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认真贯彻落实县政府三次全会精神，切实抓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圆满完成市下达我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任务。县政府决定召开全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总结前阶段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对下阶段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进一步分析形势，明确目标，强化措施，扎实工作，加快推进全县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健康协调发展。
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前阶段工作简要回顾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各级各有关部门积极协调，紧密配合，坚持把劳务输出工作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手段来抓，不断健全网络，加强引导，强化培训，大力组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截至4月底，全县已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80538人，占全年目标任务的91.3%，实现务工工资性收入2.89亿元、务工纯收入1.45亿元。总结前阶段工作，取得的成绩主要有：
（一）措施有力，返乡农民工安置工作有效开展。一是对返乡农民工进行摸底调查，研究和掌握农民工返乡原因及进出情况，对正常返乡和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农民工进行分类造册，实施返乡农民工动态监测管理，并实行零报告制度，定期报告返乡农民工动态情况。二是积极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培训，切实帮助解决农民工最迫切、最需要的问题，针对返乡农民工技能单一的实际，在摸清返乡农民工底数的基础上，突出以提高返乡农民工专业技能为重点，对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援助。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返乡农民工“特别”培训计划，大力开展技能型人才储备培训，为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做好“充电”服务。三是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协调金融部门将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到有意愿自主创业的农民工手中，逐步把开展创业培训等扶持政策向农村延伸，协调相关部门优先为返乡创业农民工办理相关证件，简化办证手续，及时帮助解决农民工创业中遇到的困难。目前，全县因金融危机返乡农民工达18200人，已实现就业13335人。
（二）拓展培训项目，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实施“阳光工程”培训、示范基地培训和大面扶贫培训项目，采用“流动课堂”、“夜校培训”等方式，扎实开展农村劳动力引导性培训和基本技能培训。截至4月底，全县共开展培训85期6045人，实现培训后转移3900人，其中：开展引导性培训62期4558人，开展以电工、电焊工、缝纫工、钢筋工、砌筑工等专业技能培训23期1487人。
（三）加强市场对接，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与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积极为农民工转移就业牵线搭桥，做好市内外务工人员创业情况调查统计，采取内外输出结合的方式，合理有序引导农民工转移就业。自去年10月以来，共为我县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及县内企业输送农民工4380人。截止今年4月底，全县新增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21790人，其中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农民工重新安置转移12950人，尚有4865人待逐步培训后转移。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县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中存在困难和问题。一是返乡农民工安置问题不容忽视，若不能及时再就业，部分返乡农民工家庭将出现返贫。据统计，我县返乡还未实现再就业的农民工有4865人，若不能实现再就业，年内将有4500个左右农村家庭户均减少收入10000元以上。二是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劳动技能单一，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从事劳动强度大而收入低的行业。三是组织化输出程度还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盲目无序流动的局面还需进一步扭转。四是部分乡镇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重视不够，工作流于形式，应对农民工返乡工作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和抓落实不够，培训补助资金的使用渠道不明确等情况普遍存在。这些问题将严重影响今年我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各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务必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分析形势，正视困难，切实增强抓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尽管今年劳务输出面临很大困难，但我们也要看到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一是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劳务输出是我县农民增收的重点项目，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实现全年农民增收目标起着决定性作用，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该项工作，有利于我们调动和整合各类资源。二是培训力度不断加大。以“阳光工程”、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民工夜校培训试点、“科技入户”工程等项目为载体，深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素质。三是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扩大内需项目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我们要紧紧抓住实施国家扩大内需项目需要大量农民工参与建设这一大好机遇，抓好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建设与劳务输出工作的对接，有效促进扩大农民工就业。
抓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推进我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举措；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城镇化的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面对返乡农民工人数增加，劳动力转移输出压力大等困难，我们的思想不能松懈，措施要更加扎实，充分看到危机中的机遇，把劳务输出作为我县农民增收的重点项目抓紧抓实，坚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返乡农民工创业“两手抓”。各级各部门必须加强领导，明确目标，落实责任，把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向非农产业流动，培养一支合格的劳务大军，做大培强我县劳务经济。
三、明确目标，强化措施，认真抓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
转移农村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要全面部署、整体推进，更要突出重点、狠抓关键，总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能人带动”的原则，按照培训服务齐抓、需求供给对接、就业创业并举的思路，加强培训，规范管理，搞好服务，提高劳务输出的数量和质量，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县2009年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总体目标是：全年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8.82万人；实现务工工资收入8.1亿元以上，净收入3.43亿元；完成大面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1.6万人，高田乡务工人员夜校培训4900人。围绕以上目标，重点抓好7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为切实抓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做大培强我县劳务经济产业，真正把劳务输出当作一项“富民工程、德政工程”来抓，在今天的会上，县政府将与各乡镇签定目标责任书。同时，各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按照张县长4月24日在县政府三次全会上对全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安排部署，结合今天会议的要求，明确目标任务，强化工作措施，落实人员责任，认真抓实各项工作，确保年度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与周边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我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起步较晚，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运作体系，广大农村群众对该项工作的认知度不高。各乡镇要深入搞好宣传发动，扩大宣传声势，开辟宣传专栏，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劳务输出、务工信息、维权保障等方面的宣传报道，认真抓好相关宣传资料的制作和发放，切实做到在服务中宣传，在宣传中抓好服务，营造密切关注农民工的良好氛围。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密切配合，紧紧围绕让农民“出去有路、就业有岗、务工有为、回乡有成”的思路，认真做好输出前、输出中和输出后的各项服务工作，真正把劳务输出做成一项“富民工程、德政工程”。
（三）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一是要认真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各类培训项目，制定培训计划和方案，合理设置培训课程，要以提高职业技能为重点，进一步突出开展市场急需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要加强与各大企业、用人单位联系，建立长期的劳务合同关系，大力组织定单培训，同时要开展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安全常识和公民道德规范等引导性培训，增强农民工遵纪守法意识，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三是要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培训。县人力资源办、劳动就业局、职教中心要联合建成培训系统，整合现有培训资源，充分利用现有培训机构的培训场所、设备、师资等，积极探索低成本、高效率的新培训模式，把培训班延伸到乡村，促进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就业，努力做到培训一人，合格一人，转移就业一人，确保技能培训时间达20天以上，培训后转移就业率达85%以上，培训发证率达60%以上。同时，实施劳动力培训必须做到“两个公示”，一是要把实施的农村劳动力培训项目公示到村组一级，二是要把每期培训的时间、地点、内容、资金使用情况等公示到村组一级。
（四）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由于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起步较晚，劳务市场机制发育不健全，尚未形成良好的基础和优势，目前还有许多农民工属单枪匹马、零星分散地盲目外出，远远适应不了劳务市场对农民工大批量的集中需求，因此，加强区域内外的劳务市场对接，努力开辟劳务用工市场，积极引导组织农民有序转移输出，是提高转移质量和打造劳务品牌的必然途径。一是要通过参加各种劳务洽谈会搞好对接，进一步拓宽沿海发达地区劳务市场，积极同输出地的用工企业进行沟通联系，认真考察用工岗位，确立合作意向，有组织地输送农村劳动力，完成县委、县政府下达的有组织输出任务。二是要依托务工能人、劳务中介机构、劳务经纪人开辟县外用工市场，充分发挥其信息灵通、联络面广的优势，使其成为政府组织的有利补充，在组织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县人力资源办要制定出具体的组织化输出方案，将具体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县人力资源办、劳动就业局、县职教中心、各乡镇人力资源办等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建成一套完善的组织输出系统，认真搞好农民工的转移输出服务，真正达到“输出一个、带动一批，输出一批、带动一方”的效果。
（五）抓好维权服务，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目前，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县人力资源办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切实做好农民工维权救助工作。一是要在维权重点上实现突破，加强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完善劳动合同，规范劳动合作行为，坚持做到“四不转移”：即用人单位合法资质不全不予转移，劳动强度过大不予转移，工资收入没保证不予转移，国家规定的工伤等保险不缴不予转移。要规范中介市场，严厉打击黑中介坑害农民工的行为。二是要在维权环境上形成声势。要积极协调各职能部门有计划开展专题咨询活动，借助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农民工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关爱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要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向农民工普及维权知识，强化维权意识，努力形成在参与中维权、在帮扶中维权、在舆论监督中维权的强大声势。三是在维权工作上形成合力，加强与劳动、教育等部门的联系与合作，要加强跨地区越部门合作，在维权过程中协调沟通，做到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人听、有人管、有人为之伸张正义。要充分发挥好农民工法律服务中心的职能作用，发挥好驻外农民工服务站及联络点的作用，使之成为农民工转移的桥梁和纽带，切实维护所在地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六）抓好基础建设，完善工作机制。一是要规范台帐管理，加强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各乡镇要在健全台帐的基础上，认真抓好农村人力资源数据库建设，搞好动态追踪管理，进一步摸清本地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总量、求职愿望、外出务工人员输出数量、务工地点等基本情况。县人力资源办要充分利用县人力资源开发网，随时收集和劳务用工信息，加强对外劳务市场对接，努力搭建劳务信息平台。县、乡两级人力资源办要认真做好培训台帐及转移就业台帐的管理，切实做到帐实相符。二是完善制度管理，建立健全农民工服务体系。要建立完善一系列管理制度，包括农村人力资源调查制度、农村劳动力培训管理制度、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制度、农村劳动力维权救助制度、情系农民工活动制度等。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手段，提高服务能力，形成一套工作运行高效、督促检查有力、信息反馈灵敏、上下步调一致、左右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要及时成立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站，建立健全技能鉴定工作制度，加大技能鉴定工作力度，使更多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工获得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证书。三是严格资金管理。各培训项目资金要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用好管好培训资金，杜绝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确保培训资金使用安全，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
一、 云南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
(一)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1.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大,增长快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云南省总人口达4596.6万人,居全国 12 位、西部第 3位,其中农村人口为 2978.6 万人,占总人口的64.80%[ 1 ]。云南农村人口中 16~20 岁的占8.02%,与全国相比,农村人口中低龄劳动力比例偏大,这意味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人力资源数量的稳定上升。
2.农村人力资源质量总体水平较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云南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虽然有所改善,但是总体水平仍然较低,难以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一是文化素质较低。全省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尤其是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更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农村劳动力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 53.8%,未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 85.7%。在 6 岁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75%;二是思想素质较低。云南地处边疆,大部分农村人口居住在交通闭塞、发展缓慢的山区,农民长期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以维持基本生活,小农经济思想观念浓厚;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内容和形式单一,思想观念陈旧,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事业心、责任感不强,缺乏创新精神。三是技术素质、管理素质较低。仅有 14.3%的农村劳动力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高,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2 ]。大部分农民没有接受过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教育与培训,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较弱。四是身体素质较低。由于全省大部分农村地区生活条件不佳、医疗卫生设施落后、住房条件差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人力资源身体素质的提高。
3.农村人口就业结构调整慢,就业结构不合理
农村人力资源就业结构是人力资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由于云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大部分年轻有技能、有文化的劳动力都选择外出打工,留在农村的人口主要从事第一产业,仍然保持传统的就业形式。2008 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全省农村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占 78%,虽比 2000 年下降 5.49 个百分点,但仍然是云南农村人力资源就业的最主要的行业;第二产业占 9%,比 2000 年上升 1.1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 13%,比 2000 年上升 1.32 个百分点[ 3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近年农村人口就业结构及其变化,一是就业结构调整缓慢,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增长幅度不大;二是就业结构不合理,三个产业的农村人口就业比例失调,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仍然过大,农村就业结构仍是典型的传统型。从 GDP 构成和人力资源就业结构的角度来看,2010 年全省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105.81 亿元,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3223.93 亿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2890.40 亿元,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为15.3∶44.7∶40.0[ 4 ]。2010年末全省城乡总就业人数 2765.9 万人,其中:第一产业 1671.3 万人,第二产业 348.6 万人,第三产业 746.0 万人,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结构比为 60.4∶12.6∶27.0。全省现有的人力资源就业结构不合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差距较大。
(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分析
1.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多、利用率低
2010 年云南省 GDP 总值为 7220 亿元,仅占全国总量的 1.8%,人均 GDP 居全国倒数第三,农村人均年收入为3952 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6065 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 4.07,而全国城乡差距指数为 3.23[ 5 ]。由此可见,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农村人口多,加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多、就业难。2010 年云南农村人口为2978.6万人,农村整半劳动力占农村常住人口的67.2%,富余劳动力达 811.8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40.6%,其中,昭通市 149 万人,红河州 77.4万人,曲靖市 70.76 万人[ 6 ]。由于劳动力多、素质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开发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慢、转移难,农村人力资源利用率低。
2.农村基础教育落后,职业教育基础薄弱
近年来,云南农村教育事业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欠账多,政府投入经费有限,农村各级各类教育经费严重短缺。2010 年云南省完成教育支出374.8 亿元,占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 16.4%,教育支出中用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经费较少,基础教育设施落后。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8 年,而云南省农村人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6.5 年。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知识更新速度慢,教育观念陈旧,教学手段单一,优秀教师大量外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重要途径。云南省各级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较为重视,但由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存在着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的思维定势,加之农村职业教育生源质量低,招生困难,教育质量不高。同时,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来源单一,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地方经济不发达,社会融资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偏小,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较为缓慢。
3.农村人力资源分布不均衡
云南各类优质人才 51%聚集于昆明、玉溪、曲靖等滇中地区大中城市,这些地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并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全省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就业人口思想意识较为落后,科学文化素质低,掌握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少,现有的农村劳动力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存在着较大差距。
4.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力资源身体素质较低
人的健康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基本条件和必要条件。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某个地区劳动人口持续工作的状态和时限[ 7 ]。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身体素质的途径之一。近年来,云南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仍然很低,一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经费逐年下降,政府投入比例偏小;二是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支出;三是农村医疗设施简陋,农村医务人员综合素质差,影响农村居民身体素质的提高。
二、 云南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机遇和挑战
(一)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云南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快速增长,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支出角度来看,农民增收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90 年至 2010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10.6 倍,而农村居民仅增长 8.1 倍;城乡收入差距由 3.09 倍扩大到 4.07 倍,城乡收入的绝对差额增长了 11.82 倍。近年来,云南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城乡差距仍然是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城乡消费支出差距也在不断拉大。1990年至 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了 7.15倍,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增长 5.65 倍,城乡消费支出差距由 2.58 倍扩大到了 3.25 倍,城乡消费水平绝对差额增长了 8.1 倍。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相比,不仅在消费数量、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还在教育资源、医疗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差距。云南省不仅自身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而且与全国平均水平也相差甚远。2010年云南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3.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6.8%。目前云南城乡收入差距为 4.07∶1,而全国城乡收入差距为3.23∶1。云南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43.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48.2%,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不仅存在差距,而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云南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带来的机遇
1.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云南经济稳步增长,2006~2010 年全省GDP 总量由 4001.87 亿元上升到 7220.14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由7817元上升到 15749 元,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0070 元上升到 16065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2251 元上升到 3952 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由 62.3 亿美元上升到 133.68 亿美元,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就业岗位的增加,各级财政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力度的加大,都将为全面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供坚实基础。
2. 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创造了开发条件
云南有着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富余劳动力达 811.8 万人。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加快,为农村亟待开发的庞大劳动力资源创造了极好的开发时机和条件。
3. 农村教育的统筹发展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中国，乡村工业，农业剩余
一、乡村工业发展的奇迹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7090.9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2134.4亿元，其贡献率为30.1%，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2051.1亿元和11864.4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53.8%。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773.2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166.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21.6%；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2042.1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803.5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39.4%。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11.5%。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272.8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1.42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具统计，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2000年为760元，到2005年底达1100元。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业技术设备，仅1978—1998年20年间，乡村工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就达1000多亿元。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贡献更加突出，仅2000--2005年期间，乡村企业支农补农及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累计达780亿元。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打破了狭隘封闭的传统观念意识，现代科学知识和市场观念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促使乡村工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呢?在解释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时，许多学者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劳动力资源、资本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认为，乡村工业之所以得以迅速增长，关键的就是它能够利用中国农村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由于长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的抑制，农村积聚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恰是乡村企业发展的主要优势。有关资料显示，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相比，乡村企业消耗的劳动力更多，从1978—1996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比较来看，在多数年份中，乡村企业中的工人人均净资本存量一直不到国有企业的20%，但就每1000元产出所雇佣的工人数目来说，乡村企业却是国有企业的好几倍。显然，乡村企业是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乡村企业大多是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同时，由于乡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以大量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机械操作为主，因此并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这使大量农村低文化素质的过剩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多数乡村企业中，既没有实行高水平技术的可能和条件，也缺乏接受高水平技术的入手，即使有些乡村企业需要一部分技术人才，在1984年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并带动了相应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后，多数乡村企业可以通过高薪、重奖、高福利等措施招聘引进。无疑，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决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象，为什么在此之前，乡村工业没有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呢?尽管乡村工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对企业的启动以及企业扩大所需的资金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乡村工业化是中国特有的，它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工业化，因此，来自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极少。在融资渠道方面，乡村企业向国家银行的借贷十分有限。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1996年间，在乡村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的正规银行贷款总额中，乡村企业的贷款额仅占10%。可以说，乡村工业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具统计，从1978—1984年，全国粮食增产33.6%，棉花增产18&9%，油料增产128.2%，经济作物及其它农副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也大幅度地增加，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18.3%，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增产的农产品和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都掌握在农户手中，这些农业剩余一般通过四种渠道转化为乡村企业的投资：一是有条件的农户在增加消费之外将一部分农业剩余直接用于投资，兴办以个体农户为主体的户办企业；二是以乡村企业为主体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分散在农户的农业剩余用招工集资、本厂职工集资、社会招股集资等形式集中起来，作为乡村企业的铺底资金或扩大资金；三是通过农户储蓄存款的方式，将一部分农业剩余集中在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再由金融组织贷款支助乡村企业；四是以家族亲朋信任或农户之间合约为前提的民间借贷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村企业的资金需求。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在融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乡村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以及外商投资。问题在于，20世纪的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以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
乡村工业一经起步，就遇到了相对丰富的市场机会。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实行向重工业倾斜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基本消费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从基本食品到各类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实行低水平的定量票证供应。这种市场的极不饱和状态为乡村企业的起步阶段提供了非常充裕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1978—1982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以年均5.8%和6.5%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1952—1977年3.0%和1.8%的增长速度。消费品市场短缺和居民购买力的迅速增长，为乡村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它们以低质廉价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进入到长期受到压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填补了由重工业导向型的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空缺。尤其重要的是，乡村工业从起步之日起就面对着市场竞争的环境。与国有企业不同，乡村企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只能从计划分配范围以外取得，它生产的产品也只能在计划渠道以外通过价格竞争去销售，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会被淘汰，乡村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比国有企业大得多，企业的预算约束相对硬化，对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可见，乡村企业不仅以自身的迅速发展冲击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制度，而且运用市场环境带来的机遇不断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值得深思的是，消费晶短缺的年代长达30多年，乡村工业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不能利用市场机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丰富的市场机会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三、制度变迁是根本性的因素
第一，从廉价劳动力优势方面看，传统制度的压抑和制度创新的解放是这一优势能否发挥的根本性因素。如上所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在此之前乡村工业并未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众所周知，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多子多孙的生育偏好，加之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控制决策的重大失误，中国的人口以及相应的劳动力人口在巨大的基数上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尤其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有限性和农村现有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水平，养儿防老和对重体力劳动力的需求，使农民理性地选择尽可能多的生育子女。在人口超高速自然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双重作用下，农村积聚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左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在“以粮为纲”的农产品结构条件下，被僵化的生产队管理体制牢牢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他们不仅没能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优势资源，相反造成了农业自然资源的超重负荷，大量活劳动强制性追加投入，导致种植业边际效益递减。显然，在改革之前，农业内部已经蕴涵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即将大量滞留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1978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大大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人身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然而1984年以前人民公社制度尚未解体，各种阻碍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尚未拆除，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与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迫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中寻找农业以外的新出路。国家在坚持既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的前提下，放宽了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限制，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乡村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可见，改革之前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量存在，但原有的制度框架既剥夺了他们退出农业的权利，也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自由。改革之后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各种制度障碍逐渐被拆除，才使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乡村工业发展中得以发挥。
关键词：乡村旅游；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
2020年的一场疫情，对任何一个经济领域而言，都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在农村工作中，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重点领域，强调全面小康时期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的重要性。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很多地区的乡村旅游契合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理念，已经成为农村经济整体性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央一号文件的，有利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和公共服务的提升，满足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需要，成为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机遇。但是，由于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很多地区乡村旅游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全国经济也受到较大影响，困难时期城市复工企业无法满足农民工就业市场需求，这也导致农民工就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给农民增收的带来了巨大挑战。后疫情时期，解决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关系到广大民生。而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旅游行业也将逐步恢复，虽然并不会出现强势的报复性消费，但是，被疫情压抑的旅游消费，特别是具有距离优势和自然环境优势的乡村旅游，将会更加具有市场潜力。如何借助一号文件的政策优势，从乡村旅游基础性工作做起，解决好后疫情时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奠定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会成为疫情过后乡村旅游发展的一大挑战。
一、劳动投入视角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要性
乡村旅游拓宽了传统农业的经营空间，具有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作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社会以及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均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长远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一）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乡村旅游是以乡村为目的地，以乡土生活、生产和生态方式等为体验与观赏客体，实现娱乐、休闲以及度假等的旅游形式。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乡村旅游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而美丽乡村建设更是为乡村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因此，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来看，乡村旅游需要具有长远性、系统性等特征，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是为农村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提供动力，也是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长期发展，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需求。（二）劳动投入视角的必要性分析。乡村旅游之所以具有振兴乡村的产业功能，很大原因在于乡村旅游具有强大的产业整合能力，旅游产业链的就业带动作用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从劳动投入视角来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1）旅游产业发展具有解决劳动力就业优势。从旅游业自身特点来看，旅游业具有产业整合能力强、劳动带动力强、就业机会多以及就业门槛低等特点，是缓解就业的重要渠道。而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不管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是生态观光型、体验式乡村旅游，还是基于农村自然景观和风俗文化，乡村旅游资源都来源于以农业生产为载体的生产与生活，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农业生产、乡村生活以及当地特色文化的先天优势使其成为乡村旅游发展劳动要素的主要来源。虽然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旅游经营与服务的专业理念与知识，整体素质不高，但是，不可否认，乡村旅游的发展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成为解决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改善了农村地区收入情况，为我国农村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2）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农村劳动力的投入。当前，很多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出现重叠，特别是地理位置较为临近的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间相互模仿学习，趋于同一化。而随着乡村旅游同质化发展与单一化经营弊端的出现，人们对乡村旅游需求的不断提高，传统的简单的农家乐、采摘活动等已经无法满足旅游消费者需求，乡村旅游的真实性成为新的追求，对地区特色与真实体验成为市场趋势，从而影响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当地农民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也只有当地居民才能真实还原乡村旅游资源的本来面貌，以劳动活化展现地区旅游资源特色，让旅游消费者体验到乡村生产生活的真实状态，这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3）乡村特色的保持需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在城镇化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镇转移的同时，也消减了乡村特色的影响。农村劳动人口是乡村特色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生动载体，如果没有劳动人口的持续性农业生产生活，也就没有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载体。在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是以对旅游资源的保护为基础的。但是，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较多迎合城镇生活习惯以及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弱化了乡村旅游的乡村性，也打破了乡村旅游的特色优势。为了防止乡村旅游特色被城镇化淹没，需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实现乡村旅游的因地制宜，保持当地旅游从业人员的本地化特色，防止乡村旅游的本土优势失去旅游吸引力，这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意义。
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产业的可持续性主要在于投入与产出的可持续性，对于乡村旅游而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首先需要明确投入产出，这种投入不仅是物质的，还包括旅游资源的投入以及劳动投入，因此，接下来从经营管理、环境资源开发与保护以及劳动投入和收益等三个方面分析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投入产出比错估，经济可持续差。乡村旅游受到各地区农村居民欢迎的很大原因是项目投入少、收益快。乡村旅游发展初期是以农家乐为主的，一顿农家饭就可以撬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因此，很快在城镇郊区获得快速发展。但是，为了迎合不断升级的乡村旅游需求，各种乡村旅游经营模式不断创新，旅游产业对农村经济影响力不断显现的同时，也开始暴露出各种问题。特别是传统乡村旅游的经营与管理较为粗放，缺乏先进的旅游管理理念与经验，抛开旅游基础设施因素，旅游服务质量、旅游产品创新等均存在短板和路径依赖，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不足。要想取得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经营需要较高的智力投入，资金、人力、智力、自然资源等各方面投入综合来看，乡村旅游并不是一项低投入高产出的活动，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粗放利用，是造成乡村旅游遭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二）资源过度使用，环境保护不足。乡村旅游不仅对当地自然资源造成过度开发，还会形成较为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不管是乡村旅游发展还是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但是，当前乡村旅游却普遍存在资源与环境保护不力的情况。具体体现在农村地区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不足，由于农村经济的长期落后，乡村旅游的经济推动能力刺激了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经济神经，很难在发展势头正猛时遏制住经济发展欲望，容易陷入旅游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存在旅游资源过度开发以及超负荷经营管理等问题。并且，在旅游过程中，很多旅游者认为农村缺乏环境管理设施与制度，部分旅游者素质较低，缺乏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对乡村旅游环境的人文破坏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三）低估当地劳动投入，利益分配不均。乡村旅游本质上依赖于农村特色生态、人文资源，这就决定了它从根本上与当地居民的紧密结合。但是，一些规划性开发项目以及民俗文化项目等仅靠农村居民本身是难以形成旅游资源的，需要政府主导，并吸引市场化资金。因此，当地居民很难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中，更无法享受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但是这些人却要承担乡村旅游带来的土地丧失、生态环境恶化等负外部性影响。这就导致乡村旅游不仅缺乏真实的乡村特色，只是借着乡村旅游的外壳发展，还缺乏产业发展的群众基础，造成乡村旅游资源的保护缺乏广泛的基础性支持，即使乡村旅游获得发展，那也只是短暂的空中楼阁，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困难。
三、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旅游资源保护意识不足产生发展矛盾。旅游资源是开展乡村旅游的基础，有利于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保护好旅游资源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有规划有步骤地对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非常重要。但是，在很多乡村旅游地区，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却并不鲜见，由于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与保护不力造成的污染等，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导致旅游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这一方面是由于各级政府部门缺乏保护性开发的理念，为了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旅游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不到位，没有将绿色发展理念宣传到位，乡村旅游经营者环保理念不足以及旅游者的行为等，这些都是导致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困难的原因。（二）原生态与城镇化碰撞造成乡土性消减。对于乡村旅游的人文旅游资源保护问题，涉及城乡发展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城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真实的乡村文化与风俗习惯，特别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导致农村传统文化在人们心里的分量越来越轻，甚至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农村传统文化，日常言行与生活已经和城镇无异，乡村旅游赖以发展的乡土性开始消减。但是，乡村性却恰恰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乡村旅游之所以吸引城市旅游消费者，也正是在于原生态的乡土性，以亲近自然亲近乡变生活常态带来的疲惫感。但是，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很多地区的旅游开发更倾向于商业化和现代化，旅游建筑的城市化倾向明显，原生态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遭到破坏，制约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三）人力资本投入忽视可持续性。在政策支持下各地区快速上马乡村旅游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完善，但是，却忽视了旅游经营管理的软实力。当前，大部分乡村旅游对经营管理的集约化与专业化重视不足，低端管理与粗放经营较多，缺乏专业的乡村旅游管理经验。这是因为在乡村旅游就业中，由于其就业门槛低而吸引了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力，缺乏高端人力资本的投入，专业性乡村旅游管理人才不足。有些乡村旅游的管理者是由农民发展而来，更有甚者，部分地区由村组织管理，这些人缺乏管理经验，也没有对乡村旅游的长远计划，纯粹属于人云亦云，模仿学习，无法把控乡村旅游市场的需求走势，导致当地居民为了实现一时的发展而忽视环境管理与乡土本质的保护，不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四）创新不足导致缺乏旅游特色。当前大部分乡村旅游的经营仍然以农家乐、采摘等体验式和自然景观的观赏性为主，尽管有些地区已经结合当地人文特色开始探索文旅融合，但是发展时间短，仍然处于探索完善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乡村旅游产业链，旅游产品的开发流于表面，缺乏创新性，地域的文化特色与自然特色融合不足，仍然需要从深度与广度上延伸旅游产业链。这也导致很多城镇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满足感来源较为相似，旅游区域间的同质性太严重，难以形成长久的旅游吸引力。同时，很多地区乡村旅游较为分散，造成了资源投入的重复与浪费，也加剧了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
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坚定以农为本，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农业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因此，乡村旅游要以三农为本，结合农村地区特有的人文资源与生态优势，发掘农村生产、生活与生态方面的可开发性与创造性，着力打造具有乡土性和真实性的乡村旅游项目。因此，乡村旅游要摒弃以现代化迎合城镇居民的思想，以传统性、乡土性和真实性为根本，强调农村田园的淳朴自然以及乡土文化的原汁原味。同时，乡村旅游经营者要以目标市场为导向，将有限的资源组合，开发独特的旅游产品本质，要充分体现地方文化特色与自然特色，以高水平服务特色，利用乡村旅游资源的特质，发展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并打造地区特色的乡村旅游文化与品牌。（二）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解决劳动投入。解决就业是乡村旅游最重要的优势，因此，增加人力资本劳动投入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首先要增加乡村旅游的人力资本投入，不仅要提高旅游从业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还要增加高端旅游管理人才的引进，设置多种方式完善人才培养与引进，加强旅游管理的专业性人才培养，构建政府、旅游企业以及乡村旅游地区的联合人才培养机制，同时，从政府补贴、专业技术职能培育以及地区性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等，吸引乡村旅游管理的专业人才。其次，要对乡村旅游从业者、管理者进行环保教育，转变思想，强化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全局观，形成具有绿色发展理念的专业性综合人才培养与引进体系，以人为本，只有形成乡村旅游的绿色发展管理理念，才能在经营管理中贯彻可持续发展。（三）完善乡村旅游系统，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各地区旅游资源种类不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立足于本地乡村旅游资源的产品开发与经营才能实现长远发展。但是，不管是依托于何种旅游资源，乡村旅游都要着重突出本地特色。因此，首先要摒弃盲目模仿与盲目开发的思想，借鉴成功经验开发特色产品，防止大而全，要以匠心打造精品旅游项目。其次，打造乡村旅游产业体系，虽然旅游业本身具有强大的产业带动能力，但是也需要农村基础设施完善的先天条件，因此，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以旅游为支柱，相关产业为支撑，以旅游产业链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深化旅游产业链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防止出现乡村旅游独木难支的情况，以完善的配套服务与相关产业实现对旅游消费者的长久吸引力，稳定地区经济发展。（四）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强化绿色发展。在美丽乡村建设原则下，乡村旅游发展地区的政府应该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扩大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宣传，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增加信息传播，提高乡村旅游相关主体的环保意识与绿色发展意识；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引导乡村旅游绿色发展，比如完善乡村旅游绿色发展监督管理机制，强化多部门主体的协同监管，防止乡村旅游生态保护方面的多头领导与踢皮球现象；其次，明确政府与乡村旅游管理者的职责划分，防止政府既是监管者又是执行者的局面出现，进而导致政府在经济与环境保护中的两难；最后，强调乡村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在保护中发展旅游产业与地方经济，而不是一味索取，避免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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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润芝等.探究乡村旅游业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J］.农业开发与装备，2020（1）：51-53.
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的研究，中国的劳动力80%在农村，农村约有5亿劳动者，而农业资源仅能容纳1.5亿，加上近几年的乡镇企业容纳1.2亿，外出打工经商0.5亿和从事多种经营0.2亿，农村尚存在1.6亿剩余劳动力。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之庞大，如果有一系列健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管理方案，那么它将促使这些劳动力资源发挥积极的作用，并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对国民经济驶入良性循环轨道和健康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状况
1、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呈现下降的趋势。
在对全国30个省(区、市)6万多农户、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18.6%；当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4.54%，当年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增减相抵，2001年净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3.14%，比2000年下降4.6个百分点。据此推算，2001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为8961万人，当年转移农村劳动力人数为1514万人。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比重高于边远地区，山区、丘陵地区的转移速度高于平原地区，省内转移就业比重上升快于省外、乡内转移人数增加，主要向农业、工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转移，在方式上仍存在盲目性、兼业性，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而且呈现下降的趋势等特征[吴亚军等，2004]。
2、歧视偏见、国家的就业政策、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降低等是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呈现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呈现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一是根深蒂固的二元经济结构。长期以来城里人对农村人都有歧视偏见，认为农民工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低下、文化素质差、生活习惯不好等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二是就业政策性偏见。农民工长期受户籍制度、国家的就业政策等一系列限制，国有企业必须先安置下岗职工以维护社会稳定，而排斥农民工等。三是劳动力市场缺乏健全完善的中介组织。由于信息阻隔、渠道不畅，目前有8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不是通过政府或民间职业中介组织谋取职业，而是通过亲戚、朋友等渠道寻求职业。四是乡镇企业萎缩，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乡镇企业逐渐萎缩，其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在逐渐降低。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管理的中长期政策
（一）从优化和储备劳动力资源来看，应将“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的财政支出”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来贯彻实施。
1、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建设重点应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质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财富、宝贵的劳动力资源。外企的进入就是冲着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而来的。从优化劳动力资源供给的角度看，要把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作为我国中长期就业政策的核心，这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百年大计[王胜谦，2005]。农村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了将以比人口自然增长率更高的速度增长。从我国长期的就业形势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只笼中之虎，它所带来的压力比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更大，我国中长期就业战略必须把农村就业问题放在首位。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常丰富，但其文化素质、技能较低，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智力因素日渐取代体力因素成为劳动的价值所在，没有知识的劳动力，只能是经济发展的负担。所以，要使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负担，“教育和培训”是一国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不仅可以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且将对就业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已成为各国就业政策的重要支柱。
发展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村后续劳动力自身的文化素质，为其职业教育打下基础；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农村后续劳动力技能。现在已出现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难，大学生就业难，而高级技工却供不应求的现象。出现这一怪现象主要是因为国家对职业教育投入不够致使我国的职业技术院校以及在校生数量呈萎缩趋势。
2、为适应科技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技能，应建立一些适合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技能培训中心。
随着科技的快速进步，要求劳动力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技能。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授教育水平低，要其自身依据劳动力市场需求来调整和改进技能是很困难的，所以应建立一些适合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技能培训中心。类同我们已建立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培训中心一样，持有下岗证可免费参加一系列的技能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技能培训中心的筹建与开办应有国家财政支持，凡是持有农村外出就业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可免费参加一系列的技能培训。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技能培训中心如何建立？通过对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资源需求的分析研究，本人认为：第一应在各大中型城市劳动就业中心开展一系列本地区需要的各种中高级免费技能培训，以便外来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机会提高其技能，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需要。第二应在靠近农村的县、镇办理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证的相关部门开展一些中低级免费技能培训，以及对本地区农村劳动力本身擅长的技能进行更高级的免费专业培训，便于向外有目的的输送。第三在乡镇以各种形式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中介组织，逐步改进和完善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技工需求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以免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主要通过亲戚、朋友等渠道寻求职业的现象。
（二）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的科学性来看，应将“改变我国的用工制度，实行同工同酬”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来贯彻实施。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几乎完全被城市居民垄断，进程农民工没有资格竞争这些工作职位，因为这是国家的用工制度。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是造成这些部门职工工作积极性不高，后果之二是这些正规部门工资水平相对其效率而言太高，相对于社会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情况显得更高，扭曲了要素资源价格，使得国有企业被迫纷纷采取减人增效及资金密集，加剧了城市失业。有不少工作并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如果让进城农民去干，他们要求的工资要低的多，也会干得好的多，企业的效益也会大大提高。比如长虹集团之所以数次挑起彩电
">“价格大战”，原因在于它的员工中有一半以上总数达2万多人的农民工，正是这些廉价肯干的农民工，使长虹集团的产品成本大大低于其他国有企业。
（三）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应将“鼓励和支持农村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来贯彻实施。
提高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可通过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以缓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通过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实现了“离土不离乡”的过渡发展模式,并为以后的“离土又离乡”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乡镇企业至今已吸收了1.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大减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因此,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调整乡镇企业的产品结构,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等行业,鼓励发展劳动密集项目,继续增加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吴亚军等，2004]。
（四）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性来看，应将“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临时户籍和档案”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来贯彻实施。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应结合城市户籍、档案制度进行管理。对素质较高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外出就业应在就业当地人才交流中心建立相应的临时户籍和档案。以便失业后再找相应的工种时，用人单位了解以前的就业简历，择优录取。这样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外不仅可以找到自己擅长的收入较好的工作，而且还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其具体的办法可参照城里的下岗职工或大学生毕业后未找到工作，将其户籍和档案交到当地人才交流中心，以后再转到新的就业单位。
（一）当地农户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农牧业
香格里拉县格咱乡辖有六个村委会，全乡土地面积约2868平方公里。目前当地农户经济来源主要是作为基础产业的农牧业经济。近几年国家对三农问题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很大的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但经济发展滞后问题仍然存在。
格咱乡属于高海拔、峡谷纵横等地貌类型多样的高寒地区，适宜耕作的土地较少，自然状况的错综复杂不利于农业的统一规划，显著的气候垂直变化特征使得土地的产出率稳定性差。农作物多为旱作物，大多一年一熟，而且由于区位条件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水资源的利用程度不高，灌溉条件的欠缺使得农民在生产活动中还处于“靠天吃饭”的局面，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有青稞、小麦、土豆、蔓菁等（其中蔓菁一般不出售只作为喂养牲畜的饲料），用于出售的农作物易受到自然条件的干扰而直接影响农户的经济收入。天气原因限制了农作物的产量，所以当地想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和支撑点问题。在产业调整的探索过程中，格咱乡也曾尝试过大棚蔬菜的种植，但据当地农户反应并没有很好的提高经济收入。当地油菜种植种量少，成本低，平均每亩可以产155公斤，出油量40%左右，近些年来对油菜新品的推广和油菜种植面积的扩大导致其他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格咱乡属于半农半牧区，主要饲养的有猪、牛等家畜，一直以来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使得畜牧产品中大多数都用于自己家庭消费而很少出售，也有部分饲养较多牦牛的家庭或农民专业合作社会通过产出的酥油和奶渣获得经济收入。
（二）其他收入来源
格咱乡的农户经济来源还依赖于松茸采集、运输和各种补贴。其中松茸受市场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在收益上具有不确定性。运输方面全乡约有500辆车从事运输，其中约有200辆左右的货车运作，年收入能实现上万元不等，但从事运输农户的毕竟只是少数，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依旧使得缺乏竞争力的农业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在惠民政策方面，每年每户农民都平均享受上千元的惠民政策以及其他的草改、林改和企业的补贴，虽然这些扶持能让农户获得上万元的收益，但高寒地区人民生活条件与内地的差距较大，人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维持基本生存的成本较高。
当地矿产资源丰富，许多企业纷纷到此落户，当地目前有39家注册企业，看似数量多，但当地政府税收收入并不高，是因为有效益并且有矿点的企业只占了7%左右。当地矿产资源开发并未解决当地百姓的就业问题，到企业打工的本地人不多，究其原因是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不足，教育的落后导致高技术水平人才的匮乏。
二、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意义
（一）人力资源开发中发展教育的必要性
与发达城市相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教育相对滞后，教育的发展缺少经济支撑，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舒尔茨就曾提出：“经济的增长不是单纯的只依靠劳动和节约，而主要是依靠对现代化生产要素的后天管理能力和使用效率”[1]。 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指责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问题，而是应该提供更多的机会，通过教育来开发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人力资源。
由于格咱乡人口分散、环境恶劣及基础设施不完备等现实条件，教育制度的改革成为大势所趋，近年来积极响应了集中办学这一改革措施来强化基础教育。就当地丰富的矿产等资源来说，只有培养了懂得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术的人才，才能把握当地资源开发带来的现成的就业机会，与当地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匹配。
（二）人力资源开发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
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社会总劳动在城市、农村两大空间产业的合理流动[2]”农村的耕地资源已经逐渐不能容纳太多的劳动力来使用，以全乡最大行政村――格咱村为例，其12个村民小组中据2011年的统计显示共有农户433户，2278人，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全村人口的58%，与08年相比没有很大的出入。就整个格咱乡而言，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在90%左右，由此可见当地的农村劳动力十分富余。然而目前全乡耕地面积约4084亩，但自八十年代以来都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实际可耕地的面积受到国家的退耕还林还草占地、基础设施建设占地、乡村基建用地等许多占地情况的制约，2008年人均实有耕地只有1.6亩，“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征地项目逐渐增多的趋势在短期内将难以逆转”[3]。因此必须通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来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使留守的劳动力人均所拥有的资源增多。
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比较农村和城市就业利益，许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寻求比从事农业生产更多的收益，“国家对农业投资的减少以及农产品价格的不合理，弱化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消化吸收能力也是诱发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及其向城镇转移的重要原因”[4]。就格咱乡而言，这样的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也有利于思想观念的进步，即使再回到农村，也可以充分发挥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市场信息，用科学的经验把握市场需求并投入到农村建设中，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经济发展的渠道。
三、促进当地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格咱乡辖有一些较为偏远的村落，信息上的闭塞以及交通条件的落后使得这些地方更具有边缘性和封闭性的特征，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无论是教育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都面临着许多困难。
“在现代社会，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靠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和大批具有专门技术、管理知识的人才与高效率的技术装备相结合而实现的”[5]。应该进一步深化教育制度的改革，普及义务教育、强化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为劳动力转移培养出能够适应现代技术岗位的劳动力。
要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困难，逐步改变目前城乡二元经济中的不利于人口流动的制度和约束，首先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二元经济结构，使当地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得到解脱，进入到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务工，让他们与城市人口在发展中享有平等的地位。
关键词：乡村旅游；农村妇女就业；农村妇女发展
摘 要：文章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乡村旅游对促进农村妇女就业与发展的动力机制，认为乡村旅游的乡村性重构了农村妇女与乡村资源的关系，在权利与责任上出现了社会性别再分配，农村妇女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同时，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演变，推动了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和劳动分工结构的变化，为农村妇女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强了她们的独立和自我意识，有利于农村妇女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1－0027－05
一、引言
乡村旅游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缘于工业时代的现代人为了逃避工业城市的污染、拥挤、喧嚣以及快节奏生活方式，纷纷到乡村去欣赏、体验与城市不一样的风景和生活，乡村旅游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从最初的被动发展到主动发展，并成为改变和塑造乡村景观和乡村社区的主要因素。随着乡村旅游的深入发展，其功能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乡村旅游不仅具有旅游观光和休闲功能，而且被看作是一种阻止农业衰退、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在许多欧洲国家，乡村旅游成为乡村传统产业的替代产业，它替代了林业、种植业、渔业等衰退中的产业，尤其在为农村妇女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在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在乡村旅游中妇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妇女为乡村旅游打开了大门。日本的调查研究发现，从事乡村旅游的主要是女性，乡村旅游没有妇女的参与将是不可思议的，她们是乡村旅游的推动力。
中国乡村旅游起步比较晚，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农村旅游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乡村旅游从城市近郊向农村腹地推进，发展十分迅速。在乡土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乡村旅游除了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还扮演着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角色。农村劳动力中农村妇女已经占到60％―70％，她们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潜在和现实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分，所以，解决农村妇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发展，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为此，关注乡村旅游中的农村妇女问题，是乡村旅游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乡村旅游不仅为农村妇女提供了广泛的就业岗位，而且从更深层次，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妇女的全面发展，为农村妇女发展水平指数的提高做出了贡献。本文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围绕乡村旅游中农村妇女就业、发展等问题展开探讨，分析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村妇女就业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并以江西婺源为案例，进行实地抽样调查，对农村妇女就业和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二、对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妇女就业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1．乡村旅游的乡村性重构了农村妇女与乡土资源的关系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即男性劳动力广泛外出移民打工赚钱，将越来越多的农田劳动留给了妇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普遍的“农业女性化”现象。然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却反映出中国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明显滞后性，它映射出农村社会中家庭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行为准则。它使家庭内外的社会性别劳动、空间及权威分配产生了明显的分野，使女性处于弱势地位。
然而，乡村旅游的开展却重构了农村妇女与乡土资源的关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系统的一种旅游类型。可见，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它强调塑造一种氛围，倡导友好、淳朴与真实的态度。对都市人群来说，乡村旅游不是一种“乡村空间”里的旅行，而是一种“乡村生活文化”中的旅游，是一次“乡村魅力”的体验活动，因此，这种乡村性使农村生活场景中的聚落、风景、农田、民俗、民情、民风、农耕文化等都转变成了旅游资源，使其具有旅游经济价值，农村妇女与土地和家园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耕作与居家的关系，而是附加了文化、景观和旅游经济功能，重构了农村妇女与乡土资源的关系；其次，乡村旅游的乡村性使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更多地转向了家庭层面，如“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等旅游项目，把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劳动与旅游活动联系起来，妇女成为乡村旅游的主要参与者乃至管理者，形成了新的生产与管理关系，在乡土资源开发的权利与责任上出现了显著的社会性别再分配，农村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2．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演变，推动了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从而使劳动分工结构发生了变化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农村产业结构也在发展中进行着不断的演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化速度加快，乡村旅游迅速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化初显端倪，非农领域不断拓宽，农村劳动力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同时也对农村家庭劳动力分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农业现代化时期。它使农业生产方式得到不断改进，农业劳动力需求下降，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人的现象。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仍以男性外移人口居多，出现了“男工女耕”的家庭劳动分工模式：二是农村工业化时期。农村工业化加速了农村非农化转移，但是，由于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本累积相对比男性低，因此，在技术、技能型就业机会选择时，农村妇女始终处于劣势地位，男性享有更为优先的选择机会和利益秩序，技术和技能型就业岗位仍向男性倾斜：三是乡村旅游发展时期。它不仅带动了农村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文化娱乐业、旅馆业以及旅游商品、纪念品加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使农村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分化，农村妇女成为乡村旅游业的主要参与者。因为乡村旅游不同于现代农业和工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它的社区性、服务性更加适合劳作于家庭和农田的农村妇女，同时，乡村旅游的季节性特征与农村妇女工作的季节性和劳动时间的弹性特征相一致，因此，乡村旅游产业中的许多岗位适宜女性劳动者就业，并使女性的劳作经验得到发挥，改变了农村妇女在家庭劳动分工中的劣势地位。
3．乡村旅游突显农村妇女的独立价值
关于女性价值的评判一直是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目前更多的是以男性指标作为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准，结果是女性成为父权社会中的“男性化”女人，进而使女性价值沦丧，而男性价值却席卷社会。同所以，女权主义学者认为在两性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本身就有差异，不同的客体用同一标准衡量 是不科学的，因此，对女性价值的评判应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建立女性独立的价值评判标准。女性的独立价值可以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等领域得到具体的体现。
在中国乡村旅游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变化，经营农村的主体构成正经历着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妇女群体，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逐渐崭露头角，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开展乡村旅游活动，在农村已形成了不同的妇女利益群体，这些群体分布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如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个体经营户等。同时，乡村旅游在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中，也使家庭经济收入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妇女的收入在家庭经济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在许多乡村旅游发展比较成熟的农村，农村妇女已承担起了挣钱养家的角色，使她们在经济地位上有了较大的翻身，并且使她们在旅游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发挥了自己的潜力，从而提高了她们的自我意识，突出了农村妇女的独立价值。
三、婺源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妇女与发展实证分析
1．婺源县概况及抽样调查
婺源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截至2005年底，全县共有人口33．5万人，其中乡村人口27万，占总人口的80．6％，农村妇女人口16万，占乡村人口的59．3％。
婺源的乡村旅游起步于2000年，旅游资源以徽派古村落、田园风光以及生态资源为主，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经过几年的大力发展，该品牌的效益日益凸显，乡村旅游业成效显著，并逐渐发展成婺源县的支柱产业，2000-2005年乡村旅游业的统计情况见表1。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婺源农村妇女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尤其是在那些以古聚落为开发对象的村镇，农村妇女就业率和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为此，笔者于2006年7月15日至22日带领学生在婺源县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调查地点选在江湾、李坑、晓起、思溪、延村、理坑等村镇，这些村镇均是目前婺源县开展乡村旅游活动的地区，具有代表性。调查的内容分三个方面，一是就业情况调查，包括就业人数比、就业岗位、妇女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率等；二是就业质量调查，包括受教育程度、健康、妇女非农就业率、参与企业和社区管理决策的妇女人数比率、妇女家庭的经济支配权等。为了保证抽样调查问卷的有效回收，采取现场回收方法，共发放问卷470份，收回有效问卷383份，有效率为81．5％。对问卷进行统计整理后，得到了相关的统计资料，其中被调查居民的基本情况见表2。
2．乡村旅游中的农村妇女就业状况
根据抽样调查统计资料，被调查居民中妇女人数为190人，占被访人数的49．6％，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目前调查地区的实际情况。其中，有145名妇女从事与旅游有关的行业，占调查区服务行业就业人数的71．4％，可见，在乡村旅游活动开展的地区，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全县平均比例为11．2％)。从就业的岗位来看，主要集中于旅游商品销售、服务人员及农家饭店等，有少部分从事导游、客运及旅游管理工作，就业岗位偏于知识含量相对较低的行业。(见图1)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不高，绝大多数妇女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占就业妇女的58．4％，小学及不识字的妇女也分别占到8．9％、8．4％，这三部分人群的比例高达75．7％，所以，文化水平是制约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
对农村妇女从事旅游行业的月收入和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率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月收入200-500元的占30．8％，500-1000元的占45．4％，1000―2000元的占21．2％，2000-5000元的占2．6％，调查结果与当地经济收入水平比较相符。农村妇女经济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见图2。
图2的数据显示，调查区的农村妇女经济收入占家庭收入20-50％的人数比例为52．2％，占家庭收入50-70％的人数比例为24．3％，可见，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收入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此外，本研究对就业质量也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见表3。
表3统计数据显示，没变动过工作岗位的农村妇女人数占到一半，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乡村旅游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可供选择的就业门类不多；二是乡村旅游的“乡村性”特点决定了经营主体的本地化和小规模化，以家庭式经营为主，员工的变动相对较小。同时，家庭式经营方式也使工作安排的自由性加强，大多数经营户以满足游客的需求为主，74．5％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从就业相关保障来看，参加就业培训和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低，前者反映出中国乡村旅游经营市场的不规范和不成熟，后者是由于乡村以家庭式经营为主，员工多为家庭成员或亲属，受传统思想影响，很少在家庭成员内签订劳动合同。
四、结语
上述研究揭示了乡村旅游对农村妇女就业与发展的促进作用。它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对农村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她们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促进了妇女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从研究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妇女在非农化的转变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尽管农村女性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但妇女文化科学技术素质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仍不相适应，妇女的文化程度仍然偏低，这也是造成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提升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妇女就业质量的调查也表明，中国农村妇女在就业培训、签订劳动合同和参加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比例明显偏低，劳动保障条例的实施滞后于旅游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还应进一步做好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培养工作，规范就业市场，加强劳动保障法律的实施，使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1．冯淑华(1961―)，女，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乡村旅游研究。2．沙润(1948―)，男，江西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研究。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目标，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推进就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城市就业与农村就业相对接、市场导向与政府引导相配套的统筹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实施统筹城乡就业服务制度，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和充分就业，推动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目标任务
1、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由重点管理城镇劳动力就业向综合管理城乡劳动力就业转变，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城乡所有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服务。
2、整合劳动力培训资源，建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引导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企业输送合格人才。
3、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和劳动用工管理。在用人单位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维护城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打破农民工进城就业障碍，构建基层劳动保障服务平台。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
5、建立符合我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特点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按照积极稳妥、保障项目分步推进与保障对象分类纳入的原则，将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同等纳入城镇基本社会保险。
三、工作措施
1、开展劳动力资源普查，建立劳动力资源库。今年第三季度召开统筹城乡就业动员大会，全面部署统筹城乡就业工作，与市统计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城乡劳动力资源普查。对农村劳动力以户为单位进行建卡立档，全面统计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年龄结构、转移情况、技能特长、就业愿望等基本情况。对城镇劳动力按“六类”下岗失业人员和“零就业”家庭登记要求进行登记。对全市各类企业的用工人数、男女比例、工资福利、食宿条件、社会保险等情况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对普查数据全部实行微机管理，建立较为完备的劳动力资源和用人单位台帐。对城乡有求职意愿的劳动力颁发《就业证》进行失业登记，据此统计我市社会登记失业率。建立城乡劳动力资源季度统计报表制度，对城乡劳动力失业与就业状态实行动态管理。
2、建设面向城乡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公共职业介绍信息网络。按照就业服务“新三化”的要求，重点完善以市直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为主体、乡镇和社会职业介绍为补充、城乡一体、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促进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加强市级劳动力中心市场建设。按照以城区中心劳动力市场为龙头，乡镇社区职业介绍为依托的总体思路，在全市各乡镇企业服务中心聘请劳动保障专干或就业信息员，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和用工需求较大的马口、新河等乡镇建设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乡镇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实行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劳动保障政策进村组和民营企业。对持有《就业证》的城乡劳动力提供统一的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就业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清除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取消一切针对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
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开通“汉川劳动就业信息网”站和设立公共免费求职服务电话，为乡镇企业服务中心配备电脑等信息网络设备，在城区中心广场设立电子显示屏，对我市公共就业服务全部实现计算机管理，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经办全程信息化。加强用工信息的收集和，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途径用工信息，在全市建立用工需求体系，把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延伸到乡镇、街道和社区，逐步实现与省市劳动力市场信息对接，加强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预测，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实行劳动力市场信息城乡联动，资源共享。
3、整合劳动力就业培训资源，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通过整合培训资源，改进培训方式等措施，建立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与我市产业结构相适应、与就业紧密结合的多形式、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今年内立项启动，力争2007年底建立集教学、住宿、实训为一体的公共职业技能实训基地。整合各部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资源，改革城乡劳动力培训补贴使用方式，对城乡劳动力参加的实用技能培训实行统一组织开展培训，统一认定补贴对象，统一补贴方式，集中开办长、中、短相结合的实用技能培训，提高城乡劳动力就业技能。改进培训方式，开展校企联合、工学结合的定单培训或定向培训。组织实施岗前培训，大力开展创业培训，认真组织开展全民创业促就业活动。落实就业准入制度。企业招用国家准入控制工种（职业）的从业人员，必须从经过职业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
加强乡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指导，建立转移培训责任机制、经费投入机制和工作评估机制，完善乡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目标考核制度。
4、加强劳动用工管理，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打破城乡区域和身份界限，在全市各用人单位推行招用职工时依法签定劳动合同制度，今年签定劳动合同的单位要达到100家以上，到2007年底企业签定劳动合同率达到100%。逐步实现社会劳动力资源统一管理。定期开展专项稽查，进一步解决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和随意延长工时、克扣工资、使用童工等劳动监察活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对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及时查处。
5、加强基层劳动保障机构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按照川办发（2005）46号文件《关于做好农村公益事业服务的实施意见》，指导乡镇企业服务中心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登记制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制度、乡镇劳动力市场办事制度、办事程序、服务规范、岗位责任制度等。开展乡镇劳动保障专干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强化服务职能，在村组聘请劳务输出联络员，根据工作实绩经劳动保障部门考核后，会同财政部门给予一定的工资性补贴。发挥乡镇企业服务中心在统筹城乡就业工作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组织乡镇企业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农民的就业、培训服务，引导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6、完善就业困难群体帮扶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继续落实对原国有、集体企业就业困难人员的再就业帮扶政策，积极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活动，帮助解决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中有就业能力、就业愿望的人员实现再就业。加大就业援助力度，对“4050”人员开展公益性岗位和社会保险补贴援助。加大帮扶“零转移”农户工作力度，对有就业能力和有就业愿望的农村特困人员积极开展就业指导，促进其转移就业。对愿进城自谋职业的提供小额贷款援助，帮其创业脱贫。
7、积极推进社会保险扩覆，加快建设适应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采取有力措施，要求企业为所有农民工按《工伤保险条例》办理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依法把稳定就业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逐步把所有用人单位职工全部纳入社会保险范围。加大农民工社会保险意识的宣传力度，鼓励农民工自觉参加社会保险。
8、实施综合配套改革，打破农民工进城就业障碍。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按照鄂政办发（2003）86号文件精神，放宽农民工进城落户条件，为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办理城镇落户手续，促使一部分农民工由“农民”变“市民”。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探索建立农民工以土地换安家费、以土地换保障等实际可行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形式，使农民工彻底与土地脱钩，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和城市化发展。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益，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按照就地就近的原则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将困难农民工子女纳入政府助学范围。探索建立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制度，用于农民工购买或租赁住房。
四、实施步骤
我市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从2006年8月至2008年底，历时2年半，分为三个阶段：
1、准备阶段（2006年8月至10月）。政府成立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参加部门、工作责任、领导机构等。召开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研究出台试点实施方案。成员单位根据试点方案和责任分工，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部门具体落实办法和分期工作安排，列出时间进度表。各部门具体落实办法10月底以前报统筹城乡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实施阶段（2006年10月至2008年9月）。各成员单位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根据工作方案和本部门工作计划，全面组织推进试点工作。劳动保障部门主要负责研究制定城乡平等就业政策，建设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完善培训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劳动用工基础管理制度，推进本地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工作；发展和改革局主要负责研究制定城乡统筹就业的体制性、机制性、制度性的宏观政策，指导建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财政部门主要负责提供试点工作的资金支持和经费管理使用监管；农业部门主要负责试点中涉及农业和农村方面的工作；公安部门主要负责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和城中村的改造工作；教育部门主要负责推进农村劳动者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统计部门主要负责做好农村劳动力资源和转移就业情况的调查统计；工商、税务、物价等部门主要负责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创造宽松的经营环境，落实城乡劳动力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工会、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主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组织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和培训工作，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总结阶段（2008年10月至12月）。对照工作方案确立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分工，全面总结评估工作成效和各部门任务完成情况，剖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召开工作总结会议，试点情况报省政府劳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本论文由供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7090.9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2134.4亿元，其贡献率为30.1%，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2051.1亿元和11864.4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53.8%。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773.2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166.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21.6%；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2042.1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803.5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39.4%。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提供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11.5%。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272.8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1.42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
积极意义。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
收入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具统计，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2000年为760元，到2005年底达1100元。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本论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业技术设备，仅1978—1998年20年间，乡村工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就达1000多亿元。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贡献更加突出，仅2000--2005年期间，乡村企业支农补农及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累计达780亿元。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打破了狭隘封闭的传统观念意识，现代科学知识和市场观念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促使乡村工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呢?在解释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时，许多学者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劳动力资源、资本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认为，乡村工业之所以得以迅速增长，关键的就是它能够利用中国农村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由于长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的抑制，农村积聚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恰是乡村企业发展的主要优势。有关资料显示，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相比，乡村企业消耗的劳动力更多，从1978—1996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比较来看，在多数年份中，乡村企业中的工人人均净资本存量一直不到国有企业的20%，但就每1000元产出所雇佣的工人数目来说，乡村企业却是国有企业的好几倍。显然，乡村企业是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乡村企业大多是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同时，由于乡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以大量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机械操作为主，因此并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这使大量农村低文化素质的过剩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多数乡村企业中，既没有实行高水平技术的可能和条件，也缺乏接受高水平技术的入手，即使有些乡村企业需要一部分技术人才，在1984年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并带动了相应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后，多数乡村企业可以通过高薪、重奖、高福利等措施招聘引进。无疑，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决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象，为什么在此之前，乡村工业没有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呢?尽管乡村工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对企业的启动以及企业扩大所需的资金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乡村工业化是中国特有的，它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工业化，因此，来自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极少。在融资渠道方面，乡村企业向国家银行的借贷十分有限。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1996年间，在乡村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的正规银行贷款总额中，乡村企业的贷款额仅占10%。可以说，乡村工业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具统计，从1978—1984年，全国粮食增产33.6%，棉花增产18&9%，油料增产128.2%，经济作物及其它农副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也大幅度地增加，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18.3%，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增产的农产品和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都掌握在农户手中，这些农业剩余一般通过四种渠道转化为乡村企业的投资：一是有条件的农户在增加消费之外将一部分农业剩余直接用于投资，兴办以个体农户为主体的户办企业；二是以乡村企业为主体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分散在农户的农业剩余用招工集资、本厂职工集资、社会招股集资等形式集中起来，作为乡村企业的铺底资金或扩大资金；三是通过农户储蓄存款的方式，将一部分农业剩余集中在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再由金融组织本贷款支助乡村企业；四是以家族亲朋信任或农户之间合约为前提的民间借贷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村企业的资金需求。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在融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乡村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以及外商投资。问题在于，20世纪的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以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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