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滇中城市群；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140-02
滇中地区是云南省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2010年滇中四州市以占全省37.58%的人口完成了全省59.07%的GDP，滇中地区无疑是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2010年昆明市人均GDP为33 549元，玉溪市为32 089元，均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多[1]。在中国首部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中，滇中地区成为国家层面的18个重点开发区域之一。从地理空间上看，滇中地区属于“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区域。滇中地区的四个城市以昆明市为中心，曲靖市、楚雄市和玉溪市分别位于东北面、西面和南面，在空间布局上已经构成地理学意义上的城市群。
自1996年构建滇中城市群的设想被提出以来，官方和民间都为之付出了很多努力，学者们也对构建滇中城市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一之，2005；①郑继承，2010）、资源环境支撑能力（苏章全等，2010）、竞争力提升（张洪，2004；喻微锋、蒋团标、刘炜，2009；丁文君、王静宜，2009）、城市化空间特征（李泽华、张改枝，2010）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城市群除了应具备地理空间上的属性之外，亦需具备经济上的属性，即在城市群之间经济联系紧密。城市等级体系的科学、合理，有利于城市群内部经济能量的辐射和扩散。因此，本文将从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出发，考察滇中城市群的发展问题。
一、滇中城市群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现状
所谓城市等级规模体系，指的是城市体系中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城市在质和量方面的组合形式，是职能作用大小及其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可采用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人口规模等级体系，城市首位度、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等指标来分析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问题，本文选取前4个指标来分析滇中城市群的等级规模结构现状。
1.滇中城市群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根据《滇中城市群规划修编2009—2030》（以下简称《规划》），滇中城市群的范围包括：昆明市、曲靖市（沾益县、马龙县并入曲靖城市），玉溪市（峨山并入红塔区），楚雄州（南华县并入楚雄市）四州市的行政辖区范围。具体包括昆明市区（盘龙区、五华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县、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县、嵩明县、禄劝县、寻甸县、安宁市；曲靖市区（麒麟区、马龙县、沾益县）、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会泽县、宣威市；玉溪市区（红塔区、峨山县）、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华宁县、易门县、新平县、元江县；楚雄市区（楚雄市、南华县）、双柏县、牟定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元谋县、武定县、禄丰县。下文中所指的昆明市区，曲靖市区、玉溪市区、楚雄市区均以此为准。从行政等级体系上来看，滇中城市群有地级市3个，民族自治州1个，市辖区，市辖区7个，县级市3个，民族自治县和非民族自治县32个。根据城市体系的层次性，可将滇中城市群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昆明市，是这滇中城市群的核心，是滇中城市群中行政等级最高的城市。第二层次：曲靖、玉溪市和楚雄，作为昆明市的三大腹地。第三层次：宣威市、安宁市和楚雄市3个县级市。第四层次是县城，共32个。从四个层级中城市的数量分布来看，滇中城市群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显然不合理，县级市的数量依然偏少，县城数量较多但规模偏小。
2.滇中城市群的城市人口规模等级体系。根据中外城市人口规模的划分标准[2]，本文按照非农业人口规模对滇中城市群的城市级别进行了统计。2010年，滇中城市群有一个超大城市（昆明市区），一个中等城市（曲靖市区），4个小城市（玉溪市区、楚雄市区、安宁市、宣威市）；除会泽、陆良、陆丰三个县外，其余县城的非农业人口均不足5万。显而易见，滇中城市群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中出现断层，体系结构中缺乏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现有的中等城市、小城市数量过少，县城数量过多，且规模偏小。
3.滇中城市群的首位度和四城市指数。首位度，是指区域内人口居首位或GDP居首位的城市与居第二位的比值，通常用它来反映该区域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首位度=P1/P2
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城市体系中的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但由于涉及的城市仅有区域中的前两位城市，涉及面过窄，不免以偏概全。随后的学者为了弥补首位度计算过于简单的缺陷，改进了指标的计算方法，提出四城市指数：
四城市指数=P1/（P2+P3+P4）
其中，Pi为城市体系中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i位次城市的人口规模，i=1，2，3，4。四城市指数比城市首位度更能全面地反映首位城市与其他大城市的比例关系以及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和其他高位序城市人口规模的集中状况和区域内大城市的发育状况。
本文用非农业人口（以全市为统计口径）的数据，计算了滇中城市群的城市首位度和四城市指数，以期较为全面的反映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比例关系以及城市规模分布的特点。1995年、2000年、2005年、2009年和2010年滇中城市群的首位度分别为2.86、2.93、3.15、7.48和3.96，四城市指数分别为1.45、1.43、1.51、3.51和1.82。
从理论上讲，首位度越接近2，城市规模分布越接近“位序—规模”规律，即表明此时结构正常、集中适当；大于2则有结构失衡、过度集中的趋势。1995年以来滇中城市群的首位度一直都大于2，这说明该区域内首位城市和第二位城市的规模结构存在不合理的现象。从1995—2009年，滇中城市群的首位度一直在增加，尤其是2005年以后，首位度迅速变大，这表明区内生产要素（包括资本等）在向昆明市迅速集中，区域内最大城市——昆明市和第二大城市——曲靖市的发展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滇中城市群内极化效应明显，两极分化严重。但从2009—2010年，首位度迅速下降，但依然高于2005年的水平，这表明滇中城市群中的扩散效应逐渐在发挥作用，但极化效应的作用仍大于扩散效应。
按照“位序—规模”原理，正常的四城市指数应该是1。但1995年以来滇中城市群的四城市指数一直大于1，即首位城市——昆明城市规模的增长速度快于曲靖、玉溪和楚雄城市规模的增长速度，直到2009年，这种差距都在不断扩大。2010年，四城市指数下降为1.82，这表明滇中城市群内其余城市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总体来看，滇中城市群城市非农业人口在首位城市的集中度依然较高，其余城市规模偏小。
二、滇中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不合理的原因
导致滇中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不合理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滇中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城市化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并且地区之间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2010年，滇中城市群平均城市化率为18.14%；2010年，滇中城市群各市（县）城市化率由高到底的排序为：五华区（城市化率达79.09%）、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安宁市、麒麟区（城市化率达33.83%），接着是红塔区（城市化率达29.64%），楚雄市（城市化率达27.16%），其余市（县）的城市化率均在16%以下。
滇中城市群的四个地州市中，玉溪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最高（59.41%），接着依次是曲靖（46.61%），分别高出云南省平均水平23.37%和10.56%；接着是楚雄（34.71%）、昆明（33.47%），都低于云南省平均水平。工业产业占GDP比重最高的是玉溪市，但玉溪市的城市化还处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并未发挥出来；曲靖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三、结论
《规划》要求把滇中城市群建设为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采用‘一核三极多心’多层次的区域城镇等级结构”，这种金字塔型结构在城镇体系中是最为常见的。“一核三极多心”城镇等级体系结构的形成，有利于加强滇中城市群之间的互动作用，有利于昆明充分发挥对曲靖、楚雄、玉溪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同等级的城镇体系的建成，有利于这种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层层传递，最终有利于提升滇中城市群的竞争力，使其成为带动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滇中城市群当前的规模等级来看，“一核”已经具备；但“三核多心”还需要进一步培育。滇中城市群内，最潜力发展成为大城市的是曲靖市区，如果从城市等级规模发展的合理性需要来看，还需把楚雄市区、玉溪市区也培育为大城市，形成“三极”；然后在昆明、曲靖、楚雄、玉溪这一等级的城市下再各自培育几个中等城市，发展若干个小城市，这需要从政策上进行配合，同时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引导其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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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 高等教育 需求 供给 均衡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163-03
引言
高等教育规划是实现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决策、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特点，科学、合理地对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进行定量预测并判定是否平衡，是制定适宜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基础。事实上，国内学者对中国和省区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定量预测问题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1]，并一般利用时间系列分析和利用因果关系分析从两个方面展开[2~6]。尽管上述研究取得的成果已十分丰富，然而由于研究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使得现有绝大多数研究主要是立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来展开，缺乏从供需平衡的角度来综合分析，更忽视了研究区城市化进程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基于这种视角，本文以江西省为例，在突出其城市化进程对高等教育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对其供给能力进行了预测，并对二者平衡关系进行分析。
一、江西省城市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需求和供给预测
（一）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需求预测
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一般是指社会对受过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7]。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需求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多个发展目标的制约与影响，因此，这些因素的选取将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确定[5]。在所有影响因素研究中，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显著影响已成为学术界不争的结论，严全治（2003）[8]、孙绍荣等（2004）[9]、米红等（2006）[6]认为在影响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众多影响因素中，经济增长是最持久、最基本的要素；吕作琴等（1997）[10]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不仅包括自身因素，还包括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进一步通过主成分揭示目前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则是在校生数和经济因素。由于世界正处于城市化的世纪，城市化作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也被受到重视，何志方（2001）[11]通过比较了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城市化的联动关系，证实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城市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二者的相关系数在0.69以上；郭书君等（2005）[12]证实了中国与山东半岛城市化与高等教育的高度相关关系。可见，影响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但是最基本的来源还是经济增长、人口增长、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动等。
为了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推动众多因素中找到影响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最主要因素，本文利用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进行分析。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人均GDP与城市化率是直接推动该省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因素，于是选取它们作为控制变量来对该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进行预测。但是由文献[9] 知道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无论是与经济发展，还是与城市化发展之间都不是纯粹的线性关系。为了弥补这种线性回归的缺陷，我们采用了人工神经网络BP模型进行预测，其预测结果（见文献[13]和表1）。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江西省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在校大学生数呈现稳步持续的增长趋势，表明该省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对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规模的需求是强劲的。
（二）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供给预测
影响高等教育发展供给的主要因素有教师数量、高等教育经费总额、接受高等教育的利益比较等[7]，尽管这些因素在一定时间段内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特征，但其具体数值在未来时期都是难以确定的，而且其中还有一些因素的历史数据难以获得，所以合理的预测方法是在遵循高等教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过去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供给趋势进行综合反映。经研究发现，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普及教育阶段三个发展阶段过程中符合Logistic增长曲线特征[9]，因此，我们收集到了1996―2006年的在校大学生数，直接利用SPSS社会统计软件中的Logistic曲线进行拟合，该曲线方程为：
Y（t）=■（1）
式中，Y（t）是待预测变量，以在校大学生数表示；t代表所确定的自变量（年份，t=1，2，……，n）。式（1）中拟合的R2=0.945，F=138.49（P=0.000），表明该方程对原始数据拟合优度高，方程通过了统计检验。利用式（1）的Logistic曲线方程进行预测，得到2007―2015年江西省在校大学生的预测数（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江西省高校招生增长速度的放慢，其在校大学生的预测规模处于稳步增长阶段。
二、江西省城市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供需平衡分析
（一）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供需失衡分析
根据上页表1、表2中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预测值，通过平衡分析发现，从2006―2015年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数量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2007年是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供不应求阶段，需求缺口达到了3.12万人；2008―2015年是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供大于求阶段，而且供需差距呈现将不断增大趋势，到2015年供给富余了10.52万人。该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总需求与总供给矛盾之所以产生并呈现如上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是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即在1999年以来的高校招生持续扩招的惯性下，江西省各高校进入了自身扩张的发展模式，在校大学生数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另一方面是受该省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得益于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而高等教育发展却相对薄弱，高等教育发展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处于较高水平。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发展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将会不断减少，所以按目前的该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供给变化的趋势发展和高等学校的自身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结果又是必然的。
（二）高等教育人才总供求的关系对高等教育增长方式选择的影响
高等教育规模自身扩张与社会对高等教育总需求的变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以E表示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对其自身供给的弹性，NE表示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总需求规模，SE表示高等教育自身的总供给，那么有关系式：E=（NE / NE）/（SE/SE）。有学者从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弹性”的角度来分析高等教育总供给与总需求变化对高等教育规模增长方式选择的影响[14]：当E>1时，高等教育规模供不应求，应当采取“外延式”为主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当E1临界点之后，目前已进入了E1的扩展时期，据此目前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应走内涵式的道路，所以要适当控制其规模的过快扩张。
结论与讨论
利用定量建模的方法，从供需两个方面，对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进行了预测，并基于协调的发展思想，对该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供需平衡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并作出讨论：第一，选择模型是进行准确预测的关键。由于高等教育发展既受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又受整个教育系统发展的影响，同时由于各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因此模型的正确选取是预测的关键。首先，利用因果关系分析方法，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人工神经网络BP模型的联合应用，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对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进行了合理预测；其次，利用时间系列分析方法，通过Logisitic曲线方程预测模型，对江西省高等教育自身规模扩张进行了有效预测。可见，预测方法的确定不仅要依据高等教育系统的自身运行特征，还必须依据现有资料而采取灵活处理方式。第二，通过对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需求与总供给预测量对比分析发现，江西省已经经过了1999年后的E>1临界点之后，目前正进入了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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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ing on Equilibrium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for 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HUA Qia，DENG De-shengb
（Nanchang University a.College of Education；b.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chang 330031，China）
关键词：城市；用地规模；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F29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1-0016-03
一直以来，我国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其核心是通过人口规模的控制，引导城市化的过程和城市的有序发展。传统方法认为，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城市人口规模决定城市用地规模。这种思路的形成与我国户籍制度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实际上使城市中的劳动力固定在一定数量上，并按国民经济计划增长，人口迁移是服务于城市工业化战略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形态的转型，用单一的人口指标衡量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性，已不能准确预测城市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确定是一个综合人口规模、经济水平、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问题，同时，城市用地规模合理性研究也是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础，城市用地规模的确定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城市人口规模、经济水平、社会条件的发展。河南省作为中部崛起战略的龙头，如何分析河南省各城市现有用地规模，揭示其形成、发展的规律与机制，预测其发展趋势，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变，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传统用地规模确定方法的局限性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传统的国有企业人事制度，人口流动基本上是在计划掌握的范围内，也就可以实现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进而通过人均用地指标实现城市用地规模的控制。因此，传统的城市用地规模预测方法就是用人均用地标准乘以城市人口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一定的结构控制。
这种方法的确定依据的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末所制定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和《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93）中所划定的城市建设用地标准，当时这个标准的制定仅是在全国200多个城市用地现状的基础上完成的，仅适合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从人口角度研究城市用地问题以及人均用地标准的确定。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快速城市化时期后，继续套用这套方案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实践中显示出其不足。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与用地规模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被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围、目标和标准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许多城市在90 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或编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其中2010 年的城市人口规模出现了大幅增加的现象，比原初确定的2010年城市人口规模增加30％以上，以此为基础制定城市用地发展规划有着明显的时间局限性。
二、河南省各城市用地规模合理性分析
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发展的政策要求城市发展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如何合理控制城市发展规模成为近些年城市规划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对于城市发展占地合理与否又很难判断，有些城市的扩展占地比较起其他城市来是过多过快了，但它的占地规模适应它自身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有的城市外向扩展幅度虽不大，但它已有的用地规模已经超过了其现状人口和经济的需要。所以不能仅从人口规模、占地速度和占地面积方面判断一个城市的用地是否合理。本文采用数量方法对河南省城市用地规模发展做一些探索。一般来说，城市用地规模要考虑到社会条件、经济水平、人口规模三方面的发展。根据《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包含的2005年河南省17个城市的市区GDP（Y）和市区总人口（X1）以及市区土地面积（X2）的资料做回归分析，以此衡量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用地规模扩展是否相适应。做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Y =-152098.396+27581.158X1-732.514X2
（0.36）（2.49） （2.49）
R2=0.76F=21.62
可见，t>t(2，15)0.05=1.753，X1、X2的t检验通过；F>F(2，15)0.05=3.68，F检验通过。方程表明了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而且土地面积X2 前面的负系数说明还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人口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土地面积越大，经济效益反而越小。根据初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本文用市区人口密度（Z）和单位产值占地率（W）这两个指标构建一个判定公式来分析河南省各城市的用地规模是否合理。对2005年河南省各城市市区人口密度（Z）和单位产值占地率（W）分别取对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函数为：
Log（Y） = 3.896-1.052Log（X）
（7.35）（6.33）
R2=0.763F=40.02
可见，t>t(1，15)0.05=1.753，X1、X2的t检验通过；F>F(1，15)0.05=4.54，F检验通过，拟合度很高，河南省17个城市的市区人口密度（Z）和单位产值占地率（W）之间存在着较为合理的关系。以河南省17个城市现状单位产值占地率（W）与经过函数拟合的城市单位产值占地率的预测值（W′）两者的比值来衡量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状况。W/W′≤1说明城市现状用地规模合理，该值越小，说明在相应的人口密度下，城市每万元产出所需的土地越少，即城市土地利用强度已经较大，在现有的土地利用规模上要获得更多的产出比较困难，也可以说城市现状土地规模偏小，可以适度扩大；反之，W/W′>1说明城市现状用地规模不够合理，在相应的人口密度下，该城市每万元产出所需的土地多于其他城市万元产值需占地的平均水平，即该城市利用现有的土地还应该能获得更多的产出，同样也可以认为在较小的土地面积下应可以实现现有的经济效益，即现状土地规模偏大。表1为2005年河南省17个城市的用地规模效果对比表。
从表1可以看出，漯河、濮阳、郑州、洛阳、平顶山、许昌、新乡、安阳等市的用地状况较优，三门峡、鹤壁、焦作、驻马店、南阳、周口等市的用地状况基本处于合理状况，而开封、信阳、商丘等市的用地状况较差。分析结果基本符合河南省的实际情况。新兴资源型工业城市及具有传统经济优势的城市单位产值占地规模效果总体上比资源匮乏的平原城市及交通落后的山区城市要好。但作为河南省省会城市的郑州（0.83）和主要区域中心城市的洛阳（0.83），其用地规模效果值高于同期广州（0.63）、上海（0.72）、北京（0.78），更不用说与以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深圳、珠海等城市比较；而其他6个城市则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用地规模不合理，尤其是信阳市（1.26）和商丘市（1.39）作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近几年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其用地规模效果值反而比其他中小城市要低，可以看出城市发展带来了占地规模的不合理性，今后，应该在挖掘现有土地经济潜力方面多下功夫。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今后20年河南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动城镇快速发展，城镇扩展占地的绝对数量仍有可能增加，从河南省各城市单位产值占地规模效果的对比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河南省各城市的用地潜力还需进一步挖掘，还有不少城市的用地效益有待提高。在我国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注意人均占地面积的同时，更要注意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性，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城市用地规模，而忽略了城市单位面积的产出，这样，不仅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也加重了城市土地建设和管理的财政负担。
三、结论
为了能够实现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发展，我们必须对城市经济增长规模和发展水平进行合理的预测和区分，使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和经济规模保持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合理比例，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更好地协调土地资源和公共资源的配置。对城市用地规模管理而言，应该根据城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动态管理，在对城市用地增长的数量和条件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的城市用地标准，使城市用地规模不仅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而且可以对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实现城市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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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厉伟.城市用地规模预测的新思路――从产业层面的一点思考[J].城市规划，2004，(03)：28.
一、城市不同产业经济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
不仅城市产业经济总量与城市土地利用规模有关，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也影响城市用地。不同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土地利用规模扩张作用是不同的。通过研究我国70个大中城市在2006-2010年间建成区与三大类产业发展关系，对城市产业经济数据进行回归模拟研究，发现了如下线形规律其中S2代表城市建成区规模，单位为平方公里，X1、X2、X3分别代表第一产业值、第二产业值、第三产业值，单位为亿元。利用SPSS系统进行线形模拟，结果如图2所示:依据上述模型，可以发现产业与城市建成区规模有如下规律：第三产业对城市规模影响较大，且与建成区规模高度相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弱于第三产业。即城市的服务业产值越高，则城市建成区规模越大，从而城市规模越大。
二、城市产业变动与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关系
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是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前工业化城市主要是农业经济为主，工业化城市的城市主导产业则是工业，而后工业化城市则是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城市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导产业，则城市土地扩张规模速度是不一样的。通过研究我国70个大中城市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城市转型期间，城市由农业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时，土地规模扩张速度最大。当工业城市转变为服务业城市时，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减缓。在2006-2010年间，上述城市转型的过程中，约60%的城市表现出上述规律。从我国大中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工业城市、服务业城市的土地规模扩张确实存在上述规律，此点可通过统计进行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假定城市建成区用地增幅为S,工业城市建成区用地增幅为S2,服务业城市建成区用地增幅为S3,工业城市GDP增幅为G2,服务业城市GDP增幅为G3。平均单位面积增幅产值=GDP增幅/用地增幅利用Excel计算70多个城市在2006—2010年的有关数据，计算结果如表所示。该数据表明,工业城市每年的土地扩张规模高于服务业城市，其建城区平均每年土地增幅大于服务业城市约2.26%；但是，服务业城市的平均单位面积产值增幅高于工业化城市约23.2%。所以，当工业化城市发展到服务业城市时，产业的调整导致城市土地扩张速度的减缓。而服务业城市的单位面积产值增加幅度高于工业化城市的单位面积产值增加幅度。产生上述原因，主要是在以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中，工业厂房以土地平面使用为主，且工厂的区位因素直接影响着生产规模效益的发挥。而作为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土地利用表现为竖向综合利用，且土地效能大大提高，导致土地规模扩张速度减慢，所以，服务业城市的土地集约化程度大于工业城市，土地规模扩张速度减缓。
三、总结
关键词：城市体系；城市首位律理论；Zipf法则；位序―规模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224-03
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各种不同规模、性质和职能的城市，围绕中心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的城市网络，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体系形成的客观条件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数量、存在专业化分工并形成跨城区交易网络。一个国家或地域的城市体系对整个国家或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协调和制约作用。通过对城市体系分布特征和演化规律的研究，可以为一个国家或地域规划及布局城市体系提供重要依据，从而促进城市体系布局的合理性和完善度，提高区域整体经济效益。
目前城市体系的传统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等级结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三个方面[1]。本文主要进行规模结构领域的研究，讨论哈大长城市群规模等级体系的主要特征。
一、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衡量
城市之间存在规模差异，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的最常用理论是城市首位律理论和位序―规模法则。城市首位律理论（Law of the Primate City）是城市地理学家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于1939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即规模最大的城市，总要比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多，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规模的比值就叫做首位度，它是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的常用指标之一。位序―规模法则（rank-size rule）是从一个城市的规模及该城市在国家所有城市中所处位序之间的关系来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状况的，一般来说，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数乘以该城市的位序结果为一常数，该常数恒等于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数，即城市人口规模数的对数对城市位序的对数的回归系数为1，该法则也称为Zipf法则。1949年，捷夫（G.K.Zipf）给出了用来表示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和位序关系的简单表达式，即Pi=P1/Ri，其中Pi为第i位城市的人口，P1为规模最大城市的人口，Ri为第i位城市的位序，即假设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数为900万，则第二位城市人口规模数为450万，第三位城市人口规模数为300万……，第九位城市人口规模数为100万。
Zipf法则的前提条件是城市体系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现在被广泛使用的公式是罗特卡模式的一般化，即：Pi=P1/Rib，其中b为常数。若b =1，则符合Zipf法则，即最大城市人口规模数与最小城市人口规模数之比为整个城市体系中所含城市的数目。若b>1，则表明城市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当b趋于无穷大时，表明只有一个城市分布；若b
对一些国家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城市体系中b不恒等于1的这一事实。例如，在1980年，Rosen等人对美国、日本和法国的研究表明b1；在1998年Loannides对美国的研究表明b在不断变大；另外，在2001年，Brakman分别对荷兰1600年、1900年和1990年的研究表明b的变化趋势是小于1、大于1、小于1。陈良文分别对中国1985年、1990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的研究表明b的变化趋势是先下降后上升[2]。
本文使用城市首位律理论和位序―规模法则及相关数据对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进行实证研究。
二、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概况
哈大长区域已经形成了比较显著和完善的城市体系，包括哈尔滨、大庆、长春、齐齐哈尔、吉林和松原6个地级市，17个县级市，共23个县级以上城市，总人口2338.41万人，总占地面积18.62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
选择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有：首先，目前对区域城市体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家范围或较大地域范围内，这样的区域空间里往往存在多个中心城市或核心区域，而适当的缩小研究区域的范围，能够更直观、更具体地显现城市体系的等级特征和分布规律。其次，哈尔滨、长春和大庆分别是省会城市和著名工业城市，这三个城市同时也处于整个城市体系区域的核心，是一个很直观的研究区域。再次，哈大长城市群是中国已达标的十五个城市群之一[3]，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点建设和发展区域，其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备受重视，但是对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分布特征和演化规律的关注和研究较少。
按城市非农人口划分城市等级，得到哈大长区域城市的人口等级规模表（见表1、表2）。
表2显示，哈大长区域城市规模与城市数量基本呈反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数量下降，中小型城市所占比重较大。城市规模与城市人口分布呈正比，近70%的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大型和大型城市中，约35%的人口集中在中小型城市中。
三、哈大长城市体系首位度
首位度是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状况的一种常用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体系中的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通常用一个国家的最大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数量的比值定义首位度，易于理解和计算，但是不免以偏概全。因此，为了改进仅以两城市指数来计算首位度的简化方法，又有人提出了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
四城市指数：S=P1/（P2+P3+P4）
十一城市指数：S=2P1/（P2+P3+…+P11）
式中P1，P2，…，P11分别为城市体系中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某位次城市的人口规模。
与只考虑两个城市指数的计算方法相比，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在反映城市规模分布特点上能够更全面一些，但没有研究能够表明这几种指数哪种有绝对的优势，所以本文将通过使用这三种指数来计算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的首位度数。
S2= P1/P2=1.30059269
S4= P1/（P2+P3+P4））=0.686010498
S11=2P1/（P2+P3+…+P11）= 0.692723896
按照位序―规模理论的原理，正常的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应该为1，而两城市指数应该为2。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哈大长区域的两城市指数约为1.3，低于标准的2。这表明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中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不明显，即首位城市地位不突出，这是由于长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首位城市的影响，形成两极态势，但由于地理位置上的连续，使得哈尔滨、大庆、长春及以他们为基点围城的地带趋于三角化，形成了城市带，辐射周边区域，成为整个哈大长城市群的核心。哈大长区域的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都约为0.7，低于标准1，由此也可以看出哈尔滨首位城市优势不明显，而且相对于哈尔滨长春来说，第三位城市吉林的发展规模偏小，与前两位城市规模相差较大，发展明显缓慢和滞后。
四、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的位序―规模
使用罗特卡公式验证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规则，对Pi=P1/Rib作对数变化为LnPi=LnP1-bLnRi+δ，其中Pi表示城市人口规模数（用非农业人口表示）、Ri表示城市位序、P1为最大城市人口规模数，为常数，δ为误差。计算2010年、2007年、1999年和1989年四个年度的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由于样本数据较少，为了使样本满足计量要求，选取的城市数目皆以当年城市的数目为准（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依此1989年度的城市数目为15个，其余年度城市数目均为23个，相比1989年增加8个城市，分别为榆树、五常、德惠、讷河、舒兰、松原、磐石及和龙。数据来源为2011年、2008年、2000年及1990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将数据进行计算（如表3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年份的城市规模对位序的回归系数均不等于1，没有完全符合Zipf法则，且回归系数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历年的回归系数都小于1，说明城市规模分布比较分散，城市体系发展比较扁平化；虽然从1999―2010年，回归系数b在逐渐上升，城市集中程度略有提高，但整体提升幅度不大，首位城市地位仍不明显。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的分布特征发现，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中等型城市数量最多，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型及大型以上城市中，只有不到40%的人口分布在中小型城市中。从城市首位度得出，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中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不明显（两城市指数约为1.3），且与城市群中第二大城市长春构成两极态势，首位城市影响被稀释。从位序―规模法则检测结果表明，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的演化不完全符合Zipf法则，且城市体系向分散化和扁平化发展。
首位分布可以最大限度的积累资金和人才，有利于知识的更加专门化和思想的广泛化交流；大城市内的各种运输成本通常低于城市间的运输成本，劳动生产率往往最高；首位城市常常是交通运输网络中效益最好的地方，比乡村地区更能吸引投资。应进一步提升哈尔滨作为哈大长区域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的地位，适当扩大哈尔滨市区的规模，完善城市体系设施建设，合理提高人口集中程度，充分突显其作为首位城市的作用。并使其做到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即“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促进哈尔滨-长春城市带的一体化整合，做到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合理转移。遵从“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充分发挥集聚带来的辐射效应，吸纳更多劳动力。使之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推动力，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以哈尔滨、大庆和长春三个城市为基点，能够构成三角城市带，应积极培育核心城市，通过核心城市的发展，培育增长点，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同时，通过合理规划多个核心城市及优化城市群空间格局，发挥核心城市辐射作用，从整体布局上实施平衡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力.论城市体系研究[J].人文地理，1991，（1）.
[2] 陈良文，杨开忠，吴姣.中国城市体系演化的实证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7，（1）.
[3] 方创琳，姚士谋，刘盛和.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Empirical Study on the Urban System of Harbin，Daqing and Changchun Regional
LI Lai-zhi，ZENG Yuan-yuan，ZHAO Wei-l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关键词】城市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标准化评分法
一、引言
上海世博会一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城市是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的地方，居住、工作、游憩、交通构成了城市的四大基本功能。城市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灵魂，对城市的发展起着极其显著的作用。所谓城市规划，就是一定时期城市发展的计划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它不仅决定着城市的现状，而且制约城市的长远，是城市发展的方向、目标，是城市建设的规范和蓝图。我国城市规划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大中型城市都相继出现了中心区人口过密、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设施严重滞后等弊端，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城市规划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符合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规划理念的指标体系，可以综合评价城市规划水平，对提高城市综合能力，改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各城市能通过城市间城市规划指标的比较，找到自身的不足与优势，为今后更好的发展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持。
二、城市规划评价指标的设计
根据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运用层次分析法，以城市规划评价指标体系为目标层，选取五个方面作为评价城市规划水平的准则层，即城市规模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绿地景观评价指标体系、城市更新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形象评价指标体系。
1．城市规模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的规模包括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根据人口规模以及人均用地的指标就能推算出城市的用地规模。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城市人口是指那些与城市的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常年生活在城市的范围内，构成了城市的社会主体，依赖与城市的同时，也主宰着城市。我们将城市规模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两个子准则层。
2．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生产、生活等各项经济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有力保障，是保证城市生存、持续发展的支撑体系。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工程规划是保证城市基础设施合理配置与科学布局、经济有效地指导城市建设的必要手段。
这里本文依据城市基础设施的狭义定义，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七个子准则层，即交通系统指标、水源系统指标、能源系统指标、通信系统指标、环境系统指标、防灾系统指标和比重指标。针对这七个子准则层又分别取若干指标，来反映各自的发展水平。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
3．城市绿地景观评价指标体系。为了使城市绿地景观的设计满足城市使用者的要求。将城市绿地景观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生态质量指标和美感效果指标。
表4 城市绿地景观评价指标体系
4．城市更新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城市更新有别于旧城改造，城市更新规划实施的结果不仅是物质环境的改善，是包含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要素在内的整体生活环境品质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更新规划的实施，推动改造更新地区甚至整个城市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否则更新只不过是表面的“换新”或是没有连续经济效应的暂时局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更新规划中指标体系的建立和确定应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大方面来研究。城市更新规划指标体系如表5。
5．城市形象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形象是由企业形象概念移植到城市发展战略进而推衍后提出来的，是指将城市的发展理念和精神文化，运用行为活动、视觉设计等整体识别系统，传递给与城市有关的各个团体、个人（即城市公众），使其对城市产生一致性的认同感和价值观。
城市形象评价体系从支持水平、推动能力和知名度三方面加以构筑。只有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支持，依靠高效率的政府和高素质的市民的具体行动来推动，才能最终塑造出优良的城市形象。城市形象指标体系见表6。
三、评价方法
为了更好的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效果进行测评，选择标准化评分法作为城市综合环境的评价方法。步骤如下：（1）通过统计年鉴，收集评价指标的具体数据。（2）模糊性指标量化处理。主要针对评价指标体系中有些指标不易量化，以城市形象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应进行模糊性指标量化处理：建立模糊指标的评价模型Y=(Y1,Y2,Y3,Y4,Y5)'=（非常好，好，一般，差，非常差），所对应的分数集X=(X1,X2,X3,X4,X5)=（100，80，60，40，20）。计算模糊性指标的指标值D。Di=■XiPij其中，Pij第i个模糊性指标获得j级评价的概率。（3）数据标准化。ZX=■，其中ZX――标准指标值，X――评价对象城市的原始指标值，■――同一类原始指标的平均值，SD――标准差（方差）。考虑公式可能出现负数（x
基于城市规划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灵魂作用，本文依据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构建了以城市规模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绿地景观评价指标体系、城市更新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和城市形象评价指标体系为核心的比较系统的城市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该指标系统的建立对城市的城市规划建设可起到一定的指导性作用，直观的显示其存在的不足和优势之处。同时，从指标的确立来看，也为今后政府信息建设方面提供了些许思路，政府应在今后工作中重视各项指标的积累，建立数据库，适当融合市民的意见。
参 考 文 献
[1]王庆海．城市规划与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87～139
[2]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9～325
[3]汪应洛．系统工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99～100
[关键词] 城市体系 规模结构 分形 河北省
一、引言
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系统，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换，这种空间相互作用使一定区域内不同规模等级、不同职能性质、联系密切、相互依存的城市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即城市体系。城市体系是区域经济的骨架，它不仅造就了一国或一个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格局，也形成了这种格局的空间特征。研究城市体系结构特征，设置合理的城市体系，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市体系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一般包括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和城市空间结构。其中，等级结构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所谓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指一定区域内城市规模的层次分布,揭示一个区域内城市规模的分布规律(集中或分散) ,反映城市体系从大到小的序列与规模的关系。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城市体系规模分布具有分形特征，即城市的规模等级分布具有自相似性，即分布序列中局部与整体间的自相似性。许多学者利用分形理论对东北地区、河南省北部地区及山东、四川、江苏省等地的城镇体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作为京津的重要经济腹地的河北，目前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河北省地处华北京、津周围，黄河以北，渤海之滨。长期以来，河北省城市化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全国特别是一些发达省份城市化加速之时，河北省城市化水平才刚刚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初始阶段。到2005年，全省共有城市33个，其中地级市11个（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22个县级市，115个县，35个市辖区，910个建制镇，它们共同构建了河北省的城市体系。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当前城市体系研究中较为成熟的分形理论，对河北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的特征进行定量研究，明确城市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优化河北省城市体系结构和功能的发展对策。
二、分形理论及分维数的测算模型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是由美国科学家B.B.Mandelbrot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与混沌、耗散结构、元胞自动学等理论都是进三十年发展起来的，主要用于解决和解释非线性世界里一些具有随机性和复杂性特征的现象和问题。分形理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或称无标度）和分形维数（fractal dimension，简称“分维”）。分形理论认为那些外在极不规则和支离破碎的几何体（或现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自相似性，即每一个局部放大后与整体一样，整体缩小又与各个局部相同，但不是完全数学意义上的自相似性，而是统计上的自相似性或是近似的自相似性。分维是分形特征的定量描述，是表示自相似性的随机形状和现象的主要特征参数。
确定分维的方法有多种，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是豪斯道夫（Hausdorff）维数，其定义为：对于一个区域（或客体），设定一人口尺度r度量其容积大小，测度结果是与r有关的区域城市数目N（r），当r值改变时，N（r）也相应发生变化，r由小到大时，N（r）不断减小。若N（r）与r成幂函数关系：
（1）
则表明城市规模分布为分形，其中r为人口尺度，N（r）为区域内城市数目；D为豪斯道夫维数，C为常数。
1949年G.K.Zipf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城市规模分布法则:
（2）
式中：r为城市位序；P（r）为第r位城市的人口数量；P1为首位城市规模；q为Zipf维数。将上式变换得到
（3）
令，则
（4）
显然Zipf公式具有分形意义。对于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而言，分维（D，q）的含义如下：
式中P1为最大城市人口数，容易看出：
当q＝1即D＝l时，P1/Pn=n，首位城市与最小城市的人口数之比恰为区域内的城市总数，G.R.Carroll称此种形态为约束型位序－规模分布；
当q>l即Dn，此时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
当ql时，Pl/Pn
当q0即D∞时，所有的城市一样大，系统要素规模无差别；当q∞即D0时，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这两种极端情况在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
三、河北城市规模分布及其分形特征
1.首位分布不明显，城市规模分布较均衡
在河北省现有的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有石家庄、唐山、邯郸3个，50～100万人的大城市有保定、秦皇岛、张家口、邢台4个，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沧州、廊坊、承德、衡水4个。2005年河北省市区（地级市）非农业人口规模排序见表1:
表1 河北省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排序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河北经济年鉴2006
根据M.Jefferson的城市首位律，由表1可计算出河北省城市首位指数，一般认为城市首位指数应该包括2城市指数2、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
式中：Pn表示按人口规模排在第n位的城市非农业人口数，n＝1，2，3…11。按照奥尔巴赫(F.Auerbach)位序―规模原理，正常的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都应该为1，而2城市指数应该为2，但河北省城市规模指数远小于这个标准，这说明河北省城市人口分布在各等级城市里，中小城市比较发育，城市首位分布不明显。截至2005年底，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19.83％，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11.36％，中小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68.81％。这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从11个地级市来看，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缺少城市人口超过300万的超大城市，只有两个城市人口超过200万的特大城市（石家庄和唐山），城市的凝聚力不足，辐射力较弱，没有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带动效应，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在邯郸、保定、秦皇岛、邢台四个大城市中，除了邯郸进入100万的人口规模外，其余城市人口平均为73.36万，无论数量还是规模与江浙相比，存在较大落差。中小城市发展相对较快，数量居多，但规模小、实力差，整合人口、经济和社会能量的集约化程度却不高。
为了更好地反映规模等级城市分布的均衡程度，可以采用洛仑兹曲线中计算集中指数的公式求得不平衡指数S来进行度量。
（5）
式中：n即把区域内全部城市按一定的规模细分为n个等级，xi为i级规模的城市人口的累积百分比。如果城市人口均匀分布在n个等级中，则S＝0；如果分配极不平衡，所有城市人口集中在一个规模等级，则S＝1。取河北省2005年统计资料，将11个地级市按人口规模划分为5个等级，最高等级大于200万，最低等级小于30万。将各等级人口累积百分比代入（5）式，求得不平衡指数S＝0.30。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偏小，表明整个城市体系的发育尚不成熟，属于初中级平衡型。
2.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分形特征
根据Zipf定理，采用2005年统计数据，对河北省城市规模结构做分维测算。将（4）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6）
以lnr为纵坐标，lnP(r)为横坐标做出双对数散点图，再用线性回归进行模拟计算。
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双对数散点图
根据上式得lnC=6.2410，D=1.0912，R2=0.9460。分维值D>1，说明城市规模分布比较集中，中间位序城市数目较多，首位城市规模不很突出，这与城市首位分布及不平衡指数的分析结果相一致。
2.城市规模分布的时序分析
依据1995年～2004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非农业人口数，采用Zipf公式，计算Hausdorff指数（表2），从中找出河北省城市体系发展的内在规律。
表2 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及其变化趋势(1995年～2004年)
从表中可以看到，相关系数R2都较大，相关性较好，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表明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比较明显的分形特征，采用分形理论适合对该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这对于制定区域城市体系规划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表中D值的变化反映城市体系的均衡度，D值越大，各城市规模分布越集中，城市发展越均衡，城市首位度越低。相反，D值越小，城市规模分布越分散，城市发展越不均衡，城市首位度越高。从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测算结果来看，自1995年以来全省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分布一直都比较集中，D值虽有波动，但变化不大，总体呈下降趋势。整个体系等级差异较小，人口分布比较均衡，城市布局分散的力量大于集中的力量，首位城市带动和辐射力较弱。这表明90年代中期以来，规模较大的城市其相对发展速度较慢，而中小城市发展较快，但大多数城市规模较小，城市体系的发育还不成熟。
三、优化河北省城市体系的对策
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河北省城市体系发展的现状。河北省被北京和天津分割成南北两个区域，整个城市体系实际上是围绕京津形成的，没有形成辐射全省的中心城市。由于区际间缺乏有效的经济沟通和协作机制，系统内因产业结构趋同而引发的功能内耗与资源大战，从整体上抑制了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针对河北省城市体系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对河北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特征的定量研究，提出以下发展对策以达到不断优化河北省城市体系的目的。
1.实现城市体系的优化重组和全面升级
目前，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但京津两市要在更大范围内对河北形成持续而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短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河北省不能在期望中等待。应通过实施“扩区并市”战略，优化整合特大城市，把石家庄培育成为人口规模达到3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进一步增强唐山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力，积极培育邯郸、保定、秦皇岛和张家口跻身特大城市之列，推动邢台、沧州、廊坊、承德、衡水等中等城市的结构升级，使之跨入大城市行列，实现城市体系的全面升级。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提升已具备一定规模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县和小城镇进入中等城市序列，以完善城市规模等级。
2.以产业带动城镇体系结构和功能的优化
以传统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为支撑，继续发挥省会城市石家庄对冀中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积极培育唐山、廊坊、保定、邯郸、秦皇岛成为区域次中心城市，加强区域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信息、人才、技术、资金的沟通与传递，构筑分工明确、多元互补、相互协作的产业梯度，进一步加强区域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以产业带动为主的发展格局，从而推动整个城镇体系向最优的自然结构发展。
3.确立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体系发展战略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成员，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无疑受到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影响。因此，在确定河北省城镇体系发展思路时，应在注重自身城镇体系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将其纳入整个环渤海地区城镇布局和等级体系中去统筹考虑，尤其不能忽视京津两地的重要影响。要充分发挥作为京津重要经济腹地的区位优势，利用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优化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着力培育特大、大城市，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优化城镇布局，努力构筑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特色鲜明的城镇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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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化也叫城市化（以下均称为城镇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镇）集中的聚集过程，也是城市（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城市化其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农村地域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即城镇化的数量过程；一方面是指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即城镇化的质量过程。城镇化的数量过程和质量过程是城镇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数量过程而没有质量过程，即进入城市或被划入城市的人口没有被城市文明同化，不能算做真正的城镇化。
二、城市规模问题
讨论城镇化问题时，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城市规模的认识，狭义的城市规模，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广义的城市规模，是指在城市地域空间内聚集的物质与经济要素在数量上的差异及层次性，它主要包括城市人口、经济活动及其能力、建成区土地面积这三个互相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定的经济规模吸纳着一定的人口规模，而一定的人口规模又要求有一定的土地规模。我国目前在城镇化与城市规模上，存在一些不很正确的认识与做法。
1、凭国外经验来预测城市化水平，再确定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我国目前许多城市在做总体规划时，往往凭国外经验来预测城市化水平，再根据城市化水平确定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也就是先制定该城市在规划期限城市化水平，然后根据城市化水平确定城市规模，再用城市规模（人口）反过来指导城市的一些建设，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做法不科学，因为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的产生背景和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我国前段时期城市化快速增长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用户口等政策限制农民由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使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背景下，政府放开政策鼓励农民买房而成为城镇人口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条件下爆发出来的，它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蓄积。因此，下一阶段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是可以肯定的，但它的加速或许会比较小，并不能完全拿外国已有的城市化发展经验来指导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预测，来指导城市建设，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城市有城市的具体情况。
2、拘泥于城市适度规模。从理论上说，城市依其不同的发展条件，总是存在某个临界点，高于或低于这个临界点，城市的发展都处于相对不经济中，这个临界点的城市规模就是城市适度规模。专家学者们都企图找到这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上可以实现城市的综合效益最佳。于是，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争论一直未有穷期，可以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在影响城市发展的经济规律中，不只有规模经济效益规律，还有集聚经济效益、优位经济效益、外部经济效益等其他经济规律在同时以不同的方式和强度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作用体系。因此，城市规模即使增大到了临界点处，规模经济效益规律的调控作用也并不一定会使城市增长停滞。相反，它仍有可能在其他经济效益规律的综合作用下保持这种增长，即前者的调控力被后者削弱或抵消。这种作用机制是客观的，它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开放性使然。而且，城市的形成、发展
本身就有一种内在机制，过多地强调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镇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的实际意义。
三、资源环境问题
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少，耕地更少，城市用地与耕地之间的矛盾突出，一些矿产资源占有量虽然在世界排名在前，但是人均量很少，而我国的资源利用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我国目前城镇化走的不是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我国7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分化出来拥向城市，使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的同时孕育着严重的城市病：城市交通拥堵、市民出行日益困难、人居环境恶化、防灾功能衰退。在小城镇方面：有些小城镇盲目追求高标准，搞大马路、大广场，如有的小城镇道路宽度达40～50m，甚至超过80m，造成大量耕地被占毁；有些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往往忽视对旧城镇的改造利用，丢弃老城镇区，另辟新城镇区，这种现象在建制镇中尤为明显。而在城镇土地利用结构方面，存在着布局分散零乱和功能分区混乱的现象，特别是乡镇企业用地大多未经科学规划，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及其他用地混杂交错，其中工业用地占城镇用地面积比重很大。如无锡某县(市)工业用地占城镇用地的比重超过30％，而高度工业化的日本和新加坡，其工业用地占城镇用地的比重仅为13％和9.2％，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乡镇工业用地中普遍存在着粗放型利用和低效利用的现象。我们的城镇化必须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因此，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必须走城市与生态，城市与农村，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路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1 城市开发的结构化模式
从经济视角研究城市规划的开发区模式从未过时，开发区经济发展模式方兴未艾，总部经济模式正如火如荼，比如上海南京路总部经济产值，北京中关村的总部经济成为各省市效仿的炙手；这一点已经催生了中国经济发展特色和经济动能特质。下面从开发驱动模式和资源驱动模式两个层面阐述结构转型视角下的城市开发模式。
1.1开发驱动模式
赵鹏军和彭建（2000）指出卫星城代表了80年代美国城市郊区化趋势，全美边缘城市形成了六成以上的写字楼格局。而中国的各类开发区具有中心城市城的地域特点，却较难形成类似美国卫星城的模式。我国大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无不采取开发区模式，开发区模式与卫星城发展模式不同，已经成为核心城市容纳外来务工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的最主要地区。很多开发区是从缺少关注、杂草丛生、荒碱滩涂地区蜕变而来，曾一度成为城市外来建设者的大本营，城市建设者及其亲眷目睹开发区繁衍生息，成为开发区人日的主要成份；到大学生就业季，大部分外地生源的本地毕业生和外地毕业生涌向大城市周边的开发区。我国城市开发区规划与建设是基于城市经济进步和结构调整开展的城市模式变迁，而开发区中的本地居民比例和城市功能明显不足，在春节年假期间，很多城市开发区的人口密度较平时有半数以上的骤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单纯从经济增长角度建设开发区推动城市发展已经隐含着某些缺失，一定程度上成为郊区城市化发展的双，刃剑，以及城市高房价的一大诱因，这体现了开发驱动模式的不足。
1.2资源驱动模式
牟丽和梁琦（2010）认为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发展的资源型城市，由于不具备经济积累和准备阶段的过渡，往往成为最早衰退的城市，亟需提早酝酿城市转型规划。资源是建立现代工业经济的起点，为工业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模式在城市发展初期，为实现规模经济，加速城市发展进程起到积极推动。这是单纯从经济发展角度被动推动城市前进的模式，虽然城市发展从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不能从城市功能意义上有可持续发展的改观。表现出资源驱动模式的严重弊端。
2 城市开发的功能化模式
因地制宜进行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模式是城市功能驱动的，构成了城市品牌的灵魂。摒弃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的开发驱动模式和资源驱动模式，国内外学者和城市规划大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城市功能的完善。下面将从集约化开发、生态化开发，以及和谐化开发三个角度展开城市发展功能模式驱动的相关分析。
2.1集约开发型
对城市有形资源规划需要与环境和生态的可行性论证协同进行，还须关注当地人文情怀。周索红和杨利军（2005）指出从城市开发强度角度看，现代城市交通规划理论可以划分为分散化、集中化与折衷化三大类。每个城市或许都普遍存在三种模式，但是不同文化背景、密度背景和地域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美国的卫星城市使分散化优势得到极大发挥；很多大型城市对城市功能资源的追捧，导致地域蔓延同时很难发现独立卫星城的踪迹；有效的城市规划，兼顾了城市核心区的膨胀与人口压力的均散化；否则，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延展且不断臃肿现象会更加明显。集聚化过程是大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以蒂姆西·比特利为代表的紧凑型城市发展模式是欧洲绿色城市主义的一种凝练。因为城市具有优越的公共资源环境，各种文化背景的居民普遍认为高密度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降低，而生活质量的退化与城市扩张过程中社区服务、管理、执行效率状况，以及安居乐业、生态化执行力、交通配置、城市密度资源状态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要求城市开发过程中应该将集约的模式向更生态与和谐的方向发展。
2.2生态型城市
生态型城市开发模式使城市开发向高价值层面发展。Register（1987）认为生态城市即生态健全的城市，是低污、节能、紧凑、充满活力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交通是城市居民感知的重要窗口，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成为低碳城市目标的一个关键决策，欧洲绿色生态城市实施了公共运输系统、无机动车交通、无汽车住宅区及其它控制机动车的战略，其发展理念已经付诸行动，自行车行动计划就是非常好的实例。在生态型城市发展模式中，公交网络的出行策略和绿色规划材料与技术对城市CBD和社区的开发规划起到积极推动和引导；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GDP的比例也将成为生态型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
2，3和谐化城市
生态型城市在生态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还须要推动城市精神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品牌建设，形成和谐化城市。和谐化城市经济应该由绝对大比例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服务业支撑，应该有效实施新兴产业在类型、时间和空间上的布局，有互补的城市新区或新城，有良好的社区居民评判和社区居民认同感与荣誉感，低碳出行便捷、安居乐业，有文明的居民习惯，形成普遍认可的城市口碑。社区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已经凸显社会价值属性和城市居民角色的重要性，已经认识到居民、社区和城市的凝聚性问题，社区和谐成为研究和实践城市中关爱民生和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城市交通的高效、安全、节能成为城市宜居的先行解决问题，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缩影，具有公交优先意愿的城市居民应该占有较大比例。城市规模的扩张带来有形和无形城市资源的稀缺，建设城市与郊区的30分钟出行工作圈，和谐规划城市居民的吃住行游购娱，建设和谐的生活工作环境，将会对城市化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3 结论
城市规划科学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率先在西方国家得以萌芽，19世纪以来，花园郊区和花园城市的认知迅速形成。西方城市在工业革命第一波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城市土地和郊区土地的同质特征，城市和郊区人口分布相对均匀。毕竟人口密度相对稀疏的工业革命前期容易形成城郊的均质化发展，而城市居民对工业文明以来的城市公共福利追求从未衰减，人口的进一步扩张导致城市增长速度更快，形成了高楼栉次鳞比的普遍现象，城郊福利资源的落差增大，城郊的人口均衡化发展缺失了自然动力。所以，从城市规划角度思考，中国与西方城市的结构化规划开发不具有明显的可比性。
中国很多城市在理清城市结构化开发模式弊端过程中经历了挫折，对城市功能化开发模式的复制性问题在探索中逐渐产生了成熟见解。在集约生态化城市开发模式中，城市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得到充足的重视，兼顾和谐化的城市开发模式必将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将本文结论概述如下：
（1）提升城市功能驱动的城市开发模式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开发区主导的城市发展动因中，应该融入集约生态模式；物质和环境完善的同时还须关注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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