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普法和依法治理的过程中，感觉到还有很大的难度，存在着许多热点问题。
一、目前在推进依法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难点问题
从总体上讲，依法治理工作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绩是主要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在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难点问题正在制约着依法治理的顺利开展，这些难点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法规过时、滞后和不健全。适用范围不明确，在实践中遇到问题，执法人员无法向当事人解释，造成执法中断；又如，对违章搭建的当事人执行处罚后，当事人故伎重演继续违章，造成违章--处罚--违章的恶性循环，影响恶劣，但法律却没有根本性的制约条文。
二是不良的执法环境严重制约着执法效果。一类是当事人不配合，围观市民不配合。对执法队员的执法行为，围观起哄，挑起事端，造成执法困难；第二类是隐瞒对抗，如在对网吧实施管理过程中.经营者形成帮派，互通信息，往往稽查队一到其他"网吧"已获知，使执法效果大大降低。
三是弱势群体的生存需要与依法治理的矛盾相冲突。弱势群体占相当的比重，为解决经济来源他们在社区内设摊，做小本生意，然而由于不遵循有关规定，被执法处罚后，随即发生生活无着落的新问题，于是他们即跑到街道天天吵闹，闹着要吃饭；你今天拆我明天设的方式抵制执法者形成所谓的"钉字户"，无法无天。外出务工人员、经商人员多，对普法工作造成了一定难度。
各部门在依法治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上三个方面，同时有关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自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表现为：
一是执法的随意性。比如依照违法现象，该按处罚标准罚的，往往采取比处罚标准低一点的处罚手段。
二是自身的执法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包括执法形象、执法态度、执法手段等。
三是各有关部门协调不够，理解不够，互相推委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对目前依法治理过程中遇到难点问题的分析及解决对策
依法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产生上述难点问题，除了立法滞后等原因外，还可以归结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原因。目前，实施违章搭建，违法设摊的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活所迫；二是居住困难；三是获取利益，这些人当中为生活所迫者往往是执法的最大难点，补执法者多数是这些人；而获取利益者，往往与执法者进行周旋，前拆后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应区别对待，对第一种人，要在妥善解决其后顾之忧，一批经济、生活困难的困难户，这部分人，他们所关心的是自身的生存问题，即如何才能维持生活，社会进步、整洁环境、遵纪守法，在这些群体中的观念是相当淡薄的，同时他们即使知道自己违法了，也还是要做下去，因为生存是他们的第一需要，民政要给予经济救助和生活上的关爱。
第二，道德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并不是不懂法律，经过多年连续的普法宣传，使这些人懂得了法律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这些人在运用法律时，往往研究的是权利的一面而忘记了义务的一面。在用法方面表现出商人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品德。在动迁工作中，有些人官司打赢了，钱到手了，可他们还是跟你闹；有些人专抓政府的弱点，专门在重要节日期间扬言上访，其上访是假获利是真，要采取依法解决。
第三，体制原因。由于我国目前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在体制上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适应实际生活发展需要的问题。
第四，执法本身的原因。执法者素质不高，这种不高的素质主要体现在法律知识不丰富，运用法律不准确，执法程序有错误，执法态度不文明，引起相对人心理上的反感，于是造成诸多不配合的问题。
在依法治理中，应着重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抓观念更新，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科学的行动源于科学的认识，只有认识上的提高，才能在实践中化解压力，排除阻力，推动工作向深层次发展。“不讲主体，不讲法律，不讲程序”的观念必须加以清除，代之以体现时代特征的法治观念树立宪法与法律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树立平等行政，公正执法的行政观，在行政过程中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社会各行为主体的平等权利，以平等的姿态行使政府的权利和义务。
（二）抓制度建设，解决力量整合问题。在规则的约束下从事治理行为，能够使治理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治理制度化，是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通过制度建设和运作来发挥依法治理的效能。
（三）抓专项治理，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依法治理工作涉及范围广，时间长，各类矛盾层出不穷。因此，要做好这项工作就不能面面俱到。否则就是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抑或是，表面轰轰烈烈，实际不解决问题。依法治理要取得实效，必须在抓住重点，针对热点，选准突破口攻克难点以及未雨绸缪把握趋势发展点上下工夫。
关键字：社区；国企员工；问题；对策
城市社区是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区居委会是在我国特有国情的需要下建立起来，作为国家管理居民制度的补充，负责管理无业居民、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等，成为在基层动员、整合居民的重要力量。当前随着社会问题增多，失业、贫富差距问题加剧，人口流动管理压力增大，社区居委会在变迁过程中期望突出居民自治功能，以及推进社区治理多元化。
一、社区治理的现状及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
随着社会转型，政府大量社会职能下沉，居委会承接了大量政府交办的任务和行政性事务，普遍出现了行政化倾向，成为基层政府的延伸。调查发现，居委会工作中大部分都是政府下达的任务，服务内容包括民政、计生、居民B老、维护稳定、调解群众矛盾、居民医保、普法、双拥、低保救助、社区文体、社区教育、残疾人管理、司法援助、社会治安等百余项，除此之外还要应对需要上报的各种台帐、报表、检查、评比、各部门各类调查统计，以及各政府职能单位下派其他任务，导致多数居委会存在挂牌多，事务多的问题。
（二）社区管理服务经费投入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大部分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资、日常工作和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都是财政拨款，仅有少数的居委会依靠其他经济来源。目前大多数社区居委会少有其他经济来源，自身缺乏经营社区的能力，意味着大多数社区没有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因此居委会资金来源大部分仅能依靠当地政府下拨办公经费、各种活动创建经费、评比奖金等勉强维持运转，建设资金投入与需求缺口大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当前，居委会工作人员工资收入低的问题虽然有所改善，但与当前城镇物价水平、社区居委会承担的繁重工作任务相比，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依然不具有竞争力。这导致社区居委会很难建立起一支较稳定的、素质较高的队伍，难以吸引公共管理、社会工作、医疗护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以提升基层社区服务管理水平。如何保证居委会工作人员合理的工资收入，仍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各地都在提倡要建立信息化居委会，信息化建设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后期也需要专业的人才来使其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也都需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保障机制。
（三）多元治理模式滞后
当前社区部分居民家庭生活困难，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的问题也较为突出。虽然居委会拥有社会救助的职能，也有社区老年人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等职能，但是由于其工作人员精力有限，帮扶途径有限等原因，导致这些困难的居民很难从居委会层面获得更多帮助。因此从治理主体上讲，单靠基层居民自治组织或政府，都无法有效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必须建立起包括居委会及居民、政府、社会组织、企业、驻区单位、义工等在内的多元治理体系。绝大多数社区拥有居民服务类、兴趣类或互助类社会组织，在这些组织的带动下，居民的业余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是，社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还比较有限，经常与外来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比例也并不高，可见社会组织要想融入社区、成为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还需要不断提升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多数居委会的驻区单位、企业或多或少会协助居委会开展活动，作为社区治理的其中一个主体，驻区单位、企业也在发挥作用，但是从协助居委会开展活动的频次可以看出，驻区单位、企业还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和手中的资源，更多样、更全面的参与社区治理。
二、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定位不清
首先，法律法规不完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仅对社区居委会与政府以及其他组织的关系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另外对于日益增加的流动人口，也没有明确服务管理方式，缺少适合全国范围内的综合立法和操作性强的社区服务法律。其次，政府部门对居委会的性质、职能、作用认识模糊。在实际工作中将居委会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没有将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来看待，漠视居委会应有的法律地位，随意向居委会发号施令，摊派任务。再次，政府干预过多。部分政府未能转变其对居委会直线管理的方式，对居委会、居民自治、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等存在疑虑，控制居委会的人财物，并将居委会视为“下级”机构，导致居委会本身的基层群众自治的性质难以表现，行政色彩过于浓重。
（二）经济来源有限，基础薄弱
居委会尚未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又不能向居民摊派办公费用，导致社区居委会工作经费存在较大缺口，仅仅依靠当地政府下拨办公经费、各种活动创建经费、评比奖金勉强维持运转。多数居委会的日常运作和员工工资大部分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在缺乏其他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也就难以向政府部门争取相应的权利，只能按照给予经费的政府部门的要求安排完成日常工作以及政府下派的任务。
三、政策建议
（一）引入综合治理的理念，理顺政府和居委会的权利关系
目前多数居委会的人事权和财权都由街道等政府控制，街道等政府对社区采取的是直接干预管理的模式，既没有尊重社区合法的独立主体地位，同时由于是直接管理，政府不会考虑引导社区自治等问题，实践中将社区居委会作为自己的社区派出机构来对待。因此要改变政府管理的理念。首先，要从立法的层面确定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和责任，对其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并且要界定社区管理事务中哪些事务要由政府承接协调管理，哪些事情完全可依靠自治组织解决，明确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的权责。
（二）制定高效的保障和激励机制
首先，建立良性的、合理的激励政策。为了促进社区管理的良性运行，注重在社区建设中完善社区激励机制。建立包括组织和个人的奖励机制。要制定良性、合理的年度收入增长机制，让在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薪酬增长有个明确的认识。其次，给工作人员提供学习进修的机会，要提高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以及专业水平。再次，开辟晋升通道，为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铺路。对于专业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他们不仅考虑薪酬水平，更加会考虑职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前景，为其设置晋升的条件，打开职业发展的通道。如参加基层或者社区服务工作，满足一定条件可以在考公务员的时候给予相应政策上的加分等。
参考文献：
[1]吴小明；我国国企社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消费导刊；200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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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建设的行动主体：是政府主导，还是社会多元复合？
1949年以来的国家建设以国家意识形态消解个体意识，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抑制个体主义的扩张，通过集体化与运动使个体作为忠诚的对象从家庭转移到集体，最终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一员，从而逐步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结构或称之为“总体性社会（Totalitarian Society）”。在这一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就业机会）及信息资源，而国家也以此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发展，虽然个体开始从国家和集体的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确立权界意识，并且社会分化不断加速、社会流动日益加快，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但是国家依旧拥有十分强大的制度安排权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国家不仅是社区建设相关政策安排的供给者，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出台一系列社区建设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条例办法，而且也是相关政策安排的执行者和各种资源的配置者。受此影响，社区居民被视为特别需要照顾的群体和无助的服务对象（Clients）。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大多数基层工作者倾向于认为社区建设的效果与社区是否贫困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贫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区居民的懒惰和不思进取。有学者的研究指出，在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建设运动中，倾向于动员领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充当在社区参与方面发挥带头示范作用的社区志愿者队伍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从表面来看，这些居民的社区参与是一种志愿参与，实际上却是在义务劳动协议下的一种强制性参与，是获得和维持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一种必要付出。并且，从可以参与的社区事务来看，大都是被安排好的，比如义务劳动、值班和治安巡逻等。此外，那些拥有较多闲暇时间、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中老年居民，常常以跳舞、练太极拳、做操等形式表现为一种娱乐性参与。有的是纯粹出于娱乐和锻炼目的的，有的则是经过选拔而成为相对正式的社区文艺队伍成员，为各种商业性开业庆典进行有偿表演或以社区名义参加政府文体部门组织的活动。
其实，社区建设说到底是为了“社区居民”的建设，而不是为了“社区”的建设，并且也只有社区居民才最清楚自己的问题及利益诉求，应当有权利、也有能力利用已有的公共资源进行社区建设。为此，有学者指出，开展社区建设必须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愿望和实际需求，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到社区建设的各项规划和建设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寻求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黄洪：《以资产为本的角度推行社区经济发展：香港的经验与实践》，《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在此意义上，社区建设必须积极以居民为本位，赋予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成员资格（membership），即一种身份、一种权利。倘若没有成员资格，社区居民便有可能始终处于被边缘化、异化和被压迫的地位。并且，政府不可能满足居民的所有社会需求和社区服务，因此在社区建设中除了充分注意到社区居民的成员资格之外，还应当考虑到政府与营利性的市场服务以及非营利社区组织之间的多元复合问题。审言之，一般社区服务可以满足普通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而营利性的市场服务是一对一的关系，可以较好地实现居民个体的愿望。而非营利的社区组织是由居民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或提供某种社会服务，或以群体的形式表达意愿、维护利益。并且，由于组织的成员是主动参与的，相互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横向的社会联结，或者可以称之为社会性团结。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区组织一方面可以带动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之中，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并且强化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认同；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中介，还能够以社会复合主体的形式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当然，也应注意到，这些社区组织“先天”与政府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依附关系”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组织必须顺从政府的“指示”，否则便无法“生存”。为此，应当积极尝试在社会多元复合主体中培育社会团结的理念，进而建构社区建设的新主体。
三、社区建设的理想图景：是国家治理单元，还是独立公民社会？
随着社区建设运动在全国的推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区已经被各级政府和学界建构成具有严格边界的政治空间。一方面，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国家必须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新的社会调控、整合和沟通体系，并应努力把社区转化为国家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积极资源，从而全面保持国家与社会的协调林尚立：《社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另一方面，学界的研究旨趣也由探讨社区内的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以及社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转向如何构建一个民主自治的社区。在此意义上，社区概念逐渐被政治化，成为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社会空间杨淑琴、王柳丽：《国家权力的介入与社区概念嬗变——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思》，《学术界》2010年第6期。。不过，学界在重新认识社区这一战略性空间理想的发展方向时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社区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是国家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治理单元何艳玲：《“社区”在哪里：城市社区建设走向的规范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在当代中国，社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行政区划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行政管理的延伸。并且，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也表明，国家倡导居委会组织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但不鼓励居民在居委会组织网络以外进行自主性的利益表达，而国家权力对社区参与的干预也影响居民的社区认知，大部分居民认为社区是以居委会为管理机构的基层行政管理辖区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可以说，国家权力在社区中的支配地位始终是绝对的，而其他力量只扮演国家力量的附属角色。进而言之，一种“理想型社区”已经被一种政治功利主义所统治的“现实型社区”所取代，而社区发展失去我们所希望的与发育市民社会的相关性，成为政治社会的附庸雷晓明：《市民社会、社区发展与社会发展——兼评中国的社区理论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
与此相对，也有学者强调，社区建设是在中国独特背景下发育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路径，或者说中国社区建设的底蕴在于构建或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而且社区建设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市民社会赖以形成的载体李骏：《社区建设：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通过社区建设营造一种属于社区层面的公共领域，发育社会性的自组织，并以某种制度化方式使其参与到公共管理的过程之中，从而增强社区生活的自我实现能力，而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也由此得以产生。当然，在“社区共治”的格局中，通过社区建设来发育公民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作为多元主体一方的社会性力量，如果不擅于制定有效的行动对策，不能借助于有效的谈判、沟通、妥协，将难以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对相关规则起关键的影响作用。换言之，如果仅仅考虑发育社会性的自组织，而不考虑这些自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时所要借助的决策与行动机制，社会性的力量在公共空间里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李友梅：《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社会》2007年第2期。。不过，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个体反思能力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对国家在生产生活资源上的依赖性也随之削弱，而社区也由传统意义上的高度同质化的单一社区转变为变成复杂的流动性社区，也有可能进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为独立的公民社会。
四、社区建设的现实路径：是问题-需求取向，还是优势-资产为本？
从各地的社区建设实践来看，主要是一种“问题-需求”取向的路径。人们的注意力较多放在社区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其他不利因素之上，而忽视社区原本所存在的资源与优势。具体而言，在社区建设当中，社区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空间，而社区居民则是特别需要外来的人员或专业人士的帮助来解决社区问题的。沿此取向，社区成员也将不自觉地降低对社区认知的关注，进而影响其参与社区事务的动力。并且，当采取“问题-需求”视角看待社区建设时，救济式、开发式等自上而下的帮扶模式成为当前社区建设的首选方案，多从社区需要、社区问题或社区缺失入手，着重找出社区存在的问题和社区居民的需要，进而解决这些社区问题，满足社区居民的那些需要。与此同时，来自各级政府官员的动员、指示和规划以及各类专家的主张、建议和对策出现在有关社区建设的各种讨论之中，甚至也成为主流媒体的主要表达方式，而作为社区建设的主体和社区建设最终的居住者、受益者的居民却在此过程中失语了。
进而言之，“问题-需求”取向的社区建设路径以社区问题为核心，而社区工作者将聚焦在社区发展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和困难之上，并且在对社区所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界定问题，然后再根据问题制定出一系列的帮助和推动社区发展的计划。因此，社区建设是围绕着社区外部环境的改善、社区资金的增加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等方面展开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这一社区建设进路中，作为社区建设主体的社区居民被客体化，他们的主体性、优势和能力等也就随之被忽视了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一旦国家或外来的配置减少、短缺或取消，将会导致社区建设面临一系列难题，而这也是中国的社区建设长期以来效果并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一些学者积极借鉴“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倡导中国当前的社区建设应当由“问题-需求取向”转向“优势-资产为本”，即重视社区的“优势”， 集中关注、洞察并利用城市社区内可获得的社区资产（Community Assets）或社区优势/能力（Community Strengths or Community Capacity）文军、黄锐：《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换言之，“资产/优势”为本的社区建设强调不应当使用一个“需要镜片”（Needs Lens）去看社区，而应该以“资产镜片”（Assets lens）或“能力镜片”（Strengths or Capacity lens）去了解社区。
与“需求取向”的社区建设路径相比，“资产/优势”为本的社区建设路径首先在认识论层面上对“社区”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不同，更加重视社区的优势、潜能以及当地社区居民的能动性。正如John Kretzmann 与 John L. McKnigh 所论述的那样，所有社区、所有人均是得天独厚、资源丰富及有能力的，就算是那些在社会和经济转变中最被边缘化以及最受损害的社群，也可将其“需要地图”（Needs Map）转换为“资产地图”（Assets Map）John Kretzmann &John L. McKnigh，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 The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inois，1993.。其次，在操作层面上，“优势-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路径不会过分关注社区存在的问题及社区居民所缺乏的需要，反而更加着眼于社区的资产及其优势，倾向于认为社区居民、组织及团体都有能力（Capacity to act）去为社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换言之，“优势-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路径是以社区优势为核心，社区工作者更为强调社区资产、优势，尽可能地发挥社区自身的能力和优势，并利用社区的这些优势来推动社区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步骤是描绘社区的资产地图，而这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般在刚开始的时候，资产地图并不能找寻出社区的所有资产，而只有在社区发展的实践过程中，社区的技能、能力、财富、资产、潜力、优势等才能出现在资产地图上John L. McKnigh & John Kretzmann， “Mapping Community Capacity”， A Report of the Neighborhood Innovations Network funded by the Chicago Community Trust， 1996， pp.17-22.。
解决实际问题是提高党和政府凝聚力、号召力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就必须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己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解决实际问题是适应“四个多样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正在引起社会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唯利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会抬头。这就给思想政治工作加重了任务，带来了难度。因此，只靠过去那种一般性的政治灌输、做说教式的大报告显然是不行了，结合解决实际问题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展思想教育，也就成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要求。
解决实际问题是社区承接社会职能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开始剥离，教育、医疗、后勤保障等社会职能加速复归社会，多种新的社会矛盾必然在社区里表现出来，社区就成了社会矛盾的多发点和集中点。因而，解决这些矛盾就成了加强社区保障功能的现实要求。
解决实际问题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职能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区域不断扩大，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社区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同时，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社会治安问题增多等等，这一切使城市的管理任务加重。城市管理的诸多问题不能靠传统的扩大政府机构的办法来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是把部分政府职能转移到社区，加强社区工作，通过发动居民参与管理的办法为自己创造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良好环境。因而，作为第三级管理的街道政府和社区组织，其自身职能要求，就是要维护地区安宁，逐步形成政府机构同社区组织交向运作的社会化管理格局，逐步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架。
解决实际问题贵在坚持“四抓”
要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必须在抓信息收集、抓关键问题、抓结合引导、抓典型示范上下功夫，真正消除居民群众思想上的困惑、生活上的困难，从而达到服务经济，稳定大局的目标。
抓信息，及时掌握群众呼声。做好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居民高兴不高兴”为第一信号，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标准，了解民意，把握社情，对居民群众的情况做到“知底、知情、知心”，才能使工作有的放矢，有条不紊。在这方面，我们摸索出了“点、线、面”互为结合的联动信息网络收集法。“点”就是居民区在楼群、单元、庭院，及图书室、活动点等设立建议箱、民声速递簿，作为了解居民群众的“心声点”、“民情点”，及时掌握居民群众思想动态。“线”就是畅通民情反馈专线，通过架设民情专线，召开居民代表会，发放群众意见征集表，公开政务、居务等方法，使上情下达、下情上晓，信息渠道通畅无阻。“面”就是区四套班子领导实行联系点、包片（居民区）负责制，区属党员持“社区联系册”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在社区发挥好信息员、宣传员、战斗员的作用。
抓关键，及时化解群众矛盾。抓关键，就是指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即要把群众的热点、难点、焦点作为工作的主攻方向。为抓住问题的关键，我区政府和各街道每年根据群众来信来访和发放意见征询表，排列出一批实事项目，并将之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几年下来，已为群众解决了诸如用水难、住房难、低洼积水、设施不全等一批困难问题，把实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抓结合，及时引导群众情绪。党在一定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是全党、全国的大局。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这个大局，并结合、渗透到具体工作中去。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注重结合，既要把影响大局的、广大群众关切的问题作为工作的突破口，党建资讯网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引导群众情绪，党建资讯网提升群众观念，将党的方针政策渗透其中，使党和政府的目标、任务融入人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抓典型，及时树立群众榜样。群众身边的典型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对群众最有说服力，而且对化解矛盾，引导舆论，解决困难问题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树典型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求优不求全”，对典型不求全责备，只要有过众之处，就进行肯定和宣传。二是“求实不求大”，对典型事迹的宣传，注重实事求是，不人为拔高、夸大，让群众感到可信、可学、能学。三是“求深不能泛”，典型要有深度，切忌泛泛而谈，言之无物；“求广不能滥”，挖掘典型、培育典型尽可能体现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使不同群体都能学有方向、赶有目标，但又不能滥树典型，失却典型的本质含义。现在，我区每个街道都树立了一批自强自立、尊老爱幼、热心公益、邻里和睦等典型，对社区群众起到了促进教育作用。
解决实际问题必须有机制保障
实践表明，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突破口，必须要有过硬的机制作保障。这个机制就是体制、制度、政策的综合体现，是管长远的、管根本的东西。这几年，上城区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五大机制。
组织领导机制。明确各级领导干部的职责，尤其强调一把手负总责机制。党委书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党政一把手带头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改变一些单位和地方口头上讲齐抓共管，实际上又都不管的“脱档漏空”状态。
目标责任机制。制定了一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重在量化的目标体系———双百分考核制，根据目标要求进行分解细化，使思想政治工作由虚变实，由软变硬。同时健全职能部门、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
齐抓共建机制。解决实际问题，仅靠党委部门是不够的，必须要做到党委、政府共同参与、共同配合。我区各街道成立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就形成了以党委牵头，各部门、辖区单位、群众团体共同参与的管理体制，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目的，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合力。
竞争激励机制。专门制定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奖励政策，对特色工作和精品工程实行扶持政策。
一、城市生活与民主政治：一个概念史的考察
在作为民主起源的古典民主实践中，“民主”是与“城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具有其作为“城邦民主”的固有特色。在古雅典看来，城邦是公民共享有关善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共同体，是一种体现着美德的道德生活空间和公共秩序，这种秩序是个人基于对公民共同体共有的特性和品质的认同和追求而形成的和谐状态。在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城邦中的政治实践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从本质上看，城邦的特征是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亦即城邦的主权属于拥有公民权的全体城邦公民。雅典的政治生活就建立在公民大会直接表决、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全体参与的基础上，城邦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亦完全体现于他们对公共生活的直接参与。
从形式上看，城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是它的小国寡民的规模特征，一般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中心，由包括附近数公里以内的若干村庄组成。到公元前2世纪，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兴起，在人口和疆域都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城邦民主制最终不复存在，然而其包含的诸如“参与”、“分权”、“制衡”等民主精神以及部分具体制度被新兴的罗马国家所间接接受，成为后世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的重要历史渊源。有学者就直接指出，现代民主制就是在吸收古希腊民主思想和罗马政治制度基础上，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而进行的一个全新创造[1]。
自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及工业革命的到来，城市对人口的聚集作用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工业化总是与城市化相伴而生，因此，城市中的民主发展与城市治理问题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以国外发达城市为参照，因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早，失业、贫困等各类社会问题显现得也较早，城市民主都是以解决社区问题为切入点，其目标就是为了满足市民需求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自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确认政府对受灾者救助的责任开始，到18世纪末德国汉堡制明确社区是城市实施救助和济贫的单位，再到二战前后发达国家建立福利制度，如著名的“睦邻运动”，主要是协同社区力量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实施社会救助等
[2]（P20），强调了公民参与对于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低收入阶层的市民与一些社会组织来说，对城市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参与，即他们不仅参与政策制订，也积极参与到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去，这能够很好地增进他们对决策的可接受程度，以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保证公共服务更符合居民的自身需求。
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发展再一次与普通居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现代城市治理中，参与者利益的多元化、异质性和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与满足其所需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成为各权力主体自身利益与其他主体发生冲突的原因。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与城市功能的有效发挥统一起来。城市自治制度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政府解决城市发展中各种挑战的制度空间，却无法给出城市的民主治理何以可能的具体答案。全世界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历史，特别是随着信息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特征的不断显现，深刻表明了城市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也难以找到一种成熟的民主制度来一蹴而就地解决现代城市治理的各种挑战，它更像是一种被不断演绎、发展的公共理念和经验原则，催生出全球化时代城市民主发展与治理改革的诸多新的范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代议制民主在政治发展与社会治理中遭遇各种困境，以社会合作、社区治理、公民协商等为核心的新的公民参与民主迅速兴起，对现代城市民主发展和治理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工作场所同更广泛的政治领域的参与中，公民的心理因素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因为一定的参与经历使个人更好地适应未来进一步的参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博克斯等学者提出“公民治理”理论，进一步推动传统的“官僚中心”行政模式向现代“公民中心”治理模式转变，为城市民主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公民治理的核心机制是公民参与而非行政控制，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和健全的公民资格的公民应在公民治理中处于中心和主体地位。这意味着在城市治理中，居民才是社区的拥有者，职业政治家和專业行政人员给予支持和协助，公共部门必须高度关注居民的需求并及时做出适当的回应。
可以看出，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发轫于古代城邦政治生活，而现代城市民主政治的发展，再一次将公民普遍的参与和城市治理与市民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是随着现代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现代交通和通讯等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城市居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和熟悉。现代的诸多民主治理实践也表明，城市居民有能力参与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当然，这是与地方性参与机会的制度化相关联的。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治参与在培育有能力的公民方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乃至这种能力意识可能会逐级扩展到全国层面。无论是参与民主还是公民治理模式，都是建立在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最基层的社区层面上，其基本设计就是通过成立必要的治理机构来协助公民持续、便利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与实施，形塑出“积极的公民”，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势民主”。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民主治理及其挑战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转型在社会形态上，体现为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在地域与人口分布上则体现为人口的集聚与城市的膨胀。城市成为人们生活的最重要地域空间，城市管理体制也成为我国政府管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全国逐步明确了政府在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角色，建立了以“政府—单位”制为主、“政府-街居”制为辅的传统城市管理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进一步调整，全国各个城市都先后确立了以“社区自治”为主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模式，开启了我国城市治理与民主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民主政治都得到了极大的增进。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人与人之间基于契约而非乡情的关系模式变迁使城市居民日益确立起主体意识，其政治诉求、参与意识和民主观念都获得了很大发展，而现代城市所提供的无缝隙式信息、媒体、通讯以及交通等，也为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公民在社会参与、政治参与上提供了更为良好的知情条件、表达渠道和参与平台。因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市民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既是人民当家做主本质的体现，也对中国城市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当前我国城市民主发展来说，它是一种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主要通过发挥城市居民的自主治理和社会的多元参与来对城市公共资源系统实现开发与调适。因此，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居民的民主参与无疑是实现政府治理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最重要体现形式。然而，在当前的城市治理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主失灵的现象，使得居民无法有效发挥主体性作用，公共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也使得城市政府和社区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检查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失误和偏差，进而对城市治理绩效和我国民主发展进程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与我国长期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实践探索相比，城市民主建设的时间相对晚近，在城市民主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等方面缺少有效的经验积累，其发展成效往往难以令人满意。与乡村的熟人社会不同的是，城市社区是一个典型的陌生人共同体，缺乏乡村邻里守望相助的共同地域和情感基础，由此导致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缺乏，影响城市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城市治理中，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一般也与居民参与的目标层次有关。目前，我国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尚属于政府动员下的象征性参与，居民参与主动性不足、结构性失衡，难以真正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制约了民主治理的功能发挥。在当前大多数的城市治理中，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程度有限，主要是在居委会或街道的动员下参与；在参与主体上又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以老年人群体参与为主，而作为社区自治最主要力量的中青年居民群体，他们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率普遍较低，这对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都带来较大的影响。社区居民社区意识的淡漠和社区归属感的沦落，亦使得社区和基层政府难以有效地调节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影响了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另一方面，在城市治理中政府的民主建设能力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诸如社区民主建设与居民生活脱节，政府服务与居民需求之间出现错位，社区治理难以形成长效机制等。由于当前社区民主建设主要倚靠政府的主导和推动，难以真正融入社区居民的生活之中。目前，基层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是谋事多，谋人少，街道与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党组织交往多，与社区居民的直接互动少。居民往往是被服务的，居民的自主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很难得到有效发挥。由于未能深入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一些政府服务过度提供，居民真正需要的一些公共服务却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一些社区仅仅关注民主的建章立制，或者过于关注民主创新的外在形式，却忽视了民主建设所应当具有的社会基础和生活性内涵。其结果是，一些社区民主建设成为基层政府的“民主秀”，脱离了社区发展的实际，无法形成城市基层民主治理的长效运行机制。
三、生活、治理与民主：望江“睦邻驿站”的实践探索
面对当前城市民主建设中居民有参与难自主、有服务难互动的治理困局，自2013年以来，杭州市望江街道通过“睦邻驿站”的建设，着力打造以交往促自治的社区综合治理新平台，为现代城市治理中如何建构起居民生活、民主政治与政府治理三者间良性的逻辑关联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睦邻驿站”位于望江街道近江东园小区，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是集参观、体验、服务、交流、娱乐、互助为一体的望江街道居民的“公共会客厅”。在空间布局上，“睦邻驿站”由三个区块构成：邻里交往体验中心、线上民情E点通以及社会组织协同中心。每个区块虽有自己不同的功能定位，但都围绕着以民主自治解决民生实事项目的主线而展开，因此，三个区块之间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发挥着社区综合治理平台的应有效能。
（一）生活化交往：邻里交往体验中心塑造的公共空间
社区治理的发展与居民民主素质与能力紧密相关。在睦邻交往的基础上引导居民由生人社会走向熟人社会的交往实践，既为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和民主意识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也为提高城市社区民主治理质量提供了人文基础。
睦邻交往体验中心是望江街道为积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邻里价值观和打造都市文化礼堂的要求而形成的，其主要功能是通過多样性的社区共享交流空间以增加居民活动的机会和场所，引导居民的交流与联系，形成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充满人情味的新邻里社区，强化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通过构建多样化的邻里交往方式，居民能够在民主参议、自主参与、自由参观的过程中，使邻里交往成为人们沟通情感、促进理解和互助、强化自我管理能力的方式之一，尽可能地由居民群众自主解决社区共同事务，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目的。睦邻交往体验中心通过倡导草根文化，实现自我教育。通过睦邻话吧、睦邻沙龙、睦邻民展、棋友会、戏曲队、美术课、托管班、睦邻咖啡吧、图书吧等载体形式打造永不落幕的邻居节，实现学邻家之长，享文化之宴。同时倡导邻里价值，实现自我服务。通过在职党员微心愿认领、草根英雄典型事迹展、睦邻积分兑换服务等方式，倡导社区邻里与邻为伴、与邻为善的价值观，实现居民自我服务、和谐相处。
（二）互助式服务：线上民情E点通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机制
“睦邻驿站”线上民情E点通由手机APP、电脑终端和网上指挥中心组成，通过在党员干部、社工和居民群众手机中安装APP，街道各科室、社区安装电脑终端，由网上指挥中心网络互连，形成了以居民参与为主体、政府与居民有效互动的网络协商与共治平台，重点解决居民群众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我来爆料”功能板块以居民群众自主反映和表达问题为主，涵盖拍照视频、卫星定位、即时呼叫等多种服务功能，还专门面向老年人群体推出了实时电话、语音录入功能，开辟居民群众直接向民情E点通指挥中心反映问题的绿色通道。居民只要通过随手拍、随手录，就可以将民情民意和问题诉求上传至APP，由“民情E点通”网上指挥中心对各类民情民意和诉求进行智能化流转处理。在“爱心接力”版块中，居民群众既是问题的发布者，也是问题的解决者，可以随时随地自助发布问题、互助解决问题。此外，APP还引入了“以服务换服务”理念，居民通过在APP中提供服务赢取积分，凭借积分可以享受家政、医疗、油卡等各类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将通过民生实事项目认领的形式面向社会力量筹集，最终形成“社会资金扶持爱心人士、爱心人士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性循环。
这种以APP为载体的网络协商与共治平台，着眼于构建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助平台，并畅通了居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较好地解决了社区居民特别是中青年群体有效参与社区治理不足的问题，也是信息社会条件下政府与社区居民直接互动的有益探索。
（三）民主促民生：基于民生实事项目的社会组织协同治理
社会生活中的民主直接关系老百姓的生活品质，特别是伴随城市的飞速发展，在实施住房拆迁、道路改造、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重大工程中，层出不穷的民生难题长期困扰着城市管理者。解决这些民生难题，政府的作用很重要，但民生改善最终还需要发挥民众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改善民生，最根本的是要为老百姓提供有利于生存和生活的制度环境，最好的制度环境就是民主。“以民主促民生”，就是以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程序、民主的力量来解决民生的难题，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办好事。在望江“睦邻驿站”建设中，通过具体的民生项目的实施，将社区民主建设与居民交往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很好地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和提高居民参与的有效性，这样能够夯实社区民主治理的微观基础，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基层公共安全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政府服务还是社会组织参与，都需要与居民需求很好地对接起来，在增强社区治理的实效性和居民认同感的基础上，推进社区民主建设和民生事业的同步发展。
在“睦邻驿站”的建设中，社会组织是民生实事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以通过社会力量解决诸多的民生实事问题，构建基于多元化社会交往的社区事务合作治理模式。一是募集社会服务资源、培育社会组织成长，入驻社会组织协同中心的社会组织具备切实解决社区居民民生问题的能力和发展趋势，要能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促进保障作用。通过政府房屋、水电政策支持和公益创投项目扶持，指导社会组织积极承接公共服务，协助政府解决居民的民生问题。二是优化社会服务能力，使社会组织更好地与社区居民建立紧密联系，促进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和为社区居民服务。相关社会组织每月需要在睦邻交往体验中心组织公益活动不少于一次，服务街道辖区居民每季度不少于一百人次。三是发挥社会服务优势，强化居民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参与、评估和监督作用，使睦邻交往的功能向社会组织化方向拓展，着力解决社区实际问题。
四、构建城市民主的微观逻辑：望江实践的价值
人类发展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伟大的变革总是以改变那些最日常的生存条件为开端和最终结果的，看起来最细微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往往开拓出超越细微的宏观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望江街道“睦邻驿站”生活化治理的实践模式，切中了当前社区治理所面临的诸多时弊，夯实了社区民主治理的微观基础，有效地激发了社会多元参与和合作治理的活力，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基层公共安全，推进社区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望江“睦邻驿站”的实践探索为如何构建我国城市民主发展的微观逻辑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启示。
（一）生活化治理与城市治理的民主效能
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和睦邻里关系遇到了挑战，出现了邻里关系僵化、自治功能弱化等问题，对社区民主治理带来极大影响。要积极重构和谐的社区邻里关系，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民主治理嵌入居民的生活交往之中，吸引更多的居民从家里走出来，让社区邻里中心成為居民交流、民主自治的大平台。基于邻里交往的社区生活化治理模式，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能够克服民众的无效能感：一是它的社区归属感和邻里互助情感的培养；二是它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项目的解决。居民对社区民主治理看法的改变，意味着当居民看到使事情得以顺利解决，以及有相关后续措施时，对社区治理的参与兴趣和参与欲望就会急剧膨胀。因此，在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过程中，要把社区居民创业和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社区民生改善与社区民主治理的有机统一，逐步拓展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在此过程中，逐步对一些结构性的体制问题进行调整，并逐步实现由邻里交往到民主自治的自然而有序的系统化转变。
（二）以邻里共治夯实城市治理的社会基础
社区意识是衡量社区发育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也是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精神支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区意识就是居民对自己所在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现代公民以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基本标志，没有现代公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当前在一个日益强调个体利益、个体权利和私人空间的社会中，社区意识的培育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同时也是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弘扬邻里价值、促进睦邻和谐，为和谐社区建设提供新的动力和基础保障。不同于以往的“熟人社会”，对一个传统地缘关系、邻里关系逐渐弱化的社区而言，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化是客观必然。因此，社区的民主自治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稳定的居民共同交往价值基础。实际上，“睦邻驿站”在居民交往中弘扬邻里价值，将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及和谐共处意识贯穿城市居民邻里交往全程，这种内群体偏好将不断强化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居民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区治理，为和谐社区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三）精准把握需求导向实现政府与居民的有机互动
望江街道“睦邻驿站”建设的实践表明，邻里中心和网络协商是畅通信息渠道的有效形式，它能够有效地实现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的直接互动。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睦邻驿站”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的动力，首要在于它将居民的生活事务放在重要位置，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稳固的互信和合作基础。实践表明，如何来建构一个地方秩序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强，是当前我国基层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对于城市民主的有效性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让居民相信他们的参与能够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作用。要使公民参与有意义，就必须完善相应的参与空间，特别是强化居民生活化交往、事务性参与和民生实事项目的解决这三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政府通过全面精准把握居民的需求导向，将公民的需要与居民的参与和社区民主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居民意识到他们的参与对于公共生活具有实质的影响作用。民众了解自己参与的实践效果，这将影响他们在今后的公共生活中的民主态度。为此，政府既要畅通居民的利益表达渠道，让政府能够获取充分的信息，也要让公民意识到政府的开放诚意。要以社区公共需求为基本导向，创新社区公共服务，基本形成群众诉求表达——群众利益保障——群众权利实现——群众需要满足的良性循环，推进社区认同走向社会认同。
（四）以民主自治解决民生实事强化城市民主实效性
生活问题导向的民主治理，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民主政治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社区民主自治体制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它与社区居民生活紧密相关。以民主自治来解决社区生活中的各种民生实事项目，从而不断强化社区自主治理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是我国社区民主发展的必然选择。社区综合民主治理平台的建设，目的就是要整合服务资源，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解决那些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国内外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也早已表明，公民参与空间的存在能够提高公民的参与度，使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具回应性和责任性，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政府行为的绩效更为明显，公民也更容易获取更高效和更便利的公共服务。有鉴于此，政府应当有意识地汇总和梳理居民的民生诉求，在对各类焦点议题分析的基础上，将涉及社区治理难题转化为社区治理公共议题，通过召开评议会、协调会等组织力量开展协调工作，在有效化解难题的同时提升居民自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居委会、基层政府在引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居民也能以更加合作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共治中来。当居民交往的信息和话题以及民主自治的主题大多与居民的生活相关，就可以有效推动社区从“熟人共同体”向“情感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依次递进发展，实现从陌生人到熟人、从熟人到家人、从家人到主人的转变。
五、小结
现代民主政治滥觞于近代自治城市，也正是在城市中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现代民主政治起源的政治空间，因此，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市民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决定了城市民主发展对中国整个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性和全局性意义[3]。但我国城市治理的民主化路径探寻，“一方面要结合本土的实情从学理上加以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实务上进行模拟、试验，以期成熟推广之，在学理与经验的互动中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推进国家的制度建设”[4]。对望江街道“睦邻驿站”实践的研究可以看出，当代城市民主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即一条通向生活化治理的现实路径。这种民主实践采用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以及合作治理等方式，通过对现有制度框架的充实或改善，首要目的是解决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通过把那些在政策制定和决策中受到影响的人纳入决策考量之中，使体制对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更加敏感、更加以规则为导向、更加尊重公民的权利救济和利益实现。所有这些改变，都可以被看成是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过程中的也许微小却有意义的进步。围绕更好的城市生活的核心价值理念，生活化治理以多种具体民主理论诉求和实践形式得以体现，使民主在当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真正运行起来，为城市民主化路径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它深深植根于民众的生活之中，改变着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同样，望江街道“睦邻驿站”民主治理实践表明，民主政治虽然具有多面向的特征，它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宏大的政治蓝图，更应是具体的生活方式，把那些日常生活领域，甚至私人领域的一些微观问题纳入其中，寻求个体的、内在的、心灵的“微观解放”。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居民作为城市治理最直接的受益者，城市治理的目的之一也是不断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产品需求。对于城市政府来说，把城市建设好、管理好，其根本目的也是改善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环境，提高人們的生活质量。因此，是否能够将城市的民主发展与城市居民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将民主治理作为城市居民生活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方式，夯实城市民主发展的微观基础，是决定城市民主发展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生活化治理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我国城市民主问题的关注焦点如何从宏观政治制度框架开始转向微观政治运作机制，以使民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的价值凸显出来。更进一步说，通过生活政治的微观民主经验实践与体验，一种基于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国家认同才会具备本土的经验根基，“民主合法性”的规范取向才能真正扎根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5]。这意味着我国城市民主政治的发展，应当在着眼于充分发挥民主的治理功能的同时，更要将民主治理及其相关的民主制度安排转化为民众日常化的、生活化的经验感受，并成为他们处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私人或公共事务的基本原则和方式。这种生活化的民主生活将真正具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并为我国城市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胡骏.古希腊民主城邦制与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萌芽[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5）.
[2]汪大海，孔德宏.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3]王向民.城市民主：中国政治发展的生长点[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7，（4）.
摘要：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一直是社会治理中的难点问题，我国20 世纪末就开始积极进行“社区建设”，其后对农村社区也进行了多次改革，但问题依旧存在。农村社区的政社关系一直难以分清，新世纪以来，农村社区问题更加凸显，农民的公民意识不足，农村社区的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等。因此，笔者提出农村社区的现实困境，并提出解决之道，希望能够为我国农村社区治理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关键词 ：农村；农村社区；治理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的治理问题一直都是涉农制度建设与政策制定的基础性内容之一。农村社区的建设是依据我国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而进行的，探索依靠农村社区自身的力量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强化农村社区自治功能，以期能够解决农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既是改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状况的具体措施，也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所以把握农村社区的变迁规律，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效途径，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和谐，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局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刚刚起步，农村社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农村社区治理的政社关系与权力边界异化
农村社区的治理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社区自治，既然涉及到自治，就必然会出现诸如政府和自治体的关系和二者的权力范围问题。
政府主导角色混乱。自1983 年以来，我国政府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①随着“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形成，农村治理的主体分为两个部分，即国家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在农村社区发展的初期，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力量薄弱，社区的发展欠缺理论的指导规划，政府主导农村社区的发展是必须的，政府的财政支持就是农村社区发展的最大保障。然而，随着政府主导力量在农村社区的不断加强，政府的行为已经偏离了农村社区的利益，财政权力的上移，使得乡镇政府把目光投向乡村社区，农村社区已经成为了乡镇政府的后花园，任意索取，政府在农村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角色混乱。
农村社区自治权力边界模糊。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自治组织的一种，与乡镇政府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乡镇政府无权干涉村民委员会的行为活动，但实际情况却于此有所出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府延伸至农村的权力末梢，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村民委员会的决定。村委会虽然拥有自治权力，但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村委会的自治权力范围，使得村委会的行为一旦遇到乡镇政府的反弹，自身就会显得底气不足，继而影响自身自治权力的行使。
2.农村社区治理的承接载体与实践机制缺失
农村社区治理问题除了国家政府等上层建筑的原因，还有与社区居民自身和农村社区管理能力不足有关。
农村社区公民意识不足。公民意识主要包括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基层治理单位，社区内的一些决定必然会影响到社区的公共利益和社区居民的私人利益，这就使得社区居民必须具有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当中，积极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监督社区事务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以防止在执行过程中有人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损害社区公共利益。社区作为居民的集体生活环境，居民有义务和责任来维持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良好有序的环境不仅需要软性道德的约束，更需要硬性法律的规定，因此，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建立和谐有序的农村社区的基础。但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低下，几千年的封建残余意识较重，习惯于逆来顺受，公民意识的萌芽难以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不足。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即“为满足农村社区内居民的需要和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共同所需的，为农村社区居民的公众利益服务的事务，这些事务不能只受有关事实规则的制约，而是应该由专门的组织和调控形势控制。”②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应该满足以下要求，即要确保社区内的每一位居民都能够享有农村社区所提供的服务，要保证社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和农村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决禁止以环境换取公共服务的行为，促进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农村社区之所以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的城市愿望，就是因为社区能够提供的类似于城市的公共服务。但是，不同的农村社区由于地域不同，资源禀赋有所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各有高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缺乏，医疗卫生条件简陋，社区环境较差，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要求。
二、农村社区治理困局的消解路径
农村社区是我国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关系着我国工业社会的基础，影响着我国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质量。因此，对于农村社区现有的问题，我们必须及时有效地解决，以免问题恶化，加大治理成本。对于农村社区现有的几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如下方式解决。
1.建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机制
当前农村社区公民自我治理模式才刚开始，社区治理体制处于一个过渡阶段，社区自治制度还不完善。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乡村社区自治，建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机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政府在治理乡村社区的过程中，在管理方式上面要从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向间接的宏观管理，要从直接治理转为参与管理，充分发挥推动治理主体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乡村社区治理也一样，要增强社区自我治理的功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政府对社区建设的设想，可以通过制定实施法规政策、健全规章制度等法律手段和财力支持等经济手段来实现，以此增强社区工作的自主性，为社区依法民主自治创造好的环境。③
（2）通过制度改革和法律调整，明确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工作范围与行为边界。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指导和被指导，而不是管理和被管理，两者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中，两者的关系往往是纷繁复杂，权力边界难以确定。因此，我们要通过制度改革来明确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范围和行为边界，共同构筑乡村社区基层自治模式的实际运作方式。同时，通过必要的法律调整来具体规定哪些行为属于合法且必要的政府干预行为，哪些属于不必要或不合法的政府干预行为，既不能是的乡村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受损，也不能是乡村社区完全脱离政府管理，游离于政府之外。
2.提高农村社区服务水平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届重要会议都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而要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逐步解决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问题。面对农村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个解决途径：
（1）加大公共财政对于乡村地区的投入。要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必然需要大量资金，如此巨大的资金仅仅通过社区居民的集资远远不够，必须依靠国家强有力的公共财政支援。我国的公共财政总体来说总量是不断增加的，相同比例的情况下对于乡村地区的投入总量也在逐年上涨，但是，近年来社会物价水平上涨迅速，公共财政的上涨水平基本与物价上涨水平持平，因而乡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实质上并没有增长，所以，公共财政应该加大对于乡村地区的投入，提高乡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同时乡村社区也应该完善自己的财政监督管理体制，充分利用好国家的财政投入。
（2）建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多元化参与体制。农村社区的主体是社区居民，社区非营利组织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那么使农村社区居民和社区非营利组织参与到社区公共服务中来就可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参与体制。我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对于社区管理的参与仅限于信息反馈、意见反映等，这些参与方式“有效性”低，效果差，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关于流于表面。因此，要扩大乡村社区居民在社区决策中的参与权和发言权，使得能够参和讨论与其利益相关的重大议题，能够最大程度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3.增强农民的公民意识
建立现代化乡村公民社会需要培养乡村公民，乡村公民需要有现代公民意识。一个国家乡村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业已成为了一国发展程度的标志。当前我国农民缺乏系统性的公民意识教育，公民意识不成体系，处于“碎片化”状态，原有的农民意识虽日益“边缘化”，但现代公民意识还不够强，同时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参与主动性不高。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来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
（1）大力加强农民的公民意识教育。要实现中国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必须要意识到国民教育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国民教育使得公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领悟到公民义务中所包含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并使其深入到公民的脑海当中,成为一种自觉自愿行为。在中国农民从村民意识过渡到公民意识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主要是因为我国传统封建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思想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低水平也制约了乡村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就农民公民意识教育的路径而言，必须坚持有效性、科学性和持久性的统一。
（2）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一日三餐发愁，那么他哪里有时间和精力来认识和理解思想问题。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民意识与市场经济相互适应，是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我国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收入水平低，物质条件差，一些地方的农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认识和理解何为公民意识。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摧毁效率低下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破除小农思想，为乡村公民意识提供发育的土壤。
引文注释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发［1983］35 号）[Z]. 1983-10-12.
②孙琳.农村社区化公共服务分析——以诸城市为例[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9(12).
③关于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良性互动的思考（调研报告）.
2017年4月6日下午，春日阳光铺满了办公室的地面。透过落地窗，一转头就能看到暖阳下悠悠散步的老人，背着书包放学的小孩。
这是一个入住居民超过4万人的公租房小区。眼前温馨宜居的景象，是周培全和同事们持续努力的成果。
这几年，公租房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市拔地而起，惠及群众超过90万。随着大量人口入住，公租房小区的诸多问题也在不断显现。
为了让公租房真正成为“百姓家”，重庆已在这条路上探索了五年。
管理之惑
――入驻社区的每个单位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系统，大家各自行事、力量分散，无法形成治理社区的合力，仅凭社区“两委”，很难将这些单位凑在一起。
对公租房了解不多的人，很难想象管理一个公租房小区的难度。
周培全最初就是如此。
2012年，时任华岩镇半山二村党委书记的周培全接到通知，出任民安华福社区党委书记。
对这个经验丰富、头脑灵光的社区干部来说，“公租房”还是一个新词。
周培全曾在网上查阅公租房社区治理的相关内容，结果发现，当时公租房在全国也是一个新鲜事物。
“公租房小区究竟该如何管理，能不能管理好？”周培全心里没底。
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周培全顶着压力上任了。
2012年8月，重庆异常炎热，民安华福小区配套设施还没到位，连一间像样的办公室也腾不出来。在施工单位还未撤走的活动板房内，社区党委和居委会组建了。
同时，民安华福小区也迎来了第一批居民。随着办理接房的居民接踵而至，板房内拥挤不堪，热得像个烤箱。
后来，社区工作人员被迫把办公场地转移到地下车库。
克服了种种困难，第一批居民总算成功入住。但谁也没想到，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
“入住民安华福小区的41561人里，仅8人户籍在华岩镇。辖区在短时间内涌入大量人口，加之人口结构多元化、流动频繁、利益诉求复杂、管理主体多元等，让社区治理困难重重。”华岩镇副镇长杨正群说。
周培全很快就深有体会。
居民入住后，社^工作人员开始挨家挨户采集信息。有的居民不耐烦，质问工作人员：“你们到底要采集多少次？”
原来，除了社区，房管中心、物业和警务室，都去采集过相同的信息。
那时，入驻民安华福社区的单位多，分属不同的行业部门，管理内容虽有交叉，却没有形成信息共享的体系，更没有形成治理社区的合力。
2012年夏天，杨正群和周培全带领十几名同事，像开疆拓土的战士一般，成功在民安华福扎下根。但没过多久，大家就被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难绊住了脚。
大党委之桥
――社区治理离不开党建引领，既要积极推进规范化、制度化的社区治理模式，更要进一步推进基层党建，要让其扎根群众、扎根社区，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带动社区治理的稳固发展。
杨正群分管社区治理，也是民安华福社区筹备小组组长。
凭借多年的社区治理经验，杨正群和周培全很快意识到：管理公租房小区的关键，是要将参与治理的各个单位凝聚起来。
对此，杨正群曾向九龙坡区政府反映，希望在政府主导下，能有一个部门将民安华福辖区内的各单位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随着多个公租房小区投入使用，重庆市公共租赁房管理局也逐渐发现了许多共性问题。
作为全国公租房体量最大的区域，重庆解决公租房社区治理难题，已经迫在眉睫。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租房是一个新型社区的典型样本，它的治理，具有非常大的探索意义。”市公租房管理局局长郭唐勇说。
经过多次研究，市委组织部与市公租房管理局达成一致：只有紧紧抓住党建这个龙头，才能统领各方形成合力，推动公租房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
2013年3月，市委组织部、市国土房管局、市公租房管理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公租房小区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全覆盖的党组织体系，设立社区大党委，将进驻社区的各个单位纳入大党委，其党组织负责人兼任大党委委员；同时要求符合条件的驻社区单位要全部建立党组织。
2014年9月，民安华福社区大党委成立，杨正群兼任大党委书记。房管中心、物业、华福小学等四家单位党组织在第一时间加入到社区大党委中。
“社区大党委主要起组织核心和统揽协调的作用，横向是把社区里的各个单位聚集到一起，形成党在基层发挥作用的战斗堡垒；纵向是发挥各个单位的优势，让管理服务工作进家入户，延伸到基层末梢。”郭唐勇说。
在随后的大党委联席会上，华福小学校长牟春涛将困扰学校许久的安全问题提了出来。
“学校大门外就是主干道，学生放学后，总是一窝蜂地往马路上跑，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牟春涛说。
华福小学原本想在这里安装人行护栏，但此处属于市政设施，学校不能随便修建。
听完牟春涛的介绍，各成员单位都表示“应该修建人行护栏”。
很快，社区大党委出面推动协调市政部门。一个月后，约160米的灰色护栏修了起来。
后来，民安华福社区“两委”看到人行护栏效果不错，又在小区周围的人行便道上安装了护栏。
在民安华福，凡是入驻社区的单位党组织，都会加入到社区大党委中，社区大党委也从最初的“1+4”发展到现在的“1+N”。
按照“1+N”党建格局，民安华福每月定期召开大党委共建单位联席会，共商共议社^大事、共同解决社区难题、共同跟进问题的落实情况，形成了“事情共商、资源共享、文明共创、难题共解、活动共办”的工作格局。
服务群众
――把联系服务群众作为公租房社区党组织的基本职责，大力开展服务型社区党组织创建，建立文明和谐社区。
2015年春天，民安华福小区居民周川国和妻子双双失业。
失业后，周川国和妻子找工作找了三个月，也没找到合适的。
正当周川国感到无路可走时，社区工作人员找上门来了。
那天傍晚，周川国一家刚吃过晚饭，门外就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开门一看，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常规入户走访。
“最近工作顺心吗？在这里住得开不开心？”工作人员关切地问。
“我们夫妻两个都失业了，已经三个月没有收入了。”周川国说。
“那你有什么技能吗？”
“我以前一直在厂里搞机械维修。”
“社区这边有许多培训，家电维修你应该也能做，要不你先来参加培训，学一门好找工作的技能？”
在社区工作人员指点下，周川国按时参加了几次家电维修技能培训，上手很快。
同时，周川国还来到民安华福就业创业辅导站，在就业创业服务超市里填写了个人信息。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工作。”周川国说。
周川国的期待不无道理。就业创业辅导站是社区“安心创业党支部”针对当地居民就业创业难题而进行的创新探索，集合了100多家用工单位，为失业人员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
而“安心创业”，仅是社区大党委服务群众的载体之一。在社区大党委统揽下，民安华福小区相继建立了“贴心办事”“安心创业”“热心公益”“知心邻里”“开心文娱”的“五心”支部，有针对性地为群众提供服务。
很快，周川国不仅找到了工作，后来还成功创业，开了一家家电维修店。为回馈社区的帮助，他还主动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免费为小区独居老人和困难家庭维修电器。
百花齐放
――经过五年的探索，重庆公租房社区党建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各公租房社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2016年下半年，大渡口区钓鱼嘴半岛逸景公租房集中接房两次，一万多人聚集于此。
和大量居民一同到来的，还有临街摆摊的商贩。
眼看占道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半岛逸景党支部书记兼社区居委会主任龙成莉心生担忧。
那时，半岛逸景社区大党委尚未成立，仅靠社区居委会，根本无法解决乱摆摊的问题。
参照民安华福社区大党委针对乱摆摊问题的治理经验，龙成莉有了初步的解决路径――她找到八桥镇政府，领着镇领导来到现场，希望能由镇政府出面，协调各单位合力解决这个问题。
对此，八桥镇组织相关单位召开专题工作会，研究出方案：划定一块区域让商贩摆摊，同时组织力量加强现场管理。
有了先行者铺路，重庆公租房小区的发展，有了更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2017年3月底，半岛逸景社区大党委成立。至此，主城区已入住的14个公租房小区，均建立了社区大党委，并成立了趣缘、业缘和楼栋各类党组织143个。同时，入住小区通过开展寻找流动党员、评议身边党员、发现优秀党员、帮扶困难党员“四个党员”活动，已将5914名流动党员纳入有效管理。
在各方积极推动下，通过标准化建设和项目化管理，重庆公租房走出了一条在社区大党委统揽下的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之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康庄美地开展社区网格化管理和重点人群“色别标识”，点对点为居民办实事；康居西城建立“流动党员红岩志愿服务站”；民心佳园推动实施“幸福来敲门”关爱独居老人项目，两江名居实施“五润家园・和合名居”家文化建设……
摘 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在强化基层、夯实基础。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难题和存在的治理误区，应创新治理方式：调整力量架构，完善治理体系；抓住治理重点，着力化解矛盾纠纷；转变治理方式，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激活主体意识，激发群众活力。
关键词：创新 社会治理 基层 治理方式 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在强化基层、夯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近年来，全国各地围绕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开展了许多有益尝试，也遇到过一些问题和挑战。社会治理创新正在从局部化、碎片化、浅表化的实验，走向全局化、系统化和深层化的探索中。
一、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带来各种矛盾和挑战。概括起来讲，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六个“难”：
一是人口管理难。人口流动性加强、特殊人群增多、城乡二元户籍体制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传统的人口管理模式亟待重构。
二是矛盾化解难。社会利益结构快速分化，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不断出现，新老矛盾交织，各种利益诉求难满足。
三是安全防控难。治安形势严峻，刑事犯罪高位徘徊；安全生产问题突出，事故多发；网络社会发展迅速，安全漏洞多；恐怖问题越来越现实，社会压力大。
四是基层管控难。一些乡镇（街道）、村（社区）力量不足，素质不高，民主法制观念淡薄，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缺乏。
五是服务供给难。需要为人民群众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供给的数量、质量、渠道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六是队伍建设难。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素质难提升，形象难维护。要化解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二、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误区
1、片面强调维稳，忽视激发社会活力
当前，在各地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有的地方片面强调维护社会稳定，忽视激发社会活力，基于传统管控思维，将政府和行政力量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基层社会中大大小小各种事务统统包起来或者使它们处于自己的监控之下，“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有的地方重管理、轻服务，重“刚性”措施、轻“柔性”方法，习惯于从补充行政管理的角度来动员社会和组织公众参与，而不是鼓励具有主体性意识的社会主体充分发育；有的地方更多地使用管制控制的方式，而较少地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较少通过平等地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增强民众参与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这种以行政管控为主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仅难以实现基层社会稳定和谐，还容易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
2、注重技术层面，忽视深层治理
当前，在各地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管理部门日趋注重在技术层面解决各类社会治理难题，并创造出各种基于网格化、数字化为平台的管理方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以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能够有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然而，过于依赖这种方式的单纯技术手段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很多基于网格化的社会治理项目仅仅在表层上解决了问题，但深层次问题却一直缺乏整体性的应对思路，整体性的公共管理目标往往被各种项目碎片化了，不同项目之间的协调也越来越困难；二是由于网格化管理中数字化和信息化手段特别是视频监控设备的过度和不当使用，侵害了不少社区居民的个人隐私和私人空间，很容易给部分特殊人群贴上“污名化”的标签，不利于基层社会和谐。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
1、调整力量架构，完善治理体系
面对社会发展的新态势，传统的以行政体系为主要力量的基层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承担现代社会治理的重任，必须在原有体系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力量架构，建立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治理体系。一是要建优党的组织。以党建为统领，把党的基层组织建全、建强、建实，选准、配优基层骨干力量，真正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要发展自治组织。着力让村委会、居委会回归自治，整合村、社区内部的治理资源，形成以居委会为中心，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体系。三是要培育服务组织。引入、培育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发展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公益服务和商业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服务，搭建起多层次、多元化服务结构，提高社会自我协调、自我供给能力。
2、抓住治理重点，着力化解矛盾纠纷
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引发大量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一是要坚持预防为主。注重长效机制的建设，把社会矛盾的应急处置与矛盾的常态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解决在基层。二是要抓好科学化解。对突发性矛盾，要集中做工作，及时化解；对周期性矛盾，要不断做工作，反复化解；对长期性矛盾，要经常做工作，逐步化解。做到“小矛盾不出村，大矛盾不出乡镇”。三是要严格责任追究。按照“属地管理、分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和落实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促进基层社会矛盾的和谐、合理、高效解决。
3、转变治理方式，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
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政府要从控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治理中提供服务，在服务中促进治理。一是要创新服务模式。网格化服务是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和大力推广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以城乡社区为基础，以服务管理为指向，凸现了“责任网格”的总体要求和“百姓网格”的人文理念，推进公共服务进社区、社区事务进网格、工作责任进网格，是服务模式的有益创造。二是要提高服务效率。要在基层党政组织的统筹下，整合服务资源，组建高素质的服务团队。要充分利用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借助新媒体等先进信息媒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三是要缩小服务半径。根据实际建立15分钟、20分钟服务圈，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群众提供更加快捷的服务，实现对每一名城乡居民困有所助、难有所帮、需有所应。
关键词：社区职工；思想政治觉悟；提高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21-0179-01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稳定的基石。社区工作主要负责原矿区离退休，伤残，以及住宅区供水、供电，治安保卫，环境卫生等管理。“搞好服务保稳定”是社区工作者角色转变的根本所在。面对企业行为目标和社会分工的改变、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考验，如何适应这种形式，主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和谐社区的建设发展创造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目前在创造和谐社区中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1.企业行为引发的职工思想问题。南桥煤矿社区是从原南桥矿破产后成立的，过去职工只重视经济效益，面对搞好服务这方面的工作还很陌生，加之破产企业社区是一个过度性的机构。为此社区广大职工企业与个人发展的长远考虑、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猜测，议论和担心。有些职工的观念未得到及时转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等原因，加上周边企业效益的好转，攀比心理因素的影响导致部门职工人心不稳，难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岗位上，使工作效率下降。
2.留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比较年轻工作经验不足，这部分人的思想表现在思想上先进、行动上落后、工攀比、善比较。工作中常常是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二是想干事却干不了事的老年职工也不少，这部分人的思想表现在想干一番事业，起初对工作也很有热情，能干、肯干，但由于学识能力的所限，工作缺乏创新意识和进取意识，工作起来没思路，没头绪、只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得过且过的习惯，工作积极性就没有了。
3.社区的成立，由于经费的来源属于拨款，不再是过去那种“要产量发工资”但是事物总有利弊之说，虽说工资发放不受影响，但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无法调动员工积极性，削弱了职工竞争的观念，思想上放松学习，造成忧患意识和创新观念不强。
二、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服务和谐社区的对策建议
面对当前社区管理对象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求，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夯实和谐社区建设的思想基础。
1.要帮弱济困、关心职工，夯实和谐社区群众基础，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企业和谐的标识，也是让全体职工做敬业、修身养性、坦率正直的准则，要通过以人为本的管理凝聚人心。
2.要真心实意关心管理对象，倡导人性化管理，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是思想政治工作“三贴近”中的贴近实际，不成为一句空话，用真诚赢得管理对象的信赖，缩短与群众的心理距离，在思想感情上与离退休、伤残等职工融为一体，要体现到、说实话、办实事中，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管理对象的角度想问题。
3.是关注辖区弱势群体，面对众多的离退休职工下岗，失业、工伤残和抚恤人员群体，要以困难群众“生活有保障，子女有学上，患病有救治，就业有岗位”为目标。最大限度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要求，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等问题要从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做起，不断美化人居环境，解决那些没房住，或有住房困难群众的生活之忧，让他们真心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尽快投入到和谐社区建设上来，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三、培植社区愿景目标理念，打造社区文化基础
1.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社区管理之中要引导职工从个体意识向团队意识转变，从满足于当前向树立远景目标转变，从敏感猜疑向相互信任合作转变，从维持正常工作向不断追求卓越高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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