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英国出版史研究：英国的兴盛与中国的薄弱
在西方学术界，书籍史、出版史的研究是一个学术热点，英国出版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总体而言，英国出版史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既重视传统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如图书形制、版本目录等，也强调出版史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谷腾堡改进印刷术以后，欧洲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出版文化的飞跃式发展当时并不是只在英国发生，它与启蒙思想的支持和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共有特征”[2]。可为什么世界上第一批现代出版商会诞生在英国？这成为许多有志于英国出版史研究者热衷的话题，也正契合了现在英国出版史研究的“商业史”（Business history）研究取向。
关于英国出版史尤其是出版商的研究，从乔治时代出版商的图书目录学分析，如William Strahan and his ledgers [3]等；到出版机构、出版人物的研究，如对18世纪晚期的著名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诺贝尔兄弟（The Noble brothers）、约翰・纽伯瑞（John Newbery）的研究，柯克兰（James Aikman Cochrane）、泰森（Gerald Tyson）、莱斯利・查德（Leslie Chard）等都投入其中，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根据于文博士在其论著之后的“附录：乔治时代主要英国出版商研究索引”所统计，针对包括朗文家族、尼科尔斯家族等在乔治时代的14大出版商的相关研究多达37条[4]。纵观西方学术界产生的这些成果，可谓是研究基础扎实、视角广泛，对于我们了解英国史的诸多方面提供了资鉴。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等寥寥数本尚有中文译本之外，其余几乎未曾出现在中国图书馆数据库系统中，更难以进入中国学者研究的视野之中了。
此外除了对外国学者的相关论著引进过少之外，对外国出版史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及中国出版史研究，仅有几本外国出版史的教科书和为数不多的译作。大力引进或翻译外国出版史的相关论著，或许是推进出版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可喜的是，现在国内出现了诸如张志强、何朝晖、何道宽、于文等学者正在大力提倡并力促此事，假以时日，或许外国出版史的研究会出现更多的中文译著，拓我国出版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 西方书史理论影响下的出版史书写
不可否认，在现今学术语境中，中外的出版史的研究范式是有所区别的[5]。西方书籍史研究注重问题意识，存在心态史、阅读史的研究取向、重视读者观照的研究等。事实上，作者于文博士发表了数篇关于西方书籍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6]、《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7]等，可见其深谙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范式与写作模式。
《出版商的诞生》一书显示出作者深受西方书籍史研究影响，论著中的问题意识非常明显，运用了大量原始的史料，通过深度叙述等手段，对图书出版成本、融资与利润等问题展开讨论，这也是西方书籍史和出版史研究的常用范式。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主题：现代英国出版商。现代出版商的诞生是近代西方文化产业的一件大事，因为“现代出版业是最早一批现代文化产业的产业门类”[8] 。18世纪英国的出版业发展迅猛，诞生了数个出版家族，为什么会在18世纪的英国产生数量众多的现代出版商，有学者指出这“既不能被概括成作者创造力的突然大爆发（如同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们经常臆测的），也不是书商致力于生产和传播有利要图的商品的商业大发展（如同研究出版史的学者们有时暗示的）。在18世纪的后半叶，新书的出版几乎总是作者和出版者联合或者协作而成的产物”[9]。因此，围绕着现代出版商的形成这一主题，作者将其分解成三个命题“现代出版业为什么需要一个独立形成的出版商？”“什么原因导致了英国现代出版商是18世纪的末期出现，而不是其他时间？”“出版商的形成具有哪些标志性特征？”[10]这些问题又可再细分为若干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层递出现，涉及出版业的形态演进、学科特殊性等专业性话题，而这些问题最终被释疑，“现代出版商诞生”的主题就显得非常清晰。
就叙述策略而言，鉴于西方书籍史研究过程中的概念相对宽泛，作者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相关的界定，这既有利于主题的突显，也有利于对自设命题的精准回答。首先是对研究范围包括研究时间和空间范围进行界定，在研究时间方面，为展开论述的需要，将研究时间细分为二：一是“现代出版商的形成时间”，二是“本书论述需涉及的时间范围”[11]。在研究的空间范围上，确定为“英国现代的出版商”，将其研究“出版”的范围确定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出版活动，不包括政府、机构或个人等出资进行的出版传播活动”[12]。如此，便呼应了论著中一再强调的作为“文化产业”门类之一的“出版业”及之后论述的“新书出版的特殊风险”等相关思想。其次是对论著中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如“出版商”（publisher）、“印刷商”（printer）、“书商”（bookseller）以及“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等相关的概念。如前所述，现今在学术界出版的关于英国出版史的论著已然众多，但其中涉及的概念并不完全统一，概念的界定就显得尤为必要，既能呼应主题，又便于论述的展开。
两个主线：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是研究文化与产业相关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两种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出版商的诞生》将这两个命题作为论述的主线，一方面避免了全书成为一个单纯的“英国现代出版商”史实描述，达到史论结合的效果；另一方面更将两个主线的论述与出版产业的形态演进串联起来，对“不确定性与出版业的演进规律、现代出版商与现代出版业的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根据现有研究，“需求的不确定性”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领域，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所有行业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不确定性”在《出版商的诞生》中更多地指“需求的不确定性”，且作者更突出了“新书出版中的需求不确定性”，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集物质与精神属性合一的“图书”在生产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问题，也是作为现代出版商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现代出版商必须将“现代作者”和“现代读者”的“人为的活动”联系起来，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建立恰当的选题制度，巧妙设计好书籍印数，确定好经营模式等，妥善解决好一系列现代出版业存在的问题，而这一系列的问题所解释的历史，正是现代出版商制度诞生的的历史。
“文化中间人”（Cultural intermediaries）是运用于文化领域的一个学术概念。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J为“文化中间人”是指“现代文化生产中的中介参与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包括评论家、制片人、出版人、广告人与作家型记者等”[13]。后理查德・彼得林（Richard Peterson）、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等学者都曾对此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中国文化界的学者曾有类似的定义，如上海编辑学会会长贺圣遂就曾说“出版的文化中间人往往首先重视自己工作的事业意义，又是善于经营、有企业头脑的人”[14]。作者将“文化中间人”的概念运用于现代出版商的诞生，可以较好地说明出版业主体的形态的多样性，并对其功能及其历史演进作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因为“作为个体的文化中间商最集中地体现了文化生产的组织者自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而个人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更适于通过历史分析来研究发现”[15]。
三个核心层面。18世纪英国的图书读写传播、18世纪英国图书出版产业形态的变迁、18世纪英国现代出版商的诞生这三个核心层面的展开，让论述的主题和主线得到更好的表达，形成纵横交错的论述模式，让论著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18世纪的英国“从相对稳定的前工业社会向日益扩张的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也是社会结构发生分化和整合的时期”[16]。由于此时英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包括图书在内的社会交往方式和信息传播模式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就图书领域而言，无论是图书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现代作者出现并大量增加，各行各业的成功者、女性作者和专业型作家等使作者构成渐趋多样化；图书的内容也渐显时代性的特点，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小说等新式的书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在内的科学知识得到了更好的传播；读者则随着不同知识的需求，呈现出总数扩大、多元化的趋势。《出版商的诞生》巧妙地运用17―18世纪私人藏书记录以及英国的阅读数据库等史料，证明了18世纪的英国的“出版业基本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17]。
由于18世纪英国的作者与读者的变化，对于图书生产而言，图书出版业的产业形态也必须跟着变化，但对于这种新式的市场，此时的书商仍旧在手稿、文法教材、工具书等领域徘徊，新式图书并未在一时间出现“井喷”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新书的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从而使新书的出版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行为。作者从“内容的唯一性”“图书价值的不稳定性”“盗版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证明了不确定性使得18世纪末的英国书商们面临一个“现代出版商的市场环境”。
现代出版商的诞生，首先是基于旧式书商，《出版商的诞生》认识到这一问题，作者对旧式书商包括“在确定的世界中出版”“联合出版制度”等的传统经营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从1774年起，联合出版制度走向衰落，书商的发展战略发生了巨大转变，从联合垄断走向独立竞争。为了应对图书生产的不确定性，出版者通过“选题”和“选稿”，与作者结盟，走向专业化的出版，直至资本的联合和书商的大分化，最终诞生了现代出版商。由此体现出英国现代出版商的形成是一种多元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过程涉及“图书的文化特性、社会与传播系统变迁、出版生产的场域结构、资本循环、成本构成与利润机制等各层面的问题”[18]。
3 白璧微瑕：《出版商的诞生》值得深化与拓宽之处
《出版商的诞生》是作者运用了大量原始史料，通过预设的“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两个理论假设构架而成。全书一方面探讨了世界上第一批现代意义的书商在英国诞生的过程；一方面透视了“不确定性”在18世纪的英国图书生产和消费中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确定性理论与出版理论的全面结合” [19]。通读全书，理论丰富，构架也较为完善，但亦有一些地方值得深化和拓宽。
首先，对于18世纪英国现代出版商诞生的因素分析及其特色略显单一。一般而言，任何新阶层的诞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代出版业如此，现代出版商亦如此。英国出版史学者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Sher）认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启蒙时期的出版业是在经济、技术、法律和智力背景下发生的共同协商、共同合作、时常伴有竞争性质的活动”[20]。《出版商的诞生》认为对于现代出版商的出现“归因于一些直接原因，对事件与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经济利益等更加根本的原因缺乏必要的研究”[21]。作者在其研究起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但相关的论述或许是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仅对“风险性”原因进行了探讨，对其他诸如对不同出版物的不确定性未进行分析，对政治环境与经济因素也未进行分析。对现代出版商诞生之后的相关特色和影响，如现代出版商诞生后，出版家与作者、读者等群体的关系，文中论述亦显不足。
此外，作者过于强调对现实的启示也让著作的史学存史功能略受影响。作为史论结合的学术著作，存史和资鉴应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出版商的诞生》以18世纪图书生产的研究视角探讨现代英国出版商的诞生过程，也保存了大量史料，提供了大量可供现今出版业借鉴的理论。但笔者以为，在文后结语部分，过分强调资鉴，有喧宾夺主之嫌，如用“附录”等形式，效果或将更佳。
总而言之，《出版商的诞生》运用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策略，以“不确定性”和“文化中间人”两大理论假设，对英国现代出版商的诞生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论述，资料详实，理论丰富，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我国的外国出版史尤其是英国出版史的研究。
注 释
[1][19]肖东发.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序言[C].于文.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2
[2][9][20][美]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Sher）著；启蒙编译所译.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o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7，7
[3]Richard Arthur Austen-Leigh. William Strahan and his ledgers[M].London School of Prtg. and Kindred Trades，1923
[4][8][10][11][12][15][17][18][21]于文.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21-226，8，9-10，11，14，8，87，175，27
[5]郭平兴.不一样的书籍观：中西方书籍史的差异[J].出版科学，2015（4）
[6]于文.“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J].图书情报知识，2009（6）
[7]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8（4）
[13]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 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1984
[14]贺圣遂.出版需要具有服务精神的文化中间人[J].编辑学刊，2014（3）
[16]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00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项目云南地区手工造纸传统知识保护课题调研组(以下简称“课题组”)一行四人，在丽江市丽江古城、玉龙县大具乡白麦村、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等地考察了纳西族东巴造纸传统知识的传承、保护以及商业化利用情况。调研期间，课题组邀请了丽江当地行政部门、研究机构、商业实体以及东巴造纸传承人代表等各方人士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会议室，召开了“东巴传统造纸保护问题座谈会”。座谈会上，丽江市文化产业办公室、文化局、科技局、工商局等行政部门官员，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丽江市博物院等研究机构的学者，纳西文化产业公司、“丽江东巴纸坊”、“天雨流芳”等商业实体的负责人，以及白麦村的造纸传人代表先后发言，就保护纳西族东巴造纸的传承和发展问题交流信息、表明态度，并表达了应当寻求有效而适当的法律机制并采取实际措施保护纳西族古老的东巴造纸传统免遭失传厄运的强烈意愿。
东巴纸：纳西族宝贵的民族遗产
纳西族现有人口30多万，活动范围在滇西北东经98°－102°，北纬26°－30°之间的滇康高原地区，聚居在云南西北的香格里拉(中旬)县、丽江市和四川西部的俄里县。纳西族至今保留着一种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在历史上由纳西族“东巴教”的“东巴”们掌握和传承，从而称“东巴文”，以东巴文书写的东巴教典籍被称为“东巴经”，传抄东巴经的纸被称为“东巴纸”。东巴经在纳西语中叫“森究鲁究”，意思是刻在木头或石头上的文字，可见，在纸还没有传入前，东巴字是用木或石头做为书写材料的。根据记载，丽江地区在元代已有造纸业，但东巴经的书写材料在当时是否已经用纸缺乏史料的佐证，现存最早有时间记录的以纸质承载的东巴经出现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有学者认为，从元时传到丽江的汉人的造纸术即抄纸法在此后与的浇纸法在丽江纳西族地区融合，形成了东巴纸的生产技术。由于木氏土司对汉文化的大力推崇，排挤东巴祭师，以及内地的造纸技术具有出产量高、所造的纸宜于书写绘画等特点，从而“东巴纸”工艺随着东巴们隐没于山区民众中，逐渐成为书写“东巴经”的专用纸。东巴纸工艺由于其技术简易、纸张厚实宜于保存和造型等特点而被东巴们流传下来。正因为东巴纸的制作工艺反映出中国造纸术与印巴次大陆造纸术在特定历史年代和特定地域碰撞交流的独特面貌，因此，被誉为“造纸活化石”，为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工艺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素材。
两村数户：濒危的传承状况
东巴经卷帙浩繁，至今仍保留有纸1万多卷，分藏于世界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由于政治因素，自1950年后，纳西族东巴教一度被认为是“巫教”和“封建迷信”，东巴经书被烧毁，东巴祭师的传统活动被，禁止，东巴文化传承一度中断，再加上外来纸张的涌入和国营造纸厂的建立，对成本高、劳动强、周期长的手工造纸无疑是一个剧烈冲击，对东巴纸的需求越来越少，东巴纸的生产活动一度中断，东巴造纸技艺也濒临灭绝。
20世纪80年代，东巴纸生产活动在造纸传人自觉继承以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帮助下开始恢复，但仅限于自用和供给研究机构使用，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加上原料匮乏，最终整个纳西族聚居地区只有两三个村的几户人家恢复传承。即便是这几户人家也随时面临着中断生产的可能，只要生产一中断，随着这一代掌握技艺的传承人的离去，我们终将眼看鲜活的东巴造纸传统消逝、封存在历史当中而只能由后人在博物馆中缅怀。
(一)肯配古村
肯配古村是隶属于丽江市玉龙县大具乡白麦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该村位于玉龙雪山东部，海拔2645米，下临虎跳峡，南距玉龙古城区86千米，西距大具乡政府15千米。当地属高寒山区，由于造纸原料丰富，自古便有造东巴纸的传统，其纸纳西语称作”打鼓色素”，意思是肯配古的纸。过去制造东巴纸在肯配古村曾是当地东巴的主要经济来源。
由于历史原因，肯配古村的东巴造纸技艺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断，直到1989年后，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的帮助下，村民和圣文在请教了过去曾经是造纸东巴的外祖父后开始恢复造纸，并于1990年正式挂牌为“云南社科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经书纸定点生产作坊”。和圣文在1991年带200张纸参加了广州博览会，当时称为”东巴经书纸”，自此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2001年，村民和桂山也师从其曾是造纸东巴的外祖父学会了造纸。2003年5月，在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的支持下，村里掌握造纸技术的老人们(年龄都在70岁以上)集体教会6个年青人，他们分别是：和贵修、和志国、和国强、和春龙、和润林、和仕英。
由于东巴纸原有的用于书写东巴经的传统市场目前已经渐渐消失，新的市场渠道又未能打开，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在支持和圣文恢复造纸的那几年订购的东巴纸至今还没有用完，更谈不上扩大订量了。目前和圣文在家务农，有些零星订单，而其他的人几乎不造纸，生计主要是靠养植和采集菌子、药材等山货维持。恢复了东巴造纸传统的村民们由于无法以造纸为生计手段，东巴造纸传统又面临着再次失传的窘境。
(二)白地村
白地村位于香格里拉县三坝乡，与大具乡隔金沙江东西相对，这里有一处东巴教圣地“白水台”，是纳西族文化的发源地。白地出产的东巴纸被称为“白地纸”，年已八旬的和志本老东巴一家是目前白地村唯一的造纸户。和志本出身东巴世家，从师伯父肯恒大师学习经卷、法规、技艺，并能主持各种占卜和仪式，是当地最有名的大东巴之一。根据他的口述，他的家族造东巴纸约有150多年的历史。同样由于历史原因，他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中断了造纸，直到1983年才恢复。和志本一家造纸以自用为主，有时也接一些订单，但是量不大，日常生计主要靠几个儿子务农和狩猎供养。近两年由于白水台旅游景点的开发，和志本老东巴被聘请在村中的东巴文化园写经书，每月固定收益600元。
(三)小米地村
据调研期间了解到的情况，大具乡小米地村村民杨素一家也于2002年恢复了东巴造纸，其造纸技术源自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因行程所限，课题组未能到实地采访。
原料特殊：宜小规模持续利用，忌大规模采伐滥用
造纸东巴将造纸的原料称为“构皮”，经过调查，这种“构皮”实际上并不是较为常见的造纸原料“构树”的皮，而是当地一种名为“荛花”的灌木的韧皮部分。所以，外人常认为东巴纸也以构树皮为原料，是因为东巴们只是借用了“构皮”这一汉族外来语汇来称呼传统东巴造纸的原料，并不在意它与构树的实质区
别，更谈不上区分具体的植物学名称。荛花在纳西语中称为“瓦达”(也有学者译为“弯得”)，是一种多年生直立灌木，一般高约80－100cm，叶对生，革质，多生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金沙江河谷山间多石头的贫瘠土壤中。荛花皮具有毒性，一般人接触，口鼻会过敏，用经过蒸煮的荛花皮制造的东巴纸因此具有微毒且有防虫作用，这也是东巴经书不被虫蛀而保存久远的原因。
据村民介绍，历史上丽江和香格里拉沿金沙江河谷一代有着丰富的荛花资源。但是课题组在田野考察中却发现当地植被稀疏，荛花分布稀疏、茎干幼小，很少有超过一指粗的。于是，产生了一种疑问，是否传统东巴造纸的恢复和传承造成了原料的大量消耗和植被的破坏?
经过对造纸东巴的问卷调研，东巴纸原料的采集方式为“砍粗留细，趁鲜剥皮、褪黑留白”，即造纸东巴首先到附近山上寻找荛花，由于荛花是丛生灌木，砍伐时只选择粗壮、表皮光滑、枝杈较少的茎干，幼枝则保留下来让其继续生长，粗的茎干也不是齐根全砍，而是留有一小截，来年在砍伐处仍可发枝；砍好树，必须趁鲜剥皮，这种树水分少，容易干。一旦水分干了，剥皮将十分困难，只能采用泡水的方法来处理，费工费时：剥下树皮后，刮去黑色外衣，只留白色内皮，遇到较厚的皮料，还要用小刀将之剥离为两层，削薄后的树皮便于蒸煮，既省时间又省燃料。
在资源利用率上，东巴纸的原料(枝)和成品(张)的基本比例是200：60(10：3)，即每砍伐200枝1－1.5cm直径的荛花茎干可得3千克左右干料，按每0.5千克干料生产10张纸计算，可得到25cm×60cm尺寸的成品东巴纸60张。应当说，东巴造纸的原料利用率在目前所知的传统造纸工艺当中是最低的。
从理论上来说，东巴造纸在自产自用式的传统情境下，由于用量较少和可持续的原料采集方式，可以维系原料的充足供应和可持续利用，但是一旦用量超出一定的临界点，将会导致原料的减少和资源的过度利用。以生产10000张东巴纸估算，其原料消耗应当为33000枝左右荛花茎干，我们假定一株荛花可采伐3－4枝茎干，当地荛花分布数量为每10000平方米生长1株，那么，生产10000张东巴纸需要将100平方千米范围内的成材原料砍伐殆尽，加上蒸煮原料所需要的大量薪柴，所造成的资源和植被消耗可想而知。因此，原料的年采伐量和年再生量之间应该达到平衡。
鉴于东巴造纸传人恢复生产后的产量并不大，平时除了满足游客的少量需求外，仅以自用为限；同时，按照传统采伐方式，荛花的茎干应当是逐年成材，而实地调查却发现荛花在当地山林河谷的分布密度很高却缺乏成材茎干，因此，目前荛花资源匮乏的真正原因并非是东巴造纸的恢复传承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
通过访谈了解到，在20世纪80年代，有外地商人曾经到当地收购造纸原料，导致金沙江河谷地区发生大规模砍伐荛花的事件。根据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供销社志(1952年－1989年)记载：“1980年丽江土产公司直接与江西光明造纸厂、浙江蜡纸厂等单位订立供货合同，收购荛花皮。后来收购价及商品量随之增加，每百千克平均收购价从30元提高到70元，继而提高到100元。1980－1988年，供销社收购1908吨，约增加群众收入114万元”。而在白水台，荛花也在同一时期被收购。在此商业性收购之前，当地的成年荛花植株生长状况呈半乔木状，资源量很大，经过多年间收购，资源量大减，最终造成目前成材荛花资源匮乏的状况。目前荛花原料每千克市价就已达到10元。
针对目前荛花成材原料匮乏的状况，造纸东巴们在各自社区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保护。例如，白水台和志本家减少了造纸活动，一般以自用为主，原料到较远的深山中采伐，在东巴文化园等景点的写经活动大部分时候用素描纸替代，以便恢复周边荛花资源：肯配古村的造纸东巴则在云南省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会的帮助下开展人工种植荛花的试验，目前已经取得成效。
潜力巨大：基于东巴制造传统的商业利用状况
在社区传统情境下，东巴纸的主要用途是用来传抄东巴经书和制作东巴法牌。在传统的万物有灵信仰的影响下，造纸也被看作是东巴所具备的一门法术，人们认为东巴经和东巴法牌等都是神圣的，因此，对传抄东巴经的纸和做东巴法牌所用的纸自然也有了特殊要求，如制造东巴纸的人必须是男性，最好就是东巴本人造的纸，这样能保证纸的”圣洁”。在以物易物的时代，一张东巴纸可以换得一升毛粮(未舂的米)，五六十张东巴纸可以换得一整头羊，造纸自然也成为东巴乐于选择的职业分工，使他们获得高于普通人的生计状况。
在东巴造纸恢复传承的十几年间，造纸已经渐渐失去了原始的宗教神秘感，而成为东巴造纸户在农耕和畜养之外增加经济收益的一门特殊技艺。以每张纸5元的市场价格计算，每户每年生产1000张纸就可增收5000元。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与外界信息沟通不便，也由于荛花资源的匮乏，造纸户一方面接到的订单并不多，另一方面也不可能生产过多的纸张成品。据我们根据调研数据的估算，恢复传承至今东巴纸的生产总量应当在20000－30000张之间，其中大部分是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为了东巴经的整理和保存而订购的，其他研究机构如美国自然博物馆及一些学者和旅游者也有少量直接订购，真正流入市场的东巴纸并不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丽江旅游市场上以“东巴纸”为名的文化产品市场的火爆。
在丽江古城，“东巴纸”名义的旅游产品名目繁多，主要有东巴纸书、东巴纸画、东巴纸雕、东巴纸工艺品等各种类别，均声称以最原始的东巴纸为载体加工而成。以四方街上的“丽江东巴纸坊”为例，该纸坊目前开发了书籍、邮品、办公用品、宗教系列用品等多个类别的旅游产品，并在营业场所内向游人展示和表演东巴造纸技艺和工具，年营业额在100万元以上，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收益。在古城内还有一家名为“天雨流芳”的店铺，以销售东巴纸书画和东巴纸雕为主，每件商品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吸引不少游客购买，月销售额近万元，业绩也是可观的。
在采访中发现，两家商铺所称的“东巴纸”均非来自恢复传承东巴造纸的传统社区。“丽江东巴纸坊”仅在表演东巴造纸的过程中使用了荛花原料为道具，其所销售的产品均在昆明加工，所用纸张来源于昆明及外省。“天雨流芳”所用纸张为自产自销，来自于店主在市郊开设的造纸作坊，这种纸基本采用了传统东巴造纸的工艺，但使用了汉族常用的“构树皮”为主要原料并有一些技术上的改进。
当问店主们为什么不用传统社区按照原始工艺生产的东巴纸时，店主们的解释中的共同点就是：荛花原料
稀少，而且解决不了双面印刷的问题，商业利用的成本太高。
但是，毕竟店主们之所以能有良好的经济收益是因为购买者大多为“东巴纸”民族、原始和神秘的特点所吸引，我们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是：(1)以“东巴纸”冠名的纸张，如果它与纳西族传统社区以及纳西族传统的东巴造纸工艺没有丝毫的关系，是否是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正当商业行为?(2)以一个民族的某项传统为市场卖点获取商业利益，是否有一个边界，即尊重这个民族对该传统起码的认知和传承者的心理感受?(3)在传统的基础上开发产品，如果这种产品与该传统的原始工艺有区别，是否应当加以说明而不是含糊其辞?
竟相垄断：基于东巴造纸传统的知识产权申请和授权状况
“丽江东巴纸坊”和“天雨流芳”都注意到知识产权在商业竞争中的重要性。“丽江东巴纸坊”注册了“东巴纸坊”商标，“天雨流芳”注册了“东巴纸”网络中文域名。两家还围绕东巴纸和东巴造纸技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一系列专利申请。
我们将检索到的相关商标和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情况进行了统计。
纳西族东巴早知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分析及具体建议
在东巴造纸保护中，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的目前所存在的比较尖锐的问题是(1)商业开发者在商业化利用过程中对东巴文化传统的滥用和歪曲，以及(2)商业开发者本是基于东巴文化传统却以申请知识产权权利的方式获得独占利益两方面。
对于东巴造纸的法律保护而言，从理论上说最为直接依据应当说是《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因为“东巴文化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技艺”已在第二条(二)中被列为本条例所保护对象。该条例在第三条中规定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是东巴文化的管理部门，有“监督检查东巴文化产品的开发和利用(第三条(四))”和“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第三条(六))”的职责。同时，该条例第四条也规定：“自治县人民政府的民族，宗教、旅游、工商、城建、公安及其他有关部门和海关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做好东巴文化保护管理工作。”
既然行政主体确定，保护客体也明确，那么，这两方面的问题是否可以得到该条例的有效保护呢?答案却是否定的。原因在于，该条列侧重于东巴文物的保护，但对于如何保护商业化环境下的东巴文化传承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仅在第十三条规定：“从事东巴文化开发、经营等活动，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公民的身心健康、扰乱公共秩序。”语焉不详。同样，无论是《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还是《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都没有就该种情形作出规定。
就问题(1)即商业开发者在商业化利用过程中对东巴文化传统的滥用和歪曲而言。有关部门尤其应当注意民族传统的保护政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我国已于2004年正式加入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相关国内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在制定过程当中，尽管具体法律尚未出台，但是依据公约，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文化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我国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真实性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域名和商标的注册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利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艺术创作、产品开发、旅游活动等，应当尊重其原真形式和文化内涵，防止歪曲与滥用。
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已由香格里拉县申请为部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录于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Ⅷ－68。课题组也建议丽江地区东巴造纸传承地三坝乡白麦村所属行政区域的文化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将本地区的东巴纸传统工艺申请为云南省或丽江市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利于传承和保护。
就问题(2)商业开发者本是基于东巴文化传统却以申请知识产权权利的方式获得独占利益而言，有关方面应当注意借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保护民族传统。
首先，可以通过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向国家质监总局申请地理标志产品标记的方式，规范和监督民族和地方传统的开发和利用，制止歪曲和滥用。
其次，可以依据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对于专利、商标、域名等权利的救济手段，如专利无效、商标异议、域名仲裁等，制止商业开发者独占民族和地方传统知识。
第三，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云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对于商业开发者的虚假宣传加以规制。如《云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七条就明确禁止经营者利用广告和以“利用大众传播媒体作虚假的宣传报道”、“对商品作虚假的现场演示或者说明”和“在经营场所对商品作虚假的文字标注、说明或者解释”等方法，对商业信誉或者商品质量，制作成份，性能，用途、生产者、产地、来源、有效期、价格、售后服务等方面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按照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机关；而要确定东巴文化产业经营者是否进行了虚假宣传并构成东巴文化传统的滥用和歪曲则需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介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协调东巴文化保护各行政单位、研究机构、传统社区以及传承人形成一个东巴文化传统的认定机制，认定经营者是否进行了虚假宣传，其商业行为是否构成对于东巴文化传统的滥用和歪曲。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则以该种东巴文化传统的认定结论为依据对东巴文化产业经营者进行监督和管理。
成本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是企业产生利润的驱动力。对成本进行管理才能达到节约耗费、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纵观国内外连锁企业成本控制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国外学者注重理论研究，我国学者注重对连锁企业成本控制存在问题的探讨，从研究内容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 国外研究现状
连锁经营是现代流通体系的基本组织方式，它的经营范围覆盖整个商品流通业和服务业。国外学者一直对连锁经营进行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 连锁概念的产生
连锁是指在统一所有权或者统一的战略决策的批零一体化的多店铺零售体系。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本质把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的原理应用于商品流通业。最终实现经营活动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统一化，从而达到提高规模效益的目的。
连锁经营是一种经营制度和商业组织形式，它是指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的若干企业以一定的形式组成的联合体，在统一规划下进行专业分工，在分工的基础下进行集中化管理。连锁经营有三种类型：直营连锁、自愿连锁、特许连锁。直营连锁是最基本的连锁的形态，所有的门店都在总部的统一领导下经营。而自愿连锁是在自由连锁的基础上，各个门店有较高的自主权，只是在部分的业务范围内合作。特许连锁是总部与加盟店依靠契约结合的一种形式。
1.2 连锁经营的发展
连锁经营最早产生在美国，美国仍然是世界上连锁经营最发达的国家。美国连锁经营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859年，美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家连锁店“大美国茶叶公司”。在这之后，各个连锁企业相继成立，到1900年，全美连锁企业已发展到58家。1930年，美国人迈克尔?库伦在牙买开设了世界第一家超级市场，这一时期，连锁经营与超级市场相结合。1954年，麦当劳发展连锁店，连锁经营步入成熟、规范的轨道。发展到1980年，连锁经营进入全面国际化阶段。经营手段多样化，行业多样化。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连锁经营已经渗透到发达国家的零售、餐饮、服务各个领域。
国外学术界对连锁经营的研究经历了若干阶段，在对各个阶段连锁经营活动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连锁经营的成本管理理论。
①交易成本理论。1937年，科斯第一次提到交易成本的概念，1960年，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明确使用了交易成本概念。交易成本是由于企业的专业分工与市场价格机能之运作，使用价格必须付出代价。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是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统一。
②战略成本管理理论。最早由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西蒙提出，之后，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价值链理论，后来价值链理论成为战略成本分析的主要工具。1998年，美国罗宾?库泊提出了战略成本管理体系。战略成本管理理论认为连锁经营企业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的变化和企业内部战略管理的需要，通过建立成本管理系统对成本结构进行分析，为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
③标准成本法理论。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产生了标准成本法。之后传到法国、瑞士等国。标准成本法将成本计划、成本分析、成本控制等有机结合建立成本控制系统。在西方的工业企业中广泛得以应用。标准成本法侧重与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它将原来的事后成本核算变为事中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它是成本控制史上的里程碑。但是这种传统的成本控制的方法受技术进步的制约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之后被现代作业成本法所代替。
④作业成本法管理理论。作业成本法简称ABC法。库柏和卡普兰于1988第一次提出了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是一种以作业为为基础的成本计算方法。它认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会导致作业，作业会导致耗费，耗费会形成成本。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的标准成本法的缺陷。从传统的标准成本法发展到现代的作业成本法，是成本会计发展的趋势。
2 国内研究状况
2004年中国零售业实施全面开放，外资连锁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对本土连锁企业冲击很大。我国连锁企业起步晚，规模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我国的连锁企业成本管理的研究受制于连锁企业发展滞后的影响，理论的研究远远跟不上连锁经营实践发展的步伐。对于连锁企业成本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零售连锁企业的研究上，在对手机连锁企业、餐饮连锁企业、药店连锁等企业的成本控制的研究中主要从原料采购、商品储运、企业管理、商品销售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2005年6月，赵霞在《商业连锁企业的成本管理》一文中，从供应链、价值链、作业链三方面来谈商业连锁企业的成本管理，她认为商业连锁企业的成本管理是基于成本领先战略下企业各个层面全面的成本管理。
2007年5月，朱小燕在《浅议连锁经营企业成本控制研究》一文中，指出当前我国连锁经营企业成本控制存在以下的问题。表现在：
①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采购制度，采购成本增加。
②在物流成本控制上，经营者没有系统分析和研究整个物流的过程，物流成本控制标准不统一，导致物流成本过高。
③连锁企业门店多，门店房租成本的控制存在问题。
④人力资源管理上，人岗不匹配。
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对应的策略。
2012年李红琨在《作业成本法在中国连锁餐饮企业成本管理中应用研究》一文中提到作业成本法强调成本动因和结果的关系，对中国连锁餐饮企业成本管理的现状进行了成因的分析，得出了作业成本法对成本管理有重要的意义的结论。
2012年3月，杨引娟在《零售连锁企业的物流成本控制》一文中对连锁企业物流成本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优化组织机构、建立完善物流信息系统、共同配送、完善供应商、采购一体化、完善库存、运输成本控制的策略。
2013年4月雷杰在《关于商业连锁企业成本管理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总结了商业连锁企业在原料采购、商品储运、企业管理、商品销售等方面成本管理出现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最后指出企业管理者要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实现对成本的管理和控制，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3 结 语
综合上述国外和国内文献资料分析，发现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连锁企业成本控制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传统的成本管理方式己经不能满足现代管理的需要，企业必须充分利用先进的高科技信息处理技术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更大发展。
②成本控制是基于成本领先战略下的企业整体全面的管理。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环节，某一个阶段的控制。
③加强供应链管理，以提高企业流程效率、降低供应链的总成本，从而控制和降低企业总成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关键词：库存配送系统；联合优化；遗传算法；C-W算法
一、库存与配送系统联合优化研究分类
1.联合优化思路。在库存与配送联合优化研究提出之前，大多学者都是单独对企业库存与配送进行研究的，比如考虑输入输出对动态库存进行研究，单独进行配送线路规划，动态库存管理研究中输入输出是已知的，没有考虑输入输出受企业采购过程中供应商配送的影响，而单独的运输线路规划问题则没有考虑库存内部动态管理，因此，对库存与配送系统联合优化研究很有必要，目前该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一类研究基于供应链整体成本，构建模型求得整体的订货量与配送策略。此类研究综合考虑了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三大成本“库存、采购与运输”，基于各方需求统一确定，互相了解需求，并且不允许缺货情况的发生，运输服务统一由第三方提供，构建的目标优化模型以生产商的生产成本、零售商的采购、库存成本，以及运输服务提供方的运输成本，以此求得最优解。但是该类研究没有考虑供应链参与各方的合作情况，各方对于利益的分配、成本的分摊机制没有考虑，容易造成分配不均而产生摩擦。
另外一类研究则是是由供应商主导库存配送，考虑一个供应商对多个零售商的库存-配送进行管理，构建模型对各独立零售商的库存进行管理，基于各地库存对时间、数量的需求，以自身成本最小为目标，进行路线规划，及时给零售商补货。供应商管理库存与前一类研究不同，两类研究均从总体成本最优角度出发，但是前一类研究没有厘清供应链中各企业角色，及相应的职责，此类研究确定了供应商管理库存，则明确了研究的类型，对于成本分配问题有了较好的解决。通过建立合理的数学算法可以对基于库存考虑的线路规划问题求得最优解，通过供应链各节点的协同配合促进运作效率，各方均获得最大收益，为实际供应链运作提供参考。
2.算法研究分类。库存-配送系统可以视为库存-路径问题的升级版，但是本质考虑的重点仍然是供应链各方库存保有量、采购量、采购周期，与运输路径选择之间的合理调节。对于库存-路径问题的算法研究较多，我们可以借鉴其相关算法应用于库存-配送系统研究。
（1）启发式算法。运用启发式算法对库存-路径问题进行求解的研究比较普遍，如蚁群算法、邻域搜索算法、禁忌搜索算法、模拟退火算法、遗传算法及人工神经网络等智能算法都或多或少有应用于库存-路径研究领域，其中遗传算法有较好的收敛性，能较快地达到全局最优解，并且有优胜劣汰的算法规则，最多地被运用或改进后运用于库存-路径求解。
（2）C-W节约算法。C-W算法是解决旅行商提出的，基于节约的理念，适用于物流单元间流量较为稳定，变化不大的问题，是一种较为简洁实用的算法。由供应商主导库存，为多个零售商供货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库存过度配置，配送次数多配送量过大的情形，可以达到配送次数最少，配送量最经济（供应商、零售商采用最佳采购量）的效果，此时配送路线上配送较为稳定，配送变化不会太大，不会因为市场需求变动过大而引起配送问题，因为供应商对零售商的库存需求情况十分了解。因此C-W算法比较适合研究库存-路径问题，多数学者采用遗传算法或其他优化算法是都会结合C-W算法特点进行研究。
（3）其他算法。除运筹学领域优化算法、智能算法与C-W算法这几类典型的库存-路径求解算法之外，一些学者还采用概率论领域的马尔科夫决策过程研究随机需求下的库存-路径算法，也有学者采用分散决策算法（DDA decentralized decision algorithm）以求解分散决策情形下的库存与运输问题）。
二、库存与配送系统联合优化模型构建
库存与配送系统联合优化是促进供应链一体化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供应商统一管理库存构建一个供应商对多个零售商配送的简单两级供应链模型。
1.模型假设。（1）各零售商需求确定，且均与供应商形成直接连接网络；（2）零售商不允许缺货，不考虑提前期；（3）运输费用与距离成正比；（4）一个运输车辆一天只做一次配送，在不超过运输车辆的满载负荷前提下可以为多个零售商配送；（5）多个零售商的不同货物可以拼车运货，这一点由供应商统一管理库存，统一配送可以比较好地解决。
2.符号表示。本文考虑的是由供应商管理库存，由单供应商与多个零售商构成的一对多的简单二级供应链，用数字序号下标表示供应商与零售商，i∈（0，1，2，...，N），0表示供应商，1至N表示零售商。货物由供应商负责配送，共有M辆运输车，每辆车的载重相等为Q，供应商的补货周期为T，eij表示供应商及各零售商之间的距离，di表示零售商的需求率，A0，Ai表示供应商与零售商的补货成本，h0与hi表示供应商与零售商的库存成本，C表示车辆的运输成本，在供应商的补货周期内，ni表示零售商的订货次数，ti表示零售商的订货周期，则T=niti，令Xijkt表示车辆k在时间t从点i开往j进行配送，是则值为1，否则为0，令Qjkr表示车辆k在时间r为点j配送的货物量。
关键词:商务英语 翻译 文化适应性
商务英语翻译问题概述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间、地区间经济交往的实质是国家文化、地区文化的互动、交流与接触。在不同文化的交互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弱化和消除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和交流。英语作为国家间、地区间经济交往和商务往来的有效工具，具有存在形式的多样性与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等特点，这些特征不仅反映着国家、地区间文化的差异性，也影响着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性。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必须注重国外企业与本国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文化环境是一个不同区域、行业、特征和性质的文化交织影响、能动渗透的有机能动场，尤其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较强的波及力和辐射力，会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造成影响效应，商务英语翻译也不例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产物，是社会文化在企业组织管理实践中的折射，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文化价值、经营理念、管理过程和未来经营业绩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企业文化渗透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中，又流溢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之上，既是企业组织的基因和灵魂，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潜在动力和重要保障;既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批判性和继承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的有机结合。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应关注和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重视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
密切关注国外企业文化的最新成果，充分考虑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化、国内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渗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学习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的企业文化逐渐成为培育和创新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但实事求是地分析，对如何借鉴、学习、吸收和内化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可移植性等关键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学术上加以明确描述和科学阐明。目前，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对待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
局限和满足于介绍和翻译，而忽视根据本土社会特殊的文化背景、文化特征进行商务英语翻译，以及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的吸收、修正和创造性地应用。
忽视文化盘点，即忽视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的制约性，不注重原产地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分析，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未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其来龙去脉，缺乏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深层次的文化学透视。
缺乏对我国本土文化独特性的准确认识，未经系统科学地分析就直接从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中演绎出各种关于商务英语翻译的手段、设想、方式与模式，企图在较短的时期内来完成商务英语翻译工作。实践证明，单纯考虑国外企业文化，不会产生与国内企业商务交往活动的英语翻译理论及实践操作方式，也不会促进国内企业商务活动的持续、深入和有效地开展，反而给企业商务交往与活动的有效开展带来很大障碍，造成企业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巨大破坏。
把握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
事实上，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往往被忽视的环节就是文化的适应性。当然，文化适应性的观点决不是否认不同商务英语翻译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但国外先进企业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渗透到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商务英语翻译必须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东西方管理文化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彼此各有优势，很难找到一条客观、有效的商务英语翻译标准。对于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究其本质是由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所致。因此，在我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注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反映国外企业文化特性，才能更好的造就企业商务英语翻译在企业商务创新实践中实现实质性转变和历史性飞跃。本文认为，商务英语翻译的首要前提应该是注重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有效体现国内外企业商务活动交往之间的文化适应性。
全面构建商务英语翻译的内部环境
文化适应性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要素，说明商务英语翻译要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相一致。商务英语翻译是体现企业亚文化的一种手段，是社会宏观的大文化在企业中的投射，因而商务英语翻译必须体现出社会的宏观大文化。所以，中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基础就应该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本原文化，是在与各种文化、思想、观念不断碰撞、借鉴和融合的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与表征。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可道，非常道”的真理追求意识，“无为而治”的管理意识和“有生于无”的创造观以及孙子的“五事七计”以道为首的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培育和建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石。
长期以来，我国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缺乏中国特色，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借鉴和应用到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中。实践表明，只有建立扎根于现实土壤、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才能使企业发展具备永续的原动力和发展的持久力。例如，海尔的“In Good Faith Forever”，集中反映了德、信、人尊、人与人之间亲和的传统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延续，也正是由于海尔把传统文化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来认识，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体系，从体系到高度，从高度到延伸，将诸多竞争对手远远抛于身后。
综上所述，商务英语翻译应置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去深入探讨。研究商务英语翻译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商务英语翻译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体系和模式，加强商务英语翻译理论应用、测量、评估、诊断和追踪的实证性研究，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管理模式，推动经济组织交往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1.赵雪涛，王明辉.浅谈商务英语翻译与文化关联[J].商场现代化，2008(24)
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联系。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它的最早工作重心之一是把阿多诺“文化试图废除阶级”的定义作为目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并不是批判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为了批判阶级理论(即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并压迫无产阶级的文化)。
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汤普森以及威廉斯。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过于呆板。他还认为卢卡奇颠倒了世界观的概念,把所有国家和每个历史阶段拥有的世界观都转到了阶级问题上。霍加特指出商业娱乐资本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学者的指责。汤普森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实践只有和社会构造关系联系,才能被充分的理论化。威廉斯反对把文化还原为基础,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它还是物质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研究的分歧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都追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它们存在分歧。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会议之后,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要么迎合市场,要被市场粉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上,在精神层面,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业主义进行渗透的一种方式,它给予商品个性,表现在广告和品牌名称中,将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霍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经济简化论和决定论。经济简化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都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被锁定在了经济关系中。文化研究是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反对,是对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反对,是对错误的意识的反对。
而自文化研究建立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的抽象系统所主宰的。
两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其中最着名的论辩是1995年,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论辩。
关键词：网络伦理道德伦理体系企业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不仅应用于企业的生产流通领域，也开始对企业的管理产生影响。一些旨在重新整合企业资源，基于信息技术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如ERP,M工S等。网络作为一种工具在被企业广泛认可并接受的同时，也对传统企业的商业模式及商业行为等诸多方面产生很大影响，对基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产生着一定的冲击。本文试图对我国企业网伦理的特点、表现形式及本质进行初步探一讨。
一、网络伦理的研究对我国企业有着贡要的意义
1、网络伦理是道德关系的新的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
在电子信息网络建设如火如茶进行的时候，网络也对人类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着影响，它不但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和地位，也对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有着重要影响。传统的企业之间的联系，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为网络的出现而有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基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价值判断效果不明显或者无效。所谓网络伦理，简单的一说，是指人们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往时表现出来的道德关系。这种道德关系，因为受网络影响而被赋予或产生了新的内容。在网络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看似简单道德问题变得复杂。
2、网络伦理学与传统商业伦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网络伦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来的，因而具有独特性。网络伦理学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迅速发展的一门学科，其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也非常广泛，有研究深层次哲学问题的理论问题，有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有交叉问题的研究。然而，网络伦理的研究的分析框架，还是离不开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学积淀，如目的伦理学和义务伦理学等。通过选择某一特定理论做为指导，可以合理的一证明该理论的道德原则要求我们做出何种决定。我们可以借用商业伦理学的传统理论来分析网络条件下的一些新的问题。
3、商业伦理以及网络伦理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
当今西方社会，商业伦理，特别是信息网络建设中出现的网络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一些研究组织纷纷成立，各种规模不等的学术会议依次举办。许多企业开始重新评估自身的伦理体系合理性，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与员工的关系以及员工彼此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戴维.J.费里切在其《商业伦理学》中指出“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道德的行为都是商业长期成功所必须的，不道德的行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在这样的趋势下，一些前所未有的商业模式不断出现，人们在进行商业决策的同时越来越增加着伦理决策的内容。
4、我国企业重视网络伦理有着重要意义。
技术的发展总是会使道德问题以新的面目出现，而法律不可能是超前的。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今天，各种价值观丛生，有传统的落后的内容，也有新的先进的内容。这里，网络技术的出现，又会使一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传统的商业关系，如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可能因为网络的出现而呈现新的模式，要充分发挥这种模式的效率，必然要建立起与我国经济环境相适应的价值观。这时，道德问题的判断显得尤其重要。如果任由不道德行为通过网络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出现的企业行为中，雨不能有效建立相应的网络伦理秩序，大力重视商业伦理道德，必将对国家经济建设产生重要不利影响。
二、我国企业网络伦理问题的基本特点
大多数企业管理者都希望消灭一部分不道德行为，然而对于“什么是道德的，以及什么是不道德的”的不同理解，可能会构成不同的有争议的道德问题。一般来说，管理者在进行伦理决策时，影响其伦理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个人的，有组织的，有利益相关者的。
在网络条件下，企业与相关利益者的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与竞争对手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的依靠信息传递地过程中的不对称性以及迟滞性所产生的信息垄断，从而产主的竞争优势，在新网络条件下可能会夫去。信息的及时性及渠道多样性，使得竞争双方必然寻求新的方式继续保持戎获取信息方面的优势，也必然会改变传统的竞争方式。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关系变得模糊，客户可能会全面参与自已所需商品的生产过程，供应商也可能通过网络控制客户(如大型超市)的库存变化，甚至会详细了解客户的资产与负债。管理层与员工的关系，因为网绍的出现会出现变化，一些新的问题会区此产生。如电子监控仪与网络并用，可以使管理人员无论身在何处都可能对GJ工所做一切了如指掌。这些新问题的伦理分析可能变得复杂。另外，随着政府电子政务的开展，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矢系也在发生变化。
基于以上的变化，我国企业的网络伦理呈现出以下儿下特点：
(1)自主性。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与传统社会人们的商业道德总识与道德行为相比较，无论是员工个体还是企业，在通过网络进行商业产往中，将呈现出更少的依赖性，更多的自主性的特点与趋势。
(2)开放性。世界__匕不同国家，一个国家不同区域，有着不同传统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交易的完成。企业在与外部进行商业交往，更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由于网络可能会将不同的文化全方位展示在人们面前，传统的道德中会更多的注入开发性的内容。人们在处理商业事宜时，会更多坚持如综合社会契约理论的最高规范的内容，而更少的拘泥于社团的或微观的规范。
(3)多元化。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一元道德受到极大的挑战。多元化道德的特点，要求企业的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管理思想等方面与之相适应。
三、我国企业网络伦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1.网络伦理的基本问题。
网络道德的建设是一个全新的世界J睦话题，国外有人将网络建设中的在关问题归纳为7P问题，11Privacy,(]息私)，Piracy(盗版)，Pornography(色情)，Pricing(价格)，PoIic-ing(政策制定)，Psychology(心理学)，ProtectionofNetwork，(网络保护)。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网络道德建设关键是要处理好8个基本矛盾，即电子空间与物理空间，网络道德与既有道德，信息内容的地域性和信息传播方式的超地域性，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个人隐私与社会监督，信息共享与信自独用，网络开放与网络安全，网络资源的正当使用与不正当使用。
这些对网络伦理问题的归纳总结，基本上都是对网络建设过程出现的问题的整体上的把握。笔者认为，这些总结对我国企业伦理建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然而，对我国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点正确甄别所遇到的伦理问题，以形成正确的伦理决策。
2、我国企业应该给予重视的几个伦理问题。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变的特点，在可能遇到的各种网络伦理问题中，企业应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给予足够重视。
其一为隐私权。关于隐私权的重要性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在这里笔者想要指出的是，企业在进行决策时必镇给予隐私问题足够的重视，否则必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种隐私权可能包括合作方欲来欲透明的企业信息，也可能包括管理层如何尊重员工的隐私权，类似于管理层可以在多大范围内通过网络查看员工的文件、监督员工的等，很可能还包括如何处理你采集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由于隐私权而引起的商业纠纷在不断增多，企业应给予足够重视。
其二为知识产权。网络一方面为人们进行信息共享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不利。企业一方面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对核心技术机密以恰当的方式给予保护。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自己有意无意对其他企业或个人知识产权的侵犯。然而，知识产权的确定与传统方式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其三，网络安全。安全问题可以由外部如黑客引起，也可能由本企业员工或内部信息管理体制所引起。一般来说，不满意或恶作剧的员工所引起的安全问题损失更大。网络安全与网络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对矛盾体，它所引发的问题的很多。在当前，黑客引起的安全问题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内部员工及内部信息管理问题所引起的信息安全问题引起重视还不够。
3、我国企业网络伦理的不道德行为的行式。
不道德行为无疑是不利于经济资源配置，传统的不道德行为在网络条件，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出现。‘常见的不道德行为有网络诈骗、偷窃及破坏活动，甚至有的企业利用网络进行不正当竞争。网络诈骗，对企业来说，轻微的有提供虚假信息给用户或者利益相关者，重则有假冒，伪造、仿造等行为。偷窃行为是指有些公司利用特有韵技术对进入其他公司的网络以窃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或者财物。这些不道德行为有的可能构成犯罪，有的则可能会扰乱正常的商业程序。
也必然也只能体现并适应这种转变。实际上，我们所谓的网络伦理也只是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一部分，整个社会商业伦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下，从企业之间的贸易关系，到企业与员工之间，到员工相互之间，不论这种关系是否借助网络完成，其伦理道德必然都是被其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服务。网络只是一种工具而己。因此，我国企业网络伦理的核心不可能偏离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伦理核心，也必然是信任。没有了信任，很难想象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可以借助网络来完成货品采购与供应，更难想象市场经济主体通过网络所进行的各种商业活动能平稳运行。
网络技术正以很快的速度进入到企业的生产技术流通领域，也对企业的管理思想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企业在利用网络技术发展时，要对人们通过网络进行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道德关系即网络伦理的变化给予足够重视，注意把握网络伦理的特点及伦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建设和发展适合经济转型期特点的以“信任”为核心的网络伦理体系。
四、我国企业网络伦理的核心
如前所述，网络伦理是人们在通过网络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所是现出来的道德关系。因此，有必要澄青一个概念，那就是，随着网络技术发履，的确出现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产生与网络技术从本质二没有必然联系。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是有些人利用网络的结果，也正是我们网络伦理体系还没有健全的结果。那种把一切错误都归结到网络上的思想是错误的。
我国正处于传线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径济中以“依赖”为核心的伦理也正在向以“信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商业伦理体系转变。这期间，我们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观。
参考文献：
1、(美)戴维.下.弗里切著：《商业伦理学》杨斌、石坚、郭阅译，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4月。
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环境所做出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反应。尽管人类学经常被人们误解为“象牙塔”式的规则，但是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诸如城市生活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和后现代主义问题。对于人类学，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但基本上认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为传统的人类学四大分支。由于近几年应用人类学的发展颇受注目，其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也广受推崇，以至于在美国，许多人类学家将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其实，应用人类学只是一个泛称，比如当我们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就将这类研究统称为教育人类学。同理，当我们将人类学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时，我们就将之称为城市人类学（也被称作都市人类学）。因此，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工商管理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就产生了工商人类学。虽然人类学作为一种规则和分析方法，最近几年才被正式应用于商业研究中，但事实上学者们很早以前就将人类学运用于工商领域的研究了。
人类学关于工商企业管理的
基本观点
人类学在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说起来也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了。以美国为例，早在上个世纪的1920-1930年代，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位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即世界著名的“霍桑实验”。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埃尔佟 · 马犹和黎尤德 · 沃耐尔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时至1980年，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
其实，人类的所有工商业行为，说到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当前，人类学与工商管理学相结合已经成为该两门学科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在积极寻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工商企业内部员工和谐相处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企业管理者在注重效益的同时，还需借助“文化之眼”反观企业中的文化异质现象，借助“文化之手”促进企业全面发展。而这其中的“文化之眼”就是人类学学科中的一个全新领域——工商人类学。
人类学之于工商企业管理的特殊意义，在于其研究手法的独特性。人类学的研究手法不同于许多社会科学及管理学的研究手法，通常主要采取民族志研究方法，即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而其他与管理学科相关的研究则主要采取定量的方法。由于对工商企业的研究不同于学术研究，很难用具体的数字来测度企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往往也无法获知一个统一的答案。因此，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和开放式的提问，能够获得更直接的、更具体实在的第一手资料。访谈中问题的范围非常多样，并且答案也是不拘一格，相当宽泛。人类学家试图通过访谈、观察和其他的技术手段分析直接获得的资料，为工商企业的发展献言献策。
工商世界面临多种多样的问题都与文化相关联，需要应用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给予解决，因为人类学是迄今为止举世公认的对文化具有独特且深刻研究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例如，有些工商业问题与员工的消极工作态度有关系，由于工商企业机构聘用的工作者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种族和文化背景，因而在创立组织文化一致性方面，他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人类学家能够帮助工商业机构调研困扰的来源，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情况下，人类学家能在员工与管理层之间斡旋，并建立起开放式的交流。由此，工商人类学家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将会日渐凸显。再比如，走出国门的许多中国企业，往往因为对国外企业经营所面临的文化形态不熟悉，照搬国内的经营模式，特别高度重视与政府的关系，甚至铤而走险行贿政府官员，从而使得企业官司缠身，难以很好发展。而人类学家则可以为这些走出国门的企业提供最好的文化咨询，避免由于文化方面的差异而给企业带来损失。
工商企业管理需要人类学家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中国工商时代已经到来，我国本土成长起来的部分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现实。比如原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陈运飘博士就曾经呼吁中国的政治家、管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必须正视工商时代的到来，研究这个时代所发生了变化的社会文化及其带来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变化。陈博士认为，在这个新时代人机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同时，人机关系的融洽和协调也是所有组织（尤其是生产组织）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不但要达到技术上的要求，还需要适应机器以及适应组织规范，尤其是生产组织（如企业）的规范又是与使用机器、提高生产效率相一致的，所以工商时代组织规范与传统社会的规范不同。这种工商时代社会组织的规范最主要的特点有：关系明确、服从权威、事本原则、不涉感情、不讲人情、理性计算等等，而且组织文化（企业文化）都是与这些规范相关的。陈运飘博士对工商时代社会文化变迁和人类学理论方法论的创新研究具有前瞻性。人类学对工商管理世界的研究内容涵盖了企业管理和运营、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组织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化业务、企业文化、产品设计等众多方面。而且在国外，人类学对工商管理世界的研究已然发展形成比较成熟的一门边缘学科，即工商人类学，许多企业都陆续聘用人类学研究者从事与本企业相关的诸如消费者研究、跨文化交流、产品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主要是因为人类学系毕业的学生往往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们能够发现消费、产品背后的文化因素，为企业的推广、运营、拓展提供建设性的参考和建议。
在中国，尽管人类学对工商管理研究的发展尚属于起步阶段，不及西方世界那般成熟，但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还是为人类学在中国管理世界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仅要努力实现“国内国际化”，更要努力实现“国外国际化”。而企业在“国内国际化”的过程中，势必会接触到我国各地区的民族文化，这就需要企业雇佣人类学家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以供企业在产权分配、员工管理、福利待遇等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地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让企业真正能够“富一方人”。同样，在企业“国外国际化”进程中，中国企业必然会接触到异国文化风俗，由此就需要从事工商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家专门为企业工商实务的拓展提供重要的“文化建议”，从而能够将异国的“地方性知识”与本国员工的文化做到很好的交融，使得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
总体而言，工商人类学家在企业中主要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些人类学家主要关注企业生产的产品，他们帮助企业设计出有吸引力的畅销产品，并且成功地将产品营销出去；另一些人类学家关注商业组织本身，致力于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的日常运营效率。当然，不管研究工商世界的人类学家关注点是什么，也无论他们受雇佣的身份是什么，他们都是通过应用人类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如参与观察、访谈、分组调查、多样性的调查技术以及网络分析来开展研究。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所有这些，都极好地填补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部分空白。
2012年5月17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国际工商人类学大会上，与会者纷纷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许多公司都将不得不设立一个新的高层管理职位，即首席人类学家。就如同近年来出现的首席信息分析师一样，首席人类学家将同公司的其他高级主管一道，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出谋划策，特别是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尽心协力，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效率。而且，首席人类学家职位的设立，于中国而言，将是一个特别符合国情的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中国国家领导人不断强调要建立和谐社会，而企业内部员工的和谐相处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人类学在工商企业管理中的
具体应用
不可否认，工商管理世界总是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问题又往往产生于公司战略、市场营销、企业文化、消费者行为、产品设计和研发、人力资源等众多方面。人类学家能够帮助工商管理机构，调研困扰的来源并给出解决方案。
公司战略
在公司战略方向上，组织改变很多都是得益于人类学的研究。例如，笔者曾研究过一项不太成功的合并，即两个重组公司的文化迥异，以至于新的管理层无法重组形成新的公司去应对变化的外部环境。通过访谈先前的独立公司中的工作人员发现，员工的不合作主要是他们认为新的管理层不了解他们所在的市场，也不理解他们在这一市场中所遇到的具体情况，而这种转变的阻力比原先双方的管理层所预期的要大得多。由此，通过人类学家的访谈及后续工作的展开，组织改变也就有的放矢了。
市场营销
大概二十多年前，人类学家乔恩·舍利提到市场学和人类学彼此之间可以有良好的合作。无疑，广告是商业中市场技术的重要部分，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途径可以完成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营销。工商人类学家运用标准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通过吸引人的广告、重视消费者关注的网站、精美的包装、恰当的产品陈设，以及可以承受的产品价格，来帮助私人商业组织分析产品的潜在消费客户群，提升消费者的产品意识，同时创造产品需求。在苏珊·斯克而斯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其对象是一个个人用品供应机构，他们想知道办公室的工作者是否会像在家中应用润手霜和面巾纸一样，在办公室使用它们。研究的结论是，如果这些用品使用了适合办公室的包装模式，而不是使用家居或者浴室里的包装模式，消费者会继续使用它们。
工商人类学家在市场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研究，是一种对广泛的文化模式和潮流的应用导向的研究，同时也研究亚文化或者族群的多样性，旨在确定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市场研究员试图确定多元的文化情境的最显著特征，以及可能刺激在这种文化情境下购买商品的消费者的因素。相关的问题包括判断消费者期望在什么地方购买特定产品，什么样的包装会鼓励消费者购买，以及他们愿意花费多少来购买这些产品。工商人类学家在市场研究中使用的最普遍的技能就是，与潜在购买者进行关于某产品的访谈，或者分组讨论会，从而了解他们的需求、价值观、观点、喜好和不喜欢的东西。
企业文化
正如企业组织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区分一样，企业文化也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别，非正式的企业组织和文化与企业的正式秩序共生，但却难以真正被管理。大多数关于“企业文化”的描述都可归为三种不同形式的努力。第一种是一种有益的努力，使得管理者意识到文化的存在，在公司中他们自己就身处这种活生生的文化内，而这种文化既可能服务于也可能阻碍管理者的季度目标。第二种形式的努力是通过故事、神话、仪式、英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间的联合，描述并分析文化，也可能被认为是“文化的文化”。举例说来，在IBM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保安执意要求看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的胸牌，否则不让他进入IBM大楼。虽然沃森的随从都惊呆了，沃森本人却支持了保安的决定，并且派了一位下属去取自己的胸牌。第三种形式是顾问文学的实体化，即认为一个有志的管理者可以改变原有的企业文化，这种将文化视为可任意改变的视角，代表了对组织的完全操控，是极其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的。
消费者行为
要想在工商企业界获得成功，就必须去理解消费者需求。人类学家在对消费市场研究中，比较关注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比如消费者的期望程度，消费者购买特定商品或服务的迫切性，以及如何去激发消费者需求。哪些产品是消费者想要购买的？哪些是他们不愿意购买的，为什么？该如何改进产品的吸引力？有些产品元素很明显地影响了消费者需求（例如价格、使用的简易、功效和吸引力），而其他元素，例如消费者赋予某产品的潜在意义，就没那么明显。为了获得消费者需求的信息，人类学家通常要进行民族志研究、访谈以及观察消费者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他们使用的田野方法包括一对一访谈，分组讨论会，甚至摄像。人类学家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在潜在的产品购买群中进行民族志研究，对个体受访对象或者受访群进行调研，获取相关信息，诸如消费者的需求、价值观、观念、喜好和厌恶等。
产品设计和研发
在过去几十年，人类学家对产品设计的研究成几何倍增长。大部分的产品设计生产企业之所以雇佣民族志专家参与研究，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研究者对消费者的需求了解的透彻性，并且能够提供给设计者一些新产品方案。在给Steelcase公司研究办公家具的过程中，人类学家发现，人们不仅在办公室和会议室工作，而且还会在诸如过道和咖啡厅的地方工作。这些是Steelcase原被认为是“死角”的地方，但是现在却成为可以发展类似书写板、标识器和椅子等新产品的地方，这些产品可以放在这些地方并且可以在那里继续工作（Wasson）。这种因地制宜的产品设计和研发，给工商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
人力资源
从人类学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不仅扩大了市场，也改变着工商组织的内在要素和文化行为，这就对工商组织的人力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目标。我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工商人类学家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不论在国内参与“国际化”，还是到国外去参与“国际化”，都需要大量配置在语言、商务技能和跨文化知识等方面具有“兼容性”的人力资源。以现实案例来说，随着阿拉伯世界的商人纷纷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直接促成了对“阿语翻译”人才的需求。而宁夏等地的阿语培训学校，就及时地捕捉到了这种商机，为前来中国投资办厂或从事国际贸易的阿拉伯世界工商界提供了大量的对口人才。这种民族劳务人才的“草根”现象本身，不仅将我们的视野吸引到民族民间传承文化之中，更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把民间传承文化资源提升到当代人力资本涵养的母体来对待、并对其进行挖掘和重新定位。此类人力资源正逐渐成为工商组织的文化蓄积、文化符号和文化行动，并构成公司非技术资产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赢得更高绩效。
工商人类学的未来
1PBL模式与传统售后服务模式的比较
PBL在许多行业又被称为performancebasedcon－tract（Belz，2007［5］；Kim，2007［6］）或outcome－basedcon－tracting（Ng，2010［7］），PBL将售后服务任务委托给一个或多个服务承包商，由他们负责实现确定的绩效目标。与PBL相对应的则是传统的售后服务模式，如TMC合同该类模式我们统称为资源保障式（ResourcebasedContract，RBL）。为了更好的分析PBL对服务备件供应链的影响，我们将两类模式进行了比较（如表1所示）。通过对PBL和RBL的比较，我们发现RBL和PBL对于服务备件供应链的运营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中激励模式改变了服务备件供应链的运营环境，保障方式的改变使得服务备件供应链的运营策略发生了改变。（1）激励模式传统的RBL合同模式主要是从供应商的角度出发设计的保障服务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有利于供应商的利润最大化，然而对客户来说却增加了维护保障成本，因此从合同激励的角度说，存在着合同双方的激励冲突。PBL合同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激励的冲突性，由于PBL合同的付费模式如根据产品无故障使用时间付费是根据服务绩效来确定付费金额，因此对于供应商来说如何提高设备的性能实现较高的绩效标准是关键，所以在该模式下会激励供应商提高设备性能，同时对于客户来说，PBL通过合同中的奖惩条款可以控制支付成本，大幅降低维修保障金额，Guajardo（2012）［8］通过对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执行PBL的实证分析，表明PBL合同在产品可靠性的改善方面比RBL合同高出25％～40％．因此PBL改变了PBL中的激励模式，实现了对合同双方的协同激励，使得供需双方共同努力来降低保障成本，提高保障效果。（2）保障方式由于服务备件预测的难度较大，保障方式主要依靠备件的库存保障，然而由于设备的价值昂贵会带来较高的库存成本，一直以来如何降低库存成本就成为RBL模式下的设备保障研究的重点，在PBL模式下却发生了一些变化，PBL的保障绩效除了通过库存保障维修服务之外更加强调了对于设备可靠性的改善，通过研发设计改善设备自身的持续无故障运行时间是另外一个有效的保障方式，因此我们发现PBL模式更好的实现了对于设备生命周期的管理，即从研发设计的可靠性改善到故障发生时的备件库存保障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根据美军的实施结果，PBL的运用使得物料可得性平均增长了30％～40％，物流反应时间平均提高了70％～80％．因此通过对PBL合同的研究实现有效激励以及运用服务备件供应链运营管理的方法实现绩效保障就成为PBL下服务备件供应链的主要内容，相关的研究也围绕这两方面展开。
2基于PBL的服务备件供应链研究综述
（1）PBL合同模式设计不同的PBL合同模式决定了服务备件供应链优化的环境条件，因此对于PBL合同的研究决定了企业售后服务供应链的运营环境，不同的合同条件决定了合同的激励效果与价值实现途径，PBL将随着设备所有权、维修责任和支付模式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Lay，2009［9］；Phillipp，2010［10］）。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PBL服务提供方PBL为客户提供了一个外包设备维修服务责任给服务提供方的合同框架（Helander，2008［11］），客户作为一个长期合同的服务方已经在合同中被清晰的定义，而作为合同另一方的合同服务方却没有被清晰的区分，一方面制造商作为设备的提供商，自然成为PBL服务提供商，目前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以制造商作为PBL服务商为假设前提的，然而另一方面随着MRO外包的逐步兴起，如航空维修服务的MRO到2015年将达到了552亿美元（Ng，2009［12］），在风电、船舶制造等行业同样面临着MRO的趋势（Lucinel，2009［13］），MRO服务商将作为独立的PBL服务商而存在，因此引入MRO方，将对于服务提供商的研究区分为独立和制造商本身两个范围，不同的服务商属性对于服务备件供应链运营知识和经验的掌握程度以及决策独立程度将会对PBL的服务提供不同的影响。②设备所有权的归属问题目前的研究显示绝大多数研究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Cohen（2006）等［14］认为服务导向的商业模式将因为所有权的转移而不同，作为一个延伸模型，客户不再拥有他们使用的资本品，通过购买服务客户不再购买日益复杂的设备和机器，在整个合同期内，将设备所有权交给服务提供商是一个主要的选择，同时设备所有权的归属将会影响到制造商对于服务备件供应链的投资决策，Kim（2011）［15］研究发现服务提供方拥有大量比例的设备及部件所有权时，PBL合同的激励效率将得到提高。然而，如果考虑到设备制造商自身的销售特点，并结合设备所有权，不同的金融支付方式将会影响到PBL合同，Phillipp（2010）认为租赁模型以及SPV模型将是两个主要的客户支付选择，在租赁模型下，客户通过租赁方式如工程机械等行业普遍使用的融资租赁方式来帮助客户购买设备，该模型涉及到客户、服务提供商、租赁公司等三方关系。另外关于所有权考虑的则是在合同结束期后，制造领域的PBL与其他领域的如交通设施中PBL的不同在于较少采用BOT模式，因此在合同结束后转移所有权并不常见（Garrel，2010［16］），所以在合同期结束后依然保留有设备的所有权就成为一个研究关注点。③服务价值PBL提供售后服务确保设备运用的可靠性，不仅仅通过提供服务备件同时还提供维修服务的人员，因此在服务价值传递中起到特别的作用。在PBL的研究中，从服务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方面，Randall等（2010）［17］等通过访谈，根据服务主导逻辑（sericedomi－nantlogic）提出了一个框架性的PBL的规范性理论，认为通过与交易伙伴的知识和决策过程的协同，PBL可以创造持续的绩效改进。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客户有责任为服务提供商提供帮助，保证服务提供商维修服务的顺利完成，在传统的RBL合同中，服务价值的创造中往往更多的关注于产品本身的物料价值和服务时间价值，是一种供应商向客户的单向的价值传递过程，而在PBL模式下，客户承担为服务提供商提供需求分析和信息与资源来帮助服务提供商履行维修服务的责任，因此PBL合同在服务过程和系统运行中需要充分考虑客户的价值和作用，是一种双向的价值传递过程，PBL合同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服务的传递，可以通过物料、信息以及人员三个方面的转移以及客户的参与和体验来实现价值的共同创造（Smith，2012［18］）。在PBL的框架下，价值的产生和创造是一个包括服务提供商和客户在内的集成流程、行为信息和设备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绩效表现。这对传统的以物料、备件为核心的服务备件物流的研究来说可以看成一个新的拓展，PBL服务提供商将管理客户的核心流程，不但包括维护的管理，还可以提供技术的运营服务，尤其当客户完全外包整个流程的时候，原因来自于日益增长和复杂的设备需要专门技能的人员，因此PBL绩效的研究不仅仅是设备可靠性的问题，还可以提供整个设备的产出服务（Smith，2012［19］）。与服务价值有关的就是PBL的支付模式，PBL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根据传统的购买服务备件或购买维修服务来支付，即pay－for－equiment（kumar，2004［20］）或者固定价格、成本加利润（Kim，2007），新型的pay－for－availability模式将主导PBL合同，根据预先设定的绩效客户提供激励和惩罚条款（Kim，2010［21］），Lay等（2009［22］）提出了pay－per－produciton理论，根据实际制造产出付费，因此PBL将演变为根据客户使用设备的经济产出来支付，如成本的节约、收入的创造以及边际利润的产生等共享，因此结合服务价值基础上的PBL的支付将分为基于服务传递的绩效模式以及基于需求的绩效模式两个方面。④绩效衡量激励效果和价值表现最终需要通过绩效衡量表现出来，PBL合同对绩效衡量方法就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PBL的绩效评价指标可以从运行效果（包括可得性、可靠性、效率、客户感觉等）、运行效率、响应时间等三方面给出，由于PBL合同的复杂性，在绩效衡量方面往往很难完整定义绩效的服务标准并进行全方位的绩效评价，因此实践和研究均将PBL绩效合同用1～2个关键指标给出，如MTBF（mean－time－between－failure）和MTTR（mean－time－to－repair）是两个主要的可靠性衡量指标，MTBF主要受到多余备件分配（redundancyallocation）和可靠性分配（reliabilityallocation）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多余备件分配中，设计多余的模块放到系统里作为故障发生时的备用，该策略在许多资本密集型产品行业普遍使用（Kurtulus，2013［23］）。在可靠性的分配中，主要通过物料、技术和流程的精确运用使得系统达到设计时的最优化（Kuo，2007［24］）。MTTR是服务备件管理的核心内容，以备件不缺货作为研究的基本目标，并考虑到一些因素的影响（Kim，2010［21］；Randall，2010［17］），但这些文献仅仅就单一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没有建立一个综合的绩效评价体系，Jin（2012）［25］做出了尝试，他提出了一个整合设备内在故障发生率、设备使用率、备件库存水平、维修周转时间、维修工厂的规模5种影响因素的模型，定义了运营的可靠性。Mirzahosseinian（2011）［26］发现备件的可靠性和维修工厂的效率是PBL合同下影响绩效的两个主要指标，而基准库存水平则关系不大。⑤风险随着PBL的实施，服务提供商接管了原先客户自行负责的维修与服务，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的转移，既包括由于对某些客户提供独家的PBL服务而丧失了中立性带来的其他客户流失的战略风险（Gebauer，2008［27］），又包括实施PBL的投资风险的加大，并且随着合同类型的不同，风险会变化（Kim，2011）。由于PBL合同也是典型的委托合同，因此可以运用委托理论来分析PBL的风险问题（Phillipp，2010［28］），在PBL中道德风险是一个主要的考虑，包括考虑到客户使用设备中的鲁莽行为（Kim，2010［21］）可能存在双重道德风险，以及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道德风险（Nitin，2011［29］）。Niak（2010）［30］以风险厌恶型服务商作为主要的假设条件，运用多任务的委托模型来优化PBL合同，设计了三种合同类型研究了由于PBL绩效不确定姓所带来的不同的风险变化。（2）基于PBL的服务备件供应链的优化策略服务备件供应链的优化问题是服务备件管理领域的一个主要问题，包括了服务备件的预测、计划、库存、物流、逆向返回等多个方面，在PBL模式下服务备件供应链的优化重点在于解决在PBL合同下的服务备件如何运营以保证服务绩效，主要思考在PBL模式下服务备件供应链的运营策略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哪些运营方法和手段将会对PBL模式下的服务备件供应链的运营起到帮助，目前来看该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PBL下服务备件供应链的两个主要目标：产品的可靠性与基于库存平衡的产品可得性来展开。库存问题是服务备件供应链运营的核心问题，传统的服务备件合同以库存作为核心，产品可靠性的提高将使得服务备件供应链的研究进入到了全生命周期的视角。该问题的研究既包含了传统的服务备件物流问题的研究，又引入了基于生命周期的服务备件投资决策问题。①PBL下基于库存优化的服务备件供应链问题服务备件物流库存研究：传统的服务备件库存理论虽然是以备件管理为核心，但是其中基本的服务备件的库存管理问题是服务备件供应链的基础，PBL合同下的服务备件供应链优化也将以此为基础展开。在该领域，Sherbrooke在从理论上研究了多级库存系统备件需求规律及系统目标函数等问题的基础上，针对多级备件库存供应实际问题，建立了METRIC模型，模型的目标是咱库存投资额的约束下，使全部的预期延迟订货最小。该模型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模型，很多文献也是围绕METRIC展开探讨。研究成果包括对于单一备件的研究，并逐渐展开多级库存下以库存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数学规划模型。Muckstadt（2005）［31］系统讨论了服务备件物流的库存分配模型，讨论了多级、多设施的库存方法。Candas（2007）［32］考虑到配送时间要求，提出了基于时间要求的服务水平限制条件下的备件物流库存模型，将该问题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状况。Mirzahosseinian（2011）将该问题引入到了PBL合同下，研究了可维修备件库存系统在PBL合同下的运营问题。基于紧急横向转运的服务备浸库存共享：在传统的售后服务模式下，服务备件的高库存成本、低需求，需求分布随机，突发性强的特点，造成了库存管理的难点，因此通过横向转运实现库存共享是一个主要的方法，在服务备件领域以紧急横向转运研究为主。Lee［33］首先提出了运用紧急横向转运（Emergencylateraltransshipments，ELT）在各个物流设施中分配备件物流存货，ELT指的是本地没有备件存货满足需求时，向同一水平级的其他服务商（邻居）转移需求订单，直到所有存储点都没有备件时，才向上级中心发出补货需求，运用ELT使得每个备件服务商不必都保有备件，可以有效分散系统中的总存货水平。Wong进一步研究了多存储点系统中可维修备件共享决策以及带有非零横向转运时间和延迟横向转运的可维修备件系统（Wong，2005）。Elaine等（2011）考虑了库存共享策略下，PBL合同的有效性。服务备件的库存共享策略使得服务备件的库存管理变得富有效率，基于PBL的服务模式同样可以借鉴利用库存共享，只不过库存共享并不仅仅局限于基于紧急横向转运，还将褒括预防式的横向转运，为PBL下的服务备件供应链优化提供更好的绩效保障。库存共享策略与PBL合同中的客户服务水平相关，不同客户的PBL合同赋予不同的库存共享政策，可以使得库存共享决策与PBL的运营有效结合起来。②PBL下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备件供应链运营备件可靠性研发投资：PBL合同的出现改变了企业售后服务供应链的运营，在PBL合同下，不仅仅通过库存管理来实现运营优化，同时通过产品R＆D的投入，提高设备自身的可靠性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因此研究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服务备件物流领域，而且拓展到了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由于可靠性的提升会降低库存水平，如何实现可靠性与库存之间的均衡就成为PBL模式下保障研究的重点。Kim等（2007，2011［36］）研究了服务备件库存与可靠性的关系，分析了考虑可靠性与库存情况下不同PBL合同的效果，结论表明PBL合同可以实现对于可靠性投资的有效激励，随后的研究中，Jin（2012）［37］等设计了考虑需求率非静态情况的产品生命周期的评估模型，将可靠性和备件物流结合在一起，Kurtulus（2010）［38］等研究了在产品设计阶段关键部件可靠性提升的优化问题。多余备件利用：可靠性提升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关于多余备件的研究，我们一方面可以提高产品的设计来提升产品可靠性，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利用多余备件来实现可靠性的保障，kurtulus（2013）研究了利用多余备件来实现资本密集产品服务关键部件可靠性优化的问题。
3结论与研究展望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