说,理念与制度的结合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第一,理念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线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转变成为有形制度的,对此旧制度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转变成了制度设计就是最好的释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协商、对话、主体际的沟通以及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这一线路阐述了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等发挥着决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线路有效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力问题。通常情况下,理念与政治制度绩效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摩擦”现象,这是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亨廷顿在1981年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许诺》中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摩擦,当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的时候,它就能推动制度变革,向政治理念倡导的方向发展[4]。具体来说,首先,理念通常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状态,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激励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并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行动“蓝图”。然后,在制度变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现“去功能化”倾向,它们无法再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这一时间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进一步细化下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战。在上述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理念为新的制度设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理念对政治精英行为的约束和对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维护,诠释了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变迁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