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银川；旅游产业；竞争机制
全球旅游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旅游业是各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已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旅游业综合性强、成长性强、带动面宽、市场空间广阔，是优化城市经济结构、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旅游业也是发展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引擎。如何把旅游业做成银川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2011年4月以来，笔者参加市政协专题调研组，以“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切入点，对我市旅游产业情况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调研。在掌握大量信息资料的前提下，根据我市旅游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客观分析了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并就我市旅游业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措施提出了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供市委政府决策参考。
一、银川旅游业最近几年的主要成绩（一）银川旅游业发展不断有新思路银川市旅游业的发展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路走来的。“十一五”期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三个中心一个目的地”的城市建设新定位，明确了以“西北风情”和“运动休闲城市”建设作为重点的战略新目标，从而使旅游产业的发展不断引向深入。
（二）银川旅游的业绩有新增长
2010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95.87万人次，同比增长2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6.48亿元，同比增长28.5%；接待入境游客1.5万人次，同比增长37.2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506.83万美元，同比增长48.72%。
今年1-5月，以门票为例，不但保持了平均百分之二十的增长速度，西部影城和黄沙古渡更有同比超过30%、40%的上佳表现。
（三）银川旅游产品呈现新业态
在镇北堡影城、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中华回乡风情园、水洞沟、黄沙古渡等，成为我市面向国际、国内中远程市场的主干景区，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的同时，在产品结构上，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度假休闲型产品成为我市旅游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以颐和生态园沙漠高尔夫、西夏城自驾车营地等中高端旅游产品为代表，标志着我市\"休闲度假型\"旅游产品建设迈开步伐。会展旅游、沙地湿地生态旅游和休闲运动蓬勃发展，标志着我市旅游业正在逐步由单一产业型业态向复合型、效益型产业业态转变。
（四）银川旅游景区打造获新成果2010年，以出卖“荒凉”闻名天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继续领跑全国旅游民营企业和区市旅游业。在他们改建了售票大厅，新建了游客服务中心，开展多项民俗表演，提升服务档次等不懈努力之后，荣膺5A级景区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殊荣。打破了过去银川没有一家5A级景区的尴尬局面，激励了银川旅游业界的创新精神，提升了银川旅游业的水平和地位。另外，银川市还荣获“2010第二届中国十大休闲城市”奖，进入了“2010中国城市榜全国网民推荐的中国旅游城市”前20名。
（五）多元化投资为银川旅游添新活力“十一五”期间，以西部影城为代表的民营景区，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年均增幅高于同期国有景区。目前，伴随着黄河金岸的建成通车，华夏河图、长河湾国际生态旅游度假中心等一批投资规模大、起点高的生态旅游项目相继落户我市，为我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后劲。
（六）银川旅游营销有新拓展
在旅游营销方面，始终坚持“内引、外联、远扩”的战略和“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联合宁夏旅游在重要客源市场新闻媒体制作广告，共同邀请媒体记者来银采风、踏线，改变传统促销方式，牢牢锁定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等重点市场，加大了在西安、太原、兰州等周边省区市场的促销，加入了中国西部帝王陵区域旅游合作联盟等。今年为共同打造西北风情旅游目的地城市，联络协调了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大景区，于3月4日成立了银川市旅游促进委员会，从体制机制上为强化银川旅游营销工作搭建了平台，提供了保障。
二、银川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银川旅游业总量还不够大、发展还不够快据统计，“十一五”期间，银川市国内游客接待平均增长量19.55%，都没有突破20%的份额。
银川旅游2006-2010年主要发展目标完成情况
银川旅游总收入占GDP的4.8%，远远低于西安的12.5%，桂林的15.18%，昆明的13.4%和扬州的13.7%，甚至也低于西部邻近的延安的8.64%和西宁的7.41%。这说明银川旅游总量不大，尚处于行业发展的自然增长阶段。分析其原因，凭实力银川可能与拥有世界级旅游资源的西安、桂林等城市没法比，但应该不比西宁、延安和榆林差。目前的差距之大，与我市旅游发展缓慢，重视程度不够，主观能动作用发挥不好不无关系。
（二）银川旅游要素和旅游市场发育不全首先是“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不健全。在“吃”上，缺乏在国际国内市场叫得响的品牌；景区及其周边的餐饮规模普遍较小，档次低、卫生状况差、特色不明显，农家乐仅“乐”了一张嘴；具有回族特点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专营市场尚未形成，难以吸引更多旅客，特别是穆斯林前来观光旅游。
在“住”上，行业缺乏统筹规划，高中低档次业态比例不合理。去年在银川的一些国际、国内大型会议和旅游高峰期，出现“一房难求”现象。旅游饭店业普遍存在“半年闲”的窘境，淡旺季问题突出。
在“行”上，银川东线已有3个4A级和1个3A级景区，却不通公交。银川贺兰山东麓开通或加密的旅游交通线路车辆遭到民营中巴车的围堵。旅游汽车公司无场站，旅游专线全部亏损经营。
在“游”上，“有说头、少看头、没玩头”是目前银川大多数景点的通病。旅游景点作为一种产品不能吸引人、留住人，吸引不了回头客，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景区还仅仅停留在观光层面。景区文化创新能力不足，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与游客的互动参与性、娱乐性结合创意少，缺乏核心竞争力“四度”：产品差异度、品牌知名度、顾客忠诚度、市场美誉度。
在“购”上，虽然银川自古就是“塞上江南”，特产丰富，作为“购”的原材料如“五宝”或叫“新五宝”等的基础条件很好，但在旅游商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方面，一直以来缺少产业规划、产业园区和具体政策，基本处在自由发展、无序竞争、自生自灭的原始发展状态。在“娱”上，银川唯有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能让游客留下“真好玩”的赞语，其他景区文化创意缺乏，与游客互动参与性、娱乐性结合差。城市旅游产品内容单一，夜间文化生活单调，缺少娱乐性和有震撼力的演艺表演，缺乏旅游文化浓郁氛围。
其次是旅游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旅游企业没有一家产值过亿元的，旅行社尚无国内百强上榜企业，银川旅游企业整体呈现弱小散的状况；旅游市场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等未能建立，与旅游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等产业要素市场未能有效培育，旅行社、酒店、景区等企业融资困难，创意人才匮乏，管理人才奇缺，“用工荒”现象突出。
（三）国有景区遭遇体制机制瓶颈国有景区（点）旅游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与民营景区相比始终处于下风。过去为鼓励创业，稳定人心，把西夏王陵景区和贺兰口岩画景区特设两个正处级事业机构，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今天看来，体制已不适应两大景区的发展需要。旅游新产品大多是创意产品，需要“短平快”，如果为搞一项创意项目，申请手续走机关程序，就难免赶不上趟，成明日黄花。现有的用人机制缺乏吸引力和灵活性，僵化的用工制度留不住人才，企业难有创新活力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调研中，国有景区齐声喊“不要钱，要政策”。看来我们的政策稀缺，体制不灵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
（四）银川大多数景区旅游资源环境堪忧贺兰山东麓的洪积扇植被和景观因自治区林业厅下属单位违规建设墓地受到破坏；镇北堡影城的景观天际线受到损害；水洞沟明长城上空的高压线、周边制砖厂严重破坏原生态人类遗址景观，红山湖水资源因宁东宝丰集团发生污水泄漏事故造成严重污染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拜寺口景区农户、平吉堡农场职工迁出景区范围问题没有解决等等。
（五）银川旅游缺少总体规划和具体政策支持银川至今没有出台宏观指导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西安市2005年一次性投入200多万元编制旅游总规，并连续完成了六个配套规划，形成了一个由宏观中观到微观，由市级到区县到景点的各级规划体系。科学发展需要规划先行，否则就像西夏王陵博物馆一样，若干年后又要推倒重来。待批的银川市旅游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送审稿），尽管旅游部门作出很大努力，内容很充实，但因缺少总规参照，往往在关键处缺乏高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发[2009]41号文件下发已一年半时间，银川却没有结合实际的具体落实文件。
银党发[2004]33号文件《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内容很好，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落实得不理想，以致“力争到2010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达到700万人次”的总目标落空。所以，旅游业发展政府主导不到位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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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发展银川旅游业的几点建议（一）进一步增强发展银川旅游业的紧迫感旅游业是当今世界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和可持续发展产业，也是关联度大、牵引性强的产业。发达国家如日本，2003年就确立“观光立国”战略，美国奥巴马总统2010年3月签署《2009年旅游促进法》，他们都从国家发展战略强调发展旅游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带动的产业有100多个。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3元。1个旅游从业人员可以带动相关行业间接就业5.7人。随着我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大众旅游已悄然降临我们的生活。王歧山副总理今年4月讲，“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均将达每年两次旅游。中国旅游业巨大的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巨大的潜力正在逐步放大。以国发[2009]41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出台和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确立为标志，我国旅游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银川发展旅游，既有国家对产业性质的明确定位，又有2010年5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发[2009]41号等文件政策支持，又有回族自治区首府城市地位和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有旅游资源禀赋的优越条件。我们发展旅游不愁市场，又有资源，何不放手一搏？旅游产业是个无止境的产业，当下的我国旅游发展已进入深化阶段，其显著标志就是：旅游客源从自然性增长到竞争性增长，旅游市场从等客上门到开拓客源，现在已明显地走上了竞争客源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要认清银川旅游所处的境遇和地位，抛弃漫不经心，增强竞争意识和发展旅游的紧迫感。
（二）把银川确立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目前，我们为银川这座城市确立的旅游发展目标较多，比如“西北风情旅游目的地”、“运动休闲城市”、还有“塞上湖城、休闲之都”等等。目标多、口号多说明银川资源丰富，可塑性强，但还是太零散，缺乏高度浓缩和提炼。我们应该站在国际国内的高度，在旅游坐标中寻找银川的地位。既要有战略的眼光，又要有历史的眼光，还要有技术的眼光。我们认为把银川打造成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是合适的。目标高悬才能激励斗志，才能心无旁鹜地去追求梦想成真，才能以更高的起点、更高的规格、更严的要求来规划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事实上，银川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地位、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和塞上江南的美名，其资源禀赋足可以与之相匹配。第一，灵武恐龙化石、水洞沟古人类遗址、贺兰山岩画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这些资源不仅吸引国内游客，也同样吸引国外游客，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第二，银川旧称“宁夏城”，是“塞上江南”最精华的地段，这座移民城市厚重的文化积淀有待世人开掘。大庆可以为“铁人”王进喜建一座纪念碑式的陈列馆，银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移民文化也是可以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第三，西夏古都也是银川独有的资源。如果我们以一种创新思路和包容精神去囊括国内外所有的西夏文化遗存，一定可以使“西夏古都”的内涵丰富起来，其震撼力远不止是观赏王陵的沧桑荒凉。第四，回族风情虽说不是唯一，但首府地位使我们尽享优越。我们可以凭借这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中心地位，把主体民族的文化展示到极致。“回族风情”这张牌不但国内客源市场大，世界穆斯林都是潜在的客源（当然，银川可供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远不止这些）。第五，从西部影城等品牌景区（点）的实绩看，银川不乏有识之士和旅游实战专家，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再加如能向外广揽人才，银川旅游产品与资源优势得到深度结合，从而实现脱胎换骨的品位提升，成功实现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是可以期待的。届时，银川旅游做到“国内响当当，国外有影响”并非空想。
（三）政府主导旅游产业发展责无旁贷政府主导，不仅是国家政策规定，也是国内旅游发展最成功的经验之一。近年来，由资源枯竭型城市而成功转型为旅游城市的河南焦作市、山东枣庄市，以及旅游发展取得世人瞩目成就的四川省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不遗余力地坚持政府主导战略。我市近年来旅游业虽然成果明显，但是仍属于旅游欠发达城市，这就更需要坚持政府主导战略。为此我们建议：一是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银川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以宣传、旅游、发改、财政、规划、国土、文化、交通、体育、卫生、安监等部门为成员，主要负责本市旅游发展战略与改革措施制定与组织实施，协调解决旅游业发展中的重大事宜。二是尽快高起点编制银川市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十二五”旅游发展专项规划，以及重点区域重点景区的规划，构建完善旅游规划体系。三是尽快出台针对性强、简练实用的支持银川市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四是以信息化建设推动银川旅游转型升级。建设集旅游信息咨询、旅游引导、旅游投诉与管理、旅游信息于一体的公共信息平台。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以及商业购物网点、重点景区、酒店宾馆等公共场所合理布局信息终端，完善公共信息服务功能。开展旅游在线服务、网络营销、网络预订和网上支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建旅游数据中心、呼叫中心，全面提升旅游企业、景区和城市的旅游信息化服务水平。五是健全旅游监管体系。以发展旅游的眼光，充实旅游监管部门人员编制，成立旅游执法监察大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和旅游投诉处理，加大对旅游景区资源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大对文物景区的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的监管。对旅游中的各种安全隐患制定应急预案，对队伍机制建设提供必要的人员经费保障，以强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四）下大力完善银川旅游产业要素建设在“吃”上，做大做强清真餐饮品牌，以回族科学卫生健康的饮食文化营造银川吃的地方特色。其次要加强和规范旅游餐饮市场管理，建设地方特色餐饮一条街。
在“住”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我市目前旅游市场发展趋势和旅游饭店业发展现状，加强发展规划，优化结构，引导不同星级饭店均衡发展，为旅游饭店项目规划、立项、论证、审核、设计等做好服务工作。落实宾馆饭店与一般工业企业同等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
在“行”上，要在出台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的同时，做好城市旅游的专项规划。开通银川东线、宁东旅游区和永宁中华回乡文化园的公共交通。协调自治区交通厅，早日解决西线高家闸和东大门过河收费站“卡脖”现象。解决旅游汽车无场站问题，对亏损的景区旅游公交专线应该给予财政补贴。
在“游”上，文化是旅游的核心，也是旅游景点的灵魂。纵观银川现存的各种自然历史人文景区，其最高层面的文化分类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应该是：华夏文明、西夏遗存和回族风情。在三大文化特色的景区中，最具潜力的应该是贺兰山岩画。太阳神岩画可以作为银川旅游的标志，银川可以“岩画之都”向世人展示。只有确立了主打产品，银川旅游才有方向。深入挖掘在银川大地上的华夏文明、西夏遗存和回族风情的文化内涵，把一批地方特色的景区打造成一流的旅游产品，旅游的吸引力才会真正增强。
在“购”上，银川是“塞上江南”，物产丰富，特色资源享誉海内外。银川地方不大，但游客很少空手而回。
从吃穿用到文化艺术用品、纪念品都别具特色。建议制定出台旅游商品发展中长远规划及扶持发展政策。
从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支持特色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尽快建设银川旅游商品集散中心和旅游商品购物一条街。
在“娱”上，要象西部影城那样不断以新创意增强景点与游客的参与性和娱乐性。要不断推进与文化部门、高等院校和艺术团体的合作，紧密联系旅游景区，研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活跃旅游文化氛围。规划建设银川夜间文化娱乐街区，推出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演艺节庆等文化旅游产品，丰富银川旅游夜间消费生活。
针对银川旅游文化短腿，应该整合各方力量，尤其是文化艺术界要为银川旅游宣传开展创作征集一首歌、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乃至散文诗歌大型征文活动，继续鼓励类似《西夏乐舞》、《月上贺兰》文艺形式的创作展示；扶持诸如西夏陶艺大师李五奎等的旅游产品创作生产销售；支持西部影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北方民俗文化的转型发展。特别要珍惜银川历史文化名城这张名片，进一步挖掘“塞上江南、西夏古都、回族风情”三大特色文化内涵，争取把贺兰口岩画、西夏王陵和中华回乡文化园景区（点）打造成全国一流的旅游产品，整体提升银川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五）破除银川旅游发展体制和机制性障碍建立符合旅游业发展规律的行政管理体制。借鉴中卫经验，整合旅游资源，组建银川市旅游集团公司，加强统一管理。以贺兰山东麓国有景点为试点，在有效保护文物和生态资源的前提下，适度分离管理权和经营权。探索旅游景区一体化管理的路子。重点解决西夏王陵、贺兰口岩画和滚钟口景区由事业改企业，以激发活力，增强景区自我发展能力。
目前在市场化的价值取向下，国有景区改制，民营企业进入景区取得阶段性经营权，已成为全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实际上，旅游产业中，企业的体制格局变化已是不可阻挡。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分离的办法和途径，按照社会化投入，市场化动作的方式，通过改制、转让、租赁、托管等多种形式，促进国有景区走向市场。
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 功能定位 金融景气指数 金融集聚
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定位的层次性
笔者认为，金融中心从功能定位上也应该区分为几种层次：一是全能型的金融中心；二是功能复合型金融中心；三是单一功能型金融中心。因为金融中心的功能是多样化的，如交易结算服务，融资服务，薄记服务。此外，在金融自由化前提下，金融中心主要交易产品的价格形成将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并通过金融资源的流动带动其它物质资源的重新组合，因而从具体功能上也应该可以区分为交易型金融中心、融资型金融中心、薄记型金融中心。如果这些具体功能有一个或者两者是复合的，则称为复合型、功能型金融中心，否则称之为单一功能型金融中心。
全能型的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等世界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不仅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交易、结算服务，也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和投资渠道，其市场体系相对完善，既有基础性金融产品市场，也有衍生性金融产品市场，既有交易性的金融市场，如外汇交易市场，也有融资性的金融市场，如证券市场，且市场体系多元化，既有一级市场，也有二级、三级市场。同时金融机构类型多样化，既有银行业金融机构，也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期货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市场细分和多样化的产品结构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从服务的范围上看，其既服务国内客户，也服务国外客户。这种金融中心，既可以满足支持具体产业发展的融资服务，也可以满足投资、防范风险、交易便利等多样化的服务，并且可以通过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不断满足新生的金融需求。
从金融辐射区域和影响度而言，全能型金融中心对全球资源的配置都产生重要影响，就是因为全能型金融中心通过市场化交易形成的利率与汇率水平、股票价格指数、债券价格指数以及各种衍生品价格指数都将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影响到其它市场的相关金融产品价格形成，并再而影响到资源的全球配置与流动。因而，金融中心还具有引导资源配置和形成金融信息的功能（见图1）。
笔者认为，上海可以建设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全能型金融中心，北京可以建设成为资金结算中心、金融信息处理和政策制定中心、银行批发业务中心，并发挥对环渤海经济圈及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功能。而深圳则应该利用其与香港邻近的优势发展成为珠三角的区域金融中心。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
目前上海基本已经成为我国的融资中心，对长三角的金融辐射功能也在逐步增强，因此，上海目前应该更加注重市场体系的完善和金融中心创新能力的提高。如加快票据市场的发展，力争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国票据交易中心。尽管上海期货交易所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商品期货交易所，一些产品也发挥着国际定价中心的作用，但目前还没有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相互联动效应还不明显，因此上海必须不断强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地位，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债券交易市场，使债券价格成为反映国家货币政策的工具；在外汇交易中心的建设上，要让外汇交易中心成为真正的外汇卖买市场，而不是银行平衡头寸的市场，要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境内外币清算系统的建立与发展；积极发展保险市场，特别是再保险市场的发展，建设区域性再保险中心；与此同时，建成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
在金融产品创新上，上海应该依托现有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推动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石油期货、个人黄金买卖、黄金期货、市政债券、交易所交易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多种金融产品创新，推动银证、银保等交叉业务创新和网上金融业务创新。目前，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已经上市交易，国债的开放式回购已经展开，股票的权证交易已经展开。
建议上海建立自己的金融景气指数体系，通过金融景气指数的变化来指导金融中心的建设和风险控制与防范。其意义如下：
了解上海金融业的发展轨迹和运行态势，预测上海市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为宏观决策提供参照。我们通常用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来衡量金融业的发展，但这一指标缺乏稳定性，很容易受单一因素波动的影响，不能对整个金融业的运行态势作出综合反应，特别是金融市场化进展和金融深化程度得不到体现。而金融深化程度是社会资源流动性大小的重要标志，折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的难易程度。因而用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是无法反映上海金融业发展的真实水平的。
建立上海金融景气指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因为金融景气指数是一个综合、动态的指标体系，不仅反映金融规模水平，也反映金融效率水平和金融安全程度，不同金融市场根据其在金融业中的相应地位和发育完善程度可以获得不同的权重，而不是单一的简均，从而更为科学。重要的是，金融景气指数是一个动态、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指标体系，既有先行指标，也有一致指标，还有滞后指标，因此可以通过对金融业发展景气程度和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变量，如GDP的增长水平、消费景气指数、企业信心指数等作相关性分析，找出当金融业的有关指标发生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会有怎样的相关性变化，从而为宏观决策提供有力参照。同时，金融景气指数也可以为全社会其它行业提供可资借鉴的业务发展参数，通过和其他行业的景气指数进行横向比较，做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社会发展战略的参考。
有利于推进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决策参考。研究上海金融景气指数并建立监测预测体系，可以及时跟踪上海市金融景气的运行情况，较为客观、精确、量化地反映上海市金融业的发展、波动轨迹，分析制约上海市金融业发展的实质和内在因素，从而合理调剂和优化配置各种金融资源，为推进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某种参考。也通过与国外相关指标的横向比较，找到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水平下上海金融业发展的主要差距和优势，从而有的放矢，少走弯路。
推出金融指数是金融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上海市金融业的进一步规范与发展，也有利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减少其信息搜寻成本。景气指数本身就是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景气度的高低变化本身就是金融市场运行的数量刻画，反映其运行与发展，从而可以透过数据信息的表面，发现上海金融业发展的真实水平和变化轨迹，也可以运用时间序列分析预测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金融各项指标对国民经济运行起到指导作用。建立金融景气指数，可以通过金融先行指标提前观测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态势，全面掌握经济走势，为决策服务。可以通过建立季节因子曲线，将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剔除季节因素和不规则要素的指数曲线与该项指标的季节因子曲线作对比，从而观测到季节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可以通过建立景气指数的金融预警机制，保证金融运行安全，当金融运行态势出现拐点或峰值时，监测预警指标能及时地予以显示，从而起到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
北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
北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是：金融管理与结算中心，资金调度与支付结算中心以及金融批发业务中心。以银行业作为北京金融业发展的重点。目前北京集中的主要是一些金融管理机构以及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总部，成为全国金融管理中心有自己的优势。银行资金清算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银行内部的资金清算，主要在各大银行总部进行；另一部分是银行之间的清算，主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总部进行，由于各大银行总部和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都在北京，控制着全国约80%以上的银行资金，这些资金都要汇集到北京进行清算；银行间的资金清算则都通过央行来进行，而中国人民银行也在北京。同时，中国国债登记结算中心、中国证券期货登记结算中心也在北京。因而北京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与支付结算中心也是可能的。北京银行金融机构聚集程度比较高，可以大力发展银行批发业务，逐步成为批发业务中心。与上海相比，北京缺乏金融市场体系，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以环渤海地区为其金融腹地，促进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步伐，首先成为环渤海地区区域金融中心，为周边地区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在规模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
从发展方向上看，北京应该着重发展银行业，利用信息优势和金融人才优势，鼓励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创新，特别是银监会出台银行间衍生产品管理规定后，银行间衍生产品交易取得了一定合法地位，应该尽快使北京成为中国银行业管理中心和政策性金融业务中心，成为中国银行间衍生产品创新和交易中心，同时大力发展保险与信托业，吸引多种金融机构的聚集。
深圳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
珠三角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比较发达，高新技术企业比较多，再加上深圳交易所中小企业板的设立，深圳可以首先成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中心和创业投资融资中心。深圳应该立足于珠三角，将金融中心定位于具体的产业支持型的金融中心，而不要过于追求金融中心功能的多元化。鉴于深圳目前金融资产规模比较小的劣势，深圳应该鼓励现有的金融机构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造等多种手段发展壮大，最终实现金融企业的规模化经营。
深圳城市建设年代较晚，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接受国际金融市场信息较快，因而深圳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争取成为我国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实验区。目前在我国香港和国外存在一定数量的人民币NDO和NDF交易，深圳可以利用我国香港开放人民币交易的优势，首先在人民币衍生交易结算业务上积累经验，取得先行优势。随着CEPA合作的深入，深圳可以成为与香港进行金融合作的中心，纳入到香港金融中心的资源循环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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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南边疆 少数民族 货币史
中国货币和货币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凝集着华夏文明的精髓，闪耀着文明古国的光辉。纵观中国历史货币，它们不但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经济状况，而且还受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它们不但是历史的见证，而且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们不但对各个时代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还熔铸到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之中。普洱市是镶嵌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里，普洱市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在创造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曾经缔造了璀璨夺目的民族货币文化。历史的滚滚长河里，总是深藏着许多奥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人类历史的记忆主要是文化的记忆，人类历史也主要靠文化得以衔接和传续。独具货币特色、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普洱货币文化，构成了斑斓而神秘的普洱货币史画卷，期待我们去史海遨游探秘。
普洱，因普洱茶和咖啡而驰名中外，被誉为“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和“中国咖啡之都”，是“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邻”的神奇宝地。普洱市历史上是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地区，山高水险，交通闭塞，与越南、老挝、缅甸3国山水相连，其中澜沧、孟连、西盟与缅甸接壤，江城与越南、老挝接壤；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的澜沧江——湄公河纵贯全境，与下游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5国相连；哈尼、彝、拉祜、佤、傣、布朗、回、白、瑶、苗、傈僳、蒙古、景颇、汉等14个民族为世居民族，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其中世居少数民族达13个，历来少数民族人口占大多数，分布在较为落后的边远地区。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他们同样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过程，同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同样缔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货币文化。普洱市少数民族货币文化是中国传统货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即有其民族性和地域性。普洱市历史上因为各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状况的多样性，反映出边疆少数民族货币文化与内地传统货币文化的差异，而正是各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货币文化的差异，形成了祖国货币文化的五彩缤纷，普洱市货币史成为中国货币史的一个缩影。普洱市历史上流通的各种货币，它们以其独特的货币形态、浓郁的民族特色、鲜明的区域特点、悠久的流通历史、长期的连贯使用、高超的工艺水平、丰富的文化内涵，无疑对普洱社会的文明进步、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普洱市历史上汉代始有建置，是一个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开发较晚，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较落后的地区，货币和信用产生的时间相对较晚，有文字记载的货币史相对较短，从唐代南诏时期算起约1000余年。货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实物货币是普洱市古代货币文化最早出现的曙光。普洱市历史上各地使用的实物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经过长期演变，相对固定在盐币、缯帛、贝币和鸦片上。普洱市历史上盐币、贝币、缯帛和鸦片均充当过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实物货币使用呈现多样化；从唐代南诏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物货币始终在使用，实物货币使用呈现长期化；实物货币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使用，实物货币使用呈现区域化。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是实物货币长期流通的根源，特殊的社会环境是实物货币长期流通的条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是实物货币长期流通的土壤。由实物货币发展为金属货币，再发展为纸币，既是货币商品的发展，也是货币形态的发展，更是货币制度的发展。货币制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普洱市历史上因为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和文化不发达，交通闭塞，少数民族众多，与多国接壤等原因，形成各地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和布质货币并存的多层次货币形态，中外货币混合流通，商品交易中货币支付和以物易物并存的货币流通格局，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货币特色。
唐宋时期，普洱市历史上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是各种实物货币。唐代南诏时期（公元738～937年），银生节度境内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有盐、贝、缯帛。盐币、贝币、缯帛作为实物货币出现、发展和流通，对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宋代大理国时期（公元937～1253年），当箸赕（景东）、威远赕（景谷）、步日部（宁洱）、思摩部（思茅）、马龙部（墨江）等地属威楚府所辖，各地仍沿袭唐代币制以贝为币，与食盐并行流通。唐宋时期，普洱的“茶马互市”已经形成。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民国的茶马古道，作为以普洱府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出的民间国内、国际商贸通道，是我国西南地区面向国内外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传播我国古代文明的国际走廊，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因普洱茶的瑞贡京城和对外贸易，以普洱茶为中心，以宁洱为起源，向国内外辐射出多条茶马古道。正是这些连绵弯曲的茶马古道，执著地完成了对上千年历史的穿越，对数万公里地域的连接。茶马古道成为各民族融合和贯通的纽带，它串联了沿途的各个民族，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普洱茶文化和货币文化，融汇了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精髓，它既传播着各地货币文化的精华，也对普洱的货币流通产生了深远影响，谱写了中外货币的流入流出、计价兑换和混合流通的历史。
元明时期，白银、黄金作为贵金属货币，开始行使其货币职能，与食盐、贝币并行流通。元代，威楚路开南州（景东开南）实行差役征银，白银已成为货币金属，银两的形制为铤形。此时，白银虽作为计价标准，但主要供缴纳赋税之用，民间用银尚不广泛，形成贝、食盐、白银并行流通的状况。元代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五月，开南州（景东开南）已经出现俗称“银匠铺”的兼销业，由当地政府设官吏掌管，负责监督银两的熔化，按照元代朝廷规定的银锭标准，代政府销铸，将各年度征收的差发银，铸造成铤形银锭上解赋税。明代，者乐甸长官司、景东府境内已经有使用金银作为货币的记录；孟连召贺罕（傣族土司）所辖募乃银厂的开采，为流通中的货币提供了丰富的货币金属；镇沅府境内，食盐仍然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贝币仍旧在各地行使和流通。明代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银两本位货币地位正式确立。银两制度是历史上长期通行较为原始的货币制度，它是以计算白银重量的名称为计算货币的单位的制度。银两制度存在和适应于封建的经济关系，它对于促进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在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银两制度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起了阻碍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银两制度必然要被先进的货币制度所取代。从元代开始，元代、明代、清代各个历史时期，金银货币始终处于称量货币的形态之中，金银货币的价值均以重量来计量，并辅以成色和品质的衡量，其间只有器形的变化，称量货币的性质一直延续数百年。
清代，普洱府、镇沅府、景东府、恭顺州、孟琏长官司和勐烈（江城）境内，初期仍然沿袭明代的货币制度，贝币、食盐、黄金、白银并行流通；清代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以后，制钱取代贝币成为通行于市场的基本货币，采用银钱并行本位，存在多层次的货币形态，但大宗商品交易和赋税主要使用银两，小额支付则使用制钱。清代银两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发展和完善，成为主要的货币制度。清代的货币制度，是银两制度和制钱制度并存的货币制度，银两和制钱之间互不从属，都是无限法偿。普洱府、镇沅府、景东府、恭顺州、孟琏长官司和勐烈境内，因为无银行及银行信用，民间借贷是融通资金的主要形式，经历了一个由实物借贷到货币借贷，由有偿无息到有偿有息，由计单利到计复利的发展演变过程。清代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以后，普洱府、镇沅府、景东府、恭顺州和勐烈境内，贝币已经逐渐退出货币流通领域。清代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孟连宣抚司境内仍为金、银、贝并行流通，丫叶（墨江雅邑）等地仍将食盐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清代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孟连宣抚司境内废贝行钱终获成功，贝币作为实物货币最终退出货币流通领域，在中国货币史上创下了贝币作为实物货币退出流通时间最晚的记录。清代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普洱府、镇边直隶厅（澜沧谦糯）、景东直隶厅、镇沅直隶厅、孟连宣抚司和勐烈境内，外国银元、外省银元和云南省铸造的各种银元及其辅币相继开始流通。清代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思茅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后，曾经有“金腾冲，银思茅”之说，繁荣的边境贸易往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涌现出的货币文化浪花，一度让普洱人自豪。因为时代的变迁，受疟疾和鼠疫等疾病的影响，思茅短暂的辉煌转瞬即逝。清代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思茅厅出现专门经营银钱兑换的商人，办理俗称“支换”的业务，发挥调节市场主币和辅币流通的功能，为近代银行业的雏形；宁洱、他郎、景东等地出现自发性、互的民间融资组织——賩会，在融通资金时成为民间借贷之外的另一种融资形式。賩会按集资形式分钱賩和物賩，钱賩以货币形式集资，是賩会的主要集资形式，而物賩则以粮食形式集资。清朝末年，随着国门的洞开，对外贸易带来外国银元及其辅币流通，西方货币文化逐渐融入中国传统货币文化，受此影响产生了用金、银、铜、镍等各种金属铸造的机制币，各种金属机制币开始流通。
民国时期，思普区（今普洱市辖区的前称）货币制度极为混乱，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和布质货币并行流通，中国货币和外国货币混合流通，货币流通完全为失控状态。从民国时期开始，金元、银元正式逐步以制币的形态，取代作为称量货币的金锭、银锭，参与货币流通。如果说传承是普洱货币文化的源泉，那么创新则是普洱货币文化的精彩看点，民国时期的普洱货币流通领域不断出现奇闻秘史。民国元年（1912年）4月，云南富滇银行思茅分行成立，为近代银行的开端。民国时期，思普区虽然已经出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始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多层次性，各民族社会进程的不平衡，思普区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封建领主经济形态、原始氏族公社经济形态和比较完整的母系社会制度并存，因而出现信用形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货币流通格局，长期存在多种交换形式和多层次的货币形态，尤其是实物货币延续使用的时间较长。思普区因为金融机构稀少，时设时撤，银行信用不发达等因素，形成融资形式以民间借贷为主、賩会为辅的局面。在经济和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一般以货币借贷为主要信用形式；而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和边疆地区，则以实物借贷为主要信用形式。思普区各地因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多民族杂居，跨国民族众多，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等特点，普遍存在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和布质货币并存的多层次货币形态，中外货币混合流通，商品交易中货币支付和以物易物并存的现象。货币流通状况的多元化，产生了各种货币之间复杂的比价关系，货币比价问题始终贯穿于货币制度中，从而对货币和金融产生重要的影响。民国元年（1912年）云南省改两用元、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等，始终未能彻底改变思普区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持续实行银本位货币制度的状况。思普区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较祖国内地落后的条件下，各地有识之士不乏金融意识，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提出过治理货币流通状况的方案和建议，采取过调节货币流通状况的措施；为筹集经费或弥补辅币不足，调节市场货币流通，各地曾多次印制、铸造和发行过各种地方货币。民国29年（1940年），因为国民政府长期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法币失去信用，澜沧县的少数民族群众，是全国最早在全县范围内拒绝和抵制使用法币，自发地恢复使用银元，首开拒绝和抵制使用法币之先河。普洱市历史上半开银币得以在各地长期流通，商品经济发展迟缓是得以流通的基础，特殊社会环境是得以流通的条件，落后的文化是得以流通的因素。民国时期，思普区货币流通状态多样化，奇闻秘史层出不穷：民国10年（1921年），澜沧县境内依然将食盐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偶尔才使用银元交易；民国25年（1936年），景谷县盐宝乡（茂密乡）盐房河盐井的特产小方块盐，在其产地附近和半坡、边江、澜沧县的蛮大（芒大）、南丁、上允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依旧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长期充当辅币使用；民国27年（1938年），澜沧县境内出现以鸦片充当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长期成为商品交易媒介的现象；民国36～37年（1947～1948年），景东县境内出现私铸劣质半开银币投放市场流通的现象。民国时期思普区的货币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针对全国货币制度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在解放区建立独立、自主、统一的人民币本位制度，以人民币取代其他货币流通。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并开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但思普区仍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人民币尚未流入行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思普区货币市场杂乱无章，币制不统一，货币繁杂，物价不稳。1950年2月初，中国人民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三十八师随军携带的少量人民币开始投入思普区市场流通，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尚未设立，人民币筹码不足，人民币流通量较少，市场货币仍以银元为主。1950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宁洱办事处（今中国人民银行普洱市中心支行的前称）成立，是宁洱区（今普洱市的前称）现代银行的发端，从此普洱市的金融事业和货币流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共云南省宁洱地方委员会（今中共普洱市委的前称）和宁洱区人民行政专员公署（今普洱市人民政府的前称）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宁洱办事处通过在各地组建分支机构，建立发行库，推行人民币，国家金库，开展货币斗争，统一货币，驱逐外国货币，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实施金银管理，禁止金银计价行使，逐步建立人民币一元化市场，发放贷款支持生产发展，支持国营经济发展壮大，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稳定了金融物价，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市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普洱市为建立人民币本位货币制度，确保人民币在全市发行和流通，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各项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经过长期开展统一货币工作，以人民币取代其他货币流通，逐步达到统一货币的目标，最终实现市场货币流通人民币一元化。
1950年末，普洱市在宁洱、思茅、景谷、江城、墨江、六顺、景东、镇沅8县开展规模空前的禁止银元及其辅币行使和流通（以下简称“禁银”）工作，驱逐外国货币，以人民币为记账、计价和清算单位，银元及其辅币逐步退出货币流通领域，为全市最终统一货币，用人民币占领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通过实行金银管理，禁止黄金、白银计价行使和流通，黄金、白银逐渐退出货币流通领域，还原为贵金属身份。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针对澜沧县（含孟连、西盟）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依赖国外进口，商品物资供应匮乏等实际，为了稳定边疆，巩固国防，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各族人民利益，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大力推行人民币的同时，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交换习惯，采用普遍建立人民币和银元混合流通市场，有重点地设立兑换所，逐步扩大人民币阵地的方法，暂不禁用银元及其辅币，形成银元与人民币混合流通、以银元为主的货币流通状态。
1950～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云南省普洱地方委员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普洱区专员公署结合普洱专区的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实际，通过召开澜沧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普洱专区第一届民族代表会议并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动员和组织普洱专区傣族、佤族、彝族、拉祜族、哈尼族、布朗族、傈僳族等26个民族（含支系）的34名少数民族头人及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西盟召开各民族上层人士和群众参加的团结大会，中央民族访问团云南分团在澜沧县举行民族代表会议，召开普洱专区第二届民族代表会议并通过《普洱区各族人民团结爱国公约》等方式，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新中国的货币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等。经过长期开展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宁洱、思茅、景谷、江城、墨江、六顺、景东、镇沅8县市场货币流通基本实现人民币一元化的同时，澜沧县境内人民币流通数量和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普洱市的金融工作，在逐步统一货币，稳定金融，稳定物价，贷款支持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实行金银管理和现金管理，到推行全面货币管理，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为全市国民经济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经济环境的同时，也为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金融事业稳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950年11月，景谷县茂密乡盐房河盐井生产的小方块盐，在澜沧县和景谷县的部分地区充当辅币流通的现象，随着茂密乡盐房河盐井封井停止生产而消失。1951年7月，盘踞缅甸境内的军残部和派遣特务，除经常入境武装窜扰破坏外，首次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各种手段，经常变换各种方式，通过投入各种版别的假币损害人民币信用，扰乱金融和物价，中国人民银行宁洱中心支行首次开始部署各分支机构开展反假货币工作。
1953～1957年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时期，普洱市的边疆工作，按照中共中央“慎重稳进”的总方针和中共云南省委的要求，根据边疆地区不同区域社会发展状况、经济文化现状、民族分布状态等情况，分别采取和平协商的办法，以及用民主改革的办法，不划分农村阶级，不搞，通过组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简称“直接过渡”），在完成上述改革和禁银各项条件成熟之前，边疆地区仍未宣布禁止银元流通，但人民币已经基本占领边疆地区主要市场，银元仅在靠近国境的少数乡村市场流通。“一五”计划期间，普洱市金融系统以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针，围绕着实施“一五”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而开展工作，通过各项金融业务活动，广泛聚集社会资金，大力支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促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决定，贷款大力支持贸易和工业企业，增加生产，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壮大国营经济；认真执行“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方针，把农村金融工作放在首位，结合不同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经常派出大批人员，长期深入农村，集中大量物力和财力，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发展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通过加强货币信贷管理，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稳定市场物价，为全区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通过信贷支持，促进了全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国营和集体工业、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普洱中心支行及其分支机构在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人民币的过程中，为了扩大人民币流通范围和流通数量，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还以人民币发放了大量农户贷款，扶持农民用于购买耕牛、农具、籽种和口粮。“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全市统一货币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1955年，在西盟佤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境内，随着西盟佤族社会的发展进步，通过大力推行人民币，食盐最终退出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角色，标志着历时1000余年食盐实物货币使命的终结，在中国货币史上创下食盐作为实物货币流通时间最长、退出流通时间最晚的记录；制钱最终退出货币流通领域，标志着制钱历史货币使命的完结。1956年，西盟佤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正式通过《西盟直接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随着西盟佤族社会由不完整的奴隶制社会直接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禁种罂粟、禁吸鸦片和禁贩鸦片，大力推行人民币，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从1938年以来一直作为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鸦片，最终退出实物货币的历史舞台，在中国货币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录。“一五”计划期间，普洱市在边疆地区实施统一货币，建立人民币一元化市场，禁用银元及其辅币的工作中，针对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交通闭塞、商品匮乏、文化不发达、敌特窜扰破坏、对敌斗争形势严峻的特点，从加强民族团结，充分照顾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稳定边疆，巩固国防，稳定金融，维护人民币信誉的大局出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慎重稳进”、“联络感情，搞好关系，十分慎重地长期工作，切忌性急”和中共云南省委“团结进步，团结对敌，团结生产”的方针，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经过长期开展夯实基础的各项工作，推行人民币取得成功，边疆地区统一货币胜利在望，即将成为人民币一元化市场。
1958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通过实施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普洱市建立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标志着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人，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统一货币，以人民币为市场唯一法定本位币，建立人民币一元化市场，奠定了稳固的基础。经过开展长达8年的推行人民币工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驱逐外国货币，人民币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有较高信誉，各族人民群众自愿要求禁银，禁银条件完全成熟的基础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正式宣告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普洱市最终完成统一货币的历史进程，结束了历史货币与人民币、中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混合流通的历史，人民币成为唯一法定货币，实现市场货币流通人民币一元化，开创了普洱市货币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新中国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在普洱市最终得到贯彻实施，禁止银元及其辅币流通，统一货币工作，在普洱市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全国范围来看，除自治区以外，云南省普洱市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同为全国禁银最晚的行政区。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币真正成为法定的、唯一的、稳固的、坚挺的货币，普洱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疆地区商品交易中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形式逐渐消失，货币真正成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人类社会发展犹如奔腾不息的长河，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普洱市完成统一货币的历史进程，实现市场货币流通人民币一元化，在普洱市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标志性地位，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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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辽市旅游资源及其发展现状
通辽市位于内蒙古东部，松辽平原西端、科尔沁草原腹地，全市总面积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09.46万人，其中，蒙古族147.7万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通辽市依托现有旅游资源，积极完善旅游要素市场，“孝庄故里、中国马都”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沙漠峡谷、牧民家园精品游、山地草原风情游、原始草原生态游、农家乐、渔家乐体验游、科尔沁宗教文化探秘游、沙漠探险、体育健身游、科尔沁红色经典游等线路深受游客青睐，通辽市旅游业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截至2009年末，通辽市共有景区（点）42个，其中国家4A级景区1个，3A级景区9个。星级饭店25家、旅游服务推荐单位26家。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6.5万人，间接从业人员32.5万人。通辽市旅游业收入从2000年的0.9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50.9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5.63%，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从2000年的0.65%上升到2009年的5.07%（表1）。显然，通辽市旅游业规模在不断扩大，旅游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表1 2000-2009年通辽市旅游经济指标
（二）融资难仍然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虽然通辽市旅游经济发展快速，但它面临的融资难题仍然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1.信贷投入不足
长期以来，通辽市旅游业资金需求一直难以得到满足。尤其2005年以来，通辽市旅游业贷款需求猛增，但贷款满足率较低（见图）。以2009年为例，通辽市旅游业贷款需求9.4亿元，但通辽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旅游业贷款余额仅为1200万元，占贷款需求量的1.28%，并且只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包商银行对旅游业发放贷款。
2005-2009年通辽市旅游业贷款需求及满足情况统计图
2.信贷产品不全
目前，通辽市金融机构用于支持旅游业的信贷品种不全，四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缺乏针对旅游企业的信贷品种，区域商业银行包商银行也没有正对旅游业的贷款品种，邮政储蓄银行现只针对贸易商户进行贷款，贷款品种有小额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两种，对旅游业的应有支持处于停顿状态。
3.企业融资渠道狭窄
调查显示，2005-2009年，通辽市旅游业累计投入资金达11.64亿元，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四部分。其中政府投资2.14亿元，占18.38%，主要用于景点的新建、扩建和改造和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商投资（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方式）为8.28亿元，占71.13%；民间投资为0.98亿元，占比为8.42%；金融机构贷款为0.24亿元，仅占2.07%，主要以房产抵押、小额信贷的方式投向了农户、专业经营业户。金融对旅游经济的投入严重不足，使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二、旅游业的融资需求与信贷配置的矛盾
（一）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与旅游企业现有实力不匹配的矛盾
现阶段，各金融机构的评级授信系统都由主管行（主要是一级分行）统一制定，没有专门针对旅游企业特点的评级授信和审批体系，这些定量或定性的评级授信条款成为多数旅游企业难以逾越的门槛。如因辖区旅游企业信用评定等级无法达到中国银行市场准入标准，无法获得贷款支持。中国银行信用评定系统是将旅游企业连续3年的财务报表录入系统，系统自动打分，对低于BBB级别的不准入，通辽市所有旅游企业信用评定登记均在BBB级以下。又如农业银行只允许4A级以上旅游区信贷准入，而通辽市仅有一家4A景区；工商银行目前不允许旅游企业信贷准入；建设银行重点营销的是大客户，同时因信贷人员少，忽视了小企业的贷款申请。
而目前通辽市旅游企业是“小、散、弱”，市场竞争力不强，还没有形成合力，自身积累能力和发展条件比较差，制约了自身的融资能力。
（二）金融机构经营盈利性与旅游业融资内在弱质性的矛盾
通辽市旅游景区的服务单一，配套设施缺乏，使得旅客在景区的旅游成了纯粹的观光旅游，对景区周边也未起到很好的辐射作用，收益前景不确定增加，难以达到金融机构对资金盈利性的要求，阻碍了金融资金的逐利进入。具体来讲，一是由于旅游业贷款回收的长期性，审核此类贷款的多为一级分行甚至总行，而通辽市旅游的许多景区项目远达不到其核准的最低限要求；二是旅游景区的实际有效收益来自建成后的门票、住宿费等相关收入，建成前景区的基建设施由于其固有特征而不被认定为有效的抵押品。承包给企业经营的，也大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等有效抵押品；三是部分景区属于公共景区，经确权后，地方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不能作为承贷方来要求借款，影响了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如农业银行将旅游业列入机构类客户，与卫生、教育、财政等事业单位一样对待，因无独立法人资格，无法列入公司类客户给予信贷支持。
（三）金融机构信贷审批过程冗长与旅游业资金需求“短、频、快”的特点相矛盾
目前，企业申请贷款的程序基本上是“企业申请——基层行初步调查—向上级行申报评级授信—企业用信申请—办理抵押手续—申请上级行审批（或备案）”，经过层层申报、调查、审批、批复，一笔贷款从企业申请到批复用信，时间至少在45天至70天。而且银行出于收益最大化原则考虑，对企业申请的短期贷款多要求期限定为一年。而通辽市旅游企业所辖景区多以典型的草、牧场为主，受季节性影响较大，对资金的需求表现为季节性强、时滞短。在调查中，企业反映银行贷款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审批时间长、手续繁杂和贷款门槛高、贷款难获得两点上。如通辽市莫力庙旅游区在旅游旺季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但是等贷款审批下来草场已经枯黄，旅游旺季已经过去，企业错过了最佳需要用钱的时机。
（四）金融服务落后与旅游业信贷品种需求多样性的矛盾
发展旅游业给金融服务提出了多元化的需求，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品种，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法，提高服务质量，提供更为便捷和安全的金融服务。而目前通辽市旅游消费的结算方式仅为现金，在全市旅游景区没有设立金融服务网点，POS系统、ATM机均未引入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和景区游客所需的金融服务难以得到满足，金融供给缺失。
（五）金融机构审慎管理与企业诚信意识不强造成企业融资难
金融机构的审慎管理制约信贷资金投入旅游业。金融行业的贷款控制首要的就是控制风险，旅游业项目贷款一般属于中长期贷款，金额巨大且回收期长，因此多数金融机构均未把旅游业视为信贷的支持对象。如建设银行总行按照行业不良贷款率排名将旅游业、餐饮业、娱乐业列入高风险行业，旅游业贷款必须经过一级分行准入。加之由于金融机构对景区的旅游管理、发展规划、项目可行性、预期收益等不了解，在审慎原则的指引下自然不愿冒风险来提供资金。
同时由于信用环境与企业诚信意识不强造成企业融资进一步困难。如由于工商银行通辽分行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居高不下，2004年工总行对通辽分行中小企业贷款全面停牌，直到2010年2月才批准复牌。虽复牌，但只允许做国内贸易融资一种，并且只能以核心企业应收账款为还款来源，即使旅游企业资质符合工商银行信贷风险管控要求，但因工总行的信贷政策规定仍然无法准入。
（六）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与旅游业信贷担保需求急剧增加的矛盾
目前，通辽市共有担保机构9家，其中财政参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2家，并且注册资金规模小，担保能力低、服务面窄、手续繁杂，而且对担保企业设置了许多苛刻的反担保条件，从而限制了旅游业担保贷款的使用。另外，中介收费环节多、融资成本过高、评估结果失真，也成为制约融资工作的重要因素。客户与金融机构达成贷款意向，按照贷款程序，最终取得贷款仍需要经过保险、房产等中介机构的评估，这些部门都收取一定的费用。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收费标准偏高，造成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过高，制约了旅游企业融资能力的发挥。
三、解决旅游业融资难的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减轻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的风险压力
1.制定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提高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一是政府应结合通辽旅游业发展的实际，对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前景、产业布局及其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作出全面的规划。二是整合旅游资源，按照现代经营理念和公司治理结构要求，积极组建旅游业开发投资总公司和旅游集团总公司，提升旅游业整体实力。三是政府应加强信贷政策与旅游产业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衔接和协调，政府部门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选择重点开发项目时，应注意吸收银行业参与评估论证。四是地方政府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对基层政府考核内容，增强基层政府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积极性，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旅游业贷款的支持力度，缓解旅游业融资难的困境。
2.发挥财政资金主动性和带动性强的优势，减轻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的风险压力
一是为提高银行信贷投入旅游业的积极性，建议地方财政部门对金融机构发放的旅游业贷款给予贴息政策，同时由财政部门和旅游企业共同出资建立旅游业担保基金，在解决旅游企业贷款担保难问题的同时，利用担保基金的放大效应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旅游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二是设立旅游业发展资金，由地方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实行财政专户储存、滚存使用专项用于旅游规划编制、宣传营销、资源保护、表彰奖励及对重点景区环境、道路、景观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三是简化旅游业贷款在抵押登记等方面手续，并减收抵押登记费用，降低旅游业的融资成本。
（二）人民银行加强窗口指导，引导信贷资金向旅游业倾斜
1.人民银行要发挥货币政策窗口指导作用，出台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或信贷指引，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制定信贷计划时，应注重信贷投向重点与经济发展重点，大力支持发展旅游产业、优势企业和拳头产品，确保有市场、有效益的重点项目的资金需要。
2.人民银行应充分利用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旅游经济持续发展。同时，鼓励开发生产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用品，并按总行关于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实行利率优惠利率给予贴息支持。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和信贷产品化解旅游业融资瓶颈
1.完善金融服务。银行可利用营业网点柜台、ATM机、电话银行、自助银行等功能和信誉，与旅游企业签订协议，接受委托，开办旅行社报名收费、门票预订和上门收款等业务；还可广泛开办如保管箱出租业务、个人旅游支票、旅游平安险种等业务，并且通过银行信用卡的便利为境内外旅游消费者提供多种服务。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实现网点覆盖各主要景区，并配齐ATM机、POS机等金融服务设施。
2.创新信贷产品。金融机构应根据旅游企业性质、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特点，推出特定的信贷品种；针对旅游景区景点投资规模大、资金需求额大的特点，尝试推行银团贷款模式。
3.创新贷款担保方式。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开办收费权质押、经营权质押等多种贷款抵押方式，改变目前旅游业贷款落实抵押担保难的尴尬局面。
4.实行贷款利率优惠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对发放的旅游业贷款实行利率优惠，较其它同类同档次贷款利率优惠10%-20%。
（四）积极探索多种融资方式，努力实现旅游业融资渠道多元化格局
一、制度约束背景下微观主体几种制度创新途径
（一）通过非法途径突破现有制度框架
虽然现有票据制度明确限制了融资性票据的发展空间，但事实上经过“技术操作”披上真实贸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大量充斥市场。据宁波市一项调查：2004年宁波市商业银行办理的商业承兑、贴现业务，表面上虽有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文件，但实际上有80-90%无真实贸易背景。当前非法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采取开新票还旧票的方式对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出票人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二是为无效商品交易合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三是超商品交易额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四是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贴息申请人为非贸易合同的签订人；五是为贸易合同不真实或者无贸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承兑汇票办理贴现；六是为同一号码的增值税发票办理多笔贴现等。这些现象早已存在，而且随着企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更具隐蔽性。
（二）通过合法的渠道突破现有制度框架
主要体现在关联企业或者集团企业相互做票。一是出票人申请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由关联企业作为持票人申请贴现后再将资金转回出票人；二是企业集团向下属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下属企业向银行贴现后再将资金转回集团企业；三是同一法人代表各个企业之间签发票据，由持票企业申请贴现后再将资金转回出票企业。这些行为显然不符合当初《票据法》的立法初衷，但由于不违法，且缺乏监管法律依据，从而为融资性票据发展提供了变通空间。
（三）通过地下渠道突破现有制度框架
在当前我国正规渠道票据融资功能不足的情形下，民间票据融资以其信息、效率、成本的优势对正规票据市场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钱涛（2005）对浙江永康民间票据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浙江永康存在大量的“钱票”交换式的民间票据交易，“目前永康民营企业手中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年流转量约为45-50亿元，永康民间票据交易的规模约为15亿元”，“民间贴现利率比同一时期银行贴现利率更低”，资金宽裕的企业通过购买票据来投资获利，永康地区的流通票据更多地成了一种投融资工具。另有资料表明：拥有众多煤矿出口企业的山西省，票据贴现需求一直十分旺盛，在正规票据市场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民间票据融资交易非常活跃。据统计，2005年，山西全省民间票据融资额占全部民间融资额的比重达40%以上。民间票据贴现的主体大多是银行关系人和资金充裕的企业，交易时可以不要求提供贸易背景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等必要文件，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票”方式，手续简单，方便快捷。山西省一位长期从事票据买卖的“银行关系人”表示，经他办理的票据贴现资金一般48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账。在利率方面，民间贴现利率也低于商业银行贴现利率，一般在32%以下，而商业银行的贴现利率一般在35%-38%左右。
（四）通过正式制度供给突破现有制度框架
作为票据市场的行动主体，央行正不断增加制度供给，使票据市场潜在的“外部收益”内部化，这不仅推动了票据市场制度边界扩张，而且也支配着中国票据市场制度创新的进程。2004年10月18日，央行了《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合格机构投资人发行短期融资券；2005年5月24日，央行《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以及《短期融资券承销规程》、《短期融资券信息披露规程》两个配套文件，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发行短期融资券。央行推出的企业短期融资券，实质上是一种融资性的无担保商业本票，类似于国外的商业票据，弥补了融资性商业本票的空白。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有61家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79只，筹资金额1424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融资规模远远超过同年企业债、首发、配股等筹资额。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转贴现自10月1日起可不再对买入票据是否具有真实贸易背景进行审查，转贴现开始回归其资金业务面目，这也可以看作中央银行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的一个举措。
以上票据制度创新可用图1的灰色区域表示，它存在于真实票据制度框架外、融资性票据制度框架内，表明一部分初级行动团体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制度创新正不断突破现有制度框架，获取存在于融资性票据制度内的潜在利润，它也预示了今后票据制度的变迁方向。
二、我国票据市场发展趋势及制度变迁路径
根据以上票据制度创新实践分析，并结合国际票据市场经验，可以认为，在当前我国票据市场存在制度供给滞后于制度需求的非均衡状态下，票据市场发展也即票据制度变迁的方向，应是建立以票据无因性理论为基础的票据制度体系，通过有序发展融资性票据来推动票据市场发展。这一结论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涵：一是票据种类日益齐全。不仅包括现在的银行承兑汇票，还包括商业承兑汇票，更包括企业为筹集短期流动资金而发行的纯粹融资性票据。二是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日趋广泛。不仅包括中央银行、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企业，还包括中小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和居民个人。三是票据市场的功能日益得到充分发挥。票据市场的功能不仅包括现在的交易、结算功能，更包括票据市场的融资功能及货币政策功能。四是票据市场的监管规则发生相应变化。过去的真实贸易审查标准将逐步弱化，除必要的票据在签发环节进行真实贸易背景审核外，其余环节和其他票据将不再审查真实贸易背景。
总体来看，我国票据市场发展将有以下的变化：一是票据市场的功能定位将发生变化，将更多考虑繁荣票据市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等，融资性票据将获得合法经营权，经过一段时间市场检验和合理引导，将逐步占领市场的主导地位。二是票据市场电子化程度将日益提高，可以预见，无纸化票据（即电子化票据）将逐步在票据市场流通。今后一段时期，电子化票据和纸质票据并行流通也将成为市场的基本特征。与此相应，必要的配套法规如“电子签章法”、“电子票据规章”等也将逐步建立起来。三是随着票据市场的逐步繁荣，央行在票据市场上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增多，票据市场利率将逐步成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四是短期贷款票据化、商业票据证券化将成为票据市场的一个主要特征，以进一步解决商业票据的流动性问题。
为减少票据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协调成本，减少制度变迁的机会成本和震荡成本，快速高效地实施制度变迁，金融管理当局在制度供给中会依照渐进的制度变迁路径进行，即先试点后铺开，以增强制度变迁的可测性和可控性。具体来说，票据市场制度变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坚持票据真实交易的政策背景下，加大对票据市场金融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关注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松对真实票据制度的管制，有意识引导融资性票据的发展，具体来说可先行试点，形成经验后再予以推广，以积极培育更多的初级行动团体。第二阶段：融资性票据合法化，与真实交易背景票据并行。在此期间，融资性票据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以前的灰色地带变成了阳光地带，但由于初期管理当局经验不足，各地市场发育程度和信用环境存在差异，各地金融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同时，由于市场对融资性票据有不断认知和熟悉的过程，因此，融资性票据的发展也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融资性票据处于从属地位。第三阶段：融资性票据占主导地位。随着相关制度日趋成熟，融资性票据的前期发展对市场其他主体产生了正向激励和示范作用，融资性票据也越来越得到更多主体的认同，票据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发行量显著增多，融资性票据已占据主导地位，票据市场成为货币市场中最重要的子市场。票据制度变迁可用图2表示。
三、相关政策建议
（一）在无因票据理论基础上修改完善《票据法》及相应规章
一是启动《票据法》的修订工作，除确有需要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情形以外，确立票据无因性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要相应的修改与《票据法》相适应的具体行政法规，比如修改现有的《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管理办法》有关真实交易背景的条款等。二是考虑到电子票据的发展问题，将电子票据纳入《票据法》的规范和调整范围，同时，针对此前
提到的《票据法》中关于持票、等方面的制度缺陷一并修改调整。三是相应补充、修改、调整涉及到融资性票据监督管理的有关法律规章。
（二）培育和完善票据市场主体
通过相应的制度供给，放宽对市场主体的限制，广泛吸纳中小企业、中小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票据市场结算、融资，推动市场多元化。扶持和鼓励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和公司发行商业汇票，培育和发展票据专营机构，进一步繁荣票据市场。
（三）继续强化信用建设，为票据制度变迁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强化立法约束，对不守信用者以及票据欺诈和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二是加强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对其他的制度安排有着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三是加强对失信企业的执法力度。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付款或有意延票、压票的行为要由监管部门严密监管并在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库中予以披露，视其情节轻重处以警告、罚款直至取消其票据市场参与资格。四是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完备的信用信息系统，为信用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四）充分引导各制度变迁主体进行积极的制度创新
营造鼓励和支持制度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减少制度创新的外部性，充分激发各微观主体创造性。监管部门应逐步改变监管理念和方式，更加注重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不应过分注重监管而忽视金融创新，监管部门自身应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初级行动团体角色。
（五）规范资本市场，增加股票市场投资性，逐步打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渠道，实现金融市场一体化
目前我国股市内幕交易以及操纵市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股市还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投机性过强、股市波动大，这也是吸引票据市场短期资金大规模流入股市的重要原因。因此，严查股市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增强股市的投资性，也是开放融资性票据的一个重要前提。
近期随着民营银行有关的政策与信息的密集出台，设立民营银行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事实上，有关在我国设立民营银行的讨论已经是老生常谈。早在建国初期就有民间资本入股的说法，1985年开始陆续成立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民间资本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1996年组建的中国民生银行，从出资人到治理层全部都是非公有制属性，是我国民营银行正式在金融舞台上崭露头角的重要标志。期间十几年的时间里，相继也有许多政策直接间接的涉及民营银行的推广问题，直至2013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2014年8月由银监会披露首先建立3家民营银行试点，掀起民间资本的拥有者民营企业发起设立民营银行大涨的热潮。但在热潮背后，我们必须清醒的思考，我国建立民营银行的背景条件是否完全具备，在哪方面还有欠缺，应该如何补救完善？到底成立民营银行在我国，对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金融改革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
二、我国民营银行的内涵与特征
1.民营银行的概念
一直以来理论界对民营银行的概念都存在分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种认为从产权结构来界定民营银行是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第二种认为从服务对象界定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第三种认为市场化的经营机制界定民营银行是新的具有市场化经营机制。笔者认为综合这三种理论其实简单来说，民营银行必须是由间资本发起设立，或者主要出资人是民间企业的银行，而且按照市场化方式来治理经营，但民营银行的服务对象不一定只能是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民营银行，可以打破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上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一垄断局面，促进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改革。与传统银行和国有银行相比，民营银行有着自身的特点。
2.民营银行的特征
（1）民营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比较的特点
首先，民营银行由民间资本占主导地位，而传统银行业尽管很早就引入了非公资本，但传统银行业的控制权始终牢牢把控在政府手中；其次，传统商业银行依靠政府的制度性，收益上缴国家，风险也由国家政府承担，而民营银行的风险自担和收益自营。比如早期设立的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是以非公企业和个人出资建立的，股权以民间资本为主，名义上属于民营银行，但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是要成立完全民间资本主导的商业银行。现在公布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正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2）民营银行与国有银行比较的特点
首先是民营银行的经营管理权包括人事管理等均不受任何政府部门的控制，都由民营银行自主决定，民营银行自享利润，民营银行经营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投资控股者完全享有所有利润；其次民营银行的产权结构主要是私营性质的，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主，因此，民营银行是我国国有金融体制的重要补充，通过建立民营银行会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并且带动影响我国的国有金融企业改革。
三、我国民营银行设立的背景条件分析
1.民营银行设立的背景
早在建国初期就有民间资本入股银行的建议，从1985年开始，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成立，其中民间资本就占有一定比例，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在北京组建的中国民生银行，是民营银行正式登上我国金融历史舞台上的重要标志。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相继也有许多政策直接或间接的提及民营银行，直至2013年9月银监会通知，表示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紧接着2014年1银监会官方网站信息，透露民营银行将在2014年实行有限牌照首批试点3-5家。2014年3月中国银监会再次披露，目前已选择部分民营资本共同参与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开展试点的首批5家民营银行。2014年7月银监会近日已正式批准三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至此掀起民间资本的拥有者民营企业发起设立民营银行大涨的热潮。据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民间资本融资已经超过了3.5万亿元，民间借贷的存量资金增长30%，产生了巨大的民间金融市场。近年来，由于民间借贷引发的金融纠纷和违法违规事件频频发生，日益逐步壮大的民间资本找不到适当的投资出路，因此，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进入银行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民营银行，给予民间资本合理正向的引导。长久以来，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发展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为资信相对差弱的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提供的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的金融服务产品缺乏。而目前传统的金融机构供给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渴求，使得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供需矛盾凸显，导致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矛盾激化，经济结构的调整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建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是应时代之需。
2.我国设立民营银行的条件分析
（1）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为民营银行发展提供机遇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金融市场即将完全开放，大批外资银行涉入各种国内银行经营的业务，国内金融市场竞争将愈演愈烈，在对外开放金融之前，要先开放内部的金融市场，也就是说，在我国完全对跨国银行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前，应当先把金融市场对国内银行开放，对非公有制资本开放银行业，即允许建立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持有者组建民营银行，作为我国传统银行的必要有益的重要补充，形成健全高效的国内银行体系，促进国内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趋利避害，不断发展壮大。
（2）中小企业的兴盛，民营经济的发展召唤民营银行
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历史决定现阶段，我国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会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进程长期存在，占据我国经济结构的主体地位。而我国的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原因普遍存在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的问题，为了满足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需求，我国的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市场正在成长，但低廉的交易费用和微小的效益无法吸引现有大型国有银行的加入，而民营银行却对民营经济有天然的亲和号召力，建立的民营银行将根据自身特有的客户信息优势，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3）完善银行业市场结构的需求为民营银行的发展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建立。目前，在我国金融市场上国有银行业形成高度的结构垄断与经济市场化、多元业的发展发生激烈冲突。银行结构调整势在必行，需要除少数大银行外 多的地方性中小银行同时存在，共同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各自的作用。我国的地方性商业银行数量不足，少数大国有银行资金相对集中为大中城市的大型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小城市或农村地区及中小企业的基金需求有待出现相应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完善我国的银行业市场结构需求为民营银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设立民营银行应注意的问题
民营银行产权清晰的经营特点会促进商业银行股权资本和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提高服务效率，给经济发展带来旺盛持久的活力。但在民营银行的设立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为了让民间资本的持有股东能够自担风险，要对其资质设立较高的准入标准，严把入门关；其次民营银行要更多地关注中小微企业的业务需求，提供与大中型银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和创新产品，并与其服务形成互补。最后，采取全新的服务理念，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健全银行业分类监管机制，针对民间资本特性加大监管力度。
四、我国设立民营银行的重要意义
1.推进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进程
全球金融国际化的浪潮下，中国银行业抵制不了外资银行“走进来”也无法不“走出去”，我们必须参与国际金融的合作与竞争。然而由于我国的以国有银行为主的大量商业银行是政府行为占主导地位，这样的经营模式西方社会并不认可，很难进入海外的主流金融市场，并且金融监管下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多进行保守经营，很难提供个性化本地化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吸引当地客户，难以与当地银行竞争。迫切需要差异经营的其他银行推进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步伐与进程。
2.利于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吸收民间资本金融银行系统，可以提高金融中介的服务效率。因为资本来源促使民营银行可以更好地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填补目前国内银行业务的空白和盲区，更好的缓解金融市场相对资金供需间的矛盾，并对实体经济的繁荣发挥重要作用。民营资本的参与有利于强化现有行业内的竞争，有利于刺激民营银行通过提供差异化的特色服务获得金融市场的一席之位。目前我国国内的银行体系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动力不足，而民营银行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更具优势，信息传递效率高，从而提高银行金融服务的效率，、
3.拓展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
近些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十分充足，并且对金融市场充满了强烈的投资欲望，但合适的投资渠道并不太多，使得民间资本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地下金融”活动，设立民营银行可为民间资金开辟较好的投资渠道，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规的金融领域，疏导民间资本的投资路径，避免民间资本投资的盲目性，发展民营银行可以吸收丰富的民间资木，将之转化为投资，实现民间资木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4.体现金融体制改革决心
其实，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起步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30多年的金融改革，虽然已经解决了一些基础性问题，但是面对完全开放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竞争，我国金融市场改革之路依然漫长。设立民营银行必将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同时作为新生事物，民营银行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很难实现一帆风顺，有可能改变原有的银行业的格局和结构，可能遇到许多困难障碍，产生一系列不愿看见的不良影响，但民营银行的设立是发挥市场决定性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的决心。
为了对中国银行业的信息化状况有一全面的了解，记者采访了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景学成。
银行信息化初具规模
记者：信息化能给我国银行业带来什么？
景学成：中国各商业银行初步构建了行内统一的计算机数据系统平台，使其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提升。这标志着银行信息技术应用实现了集约化经营，科技管理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为下一阶段管理信息化战略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缩小了与国际现代商业银行在技术平台上的差距。
记者：在谈到银行信息化时，我的第一印象是网上银行，通过网上银行可以购物、转账等非常便利。请您介绍一下银行信息化包括哪些内容，我国银行业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哪些进展？
景学成：从中国商业银行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来看，主要包括通讯网络、数据处理中心、机房和大中型计算与各类服务器、大型数据存储设备等。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框架已经基本构成。我国银行业已有大型计算机系统近300台套，中型计算机系统近1500多台套，小型机近2200多台套，各类服务器约14万台，PC机约50万台，银行终端约40万台，自动柜员机约5万台，销售点终端约为30万台，自助银行近2000家。
记者：商业银行的信息化做的不错。那么央行是不是做的更好？
景学成：是的，央行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可以说成就显著。支付系统建设成就显著。去年10月8日在北京和武汉推行了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并力争在今年6月推广到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11个城市，并且尽快推广到所有省会（首府）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其他城市。一个以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商业银行行内汇兑系统和同城票据交换系统为基础，现代化的支付清算体系已基本形成。
中国人民银行紧紧围绕中央银行职能，加快信息系统建设，在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推广应用的原则指导下，先后开发推广了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银行登记信贷查询系统、中国外汇交易系统、农村非现场监管系统、货币发行系统、国库综合业务系统等系统，提高了办公效率和管理水平；加强了计算机系统安全建设和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了银行计算机安全组织机构，加强了安全体系建设，完善了计算机安全管理制度和规范。
银行信息化的压力
记者：从以上介绍来看，中国银行信息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发展程度还不是很高。由于银行业与其他各行业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其他产业信息化的提高，你认为银行业是否受到了来自经济领域中各个方面的新压力？这些压力是什么？
景学成：确实是这样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要求，都对银行业信息化形成了压力。
一方面是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资本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公司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资本。各证券公司、投资基金，散户股民均能通过与交易所的网络进行证券实时交易。而证券公司的资金大多存放在银行，因此证券业的高度信息化必然对银行信息化提出新的要求。
另一方面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额提高，消费者需要银行提供更多的适合消费者的产品来满足需要，例如：自助银行、个人理财、投资咨询、网上支付结算待遇。而这种新产品的开发是与银行信息化、计算机网络的大范围应用分不开的。
再次是来自商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压力。目前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尚不健全，建立健全商业银行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需要大力推行金融信息化的步伐，以信息化促进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健全，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更为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此外，利率市场化和2006年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都需要银行实施更强的风险管理措施。
还有来自外资银行的压力。外资银行虽然必须按照我国的金融企业管理规定实行分业经营，但外资银行在国外母行一般都实行混业经营，将会支持在华分支机构对中资银行形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优势。中资银行本身的混业经营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出现了中信、光大、招商、民生等金融控股集团。在混业经营的趋势下，信息化管理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银行信息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记者：您认为我国银行业信息化系统还需要进行哪些完善？
景学成：目前，中国银行信息化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促使银行信息化不断加以更新、数据集中应用程度不够和各商业银行在信息化领域发展不平衡等原因，我国银行信息化系统还需要大力加以完善和改进。
首先，信息化管理不平衡。在业务系统方面，我国银行业在电子化方面已经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各个银行的主要业务操作都实现了电子化，已经建立了以账户为中心的系统，正在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系统，银行电子化的水平与国外的差距并不大。但在管理信息化方面，我国银行业与国外银行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系统方面，有不少银行仍限于简单的电子化。
另外，数据集中应用程度不够。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己基本实现了数据的集中处理，但数据集中并不能直接并不能直接带来银行经营水平提高和风险管理的改善，只有充分的应用集中的数据，实现业务和管理集中才能真正提升银行的竞争力。从数据集中，到业务集中，再到管理与风险控制集中，是中国银行信息化的发展途径。
银行信息化的策略
记者：中国的银行业今天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如何应对挑战？
景学成：面对新世纪和加入WTO的挑战，我国商业银行要加快集中式数据中心的建立完善，实现集约化规模效益，向银行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功能的服务；积极发展网络银行金融服务，拓展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电子商务网上结算、自助银行等新业务。
这是中国银行家大有作为的二十年，也是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黄金二十年。此间私营银行保持着旺盛活力，企业家精神日渐生成，银行家的独立精神及人文关怀，至今令人怀念。
银行家群体崛起
1915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银行家群体的形成之年。
在上海，“南三行”正掀开历史新一页：陈光甫为总经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叶景葵任董事长、蒋抑卮为常务董事的浙江兴业银行总部由杭州移沪，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更名改组，其上海分行经理李铭正着手改革。
这一年，担任最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张嘉璈，相继结识了这些志同道合者——李铭、蒋抑卮、叶景葵、陈光甫，以及钱新之。对此，张嘉璈多年以后仍然难以忘怀：“一年之间，得结识如许金融人物，私衷极感兴奋。”
当时，除叶景葵年纪较大之外，其他都曾留学国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其中，留日回国的张嘉璈年纪最小，才26岁；留美回国的陈光甫年龄最大，也仅34岁。
这年7月，即上海银行开业两个月后，张嘉璈、李铭与陈光甫等发起银行高管（经理、副经理）聚餐会，彼此联络感情，交换信息，发表看法。他们认为，中资银行欲扩张业务，必须团结经营，并提出了成立银行公会的设想，着手筹办《银行周报》，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传统权力结构的变化，掌握资本力量的银行家开始觉醒，为谋求银行业自身发展，不再只是“仰政府鼻息”。1916年，他们抗拒执行中央不当政令，上演了金融界的“东南互保”。在此次反对袁世凯政权要求中行对其所发钞票及应付款项停止兑付的事件中，中行上海分行与一批正在崛起的商业银行采取了联合行动。
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为维护银行信用、拒不执行中央法令时，陈光甫、李铭、蒋抑卮为了不使北京政府将宋、张就地免职，以法律为武器，分别代表中行持券人、股东和存户，各请律师向法庭宋、张二人。因为诉讼未判决期间，政府将不能逮捕宋、张。
同时，中行股东成立商股联合会，以张謇、叶景葵为正、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将上海分行的抵制行动扩展为更大规模的抗争。新兴的银行家们为使银行“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正是成功抗拒停兑令，银行家群体以独立的姿态整体亮相，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首都北京及近邻天津，银行家群体同样在日益壮大。1915年，盐业银行、中孚银行相继在京城开业。日后成为著名银行家的胡笔江此时正执掌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周作民离开财政部加盟交行，开始了此后40年的银行家生涯。
1917年7月，当升任中行副总裁的张嘉璈北上就职时，吴鼎昌正接手盐业银行总经理，开始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周作民出任总经理的金城银行刚开业两月……一年后，上海银行公会、北京银行公会相继成立。新的社会群体——从事银行经营管理的银行家阶层崛起。
银行家群体的形成与崛起，除了传统权力结构、社会经济成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发展契机，实业救国思潮和实践的推动之外，便是新崛起的银行家群体自身有开阔的视野、强烈的使命感、了解国内外银行经营状况，他们的不懈努力，迎来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据统计，1915-1921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4家，1921年华资银行存款总额达5亿元。以上海为业务经营与发展基地的“南三行”（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和以华北为业务重心的“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与大陆银行），以及被称为“小三行”的3家官商合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共同构成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的中坚力量。
作为推动银行业繁荣的核心力量，此时银行家有理想、有担当。“服务社会”是其普遍信条，“辅助工商”为其重要经营理念。陈光甫提出：顾客是衣食父母；张嘉璈强调：顾客是永远正确的；浙兴银行成立时即强调“以发展工商为原则”；周作民说：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始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
新政权的“钱袋子”
1926年7月，以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对北洋军阀早已失望的银行家，纷纷将目光投向南方：北伐开始前即南下上海办公的中行副总裁张嘉璈，不时密令一些分行以现款支持革命军；北四行准备库协理钱新之代表财经界秘赴汉口向捐款；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也同样看好而献金；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则是较早与接触、并秘密为其筹款的银行家……
1927年3月，抵达上海后，以金融界人士为核心组成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陈光甫为主任，作为受蒋委派的筹款团体。4月初，苏沪财委会与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签署了月息7厘的首笔300万元垫款；二十多天后，再次与银钱两业公会签署月息7厘的300万元垫款。
南京政府的初期岁月，正是苏沪财委会为垫款、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二五库券）3000万元，为巩固南京政府提供了最主要的财政基础。
在借款或承销债券过程中，与中行、浙兴等银行曾发生冲突。面对的军阀作风，宋汉章、张家璈、叶景葵和陈光甫等银行家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一面。叶景葵明确表示，不愿承担分配给浙兴银行的40万元库券认购任务；曾经抗拒袁世凯政权停兑令的宋汉章，同样敢于坚持经营原则与蒋分庭抗礼。对威逼中行垫款，陈光甫积极斡旋，并以请辞苏沪财委会主任相争，从而使改变态度。
与此同时，国债库券正如人们所形容，它好似一根神奇的香肠：一头养活了政府和军队，一头喂饱了银行家。公债利息高、折扣大，二五库券月息七厘、五折计值，银行只需付票面一半的钱，到期却可收回票面的金额外加七厘利息，因而巨额公债的发行，将银行的命运与政府捆在了一起。
南京政府建立后，著名的银行家中，除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强力支持军阀孙传芳而遭通缉，宋汉章、张嘉璈及叶景葵等因的军阀做派而有所冲突外，其他主要银行家基本理顺了与新政权的关系。银行家的黄金时代没有因南北政权更迭而中断。新的政权开始时，他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这一时期，张嘉璈、陈光甫等银行家身上的现代意识、进取精神和民族主义热情，推动着中国金融的现代化进程。新政权建立后，怀揣壮大银行与关怀社会的理想，他们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同时，刚建立的南京政权羽翼未丰，仍需银行家们大力支持。因此，中国银行业在南京政府前期继续大步发展，银行家的黄金时代依然在延续。
“创业”第二波
在中央银行无所作为的北洋时代，私营银行的崛起是军阀混战时期的重要表现。南京政府初期，受过西方经济学系统训练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开始筹备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1928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宋子文兼任首任总裁。同时，南京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金融法规，厘清金融市场运行秩序，进一步确立了新式银行在金融业的主导地位。
与在北伐期间强迫筹集军费的做法不同，宋子文允诺未来财政部将严限军费开支，这使银行家们深受鼓舞。面对新时代，银行家们积极进取，拓展业务空间。
1928年10月，按照张嘉璈的意愿，中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张嘉璈任总经理。面对职能转变，张嘉璈决定西天“取经”，使中行真正向国际看齐。从1929年5月开始，张嘉璈历时10月，考察访问英美日等18国，促成了中行历史性的变革，并揭开中国银行业迈向世界金融舞台的序幕。
多元化经营是南京政府时期大型商业银行的普遍选择。陈光甫锐意改革，不仅使上海银行发展为国内最知名的私营银行，其开设的中国旅行社同样名闻天下；留学日本、有着财团梦的周作民和谈荔孙，分别将其执掌的金城银行和大陆银行向多元化发展，打造多元的银行控股集团。
李铭实行专业化经营和差异化竞争，使浙江实业银行成为专攻外企与外汇的著名商业银行……
“北四行”、“南三行”，“大三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小三行”等银行日益壮大。在与占金融市场统治地位的钱庄和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中资银行最终确立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主体地位。
社会中坚
在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张嘉璈、陈光甫、李铭等银行家，以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为基本取向，以发展壮大中国银行业为己任，成为民族金融业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中的很多人——张嘉璈、吴鼎昌、徐新六、陈光甫、李铭、谈荔孙等，都不愿当官，而是抱定实业救国之志。
不仅如此，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面对政府当权者的不当行为，银行家有勇气站出来，成为领导社会的中坚力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金融市场动荡，国家危难加重。面对宁粤政争不断，银行家们强烈批评国民政府。1931年11月，上海银行公会发表宣言称：南京政府成立五年来，兵祸不能息，匪患不能止，天灾不能防，连党国自身也不能保持完整。当此时局之下，必须结束纷争，团结御侮。
1932年1月，上海银行公会公开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停付公债本息方案，率领债权人抗争，最终迫使政府宣示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就筹款总额与金融界达成谅解。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财政与上海金融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金融界同意公债利率减低，每月还本付息期限延长，但为防止此后类似事件发生，要求政府文告写上“此乃政府与民众维持债信、调剂金融之最后决定，一经令行，永为定案”。2月24日，南京政府正式颁令，实施成立以来的首次公债整理案。
2011年11月23日，民生加银公布了新基金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基金的募集结果：31.99亿元，创下半年来新基金募集规模新高。
有意思的是，就在同期，建信基金公布了其建信恒稳价值混合基金的首募规模结果――8.68亿元，只有民生加银景气行业的1/4，建信基金为四大国有银行系公司。
新基金发行靠大股东帮忙，一直让银行系基金公司备受诟病。民生加银也受到市场的质疑，是否找帮忙资金？打开申购后规模会不会缩水？
对此，民生加银基金董事长万青元11月23日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此次新基金发行没有做任何合作的准备，并没有冲量的动作。2.3万个认购客户，90%多都是个人，应该是比较实的。”
大股东助推民生加银
对于民生加银景气行业发行规模高于其他基金，万青元表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这充分体现了民生银行的渠道价值，连银行自己都没有想到能发这么多；其次，目前处于相对底部区域，市场时机比较好；此外，市场对公司新构建的管理团队比较有信心。”
不过，据报道，民生银行曾下发一份内部认购民生加银景气行业基金的倡议书，建议民生银行员工按级别认购民生加银景气行业基金，认购额从5000元到8万元不等。而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将此次民生加银新基发行定性为“政治意义大于业绩考核”，要求各机构必须完成总行下达任务。
对于这种改变，业内多认为这或与前任董事长杨东在民生银行系统内话语权不够有关，其未有总行工作经历，而8月份新上任的董事长万青元来自民生银行总行，并仍兼任民生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对民生加银的渠道销售带来很大的变化。
一位银行系基金公司人士表示：“现在公司新基金发行难以再依靠大股东渠道来冲规模，同时在渠道费用上也与其他基金公司一视同仁。”此前，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就曾对记者表示：“每次股东的基金公司发新产品，大家都很抗拒，但是背着那么多任务又没办法。”
近期，几家大银行在制定2012年基金托管计划时都有意压缩托管数目，每月仅托管2只左右的基金。这或许会给银行系基金发行能力带来更大的影响。
股东看重资产管理平台
即使大势黯淡，银行系基金公司背靠大股东总能在发行上出彩，但这种现状在改变。
一位银行系基金公司对记者表示：“国有银行系基金公司高管由于同时是银行股东的员工，所以表现低调，这也决定了这些公司的风格不会太激进。在公开场合也很难觅到他们的身影。”
这或许也导致银行系基金公司内部公司治理和高管稳定性有较大分化。
成立以来四大国有银行总经理都未发生过变动，而其他银行系基金公司总经理都发生过变动。如浦银安盛的钱华2010年12月底就任，交银施罗德2011年1月迎来了战龙，招商基金2011年10月正式聘任许小松为总经理，民生加银新任总经理还未正式公告。
“相比银行系股东的收益，基金公司所能带给他们的回报是可以微乎不计的，但是股东更看重公司的相对增长率，有增长的预期。”上述基金公司人士分析。
不过，股份制银行控股的基金公司高管却更为张扬，比如万青元曾在微博上悬赏5000元竞猜首募规模，为新基金发行造势。银行系股东对基金公司的帮助还有哪些？怎么看银行系基金公司与其他股东控股公司的未来发展？
万青元对记者分析：“随着利率市场化，银行认识到传统业务靠存贷会面临挑战，将来转变方向就是资产管理。而基金公司正是资产管理的平台。”在他看来，未来银行转型很大部分要转到资产管理，提前打造一个资产管理团队，对银行未来的价值还是很大的，但现在其重要性还看不出来。
银行系基金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特色，一是债券投资，银行做债券的经验比较强，对基金公司会有帮助；二是银行跟上市公司联系相对紧密。正因如此，即便基金公司亏损运作，银行系股东仍加以支持。
如民生银行2011年中报数据显示，民生加银2011年上半年净亏损137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8.20%。此外，浦银安盛上半年亏损577万元。2010年，民生加银和浦银安盛分别亏损5490万元和3932万元，而交银施罗德、工银瑞信、招商和建信等公司净利润都在1亿元以上，交银施罗德以3.57亿元的净利润在60家基金公司中排第9。
万青元对此解释称：“毕竟基金公司很弱小，但未来价值很大。要想让基金公司的价值体现，不能急功近利。对于任何股东，做资产管理业务的基金总有投入期。”
银行系基金“一股独大”
“好的，董事长！”“放心吧，董事长！”“保证完成任务！”这是记者亲见一位国有金融机构总经理与董事长通电话时，郑重其事地表态。
这在国有金融企业控股的公司中，并非个例。而其董事长的话语权与现有8家银行系基金公司极为类似。这些公司董事长大部分来自银行系股东方，且银行股东均占第一大股东位置。
据晨星统计，券商系大股东的平均持股比例为47%，且持股集中分布在45%―55%，信托系分布在40%―51%，相比之下，银行系的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高达62%，股权更加集中。“原因之一是银行系基金公司是清一色的合资背景，这样就可以突破对中资股东49%的比例限制。”
除大股东，银行系第二大股东基本上都是外国资产管理行业大型业者，包括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法国巨头安盛、瑞士信贷等。晨星分析，这是由于银行系基金的成立时间比较晚，在股东的选择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性。
继首家银行系基金公司中银基金管理在2004年成立，随后2005年又诞生了三家银行系基金公司。银行的加入，加强了基金公司的渠道能力。作为传统的基金发行主渠道，银行系对子公司新产品历来都是倍加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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