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政府 市场 转型 博弈 共生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1、生产力水平比较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发展，通过资本主义改革或革命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资本主义因素与市场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就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受到多年殖民侵略和战乱使我国的经济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建国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战争创伤以及快速建立工业化基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慢慢显露出来，这种高度集中、政府安排一切的经济体制管的过严、过死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就促使我国开始探索更加有效率的更加合适的经济体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经济上的的灵活性、效率性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被我国引入，用以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
我国虽然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却是不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我国要建设与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含有资本主义意味的市场经济。虽然我们认识到了市场在发展经济上的优点，但同时我们更加要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他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处理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的影响等等问题都相继而来。如何处理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挑战。
3、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依靠经济自身的发展而建立的，因而市场体系比较健全。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历经多年却并仍处在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政府与市场在经济领域将会有许多摩擦与碰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开始进入攻坚期，继续改革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
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1、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
在我国现在的经济建设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一直不是特别明确的。目前经济建设中比较典型的边界模糊就是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首先，就是政府“越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关了太多应该交由市场来负责的事情。例如企业竞争，政府应交由市场来充分的优胜劣汰。其次，是政府“缺位”，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量巨大，市场在没有利益的公共领域几乎不发挥作用，而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作用就要明显加强。最后，是政府“错位”。中央政府与各级政府之间的重叠机构太多，重复性建设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什么是政府应该管、必须管的，什么是政府要退出，由市场来管的，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突破。
2、政府地位突出与市场不足
（1）政府地位突出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突出。首先，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虽然政府的职能在一步一步改革与完善，但这种经济转型期的历史阶段，使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指导与干预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其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必然占有主体地位，这就使政府在市场中又以一个竞争者的身份出现，他的权力必然会影响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他的这种既是指导者又是竞争者的双重身份使政府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比较突出。这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突出地位，使得“寻租”现象开始显现，权钱交易已渐露头脚。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会造成经济主体的不公平竞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2）市场体系不健全
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由其经济慢慢发展形成的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有比较系统的市场道德体系、诚信体系等等。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过来的，本身经济体系就不健全，除了商品市场外，资本、土地、劳务、技术、信息等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所必须的要素仍然很不完善。尤其是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还远远没有在各领域中发挥应有作用，市场体系仍不完善。这是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思考
1、界定政府权力，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是要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要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明确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方向，是要强化政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最基础作用，还是要继续强化政府的直接干预。在经济体制发展方向上，十决定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我国特殊的情况又决定政府主导作用短期内不会消失，这就必须要界定政府权力，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使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化。政府与市场必须分开，但我国目前政府的干预不可避免，那么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界定政府权力，防止政府越位、错位与缺位现象，同时防止权钱交易的形成。对一个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哪些权力与手段是现在必须要用而以后却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与日后都不能用的，哪些手段是需要长远坚持并不断改善的，这是政府权力界定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政府只有找到了自己作用的关键点才会在经济调控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政府培育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由于起步比较晚，体系还不健全，但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任务已刻不容缓。而我国的特殊情况又为市场经济的健全提供了一种比较新的发展模式。
首先，政府部分代替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比较晚，在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形成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引导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而且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政府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资源配置的职能，以推动市场经济的更好发展，这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期的国情决定的。但在我国市场经济相对成熟之后，原来由政府代替部分市场的资源配置就必须交还给市场，尤其是在经营性与竞争性领域，政府必须逐步退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大力培育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我国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是要想在短期内实现根本性转变，就必然会受到传统体制惯性的制约。新旧体系的碰撞不可避免的会引起经济观念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必然会造成利益调整等方面的冲突。这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提出挑战，在这种时期，政府就必须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找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3、政府与市场良性博弈、合理共生
首先，我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就必然会有新旧体制的碰撞，体现在经济关系中，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即政府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由政府向市场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中间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博弈。面对这种博弈，我党必须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找到突破口，实现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的逐步淡出以及政府职能的转换，真正做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
四、结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必然会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我国不断探索与创新，找到政府与市场的最佳契合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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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发展；体制转型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慈善事业驱动中国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2009AB—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管理指数测算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12AGL007）
作者简介：汪大海，男，管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C91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1-0096-07 收稿日期：2012-11-15
一、引 言
社会组织是对传统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或民间组织等称谓的一种中国式改造，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三类。依据交易费用分析范式，测算出社会组织交易费用，找出其影响因素，并深入分析其地区差异及形成机制，对于研究一个节约社会组织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是至关重要的，也是社会管理管理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一步。
目前社会组织交易费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性外在型交易费用和政治型交易费用测量两方面，研究方法多以定量描述为主。
对宏观性外在型交易费用的测量研究，主要是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测算某经济体或部门的外在性宏观交易费用，着重从绝对交易费用占GDP（GNP）的比重变化来比较分析。如Wallis和North[1]测算出美国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已从1870年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Dollery和Leong[2]、Dagnino和Farina[3]和Van Dalen和Van Vuuren对澳大利亚、阿根廷、日本、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地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量，张五常也估算出香港交易费用占其GNP的80%，Murrell[4]则测算出罗马尼亚的交易费用占交易增加值的比重超过20%；这些研究大多表明一个结论，即经济越发达，交易部门的规模也越大，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也越大。国内方面，缪仁炳和陈志昂[5]测算出我国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8.4%增加到2000年的43.2%，并验证了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正强相关关系；金玉国[6]则着力研究体制转型与交易费用的关系，分析得出体制转型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交易费用的提升。
对政治型交易费用的测量研究，主要是以公共部门为研究对象，测量出政府等公共部门的交易费用，并探索其特征及成因。如McCann、Colby和Easter[7]等以环境政策为例，分析了在政策选择和政策设计中，交易费用对政策的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影响；侯增周，王守宝[8]也支持这一结论，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品供给方面，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而金玉国等[9]则认为我国政治型交易费用主要受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两方面的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发展会导致交易费用一定程度的上升，而卓有成效的体制转型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交易费用的提升；卢现祥[10]也认为好制度就是交易费用低的制度；朱全景[11]认为转型会产生一定的交易费用，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不同社会资本之间的交易。因而，本文在探究社会组织交易费用地区性差异成因时，也将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作为重要影响因素进行考量。
本研究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1）首次以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数据实证测度了其绝对交易费用和相对交易费用规模；（2）基于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规模，引入了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两个解释变量，测算了边际效应系数，探索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决定模型；（3）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对各区域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离差进行因素分解，划分了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地区差异形成机制四种类型。
二、社会组织交易费用测算的
思路及方法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Ronald Coase于1973年首次提出的，但使交易费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Williamson[12]。而首次开拓性对交易费用进行测度的则是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Wallis和North[1]，其交易费用的测度方法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大量学者也进行了相关实践。在交易费用测量实践中，先期学者们发现，由于交易费用涉及到的环节较多，范围较广，对交易费用的完全意义上的测算，是很困难的，而且在现阶段也是无法完成。不过倘若借助Wallis和North的测量方法，结合后续很多学者的实证检验，则能比较轻松测量出交易费用，具体测算思路及方法如下：
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和交易部门，其中转换部门主要是指农林牧渔业、矿业、制造业和餐饮业等，交易部门主要包括即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咨询业、批发零售业以及公共交易部门，转换部门的交易费用以转换部门内从事交易服务的支援人数和薪酬的乘积来计量，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应该为其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其价值表现形式就是交易部门的增加值之和。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分为绝对交易费用和相对交易费用，其中绝对交易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的绝对规模，而相对交易费用则指绝对交易费用占同期GDP的比重。
按照官方统计口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属于国民经济16大行业中得一种，其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部门。很显然本文的研究对象社会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部门。因而，社会组织交易费用的测算公式如下：
根据表1测算结果，可对社会组织总量交易费用进行如下两层次的分析：
第一层次，基于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组织总量交易费用分析。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组织的绝对交易费用，还是相对交易费用，都呈现出增长趋势，其中绝对交易费用年平均增长率高出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2.15%）4.35个百分点；而相对交易费用的测算，由于引入了GDP这一控制变量，其年平均增长率相对平缓，为3.89%，且5年相对交易费用平均值为0.130 5%，大致上保持了一种稳态。
第二层次，基于三大经济区域的社会组织总量交易费用分析。三大区域①绝对交易费用也呈现出增长趋势，其中增幅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最小；而相对费用只有东部地区呈现出小幅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则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尤其是中部地区，负增长更为明显。因而，三大经济区域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呈现出阶梯特征，即东部略高于中部，中部远远高于西部，这与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阶梯特征相吻合。
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规模持续扩大，承担的社会服务功能越来越多，因而，社会组织交易费用应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正常小幅增长。体制转型，初期会导致部分体制摩擦交易费用的增长，但中后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交易费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体制转型程度较高，社会组织规模较大且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因而，体制转型对社会组织交易费用的节约效应明显，使得社会组织交易费用稳定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内，社会组织发展处于规模效应递增阶段；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体制转型也处于起步期，社会组织规模较小且处于发展初期，因而体制转型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约是很有限的，使得中西部区域的社会组织交易费用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不相匹配的特征。对于这一结论，下文将进行实证检验。
（三）省际社会组织交易费用测算及分析
依据社会组织交易费用测算公式，测算出省际社会组织交易费用（如表2所示）。
表2 2007—2010年省际社会组织交易费用测算结果东、中、西部划分采用的是最新发展规划纲要和统计局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陕西、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和。
根据表2测算结果，可对省际社会组织交易费用进行如下两层次的分析：
1.省际社会组织绝对交易费用测算结果分析
社会组织绝对交易费用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社会组织绝对交易费用规模较大。以2010年为例，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广东、浙江、辽宁、山东和江苏等地社会组织分工相对较细，社会组织规模较大，因而社会组织绝对交易费用也较高，而地处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吉林、黑龙江、山西、青海、甘肃和宁夏则绝对交易费用较低，因而，可以提出一个假设：社会组织绝对交易费用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种正向显著关系。将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来验证这一结论，验证结果显示，相关系数为0.768，双尾检验P值为0.000，小于0.05（P（Z
2.省际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测算结果分析
采用30省域社会组织的2007—2010四年的相对交易费用均值作为代表值进行分析，并依据均值，可将全国简单划分为三个区域等级：（1）相对交易费用较高区域（均值大于0.09%），主要包括安徽、浙江、江西、贵州、北京、广东、云南、黑龙江、上海、甘肃、福建和山东；（2）相对交易费用一般区域（均值在0.09%～0.04%之间），主要包括江苏、湖北、四川、重庆、辽宁、湖南、山西、广西、、天津、宁夏；（3）相对交易费用较低区域（均值小于0.4%），主要包括青海、新疆、河南、内蒙古、海南、河北、吉林、陕西。
依据测算结果以及区域等级划分的结果，可以看出，相对交易费用与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出较大的关联性，相对交易费用较高的区域主要是东、中部地区，而相对费用较低的区域大多是西部地区。但从直观上看，同一区域等级中各地区差异形成的原因应是不尽相同的。
为了更好探索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地区差异形成的深层次原因，需要引入新的外生变量。从交易费用形成机理出发，本文认为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地区差异形成的原因仍可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程度两方面进行解释。由于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都是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具有不可观测性，因而，为了建模方便，本文分别选取了人均GDP（记为GDPP）和市场化指数（记为SCH）作为观测指标，而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记为JYFY）则采用的是四年均值（如表3所示）。其中市场化指数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①
表3 省际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及人均GDP、市场化指数一览表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该报告中市场化指数主要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方面进行测算，比较全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四、结论与建议
1.我国社会组织总量交易费用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且三大区域间表现为阶梯状特征。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组织绝对交易费用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6.50%，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而相对交易费用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3.89%，三大区域间，表现出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最后的阶梯特征。社会组织总量交易费用的增长不能一概而论，既包括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的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能促进交易和市场交换的交易费用的正常增加，又包括由体制转型进程较慢，体制摩擦带来的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交易费用的增加。因而，在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要加快体制转型，积极构建体制平台，建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组织发展规模。
2.我国社会组织交易费用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程度密切相关。无论是社会组织的绝对交易费用规模，还是相对交易费用规模，都与经济发展水平，即本地同期GDP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即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其社会组织交易费用规模较大；与此同时，体制转型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层次的区域，其交易费用规模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因而，要建立合理的社会组织交易费用节约机制，必须在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基础上，加快有利于社会组织发育的体制平台的建立，从而最大限度发挥体制转型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效应。
3.我国省际社会组织交易费用地区差异明显，可划分为四种发展类型。具体来说，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程度，可将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地区差异形成机理划分四种类型，即高峰型、经济发展型、体制转型型和低谷型，得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积极的体制转型，能将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与此同时，反映出较高程度的体制转型节约了社会组织的相对交易费用，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一部分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的增长；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又会在一定程度增加社会组织的相对交易费用。因而，要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政策，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发挥体制转型对社会组织相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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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社会保障 经济增长 比较 启示
经济长期增长中社会保障作用的理论探讨
（一）政治经济学角度的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水平，反过来社会保障对经济长期增长也具有重大影响，其本质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情况下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改善社会福利，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配置相应的经济资源，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则将阻碍经济长期增长，损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乃至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二）西方经济学角度的理论分析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减少不确定性降低生产和劳动力市场调整进程中的交易成本，并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劳动报酬的相关风险，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同时，缺乏再分配体制的完全竞争市场体系无法保证收入和消费在理性经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通过社会保障再分配机制可以熨平市场机制在公平方面的短板。社会保障如果过度，市场经济效率就会受到因承受过多社会风险的损害。另外，从哈罗德-多马模型来看，积累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而社会保障可以影响到资本积累，并改变劳动者收入配置、影响社会消费和储蓄，从而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
（三）社会保障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机理
一是通过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促进经济社会调整和结构变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市场机制发挥功能的良好环境，特别在社会危机期间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二是通过社会保障收支规模变化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三是通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四是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有利于扩大内需，从而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并起到平抑经济增长周期的作用，形成经济长期增长的良性循环。
德国与希腊经济增长表现的比较分析
（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较
图1显示，新世纪以来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经历了两个周期，并分别在2003年和2009年达到最低谷，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0.2%和-5.1%，虽然增长率不高但总体上优于欧元区指标，昔日因为经济增长缓慢而被称为欧洲“病人”的德国反而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引擎；同时期的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2007年之前均保持在4%左右这一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并从2009年起进入负增长区间并深陷其中。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在2009年之前均超过德国，但2009年之后这一形势发生逆转，不但远远低于世界整体增长水平，还大幅度低于欧元区增长水平。从波动幅度的比较情况来看，德国除2009年之外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率，其稳定性总体上高于欧元区；希腊则整体处于下降趋势，从2004年开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2010年开始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且差距较大。
（二）失业率的比较
由表1可知，德国失业率整体波动不大，除在2003-2005年经历经济衰退时高于10%以外，其余各年度失业率均在10%以下，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德国失业率不升反降，2011年甚至达到5.9%的最低水平。希腊大部分年度失业率在10%以上，特别2009年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失业率更是直线飙升，2012年达到22.6%的高水平，2013年8月更高达27.6%，是欧元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多。比较德国与希腊数据，德国除在经济衰退时期失业率略高于希腊外，大部分年份的就业数据均大大优于希腊。
（三）希腊债务危机基本情况
2009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进行了大规模援助，迄今希腊已经获得了大约2150亿欧元的信贷援助，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应于2014年底结束，这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对一个国家成本最高的财务援助。为了满足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援助条件，希腊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紧缩计划，但激进的紧缩政策和经济改革使希腊走到社会瓦解的边缘，希腊在接受救助的同时还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债务违约，最后不得不通过债务重组抹去1000亿欧元以上的政府债务。2013年7月统计的希腊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接近180%，经过两轮救助后的希腊财政仍然需要救助贷款才可能勉强维持。前两轮希腊救助计划实行效果欠佳，需要新的经济援助已在国际社会的意料之中。
德国、希腊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的动态过程，必须随着一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而改革和调整，以消除弊端及其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是否正相关，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与适度，而改革是使社会保障制度趋向合理的惟一途径和发展方向。其中最关键的是“适度”问题，衡量是否符合恰当的“度”的标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家福利在实践上是为了更有效调节、调控经济，而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实现社会福利经济。社会保障改革的合理性，不仅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而且还将直接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德国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随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涉及到各个阶层，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成为一个广保障、高福利的国家。2003年初施罗德政府开始酝酿“2010年议程”的改革计划，并于2004年全面启动该项计划，大幅度地改革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削减社会福利保障，包括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政策进行改革，构建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在医疗领域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增强公民个人医疗的自我责任感意识，规定只有领过失业保险津贴者方能领取失业救济金。二是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包括调整解雇保护政策，设立个人服务代办处和职业介绍中心，鼓励自主创业，允许从事“微型”工作、重点关注长期失业者等。此后的默克尔政府基本延续了上述政策，并且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根据形势需要适时推出“短时工作制”，不仅保障了私人消费能力，而且在经济好转、订单重新出现时企业能有足够的高技能工人。
德国上述被称为“经济节制主义”的社会保障改革强调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个人责任，在分配制度上通过政府的干预克服收入和分配上的不公平，改善了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德国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重新激活了德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不管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还是近年来欧洲债务危机，德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层面受的消极影响比其他福利国家要小得多。不可否认，德国在经济发展表现逆势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动推进和全方位实施的社会保障改革。
（三）希腊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希腊实行的全面福利制度对于维持社会和平和政局相对稳定，为经济长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经济增长放慢和公共税收减少，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遇到困难；由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筹资模式出现了问题；较高的福利保障影响到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客观上形成“养懒罚勤”的逆向激励效果，主动失业群体也日益庞大，社会保障的高福利性对希腊经济长期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但由于社会保障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且希腊没有相对有效的民主制度集中控制社会进程，因此希腊政府推行社会保障改革举步维艰。为了维持超越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高福利制度，希腊不得不负债运转，最终导致积重难返，长期积聚的高赤字、高债务风险迅速演变为债务危机。希腊自爆发债务危机以来不断地发生以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改革为诉求的全国性大罢工。希腊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可以概括为：社会保障隐形债务逐步显性化拖垮经济发展，理应作为“危机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社会保障改革反而成为触发经济社会危机的导火线。
两国实践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从德国、希腊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发展关系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健康、增长潜力是否强劲，不仅要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状况等经济发展指标情况，还要分析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及运行情况、社会福利开支及增长趋势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社会保障体系大体均衡或总体上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有可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发展就缺乏后劲或者说是不可持续的，过度的社会保障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建立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正处于建立完善期，将社会保障框架建立与改革完善一并进行，其目标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因此，要发挥社会保障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积极作用。社会保障与个体消费及总体消费、短期经济增长率及长期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这一社会“稳定器”和“安全网”，从而有效疏通社会保障刺激消费、内需的机制。要加强对提高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当期实际收入以及居民消费倾向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有重点地选择提高预期未来收入保障措施，提高居民总体消费的民生保障支出。要加大对医疗卫生、廉租房、教育、人力资源配置、扶贫开发等的投入，发挥社会保障的消费乘数效应。
处理好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保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社会承受力较差、企业竞争力较弱，社会保障水平不能过高，要在重视社会保障对经济长期增长积极作用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社会保障的刚性和不可逆性决定社会保障要慎重，特别要处理好福利水平与经济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现阶段我国更适合走循序渐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之路，即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实力和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灵活调整福利支出，积极稳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和水平，在兼顾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张盈华.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著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著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著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著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著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著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著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著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共分为7章19节。
第1章的内容是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第2章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第3章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第4章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第5章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第6章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如中西方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迥异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国有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善论”导致社会理念中不相信制度的约束，倾向于相信德治和人治，而西方国家基于基督教“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提倡法律高于政治，相信“宪政制度”以及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目标等。第7章为结语，总结了全书的研究路径，指出了理论创新之处，并总结出17个主要学术观点。
四、评价
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中西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
本书丰富了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即中西方财政的理论及现实中存在的趋同与差异。特别是在揭示中西方财政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差异性根源的时候，作者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狭小空间，而是立足于更为宽泛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详细展开并深入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当然，科学研究没有终点，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也远未到达理想的彼岸，而且，真正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某项研究往下深入一个层次，遇到的困难或挑战肯定不止增加1倍。书中还有许多未能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例如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能够在满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前提上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各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最佳比重到底为何，能否分析出一个极具参考和调整价值的具体数值。再如西方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来说是否真具有借鉴的可能，能否开辟更全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及其合理取值的问题。最后，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财政运行机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将西方国家构建财政运行机制的经验本土化，并真正把各项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的措施落到实处。另外，本书开展的是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在很多经济指标和数据上国内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或者是国内统计数据的匮乏和粗化，以至没能做出技术性更强、更具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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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又快又好;又好又快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003-03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赶超经济发展到经济主导下“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再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通过分析上述三种经济方式的形成背景、主要特征,旨在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顺序,并从中得出一些转变经济方式的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内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穷困面貌,此时人们从心里认为新制度应该比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优越,而这种优越性的体现就是要创造出比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高得多的生产率,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把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摆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把提高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视为评价发展成效的主要标准,这符合这一时期的主流发展观①,也有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所起的示范效应②。
“多快好省”,这是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明代表性概括。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对这一总路线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社论强调:“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才能最终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国际看更是这样”。
于是,原本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多快好省”,逐渐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在实践中导致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的“”运动。
“”,“超英赶美”时间表的变化最能突出地反映出我们是多么急切地想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57年11月首次提出:“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1月提出:“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3月提出:“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1958年4月提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1958年内部提出:“七年可以赶英、十五年赶美”,1958年6月16日提出:“五年超英、十年赶美”,1958年6月17日提出:“两年超过英国”。
1958年的“”,使GDP增长率为21.3%。超高速的经济过热增长是通过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和农业的支持获得的,不久就遇到供给面的生产资料供给紧张、工业消费品供给紧张、粮食供给紧张三大“瓶颈”制约,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之后几年经济增长全面回落。其中以1961年最为明显,增长率为-27.3%。其他方面的效果也不理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经济成果公平分配没有明显改善。在以积累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十分缓慢;广大农民更是被割裂在经济增长体系之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究其原因,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过于重视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恰当地把生产力层面的制度建设提升到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把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的生产关系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甚至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发展,结果“南辕北辙”。
我们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称之为经济主导下的,是因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发展方式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这是我们对前一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的辩证扬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效益”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工作时强调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首次提出了“又快又好”发展的问题。随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同时,提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同时加进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
为了给“又快又好”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扫清障碍、提供动力和保障,必须要进行思想解放,把经济发展中不应该掺杂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剔除,同时进行体制改革为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制度保证。为此,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回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新一代领导人将生产力提到了一高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方面将生产力标准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它暗示我们可以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手段,能采用一切先进发达国家的知识、经验与技术,包括一些先进的发展体制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微观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上。受此影响,各级政府纷纷把能否领导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执政业绩的重要评价标准和考核、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种干部业绩观和考核观,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短视行为,增大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使得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结构失衡、环境成本过大等诸多负面效应;另一方面,造成过分重视经济建设而忽略其他方面,造成经济增长与人们普遍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不同步,形成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幸福指数、满意度反而降低的悖论。
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体制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围绕“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次进行,后一阶段着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所有制改革。它们主要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优化所有制结构,塑造出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市场主体。通过这种发展体制的根本转变,有效地激活了中国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神话。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二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三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四是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不和谐性。问题显示,在一定意义上说,快速增长已不是难点,而如何让经济发展得更“好”,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又好又快”经济发展方式是对经济主导下的“又快又好”经济发展方式的扬弃,既是解决过去因发展的粗放性所导致的发展不协调、不公平、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的需要,也为解决人类未来发展的两个最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提供了思路,从而破解了此前发展中关于发展与代价这对“鱼和熊掌”的困境,为人类实现“天人合一”、“大同”社会开创了一条谨慎乐观的道路。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又好又快”经济发展方式最突出的创新点在于,它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与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发展为根本方法。为此,必须要寻求“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动力,即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提高发展的质量,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唯有如此,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叫“又好又快”。
“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着力解决以上在“又快又好”发展中出现的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把“好”放到优先的位置上。为此,我们提供以下思路:
1.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这就要求我们“两手抓”,一手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软,否则将动摇经济增长的根基;另一手不断加强宏观调控,这一手也不能软,尤其是在市场失灵时更要硬,它用来熨平经济的波动。宏观调控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论文摘要: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在通过参加各种经济组织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更需要社会保障。组织化的农村经济与松散的家庭式的农村经济相比更有利于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如果没有建立各种农村经济组织，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家庭，支撑不起来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种农民经济组织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中坚作用。护理
解决中国农民养老问题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及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同时，家庭也发挥着养老保障功能和作用，但由于工业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的变革，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大大削弱。通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和努力的重点。民政部1987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多年来，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面临重重困难。护理
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学术界主要有以下研究:在采取和实施战略步骤方面，童兆颖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做好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第二步是构建以国家责任为主体的政策性保险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第三步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影响方面，孙文基等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王舟、方锐帆提出了在区域发展非均衡的条件下采取区域类聚的逐步推进模式。在统筹城乡制度方面，刘玲玲、赵传芳等认为在中国基本养老制度建设中，面对城市与农村分割，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分立，形成多种退休制度并存的碎片化状况，应建立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在适度差异的情况下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并保持衔接，最终实现一体化。在构建的责任问题上，陆解芬认为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责任不到位，财政支持不够，政府应起主导作用。
以上研究一般都是宏观的战略步骤上的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责任、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笼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方面，而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微观责任主体—农村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则缺乏研究考察。本文将从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关系的新角度研究农民经济组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作用，为建立稳固长久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找到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还在于首先总结我国20多年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失败教训是忽视农民组织化，在农村经济组织不发达、农民分散化经营的情况下，即便政府花大力气推动也很难建立持久的大面积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再结合国内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较成功的地区的经验，来研究农村经济组织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个人支撑难以稳固长久，只有政府、个人和农村经济组织三个微观责任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农村经济组织发挥基础作用才能支撑起稳固长久的覆盖面宽广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一、几个相关概念
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自愿参加某一个农民经济组织，这种农民经济组织一般是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人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有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组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指农民加人这些组织的人数多少及合作的紧密程度。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特征:一是不改变成员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二是退社自由;三是专业性强;四是民办、民营、民受益;五是可以突破社区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合作。
农民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多种多样，按照农民合作的紧密程度，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一)专业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典型形式，可以认为是农民联合自助组织的目标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自愿人社，退社自由，平等持股，自我服务，民主管理，合作经营。这类合作组织一般是实体性的，内部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由此形成劳动者约定的共营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民入股需交纳一定股金，合作社除按股付息外，主要按购销产品数量向社员返还利润。专业合作社也是企业，有的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
(二)股份合作社
股份合作社是在合作制基础上实行股份制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本质特点是实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与一般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资本在股份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收益分配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类组织一般也是实体性和紧密型的，全国各地都有，尤其在东部较多，近年发展较快。农民在兴办龙头企业或龙头企业牵头兴办合作组织进行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储藏、资源开发和水利建设等方面多采取这种形式。
(三)专业协会
专业协会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包括农业服务协会和专业协会等。农业服务协会为农户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专业协会主要是从事专项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以产品和技术为纽带，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它着重为会员提供技术和运销服务，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组织，其前途是向具有实体的合作社方向发展。凡是从事专业生产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民都可以加人协会，协会对会员进行无偿和低偿服务，人会农民根据协会的要求进行生产销售。
二、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深刻教训:忽视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作用
1991年6月，民政部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制订并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到2000年末，我国约有6172万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占整个农村从业人员的11%。2001年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陷人停顿不前的困境(参见表1)，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的状况是:(1)业务处于停滞状态，难以扩大;(2)参保比例微乎其微;(3)领保待遇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小。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从2007年才开始重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95%以上的家庭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最适合家庭保障，不需要社会养老保险。
在这种分散的家庭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很困难。由于养老保险的长期性，即便是政府花大力气推行，勉强有一些成效，一旦政府负担吃力，或有所放松，就会马上倒退回去，很难持久。
三、苏州市的经验:发展农民经济组织发挥其基础作用
江苏苏州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苏州市为了村级经济的持续发展，从2001年开始探索发展村级经济的新路子，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组织建设。“三大合作”组织近年来发展很快，到2007年底，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累计已达到2089家。其中，社区股份合作社1032家，涉及集体经营性净资产87. 1亿元;土地股份合作社258家，人股土地面积13. 9万亩;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77家，股金总额达2. 55亿元;富民合作社286家，社员股金总额13. 08亿元。全市加入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的农户100. 3万户，其中拥有股份的农户74. 4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7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农户的广覆盖为苏州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目前苏州市在江苏率先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参见表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决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集体经济状况，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或间接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规模和保障水平。
四、国外的成功经验
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发达的国家，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都非常高。(一)日本的农民组织化与其社会养老保险
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合作组织法(农协法)。在这个法规的引导下，日本农村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各种“共济”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日本的“共济”，实际上是一种互助互济事业，它以农民的相互扶助为指导思想，由一定社区的农民组合成基层共济组织，来共同承担基金筹集的责任。在内部成员年迈、疾病、死亡或遇到灾害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共济”事业与商业保险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实现国家社会政策为宗旨，个人负担不是直接根据将来给付的需要，缴费与给付之间不是直接对等关系，共济单位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
1948年，“北海道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开始兴办农协共济事业，后来各地也相继举办此项事业。1951年，日本“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宣告成立，标志着日本农村民办官助社会养老保险网络的形成。
共济组织在管理上实行的是统一筹划、分级负责的制度。社区基层农协共济组织是最基本的单位，它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承保、保管契约，然后以全额分保的形式向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投保。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在接受基层单位的分保以后，将其中一定比例数额向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进行再分保。日本的共济事业普及率相当高，养老保障把全部农民都包括进去了。
(二)法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通过“农业社会互助金”的形式来实现的
法国农村已经脱离了自然经济状态，各种农业经济组织发达，雇佣被雇用普遍，农民组织化程度高。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保险对象和发放标准，也分为领薪农业人员和非领薪农业人员两部分。领薪人员包括农业有限公司的经理、雇工和农校的学生、领薪的总经理以及这些成员的家属。非领薪人员包括农业雇主、农业经营者、农业企业主等。
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管理机构为全国性的“农业社会互助金管理处”。参加保险的人占法国总人口的10%,囊括了所有农村人口。
国外成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有很多方面的经验，诸如宽泛的覆盖面、保险的强制性、制度上的立法性等，但是，最稳固的基础是依赖于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高、工业化程度高，这样才能建立起长久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五、农村经济组织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础作用分析
(一)工业化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前提
在工业化以前，基本养老保障问题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来解决，不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剧增，农村的农业生产高度组织化，农民加入各种经济组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为保障农民(或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障所设立的一种经济保障制度。
(二)农村经济组织化集约化程度越高，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强烈
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经营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它既能有效地解决分散农户与国内外市场的连接问题，又有利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甚至形成产业集群。这必然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风险，例如经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基本生活保障风险等。这些风险带来的损失或灾难比以前白然经济状态下更多更大，这些风险依靠经济组织更易防范化解或得到补偿。
农民经济组织不论是在应对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方面，还是在满足基本养老保障方面，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广使社会养老保险更便于经营管理
分散的农民所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小、共济性差。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一般是一个县的一小部分，这与保险精算的大数法则的数量要求存在差距。此外，当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太小时，不变成本(包括机构设置、管理系统、信息系统装备等)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分摊，边际成本在较小的数值上移动，小规模不经济性在此时就非常明显。
组织化较强的农民更容易组织参与，参与的人数众多，各类人员普遍参加，不容易出现逆选择，实际发生的各种风险指标、人口指标与保险精算要求更趋近一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六、结论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责任主体有个人、政府、农村经济组织(乡镇村集体组织、各种经济组织)，其中农民组织不可或缺，发挥最基础的作用。
在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实际只有个人和政府，这就难以支撑起长久的覆盖面宽泛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原因是:第一，政府的财力有限，如果主要依靠政府，养老保险的长期性易造成严重政府财务危机。第二，如果由个人为主或个人全部缴纳费用，参加社会保障与自己把钱存人银行或到商业保险公司投保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并不富裕，处于基本温饱状态，有的甚至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
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规划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间最为典型。这是一种“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新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都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借鉴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及其有益的实践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容允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共同纲领》中：“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同时，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导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件时写道：“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严格地区分开来)建国以后，他提出，“除盐外，适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直接计划，即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对合作社和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间接计划，即通过实行有关的经济政策，确立利润和收益，推行订立合同，采取加工订货、通过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他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国家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如价格、税收、信贷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对其加以调控，使其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方向运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的这些论述是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深刻阐述，不仅是我们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启示之所在。
从上述两种理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两种理论都认为：经济运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应当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具有自觉性、事先性的计划来弥补，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不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也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两种理论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结合的方式上，体现出差异。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要扩大到世界市场。不论什么经济成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所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都拥有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经济成分范围之内。国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计划控制之下，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合作社经济和部分私营经济处于半市场调节，只有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发挥比较充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济、甚至部分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权也是有限的。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从横向看是在同一层面分别采取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带有“板块式、拼盘式”形式的结合，纵向看又是国家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而这种计划更多地带有微观计划的成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长短，计划长于宏观、短于微观，市场长于微观、短于宏观，计划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宏观领域，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微观领域，二者是一种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内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政府调控手段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将计划调节方式区别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计划调节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计划调节。直接计划调节主要适用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部分。间接计划调节适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小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间接计划调节又分为两种手段：一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自由市场活动，以吞吐物资、调整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这时计划调节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自发的市场机制仍在起基础调节作用。另一种则借助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实行，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层面，它以消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为目的，此时基于供需状况并调节供需状况的自发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建立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的办法包括宏观经济计划、经济杠杆、财政金融和产业经济政策等。法律的办法是依靠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认为，之所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鉴于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经济和法律的办法的调节一时还难以完全到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因此暂时还不能没有行政手段。
比较可见，在政府调控手段上虽然两者都有经济计划、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但各种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府调控除了间接的宏观调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对微观经济层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浓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企业在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种手段是面向市场而不是直接面对企业的，政府部门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其中：经济计划的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它是宏观的计划而不是微观的计划，是指导性、预期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为主，更是一种宏观的、间接调控办法。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调控手段很少应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按法律确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义政府的调控对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种手段面向整个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在宏观调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异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国初期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现阶段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原因。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形态之间以及其它经济形态之间经济运行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市场规律，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需要完成建国后国家财政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避免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不法私营资本家的投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采取了“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四面八方”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类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又要保证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结合，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两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采取“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相适应的。这个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总量很小，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种强计划的经济体制安排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集中，解决了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在较短的时期办成了主要依靠市场办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办到的事情，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是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国30多年国家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和企业运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第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性经济。由于毛泽东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更多地加强了计划的作用，特别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采取了直接的计划控制方式，在国营企业实行了政企不分的国有国营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经济制度的标志，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两种理论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建国初期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很快过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一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对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手段认识不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优先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是重要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国营经济采取了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也基本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通过公有制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在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其竞争力来实现。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面前，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没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关键词：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利他行为；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43-01
对于现今农村中所存在的组织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分类，比较有影响力的组织有基层的党支部以及相关的村委会。在最近几年内，对于农民的组织化思想已经大幅度提高，而且还出现了较多的体制外组织。而对于体制内的组织来说，体制以外的组织在实际发育程度上还比较低。乡村精英因为有较强的社会性资本，并在相应的组织和创新中多脱颖而出，在农村社会资本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有关乡村精英在合作经济制度下的崛起
如今，在农村的土地使用制度中对于土地的安排过分分散，其决定了在实际经营中土地使用必然是分散、小规模的，这将导致了在农业生产上严重出现了低水平的特征。在农业的生产中相关的低水平由相关制度所决定的稳态，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农村的生产水平会提高，但是在最后会总是因为大市场和无法克服的小规模之间的矛盾回到比较均衡的状态。所以，对于农村收入的相关水平总是在生存线左右浮动，而且对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扩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农民是很难去克服生产组织的形式所带来的弊端。在此背景下农村合作组织就在不断兴起，对于合作化的运动来说它是由相关政府所引导的，所以在制度的需求上存在着不足。农村合作性经济的崛起，表现了诱导型的创新特征，已经不是由供给者主动性的安排。
二、正式的制度供给已经完全的替代了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
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组织数量较多，但是相应的离散度也比较高，依据实际的观察，农村的合作组织的发起和绩效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整个制度供给不足的实际情况下，对于农村经济组织的运转主要依靠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资本这个理论来说，其起源于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其具有社会组织的性质。
对于相应制度的供给不足，乡村精英主要提供了其自身所应有的社会性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在整个社会合作经济中确有不可替代性的作用。第一，对于乡村精英这一社会资本来说其可以充分动员有关社会制度资源。比如，在实际组织的融资中，因为相应的组织严重缺乏法律地位的界定，对于融资问题一直是发展的瓶颈，但是乡村精英可以借助较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去筹措资金。第二，对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来说其实可以弥补在契约上可能出现的不完备状况。因为实际制度供给的不足，就会导致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将使契约双方很难在行为上进行约束。在这个方面就会大大的提高了在相关契约上的纠纷，从而也增加了在信用市场上的费用。在另一个方面，也会使契约双方不能通过有关契约的最优设计，从而形成了相应的约束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乡村精英具有较好的社会信任度和社会关系，这促使了因为制度不足所带来的契约不完备，可以以个人的信用为基础提供在契约上可能出现的不完善。
三、相关制度演化对相关经济组织的具体走向
在社会资本的分享特征下来分析农村精英的利他动机，就可以充分说明相关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内在原因。当有关制度在双方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时候，有关制度才可以有效的运行，但，均衡也是相对的。因为双方的受益和成本在不断变化，所以有关制度就会面临相应的演化和调整。有关合作组织的运行对于乡村精英在社会上的资本有着较强的刚性需求，但是作为一个较理性的经济人来说，相关的精英人士就要使自己的受益趋于最大化。
对于农村有关合作经济的组织进行异化主要有两种情况：首先，有关农村的合作性经济正向资本性企业进行转变。资本企业的本质和相应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实际的本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体现在弱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有关特征。一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乡村精英就会将合作企业转化为以个体的私有权和相关资本核心，来获得较多的受益。日前已经有大部分的组织有合作经济的组织名义。其次，就是有关的行政组织逐渐向合作经济的组织上发展。相处精英如果想要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本，就要进人体制内，来充分实现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重合，促使经济的相关组织失去独立的性质。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为了保证有关农村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以农民为主的宗旨，相关政府要积极解决相关制度不足的重要问题。对于合作组织所要运行的制度性资源，其中主要属性为公众性产品，主要包括在达成相关合作之后要遵循相关制度的运行环境和组织条件，主要表现为相关的财产安全和融资规范以及相关的法律支持等一些基础设施和无形的产品。而对于这些公众性产品一般都是政府提供的，对于农民的组织资源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政府的相关组织制度来说是可以使制度创新，使实际的成本上趋于最小化。所以，提供充分的制度性资源有着较强的优势。本文对农村的合作经济与乡村精英、社会资本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给有关人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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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转轨；市场；改革
伴随着许多前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市场化改革，经济转轨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经济转轨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由此给世界经济局势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对经济转轨的效率和趋势的研究，不仅是转轨国家所关心的，也是国际组织和其他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课题。
从实践过程看，各个转轨国家结合不同的起始条件选择不同的转轨方式和转轨途径，并在过去数十年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转轨绩效，这就为开展和进行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提出了现实的理论和政策需要，同时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在诸多转轨国家中，中国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个。与实行激进式或休克式改革路径的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由于比较平稳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的成就。但目前，要进一步推进改革，中国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结构性矛盾已暴露出来，并越来越突出地制约着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从外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压力。在新的形势下，要正确判断和准确把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理清改革思路，不仅需要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而且需要总结和借鉴其他转轨国家的经验，尤其是采取不同转轨方式的转轨国家的经验教训。这种总结与比较对中国和其他转轨国家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新体制，进而寻求更有效率的改革路径，促进各个转轨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经济转轨的历程回顾
从1979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转轨，即从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开放化的市场经济转轨。20年的经济转轨是一个多层面的历史过程，其先导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轨，其主体或实质，是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围绕这一主体，整个经济转轨可以分解为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轨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好比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转轨进程的不断前进。
20余年的经济转轨过程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这是经济转轨的准备阶段。其间分别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经济工作将以调整为主，改革为辅，从而为下一阶段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准备了先决条件；
第二阶段：1985―1988年，这是经济转轨的起步阶段。其间，经济体制改革上升为主导，经济体制转轨全面启动，并在过程中出现宏观失控等问题，从而埋下了经济转轨出现局部与暂时逆转的隐患；
第三阶段：1989―1991年，这一阶段中经济转轨遭遇严重挫折，甚至出现局部逆转和倒退现象，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呈现收缩态势，经济状态较为低迷；
第四阶段：1992年至今，这一阶段是经济转轨全面推进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伴随着知识经济战略的提出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全面实施，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的转变逐渐进入关键时期。
二、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与特征
1.经济体制的转轨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核心是要从传统单一的行政指令型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轨道，即由行政指令型资源配置机制过渡到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虽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但离理想目标还差得很远。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起点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这一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典型的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并存的“双轨型”经济体制。但是计划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在逐渐缩减，市场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则在与日俱增。计划手段在宏观经济运行与中长期经济运行及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手段在微观经济运行与即时经济调节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据估算，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5.0％左右，接近了美国55.6％、英国50.4％、德国 50.6％、法国47.0％以及日本46.6％的水平。这是保守估计，另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实际已经达到60.0％左右的水平。1996年以后，市场因素进一步成长，已经达到了成为资源配置主体机制的临界点。其标志是：
（1）作为传统计划经济存在性的重要依据和特征的物品短缺现象基本消失，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运作基础的买方市场格局已逐步形成。据国家商业信息中心对601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排队分析，从1998年开始国内市场上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已经达100％。短缺现象第一次在统计意义上消失，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型向市场约束型转变。短缺现象的消失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和作用的前提与基本条件，也是市场体制因素的成长和作用已达到相当程度的标志。
（2）市场价格机制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价格形式。在资源配置的直接手段中，市场价格机制已经牢牢占据支配地位。国家实行计划价格的生产资料种类正在逐步减少。与此同时，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一些论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渐进主义”、“增量主义”、“体制外成长”等观点。这些概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的特征，但又有各自的片面与不足之处。“渐进主义”说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长期性、探索性，但主要涉及改革与转轨的动态过程特征，而没有揭示这一过程的制度变迁的特征。“增量主义”说与“体制外成长”说揭示了新的经济体制因素成长过程的特色，却又未能揭示旧的体制因素是如何退化与削弱的；揭示了改革与转轨的时序性、递进性，又却未揭示新旧体制因素是如何此消彼长的。因此，总体来说都是不确切的，都未能从理论上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全部特征。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兼具多种特征，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特色的制度变迁过程。从改革与转轨的动态过程来看，一方面具有长期性、探索性、循序渐进性，另一方面有时也具有激进与快速推进的性质，如1988年的价格改革。从改革与转轨的时序设计来看，既有零碎的、步骤依赖性的增量主义特征，如财税制度改革，也有基于理性分析和选择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的理性主义特征，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案。从新旧体制因素的消长关系与过程上看，既有新体制因素从原体制外逐渐产生和发展的“体制外成长”特征，也有通过改革旧体制，在旧体制基础上成长出新体制因素的“体制内演变”特征。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也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简单一句话、一个概念就能说得清的。
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相对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不很起眼的、悄悄发生的过程。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是在1981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这次会议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这十条建设方针的实质就是要寻找一条经济效益较好、速度适中、结构较合理、人民所得实惠较多的经济建设新路子，从而改变传统的那种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益、低消费的外延投入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但真正将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提，同时上升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高度的却是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近几年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知识经济战略，则进一步赋予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定的战略意义与长远意义。
虽然2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转轨，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已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1）在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式方面，初步改变了原有的大起大落甚至负增长的格局，而代替以相对平衡的小幅波动格局。建国后前30年经济增长的波动一直呈现的是一种频率高、波幅大、造成的损失大的态势。仅1957―1977年间，经济增长就出现了5次波动，平均4年一次，且波动幅度较大，其中有三次波动(1957―1961年以及1969―1972年，1975―1976年)都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1957―1961年间，波幅高达51％，甚至已经超过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波幅。这种频繁、剧烈的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运动模式逐渐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增长日益呈现出小幅波动的特征，真正既有统计意义、又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波动只有两次，即 1978―1991年和1992―1998年间的两个起落。可见，这20多年间，经济增长的波动总体上说不仅频率较低，而且波差较小，更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2）在经济增长的动因格局方面，已经初步改变了原有的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外延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日益加大，内涵式、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初具雏形。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有形要素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的。1957―1978年间，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分别为49％和31％，技术进步的贡献仅占20％。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外延型特征。20多年来，经济体制的变化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体制变迁与技术进步日益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计算，1979―1988年的10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为24％，劳动力投入的贡献降为23％，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因素的贡献则升至53％。1989―1997年间，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驱动力的下降，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人的贡献份额又略有上升，分别达到26％和27％，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贡献份额下降到47％。但总体上来说，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改变以外延性要素投入为主要驱动力的格局，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向内涵型、集约型方向转变。
（3）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格局方面，开始摆脱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建国后的30年间，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在生产力方面，传统生产技术与现代生产技术并存；在经济形式方面，商品经济成分与自然经济成分并存。1956年以后，整个经济甚至一度退化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79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日益成熟，并开始向一元的现代经济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基本线索是：首先，农村改革催发了农村经济中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农村经济得以迅速增长，从而为二元经济结构的成熟和转化提供了基础与原动力；随后，农村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与市场的扩大从两个方面同时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则促进了城市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最后，近些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推动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
三、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经验与教训
1. 基本经验
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转轨绩效是举世公认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封闭半封闭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传统僵化的经济体制，使整个国家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转轨国家，改革的进程都处在十分关键的时期。研究和总结中国改革2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无论是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进程，还是对总结和比较世界各国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转轨的经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1）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转轨的方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挑战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中国的改革既不是搞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搞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的指导下，不唯书，不唯上，坚持根据中国国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在经济转轨中，中国坚持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和文明成果，而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
（2）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已经证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多方面的优势性。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和核心内容，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实践在中国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展开的，这就避免了矛盾的过度激化。目前，企业改革方面，突出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基本建立；物价方面，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要素流动方面，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等各类要素市场已经开始起步，有的已初具规模。一句话，中国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应当说，在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市场的作用功不可没。
（3）坚持微观基础的重塑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相结合。有效的宏观调控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本转变政府的职能及管理手段，是中国经济转轨中最具实质性的变革之一。在转轨过程中，中央政府实行简政放权，把一部分权利放给地方、企业和市场。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实行政企分开，打破平均主义，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同时，积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加强财税体制改革，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调动各级政府理财的积极性。通过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同时逐步由计划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改革金融体制，强化中央银行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监管的职能，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调控体系，建立多元化银行体系，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稳健发展，实行专业银行商业化，完善和规范金融市场等。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波动的成功平抑充分说明，根据具体国情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对促进转轨进程中的经济社会稳定来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4) 积极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转轨进程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调整所有制关系开始的。农村土地制度及分配制度的成功改革，促进了城市企业制度的改革，并为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所有制改革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塑造了多元化的市场机制，强化了市场法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制改革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5）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顺利进行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又一条重要经验。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转轨始终坚持以发展为目的，以改革为动力，以稳定为保证，以提高人民根本利益为最终落脚点。在实践中，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在政治、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从而顺利推进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并保持了社会稳定的大局。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解决中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的关键。
2. 历史教训
中国的转轨，成绩是主要的，但在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进行范围如此之广的改革，出现问题是难免的，也是很正常的。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两个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5－1993年，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低语部分价格开放后的工业品价格涨幅，城乡贸易条件恶化，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1993年的0.42，成了同期世界上基尼系数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03）。第二个时期是1997年到2000年，由于这一时期部分开放了农产品价格，再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直到2000年后才有所缓和。据中国国家税务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39，接近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考虑到现有调查样本中有些城镇特高收入户不在统计范围，则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超过0.4的水平。另据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成果估算，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
（2）地区差距持续拉大。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分化和地区分化，该问题也一直是转轨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分析包括：对投资倾斜、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财政分权改革的影响、开放次序和市场化程度差异等方面的研究（魏后凯，1992，1997；林毅夫、蔡、李周，1998；Raiser，1998；胡鞍钢、王绍文，1999；Demurger，2001）。尽管从资源禀赋和地区分布来看，地区差距有改革因素之外的客观原因，但转轨改革无疑在特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分化，导致地区发展出现非均衡。从经济总量上看，1980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则相应下降。198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GDP 总量占全国GDP 总量的比重之比为50.2：29.72：20.04，1990年则变为51.50：28.26：20.24，到2000年该比例更是扩大为58.86：24.58：16.56。另据联合国最新资料，在《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1975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522，2000年提高至0.726。虽说没有一个省、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联合国全球低人类发展水平线是0.5），但彼此之间的指数跨度却日益加大，目前上海最高，为0.89793，最低，仅为0.59211，二者之间相差达30％。
(3)政府改革进展不畅。尽管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成为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但不可否认，强政府特征依旧是中国一大特色。转轨经济中的政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问题，是转轨经济的最大敌人，尽管在民主政体和发达国家也存在寻租行为和政治腐败，但对于转轨经济而言，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这是由于转轨经济的起点是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而传统社会主义遗留的对权力的崇拜和服从，扭曲了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使得目标最终变成了手段。因此可以说，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
参 考 文 献
[1]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3,3:77-79.
[2]杨开忠，陶然，刘明兴.解除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转轨[J].中国社会科学，2003,3:23-26.
[3]易纲，林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3,2: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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