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付能力
一、引言
养老保险作为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设计良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协调代际关系，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养老保险为劳动者提供了规避老年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老年人口基数大、发展速度较快，预计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1%，略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3%），这势必会对养老保险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对老龄化的研究始于生育率问题，加里•贝克尔发展了关于生育率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父母的需求更多地受孩子质量的影响，因此，他从孩子的数量需求与质量需求两个方面研究了家庭对孩子的需求。此外，其他人口学家还提出了“代际财富转移”理论、“性别角色”理论、“家庭合同”假说、临界值假说等学说研究生育率问题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如鲍思顿等（2005）；[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效应，如李军（2006）；[2]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如杜鹏等（2005）。[3]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养老保险制度形式的选择。系统地阐述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理论是通过生命周期理论、风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世代交叠模型展开的，例如David（2001）[4]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养老保险制度的形式而言，目前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基金累积制及包含现收现付和基金累积的部分累积制。现收现付制是各国最初采用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出现收支难以平衡的问题，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累积制转变，对于这种改革是否合理，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支持改革的研究包括Feldstein（1996）、[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6]等，反对改革的包括Verbon（1988）、[7]巴尔（2003）[8]等。通过文献回顾可知，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现有文献很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蔡昉等（2003）[9]直接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康传坤等（2014）[10]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最优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描述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性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部分构成的。其中，2015年以前，基本养老保险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三部分组成；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是2009年开始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2011年开始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而来的；2015年《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工作人员实行相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至此，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组成。在补充性养老保险方面，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正式文件中首次被提及是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而言，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对于商业养老保险认识的加深，其发展十分迅速，到2013年，我国寿险保费收入达到9425.14亿元。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参保人提供的资助，“国家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地方人民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及其他来源的缴费资助，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利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职工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并分别纳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进行管理。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规定在职职工的缴费率为8%，企业缴费率为20%，合计缴费率为28%。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依旧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养老金亏空问题严重，根据财政部2014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2014年养老保险费收入17554亿元，支出19117亿元，结余为负1563亿元，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亏空，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欠账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口老龄化使得缴纳养老保险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其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低、管理效率差，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部分的资金应该进行有效的投资，并且其收益率要高于通货膨胀，但是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很难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有较为稳定的较高的收益率。
三、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就不够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更加脆弱，那么，人口老龄化究竟会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需要支付养老金的老年人口基数增加，养老金的需求增加；其二，养老金供给相对减少，老龄化也意味着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越来越少，缴费人数也会越来越少，养老金的供给减少；其三，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养老金支付的数额，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养老金的供给，对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构成了双重压力，使其难以为继，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养老保险体制大变革。然而，不幸的是，已有的改革实践证明，尚无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世界各国究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哪些努力、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呢？这都是值得研究、了解的问题。
四、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分析
21世纪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保险制度作为老年人的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情况及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简要介绍。人口老龄化现象最早出现于发达国家，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50年欧洲工业革命即将结束时，法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此后，欧美各国陆续进入老龄化社会，北欧国家瑞典于1882年、挪威于189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1930年英国、德国几乎同时迈入老龄化的门槛，美国也于194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此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国家还包括瑞士、荷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等十几个国家。1960年，世界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5.6%，而发达国家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5%，人口老龄化已成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出现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以中国为例，200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3%，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6.1%，预计2050年将达到31%。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主要国家采取了相应措施，李通屏对此做出了归纳总结，主要措施如下：其一，开源节流，改革传统的养老金计划；其二，延迟退休，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工作；其三，鼓励迁移，增加移民劳动力供给；其四，鼓励生育，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其五，积极老龄化，减轻老年照顾的压力。与人口老龄化现象相同，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最早出现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立阶段（1889年德国建立《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扩张与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三是调整与改革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目前，按照国家主导的程度与方式不同，养老保险模式可以分为社会保障型（如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福利国家型（如英联邦国家和瑞典、挪威等西北欧国家）、部分储蓄型（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完全储蓄型（如智利等南美国家）。养老保险的上述四种模式各有利弊，尚无一种模式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的国家采用多支柱式的养老保险框架，以更多地发挥各种模式的优点，尽量地减少其弊端。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对各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困扰，各国都试图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以期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目前尚无一种模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成功的，可以说，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制度仍在探索当中。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社会责任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构建中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就要不断地完善，以通过塑造优良的人口环境促进人口良性发展。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这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极深。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社会保障的压力是极大的。如果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跟得上时展，就意味着在具体实施中存在着滞后性。人口老龄化属于世界性问题，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就更需要直接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对全面掌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中分析城乡差异，并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情况做出基本的判断，基于此而对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评估。从中可以明确，中国的社会发展结构受到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极深，加之多元文化渗入，使得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要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才能够加快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并推进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
1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改革现状
1.1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以来，经历了改革，至今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实践，期间不断地摸索着，并落实到实践中，对于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已经形成了社会统筹结合个人账户的资金筹集方式。［1］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中国的养老保险现状日趋严峻，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目前退休人员的劳保保障，特别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启动，养老保险功能日趋退化。这就需要从中国发展实际出发，针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问题展开研究，思考社会保障中所存在的问题。纵观中国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自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来中国的养老保险不断地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从1951—1965年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1966—1976年的养老保险制度引发社会问题而遭到破坏;1977—1992年的养老保险制度进入到恢复期并根据社会发展形势而不断地调整;直到1993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改革和创新。从中可以明确，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每一个阶段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且符合中国国情。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变了原初的养老金计算方式，采用了社会统筹结合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模式，逐渐形成了中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1.2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现状
中国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不断地改革，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内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三种养老保险形式，构成了多支柱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即为国家统一养老政策下的养老保险，主要是满足广大的退休人员和离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非常广，包括所有的单位职工、个体商户以及自由职业者。职工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属于一种补充性的养老保险形式，是职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觉自愿参与养老保险。这种养老保险模式可以与企业的养老保险相结合，有助于激发企业职工参与保险的积极性。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即为在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所缴纳的企业年金，是基于国家有关政策而建立起来的，旨在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准。中国自2014年以来，开始启动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明确提出了改革方案。其中所涉及的敏感问题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与企业养老制度并轨的改革方案。养老保险改革严格按照“一个统一”的原则的同时，相关工作的展开要确保“五个同步”:其一为养老保险制度与工资制度同步;其二为机关与事业单位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同步;其三为待遇调整与计发办法之间要保持同步;其四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与职业年金的建立同步;其五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同步。［2］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源以及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
2.1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源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育儿费用比较高，人们的生活压力比较大，且快节奏的生活，导致生育率有所下降，甚至在中国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的丁克族;二是中国的医疗科技水平发展比较快，加之现代的医学知识传播途径很多，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很懂得自我保健，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有所延长;三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多年，虽然成功地降低了人口数量，同时也出现了老年人人口数量所占比例增多的现象。［3］
2.2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就是养老问题。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这就使得原有的养老体制不再适应现代的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针对中国的养老问题加以解决，但是依然存在着矛盾，并已经成为社会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给政府规划养老的能力以考验。养老已经不仅仅是养老金问题，还包括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证、家庭护理等各方面。按照养老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未来的养老就是社会养老，使得原有的家庭生活保障模式被打破，养老问题由政府来解决。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中国政府很显然也是力不从心的。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使得中国的家庭趋向于小型化，多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使得农村人口数量降低。农村居民到城市中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自己有更好的发展，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解决养老问题。［4］之所以中国处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而出现养老保险制度问题，主要还在于养老服务队伍的服务水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由于整体素质不高，加之业务能力有限，使得养老保险服务质量较低，特别是对老年人的健康护理，很难从专业的角度达到老年人以及家属的满意。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必须面对并着眼解决的问题。
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不断地改革和发展，面临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之养老保险制度在转轨期间所存在的各种遗留问题，使得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自实施以来面临着发展困境。首先，中国的养老保险覆盖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虽然中国政府将养老保险的覆盖工作作为重点工作内容，但是，要实现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却依然很难。根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的养老保险在全国的覆盖率还不到40%，很显然这个数据无法证实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着保障功能，也使得社会保障难以满足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随着2009年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启动，使得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举步维艰，在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很难将具体工作落实。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面对养老保险缴费的负担，使得一些人员开始退保。其次，养老保险基金没有实现统筹规划。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情况来看，由于采用了分级统筹的方式，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缺少风险抵御能力而导致基金严重流失。［5］养老费用存在着地域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养老金数量分配不均。对于经济发达城市而言，养老保险基金尚存在结余，但是如果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会存在保险金缺口。一些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由于这些流动人口会缴纳养老金，而并不会在那里养老，就会使得该地区的养老金比较充裕。这样就会导致养老金发放不均衡，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流动快，养老金就会越多，而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缺乏流动人口，就会导致养老金发放困难。最后，养老保险金的保值增值效率相对较低。中国自2010年以来，城镇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所积累的养老保险金就已经出现了超过1.5万亿元的结余，但是这样庞大的数字并没有落实到企业职工的个人账户中。现行的企业职工个人账户中，养老保险金主要是用于支付职工的退休金，账户多为空账，而且按照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金的20%足够支付两个月的费用，用于存入银行或者购买政府债券的部分则占80%。随着银行利率的降低，使得养老金结余贬值，难以获得较高的收益，这就会给国家养老保险带来负担。
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措施
4.1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结构上来看较为分散，缺乏统一性，不仅对养老保险制度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还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应对目前的中国老龄化问题。［6］为了推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中国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了改革，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划入到社会统筹范围内。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却存在着养老保险制度新旧交替问题。在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旧的养老保险制度相互转轨的过程中，就会存在利益上的矛盾，要实现平稳转轨，还需要一个过程。面对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进行调整，将实施工资改革与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时进行，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顺利过渡，快速进入到正式实施的轨道。中国的另一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就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为了让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中国为农村居民启动了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在近年来的实施给农村居民带来了实惠，但是，要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划入到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范畴当中，还没有具体展开。中国城镇化发展，加之中国农村正在走新型农业发展道路，很多农村地区已经逐渐向城镇化转变，居民的生活社区化发展。这就需要农村保险制度继续推进，逐渐融入到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范畴当中，首先从养老保险制度上实现城乡平等，以使得相关的各项制度有效衔接。参与养老保险的居民，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可以在城乡养老保险之间相互转换，以利于农村居民到城镇就业时养老保险的衔接。
4.2对养老保险制度要实施统一化的监督管理
中国进入法制化社会，虽然对社会保险金的管理都有明确规定，并在法律范围内诉诸了关于保障基金的征收以及使用的问题，但是，很多相关内容都没有在法律的层面细化。这就需要有关管理部门强化监督管理工作，包括财政机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都可以从各自的管理职能出发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启动和应用等工作进行监督管理。［7］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和使用上，要建立专门的监督管理小组，采用问责制的管理办法，制定相关的风险管理制度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流动。随着风险管理制度落实到实践工作中，就会使得社会保障基金在使用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散处理，降低基金投资的缝隙率。此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使用，还要基于法律规定而由专业的公司进行市场化运行，以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收益率。
4.3从政策上支持养老保险和家庭保障的融合
中国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养老保险工作日渐重要。要确保中国人口结构合理，就要注重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将养老保险制度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家庭保障相融合，使得社会养老保险资源与家庭养老保险资源相匹配，养老保险问题的解决更为顺利展开，才能够促使中国的养老保险更适合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政府作为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调控者，要从统筹管理的角度出发对家庭保险与社会保险整合。这就需要从道德的层面强调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提倡中国家庭和谐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同时还要从政策上强调，从政策上完善家庭保障制度。此外，还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老年人群体，伸出援助的手帮助老年人，以缓解社会养老保险的压力，特别是各项配套政策的落实到位，有助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为符合中国国情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完善。
4.4高度重视商业保险的发展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发展形势相比存在滞后性，这就形成了目前所必须面对的公民养老问题。虽然采用了立法的手段，但是由于区域差异和不同领域的养老保险制度有所不同，使得养老保险体系系统化运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进入到攻坚阶段，面对中国养老保险发展缓慢的问题，可以通过倡导养老保险制度多层次展开。养老保险水平要建立在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上，在考虑到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要将商业保险融入其中，鼓励居民参加商业保险以满足自身的养老需求。虽然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在不断地完善，但是，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中，商业保险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应该建立保险政策环境，优化商业保险制度，以促使商业保险公司能够在保险业务上多开通老龄产业，将保险公司的专业保险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以通过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使得中国的养老保险多层次展开。
5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使得各个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都受到了影响。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带来的严峻挑战在于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就需要从全社会角度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展开研究。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目前所面对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就需要高度重视养老保险的落实。中国通过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建设步伐对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地完善，以使得城乡居民老有所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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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化地理；西方国家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它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3]。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的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尺度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 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4]，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老龄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老龄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为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关于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运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和为老服务提供等两大主题[5]。
（2） 20 世纪90 年代。地理学家在反思持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实证空间科学方法的不足基础上，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传统主题和方式逐渐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空间趋势和老年人口行为、各种老龄化设施和环境的考察、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同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地理学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龄化地理研究的视角除了关注健康、医疗保健、照护等传统主题外，还开始关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经验，老龄化的研究范畴已不仅限于社会地理学，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
（3） 21 世纪以来。在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总体趋势下，老龄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中学习理论和方法论，与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6，7]，老龄化的地理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会老年学关于老年人流动性、居住、福利、护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延伸更广泛，促进了老龄化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2，8]，如并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分别以各种方式批判性地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后，日益转向参与老年人个体日常现实经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包括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现代人文地理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取向探索的兴趣与日俱增[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上阶段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等4个方面研究内容。下文将从这4个方面对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可借鉴之处。
1 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方面议题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老年学者等对老龄化地理的研究焦点，包括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龄化地区成因和老年人口迁移等核心内容。
1.1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老龄化空间格局作为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扩散的例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环境、财政、卫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典型的如联合国每几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系列报告，提供了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龄化：成功的挑战》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的基础[10]；Mccracken 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运用汇集人口、流行病学和老龄化转变的模型描绘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地理-历史进程[11]。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机构和学者对这些区域老龄化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家庭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点关注[12，13]。老龄化空间研究通常还包括对隐含老龄化负面含义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绘制地理范围图[14]，对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间环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复能力特征的分析[15]，纵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发展促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认识[1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的多层次模型绘制人口趋势地图[17]等方面。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实证描述老年人口空间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较多。学者对欧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较大差异，如，早期对美国巴尔的摩、费城和匹兹堡三大城市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间分布呈分散趋势，反之则呈集中趋势[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东北部等9个州集中分布了全国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纪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区及郊区吸引了较多老年人[20]，对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加拿大城市系统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模式和趋势的审视[21，22]也说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在城市层面，对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研究显示内城老龄人口密度较高而郊区和新建城区较低[23]；美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显集中于都会区的核心区，从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认为，老年人大多青睐大都市区，其中一半的人首选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区[25]；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结论[26]说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会区的中心地带和偏远的乡村区域，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而郊区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龄化地区成因
对于城市内部老年人口多为集中分布于旧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龄化地区的研究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扩张引起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迁率、城市核心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阶段等对城市老龄化地区形成区域的影响[16]，但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人口老龄化空间不均衡起普遍影响作用的[27]。Golant指出，复杂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说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也都具有不尽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亚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的人口分布后发现，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设年代越久远的地区数量越多，这是由于城市居住区向郊区扩张带来大量年轻人口从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导致的[29]。在美国的研究则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增长较快地区为非都市区，但70～80年代末出现了老年人口逆向迁移，从非都市区或乡村转向城市地区，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转向郊区化迁移趋势。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分布状况随时因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影响而出现即时的变动，城市老年人集聚区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地区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个老龄化地区的发展过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迁移还是当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结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区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率是对老年人口集聚差异影响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学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产生和从外迁移来的人口都对区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30]。对此，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释是美国学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他在对美国20世纪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口的动态迁移归纳出3种老龄化地区类型：①美国在50年代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下非老年人迁出和老年人残留的非都市区老龄化的“残留集聚（accumulation）”过程；②60年代经历了郊区化趋势下退休老年人迁入郊区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迁移的郊区老龄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过程；③70年代经历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时迁入但老年人迁入比例相对较高的郊区老龄化“汇合集聚（congregation）” 过程。可见，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迁移
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老年人的迁移，因此，对老龄化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和移民长期关系研究的兴趣[32]，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对此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内部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展开。
对一国范围内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多为利用普查数据，探讨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变，如退休、丧偶、再婚、重病伤残等发生时，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行为。如对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移动的数量和比例增加，多数是由北部各州迁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阳光地带（the Sunbelt）[33]，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迁入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变为净迁出区域，原来为净迁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迁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34]。在这些老年移民中，年轻时因为工作离开故乡而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迁移称为回归迁移，同样较多的回归迁移是趋向阳光地带或者退休者地带[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或失偶而回迁，还可能因为更进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养老机构迁移，这样一个迁移周期体现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阶段的迁移模式[36]。同时国家尺度的研究出现了少量的关于老年人季节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文献，研究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后分析认为，季节性迁移的经常发生可能预示着老年人会发生居住地的迁移[37]，如果老年人经常进行季节性迁移且滞留迁移目的地时间较长，超过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时间时，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义[38]。
基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显示，这一尺度的迁移是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群一样从农村向大都市迁移，此后又从同一个都市区内部大规模稳定地迁出到非都市区[39]，同时迁入都市区、尤其是中心市区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减少，都市区成为老年人外向净迁出的区域[40]，整体呈现老年人口从都市区向非都市区扩散迁移的趋势。同样的对美国城市内部的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从城市中心CBD到郊^的离心迁移大于从郊区到CBD的向心迁移[41]。
关于老年人迁移动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老年个人属性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Walters探讨美国退休老年人群迁移影响因素并划分3种迁移类型：第一类老年迁移者具备较好的经济、身体状况，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迁往具有宜人气候和居住环境舒适的地区，属于享乐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类老年迁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经济和身体条件较差者，由于经济和居住的依赖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或是寻求成年子女照顾而选择和孩子居住，属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类老年迁移者通常是不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病者，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业的陪护和护理，因此会迁向医疗设施较好的地区，这类老年移民属于严重伤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见，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经济、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等导致老年人发生迁移行为的原因不同。
2 对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与照护
地理学者从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视角持续而深入关注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医疗、保健、照护和空间的关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学主要集中于在较小的单位区域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集合成诸如社会健康图集的文献[44]，或是绘制具有老龄化负面含义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剥夺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范围图[14]，以及大量关于老人护理的研究文献如关注于发展良好的社区护理实践模式和在这些模型后面的理论框架、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增长的社区护理对家庭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关注健康地理的演变和扩展合作，专注于把地方（place）当做一个健康老龄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任务，即空间和地方影响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径[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学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从局部或微观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在此语境下照护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内容涉及理解老年人与家及周边环境契合的状况及体验，这些空间情景的社会、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这些空间、距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给老年人的照护[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别是家）是如何和为什么对老年人口照护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环境
地理学家持续关注人类经验中环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护理的地点、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地点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重要观点[47]。随后对环境和设施的深入关注使地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了社区、城镇、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环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护理环境和医院[49]等支持或挑战老龄弱势群体[50]的方式。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老年人面对的挑战继续吸引少数地理学者的特别关注[51]。
地理学者从社会老年学角度长期关注老龄化和空间、地点之间联系及扩展[52]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环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等，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53]。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56]、封闭的退休社区[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出现了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揭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空间绑定定义[58]，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59]，Laws的研究通过追踪年龄关系的城市历史来反映代际关系与城市建设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60]，Rogerson运用GIS空间技术比较了美国15个最大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61]。
3 对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西方国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社区建设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但随着越来越增加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遭遇了“福利危机”，政府为了减轻沉重的养老负担，实施了以私营化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与官方和民间达成的将家庭及社区当作最佳养老地点的共识――“就地养老”相关的照护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国的“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和欧盟的“长期照护制度”方案等。对此，许多西方地理学者对老年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造成了卫生服务重组，导致了服务设施区位变迁，从而影响了老年人获取、使用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式[62，63]。
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护理服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服务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观点，结果显示在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老年人使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导致更大的潜在的脆弱性[64]。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影响也波及到更广泛的空间：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兰的研究揭示，长期护理提供的私营部门转向已经导致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较少的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住在农村社区[65]；Fortney 等对美国社区服务方案的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因为居于地理可达性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获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务，他们可能面临在医院或养老院接受照护的困境[66]。针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服务缺乏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很多学者强调需要为此考虑解决的策略。所有这些地理学者探讨的焦点是，要想保证服务供给分配的相对公平，该如何规划布局服务设施的区位和寻找适宜的服务提供方式。
4 对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地理学者认为，老龄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许多了解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关系的新视角，从人的层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其对空间和地方在身份、意义、满意度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与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之间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断交织发展的多层次、动态过程，从而完整理解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应。这方面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关于地方（场所）的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区变化中老年人的地理体验[52]为始，持续在微观尺度上关注老年人对各种地方（如家庭、社区、村庄、城镇、养老院等）的主观体验，多运用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回忆录等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边生活环境对其地方依赖、身份认同及身心照护等的影响[67]。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较大部分是关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体验。Rowles持续对阿巴拉契亚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探索，使用充满地方感和农村环境生活感觉的定义和概念评论老龄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详细研究芝加哥入住单人间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经验时，采用民族志传统，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争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街道危险故事”加剧了穷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会隔离[69]。Harper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和民族志材料来探索老年人与他们生活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亲属发展的相互关系[70]。Elder的研究明确指出老年个人生活中历史（时间）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地理学者以生命历程线索重要性的启迪[71]。近来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题是与家的意义相结合的研究。随着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时间增加，老年家庭逐渐变成保健和社会照护的一个站点，家居空间日益呈现复杂性质[72]。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间影响生活和经历的复杂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义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48]。此外，家居空间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地点――一方面，它使人产生舒适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惧和失落或提供脱离接触和撤离的地点[73]。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时有影响力的“精英”式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对生态学的先驱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讨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对Uvedale Price（1747-1829）――一个英国风景画作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评论年老和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够保持体力和智力活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年龄增长的[75]。Said 关于“晚期风格”的工作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晚年创造的音乐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相协调而以平静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断裂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辉煌和富有影响力[76]。
5 对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启示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从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3个基本视角[8，77]，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和政策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由之前宏观层面研究探讨老龄化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转向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进行理解和诠释，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从中观和微观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方法转向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质性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西方老龄化地理研究分阶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图1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 年60 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稹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老年学、医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预测及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养老保障和养老保险、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等领域。中国地理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78-80]、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流动迁移行为[81，82]、老年公共服务需求和老年社区建设[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环境[85，86]、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87-89]等，多为运用定性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和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来刻画宏观的老龄化空间格局，以及对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龄化较多方面，研究体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议题方面还较为薄弱，老龄化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借鉴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拓展研究视角。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偏重于区域空间视角的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老龄化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较多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城市规划等学科交叉融合而较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融合，因此地理学在面对老龄化影响地域空间的实际问题时缺乏多维度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应对。今后老龄化地理学应注重拓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视角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中汲取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2） 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围绕老龄化与空间、地方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来越趋向于注重中微观的地方与老龄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则更多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对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社区和家庭照护的现实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对老年社区建设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在地方和老龄化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加强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及心理情感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围绕老年人养老照护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规划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民族志、口述历史、传记等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国地理学研究老龄化问题仍多采用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了在描述社会空间格局演变和机制的同时深入细致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应该对质性研究、关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视，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领域内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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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和影响；战略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0-0051-05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妥善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对做好当前老龄工作具有指导作用，还可为解决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借鉴。本研究从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征入手，阐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索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切实可行的老龄工作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统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人口总数10%，或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7%，就称其为老龄化国家或老龄化地区。据此，国际上习惯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总人数7%的称为老年型人口，4%-7%称为成年型人口，4%以下称为年轻型人口。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为1.3亿，首次突破10%，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几乎都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既有与经济发达国家类似的方面，也有许多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同的特殊表现。
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65岁以上人口1041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9%，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预计到2040年人口达到最高峰值时，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3.3亿，接近于1980年全世界老年人口之和。国际老龄问题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解决好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对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按联合国统计，从1950年到90年代末，世界老人数量增长了176%，中国的老人数量增长了217%；而在本世纪未来的25年中，世界老人将增加90%，中国的老人将增加111%。某人口研究机构统计，65岁以上老人从7%增加到14%所需的时间，在法国是115年，瑞士是85年，美国是66年，英国是45年，而中国只需要25年。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将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60岁以上老人数平均每年增长4%以上，65岁以上老人数的年增长速度将超过5%。也就是说，每12至13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就要增加1亿，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总量。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少有，甚至超过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改变了世界人口老龄化格局。即过去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事情，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时间上、空间上很不平衡。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进入老年型社会时间的标准差为9.36年。东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已相继成为人口老龄化城市。上海市到2010年将增加到287.3万，占总人口的20.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市到2010年将增加到230万，占总人口的16.9%；到2025年将增加到416万，老年人口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还不突出，但这些地区的老龄人口总数不可忽视。
老年人口城乡分布不均。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因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不同，加上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的差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是城市高于农村，城市老龄化程度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初、中期比农村突出。但随着今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将可能出现农村高于城市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使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有所缓解；中老年人留在农村，则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发展差异给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水平。从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直接正向的联系，而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保障能力、国民收入水平有着较大的偏离和超前性。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世界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的发达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达到这一比例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1千美元左右。即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因此，经济的发展和年龄结构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在经济水平较低、综合国力有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就使我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遇到更多的困难和矛盾。
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迅速。国际上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时通常把80岁以上老人划为高龄老年人口。我国高龄老年人口预计到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3547万和12083万，占世界高龄人口的23.1%和31.9%。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概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这对我们老年社会保障和发展老年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长寿与低生育率是人口趋向老龄化的直接因素。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强调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而笔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由增长型向稳定型转变，有利于未来人口数量的稳定和负增长，从而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社会在经济不发达，缺乏应对准备的情况下提前来临，使得社会承载力相对不足，这是它的负面影响。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于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社会用于积累的再生产基金相对减少。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导致消费基金的不断膨胀，从而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一旦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呈现老化趋势，必然使劳动力素质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二是人口过快的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使社会负担加重。我国老年人供养系数已由1982年的12.9上升到2000年的29.4，预计2030年将达到39。这说明劳动力人口除了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进行生产劳动外，还要负担更多的老年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费用，这不仅使劳动力人口的负担日益加重，同时也加重了社会负担。三是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需求结构提出新的要求。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大，为满足庞大老年人口特殊需要的商品和生活服务及服务设施也将大幅度增加，这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作相应的调整，发展以满足老年人需要的产业和社会服务设施。而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与人口老龄化很不适应，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特殊需要。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生产生活的社会化以及个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家庭规模缩小，全国平均每个家庭人口数在建国初期一般为5人以上，1982年下降为4.41人，现在已降到3.28人。家庭结构模式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换，多代家庭显著减少，与子女分家或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同时，家庭中可照料老人的成员减少，特别是由于妇女参加工作，将难以承担照料任务，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影响到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老年人需要社会有适应老人的文化活动来丰富精神生活。老年人喜爱的大秧歌、太极拳、保健操以及老年大学等很多社区文化教育活动将会有显著的增加，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等新闻媒体将会增加适合老年人的节目和版面。社会文化变迁的主体将是老年人自身，变迁的目的是为了从心理上和生理上创造出一个更加适应老年人生活的社会氛围。但不可避免的是，一些老年人退休后无所事事，孤独、单调、缺乏创造性的生活状态仍会有相当程度的存在；社会发展和变化节奏的加快使一部分老人不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紧张家庭的生活使晚辈没有时间陪伴和照顾老人，可能会有新的难以预料的现象发生。
三、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老年人问题
人口老龄化之所以能够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口是一个生理和社会功能处于下降时期的群体，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弱势群体，当这一群体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不相适应，社会观念、保障机制和服务水平等又难以配套时，必然引发一些老年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压力日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尚未达到保障全体老年人口的水平，特别是广大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低、能力弱。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广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程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二是医疗保健问题较为突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日渐增多，医疗新技术的运用，医疗费用不断上升，对政府和家庭都是新生的负担。往往因一个老人生大病就阻碍了一个家庭的致富之路，“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三是老年人生活社会化日趋普遍。随着人口的高龄化、家庭的小型化、老年家庭的空巢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失去全方位养老的功能，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病残老人的生活照料更依赖于社会服务，老年社区服务中心、康复机构、老年公寓、托老所等需求量日增。四是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快速上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经济收入不断增加，文化层次逐步提升，必然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更高的要求。如老年文化活动、老年大学、老年旅游、老年网站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青睐。如何满足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五是老年人社会参与度不断增强。随着老年人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保健意识和保健能力的增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体现生命价值的愿望愈加强烈。庞大的老年群体蕴藏着巨大的人才能量，应加以充分开发利用。
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对策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引发的老年人问题，必须立足实际，放眼长远，趋利避害，及时研究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以实现老龄化不利影响的最小化和老年人价值的最大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断增强经济承载能力。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切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经济发展，壮大经济实力。统计和预测表明，在2020年以前，我国人口的总供养系数在60%以内(相当于发达国家1995年的总供养系数)，是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这个时期少儿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在上升，总供养比尚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劳动力也相对年轻，劳动力资源充足，每年净增劳动人口达600万左右，是加快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不断增加积累，为应对老龄高峰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适当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自70年代以来，我国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0‰以下，妇女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在21世纪前20至30年，人口的净增值仍然会居高不下。这期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将超过9亿，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因此，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我们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重要任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使我国的人口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一是制定人口发展规划要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和压力。二是对城市和农村应有不同的计划生育要求。鉴于农村人口增长的比例和社会控制难度较大的现状，农村的人口政策应该在一个较长时期维持不变；城市的人口政策可在一段时期后作些调整，比如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第二胎等。三是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推动我国人口由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的转变。
加快完善符合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保障老有所养是老龄化社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要求各国政府根据向所有老年人都提供保险的原则，建立或制定社会保险制度，强调养老保险应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同时应努力实现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为养老计划提供资金时要慎重考虑，既要确保这些计划的实现，也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这些要求对于我国建立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既能保障老年人经济生活需要又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我们实现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助老服务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由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组成，国家基本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保险费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宜采用现收现会与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模式，即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建立个人帐户储存积累基金，为21世纪老龄化高峰期的退休人员剧增做准备。农村养老保险以家庭保障为主，目前要充分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政府对有养老任务的子女给予适当的资助和优惠。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在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商业保险和社会互助保险，满足部分群众对养老的特殊需要。
建立切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因此，要用发展的观点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坚持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近年来，江苏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举办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养老院，并设立了养老爱老救助基金，对解决老龄化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以及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一方面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增多，另一方面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资源在逐渐减少，需要通过发展社区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这几年，江苏各地加快了社区利民服务网点建设，但社区服务发展缺乏宏观政策的指导，缺乏管理人才和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服务项目少，工作不规范。下一步，要把发展社区服务纳入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以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目标，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建设。硬件建设项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物业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队伍建设，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
积极推进老年立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解决老年人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推进我国的老龄事业。我国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有关老年工作的法制建设仍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很多涉老民事纠纷时，缺乏专项法律法规依据。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应尽快制定养老法、医疗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区服务法、老年人住宅法和老年福利法等。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涉及老年人的法律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弘扬中华民族的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认真搞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国家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相协调和“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工作方针，这是我国近期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应该坚持的基本方针。近20年来，我国老龄事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创造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特有模式。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老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必须制定和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老龄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要千方百计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必要的条件，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建立多元化的老龄事业投资机制，加大对老龄事业的投入，并按一定的比例提取老龄事业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集中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个人和外商投资老龄事业。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 互助养老 养老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4（c）-0211-03
1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互助养老模式的产生背景
1.1 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问题日益严峻
当前，中国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比为8.87%。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反映的数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上升1.91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化进程和老年化社会进程的加快，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影响日益明显，老年人远离子女或是丧偶，长期独处、生活单调，特别是身体不便、生病住院等无人照顾现象日益严重。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日益加剧，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帮助他们幸福安康第度过晚年，不仅仅是我国现阶段面对老龄化社会进程的阶段性目标，也是社会与政府所应考虑和解决的长期性问题。
1.2 传统养老服务模式存在弊端
传统养老模式是指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或者社会力量，解决无人照料等生活问题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1]一直是作为我国传统养老的依托，能够有效地缓解老龄化社会所产生的“空巢”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老龄化问题的严峻，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现实变化，并且与老年人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
家庭养老模式在我国源远流长，起源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孝”文化及相应的家庭赡养义务，是基于血缘与亲缘而产生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家庭结构的变革，传统的家庭养老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弱。与家庭独生子女为主的情况相对，越碓蕉嗟哪昵崛宋生计和发展而远离家乡和父母在外地工作生活，并且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竞争压力，子女已经难以像传统社会那样在家履行赡养父母的赡养义务。同时，由于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不同，或者子女的赡养意识薄弱，婆媳矛盾等容易造成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增加，如果老年人追随子女到异地生活，不仅会增加子女的家庭负担，而且会增加老年人的孤独感。
作为现代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流砥柱的机构养老模式，可以充分整合资源，利用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优势，是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是老年人赡养义务从家庭到社会职能的转移[1]。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养老需求的日益多样化，机构养老同样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养老机构的高投入、低产出问题日益严重[2]，政府难以投入大量经费来建设足够的养老院所；二是官办的管理机制和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较差，往往难以满足老年人不断提高的养老服务需求；三是“养儿防老”传统家庭观念的根深蒂固，一些老年人认为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孝才会去养老机构，依托机构养老肯能会影响其他人对子女的看法以及影响家庭的和谐；四是资源的分配不平衡，许多养老机构的在收费标准上并不是特别惠民，这就阻挡了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和老人难以承担高额的养老费用支出。
传统养老模式存在的弊端促使社会对于老年群体的关注从单纯解决居住和生活问题的病态观念向注重老年人身心健康，重视老年人情感、交往等需的观念转变，由此催生了互助养老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2 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以河北肥乡县和青岛四方区为例
互助养老是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和解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基于信赖和互助友爱的原则，通过建立一个熟人网形成老年人互助养老的支撑，在基层社区形成老年人自我管理和服务的新型养老模式。近年来，河北肥乡县在农村和青岛市在城市对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就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1 河北肥乡县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探索
2008年以来，河北省肥乡县互助幸福院为缓解农村老龄化和空巢化问题而探索实行的一种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3]。该互助幸福院是由村集体主办运营，政府和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管理培训，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老人们自愿居住，真正实现自助、互助养老。幸福院是由原先闲置的学校改建而成的，设有丰富的娱乐设施和生活用品，但不设专门管理和护理陪护人员，诸如做饭、照料服务等日常服务由入住幸福院的老人们提供，彼此之间相互照应、相互照顾，依靠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来应对老年生活[4]。
这种“抱团式”的互补养老方式，特别有助于满足老人们的精神需求，在熟悉的环境中与同龄人一起交流，培养了兴趣爱好，增加彼此的幸福感。这种“离家不离村”的养老方式，有效地降低了政府和社会对养老服务的财政支出，也缓解了子女照顾老人的担负。
2.2 青岛市四方区城市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探索
城市互助养老模式主要有结对组圈式互助养老、据点活动式互助养老、时间银行式互助养老三种新型模式。青岛市互助养老模式是典型的据点活动式互助养老。
青岛市市北区属于青岛市的工业基地，人口居住密集，且企业的退休人员多，青岛市把握这一区域特点，探索出互助养老的新模式。具体做法是：凡老年人家中房子在三楼以下，活动面积在15平米以上，可持续活动半年以上的均可申请设立养老互助点。通过政府搭建一个平台，由老年居民自己提供活动据点，老年人自愿结合，互助牵手，解决了退休老人和孤寡老人心理空虚和情感孤独的问题。互助点的工作主要有：一是定期开展文化活动，鼓励老人们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社会劳动，让老人们通过参与社会实现自身的价值，提高自己的认同感；二是政府安排居家养老护理员定期对互助点进行走访与监督，在老人实现自主互助养老的同时，政府的这一举措可以有效保证老人具体生活问题的有效解决；三是鼓励具有书法、舞蹈等特长的老人参与互助养老，丰富养老活动；四是通过推广异地养老、旅游养老形式，组织互助点的老人开展“百名老人游大连、百名老人海上观光”等，帮助老人们走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丰富生活内容。
为了加强对互助点的管理，规范互助点的运作，青岛市市北区制定颁发了《关于开展互助养老工作的通知》《互助养老管理制度》《互助养老公约》和《青岛市关于进一步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等制度规范，明确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责，将互助养老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2.3 互助养老模式的优势与问题
根据上述两个案例对于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和经验，可以发现，这种互助养老模式淡化了血缘话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强化了邻里、朋友等地缘和情感的关系，与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一，通过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帮助老年人获取资源，同时节约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整合城乡养老资源，提高养老的社会效率。
第二，通过与同龄老人的交往交流，丰富老年人的休闲生活和精神世界，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解决长期独处、生活单调孤单等老年人最烦忧的问题，也减少家庭的矛盾和摩擦。
第三，通过互助行为赋予老年人以新的角色，在互帮互助、彼此照顾中让老年人感受到自身生命的价值，增强了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5]。
但是，应该看到，上述两地探索的互助养老模式在规模、质量和养老服务方面的内容相对有限，许多老年人更急迫的疾病治疗、临终照顾等棘手问题都尚未有好的解决办法，而且随着老龄化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互助养老模式在发展中仍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互助养老模式的法律领域存在盲区。我国养老产业相关领域法律法规设置并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实施细则和国家宏观政策，上位法只有199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互助养老服务的领域更是存在盲区，法律缺失可能会导致问题发生时责任主体不明确；其次由于互助养老模式是由民间自发形成并运作，具体形式多样、数量庞大，疏于统一管理，不利于制定统一制度与标准，且由于地区差异和资源分配不均，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民间资本无法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
第二，互助养老模式大多集中于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中实现有一定难度。互助养老模式强调熟悉环境对老年人的影响，基于老年人渴望交流、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而形成的，大多以社区为单位整合本地资源，促进同社区老人进行互助养老。熟人社会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和熟悉感，相互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较广泛，能够帮助互助行为更好地达成；而陌生人社会中人们自身潜在的的心理抗拒和困惑，他们的交流只能停留在最简单的交流问候层面，很难触及精神需求领域，很难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助。
第三，社会保障覆盖面低，互助养老仍面临资金难题。互助养老虽然是由政府提供财政资助，且为老人们提供水电等基本的设施供老人们免费使用，但基本的经济保障依然是老人们实现互助行为的基础。目前一些地区老人们缺乏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低，本就无法实现自我生活，对互助养老模式也必定存在怀疑，增加他们的后顾之忧。且若发生疾病、意外事故等，又会加重老年人的生活困难。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问题，从本质上增加老人群体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增加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是重中之重。
3 促进我国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对策
3.1 构建完善互助养老模式的支持体系
我国的互助养老模式是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加剧，老年人群构成趋于复杂化，作为固有的养老服务体系的补充而逐渐形成与完善的。互助养老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它的发展需要全方位支持体系的完善――以民间自发养老资源为主体，政府政策引导与保障，企业及社会组织提供资源支持，同时集中社会志愿力量。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多重力量，才能实现对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真正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3.2 完善养老服务法律体系，促进互助养老模式制度化规范化
在国家层面增强对养老服务的立法，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适应时展的要求，完善养老服务法律法规的体系建设；同时在地方各级政府层面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福利政策、规章和制度标准，从政策规划、服务指导、管理培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扶持，为互助养老体系提供“基座”保障。弥补互助养老模式在法律上的空白，同时健全监管机制，推动互助养老模式制度化规范化。
3.3 加强交流，由近及远横向发展互助养老模式
发挥基层政府和社区的作用，积极搭建平台，为互助养老模式的构建提供支持与建设，宣传推广互助养老模式，呼吁家庭和老人积极参与适应，同时加强社区或邻里之间的交流，组织活动为老人们提供交流；同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根据老年人具体情况为老年人提供形式多样的养老服务模式，由远及近横向推进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3.4 加快构建均等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要使老年人实现真正的自助与互助，首先要保障老年人拥有一个具有保障性的经济环境和医疗保障环境，加快推进社会养老保险，逐步实现全民化；在农村和城市社区完善医疗机构和其他养老服务机构，提高基本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养老服务的社会环境，减少老人和子女对于互助养老的后顾之忧[4]。
3.5 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支持互助养老
企业和一些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的集中拥有者，这些主体的广泛参与可以帮助大部分养老资源的重组和有效利用，帮助公共服务的实现，同时帮助老人获取资源和利益，更好地实现自身的自助和彼此间互助。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为相关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支持，吸引、鼓励企业到本地区投资，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到互助养老模式的建设中来。
总之，互助养老模式作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部分，融合了传统养老模式和现代养老模式的特征，照顾到老年群体身体和心理等多重方面的需求，整合社会资源同时又节约成本，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挑战的一种有益模式。尽管当前探索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但政府应该积极更新观念，总结各地实践经验，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和资金支持体系，促进互助养老模式有序发展，为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社会目标提供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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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年轻人数量减少，同时，年长人数量增加而出现老年人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基本上是将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者将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作为某地区或某国家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国老龄化发展快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透露：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图1显示了1982年到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化人口的增长状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自1982年到2011年，我国老龄化态势发展迅速。例如，在1982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4991万人、4.9%，在2002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9377万人、7.3%，然而，在2011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12288万人、9.1%。在30年间，增长率约为146.20%，平均增长率约为4.873%，很明显，我国老龄总人口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一、农村与城市老龄化人口现状对比
首先，从老龄人口数量上看，在各个年龄段中，农村老龄人口比城市老龄人口多。例如，在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80-84岁、85-89岁、90-94岁和95-99岁时，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分别为3309758人和1491823人、2365669人和1017491人、1851058人和868098人、1355747人和621766人、771285人和333147人、326641人和133128人、87601和36178人、18110人和7950人，农村老龄人口约为城市的2.2倍、2.36倍、2.13倍、2.18倍、2.32倍、2.45倍、2.42倍和2、28倍。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看，在各个年龄段中，总体来说，农村老龄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城市老龄人口比例。例如，70-74岁，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为18.35%和17.92%；85-89岁间，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为3.24%和2.95%。
二、农村与城市居民不同来源的收入对比
说明：劳动收入为居民劳动所得，养老金为离退休养老金，保险金为失业保险金，保障金为最低生活保障金，财产收入为财产性收入，家庭供养为家庭其他成员给予的资助。）
从图3可以得出：1.农村和城市老龄人口的劳动收入分别为4154038元、298361元，农村约为城市的14倍；2.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离退休养老金分别为463789元、2990182元，城市为农村的6.5倍；3.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分别为452284元、105310元，农村约为城市的4.3倍；4.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分别为18879元、30788元，农村约为城市的0.613倍；5.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从其他家庭成员获得的收入分别为4816425元、1011831元，农村约为城市的4.76倍。虽然农村老龄人口的总收入现状比城市的好，但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各地区农村社保体系建设的差异性以及经济全球化冲击等条件，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的收入潜力下降，所以，为加快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探索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
三、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措施
在老龄化背景下，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经济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各地区生活水平、农村老龄化人口的身体素质、农村社保体系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农村老龄化人口从其他家庭成员获得收入的持续性、环境风险和物价风险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等。针对以上的问题，可能的解决措施有：
1、加大制定与出台差异化的政策与措施。我国相关部门应依据不同地区农村老龄化现状，科学与合理的给农村社保体系建设强大的资金支持，并对农村社保体系建设情况进行定期审查、评估与修正，切实的将国家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优化支农政策体系，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此外，加强对建设和执行农村社保体系的相关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与教育是非常必要的。2、为地方金融机构提供优待政策，扩大地方投融资的范围。建立和培育多层次、多元化与综合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调整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向，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地方金融机构对农业支持的覆盖面。我国政府应当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加快自身改革和创新，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农民提供更广阔的融资渠道。3、加大对趋于老龄化和老龄化的农村居民进行相关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建立农民就业和社会需求相衔接的体制与机制。加快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重视示范效应和改善农村生产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建立与完善农村与市场互动的信息服务体系网络，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步伐。4、加强农业保险的预防体制在农业收入方面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当积极的倡导和鼓励农民给自己的农作物买保险，当损失发生后，政府可以给已经买保的农户和保险机构一定程度的补贴。5、当地政府适时的、适当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储蓄投资于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应将融资合理的投资于当地的实体经济。另外，一方面，政府可以建立农产品期权与农业风险基金帮助农民多渠道的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农村老龄人将农忙过后的时间投入到当地民俗文化传播和民俗工艺品制作中去。例如，在农村建立手工艺品制作小团体，然后，定期集中收购与销售，这样，老人们可以通过闲暇获取一些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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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障 问题 对策
1 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我们通常按照国际标准来界定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就可以定义为老龄化国家。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中国的60岁以上的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13.9%，而65岁以上人口高达1.19亿，占人口总数的8.9%。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判断，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相关学者预测，在未来的50年内，我国的老龄人口将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按这个速度计算，我国在未来的20年内将会变成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来看，表现出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绝对数大，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快，老龄化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等一系列特点。
2.1 老龄化速度和进程加快
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型”。1996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接近国际老年化标准。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国际标准线7%。此后，我国老龄人口比重开始越过国际标准线，并以递进速度上升。2010年，我国的老龄人口比重达到8.9%，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我国近十年来的老龄化进程速度可以知道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越来越趋向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和进程也越来越快。
2.2 老年人口绝对数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增长速度快
根据2010年开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达到88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7%，60岁以上人口达1423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1.3%。而201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达到1189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8.9%，60岁以上人口共1851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3.9%。由此可知，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近2%，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近3%。这说明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很大，老年人口比重很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数量也在增长。
2.3 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发展不适应
西方发达国家在迈入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保证社会福利和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因此人们的生育率会有所下降，再加之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的大大降低，人口寿命的延长，最终导致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从这个分析流程可知，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是成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生育率被迫下降，因此导致了我国在国家财力尚未非常强大的时候就面临老龄人口比重过高的威胁。世界上已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人均GDP基本都大于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在进入老年化国家时仅达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尚缺乏应付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实力。
3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层面的，有个体、群体上，有政策、制度上的。但是，其中最主要最直接加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两个重大原因是：一是我国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直接导致我国的生育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再加之国家医疗设备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提升，人们更加注重健康养生，人们的寿命也在延长。这直接提高了我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年轻人口比重不断减少和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提高，最终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飞速发展，老龄化趋势越演越烈。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4.1 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相对提升出生率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上个世纪就开始贯彻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期以来，我国的出生率相对其他国家较低，这影响了人口结构比重的划分，导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因此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老龄化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了减轻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减缓老龄化的速度，国家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必要将人口老龄化放在全局角度进行思考，兼顾好老龄化问题与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从人口长期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老龄化与生育政策的关系。
4.2 区别对待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大量的农村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老人小孩留守农村，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大大高于城镇比重。但是，目前我国老龄化的主要保障政策是针对城市居民，城乡之间的老年人所获得的养老保障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必须区分好城市和农村的老龄化问题的差异，区别对待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找解决城乡老龄化问题的方法手段。全局出发，制订国家人口老龄化战略，全面分析、评估和预测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相关问题，分步骤，分重点解决老龄化问题。
4.3 建立社会范围内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
建立“老人自立为主，社区服务为辅”的社会养老新格局，调整和改善养老机构的功能和布局，逐步完善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在老年人出现自理能力缺陷时可寻求养老机构帮助。这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扩大养老功能机构的分散范围，将其分散化、小型化，布局于各社区周围，实现老年人的就近养老，对经营性的养老机构进行规范化，使其在政府的管制下，有组织有纪律地向老人提供各种个。二是要建立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政府以政策支持、资源调动、宣传倡导及监督监管等方式参与养老福利事业，将养老服务推向社会，实现政府“管大放小、管少放多”的宏观管理体制。
4.4 积极开发利用老人人力资源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越来越有限，这也就引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议题。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主要有两个思路：提高退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和直接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另外，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开展志愿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养老服务，将老年人力资源转化为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也是应付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
总之，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全民性的工程，必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各部门和群众达成一致目标，共同行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尽快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局性战略，逐步形成多层次的老龄政策体系，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支持体系，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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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14008
中国自1999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目前老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4.3%，且老龄化步伐正在不断加快。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为了解重庆市老龄化现状，把脉重庆市老龄化发展趋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推动重庆朝“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方向发展，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并于2012年3-8月期间，对重庆市各地老龄化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走访了大渡口区、渝北区、涪陵区、綦江区及市老年大学，召开了5次座谈会。同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课题组制作了封闭式问卷，根据重庆市的现状，随机抽取了5个区县，每个区县发放100～200份问卷，并在选择被调查者时尽量平衡城乡分布。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23份，回收有效问卷701份，有效回收率85.2%。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
一、重庆人口老龄化现状、特点及趋势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定义
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总人口中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二）重庆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1.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且发展迅速
截至2011年，重庆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560.13万，老年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7.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3.5%，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6位，居西部第1，直辖市之首。据预测，2015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637万人，问题尤其突出。
表1 重庆老龄化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从2008年到2011年，短短三年的时间，重庆市的老年人口从465万增加到560.13万，足足增加了95.13万，这样的老年化发展速度在全国也排在前面。市老龄委介绍，重庆市进入老龄门槛的人，每年至少净增10万左右。到2036年，重庆市将出现900万老人，届时4个重庆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2036年，将是重庆人口老龄化的最高峰值年，全市老年人口将突破900万，占总人口的25%以上。
2.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边备边老”形势严峻
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约在1990年左右），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约在2000年，当年人均GDP为860美元。而重庆市1994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当年全市人均GDP仅为471美元，工业化水平非常低，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时至今日，尽管重庆市人均GDP已经在2011年突破5 000美元大关，但重庆市在中国仍然属于初等发达地区，现代化水平还相当低。
3.老年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
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结构、收入结构、家庭结构、城乡分布等几个方面。重庆市老年人口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高龄化程度明显。如图1所示，在重庆市老年人口中，70～79岁年龄段人数占29.4%，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23.0%。表明重庆市的老龄化将会持续增长，且高龄老人的比重逐步升高。
其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女性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重庆市老龄人口呈现出严重的性别比失衡，本次调查数据如图2所示，重庆市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2%，而女性比例为54.8%，女性人口比例明显高出男性比例。
其三，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如图3所示，老年人口中文盲占16.8%，小学文凭占35.2%，初中文凭人数比例为22.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共约占74.0%；而中专和高中分别只占8.0%和6.4%，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1.6%。可以看出，老年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其四，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相关数据显示，重庆市农村老年人口317.13万，比城镇多74.94万。这是由于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导致了农村的空巢化、常住人口的高龄化，空巢老人已成为农村常住居民的主体。而相关研究指出，城乡倒置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保障、医疗卫生、生产建设、精神抚慰等各方面需求将暴增。加大农村老年协会建设，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养老模式，增强老年人抗风险能力，将是未来中国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4.老年人收入来源单一，基本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
调查中，57.3%的老人表示自己有固定收入，79.9%的老人表示收入能够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深入分析发现，老年人的收入来源结构较为单一，如图4所示。
半数以上的老年人依靠离退休金生活，20.7%的老年人靠家庭养老，13.4%的老年人靠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或优抚金生活，这三种收入来源是老年人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
老年人收入来源的城乡分布分析显示，城市老人中有固定来源收入者
占88.2%，而农村的比例仅为19.2%。收入来源结构的城乡分析显示，城市老年人收入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约占83.5%，而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子女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或优抚金以及劳动收入三项，约占农村老人总收入的83.3%。农村老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参与劳动的程度以及对最低生活保障的依赖程度高于城市老人，说明重庆市老年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城乡收入差距，老年人的两级分化非常明显。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经济来源的城乡对比
（三）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水平目前为17.25%，比全国高出3.5个百分点；根据有关部门专家预测，重庆市人口老龄化2015年将超过20%，2031年达到30%以上并趋于基本稳定，21世纪中叶将成为重度的人口老龄化区域。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将与高龄化并驾齐驱。至2050年期间，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从现在的560.13万人增加到1 084万人，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从128万人增加到271万人。重庆市被抚养（赡养）对象的主体将由以少年儿童为主转变为以老年人为主，2009年后老年人逐步多于少年儿童。2005年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为6.2∶1，2020年降为4.0∶1，2050年只有2.0∶1。
二、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分析
（一）物质基础逐步增强
重庆直辖以后，迎来了加速发展期。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11 459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 191美元，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2.8%和16%。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养老水平也不断提升。城乡养老、医疗保险提前实现全覆盖，五大保险全部实现市级统筹。2012年中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约为1 650元，同期重庆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为1 796元，排全国第14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保障了130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扩大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及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建立，都是重庆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医疗保健水平提高
近年来，中国逐步建成世界最大医保体系。重庆市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医保体系也逐步得以完善。2000年到2008年，全市共投入13.5亿元对市级医院进行扩建；投资30亿元对急救中心等十大公共医疗卫生项目进行扩建，新增病床3 000张。除此之外，还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投入21亿元，逐步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便了居民就近就医，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群众治病更便宜。
2012年，重庆市出台了“十二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加快健全全民基本医保体系的目标。在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公共服务蓝皮书》中，重庆医疗卫生满意度总分为68.36分，居全国第一，说明重庆市的医疗条件、医护水平大大改善。1999年重庆市人均预期寿命71.7岁，2010年男性提升到78.97岁，增加了7岁多。
（三）政策措施扎实有效
“老有所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政府和社会齐抓共管。 为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压力，鼓励社会养老机构兴建养老设施，重庆市于2012年出台财政激励措施，社会养老机构新增床位最高可获20万元财政补贴。同时，自2012年起，新建和扩建社会办养老机构增加床位100张以上、符合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和养老机构建设标准的，重庆市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4 000元的建设补贴，每个机构最高补贴不超过500张床位。同时，对租用房屋兴办的社会办养老机构，增加床位50张以上、房屋租期5年以上（含5年），重庆市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1 000元的建设补贴，每个机构最高补贴不超过200张床位。此项财政补贴资金在养老机构建成投入使用且入住率达到50%后，经核准一次性拨付。
2012年通过的《重庆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重庆市将来一段时间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包括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加强老年医疗卫生保健、建立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强化敬老优待和权益保障、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创新老年社会管理、建设老年家庭和宜居环境、培育发展老龄产业等。
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重庆老龄事业的健康发展。2009年以来，全市新建、改建了一批敬老院，五保供养床位达到6.4万张，集中供养能力达到40%。部分地区的“银发经济”初现雏形，比如歌乐山镇的生态养老产业，50多家农家乐转型为老年公寓，接纳3 000多名老年人在此养老。
（四）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近10年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庆市逐年加大投入，10年累计投入超过1 500亿元，用于推进企业环保搬迁、关闭采石场、实施清洁能源改造、加强垃圾和污水设施建设、整治水环境等关键工程。重庆环境整治取得的成效，得到国家环保部和社会各界的肯定。目前，重庆已成功通过了国家环保部创模专家组验收，成为首个省级单位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市民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率超过了95%，环保投诉处置满意率达到96%。
随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重庆市整体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达到41%，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7.6%，主城创建成为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和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3%。2012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40天。
生态环境的改善，为老年人创建了良好的养老条件，改善了老年人的生存空间，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五）社会关爱不断加大
关心关怀老年人，是全社会的事情。重庆市在关怀老年人方面工作扎实，除了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外，对年满70岁的老人，每月有10元的额外补贴，对年满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各地都有相应的高龄补贴，补贴标准从300元到3 600元不等。
城市生活中，处处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和优待。截至2012年，全市为170万名老年人办理了敬老优待证，老年人乘坐免费公交路线457条，免费公园396个，免普通挂号费医疗机构540个，为老年人的生活、出行和就医提供了方便。
三、应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和标致，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重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人口老龄化状态。我们应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紧迫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老龄观念，以积极的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对措施不仅要着眼于现状，更需要放眼于未来，因为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事关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远景规划
以“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为指导思想，在重庆试点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的公共管理平台。通过公共管理平台的构建，希望能够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改变涉老政策碎片化管理的现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建立综合性为老服务网络。
各种数据表明，中国社会即使不会永远处于老龄化社会，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处于老龄化社会，很难再回到以前的年轻化社会。而我们以前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都是按照过去年轻化社会状态
进行安排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一直沿袭。老龄化并不是一个短期的挑战，而是我们必须长期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形态，所以需要重组公共政策体系，改变既有的社会观念，理清社会的管理体制，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的公共管理平台。而这个公共管理平台包括制度、经济、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的统筹综合管理。
管理平台应包括三大组成部分：一个管理中心，即老龄化社会中政策的制订者；一套管理机制，即管理的运行机制；一系列管理的事务，即在老龄化社会中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具体结构如图5所示。
图5 老龄化社会公共管理平台
1.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首先要对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责权进行界限划分，明确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责任，有所为有所不为。并要进一步对政府的管理职能进行整合，因为目前政府对老年工作管理涉及多个职能部门，
需要把多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整合到一个管理平台，建立统一的管理中心，通过政策的制订及法律法规的完善，依法管理，并兼顾效率与公平。
2.管理机制
管理机制主要指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理。老龄化是一种生命现象，它并不是问题，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不需要过于强调其负面影响。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管理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3.管理事务
老龄化社会公共管理平台涉及的管理事务包括：经济发展的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社会文化的弘扬等。在各个方面产生的社会问题通过管理平台反馈到管理中心，由管理中心通过一定的机制作出反应，并综合协调，合理配置资源，提出应对措施，颁布相关的政策及法律法规，从而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二）近期目标
上述综合性的公共管理平台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所作出的一个远景规划，平台的建设需要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但从现阶段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重庆市人口老龄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老龄化程度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6位，居西部第1。（2）经济发展的速度落后于老龄化的速度。（3）高龄化程度明显，70～79岁年龄段人数占29.4%，而8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23.0%。（4）老年女性比例为54.8%，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比例。（5）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6）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7）老年人收入来源单一。
面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专家访谈等各种方式，并借鉴发达地区及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应对措施。
1.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吸引“人口回流”，稀释人口老龄化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居西部第1，全国第6。除了人口因素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受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发生的人口由“西”向“东”的大迁徙，即由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而重庆属于西部重镇，在过去的20年间为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提供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也是造成重庆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问题上，可探索运用人口迁徙的机制，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吸引人口向西部流动。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发展西部中小城镇，统筹规划新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等，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从而吸引“人口回流”[1]，通过“人口回流”来“稀释”人口老龄化。
2.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经济，提供养老资金保障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服务性产业。重庆市的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生产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出来的新兴产业，在企业生产的上中下游诸环节中发挥辅助作用。环境和资源的外在约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使得现代服务业成为各地区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如运输、仓储、信息咨询、会计事务服务、管理咨询、通信服务、技术鉴定服务等都属于生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保障，是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选择。目前中国正处于中、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逐步向西部转移的历史时期，借此契机，大力发展生产业，承接服务业外包产业，加速引进新技术和投资资金进入广大内陆地区，既能逐步改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有利于本地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在重庆市集聚起新的生产力。更重要的一点，借助于生产服务性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建立长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为人口老龄化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而服务性产业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特别是其中有很多岗位对于具有一定知识技术背景的老年人来说能够继续发挥余热，如信息咨询、会计事务、技术鉴定等，能够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更可以缓解劳动力资源不足、养老资金紧张等问题[2]。
第二，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着力开发老年用品产品。第二次产业的发展方向是第一次产业的再加工。针对老年人的消费特点，可生产具有高营养、易消化和补充人体正常需要的特殊食品；兴建适合老年需要的公寓式住宅，特别是医疗、卫生、保健相配套的住宅小区；老年出行需要的拐杖、轮椅，老花镜、助听器等特殊需要产品的生产；满足老年健身、体育及文化、娱乐等产品的生产；轻便、耐用、质高价廉的老年旅游用品的生产等。
第三，加大老年服务性产业的市场化运作。重庆肩负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历史重任，处于工业化中前期，碳减排压力巨大，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策略上应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加快低碳服务业的发展。老年服务性产业多属第三产业中的低碳服务业[3]。从消费的角度看，老龄化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产生超强需求：金融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心理咨询等必须加强；文化性、娱乐性消费行业要尽快发展，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向上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场所（商业性的），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些行政性的老干部（或老年人）活动中心；扩大老年照料、护理业等劳务消费的比重，加强社会服务行业使家务劳动尤其是老年家庭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让第三产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真正成为产业，而不是事业单位。通过加大市场化运作的力度，也才能让老年服务性产业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不仅为老年人解决确实之需，也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因之一[4]。
3.建立长效的志愿者服务体系
重庆市老年人口中高龄化程度明显，高龄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在生活上给予更多的照顾和照料，由此对照护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老龄化社会中本身劳动力资源不足，特别是对于养老服务体系的中的服务人员更是缺乏。解决这一供需矛盾，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一帮一”老年志愿服务队伍。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建立，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已开始尝试。通过各地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一帮一”的形式，即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即解决了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也让老年人充分感受到老有所为，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弘扬了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建立，在操作层面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完善老年志愿服务的管理模式；二是加强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技能培训。
第二，建立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队伍。作为社会志愿服务的主力军，大学生在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大学生在为老志愿服务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大学生服务提供的可持续特点，建立长效的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能够有效解决养老服务体系中服务人员短缺问题。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志愿活动效益评价机制。为了能够客观地评估社区服务的性质和效率，有必要进行服务项目的成本核算；二是志愿者利益保障机制。如可探索实行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制度，创新对为老志愿服务的激励机制。也更能够保证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的长效性和可持续性；三是加强为老服务的技能培训，提高为老服务的效率和效果。探索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导入家庭生活技能的基本培训，提高大学生的自我生活能力及帮助他人的能力。
4.探索建立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女性老年群体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由此造成老年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调，这种现象在重庆较为突出。重庆市老年人口男性占45.2%，而女性比例为54.8%，女性人口比例明显高出男性比例。而女性老年群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长期处于弱势，一方面由于女性在家庭和职业的选择上对家庭投入更大的精力，另一方面由于在职业待遇上受到不同程度性别歧视，导致女性群体的工资收入水平低于男性群体，由此影响其养老金收入水平。寿命长，但养老金收入水平却偏低，会降低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生活质量，因此需要探索建立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制度。
在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中都有遗属津贴这一项目，以保障一个家庭中主要劳动力（主要指男性）去世后，其他成员（主要指女性及其子女）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中国遗属基本生活保障始终停留在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层面，从目前人口老龄化特点看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女性老年群体的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设上可探讨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保障制度，体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确保性别平等，保障家庭稳定。
5.慎提延长退休年龄
针对老龄化社会中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但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基础是建立在延长仍具有劳动能力（其中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老年群体的退休年龄。如果所延长的那部分老年群体到了退休年龄已基本不具备劳动能力了，那么延长退休年龄对于增加劳动力资源将是个伪命题[5]。
从重庆市人口老龄化情况调查中可以看到，重庆市老年人口特点是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老年人口中文盲占16.8%，小学文凭占35.2%，初中文凭人数比例为22.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
占74.0%；而中专和高中分别只占8.0%和6.4%，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1.6%。如果从现在开始就在重庆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那么这部分老年人将无法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脑力劳动，若从事体力劳动也无法和青壮劳动力竞争，因此，在现阶段提出延长退休年龄需谨慎。
当然，国际上面对劳动资源不足及养老金压力问题，通常通过延长退休年龄予以解决，而且国外退休年龄通常也比中国大，大部分发达国际都达到65岁，但这都是建立在已普及了高等教育的基础之上，且身体素质状况比中国人强。因此现阶段在重庆到底应不应该延长退休年龄？在什么时候才适合实行？或者怎么实行？这些问题还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在政策的制订上需谨慎。
6.加大老年继续教育力度
不管是从解决劳动力资源不足的角度还是从老有所为的角度，加大老年继续教育的力度都显得尤为重要。可以探索将老年大学改为老年人再教育、再培训、终生教育机构。目前的老年大学主要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让他们快快乐乐琴棋书画，如果让老年人继续发挥他的作用，经过几年再教育、再培训，学电脑、学IT技术和其他技能，通过这种办法使之能够再就业，能够继续
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加强老年继续教育的力度，提高老年劳动力资源的价值，这应该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前提。
同时，也应该大力发展社区继续教育，开办社区大学，提供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不仅为老年人，也为更多的居家妇女及社会青年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
劳动资源不足问题。
7.发展现代家庭农业
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这不仅是重庆市老龄化社会的现状，也是全国的现状。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其中涉及经济问题及社会服务等各种问题。
在乡务农的中老年人在城市就业没有优势，但是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比如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却能够发挥自身优势。有专家做过相关调研，资本农场在种植粮食方面敌不过家庭农场，因此制订发展现代农业相关政策时，需鼓励发展现代家庭农业，而不能鼓励更不能支持资本下乡。通过发展现代家庭农业，让“回流”农民工能够以小农经营获取经济收入，完成养老生活。这种回乡生活对他们来说不仅生活成本低，而且更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也有利他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发展现代家庭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也能够吸引第一代农民工“回流”，这批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四五十岁，回乡后除了可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也能够解决农村空巢老人无人照料的问题，再通过进一步加强农村老年人的继续教育培训，包括农业知识技能、现代家庭生活知识技能、科技信息化知识技能等，让他们掌握更多现代化知识，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6]。参考文献：
[1]刘云刚.中国地方城市的人口回流与振兴战略[C]//地理学核心问题与主线――中国地理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建所五十年庆典论文摘要集，2011.
[2]彭湘君，孙志军，王玲.产业转移背景下重庆市生产业发展策略选择[J].技术经济，2012，31（11）：1-2.
[3]陈英.重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思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7（4）：33-40.
[4]王立勋.北京市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1.
[5]王纯.延长退休年龄 应对人口老龄化[J].科技咨询导报，2010（17）：227-229.
[6]宋金文.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养老的社会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LU Xia，ZHANG Heng，CHENG Xingyuan
（School of Social Affairs， Chongqing City Management College， Chongqing 400030， P. R. China）
Abstract：
【Key words】Ageing populatio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of the aged； Secure old age
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课题：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老年人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在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预测2050年将突破4亿，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1.2%，[1]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同步，我国已经进入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社会阶段。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存款一直保持低利率，造成居民储蓄负利率，对以储蓄为主的老年人影响最大。“老有所养”是每个老年人对退休后生活的最基本要求，面对收入减少和养老费用的逐年增加的双重压力，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
1 老年人理财的基本原则
1.1 保证安全性
根据“100-年龄”的个人风险投资比例法则，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能承受的风险就越低。再加上老年人年事已高，通过社会劳动获得大额收入的可能性很低，自身积蓄并不是很丰厚，退休金也相对有限，所以，老年人可以用于理财的资金并不多，一旦投资失败，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老年人投资本金的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
1.2 注重流动性
由于生理机能逐步衰退，意外、医疗保健等支出大笔增加，另外还有子女的婚嫁费用、应急之需的意外支出等，老年人理财一定要注重资金的流动性。做好投资预算，理性选择适合老年人的理财方式，切不可盲目追逐高收益，而将急用和日常家用的资金用于流动性差、期限较长、风险较大的投资。
1.3 坚持分散性
老年人在留足生活日常开销及一部分应急款后，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财产品。老年人理财要以一些低风险产品为主，如定期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对稳定的现金流入如退休金可做一些定投；可以把一些近期闲置资金作中期投资；对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购买一些债券基金等；而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且有丰富的炒股经验的老年人，也可以投资一些股票，即有机会收获高收益，又可以活动头脑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对一些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的新潮老人，也可以做一些互联网理财。[2]
2 老年人理财存在的问题
2.1 抗风险能力弱
老年人身体状况、生理状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其体能、精力都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积蓄并不雄厚，退休金又十分有限，收入增长下降，然而用于医疗保健、养老的刚性支出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老年人可用于理财的资金较为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一旦投资失败，出现亏损，会严重影响其老年生活质量。
高难度的投资理财活动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理财中盈亏的瞬间转换和业绩频繁的波动对老年人心理冲击巨大。盈利产生的过度兴奋和亏损带来的严苛自责都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产生长期的、巨大的影响，甚至使一些老年人长期失眠，尤其对那些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造成的影响更大。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抗风险能力较弱。
2.2 规划不合理
老年人在投资理财方面属于极度的风险厌恶型，一方面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本金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投资亏损也会严重影响退休的生活质量。所以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多以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为主，例如定期存款、国债等，而对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比较排斥。例如有些老年人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回报，选择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但老年人由于年级大，身体变化难以预测，遇到疾病、意外等急需用钱的突发事件，这些定期存款未到期，取出来又只能按活期算，导致损失利息收入，根本没起到实际的理财作用。
2.3 理财不专业
理财知识系统博大精深，理财市场瞬息万变，理财工具多种多样的，不仅要有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实战经验的摸索总结，还要有良好的悟性，才能在理财市场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而大多数老年人不具备这一能力。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理财知识更新很快，新的理财产品不断涌现，理财方式、渠道层出不穷，理财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接受理解能力较差、反应速度较慢，这些都影响了老年人的理财技能的提高。
老年人理财服务也不够专业。国外专业的理财师选拔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仅要高学历，还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才能上岗。国外的理财师都是行业的精英，受到社会的尊敬。由于我国理财师认证起步较晚，加上门槛较低，部分理财师其实就是业务员，只要有人脉资源，能够招揽客户，带来业绩就行，对学历、专业素养等都没有严格的要求。老年人在不专业的理财师的指导下理财，让老年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2.4 易跟风
老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在生理上难免出现视力衰退，听觉迟钝，思维不那么灵敏，对于市场上瞬息万变的理财信息和资讯结束不全面、理解不到位。老年人理财往往缺乏主见，喜欢跟风，人云亦云。听说银行新推出国债，老年人一大早就开始扎堆排队购买；或是趁着买菜、逛街的功夫，逛到证券营业大厅看股票走势和变化，买卖股票经常是靠听小道消息；听业务员三言两语的片面介绍后，立马被购买了那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甚至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款理财产品收益率高。
2.5 门槛高进入难
目前收益率较高的信托、外汇、券商集合等理财产品，均设置了较高的投资门槛，高门槛挡住了老年人理财路。如信托产品，一般每份投资起点为5万元；外汇理财每份最低为1000美元；人民币理财每份最低1万元。对其他投资者而言，这样的门槛并不算高。但对退休后收入有限，积蓄不多、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的门槛。
3 老年人理财的对策建议
3.1 树立积极的理财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应颐养天年，理财这种事情不是老年人做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养儿防老”已经过时了，养老问题要靠老年人自己解决。现在社会年轻人自身压力大，赡养老人的能力较弱，还有一些年轻人成了啃老族。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有些老年人退休后还打算要接济子女，要为子孙留下一笔财富。老年人的理财意识明显增强了。当然尽责的理财机构也有义务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走进社区，走近老人，为老年人提供舒心、简便的理财服务。
3.2 科学合理的理财规划
理财规划应包括消费支出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等方面。老年人首先是安排好当前自己的退休生活；其次是规划好未来的生活；最后是规划好家人的生活。可见，老年人理财不是简单的做一项划算的投资或者找到一个挣钱的项目，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理财规划后，就要严格按规划的思路和步骤进行。老年人要将日常收支进行分类，切合实际地把各项生活安排好，各项开支要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为了理财而节衣缩食。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理财账簿进行。理财账可分为日常开销账和理财备忘账两种。日常开销账分收入、支出、结余三栏，每月的收入计入收入栏下，支出记计入支出栏下，大额的支出要备注清楚事由。每日都要计清楚，每周汇总一次，每月结账一次，看看该月是结余还是超支，并分析原因。备忘账是把家庭所有资产分类加以记录，方便老年人保管和查找。由于老年人记性不好，所以备忘账很重要。
3.3 选择适合的理财组合
理财就是要实现财富的积累。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选择各类理财产品、各种理财手段，实现最优的增值。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合理分配可支配资产，满足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争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老年人理财要以稳健为先，首先要留足日常生活必需的现金，另外还要准备足额的意外和医疗等不确定的不时之需。因此，老年人最好以银行活期存款来满足日常生活的资金需要；以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强的投资来准备不时之需；以开放式基金是不错的选择。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专家，通过资产组合投资，降低了投资风险，获得较大的回报。理财期限主要以三个月至一年为宜，以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投资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应问清楚是否能提前支取及相关手续，如果提前支取可能造成的损失，自己能不能承受。
3.4 提升理财能力
老年人应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理财打好基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进行一些稳健型投资，将风险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又可适当增加收益。切忌偏听偏信高收益的产品，或者盲目跟风。由于学习能力的减弱，短时间内大幅提高老年人的理财技能也是不太现实。老年人可以到正规的理财机构请专业的理财师帮忙，虽需承担一定的顾问费用，但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老年人一旦有理财的意愿，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理财顾问帮忙，制定出合理的理财规划。
3.5 合法保障自身利益
社会上关于老年人理财的民事纠纷比较常见，老年人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利益。老年人年事已高，对理财信息缺乏辨识度，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老年人这一弱点，误导甚至欺诈老年人，诱使其投资与本身需求不相符的理财产品，甚至造成老年投资者血本无归。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加大处罚力度，保障老年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一般不太清楚理财专家介绍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等概念，但对理财资金的本金安全、流动性及年限较为敏感。理财师应该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通俗易懂的讲解，具体形象的解释。理财师要负责任地为老年客户着想，关心老年客户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做好老年客户的理财规划需求研究，寻找老年客户的真实需求，深入挖掘其近期需求与远期目标，再推介其适合的理财产品，避免日后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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