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 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 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
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 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 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关键词］紧缩政策 双顺差 扩大内需 监管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著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 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2. 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3. 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增强汇率弹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 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 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发挥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国际收支的调节。 转贴于
4. 有效监管投机资本的流入
现阶段由于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充斥着大量的投机资本，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要尽快完善对投资资本的监测预警和管理机制，及时掌控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源头、动机、途径、结构和规模，及时监督管理不良资本的流入。
四、总结
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货币当局更要注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充分考虑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各个经济要素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有针对的对经济宏观方面进行有效的调节与监管。调节的重点要充分考虑国民福利的得失，站在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引导经济走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正常化，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抗打击能力，克服短视的行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密切关注其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打击不健康资本。
参考文献：
[摘要]“赔钱减刑”是近些年来刑事司法实践中探讨的热点问题,在现今刑事和解的政策大背景下,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赔钱减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可行性,应该发挥“赔钱减刑”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以解决现实的难题。
[关键词]赔钱减刑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79-01
一、“赔钱减刑”问题的界定
所谓“赔钱减刑”就是指被告人在有效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前提下,得到被害人原谅,从而得到从轻处罚。“赔钱减刑”其实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众在特定范围内对刑事和解的一种比较通俗和形象的说法。[1]
引发“赔钱减刑”讨论的一个重要的案件就是广东东莞中院在2006年所作的一个判决,加害方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一致,主动赔偿受害方的损失,受害方向法院请求减轻刑罚,最终法院对其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案件一经报道,随即引发广泛的争论,“赔钱减刑”是否向社会传递了可以以金钱同国家刑罚权进行交易的信号?是否会加剧司法腐败现象?一系列的质疑对“赔钱减刑”的现实意义提出了挑战。笔者认为,立足于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赔钱减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二、“赔钱减刑”的可行性
(一)符合制度要求
当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刑事和解,类似于西方流行的恢复性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赔钱减刑”也是符合刑事政策要求的。例如,在最高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是在刑事政策中对“赔钱减刑”的适用方法的肯定。
(二)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
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法院作出了判决,被告人却没有财产可以执行,受害方遭受了损害,又无法得到经济上的补偿,甚至因此而陷入更加严重的生活困难中。要解决民事赔偿执行难的问题,“赔钱减刑”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具有一般法律制度所应具有的激励功能,将其纳入法律制度之中也是可行的。有人说,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 它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惩罚) 规则的实施, 内部化个人行为的外部成本, 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的行为。[2]加害方出于减刑的激励,会想尽办法主动向受害方进行赔偿,及时补偿其损失,解决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执行难的问题,不仅提高了司法的效率,也减少了法院为执行难而付出的成本,也是节省了司法资源。
(三)有助于平衡被害人、被告人的利益
被告人在侵害行为之后主动向被害人赔偿损失,就被告人而言,至少可以从表面上推知其对自己的行为有悔过之意,并给被害人以经济上的抚慰,这至少可以成为酌定量刑情节,也符合刑事司法的目的。就被害人一方,在遭受了之前的损害之后,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不仅是心理上的抚慰,对很多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家庭而言,解决生活中的经济困难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应该说是“你情我愿”的,对双方各自追求的目标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平衡了双方的利益。因此,“赔钱减刑”的适用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
三、关于“赔钱减刑”质疑的回应
有不少学者以及司法实务人员对“赔钱减刑”的适用有质疑,理由主要是:“赔钱减刑”客观上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因而是不公平的;从后果上看,“赔钱减刑”将激发更多的犯罪, 造成社会危害;除此之外,法院可能因此滋生司法腐败。但是,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这些解释的现象只是可能引发潜在的危害,可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却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赔钱减刑”对被害方的现实意义也是巨大的。我们要综合作出利益的衡量,“赔钱减刑”的积极作用更明显,只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和适当的程序加以控制,消极的一方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因此,笔者认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适当运用“赔钱减刑”来解决现实的问题。
当然,各国提出政策意见,都强调是为了“确保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但大多数国家对于本国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复苏的优先顺序还是一目了然的。没有国家愿意削足适履,都希望在保持对自己有利政策的同时,其他国家甚至应该配合自己实行相应的政策。所以G20多伦多峰会一定程度上成了各国下阶段经济复苏举措的通报会,而非协调会。这样的结果,对于确立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后召开的首次峰会,多少会让国际社会失望。但是,承认各国经济、政治环境的差异性,从而推出有更多自主空间的政策选项,也许是形成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良好开端。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使得美欧在G20多伦多峰会前的政策差异愈发明显。在次贷危机中未起到预警作用而备受指责的美欧评级机构,在经济复苏阶段显得过度活跃,屡屡拉警报,也许它们认为拉错了警报比没拉警报要强。脆弱的市场显然放大了希腊等国债务评级下降的影响,导致的金融市场动荡迫使欧洲国家必须提前采取财政收缩举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加拿大总理哈珀,都站在财政保守主义者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一边,共同强调,如果不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市场将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未来的增长。此举对于还指望通过扩大外需来使美国外贸翻番的奥巴马,无疑是沉重的一击,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来临、国内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奥巴马告诫欧洲国家,未来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要依赖于我们当前创造工作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保罗・克鲁格曼不无夸张地警告,欧洲国家过早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此种决策失误可能触发经济史上的第三次大萧条。
但最终,美国和欧盟国家都没有说服对方。在峰会声明中采取了折衷的方式,指出一些国家减少赤字的努力可能招致经济复苏缓慢的“风险”,呼吁以“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实行财政紧缩。同时规定发达经济体在2013年前将财政赤字至少降低一半,在2016年前“稳定或减少”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个时间表显然顾及了奥巴马在大选时的承诺,当时他声称要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前把预算赤字削减一半。奥巴马实现它的承诺有较大的难度,最近美国政府还在推动一项总额达550亿美元的就业法案,作为总额862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补充。削减赤字时间表这一似乎最具强制色彩的规定,实际上也并不具有太多的约束力。峰会声明中指出,减赤目标和落实将应各国国情而定。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 战略互信
自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整体上呈现出积极、稳定的发展势头。中美两国高层互动频繁，经贸联系不断增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合作顺利，在其他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也加大了政策协调力度。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提升了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也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则进一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总体框架和发展方向。然而，围绕经贸、人权、气候等功能性议题，中美之间仍然矛盾不断；因权力过渡而带来的政策波动在双边关系中也时有体现。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开局良好，支撑中美关系稳定的因素也不断增多，为未来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良好的开局
过去30年来，中美关系存在一个基本规律，即每当政治权力从一个政党转换到另一个政党，新政府总是借批评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来凸显自己的地位。政治权力的更替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周期性波动，凸显了双边关系的不成熟和脆弱性。但是，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成功地避免了政党权力转换的怪圈，开局良好。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中国积极的政策应对。在奥巴马执政前，中方就与他的决策班子建立了良好联系。奥巴马执政之后，双方在官方和民间层面进行了密切接触。从国际系列峰会到战略与经济对话、从议会外交到商贸、能源、军事外交，两国交流次数之频繁、范围之广、层级之高、内涵之深，不仅在中美关系史上不多见，而且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也属罕见。尤其是两国首脑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不仅建立起两国元首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而且确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总体基调。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中国也加强了同美国的政策协调。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国采取了温和渐进的态度，并不寻求对现有金融体系的革命性颠覆，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持美元既有的主导地位；在反恐、核扩散、气候变化、军事交流等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合作姿态，为维持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政策保障。
第二，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战略影响逐渐显现。北京奥运会显示了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现代化成就；而从抗击汶川地震到应对金融危机则反映出中国超强的抵御灾难和抗打击的能力，这反映出中国国家能力的全面提升。美国的实用主义特性使其不得不正视中国实力的增长。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日本东京就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时强调美国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为国际社会注入力量”。奥巴马的讲话实际上反映了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实力的增强为双方更加平等的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中国和平的对外战略。自邓小平确立“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起，中国通过在对外事务中的积极合作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力量增长并没有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和平性质，和平发展战略及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的合作、和平原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国际体制内崛起”的道路，即在既定的规则框架内寻求利益增长和空间拓展。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言，尽管美国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内部稳定施加压力并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国家，但是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仍是中国的优先政策选项。这使得美国战略界将对华政策的基调定位为把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利益攸关方、两国集团(G2)、四国集团(G4)都是这种政策思维的体现，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接受度有所增加。
第四，金融危机的正面效应。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受到损害，并累及它的实体经济，引发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时出现了经济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强大财政刺激和金融支持下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阻止世界经济继续下滑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存在长期停滞甚至再次倒退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依赖中国的积极合作，美国对华的利益需求将相应上升。此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上，中国仍然是美国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这无疑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
第五，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变革。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巧实力外交”的政策设想。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1月13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其国务卿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国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要求新一届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设法巩固原有的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巧实力外交”思想在政策手段上要求摒弃过去那种军事优先和武力相向的简单做法，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来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在政策基调上则突出合作意愿和软性姿态，注重倾听他者意见，倡导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伙伴关系的定位有助于中美关系维持稳定，建立更具实质性的合作框架。
第六，奥巴马的决策班子。政策的实行有赖于具体的决策者，他们的知识经验、认知偏好和个性特征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在奥巴马的决策班子中，“知华派”“中国通”占有重要比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高级主任杰夫里・贝德曾担任过国务院中国科科长与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积累起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行政资历丰富，在克林顿时期担任过副国家安全顾问、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等要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是深谙亚太事务的学者型政治家；新任驻华大使洪博培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具有对华商贸往来背景并领养了一名中国女儿；再加之朱棣文、骆家辉两位华裔部长及众多的中国问题顾问，奥巴马对华政策团队阵容之强大可谓前所未有。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与中国交往的经历，精通中文，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趋向于对华采取理性务实的姿态。
二 矛盾和问题
尽管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两国间存在的长期性矛盾并没有消除：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依然很大；围绕欧亚大陆和西太平洋的地缘竞争在客观上仍旧存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略困境有可能因国际权力转移而有所加剧；因中国实力增强和日益自信而带来的两国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现实背景下，一些新的问题领域有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发
展。概言之，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议题争端。首先是贸易问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这使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增多，贸易环境趋向恶化。统计显示，2009年1至9月，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4起，涉案总额达58.4亿美元，同比大幅上涨639％。美国商务部2009年11月24日做出终裁，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涉案金额约27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中美贸易摩擦显示，不管两国政治关系是否良好，在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领域，美国一定会以其自身的利益为重。其次是人权问题。人权是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政治议题，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华有着不同的人权关切。克林顿时期，美国关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小布什时期则强调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地下教会领袖的命运；奥巴马政府可能会更加关注少数民族的权利，其中主要是问题。尽管中美强调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但人权问题仍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第三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问题。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迅速进展，美国对中国军力的担心会不断上升，将可能加大要求中国加入美俄裁军谈判的力度，在军事透明方面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强。第四，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问题上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层面主要表现为美国将更多地将责任推给中国，双方在减排的基本原则和责任分担上将争吵不断。第五，在东亚地区合作上，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东南亚，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如果中日韩按照鸠山首相“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进一步推进地区合作，美国则更加担心其被排除在亚洲合作进程之外。最后是。尽管中美两国在遏制激进，维持台海稳定上保持了有限的合作，但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关键问题。
(二)政策协调。美国的制度设计在保持权力相对均衡的同时也造成了政策协调的困难。除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之外，来自公共舆论、新闻媒体和利益集团的力量也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制订。一方面，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防止权力集中和专制倾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决策低效。至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将面临两方面政策协调的困难。首先是美国政府内部的协调。奥巴马的决策班子政治明星云集，他们强势的个人性格和政治背景有可能造成“互不服从”的局面，达成妥协和塑造共识的难度有所增加。更为困难的是奥巴马决策班子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协调。特别是最近在奥巴马与民众蜜月期结束、支持率下降的背景下，原来慑于奥巴马高民意支持率的政治势力开始提高调门，来自内部的政治制约将造成奥巴马对华政策的摇摆。
(三)责任分担。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及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美国已经意识到其战略地位下降和新兴力量崛起所带来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美国采取的应对政策是对内通过新能源开发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社保、医疗改革实现更加公平的社会结构，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消除弊病，恢复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对外则通过“巧实力外交”进行责任外包，通过“接触”“倾听”和“磋商”换取他国对美国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中国是美国“巧实力外交”的主要对象，责任分担的矛盾在中美关系中会比较突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地位得到极大凸显，美国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应对全球挑战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但是与美国的期望值相比，中国并没有做好责任分担的相应准备。在物质上，中国的力量结构仍然很不平衡，不足以支撑进取性的对外政策；在心理上，精英和民众的集体认知是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上，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国际责任承担的完善安排。客观而论，中国是一个兼具多种双重身份的国家，中国既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又在具体利益层面与发达国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既是一个迅速发展、物质力量不断增长的大国，又是一个内部充满挑战、外部战略环境堪忧的大国。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优先政策议程都是应对内部治理挑战，在外交上主要还是采取防御姿态，外交目标是为国内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国际环境，而非在外部“开疆拓土”，创制新的国际体系。
(四)战略猜忌。长期以来，人权、、意识形态、经贸摩擦等议题主导着美国对华政策。随着中国力量和地位的显著改变，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以前分散的议题转向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命题上来。中国如何实现崛起及美国如何评估中国的崛起，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主线。经过长时间的良好沟通与有效合作，中美两国对彼此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战略上的相互猜忌仍是困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非西方的中国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意味着什么?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走向如何?中国将如何运用其不断累积的实力?诸如此类的问题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上升，反映在政策手段上就是既要努力促使中国遵守国际准则、融入国际体系，以美国利益为准绳规范中国的行为，说服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又要采取“防范”或“围堵”战略，减少中国崛起可能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最近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正是基于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而提出的政策设想。其目的是美国在公开接纳中国崛起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做出不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的战略承诺。同样，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也抱有怀疑。美国对华友好政策是长期性的合作取向还是危机事态下的权宜之计?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野心是否会继续下去?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行动是否在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这些都是中国在对美决策时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中美战略互信的缺失使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并可能诱发战略层面的对抗。
(五)第三方问题。第三方问题主要指的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普遍存在对华不信任感，它们都倾向于借助美国的力量来牵制中国。比如俄罗斯最近在伊朗核问题上一改以前的政策立场，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不能排除这一变化源自它对中国的畏惧；日本最近动作频频，设法推动美国在问题上支持日本；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也尽力让美国卷入，推动南海议题的“国际化”。所有这些来自第三方的问题都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
三 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性因素
上述问题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美关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利益的高度融合、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复合的对话机制使得这些问题相对可控。与此同时，在新的全球背景和双边关系结构下，支撑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也不断增多，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共同利益的扩大。中美在客观上存在着大量共同利益，而且这种共同利益还在发展之中，体现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各个层面。在双边层面，中美经贸关系持续扩大和深化，达到空前的相互依存程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
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中美贸易总额增速降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7年来的最低点，但两国全年的贸易额仍然突破了3000亿大关，达到3337.4亿美元。不管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多少冲突，巨大的贸易总额足以说明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需求和利益共生关系。此外，在社会领域，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都有良好的印象，保持着频繁交往的积极势头。在地区层面，中美在朝核危机、稳定亚洲金融和经济格局及维持东亚地区整体稳定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在全球层面，中美在诸如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问题、能源安全、航道安全及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等议题上，也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逐渐长期化。20世纪70年代，基于对抗苏联霸权扩张的共同利益需要，中美两国摒弃了意识形态敌对，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使世界战略格局向“大三角”转型。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对是否仍然在战略上需要中国产生了动摇，美国对华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徘徊在遏制还是接触的两个政策取向之间。在政治话语上，这种徘徊表现为对中国行将崩溃的预期一度充斥美国的媒体；在具体实践上，则表现为中美关系一度陷入议题对抗和危机不断的脆弱时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美国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及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国务卿希拉里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改变世界版图方面正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合作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致辞中直言，中美关系将塑造21世纪。这意味着美国对华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重视将随着中国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而持续增加。可以说，重视中国已在美国战略界形成共识。正是在这一共识的作用下，美国逐渐提升了中美关系在其外交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并将其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既为中美关系确立了重要基调，也有利于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
第三，中美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这就需要两国之间开展越来越频繁的互动，并将这种互动机制化。两国迄今已建立6大类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和双边问题进行了6次高层战略对话和5次战略经济对话。为了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领导人于2009年伦敦20国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将原来的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09年7月27至28日在华盛顿成功举行，这不仅为两国在战略层面进行沟通提供了新的平台，也起到了消解双方战略猜疑、培育政治互信的作用。中美关系的日益制度化使一些问题可以通过相应渠道而得到解决，也能避免因某一问题领域的争端而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倒退。这也是中美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主要表现。
第四，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积累，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能力差距迅速缩小，其速度之快超出了普遍的预期。按汇率计算，198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926.08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1268.50亿美元，双方的差距达10.7倍；到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16.14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为142646亿美元，两国的差距缩小到3.2倍。(见表)国家能力并非仅仅由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还应包括政治整合和动员、学习适应、抵御风险等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中国正在迎头赶上美国。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意味着美国单方面改变中美关系的能力下降，而中国主动塑造两国关系的能力则相应上升。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目标在于维持两国关系框架的总体稳定，尽量减少美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因此，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可定义为稳定因素，中国力量的增长在逻辑上有利于两国整体关系的稳定。
第五，在中美关系中敏感度逐渐下降。自2008年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执政以来，两岸之间的博弈由之争回归到治权之争，总体形势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岸关系新的主题。当然，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武器售台仍然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特别是在指挥、情报、训练、人员培养和体制等软性合作方面，美台已经达到准军事同盟的程度。2008年10月3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导弹和攻击直升机在内的65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和军事装备，导致了中美军事交流的一度中断。但总体而言，美国在涉台问题上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美在遏制激进的问题上仍会保持战略默契。这意味着台湾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和最具爆炸性的问题的可控度不断增加；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使得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力度大为减小。
第六，中美关系形成了新的关系结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借重。中国在维持国际环境稳定、吸引资金技术、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等诸多方面有求于美国。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本不对等的中美关系结构更加失衡，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对美国的利益需求进一步上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中美之间的关系结构开始发生改变，即中国对美国的需求趋于稳定，而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明显上升。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及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则加速了中美崭新关系结构的确立。具体而言，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作为问题排在问题清单的后面，而作为帮助者却被放在前面。在美国战略家看来，中国的力量和模式都意味着中国对美而言是一个问题，但这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安抚愤怒的俄罗斯和伊斯兰等在美国的外交议程中则更为紧迫。相反，美国决策者在解决上述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的政策支持。这一崭新的关系结构无疑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四 对奥巴马访华的基本评估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首次访华，使他成为上任首年就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访问时间和行程安排反映出美国新政府对华的重视程度；从访问的实际效果来看，奥巴马的访问取得了成功。奥巴马通过访华获得了有关中国的多重信息。上海之行使奥巴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与青年学生交流使奥巴马得以了解中国社会的活力和观点的多元；在北京的访问有助于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个人友谊和良好的工作关系；游览故宫和长城则使奥巴马体会到悠久的中国历史。访问期间，中美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入了深入、坦诚的会谈。双方不仅对中美建立30年来的两国
关系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且为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确定了总体框架和发展方向。从两国元首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和《中美联合声明》来看，中美关系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正开启共存合作的新时期。概言之，中美关系在如下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第一，中美在战略层面进行了再定位。战略定位是对国家关系性质的基本判断，决定着一国政策手段的选择范围及国家关系的整体取向。冷战结束至今，中美之间的战略定位几经变化，逐渐由模糊走向清晰、由双边走向全球，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以及随着国际环境和力量对比变动的适应性。由于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基础不复存在，中美在后冷战时代一度陷入了战略定位的困惑期，导致两国关系危机时起、波折不断。1997年主席访美，中美两国确定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为中美关系在克林顿执政后期的发展确立了基调。小布什上台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威慑和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倒退。九一一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威胁，基于中国在反恐问题和全球事务上的重要性，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战略定位，将中美关系视为坦诚、建设性的合作关系。2005年9月25日，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立克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将中国定义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美国新的对华政策框架逐渐形成。主席2006年春访美时提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2009年4月在伦敦20国峰会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奥巴马访华后的《中美联合声明》重申了这一战略定位，并提出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至此，中美两国在战略层面进行了再定位，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确立了新框架。
第二，中美开始探讨两国的共存合作问题。美国战略家总是喜欢套用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模式――大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必然导致对外军事扩张和体系性战争的爆发――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反映在政策选择上，美国尝试了孤立、遏制、西化等手段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崛起的事实使他们感到，美国面临的“真问题”不是如何延缓中国的崛起，而是在接纳中国的同时如何引导中国的政策行为，并建立合作性的中美关系框架。在《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表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这无疑为双方的共存合作提供了政策保证。进而言之，能否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能否扩展新的合作空间、能否进行有效的危机管控将是政策保证的具体标准。如果在这3个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中美就有可能打破历史上“挑战战争”的悲剧循环，开启权力和平转移和大国共存合作的新时代。
第三，中美在功能性议题上进行了范围广泛、内容具体的合作。《中美联合声明》对两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政策基调和合作领域做了具体阐述。在政治军事领域，双方确认两国领导人互访、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对保持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评价了中美两军交流合作，并采取具体措施推进两军关系未来持续、可靠地向前发展。此外，双方同意在反恐、刑事调查、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加强磋商合作；在经济领域，双方重申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维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致力于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在科技领域，双方积极评价《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30年来两国科技合作与交流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意加强在载人航天飞行和探索方面的对话，并在民用航空领域开展合作；在人文交流层面，双方原则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双边机制促进两国的人文交流，美方将启动一个鼓励更多美国人来华留学的新倡议，今后4年向中国派遣10万名留学人员；在全球问题领域，双方就亚太地区安全、核不扩散、朝鲜半岛无核化、伊朗核问题、南亚地区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气候变化与新能源领域，双方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同意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基础上，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达成了推动两国清洁能源联合研究、启动中美电动汽车倡议、促进大规模碳捕集与封存合作研究和应用、启动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和平利用核能等议程。
第四，中美在在争议性问题领域中的分歧仍然存在。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双方列举了具体的交流与合作计划，旨在加强双方开展务实合作的能力，增进对彼此意图和国际安全环境的理解；在人权和发展模式等问题上，双方承诺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有关分歧；在上，中方重申了自己的核心利益，美方则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并欢迎海峡两岸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在东亚地区事务上，中国继续坚持开放地区主义的立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可见，中美对众多争议性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彼此间的战略猜疑。但是，如果跳出《中美联合声明》的文本框架，仍能清晰地看出中美之间的深刻矛盾。比如，美国政府官员与达赖进行会面仍然是难以阻止的政治现实；美国对售也不会因其政权更替而终止；中美化军事透明化、市场经济地位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上的分歧仍将持续存在。
结语
关键词：经常项目赤字；财政赤字；中东欧；财政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1.10.1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0-68-03
经常项目赤字与财政赤字是中东欧国家突出的经济现象。受这一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认识和政策的影响，“双赤字”问题因而未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在金融危机面前，经常项目赤字得到一定程度的自动纠正，但财政赤字问题更加突出，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更加明显。总之，“双赤字”问题带给中东欧国家的教训是深刻的，而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中东欧国家调整未来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增长模式。
一、“双赤字”问题的由来
（一）“双赤字”产生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根据“华盛顿共识”中有关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原则实施经济转轨，即建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为实现“回归欧洲”的目标，中东欧国家既要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过渡，又要按照欧盟统一大市场的要求改革本国经济制度，选择了在政治、经济全盘西化的基础上实行以欧盟为依托，主要依靠外资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欧盟也推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援助措施，引导中东欧国家靠拢或加入“欧洲大家庭”。
在此背景下，西欧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通过直接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进入中东欧地区；而中东欧国家乐于看到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市场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相当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被外资企业控制。外国公司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利用对外贸易、红利汇出等手段将利润和租金转移到国外；同时，主宰了中东欧金融业的外国银行，也为国外资本转移创造了便利条件。在此情况下，中东欧地区吸引外资的数额连年升高，进入21世纪后更是成为跨国资本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二）“双赤字”的严重程度
中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1995―2008年，从时间跨度上看，14年来中东欧国家连年出现财政和经常项目双赤字；从赤字规模上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约为1.1%―4.3%，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约为3.1%―10.7%；从具体国别上看，历年双赤字国家基本在11个以上，只有保加利亚、爱沙尼亚财政状况以及斯洛文尼亚、波兰经常项目状况相对较好。从经济转轨开始，双赤字现象一直是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隐患。
（三）“双赤字”的成因分析
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东欧国家连年出现财政赤字。首先，财政收入不稳定，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给予私营部门较多的税收优惠，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财政实力。同时，受财政监管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偷漏税现象严重。其次，财政预算难以有效执行，财政支出逐年上升。一度高涨的经济增长率使政府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财政预算与支出规模偏离实际承受能力。再次，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加剧了财政收支失衡的程度。庞大的外债规模使政府财政收支捉襟见肘，而高负债使“赤字财政”政策呈现出常态化的被动选择趋势。最后，部分国家行政效率低下，横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财政支出。
与此同时，主要受外币信贷高涨，对外经贸结构失衡，国内需求旺盛导致商品贸易逆差的影响，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的经常项目处于赤字状态。而在经常项目赤字中，商品贸易逆差的贡献率很高，从中东欧地区整体来看，1995年以来基本在70%以上，个别年份高达150%以上。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主要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外借款等外资注入方式弥补，这又使得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外债规模不断上升。
实质上，中东欧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都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对国外资本依赖程度过高、主要出口市场相对单一、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分布和经济结构不合理、本外币配比失衡导致信贷结构失当、政治与经济转轨后对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欠缺正确认知是“双赤字”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但在世界经济向好、外国投资热情高涨、本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一问题基本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和警觉，而是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解决一切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
二、金融危机下“双赤字”问题的表现
（一）财政赤字问题趋于恶化
财政收支状况对本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以及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融危机爆发后，财政赤字问题加重，各国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较2008年更是进一步升高。从下图可以看到，2009年波罗的海三国以及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塞尔维亚等国财政赤字占当年GDP的比重较近年平均水平有了大幅攀升。
在经济基础薄弱，外资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下两方面原因使得中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问题凸显：首先，由于税收等财政收入锐减，各国财政均面临沉重压力。急剧膨胀的财政赤字不利于各国货币的稳定，也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加剧外资抽逃或撤离的程度，给本国的经济复苏带来消极影响；与此同时，财政支出有增无减，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和失业人数的增多，迫使政府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进一步增加。在经济下滑背景下，收入的减少、支出的增多以及连年的巨额赤字使中东欧国家的财政状况更加脆弱。其次，对于有能力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缺乏灵活性与长远性。虽然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绝对数额小于西欧经济发达国家，但部分中东欧国家的财政扩张政策带有更多的“随意性”和“临时性”，在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面前，无暇顾及财政收支失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经济“自动恢复”的作用。同时，行政干预还使得部分国家的政府公共债务激增，从历史经验看，高债务预期将增加政府的长期借贷成本和长期公共财政支出的风险。
目前，财政赤字对中东欧国家的负面作用日益加大。在金融危机全面扩散初期，实体经济快速萎缩、货币贬值、金融市场不稳定等因素是中东欧国家经济下滑、风险水平上升的主要外在表现；而在世界经济初步回暖时期，财政收支状况恶化则成为其经济复苏相对乏力、风险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体现。从外国投资者的视角看，财政赤字的大幅上升将严重影响一国财政稳定性，增大政府违约的可能，增加宏观经济动荡、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可能性，影响企业投资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同时，财政赤字问题会使各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持续下降，外部融资难度上升，信用评级有可能被调低，这对于依靠外部资本实现经济增长的中东欧国家而言十分不利。
许多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和区域性组织已就此问题发出了警告或表示了强烈关注。欧洲中央银行多次表示，部分中东欧国家较高的财政赤字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欧盟委员会已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成员国必须在2013年前将财政预算赤字削减至3%以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11月发表的报告指出，中东欧地区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越警戒线，这些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赤字，尽快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二）经常项目难言乐观
商品贸易逆差是影响中东欧国家经常项目赤字规模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商品出口额同比大幅下降。即使在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球经济初显回暖之势后，大部分国家的出口情况仍没有明显好转。目前，除波兰、斯洛伐克、捷克等国外，克罗地亚、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国的商品出口下降幅度依然较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东欧国家外贸结构上的缺陷暴露无遗。首先，其主要出口目的地多为德国、法国等西欧经济发达国家，尚未实现出口对象国的多元化。而西欧是遭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西欧经济发达国家国内消费需求的真正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其次，其外部总需求较西欧国家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出口产品竞争力相对有限。当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外部环境突然改变时，这些国家对外贸易下滑的更加猛烈。
关键词：中日经济；相互依赖；贸易贡献度；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0-0245-03
在中日两国政府宣布邦交正常化后的四十多年里，尽管两国政治关系时有摩擦和争端，但双边贸易构成了中日经济合作的支柱。1978年以前，中日经贸往来只是单纯的货物进出口贸易。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两国的经贸合作向投资、技术等多领域发展，中日贸易显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中日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是一条向上的曲线，即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提高；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依赖是一条向下的曲线，即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下降。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须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一、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依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概念工具之一，其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提出。库珀将其定义为“国家间增长的对外经济发展的敏感性。”他认为这种依赖是双方面的传递或相互依赖，而不是单向传递或片面依赖。两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有多种形式，如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劳动力转移、信息传递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各国经济活动往来的重要渠道。双边贸易关系在中日两国经济合作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本文采用贸易贡献度来分析中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
A国对B国的贸易贡献度意味着相应年度的B国总进/出口增长率（与前一年对比）中A国占有的程度，其意义在于分析两国间贸易关系的亲密性和依赖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A国对B国的贸易贡献度=XB×XBA ①
从表1、下页表2可以看出，中国对日本的进口贡献度逐年递增，其中2001―2004年增速较快，由-1.3%增长到3.9%，2010年达到最高5.7%。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7年和2009年的进口贡献度较低，2009年甚至出现负值。相比较而言，日本对中国的进口贡献度在2003年达到最大以后则开始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在2009年降到-1.4%。从进口贡献度的数据来看，2004年以前日本对中国的进口贡献度高于中国对日本的进口贡献度，2004年以后则相反，说明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
就出口而言，中日两国对对方的出口贡献度均小于对进口的贡献度，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贡献度小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贡献度，但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贡献度呈现递增的趋势，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贡献度在2004年以后则呈现递减的趋势（见图1）。这说明：中日两国相互依赖程度在出口方面小于进口；在出口方面，虽然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大于日本对中国的依赖，但是随着中国对日本依赖的降低，日本对中国依赖的增加，两者的差距不断减小。
二、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的结构分析
中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随着两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相对加强，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相对减弱，中日两国间进口依赖均高于出口依赖。与此相对应的中日两国间经济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也存在着阶段性的特征。21世纪之前，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互补性较为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的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发展。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I）是分析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它能够反映相对于其他国家所供应的一种产品而言，本国生产该产品的所具有的竞争优势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TCI=（Ei-Ii）/（Ei+Ii）①
一般认为，TCI越接近于1，则表明该国该产品的比较优势较强；TCI越接近于-1，则表明该国该产品的比较劣势较强；TCI等于1，则表明该国该产品的比较优势为中性。
下页表3反映了2009―2013年中日两国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I），从下页表中可以看出在轻工产品、植物产品、木及制品、皮革制品、食品、玩具、纺织品及原料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中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势在近些年都保持相对稳定，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日本则在运输设备、纤维素浆及纸张、贵金属及制品、活动物及动物产品方面一直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21世纪之前，中日两国间贸易往来大多是产业间贸易及垂直的产业内贸易，不构成相互竞争的局面，这一阶段两国间经济合作以互补性为主。随着中国产业的发展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中国不再完全依赖要素禀赋和劳动力资源，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使得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逐年增加，中日两国间贸易的竞争性不断增强。但就中日两国近年来TCI的变化来看，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的结构关系仍以互补性为主。
三、政策建议
中日两大经济体间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变化，日本对于中国的依赖逐年增加，中日差距逐年缩小，中国已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但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的结构关系主要还是互补性的。这种比较优势的差异为两国继续深入开展贸易往来、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了广阔空间。在此背景下中日间应积极合作，妥善解决问题和争端。
中日双方应正确看待历史问题，加强政府间对话，共同维护区域经济稳定，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宏观政策上可就国际经济形势作出政策协调。
中日双方也应适当调整贸易政策，共同努力解决贸易不平衡和贸易争端。中国在保持具有比较优势产品份额的同时，需完善自主创新的技术体系，加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商品的比重，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日双方应在WTO框架内建立贸易磋商机制，将贸易摩擦的解决规范化，防止负面效应的溢出，还应当通过行业协会，跨国仲裁机构之类的非政府组织调解企业间争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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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大类，孰优孰劣之争贯穿在几百年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一直以来也是充满争议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中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的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再实施以往的保护色彩浓重的贸易政策，显然是有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的，但也不能立即推行自由度很高的贸易政策，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选择的整体思路
自由贸易是一种最佳的贸易制度，其最大的益处就在于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可以避免因保护而导致效率损失，也即能实现最优效率的配置。自由贸易还有利于扩大市场，由此的重要意义就是规模经济。在政治方面，自由贸易不易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增进一国的福利。他们强烈批评贸易保护，要求“每个国家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采取鼓励开放贸易政策和加速结构调整，才能及时利用世界经济瞬息万变的机会，使本国经济和贸易获得快速增长。”
但是，自由的市场力量往往会带来某种相反的结果。比如，经济运行的盲目性和不可控性。而各国都不愿任由不可预见的市场力量所左右，故又往往限制、利用、干预、控制和管理这种市场的运行，限制其失灵的行为，发展其有利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中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的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再实施以往的保护色彩浓重的贸易政策，显然是有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的，但也不能立即推行自由度很高的贸易政策，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那么，如何在国家拥有经济主权、自主的调节内外经济政策的前提，灵活的运用对外贸易政策，为自己的国家和整个社会争取更多的福利?中国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在目前管理贸易的发展趋势下，中国贸易政策的最佳选择是管理贸易。
二、管理贸易对中国经贸发展的积极影响
首先，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完善和加强会促进中国经贸的发展。管理贸易是在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中，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下出现的一种贸易制度，其目标是在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协调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均分贸易利益，促进各国经济发展。随着WTO的成立，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将在多种WTO协议或协定的约束基础上展开自由竞争。作为国际经济社会重要一员的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尽量融入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及国际管理贸易体制中。这一融入的过程，将会逐步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加速中国经贸的协调发展。
其次，中国将受到国际管理贸易传导作用的影响，对外贸易具有传导作用。中国在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也将会受到国际管理贸易传导作用的影响。尽管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二十余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并时有停滞，但它们在经济发展高阶段增长的“含金量”较之处于经济发展低阶段增长的“含金量”要高得多。因此，中国将受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增长正向传递的影响。
最后，中国企业的贸易机会增加。管理贸易是以协调为重要内容的贸易体制。这种体制尽管不是纯粹的自由贸易，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自由化，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管理贸易也为世界各国的企业提供了有协定或协议保护的贸易机会和市场，为这些企业竞争的合理性、合法性提供了保证。因此，那些资金雄厚，技术先进，销售渠道畅通，信息灵通，拥有全球战略的企业因竞争能力强而能更好地利用贸易机会开拓市场。
三、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高，国际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演变也会出现新的特点。
1.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将进一步完善
法律手段是最重要的外贸宏观管理制度手段，处于外贸管理体制结构中的最高层次。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但中国外贸在某些领域缺失，可操作性不强，立法落后于需要的问题依然存在。建立健全中国有效的贸易防御和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是将来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趋势。
2.中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宏观调控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将会加强
中国的产业制度，利用外资制度.外汇管理制度，环保制度等都与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进出口企业。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其他制度产生矛盾，因此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协调将成为发展的新趋势。
3.中国将加强区域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WTO制度存在缺陷和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寻求发展双边或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中国的区域性或双边安排也取得了巨大进步，通过对区域性或双边安排方面的制度进行完善，扩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发展的又一趋势。
4.改善外贸秩序，加强对外贸易非正式制度的建立
当前，中国出口企业之间为争夺国际市场竞相压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情况不仅使中国的出口企业的利润大量流失，而且由于价格过低引使中国出口产品频频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投诉。此外，诚信制度的缺乏也为中国的进出口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包括因为违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还包括更大的潜在市场的损失。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一直以来都是充满争议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因此本文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管理政策发展。
[摘要]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更多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动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金融危机背景下，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5%。在48771件劳动争议案件中，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5%,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占到全国当地总数的46.9%,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3]。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4]。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
三、应对金融危机对劳动关系影响的对策
通过对现有的劳动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内涵进行理性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从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自身出发，寻找出积极有效的对策。
1.强化对企业的服务意识，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部分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而金融危机则给部分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所以，现在许多企业感到举步维艰，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的帮助。因此，劳动保障局要强调提升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严格执法的同时要做到服务至上。当前形势下，尤其是要帮助一些用人单位了解劳动合同解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未雨绸缪，规范用工行为。做到裁员不欠薪，失业有保障，既维护企业利益又保障职工权益；采取积极手段，及时贯彻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省市有关“应对危机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政策，如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适当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费率等，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2.保增长，促发展，坚定发展的信心。由于国内外诸多原因，我国经济遇到许多困难，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放缓，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这场发端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经营者大都对突如其来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预计和准备，心理压力增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经营前景感到迷茫。在经济困境时，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国家已经陆续出台和采取了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保增长、促进发展，社会各方面也应从多方面关怀企业家、支持企业家，帮助企业家提振信心。加快完善支持政策，并给予企业实实在在的帮扶措施，使企业度过艰难期，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3.严惩恶意逃跑企业主、对外资非正常撤离跨国追责。
劳资双方共渡难关是应该提倡的，但是要防止转嫁危机，防止借共渡难关为由，企业把所有的责任都让工人承担。经济效益好时，企业盈利，企业主赚得盆满钵满，当经济不景气时，有的企业主为逃避责任而逃跑，把责任转嫁给员工。为此劳动监察部门事先监控重点劳资矛盾突出的企业，要做好预警工作，各级工会要有专人负责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及时报告，防范企业主逃跑，使之图谋不能得逞，对逃跑企业主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严惩，起着警示作用。对外资非正常撤离，国家将跨国追究责任。
4.工会教育员工和企业主共渡难关教育。企业就是一条船，投资经营者、劳动者都是在一条船上的利益共同体。
资本、经营、技术、劳动四大要素不可或缺，在金融危机下，劳资互信互助互谅，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才能走出困境。所以企业一方面要把目前出现困难讲清楚，使职工对企业裁员、减薪等应对危机的措施正确、理性的对待，另一方面，企业还要有长远的考量，可以裁员可以不裁员的时候不裁员，可以减薪可以不减薪的时候不减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一定会得到职工的支持和社会的赞许，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双输”局面。
5.劳资矛盾越是突出越要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我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劳资矛盾和冲突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目前大多数企业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个别企业趁机见缝插针侵犯劳动者权益，还拿出“应对危机，无奈为之”的幌子掩人耳目，更有甚者还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试图把法律规定“打折”甚至“冷藏”。金融危机不是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金融危机下，如何解决企业遇到的困境是有不同选择的，是让资本继续独断专行，以损害弱势的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甚至是合法权益为代价，追逐着资本的无止境的暴利；还是让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让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大要素同舟共济、共度时艰”[4]?当然应该是后者。金融危机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合理也是合法的，劳资矛盾越多越是应该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劳资矛盾越是增多、劳资冲突越是加剧越应该保护处于弱势劳动者的利益，确保劳资双方冲突降到不至于爆发大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程度。只有如此，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社会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1]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保障出版社，2008,400.
[2]乔健。金融危机条件下的劳动关系的治理[EB/OL].200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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