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过渡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按照凯恩斯的解释，如果总需求上升到大于总供给的地步，此时，由于劳动和设备已经充分利用，因而要使产量再增加已经不可能，过渡的需求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
（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成本或供给方面的原因形成的通货膨胀，即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又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由厂商生产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造成成本向上移动的原因大致有：工资过渡上涨、利润过渡增加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三）需求和成本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
在实际中，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因各种原因同时推进的价格水平上涨，就是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假设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渡的需求增加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四）预期和通货膨胀惯性
在实际中，一旦形成通货膨胀，便会持续一般时期，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通货膨胀惯性，对通货膨胀惯性的一种解释是人们会对通货膨胀做出的相应预期。
预期对人们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通货膨胀具有惯性，如人们预期的通胀率为10%，在订立有关合同时，厂商会要求价格上涨10%，而工人与厂商签订合同中也会要求增加10%的工资，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产品的成本会增加10%，从而通货膨胀率按10%持续下去，必须然形成通货膨胀惯性。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必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如果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人们可以完全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很小。因为在这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各种名义变量都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从而使实际变量不变。这时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唯一影响，是人们将减少他们所持有的现金量。但是在通货膨胀率不能完全预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将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及经济活动。因为这时人们无法准确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以及他们应采取的经济行为。
（一）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
通常借贷的债务契约都是根据签约时的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名义利息率，所以当发生了未预期的通货膨胀之后，债务契约无法更改，从而就使实际利息率下降，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受损。其结果是对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带来不利的影响，使债权人不愿意发放贷款。贷款的减少会影响投资，最后使投资减少。
（二）在雇主与工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
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工资增长率不能迅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从而即使在名义工资不变或略有增长的情况下，使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使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投资，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理由。
（三）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
由于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名义工资总会有所增加，随着名义工资的提高，达到纳税起征点的人增加了，有许多人进入了更高的纳税等级，这样就使得政府的税收增加。但公众纳税数额增加，实际收入却减少了。政府由这种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税收称为“通货膨胀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对公众的掠夺。这种通货膨胀税的存在，既不利于储蓄的增加，也影响了私人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三、主要结论与对策
国家中央银行，如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可经由设定利率及其他货币政策来有力地影响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及资金需求成长迟缓）为央行反通胀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业及生产来抑制物价上涨。
然而，不同国家的央行对控制通货膨胀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说，有些央行密切注意对称性通货膨胀目标，而有些仅在通货膨胀率过高时加以控制。欧洲中央银行因在面对高失业率时采行后者而受指责。
货币主义者着重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资金供给来提高利率。凯恩斯主义者则着重于由增税或降低政府开支等财政手段来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对金融政策的解释部分来自罗伯特?索罗对日用品价格上涨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抵抗通货膨胀方法为：固定货币与黄金等固定参考物的兑换率，或降低浮动货币结构中的边际税率以鼓励形成资本。所有这些政策可透过公开市场操作达成。
另一种方法为直接控制薪资与物价。美国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松主政下，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政策与刺激需求面同时实施。故供给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潜在产出）与需求增长产生冲突。经济学家一般视物价控制为不良作法，因其助长短缺、降低生产品质，从而扭曲经济运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经济严重衰退导致成本升高，或在抵抗战时通货膨胀的情形下，这样的代价或许值得。
参考文献：[1]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上海财经出版社.
[2]曼昆著，张帆、梁晓钟译.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15.
一、文献综述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其成因于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之间的缺口。现有研究国债规模与通货膨胀的文献集中讨论国债规模对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效应，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从国债应债来源的角度来考察国债发行与资金运用对基础货币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将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方面的文献比如高培勇、宋永明(2004)，刘华(2004)，类承曜(2002)。
第三种思路是把国债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讨论赤字规模与通货膨胀率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述比如斯蒂格利茨(1997)。
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研究者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国债发行就会造成货币供应增加进而引发通货膨胀。要找出国债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进行量化分析，寻找出二者间数量的因果关系，才能对两者进行客观的评价。
二、基于国债资金运用效率视角分析国债发行对于通胀率的影响
美元汇率、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的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08年之前若干年的热点问题之一。其间搀杂着其他的各种问题，包括贸易顺差（失衡）、外汇储备、利率政策、货币的流动性等等。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虽然有过一段时间通货紧缩的危险，但是，在各国的以注入流动性为主的积极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随着我国4万亿次级消费的资金进入货币市场之后，我国率先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来，目前，潜在的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风险已然存在，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所以，我们研究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的关系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1.通货膨胀与汇率的关系分析
通货膨胀被西方经济学称为公众的头号敌人，其表现为国内价格持续的上涨。而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因为存在着理论和现实不符的事实。
首先，通货膨胀和汇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通胀水平高的国家其货币必然对通胀水平低的国家的货币贬值。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有两个不足，其一在于其假设商品能被自由交易，并且不计关税、配额和赋税等交易成本；其二是它只适用于商品，却忽视了服务，而服务恰恰可以有非常显著的价值差距的空间。
其次，汇率取决两种货币的供求关系。如上述的国际借贷说、利率平价理论的本质是通过改变两种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广义的非特定地理区域的）的供求关系而影响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这有点类似普通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作用于外汇市场。只不过引起两种货币供求变化的因素是多种的，包括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直接投资、证券市场融资、国际转移支付等）、利率差导致的套利行为、金融投机行为等等。
有专家认为，2007年1月～8月，欧元对美元升值大约12%左右；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有限，同时由于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是的人民币本身具有升值的压力。正是人民币对外升值有限，使得对内表现为巨大的通货膨胀。
2.中国近阶段的情况较为特殊，即“货币对内贬值而对外升值”。
货币具有的购买能力也称为对内价值，相当于物价的倒数（物价越高，货币购买力越低，反之亦然）；以另外一国货币表示的本币价值（间接标价法）即为汇率，这也被称为货币的对外价值。理论上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应该一致。但多种主客观因素会使得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偏离，包括：
（1）外汇在外汇市场上作为一种商品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并发生波动，从而导致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发生偏离，甚至长期和大幅度的偏离。
（2）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对内价值，从而使价值分离。
（3）利率的提高会提升货币的对内价值，会产生价值分离。
（4）在钉住及联系汇率时，被钉住的货币升值或贬值从而使钉住货币发生内外价值偏离。
（5）其他各种因素，如政府管制、投机及心理因素，等等。
目前，中国国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8年6月CPI涨幅7.1%上半年GDP增长10.4%，导致人民币对内大幅贬值，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表示：虽然近两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了回落，但是目前的价格水平还处在较高的位置，价格长期在高位运行，不仅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而且还影响到百姓的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居民的生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控制价格的过快上涨，防止通货膨胀。
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存在“双顺差”，国际上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持续存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人民币升值正承受着国内国际的压力。在国内,随着中国出口增速下滑,出现了人民币升值放缓的呼声。海关统计显示,6月贸易顺差达213.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6%,净减少55.4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但顺差数据仍旧是今年以来月度最高,“顺差依旧巨大,国际上对人民币继续升值还是有一定压力。”
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我国流动过剩的局面日益严重，外汇占款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且由于持续存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热钱不断涌入，央行由此也面临着巨大的对冲压力。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两大特殊因素，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仅限于相对货币之间（如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很难达到提升国际购买力的效果，反而会由于外资的涌入，导致流动性泛滥，进而使物价上涨，引发人民币对内贬值
目前看来，只有对内疏导通货膨胀压力,削弱长期贬值倾向,对外平衡贸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压力,才能改善人民币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二、相关文献综述
自2005年7月21日启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几年来持续呈现小幅上扬态势。特别是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进一步加快，破“6”已在市场人士预料之中。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多,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汇率走势格外引人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汇率出现小幅反向变化，但是，仍旧超过08年的值。针对人民币是否应升值的问题，国内国外学者有着激烈的争论。
2006年，乔海曙、王军华在《投资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检验》一文中用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投资和通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证实了投资和通胀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2006年，王喜平在《外资流入与通货膨胀的Granger因果关系》一文中采用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83年～2003年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短期内外资流入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原因，反映外资流入与通货膨胀长期关系的ECM对通货膨胀也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
2006年，李洪凯在《中国通货膨胀的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的研究表明，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变动并没有在CPI中表现出来，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不能成为推高我国物价水平的原因。
2007年，鲍银胜在《评论:人民币何以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一文中提出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两大特殊因素，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仅限于相对货币之间（如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很难达到提升国际购买力的效果，反而会由于外资的涌入，导致流动性泛滥，进而使物价上涨，引发人民币对内贬值的观点
2007年，武建东在《中国完全可以市场化的方式主导人民币对外汇交易的定价机制和交易体系》一文中提出可考虑将现行的强制结售汇体制改为中国自主结售汇体制。
易纲(1997)、谢多(1997)、张斌(2001)、YuYongding(2001)都曾提出过类似将强制结售汇体制改为比例结售汇体制，同时提高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头寸的限额，将变周转头寸的最高限额为最低限额。或者对外资流入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以防止国际收支的过度不平衡，解决或部分解决外汇占款问题的观点。
2008年，俞乔在《中国经济存在两大矛盾》一文中指出今年中国经济从金融层面来看，国民储蓄率高居不下，经济中存在极大的流动性，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不得已而转向国外购买金融资产以对冲流动性，化解通货膨胀压力；而国内大量的投资机会和社会公众又难以获得资金，内部融资需求难以满足。
2008年，马涛在《在效用损失外汇储备过多的后遗症》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外汇储备过多对政府和社会产生负效用，大规模外汇储备引发的外汇占款是当前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同时意味着将一定量的国内资源提供给国外使用；强制结售汇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体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弱化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指出应建立适度的外汇储备存量，不宜过多持有外汇储备
2008年，巫燕玲在《结汇核查缉捕热钱单边升值预期可能将反转》中认为近期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正在减弱，但热钱与人民币升值的矛盾与斗争仍在继续
三、理性思考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所面临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以及人民币面临的“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两者都存在着各自特有的客观因素，一方面两者也具有一定的联系：
1.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两大特殊因素引发人民币对内贬值
首先，人民币并非自由兑换货币，决定了：
（1）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仅限于相对货币之间的升值，并不代表人民币国际购买力的提高。
（2）人民币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汇率机制，反映真实的汇率水平
（3）在外部资金不断流入的情况下，导致了外部资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单向流动
其次，由于人民币目前还不能与美元一样，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际大宗商品、金融产品标价也不是以人民币来标价的，由此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只是相对货币之间的升值行为。在美元大幅贬值、美元标价仍在国际大宗商品标价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人民币并不能通过相对于美元升值的途径去抵御国际通涨压力。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只能成为国际通胀的被动接受者。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趋势下，国际原料价格大幅上涨使我们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而外部投机性资金出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推升资产价格，却使中国国内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并加剧了人民币虽然表面上升值，但实际购买力却相对下降，这个奇怪的经济现象。
外部资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单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内货币资金供给增加，使中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外部资金对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进行投机性炒作，必将使人民币汇率、国内资产泡沫之间呈现“水涨船高”式的联动关系，进一步加大了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而人民币对内实际贬值。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国内的金融稳定。
2．建议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在紧缩的世界大背景下，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政治要求，但是，我国原先所存在的内外不均衡的问题仍然不容小觑，在紧缩的环境中，处理好潜在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的关系仍然是关系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面对“内忧外患”笔者认为我国应首先处理好以下两方面：
首先应理顺资产价格。提高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出口商品价格，将是抑制贸易顺差的有效手段。
其次，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汇率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境外投机资金入境的监管，这是特殊条件下抑制我国国内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针对人民币是否应升值，不同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断的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其背后的目的是为了其本国的国家利益而栖牲中国的利益。人民币绝不能迫于政治压力而升值，日本的当初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但是，人民币确实存在升值的压力，并且以最近两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表现看，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越来越清晰，人民币长期以较大幅度升值是符合经济规律并有利于实现中国更大利益的。但是，短期更适合逐步升值。
[参考资料]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问答(一).中国金融,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对策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对于通货膨胀程度的度量,主要有GDP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简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等指标。我国较多地采用CPI来衡量通胀水平。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一)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包括工资)的上涨。
(二)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由于去年美国次贷风暴爆发，造成全球流动性紧缩，美国为了挽救其金融机构及经济增长，向市场大量注资，同时连续多次减息，造成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食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但创历史新高，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三)经济快速增长,固定投资过热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3月份增长17.8%），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分企业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2.9%；集体企业增长11.6%；股份制企业增长18.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3%。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7.3%，轻工业增长14.7%。分产品看，发电量和原煤产量分别增长14.0%和14.6%；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增长8.6%和12.2%；汽车增长15.8%，其中轿车增长14.7%。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三、政策建议
经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为实现目标,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而且要掌握好“度”。鉴于我国既要防止通胀,又要预防经济通胀转入通缩的双重目标,以及当前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现实,笔者认为缓和当前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赞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的“组合拳”出击。
（1）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国际收支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也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人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人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强的传染性。虽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各国提倡金融以及经济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中不稳定性因素多而复杂，并且我国刚刚彻底的实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也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监管，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区域，从而避免由于金融的不稳定性推动货币进而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理财产品，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贷款需求；进一步引导资金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流动；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推动商业银行采取主动的流动性管理措施；建立规模适当的多层次流动性储备，实现流动性与效益性相协调；进行积极负债管理，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部分学者倡导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釜底抽薪”,减少国际游资流入,虽然有利于降低生产资料进口成本,阻断国际通胀因素的输入,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棘轮”效应,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较低的水平,当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剧减之后,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甚至衰退的局面,那么政策当局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本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但是只要这些资金不进入流通环节,就不会加剧通货膨胀程度。因此,如何化解因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伴随的信贷扩张就成为货币当局直接面对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由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屡次上调,考虑到国际利差因素,已经没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如果央行进一步强化执行银行信用控制的政策,这与流动性过剩因素结合在一起,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从而加剧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博弈的目标冲突,构成了反通胀政策力度选择与执行效果的强扰动因素。
总之,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就业、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商业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以及货币政策尺度的当前位置,约束了反通胀政策力度的选择范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多种目标,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目前的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牵制着为实现反通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在综合排序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由于通货膨胀会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紊乱,并产生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应坚持反通胀的目标。货币当局需要在充分考虑这些牵制力量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妥善决定反通胀政策措施的力度,精确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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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目标设定制度（exchangeratetargeting）的局部或阶段性有效，以及金融自由化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制度（monetarytargeting）的有效性下降，促成了近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现象，即许多国家相继采用了一种名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inflationtargeting）”的货币政策制度[1]。该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选择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名义锚（nominalanchor）。
1990年3月2日，新西兰率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成为这一领域的“开路先锋”。继其之后，实行该制度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成员国货币政策框架类型的划分结果，截至2006年4月30日，曾正式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达到了26个，目前正在实行的国家共24个（芬兰和西班牙两国因为要加入欧元区的缘故，于1998年6月主动放弃），其中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还包括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见下表）。
颇有意思的是，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兴起最初并非源于学术界人士的推动。如斯文森（Svensson,2002）就指出，除了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低通货膨胀的好处进行过大量研究，以及著名货币经济学教授古德哈特（Goodhart）曾向新西兰储备银行主席提过关于激励结构的学术建议之外，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未针对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开展过任何专门性的研究。按照他的看法，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后所赢得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一些采用国中央银行和金融决策实践者们非凡的洞察力。而现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Bernanke,2003）则认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一些国家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策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德国及瑞士的货币政策实践——逐步演变而来的。
尽管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实践已经超过了16年，但至今人们仍没有对其内涵形成广泛共识，这主要是因为在实际操作当中，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往往难以识别，即便的确采取了该制度，各国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考虑，针对货币政策制度安排所采取的具体做法通常又会存在很大的差异[2]。在目前的诸多观点中，米什金（Mishkin,1999）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是一种包含了五个方面要素的货币政策策略：一是公开宣布一个关于通货膨胀的中期量化目标；二是制度上承诺稳定物价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则居于从属地位；三是在调节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包括货币总量、汇率在内的诸多变量被用来通盘考虑；四是通过与公众和市场交流货币当局的计划、目标和决定，确保货币政策公信力（credibility）和透明度（transparency）不断提高；五是货币当局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不断增强。
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实施
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拥有许多明显的优点。例如，通过事先宣布一个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策略高度透明，容易被社会公众感知和理解，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公信力和责任性；与汇率目标设定相比，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可以确保货币政策集中关注国内的经济目标，对影响国内经济的各类冲击做出反应；与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相比，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无须强调货币数量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稳定关系。
然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也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现实
四、简要小结
1、鉴于中央银行无法直接控制通货膨胀率，因此，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比较合理和现实的选择应当是以通货膨胀预测值pt+2|t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货膨胀预测值之所以是一个理想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是因为：首先，由定义我们知道，中央银行在t年根据所有相关信息做出的通货膨胀预测值，必然与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高度相关；其次，通货膨胀预测值要比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容易控制，并且中央银行更多关心的是预测值与目标设定值之间的偏差；第三，与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相比，中央银行更容易观测到通货膨胀的预测值，这是因为后者是根据t年的相关信息做出的，通过央行的信息披露和外界的预测，社会公众也很容易就能观测到预测值；第四，通货膨胀预测值十分透明。但必须指出的是，通货膨胀预测值这些优点的关键性前提是，中央银行在t年必须尽可能地收集相关的信息，同时借助经济预测模型，尽最大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通货膨胀预测。通货膨胀-[飞诺网]
2、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中央银行的政策选择是，根据最小化损失函数值所内生的最优反应函数，确定一个基准利率（或基础货币）水平，使通货膨胀的预测值等于事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当通货膨胀预测值高于目标值时，中央银行将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下调基准利率（从而影响到其他利率）、回笼基础货币等等；相反，当通货膨胀预测值低于目标值时，中央银行将执行宽松性的货币政策。不难看出，通过事先公布一个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承诺机制，它可以锚定私人部门的通货膨胀预期，同时约束中央银行自身的行为，而在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又能有效保证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
3、由式（7）给出的最优反应函数，与强调中央银行调节基准利率的“泰勒规则（Taylorrule）”和强调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的“麦克卡伦规则（McCallumrule）”这两种工具规则十分相似，但值得指出的是，它们相互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的最优反应函数是一个内生的结果，而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都是外生给定的；其次，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工具对当期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做出反应，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的反应函数则体现出了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特点，强调基准利率或基础货币的变动是为了使通货膨胀的预测值等于目标值；第三，通货膨胀目标设定下的最优反应函数仅仅取决于菲利普斯曲线和损失函数中的相关变量，而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除了取决于这些变量以外，还要取决于总需求方程；第四，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反应函数中的系数并不像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中的系数那样是固定的（如泰勒规则中的两个系数均为0.5），并且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动可能还会受到外生变量xt的影响。
4、长且易变的时滞以及货币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都会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这使得社会公众很难准确地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绩效。但实际上，如果中央银行主动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沟通，通过特定渠道披露通货膨胀预测值的细节，如一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央行定期的“通货膨胀报告（InflationReports）”，社会公众就可以通过观测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预测值与事先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之间的偏差，来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即使中央银行将自己所做的通货膨胀预测在一定程度上保密，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比较自己或其他预测者所做的通货膨胀预测与事先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之间的偏差，来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有效防范中央银行的不作为或是机会主义行为。
注：
[1]米什金（Mishkin,1999）对汇率目标设定制度和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制度的适用性及其在实践中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具体可参见Mishkin,Frederic,InternationalExperienceswithDifferentMonetaryPolicyRegime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9,43,pp.579-606。
[2]美国即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尽管IMF并未将其列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但伯南克（Bernanke）、曼昆（Mankiw）、古德弗元德（Goodfriend）等美国资深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事实上实行了隐性的或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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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rnanke,Ben,"ConstrainedDiscretion"andMonetaryPolicy,SpeechbeforetheMoneyMarketeersofNewYorkUniversity,NewYork,2003,3February.
3.Bernanke,Ben,TheLogicofMonetaryPolicy，RemarksbeforetheNationalEconomistsClub,Washington,D.C.December2,2004
4.Svensson,Lars,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ImplementingandMonitoringInflationTargets[J],EuropeanEconomicReview,1997,41,pp.1111-1146.
【关键词】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外汇储备；投资；金融制度
一、日本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
1、非独立的金融制度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
日本的主银行体制不同于英美等国的模式,银行运作缺乏自身的独立性,严格按照官方的命令行事。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控制一旦脱离现实基础,只是为了政府经济目标而设定金融政策,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没有立法为依据的金融监管，最终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丧失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
2、银行经营错位是加剧泡沫的重要诱因
银行作为信贷双方的中间人,正是为了弥补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银行减少了交易费用,降低了风险和资金的成本。但是银行作为资金保管与运营的人,在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监管的时候,银行可以出于自身利益进行信贷,为了获取高收益而投向高利润、高风险的行业,甚至会营造适合投资环境来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
3、日本政府在经济扩张阶段不恰当的货币政策
从日本政府的货币政策来看，应该说在此周期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失误。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扩张时期实行降低利率放松银根的扩张政策。由于日元自1985年12月的“广场协议”后大幅升值，为了消除日元升值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随后采取了金融缓和政策。1986年1月30日起，日本银行分数次将官方贴现率从1983年以来的5%降至2.5%的历史低点。并持续容忍接近或超过10%的货币增长速度。这项政策一自持续到1989年5月方做出调整。这一宽松的金融政策带来了大量的富裕资金，促进了金融机构扩大贷款和整个社会的信用膨胀。
4、忽视了对土地、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控制
在此周期的扩张阶段，由于批发物价和消费物价水平比较稳定，而传统的日本金融政策是以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参照的，这种判断成为实行扩张性政策的根据之一。而却忽视了对土地、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控制。对此日本政府自身也己经认识到，并且在大藏省的专门报告“资产价格变动的机制及其经济效果”中表示，今后在经济运营方面除物价走势外，与前相比要更加重视资产价格的走势。
5、不动产贷款控制不力
在对不动产贷款的控制方面，虽然大藏省较早就对银行的不动产贷款采取了行政上的干预措施。但是总体上看并没有什么成效，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大量的绕开行政管理的迂回贷款，银行回避管制的动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开拓新业务的企图相结合，最终导致大量迂回贷款流向不动产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因此成为继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之后的不动产贷款主力。经济转入收缩后，这些贷款大量成为不良债权，许多金融机构更因此而破产。同时，暴露出金融机构具有忽视对借款人进行审查的倾向。
二、日本金融危机对我国目前潜在的通货膨胀的警示
根据分析日本的金融危机和我国处于经济繁荣期的实际，在控制货币供给和扩大货币需求的原则下，提出如下建议：
1、加快金融制度建设
稳步发展金融自由化,提高金融系统的独立性稳步发展金融自由化,提高金融系统的独立性,保证金融政策对整体环境的稳定作用,是保证经济稳定高速发展、防范金融泡沫的重要环节。通过金融自由化,保证金融信息的公开性,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促使资本更有效地配置,避免过高的泡沫风险；加强金融系统的独立性,减少外界的干预,可以使得金融系统减少不良资产累积,更好地处理泡沫风险,从而实现经济整体安全。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
2、加强银行监管
由于银行信贷存在投机行为，所以要加大对银行发放贷款的监管，谨慎控制银行盈利性的经营和投机。银行可以从事股票和房地产等虚拟资本的投资,这是出于资本配置的需要；人为的炒作虚拟资本,而将炒作的成本由社会承担就是错误的。同时，加大对借款人偿债能力的审查，减少资本的过度投入，防止经济过热和坏账的出现。
3、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强外汇管理
我国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的飙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投机性资本大规模流入我国，这也证明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境外投机资金的巨大吸引力。因此，继续推进已经有成效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人民币的缓慢升值，防止其过快升值。同时，由于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很大压力。因此要加大外汇储备的管理，加强对海外的资本投入，扶持更多的大企业走出国门。
4、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在目前的股市繁荣情况下，要密切关注股市的变化，并加以政策引导，特别是要注意适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提高利率。同时，扩大投资面，引导货币的需求，努力创造有效需求。
5、对土地、商品房等资产价格的控制
实行严格的土地审批制度，实现土地的有序有效供给。防止开发商的圈地、屯地等行为。另外，还要努力控制房价的上涨，防止泡沫的扩大。
6、拓展投资渠道，鼓励全民创业
由于国内人们投资渠道的单一，多数资金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因此，要拓展投资渠道，引导过剩资金的合理流向，比如发放国债等，减少资金对股市、房地产的压力。
另外，放宽投资领域，使得更多的被国家控制的行业如铁路、航空等部门向民间资本开放，使资本都能获得平等机会和高额回报。同时，鼓励全民创业，让更多人参与到实业中去，那样，可以扩大对资金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减少资产泡沫，为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曹龙骐.金融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
关键词：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9-0005-04
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有关专家预计今年的通货膨胀会超过5%[1]。目前，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滞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2]-[4]。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搞清楚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并合理引导通货膨胀理性回归，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因此，本文通过菲利普斯“三因素”模型探讨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指出了当前增加产出的必要性。
一、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及其“三因素”度量
自从Phillips在1958年提出菲利普斯曲线以来，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得到了完善和发展。Friedman和Phelps把预期引入了菲利普斯曲线，使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包括过度总需求和通胀预期两个方面。对此，Gordon认为，通货膨胀不仅受需求因素的影响，还受供给因素的制约。因此，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通胀预期就成为了通货膨胀来源的三个主要方面，也构成了“三因素”模型的理论雏形。
（一）通货膨胀形成的需求因素
Samuelson和Solow通过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最先度量了通货膨胀的需求因素。他们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间的关系替代了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间的关系，后又结合反映产出变化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奥肯定律，确定了通货膨胀率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由于凯恩斯主义强调通过调节总需求来影响产出变化，所以，产出的变化就界定了通货膨胀形成的需求因素。
奥肯定律中产出的变化由GDP缺口表示，它是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实际GDP与潜在GDP之间的差距，并通过公式：（实际GDP-潜在GDP）/潜在GDP计算得到。该值越大，通货膨胀越强。目前，有二种方法可以得到上式中的潜在GDP，一是生产函数法，二是指标法。由于生产函数法需要涉及实际就业的劳动数量，而在中国仅登记城镇失业人口，所以用此方法估计中国潜在GDP存在难度。指标法主要是通过滤波技术分离产出中的趋势项和扰动项，并将趋势项作为潜在产出的一种方法。尽管这种方法由于缺乏理论基础而至今仍受争议，但仍受到多数研究者的喜爱[5]。本文亦采用指标法，即通过Eviews软件中的HP滤波分离出潜在产出。
（二）通货膨胀形成的供给因素
通货膨胀形成的供给方面，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持续和显著的上涨。供给因素的主要来源是国际市场供给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农业的丰欠以及劳动生产率变化。一般分为“工资推动”和“利润推动”两个方面。由于中国并不存在农村从业人员的工资统计，且利润并非完全公开，所以目前并没有十分合适的反映通货膨胀供给因素的替代变量，学者们对于通货膨胀供给因素的指标选取也是见仁见智[6]。笔者认为，由于2005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都以农产品价格提高为显著特征，并且农产品价格多是其他商品的生产成本，因此，本文采用全国农产品价格指数来度量通货膨胀形成的供给方面的原因。
（三）通货膨胀的预期因素
通货膨胀预期是指公众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一种主观判断，目前度量通货膨胀预期存在以下几种方法：一是通过期货市场价格变化来预期未来商品价格的变化；二是计量方法，通过带有滞后项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回归；三是问卷调查法。由于中国期货市场仅包括菜籽油、小麦、棉花、白砂糖、玉米、黄大豆、豆粕和豆油等共计13个品种的农产品，并且在中国CPI指数的构建中，食品比重从未超过40%。因此，通过期货市场测量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的方法并不适用。另外，卢卡期批判使得通过计量方法来测量通货膨胀预期也举步维艰。所以，各国目前普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居民问卷调查系统》每个季度一次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本文对该数据进行整理，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指数变化率以反映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
二、通货膨胀与其“三因素”的运行特征
（一）通货膨胀与GDP缺口
通过比较中国通货膨胀与GDP缺口的的运行趋势，可以发现，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具有相同的运动趋势，只是通货膨胀的变化滞后于GDP缺口变动（见图1）。如GDP缺口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2.2%的高点后，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逐渐减小，并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4.4%的低点。与此相对应，通货膨胀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了8%的高点后回落，并在2009年第二季度到达了-1.5%的低点。可见，通货膨胀的变化滞后了GDP缺口两个季度左右。为了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对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及其1~5期滞后进行了相关性检验，见表1中的“相关性一”。结果表明，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同期相关性最强，并且随着GDP缺口滞后增加相关性逐渐减弱，这与上述的推断产生了出入。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观察了二者的散点图矩阵①。不难发现，GDP缺口的滞后二期、三期及四期与通货膨胀的散点图线性程度较强，仅是因为出现了部分异常点，所以总体相关系数才较小。由于该组异常点的通货膨胀值均小于0，因此，本文在去掉通货膨胀小于0的样本点后，对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及其各期滞后再次进行了回归，见表1中的“相关性二”。结果显示，此时GDP缺口及其各期滞后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52、0.47、0.55、0.51等，证明了GDP缺口滞后二期左右与通货膨胀相关性最强的推论。并且，通过两个相关性检验的对比可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当且仅当通货膨胀大于零时，GDP缺口滞后二期才会对通货膨胀形成显著冲击；二是当通货膨胀小于零时，GDP缺口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会发生逆转，即呈现负相关。
（二）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率
通货膨胀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化率亦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见图1）。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了25.5%的高点后，受金融危机影响转而向上，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了-6.6%的低点，整个波动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完全吻合。可以推测，二者同期线性程度最强。为了进一步确定二者关系，对二者进行相关性检验（见表2）。结果显示，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率当期及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为0.92和0.93，以后依次递减。表明了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率同期和滞后一期的相关程度最强，并且同向变化。
（三）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预期
自从Friedman和Phelps把通货膨胀预期引入到菲利普斯曲线以来，通货膨胀预期一直是与通货膨胀密不可分。在图1中可以发现，中国通货膨胀周期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了8%的波峰，在2009年第二季度达到了-1.5%的谷底，至今一直缓慢上升。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周期是，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了波峰，在2009年第一季度进入谷底，并在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了新的波峰后，至今一直向下。通过对比发现，二者变化趋势一致，仅是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趋势领先于通货膨胀的变化。如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上次波峰领先通货膨胀的波峰三个季度，而上次波谷领先一个季度。因此，可以预见，通货膨胀会滞后于通货膨胀预期两个季度左右。通过相关性检验，发现通货膨胀预期的滞后一期、二期及三期分别为0.64、0.63和0.55，具有相对较强的相关性。
三、通货膨胀的“三因素”模型
根据Friedman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是失业率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加权，即满足：
?仔=?仔t*-b（ut-u*） b＞0（1）
又由于奥肯定律，
y-y*=-a（ut-u*） a＞0（2）
结合公式（1）、（2）可得
?仔=?仔t*-?姿（yt-y*） ?姿＞0（3）
其中ut、u*分别为实际失业率与潜在失业率，yt、y*分别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考虑到生产成本等供给因素后，公式（3）中加入供给因素，可得“三因素”驱动模型：
?仔=?仔t*+?姿（yt-y*）+?兹c ?姿＞0 ?兹＞0（4）
其中c为生产成本因素，由于详细地分析近年来通胀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2002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数据对公式（4）进行了回归（见表4）。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在需求方面与GDP缺口的三期滞后存在负向关系，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异常值的存在使得在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中，其他因素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大于GDP缺口对于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且抵消了这种作用，致使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呈现反向特征。在供给方面，由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及其一期滞后对于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和0.15，并且在置信1%的水平下显著，因此可以认定，近年来供给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作用显著。在预期方面，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滞后三期对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为0.006 6，并且不显著，因此，笔者认为：通过膨胀预期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十分微小，进而支持了贺铿教授所谓的“不应该过分地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的论断。
通过分析可知，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来自于供给推动，而非需求拉动和通货膨胀预期。由于供给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产出减少、价格升高，即“滞胀”状态。因此，控制这种通货膨胀应从供给方面入手，以增加产出为主要手段，如果单纯通过紧缩性需求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则容易引起经济由“滞胀”转向“衰退”。“滞胀”的风险从2005年以来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至2008年第一季度结束，另一次是从2010年第二季度至今。这种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下行时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率高于通货膨胀。从上一次的情况看，2008年第二季度以后，由于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同时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率的快速下降也使得通货膨胀出现拐点，进而导致了经济与通胀双双下行，陷入了衰退的泥潭。因此，在本轮所谓的相对“滞胀”的情况下，如果不着重转变经济运行态势，而不断强调降低通货膨胀，那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大幅下降，进而引发新一轮的衰退。笔者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税收等政策刺激经济运行，扭转经济运行的向下态势，在此基础上，合理引导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率降至通货膨胀以下，这样才能避免摆脱“滞胀”后又走进“衰退”的危局。
四、结论
本文在Friedman和Phelps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从影响通货膨胀的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通胀预期三个方面分析了近年来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供给方面推动所致。需求因素和通货膨胀预期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作用不大。所以不应该过分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由于供给型通货膨胀容易使经济转向“滞胀”的轨道，因此，决策者在抑制通货膨胀时一定要通过税收等政策工具来增加产出，以避免经济陷入“衰退”的泥潭。
注释：
①由于篇幅所限，通货膨胀与GDP缺口及其各期滞后的散点图已被省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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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a' Inflation
Yu Guangyao
（School of Econom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China）
【关键词】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GARCH模型
一、引言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某些国家甚至还引起了社会政治危机。自从1976年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Milton.Friedman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提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将导致更大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一非正式观点以来，学术界涌现了大量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Ball（1992）从博弈论观点出发，研究认为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简称Friedman-Ball假说）。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些学者采用货币政策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例如：Cukierman和Meltzer采用Baaro-Gordon模型，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这一理论模型假定，政策制定者厌恶通货膨胀，但是非常重视通过惊人的通货膨胀率来实现较高的就业率。[1]在该理论模型中，货币供给过程中存在随机因素，普通消费者并不知道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当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时，政策制定者为了获得产出收益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更高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正面影响（简称Cukierman-Meltzer假说）。但是，Holland却基于货币当局偏好稳定的内在动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认为当存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时，如果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那么货币当局将会有积极性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进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2]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有负面影响（简称Holland假说）。
我国目前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一个粗浅的阶段，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李拉亚（1995）提出黏性预期理论，指出黏性预期对通货膨胀不仅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还会阻碍通货膨胀的治理，他应用卢卡斯滤波分析了这种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指出中国信息不完备较不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经济行为主体形成正确预期的能力更弱，通货膨胀的变动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叶阿忠和李子奈（2000）从实证上说明了我国通货膨胀存在GARCH现象，并建立了一个GARCH（1，1）模型，将估计的GARRH（1，1）模型与回归模型比较，得出通货膨胀的GARCH（1，1）模型优于回归模型的结论。赵留彦等（2005）基于马尔可夫域变模型（Markov regimes switching model），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细分为未来通货膨胀冲击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通货膨胀均值在不同域之间转变的不确定性，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段这两类不确定性都会增大，[3]也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通货膨胀率围绕该水平值波动更剧烈，同时该水平值的本身也更加不稳定。
近年来，受次贷危机和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使得全球许多国家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通货膨胀产生社会福利损失，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价格预期变化，降低全球经济活动的效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平均年通货膨胀率不到10%，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独联体诸国和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不算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率变化很大，既经历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的严重通货膨胀，也经历过轻微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动态路径转换频繁，不确定性程度很强，对经济的危害并不低。当前我国决策层已把管理通胀预期与保增长、调结构一同纳入宏观调控范围的背景下，如何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行量化与评估，如何降低通胀预期的不确定性，避免其向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宏观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通胀不确定性测度的技术路线
本文将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时产生的偏差的发散性定义为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简称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可理解为经济人通货膨胀预期值的离散程度。目前大致有四种测度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一）以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测度
早期的实证研究往往简单地将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测度方式无法区分波动率中的可预测部分和不可预测部分，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即使能用可得信息预测到部分波动率，预测到的部分也会在方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只有不可预测的波动率才是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因此通货膨胀方差或标准差不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
（二）以通货膨胀预测调查的预测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测度
这种衡量方式主要用来研究美国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会受到个人预测者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预测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同时该方法还存在另一个缺点：有可能所有受访者对未来都极不确定，但他们却给出了对通货膨胀相同的估计，使得预测结果的标准差很低。
（三）利用G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族测度不确定性
在给定的经济结构下，GARCH族模型能明确估计通货膨胀在不可预测冲击下时变的条件方差，而且条件方差是事前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动标准差那样的事后方差，能够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原本的定义，因此它比前面两种衡量方式更能准确地测度不确定性，也逐渐取代前面两种方式成为目前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
（四）其他测度方式
除了上述三种测度方法外，计量模型中的各种创新也被不断地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度。为了能够体现宏观经济中控制通货膨胀变化的内在“体制”的演变以及货币政策体制的转换，很多研究在GARCH模型的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中引入了“马尔可夫转换机制（Markov regime switching）”和“时变参数（Time-varying Parameters）”。但是这种测度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它必须以计量模型能很好地拟合通货膨胀演变路径为基础，否则以计量经济模型产生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测度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偏差，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
考虑到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和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货膨胀方差都不是理想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测度方式，各种不断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测度的创新计量模型还有待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检验，而GARCH模型族的条件方差反映了变量非预期冲击的变动，能较好反映不确定性，是目前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所以作者遵循“中规中矩”的学术要求，在实证研究中采用了该类模型来进行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度分析。
三、中国月度数据的计量分析
（一）样本数据说明
目前国内对通货膨胀率的衡量主要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RPI），由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计算剔除了第三产业的变化，而剔除了服务价格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不足以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因素，从而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物价变化的程度，并可以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的最终价格。此外，考虑到消费者物价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变化的百分比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指标。样本区间为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共34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1 中国通货膨胀率（左图）及其一阶差分序列（右图）（1983.1-2011.6）
从图1来看，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多次通胀、紧缩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通货膨胀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差别明显，其动态经历了高涨——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的过程。从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中国经济运行中曾出现了六次显著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分别在1985年底、1989年初、1994年底、2004年底以及2008年初达到峰值，目前正在经历第六次通货膨胀过程，2011年6月CPI同比上涨6.4%，创下35个月以来新高。其中1989年底以及1994年底形成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高通货膨胀态势。此外中国经济自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曾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情形，而价格紧缩态势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有所缓解，随后通货膨胀率变化又逐渐出现了攀升势头。自步入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急剧扩散，最终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受本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随之相应呈现出相对剧烈的波动态势。2010年下半年，美国第二次启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带来全球的流动性泛滥，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首当其冲，面临着美国持续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和资本流入难题，自2010年7月份以来，中国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表1 中国通货膨胀率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
图1（右图）是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一阶差分序列，可以从该图时间路径中直观地观察到在整个样本期间，中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很大。表1给出了描述性统计量。偏度统计量和峰度统计量结果说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序列具有明显的“尖峰厚尾”分布特征，同时Jarque-Bera统计量的结果说明，中国通货膨胀序列及其平方序列具有显著的序列相关性特征，而LM检验统计量则进一步证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因此，本文基于GARCH（1，1）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序列的不确性进行分析与测度是可靠且必要的。
（二）测度模型的构建
本文使用GARCH模型的条件标准差来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GARCH模型的思想如下：对于平稳的时间序列πi，建立ARMA（M，N）模型：
则称（a）、（b）与（c）为ARMA（M，N）-GARCH（p，q）模型，这里（a）与（b）也成为均值方程，（c）成为条件方差方程，从（c）式可以看出某一特定时期的随机误差的方程σ■■不仅取决于以前的误差，还取决于早期的方差（GARCH项）。
经过不断建模试验，最终建立了ARIMA（12，1，0）-GARCH（1，1）-M模型。表2是使用EViews6.0软件构建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最终测度模型，图2是利用该模型进行样本内静态预测后所描绘的历史值和预测值折线，最终测度模型的各项参数良好，模型整体预测精度很高。同时对测度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了LM检验，不能拒绝“残差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的原假设，表明测度模型的残差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于是完全可以使用测度模型残差的条件方差与条件标准差来反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
图3和图4分别是通货膨胀与其条件方差及根据指数平滑方法计算的条件方差的趋势成分、通货膨胀与其条件标准差及根据指数平滑方法计算的条件标准差的趋势成分。从图3和图4中可以看到：首先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趋势成分表现出持续下降的特点，其次1999年之前出现过三次较高的通货膨胀，而同期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多次出现，而1999年之后出现过两次轻度的通货膨胀，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只出现两次，最近的一次较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出现在2009年。直观上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有正的相关性，但仍需要做出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检验。
（三）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的关系检验
1.广义脉冲响应分析。为进一步研究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之间的影响，本文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s）具体分析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条件标准差的动态响应。与传统脉冲响应函数相比，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具有两个优势，首先它允许多变量模型中的复合相关性，其次它可应用于非线性多变量模型中，因为它不考虑冲击的范围、符号和历史。图5和图6给出了具体的脉冲响应轨迹图，图中横坐标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月度），纵坐标表示冲击响应程度（百分数），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由图5可知，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左图）、条件标准差（右图）的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当期迅速响应，并分别在第9期达到最大值14.44%、第10期达到最大值7.91%，之后几期分别有所下降，但并没有趋于收敛，而是分别保持在10%、7%的一种发散水平。由图6可以看出，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左图）从第2期开始迅速响应，并于第3期达到2.13%的峰值，然后逐期下降，第5期开始演变为负向水平，第25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终趋于收敛。而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条件标准差（右图）在第2期达到-3.33%的最低值，然后逐期上升，第8期达到最大值2.43%以后期下降，第16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终趋于收敛。总体上讲，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冲击响应趋于发散，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响应趋于收敛。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分别对通货膨胀率与其条件方差、通货膨胀率与其条件标准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确保检验的有效性，滞后阶数分别选取1至5。从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对应原假设“通货膨胀率不是引起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阶的情况下全部小于0.05，因此可以得出在Granger意义上，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在5个月之内将引起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的变化；对应原假设“通货膨胀率的条件方差不是通货膨胀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阶的情况下全部大于0.10，说明在Granger意义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不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对于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率条件标准差的检验也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唯一区别的滞后期是4个月而不是5个月。Granger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在4-5个月的短期内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验证了Friedman-Ball的观点而不支持Cukieman-Meltzer的观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的CPI月度数据，通过构建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ARIMA-GARCH-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由此产生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有：
第一，中国的数据实证支持了Freidman-Ball假设，即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原因，而不支持Cukierman-Meltzer假说，也不支持Holland假说。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呈现显著的动态单向的正相关关系，即在中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引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这意味着货币当局在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应比处于低通货膨胀水平时更加注意通货膨胀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效果，在面对通货膨胀时应比面对通货紧缩时更加注重引导公众的预期。
第二，在现实的通货膨胀环境下，控制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当通货膨胀处于高位时，根据常识判断，政府都会采取措施将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下来，但经济行为人很难判断政府控制通货膨胀措施的有效性和力度大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在当通货膨胀率尚处于低位时，政府和社会各界就应给予关注，防止其向高位发展，这是政策制定者最明智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选择。
第三，宏观调控政策应保持平稳性和连续性。稳定的经济政策能够降低公众和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避免政策反复引起预期的偏差，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微观行为的影响。同时扩大政策透明度稳定市场供求，较高的政策透明度和较强的政策连续性，有助于消费者获取更多的信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降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参考文献
[1]Cukierman，A. and A. Meltzer. A Theory of Ambiguity，Credibility，and Inflation under Discretion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 Econometric，1986，（54）：1099-1128.
[2]Holland，S. Inflation and Uncertainty：Tests for Temporal Ordering[J]. 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1995，（27）：827-837.
[3]赵留彦，王一鸣.中国通胀水平与通胀不确定性：马尔可夫域变分析〔J〕.经济研究，2005，（8）：60-72.
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时至2012年还未完全结束，美联储不得不再次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全球通货膨胀可能重新抬头。我国自2003年以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可能源自于通货膨胀理论的不全面，尤其是对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关系的研究比较缺乏。实际上，奥地利学派在草创初期就意识到货币、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关系，并且对通货膨胀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为此，尝试梳理出奥地利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并且从中提取对研究我国通货膨胀问题有启发的内容。
关键词：
通货膨胀；货币；资产价格；奥地利学派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2007402
1引言
21世纪以来，通货膨胀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问题，期间经历过2003-2008年和2010年至今的两次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自2003年以来，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不仅是央行缺少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执行乏力，还可能是央行和学术界对通货膨胀理论没有充分研究，对通货膨胀的测量和估计不到位。尤其是在我国金融日益发展，资产价格泡沫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虚拟化正在发生，对通货膨胀的测量如果还仅停留在物价水平，仅以CPI为参考是不妥当的。治理通货膨胀是否需要考虑资产价格因素，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流派中，奥地利学派虽然没有对通货膨胀做单独的研究，但在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有对通货膨胀的论述。奥地利学派批判了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对通货膨胀的论述。凯恩斯主义认为信贷需求的波动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奥地利学派则认为，通货膨胀更多是政治因素导致的，通货紧缩更多是经济因素导致的。奥地利学派探讨了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关系。“我们不能认为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惟一表征。”罗斯巴德提醒我们要关注货币供给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要关注银行信贷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不能忽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膨胀。资产价格，以股票价格为例，持续上涨的股票价格无法用生产条件的改善或自愿储蓄的增加来解释，但可以用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所造成的过量信贷供给来解释。
奥地利学派意识到资产价格在通货膨胀中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源自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从货币因素来考察通货膨胀问题。如果将奥地利学派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论述进行归纳，梳理奥地利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有助于认识和分析我国的通货膨胀。
2奥地利学派通货膨胀理论的线索
奥地利学派可以分为七代人，第一代是门格尔。第二代是庞巴维克、维塞尔等。第三代是米塞斯等。第四代是哈耶克、马赫卢普等。第五代是罗斯巴德、科兹纳、拉赫曼等。第六代是德索托等。第七代是许尔斯曼等。
其中，门格尔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独特的资本理论，厘清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米塞斯和哈耶克分析货币是如何影响经济，并提出不同的货币解决方案，从而尽可能地消除通货膨胀。米塞斯建议恢复金本位，哈耶克提倡货币非国家化。米塞斯综合归纳出商业周期理论，辅以哈耶克的生产三角理论，形成了罗斯巴德对经济周期深刻洞见的丰富成果。罗斯巴德强调资产价格泡沫也是通货膨胀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比较隐晦却深刻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罗斯巴德和许尔斯曼把伦理关系带进理论框架，以自然法范畴批评部分准备金银行业和纸币，形成通货膨胀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虽然是在同一个学派，但他们的观点既有补充也有冲突。本文不在于揭示他们的矛盾冲突，不是做对比分析，而是寻找几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的共识，探索一个奥地利学派通货膨胀理论框架。
3奥地利学派通货膨胀理论的概述
奥地利学派首先对通货膨胀做出定义。德索托认为，通货膨胀是银行系统在没有实际储蓄作支持的情况下所启动的信贷扩张。许尔斯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任意交易媒介的名义数量以超出其在自由市场本会有的产量而进行的扩张。通货膨胀意味着通过侵犯财产权来扩张名义上的货币供应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称为一种强制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手段。
奥地利学派强调真正的通货膨胀只可能是法令性的。在金本位时代，即使因为发现一个新的金矿，黄金供给增加，导致黄金价格下降，物价水平相对上涨，但这种上涨只是暂时性的。19世纪末以来，全世界因为各国政府加强了对货币的垄断和操控，纸币成为唯一的法定货币，通货膨胀变得持久和难以治理。这是一种法令性通货膨胀。只要货币垄断者不放弃垄断权，就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约束其通货膨胀冲动。
各国政府和央行为什么有通货膨胀冲动？大部分经济学家是从通货膨胀的分配效应来解释。发行纸币的各国政府和央行是债务人，持有纸币的老百姓是债权人。一旦各国政府和央行实施通货膨胀政策，滥发货币，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债务。通货膨胀有益于债务人，而当今世界最大的债务人是各国政府。许尔斯曼指出，货币供应的增多势必带来更高的物价，导致每个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减小。然而不能就此认为通货膨胀一定对债务人有利、对债权人有害。只要债务人或债权人能得到充分的价格溢价补偿，用以抵偿预期的物价上涨，则可能获益。这取决于他们的预期。预期是每个行动主体做出的，有不确定性。各国政府因为垄断货币发行，在货币发行和流通等方面的信息更加充分，总能比民众做出更好的预期。
奥地利学派不仅意识到通货膨胀预期在分配效应的作用，指出通货膨胀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影响的不确定性，而且提出并强调一种更重要的分配效应，即货币生产将实际收入从新货币较靠后的所有者重新分配给其较靠前的所有者。这种再分配无法通过预期来抵消，即使市场参与者意识到如此，也无法阻止其发生。唯一能做的是，尽力使自己靠近货币生产的最近一端，向新货币的生产者本人提品和服务。
奥地利学派分析通货膨胀，自始至终都重视货币因素。这源自于他们相信：司法制度，以及所有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制度（语言，货币，市场等）都是在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德索托认为，在所有这些制度中，也许最抽象，因此也是最难理解的就是货币。实际上，货币或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对我们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然而，几乎没有人――甚至凭借他们的直觉――意识到货币使得社会交往与企业家创造的可能性呈指数增长。货币，不仅便利了一个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极为复杂也是越来越困难的经济计算，也使经济计算有了可能。
奥地利学派是从货币因素展开论述的，分析货币滥发，信贷过度扩张如何影响实体经济。
新增的货币不是一次性地提高社会物价水平，而是逐渐提高物价。奥地利学派认为，农产品价格暴涨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是通货膨胀最后的发展阶段。过量的货币总是追逐相对少的商品。过量的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热钱。只要某个地区，某个行业是有利可图，热钱就会选择进入这些地区和这些行业。一开始，过量的货币会进入流动性相对高的股票市场，然后是流动性较差但回报依然丰厚的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接着是一些流动性更差的商品的市场，最后则可能还涉足艺术收藏品等。
奥地利学派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泡沫都是不可持续的。一旦货币发行者（各国央行）开始控制通货膨胀，提高基准利率，紧缩银行信贷，那么之前的过度投机马上降温，资产价格发生暴跌，实体经济受损。资产持有人必须尽快套现，减少损失。资产持有人似乎在一瞬间决定同时抛售手里的资产，换成现金。所有人同时抛售，只会让价格下跌更剧烈，损失更惨重。因此，奥地利学派意识到通货膨胀可以通过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和泡沫来表现。
4对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启示
奥地利学派坚信，货币因素是通货膨胀的关键。可是，解决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不是按奥地利学派所言，恢复金本位，取消中央银行，实行货币非国家化那么简单，而是要具体分析我国的经济结构，从我国的经济实际出发来治理通货膨胀。
借鉴奥地利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要清楚理论推演的假设。该理论是建立在彻底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上，从一个假设，即“人类行为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或举止。个人为了某个他（她）所认为重要的目标而展开行动”，来开始推演。
那么到底我国的通货膨胀是不是法令性？这需要慎重判断。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既不是国家的力量可以轻易解决，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主动发起。我国的通货膨胀还不能说是一种体制化的货币生产扭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仍在进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各部门还有一些计划经济的痕迹，改革还不够充分。另外，我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之严重，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因此，奥地利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不能直接套用到我国的经济实际。
不过，奥地利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仍有借鉴之处。一是：货币数量增加，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不会同时地以同等程度影响所有的商品与服务。这是是奥地利学派非常强调的通货膨胀的第二种分配效应，经常被研究者忽视。二是：货币是动态的，货币购买力是不稳定的，货币是非中性的。这就提醒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要谨慎使用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三是：货币因素在通货膨胀里是不可否定的，货币滥发推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是不可忽视的。资产价格泡沫在我国通货膨胀的度量中可能被忽视，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自2004年以来的通货膨胀。
资产价格泡沫也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奥地利学派对此做出解释。过量发行的货币会追逐相对不足的商品。被追逐的商品可以是农产品，也可以是股票，或者是房产。我国对通货膨胀的度量还停留在CPI，没有把资产价格纳入观察中。即使是只停留在CPI，我国的CPI统计方法和国际主流方法还是有一定差距。我国没有统计出核心CPI和核心通货膨胀率，CPI的消费构成也有不合理处，例如食品比重过大。这导致CPI很容易被猪肉价格绑架。
实际上，如果是作为农产品的猪肉的价格，在排除了因自然灾害和疾病导致的供给不足后依然持续地不断上涨，则要找货币的原因。过多的货币追逐相对少的商品。大量新增的货币不平均地分配到社会不同群体手中。极少数人掌握了大量新增货币，追求高额利润的投机，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利润率逐步下降的时候，最后才选择农产品市场进行投机。
资产价格泡沫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在CPI涨幅温和，物价稳定时，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还形成严重的泡沫，需要警惕通货膨胀。真实的通货膨胀可能因为紧紧盯住CPI而被低估。在CPI高涨时，如果还伴随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则已经反映通货膨胀的严重性。
资产价格泡沫一般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股票市场泡沫率先破灭，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却延缓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直到2012年下半年，房价依然在高位运行，脱离了经济基本面和老百姓的正常收入水平。虽然国家出台史无前例的严厉调控措施，但没有根本性扭转房价不断上涨的趋势。
综上所述，奥地利学派对通货膨胀的论述散见于几位代表人物的著作里，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一些争议，但基本上达成较多共识，可以形成奥地利学派通货膨胀理论。该理论是有说服力的，解释了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的逻辑关系，对我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3]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科兹纳.米塞斯评传：其人及其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5]德索托.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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