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标准的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最优合同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2-0025-04
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Kydland和Prescott(1977)以及Barro和Gordon(1983)的研究。自从新西兰于1990年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理论和实践经验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
(一)标准的Barro-Gordon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
Barro和Gordon在1983年提出失业与通货膨胀模型。他们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分析政策制定者的最优行为,解释了相机抉择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原因,从而验证了Kydland和Prescott(1977) 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观点。鉴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为了研究的方便,他们用失业率来代表实际经济总体状况,目标函数为:
其中,失业率代表实际经济状况;参数为Phillps曲线的斜率,为研究方便,假定其为常数;
为通货膨胀预期,()为实际通货膨胀与其预期值之差。
公众根据政策制定者的最优行为形成预期,政策制定者在预期给定后,目标函数最优化要求均衡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但是,均衡的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大于通货膨胀目标,这就形成了通货膨胀倾向。他们通过长期均衡分析对央行的名誉(可信性)均衡进行了研究,发现博弈范围的有限性和信息的不完全等造成了央行名誉的破坏。
虽然以物价稳定(即低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唯一最终目标在最近一二十年才开始流行,但是物价稳定一直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通货膨胀倾向的提出为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倾向问题的存在为规则政策的使用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Barro和Gordon的最大贡献在于为通货膨胀目标化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开创了通货膨胀目标化理论的先河,相机抉择会产生通货膨胀倾向的观点使通货膨胀目标化发展成一种货币政策规则,并最终成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另外他们提出的政府名誉(可信性)问题有利于通货膨胀目标化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极大地提高了该理论的政策可操作性,这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以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Carl E.Walsh的最优合同模型
在Kydland、 Prescott、Barro和Gordon之后,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如何消除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倾向。虽然Kydland和Prescott已经提出可以通过规则政策的建立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大部分经济学家仍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央行激励问题。在大部分国家,公众选择政府,政府选择央行行长,这就形成一个复合的委托问题。这是个包括众多委托人(即经济中的个体)和一个人(即央行行长)的激励问题。由于委托人众多,很难统一意见并指出人的目标函数。至于激励的手段,可以通过立法制订一个目标规则,在央行没有实现目标时就对其进行惩罚,这样的央行制度结构以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看成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合同。政府通过这个合同对央行进行激励。最优合同的确定正是委托关系分析的问题。央行的制度设计可以影响其面临的激励。比如,央行政策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委任和连任、定期向公众公告的要求的存在与否、决定央行运作资金的预算程序和法定政策目标的存在等制度规定都可以影响央行面临的激励。另外,Rogoff(1985)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央行预算和将央行行长的收入与经济状况相联系激励央行的通货膨胀选择。
Walsh(1995)通过采用委托模型,构建了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合同,解决了最优合同的确立问题。政府可以构建一个合同,促使央行能够对自己面临的激励进行反映,在货币政策框架中,央行的制度设计可以影响它在货币政策中面临的激励,比如,央行的激励可能是央行行长的聘任和解雇、央行行长的收入或央行的预算。Walsh(1995)还证明央行和政府之间的最优合同可以消除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倾向,这样一个合同可以被解释为通货膨胀目标法的政策规则。
假定社会福利损失是由通货膨胀率 和实际产出对其目标水平的偏离形成的,即:
其中, 是社会福利损失,为通货膨胀,为实际产出, 则是目标产出。政府的目标就是最小化社会福利损失。因为关心的是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而不是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所以上式是政府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共同反映。
Walsh(1995)还分析了不完全信息对最优合同的影响。当央行拥有预测总供给冲击的私人信息,而政府只能观察到反映央行行为和控制误差的广义货币总量,并且央行可通过影响经济的备选方案选择,以控制相应的信号输出时,最优合同就可能实现。在各种情形下,合同均可以在消除通货膨胀倾向的同时对冲击作出最优反映。
(三)Lars E.O. Svensson 的目标规则模型
Svensson(1999)从货币政策规则的角度讨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给出了货币政策规则的总体概念框架,并界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特征。Svensson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区别了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的差别。他认为存在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工具规则是一个指导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的特定反应函数。Taylor规则是工具规则的典型例子。他认为之前的货币政策规则大都属于工具规则,而且,工具规则在实施时不存在央行必须遵循的承诺机制。相反,目标规则提供了潜在的承诺机制,需要一定意义上的对于特定损失函数的承诺,而工具决策仍然是相机抉择的。
Svensson将目标规则定义为包含目标变量的方程或方程组。它包含一个目标变量、一个目标水平和相关的最小化的损失函数。例如连续的损失函数:
其中,是t期的实际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目标,是产出缺口, 是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相对权重。如果 ,只包含通货膨胀,损失函数被称为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当时,产出缺口介入,损失函数被称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总体上,大部分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Svensson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之所以可以消除通货膨胀倾向是因为它有一个要求央行实现其通货膨胀目标的较强的约束系统,即高度的透明度和明确的责任。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通过指定央行的产出目标等同于实际产出水平来解决通货膨胀倾向问题。
(四)Ben S.Bernanke,Fredric S.Mishkin与Mer-
-vyn King等人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贡献
与Svensson将通货膨胀目标制视为货币政策规则不同的是,Bernanke和Mishkin(1997)与King(2003)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化实际上不是一种规则,而是一个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具有高度透明度和责任的、非常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即使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也可以实现。这个框架至少有两个作用:提高了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的规律和责任。他们还指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两个功能:增强央行和政府的沟通及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保障。
他们认为将通货膨胀目标制视为一种工具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就技术水平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不能够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没有为央行提供一种简单的可操作的转换工具,而是要求央行使用经济模型决定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行为,与简单政策规则不同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不需要央行忽略关于其目标实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包含相当程度的相机抉择政策,在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的总体约束中,事实上央行可以对失业率、汇率等其他短期指标进行反映。
Vegh(2001)认为在有粘性通货膨胀的封闭经济模型中,货币增长率规则、利率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传递了同样的结果。而Bernanke和Mishkin(1997)与King(2003)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与货币增长规则和利率规则不同。Vegh(2001)研究表明:在工具规则、货币政策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许多政策工具均可以用于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其中主要的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事实上,明确的与潜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通过为影响目标而设计的利率规则实现的。例如,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是通过调整联邦基金率而执行货币政策的。当利率超过明确的或暗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时,联邦通过提高联邦基金率来紧缩货币政策。如果央行同时公布降低通货膨胀目标和调高名义利率,货币增长率就会响应较高的名义利率而外生地降低。或者说,通货膨胀目标可以通过改变货币增长率以调整利率而实现。因此,这三种货币规则作为货币政策是基本相当的。
二、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
(一)影响一国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
Yifan Hu(2003)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采用对数回归的方法对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做了实证检验,分析了影响一国通货膨胀目标制决策的因素。数据范围包含了1980-2000年20年间,遍布OECD、东欧、拉美、亚洲和非洲的66个国家,其中22个国家是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广泛的数据范围有利于更好地评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和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绩效。
Yifan Hu收集了21个变量的数据,其中9个是关于经济条件或绩效(C)的,8个是关于经济结构 (E)的,3个是关于经济制度(I)的,还包括一个关于非燃料商品价格的变量,用于衡量非燃料商品价格的年度变化。9个代表一国经济绩效的经济条件变量是:实际GDP增长及其易变性、实际GDP缺口、名义和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及其易变性、外汇压力和M2增长。8个经济结构变量是: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易变性、财政状况、经常账户状况、贸易开放度、贸易项目(TOT) 易变性、外债和金融深度。3个经济制度变量是:是否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央行是否自治以及一国是否拥有浮动汇率制度。
回归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经验是有价值和令人鼓舞的。回归中的大部分变量与预期的符号一致,此外,许多经济条件、结构和制度变量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正相关。
GDP增长和实际利率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的相关性非常强。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确实可以提高总体的经济表现,提高GDP增长和实际利率。
通货膨胀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负相关。当局在低通货膨胀率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由于对可信性的担心。因为担心失去公众可信性,央行有可能在低通货膨胀率时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使得通货膨胀目标更容易完成。
健全的财政状况在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时对当局有利。实际GDP增长和GDP缺口与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否负相关。
(二)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率都迅速降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表现稍差。Mishkin(2000)强调通货膨胀目标制已经逐渐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货币政策框架,而且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包括智利、巴西、捷克共和国、波兰和南非。
Clarida,Gali和Gertler(1998)分析了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他们证明G3①自1979年就在追求潜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且受到德国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Mishkin和Posen(1997)对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发达国家――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货币政策框架和实践经验作了详尽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地帮助这三个国家维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Mishkin和Hebbel(2001)回顾总结了通货膨胀目标制10年的历程,将二十世纪90年代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18个国家与9个其他工业化国家进行了比较,肯定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效果,并通过回归估计得出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关的变量,分析了各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程度。
Roger和Stone(2005)对15年来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和未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表现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多数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成功地使实际通货膨胀趋近于目标通货膨胀率。
IMF(2005)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13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22个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的同时还能逆转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惯性和降低物价的波动性。
Corbo和Hebbel(2001)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分析了拉美5国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和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在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率均大幅降低,其中运用时间最长的智利的实践经验是非常成功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的低水平2―4%,巴西基本维持在6―8%,Bernanke(2005)甚至认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标志着拉丁美洲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三)反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研究
Cecchetti和Ehrmann(1999)对23个国家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纪通货膨胀厌恶提高了,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作用不大。
Ball和Sheridan(2003)调整了OECD国家内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表现,他们比较了二十世纪90年代初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7个国家和没有采用的13个国家。模型开始于一个包括从1960-2002年OECD大部分国家的各种经济指示器的数据组。之后,他们考虑下面的两个计量特征。
其中,是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的 变量,
是采用前的 变量,如果一国采取名义通货膨胀目标,其效用值用虚拟变量表示, 和是误差项。
Ball和Sheridan认为没有明显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够提高经济绩效。两组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都下降了。为了检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影响产出增长,Ball和Sheridan检验了实际产出增长的均值和标准差。在一些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平均产出增加了,并且在没有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也稍微上升了。随着向均值回归的控制,对产出增长的效应不太显著,显然,这个结果并不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
Fraga,Goldfajn和Minella(2003)给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些事实,包括两类国家的货币政策管理和绩效的统计比较;用小的开放经济的理论模型模拟了冲击和通货膨胀目标改变的影响;给出了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易变性的解释,分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的影响、建立可信性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的挑战以及财政控制和金融控制问题,最后解释了如何处理实际经济冲击。
MSH(2006)通过估计泰勒曲线构造有效性边界,对各种货币政策战略对宏观经济绩效的贡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冲击的不同(64.4%),其次才是政策效率(35.6%)。
三、总结性评论
自Kydland和Prescott(1977)与Barro和Gordon(1983)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开创性研究开始,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发展,主要包括积极的、逆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理论趋于衰落;通货膨胀与产出(或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预先承诺的价值的理论讨论;低通货膨胀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张被广泛接受。
随着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增多,实证研究资料日渐丰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大部分研究结果都是支持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当然这还远不能排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疑虑,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和具体实施。
注:
①G3代表德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
参考文献:
[1]Ball,L. and Sheridan,N.,“Does Inflation Targe-
ting Matt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577,March 2003.
[2]Barro,R.J. and Gorden,D. B.,Rules,“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2(1) 101-122,July 1983.
[关键词]货币；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述评
2007年我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8年1季度CPI上涨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创11年来的新高。通胀的袭来给全社会民众都带来了福利的损失，实际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资产的缩水，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对通胀，政府不仅要控制物价的上涨，还要制定适当的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正确计量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述评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J.TheWelfareCostofInflationary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ChoiceandPatternsofGrowthinaMonetaryEconom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2)，534.
[3]Lucas，RobertE.Jr.InflationandWelfare，Econometri-ca，2000，68(2)，247-274.
摘要国债是一种收入稳定、风险极低的投资工具，但是传统国债的收益易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大大降低了它的吸引力。而物价连动国债的收益可随物价的上涨而上涨，从而抵消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保证了它的实际购买力同它的票息率一致。物价连动国债尤其适合作为对投资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的投资品种。
关键词通胀保护国债（TIPS）物价连动国债年金投资
物价连动债券，指发行债券的利率设计和某一专门的产品的价格相联系，比如石油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就可以和石油的价格相连动，不但能让投资者分享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而且利息的支付可以很好地和公司的收益情况联系起来，从而使发债公司在利息偿付上风险不大。再比如电力公司债券可以和电价相关联；钢铁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可以和钢的价格联系起来等。而所探讨的物价连动国债，专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动债券。
从国际上来看，物价连动债券最早出现在一些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如巴西、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英国在1981年、美国在1997年也开始发行这种国债。现在，这两个国家此类国债的总发行额，已经占到全世界总发行额的80％。
在发行之前的1996年，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把这类产品称之为“通胀保护国债”（treasuryinflationprotectionsecurity，TIPS），在1997年1月正式发行后，又使用“通胀指数国债”（treasuryinflation-indexedsecurity，TIIS）这个名称。不过，市场参与者仍喜欢使用TIPS来称呼它。其他类似的称呼还有好几种。使用“物价连动国债”这个术语，主要原因有：一是这种债券随物价指数而波动，收益随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增加，也可能会随通货紧缩的发生而减少。因此，称之为“通胀保护”，就有失偏颇；
二、物价上涨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膨胀，后者不是随时发生的，但是物价却是随时在变动的。用“物价变动”，更能代表普遍情况；三是日本发行的类似国债，就称之为“物价连动国债”，这样便于统
一、借鉴以及比较。
1物价连动国债的含义及产生
传统债券的票面额和票息率一般都是固定的，因此，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将会影响债券持有者的实际收益。如果物价上涨率高于预期，则对债务人（传统债券的发行者）有利，对债权人（传统债券的赎买者或者投资者）不利。
物价连动国债，是一种用来对冲物价上涨风险的金融创新工具。它的一般结构是先按通货膨胀比率来调整债券本金，再按固定的票息率对调整后的本金进行计息。例如，可设10年期物价连动国债的年票息率为3％，物价上涨率为2％，面额单位为100。那么，到了1年后的付息日时，应付票息分成下面两步来计算：第一步，调整本金。调整后的本金＝债券面额×物价上涨比例＝100×1.02＝102；第二步，确定利息。应付利息＝调整后的本金×预定票息率＝102×0.03＝3.06。另外，到了10年期满还本时，应还本金为100×1.0210＝121.9元（假设10年内的物价上涨率均为2％）。
就这样，国债的利息和赎回价值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自动调整，它的实际收益率就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使国债的购买者免于通货膨胀风险，并获得稳定的实际收益。
2物价连动国债的优点
物价连动国债的价值能够随着物价上涨的幅度而调整，这样，即使物价上涨，也不会损害该国债的内在价值（或者购买力）。根据国外的经验来看，发行物价连动国债，还基于以下考虑。
2.1发行物价连动国债可以降低政府的借债成本
对于传统国债的购买者来讲，他们将获得的实际收益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变化。国债的购买者将因为这种实际收益率的不稳定（也就是风险）而要求得到一种风险补偿，也即要求提高国债的利息或者赎回价值。这部分补偿被称为通货膨胀风险金，它的存在增加了政府发行国债的成本。而如果政府发行物价连动国债，由于国债购买者无须承担通货膨胀风险，政府就无须支付通货膨胀风险金，从而降低政府的借债成本。CampbellandShiller实证研究表明，通货膨胀风险补偿溢价在0.5％～1％之间。SackandElsasser研究指出，美国财政部1997年发行的三只TIPS节省了债务成本约12亿美元。
2.2物价连动国债提供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通胀的预测对投资者和宏观决策层都具有十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投资者需要对其投资的真实收益有一个合理的判断，而宏观调控部门则需要一个准确的途径及时了解市场的通胀预期以提高通货膨胀控制政策的有效性。当投资者的风险态度为中立型，并且国债在市场上流动性很强时，物价连动国债的收益率，就等于传统国债收益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即预期通货膨胀率＝传统国债收益率－物价连动国债收益率。
如果发行多种到期日（例如3年、5年、10年、15年……）的普通国债和物价连动国债，并对市场中相同时间跨度的普通国债和物价连动国债的收益率进行对比，则可获得市场对将来不同时间跨度的通货膨胀率预期，这种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通过其它途径难以得到的。当然，由于税收以及流通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将使得这种普通国债与物价连动国债之间的比较变得复杂化。但是，对于决策部门来讲，这种比较仍然是相当重要的，政府可以据此对通货膨胀情况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
2.3发行物价连动国债，有助于建立并发展一个长期的债券市场
人们对将来通货膨胀不确定的担心程度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大而增大，这使得发行长期普通债券的成本非常高。在高通货膨胀条件下，长期的债券市场就更难以建立。而发行物价连动国债无疑将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智利、墨西哥和波兰发行物价连动国债的目的就在于此。
2.4物价连动国债的发行将为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渠道，并将促进金融产品的多样化
物价连动国债对于养老基金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在养老保险中，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各有利弊。现收现付制的优点是无通货膨胀之忧，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这种代际抚养的经济压力过大，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财政不堪负担，宣告了现收现付制的失败。而与现收现付制相比，基金积累制有抵御人口老龄化的优点，但是它的最大问题是保值增值问题。基金只有保值才能抵御通货膨胀的风险，基金只有增值才能显示出积累制的优越性，才有可能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而物价连动国债，就为基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投资渠道。
原先在谈到养老金投资中用来对冲物价上涨因素的工具时，一般都考虑股票。但是，有研究指出，在中国股票市场上，股票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仅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股票并不是一种对冲通货膨胀风险的理想保值品。也就是说，当通货膨胀上升，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不能完全根据通货膨胀的变化做出一一对应的调整时，股票的实际收益最终下降，股票将不能给投资者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
国外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结论。从过去30年（1975年1月～2003年12月）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没有很强的正的相关性。
2.5物价连动国债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按一
，
般的投资组合理论，构成组合的投资品种间相关性越小，则越有利于组合的安全。而通过研究发现，物价连动国债与传统金融资产的相关性很低。因此，投资者把物价连动国债纳入自己的投资组合中，与其它的金融资产搭配在一起，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3物价连动国债的问题
除了上述的优点之外，物价连动国债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
3.1物价连动国债的“时滞”问题
在计算物价连动国债的利息和赎回价值时，要用到物价指数。而价格指数的统计与计算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使得物价连动国债所能采用的价格指数稍稍有点儿“过期”，即产生了“时滞”。时滞现象将影响物价连动国债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时滞越严重，这种能力越弱。
3.2名义税收制度会影响物价连动国债的市场吸引力
物价连动国债的功能之一是使投资者的实际收益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这个功能要受到税收制度的影响。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人们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如果税收制度建立在名义收入基础之上，这部分收入就要征税。这样，在出现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时，人们就要多交税；在出现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时，人们就要少交税。目前，我国的税收还没有与通货膨胀关联起来，对于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行物价连动国债，那么，物价连动国债的购买者仍将承担一部分通货膨胀风险，这将降低物价连动国债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到物价连动国债的顺利发行。
3.3与传统国债相比，物价连动国债的流动性稍差一点
其主要原因在于，物价连动国债的投资主体，主要是以长期持有为目的的年金基金以及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它们是为了对冲将来物价上升的风险，才购买此类国债的，而不是为了投机目的。因此，在流通市场上的交易量就小得多。我国现在虽然还未发行此类国债，但是由于它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无疑是它的最重要投资者，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流动性差这个问题。
4我国债券市场引入物价连动国债的思考本文出自:
目前我国国债的期限结构还不很合理，我国在以往几年的国债发行中，期限多以3年左右的债券为主，中长期国债品种十分缺乏。而物价连动国债的期限一般比较长，最高为30年。发行物价连动国债可以很好地促进我国国债期限结构的完善，避免和缓解偿债高峰的压力。
随着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它们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但是它们对安全性要求较高，而物价连动国债无疑是符合它们投资标准的一种理想对象。
另外，物价连动国债还可以帮助我国中央银行等经济部门和投资者更好的预测未来通货膨胀水平，使债券市场利率水平更加合理。我国适时推出物价连动国债，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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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居民收入；消费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
目前，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有生产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GDP平减指数等等。本文论述的是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所以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它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的变动的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所以，在本文中，我们用CPI指数来衡量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CPI体系是有较大缺陷的，这一体系已经多次被学者质疑过。目前，中国的CPI构成为食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等。
中国CPI构成权重体系的首要问题是食品占34%，在目前的统计指标中，食品是所有类商品中权重最大的分类项，这使得食品价格的波动对CPI的拉动作用特别明显；CPI的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则是居住权重较小的问题，美国CPI体系中居住类是42.1%，中国仅为13%左右，而且我国目前CPI指数体系中的所谓“居住”仅仅是指房屋装修等附加消费，而不包括作为固定资产的房屋的价值——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08年城市居民居住类年消费总额仅为699元、733元、808元、904元、982元和1145元，看上去这个数字每年增长幅度都不小（年均增长超过了5%）。但实际上，由于基数太低，居住类消费不管如何增长都十分有限，这与近年来中国城市房价的“上不封顶”式疯狂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当前房价飞涨，而CPI水平还能维持在10%以下。
虽然看起来中国CPI体系中食品和居住类所占比重一个偏高一个偏低，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抵消，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居民的居住类支出要远远高于食品支出。所以，现行CPI指数是被低估的。
尽管目前CPI指数存在很多缺陷，但因其构成体系的相对固定性，所以通过纵向对比仍然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通货膨胀水平。因此本文中仍然选取CPI作为通货膨胀水平的衡量指标。
1996-2004年间，中国经历了罕见的通货紧缩。2004-2005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材料价格开始猛涨，中国的物价水平和CPI逐渐攀升。2007年全年我国CPI上涨4.8%，2008年全上涨5.9%，创1996年以来新高。不过，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的通胀趋势，2009年我国全年CPI比上年下降0.7%。
但是，金融危机的震荡只是暂时降低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减轻了中国的通胀程度。2009年，全球局势刚一稳定，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就继续上涨，中国的通货膨胀再度加速——如下图所示，我国今年（2010年）前10个月的CPI指数变化趋势。
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CPI指数除3月份和6月份略有下降外，其他各月份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9月CPI同比增3.6%，创23个月新高，而10月份到达了4.4%，为25个月以来的最高值。从数据上来看，我国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考虑到当前CPI指数体系的缺陷，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比较可观的。
二、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轻微通货膨胀是正常的，并且有刺激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当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时，其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通货膨胀的危害，凯恩斯曾指出，再没有什么比通过摧毁一国的货币来摧毁一个社会的基础更容易的事情了，通货膨胀破坏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所有隐藏法则，它不仅会导致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而且也会引发一国货币的严重贬值，并由此破坏整个市场的运作法则。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对经济有着致命影响的货币现象，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
作为社会经济体系的末端，民众则处在直面通货膨胀的最前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最直接。通过微观经济学若干理论和分析工具的运用，可以清楚地发现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
1.民众购买力（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当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要受到商品价格和收入水平两方面的影响，当商品价格一定时，消费者收入越高，可购买的商品越多，所以获得的效用越大、福利越好。消费者购买商品所需费用正好等于收入水平的一系列消费束被称为预算线，在预算线上，这些消费束正好可以把消费者的收入用完，即p1*x1+p2*x2=m1，位于预算线下方的所有消费束的集合被称为预算集，它表示收入和价格既定时消费者能够负担的起的所有消费束。显然，当面临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所能购买的商品1和商品2的最大数量都会减少，预算线必然内移。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消费者的最优消费束位于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预算线的内移必然意味着最优消费束的内移，所以消费者的总体福利必然会减少。
2.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导致福利减少
上文中分析的是通货膨胀使消费者实际收入下降，那么仅从商品价格上涨的角度考虑，其对消费者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通货膨胀意味着商品价格的快速上升，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消费者在决定商品的消费数量时，如何对商品的价格变动做出反应。运用斯勒茨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可以轻松发现通货膨胀（即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商品购买量的变化。
图2
假设通货膨胀条件下，消费者购买x1和x2两种“综合”商品，前者代表价格上涨的商品，后者代表价格未上涨或上涨幅度比较有限的商品（虽然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但总有一些例外）。运用微观经济学中斯勒茨基的方法，商品价格变化（本文中即商品x1的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分为“转动——移动”的过程，如图所示：
第一阶段即“转动”的过程，是预算线的斜率发生变化而购买力保持不变的一种变动——初始预算线围绕初始最优选择转动至某一水平，转动后的预算线与最终的预算线具有相同的斜率，因而也具有相同的相对价格，但是，由于纵截距不同，所以这两条预算线代表不同的货币收入。必须注意的是，A点所代表的最初的消费束仍然处在转动后的预算线上，所以这个消费束正好也能支付得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消费者的购买力在预算线转动前后保持不变。然而，虽然A点仍然是支付得起的，但它并非转动后的预算线上的最佳购买量。如图所示，在转动后的预算线上，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的B点表示最优消费量。消费束B就代表商品1价格上升时，调整货币收入以使原先的消费束能够支付得起的最优消费束。在图示的横轴上，从A到B的移动（a-b）就被称为替代效应，它指的是当价格变动但购买力保持不变时，消费者如何用一种商品“替代”其他商品的情况。
第二阶段即“移动”的过程，预算线的斜率保持不变而购买力发生变化，也就是商品相对价格保持不变而收入变动时发生的移动。与转动后的预算线相比，消费者的最优选择由B变为C。在图示的横轴上，从B到C的移动（b-c）被称为收入效应。
那么，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需求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一变动的符号是什么样的？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的概念。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增加的商品被称为正常商品，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减少的商品称为低档商品。在通常情况下，消费者消费的商品的数量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所以，我们在此处假设消费者所消费的全都是正常商品。
显然，由上面的定义可知，当收入减少时，消费者对正常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环境下，消费者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商品价格的上升导致收入相对减少，从而产生负的收入效应。
根据显示偏好原理和最优选择假设，替代效应总是与价格的变动方向相反。所以，当商品价格上升时，由替代效应引起的需求变动总方向为负。
综上可知，在消费者消费正常商品的前提下，如果商品价格上涨，则无论收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均与价格负向变动，也就是说，价格上涨时，只要消费者收入不变或涨幅小于商品价格涨幅，则其消费的商品数量一定会减少，正如图中所展现的消费者的消费组合从A变成C。
3.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效应。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不同，他们在通货膨胀中遭受的福利损失不同。甚至可以形象地说，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效应。
总之，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具体表现为：低收入者（拥有较少禀赋者）福利受损，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者）却可以获益；以工资和租金、利息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害；而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却可能获利。
三、结论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通货膨胀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也给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利益受损，而高收入群体却能在通胀中获益。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监督调控作用的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在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维护广大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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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主义；货币制度
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5（c）-0077-01
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为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这大大突破了2007年初确定的3%以内的涨幅目标，也远高于2006年1.5%的涨幅，是1997年以来CPI的年度最高涨幅。为了治理整体价格的全面上升，我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政策，但收效甚微。不但没有缓解价格上升的势头，而且在2008年来临以后，通货膨胀有继续上升的势头。2007年，央行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效果不佳。传统的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不足，到底什么原因使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
一、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各派学术观点分析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萨缪尔森《经济学》经典教科书上对通货膨胀的定义为：通货膨胀意味着整体价格水平的上升。我们首先要明确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经济增长可以伴随着通货膨胀，也可以伴随着零通货膨胀，还可以伴随着通货紧缩。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GDP）11.6%，伴随着4.8%的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原因的传统经济学解释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以及惯性和预期。黄达《金融学》教科书上，对中国通货膨胀原因还有结构性原因的解释。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中，流动性偏好规律解释了利息率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货币需求取决于人们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影响货币的供给，影响利息率。当今经济学家们谈论的流动性过剩引起通货膨胀，以及全球流动性过剩引起全球的通货膨胀，就是取决人们对货币的需求过剩，对投资的需求过剩。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抑制需求过剩，就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刺激不足的有效需求，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当代的另一位货币大师，欧元之父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描述了共同货币的优势，比如贸易的交易成本降低和相对价格的不确定性减少，同样描述了共同货币的劣势。蒙代尔强调劳动力高度流动的重要性，以便通过劳动力流动来抵消不对称冲击或需求变化的影响。他将最优货币区第一位这样一个区域的集合：这些区域之间的移民去想足够高，从而在某个区域遭受不对称冲击之时，劳动力流动可以确保充分就业。建立一个最优货币区，多个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在这个货币区内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这样就降低的国际贸易造成的各国汇率的波动，和各国价格的波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蒙代尔对货币史的研究发现，金本位的时代，经济的波动相对是最小的。但贵金属的发现和开采是有限制性的。不宜作为稳定货币币值的锚。因为现在所有的国家都脱离了金本位，各国都有自己不同的货币，和不同的货币制度，也同时会有不同的经济周期。这样，稳定世界各国货币的价格即汇率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各国有不同的货币制度，国际资本流动会造成各国国内价格的不稳定。解决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就要稳定国内价格。
二、全球化时代我国通货膨胀的各种现实因素分析
现代的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通货膨胀又加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方面的因素，同时汇率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英镑本位，金本位，美元本位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消失以后，各国有不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否自由浮动汇率是各国汇率制度之间的差别所在。我国的管理下的浮动汇率，也是诱发资本的国际流动，最终流到我国，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发展，一个强大的经济就支撑起一个有强大购买力的货币人民币。由于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帐户的双顺差，造成人们民币币值的上升压力。各国纷纷向我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以后会使出口产品价格上升，中国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对我国制造业有巨大打击。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造成资本的外逃，我们没有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是安全性高的选择。我国的管理下的浮动汇率缓慢让人民币升值就造成了世界各国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就造成更多的钱流入我国，即更大的顺差，就会更加加剧我国的通货膨胀。现在我国逐渐打开资本项，给我国去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换外汇，这样会逐渐缓解人民币升值带来国际热钱推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但需要一个过程。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稳定汇率和稳定国内价格。由于我国人民币的币值太强，同时做到稳定人民币的价格和国内价格是很难做到的。首先，如果稳定国内价格，让人民币升值，会挤出外资，使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其次，如果稳定汇率，目前的货币制度会使更多的国际热钱涌入我国，使国内价格上升即通货膨胀，同样造成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上升失去国际竞争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造成经济衰退。现在就遇到两难境地，人民币升值或者不升值，都不行。只有从稳定国内价格入手了。
三、货币主义观点下的通货膨胀治理办法
（一）选择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锚，来锚定一篮子物品，就是选择一个在市场上可以成交的指数，来保证国内价格的稳定。（二）在国际上，允许人民币在海外流通。（三）逐步打开我国的资本项目，促使我国国际收支帐户的平衡。（四）逐步放开我国国内的价格控制，取消保护价格，让市场和供求关系来决定商品的价格。（五）减税并提高利率，促进企业和个人的原始资本积累，减少货币需求。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王起（1984-），男，河南商丘人，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要解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回答诸如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持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具有价值，特别是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符号为什么具有价值，货币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货币现象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对货币理论中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进行梳理与评析。采用这样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分析，而不以模型的堆砌或其他研究框架来划分，可以回归到通货膨胀是一基本的货币问题这一本质，为理论模型的改进与优化，特别是根据中国现实约束条件，建立适合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提出明确的方向，即更加符合国情的对货币的认识以及对现实更逼真模拟的约束条件，同时也为评价各种模型的优劣，各种计量结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准则。
理论上对货币的认识，分为两类，一是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二是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围绕货币的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计量单位的三大功能，研究人们的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的效用出发，这样就无法对个体在预算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也就无法对作为宏观基础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所以缺乏微观基础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存在重大局限。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就适当解决了这一问题。Sidrauski(1967)在“货币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Model，MIU)”中，直接把货币引入到效用函数中，虽然并未解释为什么货币直接就能够给人们带来效用，但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引起个体效用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成本。这一事实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非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究竟有多大?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几乎没有对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其难度是在于非预期通货膨胀本身的不确定性——既不容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我们设想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对非预期通货膨胀作出一种转化，转化成类似于讯息费用、执行费用一类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条件，在原则上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约束限制条件来处理，从而就可以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下福利成本的研究再次纳入到现有的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之中，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仍然是针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研究。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从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从各自对货币的理解来建立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来认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其研究的发展。
二、问题的提出
经济理论中，最有争议、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被迫改变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在传统分析中，很多观点都认为这种效率损失，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人们却对通货膨胀显示出普遍厌恶。由于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最直接的改变就其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这样，虽然在一般公众中，没有提及在通货膨胀时经济个体为管理他们的货币余额要耗费的额外时间和成本，放弃货币的便利性所带来的影响，但对于经济学家，却有必要对这些额外耗费的成本，这些效率损失重新进行再认识。
三、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起源于Bailey(1956)，并自他开始，一般都沿用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需求运用消费者剩余分析，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那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只不过，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而已，这样，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就是货币需求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
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首次用积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欧洲恶性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后，围绕Bailey的方法，许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见解。Marty(1967)就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通货膨胀的提高而加快，而且产出也会随之增长，利用Mundell(1965)的模型，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且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率呈线性关系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rro(1972)重点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而转向采用其他更低效的交易媒介(如香烟)，在重建货币需求曲线后，重估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Mussa(1977)则放弃了Bailey等人对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刻画，而集中在货币具有的计量单位、价值标准的功能上，认为只要价格和工资收入的调整是需要实际成本的，那么通货膨胀也就有成本。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都是从货币功能观出发来研究的，尤其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它们之间的传承也是对Bailey的货币需求曲线下方求积分的思想的完善和更现实的模拟。但不论怎样发展，这种估计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总量概念，在个体效用损失与总体福利成本之间是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而且它也只考虑了货币市场的均衡，是一个局部均衡的估计。局部均衡估计通常会有偏小的结果，在认识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作用以及评估货币政策变化的效果上，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这些缺陷，归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缺乏微观基础造成的，随着货币理论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也就转向到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一般均衡估计了。
四、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结合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模型，Lucas(1994，2000)，Prescott(1986)，King等(1988)和Wolman(1997)，先后都提出了“补偿改变理论(CompensatingVariation)”：经济个体为了生活在一个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续通货膨胀环境下，人们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损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补偿)，这种对收入改变的测度就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个体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假定，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同时，也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采用消费者剩余分析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和说明。
Leach(1983)继承和发展了Barro(1972)对交易的认识，认为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而不具有内在的价值。通货膨胀改变了商品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也就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福利获得。他在分析中采用了个体效用函数，具有微观的特征，但对货币的引入却是通过对商品的间接征税，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分析。
CooleyandHansen(1989)是较早正式采用微观货币模型和补偿改变理论的学者，认为货币的持有要归因于现金先期约束(Cash-In-Advance，CIA)，这种通过现金先期约束引入货币的方式是Stockman(1981)、Lucas(1982)、LucasandStokey(1983，1987)和Svensson(1985)所提倡的。他们认为消费是一个受到现金先期约束的现金商品，闲暇和投资是信用商品，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于消费与闲暇：分别为第t期的消费和闲暇，β为折现率，E0为在初期获得的全部信息上的条件期望值，A为常数。在消费的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运用Kydland(1987)的计算方法，通过补偿改变理论对福利成本进行了一般均衡估计。这种方法比较起Leach又深入了一步，通过对个体效用函数的细致刻画和约束条件的完整考虑，对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认识和模拟，估计出的结果也就更为可信。DotseyandIreland(1994)扩展和完善了先前的研究，建立了利用微观货币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典范。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受到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随后又建立了市场中间商、商品生产者的约束，认为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三个市场参与者的边际决策，都不能有效率地管理各自持有的货币余额，而且也要用闲暇来替换一部分市场劳动，还要从商品生产中分散一部分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金融中介服务，这些就构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分析考虑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从多个方面考虑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成本，因而也可以用来评价一些货币政策。
现金先期约束限制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机会，于是许多学者又开始寻求其他的微观货币模型。EcksteinandLeiderman(1992)和Lucas(1994，2000)先后都利用了MIU模型，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Jones等(2001)通过考虑最佳货币数量指数(SuperlativeMonetaryQuantityIndexes)，利用MIU模型计量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Chadha等(1998)则运用了Mccallum-Goodfriend(1987)的交易时间(Shopping-Time)模型，通过假设持有货币能节省购买时间，因此提高了闲暇水平这一途径来引入货币。设闲暇函数为lt=φ(ct，mt)，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为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从而得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Wolman(1997)设计了一个分段的交易时间函数h/(mt/ct)，当mt／ct大于等于一定值时，h(mt／ct)=Ω，Ω是一个非负常数，代表最小的可能的交易时间，当mt／ct小于一定值时，h(mt／ct)是减函数，这个设定和早期的存单理论是一致的，通过个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应该等于边际成本，来求得货币需求曲线，再由补偿改变理论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khshi等(2002)更详细地分析了Wolman的模型，并估计出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寻介理论(SearchTheory)强调了货币的交易功能，货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了它解决了“双重欲望巧合的困难(Double-CoincidenceofWantsProblem)”，其研究起点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微观模型，它并不是从效用假设上引入交易成本，而是从交易过程中分析出交易成本，因此寻介模型在研究思想上更尊重实际。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andRocheteau(2006)在Shi(1997，1999)，Molico(1999)和LagosandWright(2005)对货币寻介模型的扩展研究上，更详细地研究了各种交易行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利用货币微观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外，也有学者根据实际状况，从其他的一些持币动机来进行研究。Imrohorodu(1992)就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的经济环境里，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设定个体的效用仅来自于消费，再设定了一个关于就业、失业的一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是货币需求函数的半弹性利率(Semi-InterestElasticity)，v是零通货膨胀时的货币流通速度。YosukeandAmuko(2002)在Imrohoroglu(1992)和KrusellandSmith(1998)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持有货币的自我预防动机，而不是常规的交易动机，成功解决了个体在不完全市场、面临失业风险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由以上可以看出，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模型，其区别的实质就在于对货币本质的不同认识，因而其所采用的理论模型的基础——货币微观模型也不尽相同。那么，各种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结果究竟又有多大呢?
五、一些最近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Lucas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早在1981年，Lucas就得出由10%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为GNP的0.45%，同年，Fischer提出，所引致的成本是GNP的0.3%。最近，Lucas(2000)又修订了他的估计，利用MIU模型，估计出的福利成本为GNP的1.64%，采用CIA模型时为GNP的1%，如果考虑5%的折现率和2.5%的GNP增长率，1%GNP的福利成本的净现值就高达GNP的40%，以1995年美国的数据计算，就是29000亿美元，用Lucas的话来讲，“这确实是真实的货币”。
Chadha等(1998)利用Shopping-Time模型，得出当英国的名义利率从6%到2%时，净福利增加大约占到GNP的0.22%，若折现率为5%，GNP增长率为2.5%，净福利增加大约占到GNP的9%，以1995年英国的数据，相当于600亿英镑，这比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规模的两倍还要多。
SefietisandYavari(2005)在考察了意大利1861年至1996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后，利用Bailey的局部均衡模型和MIU模型，得出当名义利率从14%到3%时，会产生大约为GDP的0.1%的福利增加，单独考虑二战后期(1948年-1996年)，福利增加则会达到GDP的0.4%，这和他们对加拿大的估计(0.35%)和美国的估计(0.45%)是十分接近的。
Gillman(1995)在比较了不同计算方法的估计结果后，得出由10%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的保守估计应为GNP的0.85%～3%，若以美国1994的GNP计算，则在580亿-2040亿美元之间。
LagosandWri沙t(2005)利用寻介模型，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GDP的1%～5%，对于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年收入45000美元)来讲，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450-2250美元。
六、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示
国内，谢赤(2002)在新的交易技术的情况下模拟了货币需求，探讨了此条件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算。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交易时间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等(2005)按照Lueas(2000)的方法，在Gong和Zou(2001)给出的带有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和对消费品及投资品有现金约束的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陈昆亭、郑文风(2007)分别用Bailey(1956)和Lueas(2000)的方法对中国通胀福利成本进行估计。陈彦斌、马莉莉(2007)运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和比较。
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我们可以沿着已梳理好的传统的和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理论，根据它们对货币的不同认识，确定一条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路径，沿着这条路径，结合它们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测度定义，就可以建立从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估计，到在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估计的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以这样的研究视角，再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就能进行适合中国特点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了。而借助于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量研究，就可以清楚国家采取何种调控通货膨胀的政策对福利成本有何种影响，为宏观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也可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与收益，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为目前经济冷或热、通胀好还是紧缩好的理论讨论中，给出一个效率损失的衡量标
【关键词】通货膨胀容忍度 经济发展 扩容
“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最优通胀率”通常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货膨胀并非如人们所预期的在适度区间内发展，反而挑战通胀目标，对经济影响巨大。所谓通货膨胀容忍度，即一国政府或央行对通货膨胀规定的最高限额。目前国际上通用的通胀容忍度为3%，欧洲央行确定为2%，而中国则是浮动于3%～4%之间。2010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胀成本冲击特征明显，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及程度，使得是否就通胀容忍度进行扩容，扩容到多少适度，成为众学者争论的焦点。对通胀容忍度进行分析阐述的文献并不多，本文在此基础上总结文献到2013年，将“通胀容忍度”相关文献观点归纳分类为以下几大观点。
一、反对通胀扩容
反对通胀扩容，在2010年呼声最大。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认为，穷人将收入40%～50%用于购买食品，无法购买房子或理财产品以保值增值，以低收入人群的角度分析了扩容的不利；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提到，现在中国有条件实现高增长，低通胀，主要的措施就是通过引导资金的投向，把通胀的压力变成支持产业升级的动力，而不是提高通胀容忍度；学者叶檀指出，中国现的CPI数据存在系统性低估，用低估的CPI来证明应提高通胀容忍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提高通胀容忍度需两个前提：国际社会已形成容忍通胀的共识、统计局公开CPI样本与调整权重的依据。反对通胀扩容的观点总结概括为，扩容将导致通胀预期的提升，一定程度抵消货币政策效果，鼓励市场投机之风，损害中国实体经济，削弱对外出口优势，促使短期繁荣，实则埋下危机的根源。
二、支持通胀扩容
相对于反对扩容观点，世界各地更多的是提高通胀容忍度的声音。
2010年，布兰查德等学者提出，通过适度提高通胀目标，来增加货币政策应付冲击的空间，在面对危机时，利率将更有灵活变动性；而中国学者如厉以宁指出，中国通货膨胀容忍度可以提高到4.5%，社会是可以承受的；2011年李斌利用B-S效应模型对通胀容忍度分析，发现非贸易品价格上涨是低生产率部门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且具有结构性、趋势性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对此作出一定程度的容忍。
2012年伍戈等人结合当前中国实况，以AD-AS框架为分析基础，表示在B-S效应作用下劳动力成本冲击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且不可逆，加上扩张性政策的高通胀成本特征，应在一定程度降低其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并提高通胀容忍度。
2013年，支持扩容的理论研究方向更加多样化发展。吴海民、王建军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自回归模型，提出应适度提高通胀容忍度，如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4.455%的门限值可视为近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而以长期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取向时，3.741%为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彭方平、连玉君等则从公司层面，应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发现通胀率容忍度应为3.8%；彭恒文从福利成本角度，构建双对数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通过“福利三角”测算出通胀容忍度应为5%；窦智、叶文辉则基于双重菲利普斯曲线，表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未来的通胀压力势必会增加，需提升适当的通货膨胀容忍度。
总体来说，国内外对支持通货膨胀扩容的呼声远远高于反对之声。从“要素价格改革”、“非贸易品”到后期的“劳动力成本”、 “福利成本”、“双重菲利普斯曲线”等多个不同的角度，众专家学者提出了自身对通货膨胀容忍度的见解，并试图界定其适当值，却未达成一致意见，通货膨胀容忍度值低可至4%，高可达5%。
虽通货膨胀容忍度目前尚不能得出准确数值，但扩容似乎是众望所归，同时不少学者还警示到，通货膨胀容忍度适当的扩容是适应中国经济环境的，但需防范其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生活与社会经济造成冲击，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把控好货币政策，安抚民众福利损失，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针对“扩容”提出的政策与建议
第一，提高通胀政策的可信度。通胀预期往往抵消宏观政策的效果，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相当多的信息不对称，向公众告知货币政策实施情况，对通胀走势的分析与预测，提高人们对通胀政策的可信，进一步引导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
第二，对通胀容忍度宜实行地域差别化管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应实施不同的通胀容忍度，如以增长为目标的中西部地区，可提升至高通胀容忍度水平，而以转型和效率为目标的沿海地区则可适度降低通胀容忍度水平。
第三，把握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与节奏。提高通胀容忍度并不代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政策规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优化信贷结构，保持货币的适度流动性，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第四，重视民众福利损失，积极寻求解决办法。通货膨胀可能伴随着民众福利的减少，政府不应以福利的下降的代价来换取通胀容忍度的提升，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动态补贴机制迫在眉睫。
无疑，通胀“扩容”能更好地让经济以自由的姿态发展，或许在将来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但同时应保持警惕，不应以牺牲民众福利为代价去换取。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体制尚不完善，需加快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建设，把控宏观政策调控，有阶段性地实现通胀容忍度的扩容，方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斌.经济增长、B-S效应与通货膨胀容忍度[J].经济学动态，2011，（1）：61-66.
[2]伍戈，李斌.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经济政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3）：48-52.
关键词: 通货膨胀 宏观调控 对策 ！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由来
通货膨胀是指所有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一般价格水平或平均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在通货膨胀时期, 单位货币能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量呈持续下降局面。因此, 通货膨胀也就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根据通货膨胀的程度不同, 人们把通货膨胀划分为以下三种: (1).温和的通货膨胀;(2).急剧的通货膨胀;(3).恶性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本世纪初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形成以后的产物。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 货币本身没有价值, 可以无限发行, 从而为通货膨胀的产生打开了大门。只要货币供应量超过了社会商品量, 通货膨胀就发生了。通货膨胀尽管有很多诱发因素, 如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部门结构失调带动, 但产生通货膨胀最终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货币供应量过多, 货币与商品的供给比例发生了变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得曼教授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 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他认为, 一般物价或特殊物价, 在短期的上涨, 可能由多种原因产生。但一般物价的长期持续性上涨,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 总是由于货币量增加速度过快而产生的货币现象。他形象地指出“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货币太多, 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就是唯一的原因, 哪里都如此。”本世纪以来, 通货膨胀如同一个幽灵, 缠绕着社会经济。
二、当前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来,加之近年中央银行有发行过多的货币导致货币增长过快,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需求拉上通货膨胀,需求拉上通货膨胀理论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的,其观点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我国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形成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局面从而形成了通货膨胀。温和性通货膨胀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种原因。
近年来我国粮价不断上涨,是由于粮食产量下降造成的,是供给出了问题,属于成本推动;投资需求幅度为20%为正常,而我国现在已经达到了25%,特别是化工,冶金等行业的价格不断上涨引起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此属于需求拉动。温和性通货膨胀还有一个因素国际传导,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需求膨胀带动国内价格上升,属于需求拉动;而原油及其他国际初级产品通过进口带动国内价格上涨,则属于供给因素,是成本推动。
通货膨胀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产生,由于物价的流通,近几十年全球没有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反而是产生了不少次的通货紧缩。而我们由于汇率管制,无法与国外市场同步,客观上导致了通货膨胀。我国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生产较低的部门的工人需求向生产高的部门靠齐结果导致整个社会工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
三、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
1. 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
在市场经济中, 货币是计量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尺度,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正常的经济秩序, 生产经营活动规则, 以及个人的生活习惯, 都是以货币价值的基本稳定为基础的。当出现通货膨胀以后, 货币价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呈现出不规则的变动, 这造成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混乱, 破坏了原有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规则赖以存在的基础。通货膨胀使人们实际收人下降, 极大地损害了固定收人者。
2. 破坏了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
由于商品价格的高低关系到每个经济主体的切身利益, 因此, 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 支配着经济主体生产什么, 消费什么, 如何生产。在物价稳定时期, 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物价比较容易掌握生产调节的方向。但是, 在通货膨胀期间, 物价水平变化较大, 很难掌握各种商品的价格变化, 往往造成生产和经营上的失误, 削弱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物价的普遍上涨, 使价格无法反映市场的真正供求关系, 也无法真实地反映出生产者的经营效果, 这就使价格不可能很好地发挥调节生产的作用。通货膨胀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商品价格上涨是不平衡的, 这种不平衡加剧了生产中各部门利润的不均衡, 从而造成一些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 而另一些部门的生产规模缩减和下降。
3. 通货膨胀会使需求发生变态
在通货膨胀中, 尤其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 货币持有者由于害怕物价进一步上涨, 就会把手中的纸币尽快变成商品, 甚至不论商品是否需要。囤积居奇现象由此大量发生。在纸币不稳定的条件下, 用纸币来计算经营活动已不可能, 也不能衡量企业的盈亏, 这时金银会重新在市场上直接成为计价的工具。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 纸币甚至不能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 商品所有者为了避免通货贬值可能带来的损失, 甚至会采取各种方式拒绝接受纸币, 物物交易现象就会普遍发生, 纸币流通甚至遭到完全的破坏。
4. 通货膨胀加剧了投机活动
通货膨胀会加剧对商品种类和地区的需求不平衡, 此起彼伏地发展, 助长了投机活动的发展。投机活动对正常的商品流通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 使商业作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正常经济联系的纽带作用遭到破坏, 促使大量的社会资本从生产领域转人流通领域, 助长了泡沫经济的成长。
5. 通货膨胀破坏本国出口公司的竞争能力
鼓励在国外抽人商品, 以较低价格在国外购买商品,然后按较高价格在国内销售。使本国资本极力流往国外, 寻求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和可靠的避难所。外国资本外流, 国际结算状况恶化, 加重外汇危机。
6.通货膨胀破坏了银行发挥正常的作用
在通货膨胀期间, 人们不愿意用货币形态保存资本和收人, 所以, 银行存款的来源缩小, 银行账面数字虽然增加很多, 但是, 其实际价值往往缩小, 这样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和贷款不能不相应减少, 甚至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银行提供信用实际上已无利可图,因为债权者收回来的债务是贬值了的货币, 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同时, 银行本身还会把大量资金用于投机, 因为投机盈利比放款利息大得多。所以, 银行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不能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力, 反而成为破坏经济的力量。
四、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对策
我国没有近期通货膨胀,一旦发生了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有诸多不利影响,对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有破坏性作用,因此,,必须下决心及时治理。这种治理应该是多方面综合进行的。
1.控制货币供应量
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
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
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人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为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人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收入政策
收入政策主要是采取工资物价管理政策,以阻止工会和垄断企业这两大团体互相抬价所引起的工资、物价轮番上涨的趋势。其目的在于力图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致引起失业增加。收入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因为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其别是工资的提高,因而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为此,必须采取抑制性的收入政策,其形式有如下几种:确定工资-物价指导线,以限制工资-物价的上升。强制性措施。以纳税为基础的收入政策。
5.对外经济政策
一般来说,我国的国内的通货膨胀与其国际收支状况具有相互推拉的作用。在各国都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必须采取适当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减轻国际收支失衡对国内物价的不利影响,井阻止国外通货膨胀的输入。这方面的措施主要有:(1)实行浮动汇率。由于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货币对外汇汇率的升降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2)与各国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采取协调措施,如与各国加强协作,共同采取控制各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改善国际金融制度以及其它反通货膨胀的措施,以制止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蔓延,等等。
6.加大宏观经济调节力度
为了继续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有关部门必须密切关注、善于发现并及时研究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运用政策引导和经济手段适时适度加以调节。要严格控制新涨项目出台,加大价格检查力度。此外,还要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特别是针对一些行业过快增长可能造成的能源和原材料紧张等问题的协调工作力度,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稳定市场供应,确保供需基本平衡。
五.结论
除了控制需求,增加供给、调整结构之外,还有一些诸如限价、减税、指数化等其他的治理通货膨胀政策。总之,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根据原因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对症下药。这种对症下药,并不是简单地根据原因分析一一对应,也不能机械僵化地照搬别人或自己以往的经验。而且对症下药也要以某一方案为主或优先,同时结合其他治理方案综合进行。也就是说,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系统工程,各治理方案相互配合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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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平、刘斌.货币政策规则理论的最新进展中国金融论坛(2004)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 谢平.中国货币政策分析:1998-2002[J]金融研究2004(8)
关键词：通货膨胀；股票收益率；ST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1-0066-07
一、文献回顾
为应对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股市低迷与经济下滑，我国央行相继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巨额流动性支撑下，国内通货膨胀压力骤现，以CPI定基比衡量的物价水平从2007年12月的115.2300逐步上升至2009年12月的118.6600。而2010年以来虽然央行先后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收缩流动性，试图遏制资产价格及物价的过度上涨，但通货膨胀态势仍未出现明显逆转，至2011年12月CPI已攀升至129.1400。我国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扬使实体经济增长承受巨大压力，而股票市场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亦因此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严重削弱了股票市场的投资活力及投资者的信心。在此背景下，从理论及实证视角解释通货膨胀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效应，一方面可为投资者合理制定投资决策及货币当局调控宏观货币政策提供借鉴依据，另一方面对于稳定金融市场、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角度进行了不同的尝试，然而研究结论莫衷一是。当前学术界的主要研究观点可被归纳为两类：第一种观点认为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呈现正相关性。国外理论研究源于Fisher[1]提出的“费雪效应”，即名义资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步变化，而实际资产收益率则不受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因此股票等资产可作为通货膨胀的保值品；French等[2]通过分析公司名义负债与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相关性提出名目契约假说，认为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会对以股票收益率衡量的公司价值产生正向冲击；Najand和Randolph[3]对美、英、法、德四国分别进行股票风险溢价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预期风险溢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Boudoukh等[4]从实证角度出发，支持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国内相关研究集中于对通货膨胀和股票收益率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例如黎春等[5]对上证、深证股票指数与CPI之间相关性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正相关；许冰和倪乐央[6]以1995年1月至2005年2月月度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ARCH模型和VAR模型分析得出通货膨胀与短期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第二种观点亦称为“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关系悖论”。国外早期研究主要以局部均衡分析为基础提出各种理论假说，例如Modigliani和Cohn[7]的货币幻觉假说、Feldstein[8]的税收效应假说、Malkiel[9]的不确定性假说、Fama[10]的假说及由Tobin[11]首先提出并经由Cornell[12]整合而得的风险溢价假说。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国外学者针对“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关系悖论”广泛地展开实证分析，例如Kevin和Perry[13]等学者通过考察美国不同时期股票市场波动情况，得出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负相关性。国内相关实证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成果包括：靳云汇和于存高[14]利用月度数据研究通货膨胀与名义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证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刘金全和王风云[15]以股票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运用OLS方法和分位回归法对通货膨胀的滞后值及当前值进行回归估计，深入探析两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与此同时，部分学者更多地关注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对通货膨胀率与股票收益率相关性的解释能力，例如Hess和Lee[16]通过对比考察二战前后英、美、日、德四国的股票市场提出“两区制假说”，证实供给冲击导致通货膨胀与股票收益的负相关性，而需求冲击则是引发正相关性的主要因素；Danthine和Donaldson[17]则通过构建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区分不同通货膨胀来源，认为由非货币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与实际股票收益负相关；国内学者韩学红等[18]从结构性冲击视角亦得出相似实证结论。
上述文献为深入探讨通货膨胀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效应提供了一定的逻辑思考和理论借鉴，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甚或改进之处：（1）大多数国内研究只以上证股票收益率作为样本数据而未考虑通货膨胀对深市股票收益的冲击，这会影响实证分析的全面性并导致以偏概全的错误结论。（2）国内外文献的实证研究主要构建线性模型，采用回归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协整方程或VAR分析方法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而现实中通货膨胀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可能并非呈线性关系，简单地使用线性模型极易忽略不同的股票收益率水平或通货膨胀环境下出现的不同结果，进而造成实证结论的单一性。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1）考虑到沪市和深市在市场制度和股票成分方面的差异，本文区别性地考察通货膨胀对上证、深证股票收益率的不同冲击，以期能够获得更全面的实证结论。（2）本文将采用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探寻通货膨胀对两市股票收益率的动态非线性影响效应，并考察此效应是否与股票收益率水平或通货膨胀环境有关。
二、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模型构建
与当前国内相关研究所采用的线性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来考察我国通货膨胀对股票收益率的非线性影响。依据Terasvirta[19]，STR模型可以表述如下：
在实证研究通货膨胀对上证、深证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时，如果仅仅考察这两个变量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但变量数目过多亦会导致STR模型无法估计，因而需要在影响股票收益率的众多因素中适当选取控制变量。考虑到央行会通过提高利率水平调控通货膨胀，而利率水平亦与股价高度相关：一方面，利率波动通过投资组合效应影响股价，即当利率下降时，经济主体将更偏好于持有高收益的股票资产而导致股价上涨；另一方面，依据现金流量贴现模型，利率波动会直接影响股票的内在价值，因此在实证模型中引入利率变量。基于STR模型基本思路，本文分别构建如下实证模型（5）和（6）：
在模型（5）和（6）中，SHRt与SZRt分别代表上证、深证股票收益率；πt表示通货膨胀率；it表示市场利率水平；α、β、ψ、δ、χ及ρ均为待估参数。
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涉及到的变量包括通货膨胀率（π）、股票收益率（SHR、SZR）与市场利率（i）。本文选取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样本区间为1996年1月至2012年12月，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对月度CPI取对数消除异方差性，在此基础上计算通货膨胀率等于CPI同比增长率，即π=lncpit-lncpit-1；选取上证A股收盘价格指数（SH）和深证收盘成分价格指数（SZ）分别反映沪深两市股价走势，进行对数化处理之后计算沪深股价指数的月度同比收益率分别为SHRt=lnsht-lnsht-1，SZRt=lnszt-lnszt-1；同时，选取实际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与其均值之差作为市场利率衡量指标。对上述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非线性检验及STR模型选择
本文遵循Terasvirta[19]的检验方法，基于VAR框架确定STR模型中线性AR部分的具体结构。首先设定被解释变量的最高滞后阶数为8阶，分别使用SHR对其1—8阶滞后项及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并依据AIC和SC最小化准则，确定出最优滞后阶数。而后通过SHR对所选出的最优滞后项和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组合可得到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经检验可知，模型（5）中SHR和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期分别为p=3、q=0、r=0。同理可得模型（6）中SZR和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期分别为m=2、n=0、l=0。
依据Luukkonen和Sickened[21]提出的STR模型非线性检验及确定转换变量的基本思路，本文对转换函数G（γ，c，st）在γ=0处进行三阶泰勒级数近似，并将展开后的泰勒级数表达式带入式（2）中整理后可得：
2.STR模型估计
在确定模型（5）和（6）的转换变量及转换函数形式之后，本文尚需依据非线性最优化的路径确定转换函数中的平滑参数γ和位置参数c的初始值，并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中的未知系数。本文遵循Ocal和Osborn[22]的思路，采用二维格点搜索方法对一定范围内的γ和c值进行格点搜索，以使LSTR1模型估计所得的残差平方和最小，进而确定γ和c的初始值，具体搜索结果如表2所示。
格点搜索结果表明，平滑参数γ的取值区间为[0.5000，10]，步长为30。模型（5）的位置参数c的取值区间为[-0.2600，0.2900]，确定其平滑参数γ和位置参数c的初始值分别为10和0.1413，此时原模型对应的回归残差平方和SSR可取最小值为0.7137。而模型（6）的位置参数c取值区间为[-0.2500，0.2900]，平滑参数γ和位置参数c的初始值分别为9.2435和0.1039，其初始值可实现最小回归残差平方和SSR为0.8925。同时，模型（5）和（6）的平滑参数γ和位置参数c的初始值均位于各自的取值区间内，即满足作为进一步非线性优化基础的条件。
将经由格点搜索得到的平滑参数γ和位置参数c的初始值代入模型（5）和（6），运用递归的Newton-Raphson迭代算法求解最大化条件似然函数，并估计得到所有待估参数α、β、ψ、δ、χ和ρ。同时本文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进而对模型进行最大程度优化，尚存的不显著变量可能是由于样本数据选取等问题所致，具体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3.实证结果分析
由STR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在10%显著性水平下，模型（5）线性部分中的SHR（-1）、SHR（-2）、π及i对上证股票收益率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非线性部分中转换函数的位置参数临界值为c=0.1400，这表明通货膨胀率对上证股票收益率的非线性结构转变发生在滞后三期上证股票收益率为14%的位置，且转换函数G是转换变量SHR（-3）的增函数。而平滑参数γ的临界值为20.2310，即模型（5）的转换函数由0—1的转换速度较快。具体而言，当转换变量SHR（-3）等于临界值0.1400时，转换函数G=0.5000；当0
同理，在5%显著性水平下，模型（6）线性部分中的SZR（-1）、π及i对深证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效应明显。非线性部分中转换函数随转换变量SZR（-2）的增加而递增，且转换函数G中位置参数临界值为c=0.0670，即通货膨胀率对深证股票收益率的非线性结构转变发生在滞后两期深证股票收益率为6.7000%的位置。同时，转换函数G中平滑参数γ的临界值为205.9520。当转换变量SZR（-2）等于临界值0.0670时，转换函数G=0.5000；当0
模型（5）和（6）线性部分中前期上证及深证股票收益率对当期股票收益率的显著滞后影响表明上证和深证股票市场均存在较强的“惯性效应”，经济主体高度依赖前期股票市场波动情况对当期股市进行预测。市场利率对股票收益率的负向影响在股市低迷期不如在股市膨胀期大，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样本区间内股市膨胀期包含了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一重要因素，人民币升值刺激热钱流入股票市场，推动两市股价上涨并加剧了利率对股票收益率的冲击。模型（6）非线性部分中较大的平滑参数表明通货膨胀率对深证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效应在线性与非线性之间转换速度更快，即通货膨胀率对深证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更强。同时，当上证和深证股票收益率处于低区制水平时，通货膨胀率对深证股票收益率产生的正向线性推动作用更明显，而当两市股票收益率均处于高区制水平时，通货膨胀率则对上证股票收益率的负面影响效应更强。
股票市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 两市股票收益率水平处于低区制反映了实体经济增速放缓，此时央行会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并适度扩大货币供给量抑制实体经济和股票市场的持续低迷。一方面，由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的社会商品价格水平的普遍温和上涨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这种市场虚假繁荣和企业利润上涨的假象会使投资者出于保值心理将财富资金更多地投向于短期债券和股票市场，进而推动股票投资需求上涨和股票名义收益率上浮。同时，央行放松银根直接导致个人投资者和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量增加，并倾向于将额外资金投资于未来盈利预期前景较为乐观的股票市场，从而形成股票投资需求上涨的动力并带动两市大盘指数上扬；另一方面，由央行增发货币引致的温和通货膨胀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公司业绩增长及资产增值，进而促进股票市场回暖并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对比而言，两市股票收益率水平持续处于高区制表明实体经济增长过快，此时通货膨胀对两市股票收益率的负面影响效应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1）经济增长过热会引发持续性高通货膨胀、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及社会公众不满，这将促使央行尽快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高通货膨胀，导致流通中货币量减少，促使逐利性投资资金流出股票市场而转为储蓄，进而形成股票投资需求和整体股价下降压力。（2）由紧缩银根导致的银行信贷收缩和利率上浮加重企业利息负担，而持续性高通货膨胀又提高原材料成本，这两者共同推动企业实际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同时紧缩性货币政策必将大幅度减少实际货币余额，降低居民实际购买力，这均会对企业经济利润产生显著负面冲击，并最终造成股价下挫。（3）国内持续性高通货膨胀会促使居民对本币价值丧失信心，抛售本币而持有外币并引发国际资本外逃和股价下跌。（4）恶性通货膨胀会释放实体经济失衡的信号，增大投资股票市场的风险和未来股票收益的不确定性，这将直接提高风险溢价水平和折现率，进而降低股票现值。同时，股票投资者之间存在“羊群效应”，投资者出于恐慌心理会纷纷抛售所持股票，从而增大股价下跌压力甚至导致股市崩盘。
四、结 论
本文基于1996年1月至2012年12月月度数据，通过构建时间序列的STR模型实证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上证、深证股票收益率波动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对上证、深证股票收益率确实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影响，且其影响效应高度依赖于两市股票收益率水平。当两市股票收益率水平处于低区制状态时，通货膨胀对股票收益率产生正向影响，而当两市股票收益率水平处于高区制状态时，通货膨胀则对股票收益率产生负向冲击。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对沪深两市的影响程度不同，深市对低股票收益率状态下的通货膨胀冲击有较强的正向响应，而通货膨胀则对高股票收益率状态下的沪市产生更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通货膨胀对深证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效应在线性与非线性之间转换速度更快，即其对深证股票市场的影响效应不确定性更强。考虑到我国通货膨胀与股票收益率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当通货膨胀上涨时，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不能随之作出相同幅度的调整，即“费雪效应”在我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因此投资股市无法作为我国经济主体规避通货膨胀风险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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