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5 10: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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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法 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指技术、商品、服务、资本等贸易流动规模与形式的增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与冲击。而就法律领域而言，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本文则具体针对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展开探讨。
1、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影响
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法也在不断地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关系产生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属于国内控制管辖的经济活动，现今同时属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控制，两者之间的趋同性发展加快，并且国际法规范逐渐超越国内法规范，有时国际法规范甚至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各国关税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其次，国际经济法各部门法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各种经济活动融合更为紧密，例如贸易与环境问题，针对贸易与环境，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环境资源问题，因而环境问题也成为了一种贸易壁垒，此外也有贸易与知识产权等。此外，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商法统一进程的加快，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商人通过自主机构统一并创设了大量的商法规则，一些国家也制定出了同其他多数国家一致的法律体系，并且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制定出了统一的商法规则。
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决定国际经济法走向的主要动力
2.1、商人的动力
商人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商人的商业行为最大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因而他们能够冲破自然认为限制，把价值规律推往各国，从而能够推动经济法向着有利于国际经济化方向发展。首先，商人可以借组国家政府力量，推动国家创设法律体系，得到政府的认可；其次，商人可以通过编撰商事规范，并使其得到广泛的应用。商人能够为国家带来经济利益，因而可以贫此条件来促进国家的优惠经济政策的推动，加大对投资风险的保护。
2.2、国家的动力
国家政府是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者，是国际经济关系当中的最重要的交易主体，但同时国家在制定国际经济法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商人的利益因素，在扩大市场规律作用范围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国际商业来往限制。近几十年中，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管制放松，体现出了向市场让步。然而国家也不能一味地对经济全球化采取放任态度，因为市场经济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不足，因而必须要探索出一种国家能够对市场进行有效控制调节的机制，促进经济与社会平衡发展。
2.3、非政府组织的动力
非政府组织如今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七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在国际经济的领域，非政府组织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代表着社会不同利益的群体通过压力事假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产生影响，例如社会上的环境保护组织与工会组织等。
3、经济全球化作用下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
3.1、国际经济规则统一进程进一步加快
为获取商业利益、降低交易的风险，就必须要建立起跨国的贸易规则，如今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进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关于商人的立法，国际商会通过一系列商事惯例的制定，促使其成为统一的商事规定，将商人们习惯的商业行为确定化，更具广泛的适用性。同时，各个国家经济立法的趋同，也推进了国际经济规则的进一步统一，如今各个国内经济法、尤其是涉外经济法律制度方面的差异逐渐地减小。此外，国际统一规则迅速的发展，也有助于调整跨国交易关系，如今世界贸易组织条约已经从国际货物贸易延伸到了国际投资、国际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领域，一些国际公约的制定，也在国际经济规则统一进程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2、弱化国家对国际经济交往管理
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不断变化使得国家政府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弱化，对于跨国交易等的限制也不断放宽。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冲击明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都被纳入世界化轨道，国家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了局限性，因而，仅仅强调维护自身经济安全与利益的方式已经不符合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需求，必须要让自身融入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合作、参加国际组织、缔结多边条约、让渡部分国家等方式来实现更大的经济社会利益。
3.3、新商业领域给国际经济法带来的挑战
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传统商业形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其必然也带来了新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电子商务利用网络进行低成本地洽谈、签约与交易付款，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税收征管、合同等诸多问题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国际条约的限制，此外还有不正当竞争与国际垄断问题等，面对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国际经济法也必须对现行的制度与条约进行调整与规范，跨学科研究，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将法律同经济研究相结合，不断创新，促进国际经济法的完善。
4、结束语
经济对法律有着决定性影响，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法律领域的变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建立起完善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是十分重要的。未来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须要加强私主体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满足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经济的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趋势，对国家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改变着二战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士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这一词，形容此前20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解释比较多，但从全球化一词提出开始就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贾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活动，使得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且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现实生活中最流行、最时笔的用语之一。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关系的改变。同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助于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类型国家间关系有所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发展毕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垒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垒球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方面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而出现的，且在全球经济规则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制定的叠融和贸易规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取更长时期，拥有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过程，也是两极格局逐渐终结的过程，冷战结束后，殴、美共同对抗的敌人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别是西欧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步伐明显加快但这种矛盾和分歧并未冲破西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制度规范环境和价值观念，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还通过有效的协商的方式，通过沟通、谈判．通过各种组织，特别是西方富国俱乐部——西方七国(现在因俄罗斯加入而称八国)首脑会议，来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共同雏护共同的利益虽然这其中也不乏西方国家因面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世界而带来的困扰和苦恼，如美国实施赫尔姆斯——怕顿法靠和迭马脱法靠．引起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但美国强太的经济力量加上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经济联系，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问关系的主调是协调、缓和。
二、经济全球化协调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封闭对抗走向开放缓和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问由于政治制度对立，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经济上相互隔绝互不鞋来．彤戌两个平行的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鲁主义国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造一步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世界，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开放性恰恪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基于这种认识，杜会主义国家带5足改革开放的政策，冲破封锁，创造案件，抓住机遏，使社会主义刺度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从当前的客观情况看，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战胜资奉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不是很现实，两种制度将是长期并存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方面，在维护全球经济安全方面，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奉主义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使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在政治、军事，特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对立趋于缓和．由冷战时期“对抗”走向“既共处又竞争”的关系。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最蝽的革命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存也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当前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叉需要稍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提高自已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而资本主殳国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国这样大的具有更大潜力的市场．因此争取与资本主叉国家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进免对拉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当夸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古、越等都认识到当前是一十难得的机遇，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厦加入WTO，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加深。
当然，作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两，政治上的“渗透、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社会主义国家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干涉和影响，越是经济站舍的紧密，这种防犯工作越是艰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上相互结合与政治上对峙的结构将会持续下去。
三、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制度变迁 转型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方面的因素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广泛地实行市场化改革，从经济体制上消除了与以市场经济为本质特点的世界经济的差距；二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发展政策上减少了国家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世界经济在空间概念上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其中，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20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本身既是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表现，又是经济全球化逐步推动的结果，同时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欧洲和亚洲一共有30多个国家，占全人类1／4的人口，卷入了这场壮观的变革。这些国家，就是我们所谓的转型国家。
理论上，经济转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转换，即从一种制度状态进入另一种制度状态；另一种则特指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发生的制度变迁，即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实践中传统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东欧国家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正是改革的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作用，开始把体制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研究之中。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新设计的过程，转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展的能力。由于转轨的途径和步伐各有不同，转轨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有的国家只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进行改革，如中国；有的国家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俄罗斯。转轨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意味着实质性的改变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另一次尝试。所以，对转型国家而言，转轨取得最终成功的机会就在于恰当的制度设计能否有效运行。如果对制度安排没有足够的关心，自由化和私有化就无法带来社会预期的经济的效益；如果对实现新体制没有明确的规划，或者对新体制的运作一无所知，就无从谈起及时完好地实现转型。因此，转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成功完成制度的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至关转型国家改革成败的关键，好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表现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
谈及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会有很多诸如原因、影响因素、机制及其路径依赖等问题吸引我们的视线。但这里，笔者想另辟蹊径，以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探讨其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
经济全球化促进制度安排的借鉴与趋同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指全球所有国家都被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中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始点可视为15世纪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甚至更早。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少有国家仍然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现代世界经济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趋加强，以贸易、金融和国际化生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现在，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越广越深的国家，它的增长就越会按照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发展。由于转轨经济完全可以以一种追赶型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所以它们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在这种背景下，显然，经济系统的开放性成为了引发其制度变迁的诱因之一。越是开放的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经济系统的交流来获取新的有效制度安排的知识，从而扩大可供其选择的制度集合。事实上，如同通过技术的引进可以有效降低独立开发新技术的成本一样，通过借鉴别国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经验，也可以大大节约一国用于制度设计与创新的研究费用，大大降低其对不成熟制度安排的试验成本。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新的制度设置必须建立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的新组织的基础上(因为那时不需要它们)。经济转轨不但呼唤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而且需要对新的行为模式加以学习。企业、银行、公务员和政府官僚，甚至一般家庭，都必须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并尽快学会新的模式。所以，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表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为各个转型国家的经济开放和制度借鉴提供了非常之良好的契机。
首先，转型国家的经济转轨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表现之一，又是经济全球化推而广之的结果，此外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转型国家之所以会在20世纪末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除了中央计划经济本身的一些弊端导致国家经济效率极低，国民生活水准下降，从而从内部产生制度变革的要求之外，某些转型国家突破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限制，开始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恢复经济往来，从而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其制度效率也不无关系。
其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扩展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现状的一种客观描述，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渗透，未来的最终发展趋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则是必经的一个阶段。这些集团以其显著的经济成效吸引着各一体化组织外围的转型国家，因此，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仅是转型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绝好机遇，同时一体化组织制度趋同的要求，无形当中也为各个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可选择的模式。
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在转轨经济体中，有许多国家正在与更多的发达国家开展各种交往活动，转型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积极性很高。对于某些东欧国家来说，为了转轨的成功，他们期望加入欧盟。这当然是一个困难而长期的过程，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整个经济和政治转型中最令人鼓舞的努力。如果能够顺利地加入欧盟组织，那么欧盟的经济制度就会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正是这种加入欧盟的期望，成为了中、东欧转型国家努力进行政治和经济体系转轨的动力之一。到1996年，已有10个转型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开始与欧盟进行合作。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包括具备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存在民主制度，尊重少数民族，合理管理公共事务等等。为了实现加入的目的，它们必须加快制度框架的改革以达到欧盟的要求，因此，在努力加入欧盟的过程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会以欧盟的制度安排为路径，逐步与之趋同。
1997年的马德里峰会，捷克、匈牙利、波兰被正式邀请在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关于成员国资格的重要决定是由美国参议院于1998年4月30日做出的。虽然北约成员国资格只是严格的政治决定，比欧盟成员国资格的获得容易得多，但是，加入北约将有利于这3个国家加快与欧盟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同时有助于加强外界对这些国家经济状况的信心，并加强外资的进入。
相似的努力，亚洲的转型国家也在进行着。这一地区的目标集团首先是东盟。越南在1995年成为东盟的成员国，老挝则于1997年加入东盟。柬埔寨的加入因为1997年夏天的政治动乱而被拖延了。东盟成员国资格对这些转型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在考虑到它们与其他东盟发达成员国的巨大发展差距时更是如此。区域一体化是唯一可以使欠发达的转型国家保持比富裕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减小经济差距的方式。这取决于，第一，是否东盟扩张的过程有利于转型国家市场改革的进程，并且最终使其真正转型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第二，是否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可以使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毋庸置疑，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越南已经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势，价格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某些自由的监管都有利于资本市场和外商直接投资，所有这些都因为加入东盟而得以催化加强。不过，东盟成员国资格并不要求政治和制度方面的条件，这些都可以在加入之后的适当时刻按集团所建议或期望的方式进行改革。这样，就有时间来支持转型国家所进行的必要的改革与调整，这可能会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在转转型国家之间很可能会产生某些以国际合作和经济增长为宗旨的新区域组织。在苏联解体和经互会解体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新地区之间的重新一体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资格绝对可以推动转型国家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化。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 经济主权 挑战 维护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
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三、金融全球化视域下国家经济主权的维护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巨奖获得者在获奖前一个月还在为生活费发愁，而他设计车标的初衷竟然是为了父亲，正是由于父亲的绝症，他才能不断地增强信心，顽强地克服各种困难，也正是由于急切营救老父的愿望，他才有了源源不竭的设计动力……
艰辛迭至，
寒门学子不做“可怜人”
岳贤德于1986年出生于安徽省肥西县桃花镇，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一家五口人靠父母种庄稼为生。2003年，岳贤德的姐姐考入皖南医学院，两年后，岳贤德也考入安徽大学平面设计专业，一户农家供养两个大学生，家中经济非常拮据。
生活的压力虽然很重，全家人却很乐观，岳贤德的父亲更是如此，他经常把孩子们的成绩单拿给别人看，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这样憧憬：“只要坚持个五六年，几个娃娃都参加了工作，我的好日子就来了！”2006年9月，为了孩子的学费，岳贤德的父亲决心出外打工。
然而，艰辛劳作没有换来生活的平静。2007年1月的一天，正在学校勤工俭学的岳贤德接到了家里传来的不幸消息：父亲患上了食道癌，目前正在当地的医院里住院！
岳贤德顾不上擦干脸上的泪水，星夜赶到了医院，推开房门的一刹那，他惊讶地看到父亲疲惫地躺在床上，曾经红润的脸庞变得蜡黄，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下去，几个月不见，他明显苍老了许多。
2007年2月，全家人东挪西借，终于凑足了手术的费用。这次手术进行得较为成功，父亲的病情相对稳定下来，可是，庞大的债务让他的心情很是沉重，这一次，轮到岳贤德反过来宽慰他：“爸爸，我已经打听过了，大学里可以申请助学贷款，我还可以打工赚生活费，虽然我挣钱的能力不行，但是我可以最大限度地省钱。”看到儿子如此自信，父亲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
新学期开始后，岳贤德的身上只剩下三百元钱了，这些钱根本就不够一学期的生活费。他想找份家教，然而，做家教的大学生排成队，根本就轮不上他这个大二的学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岳贤德就只好“抠”自己，在“节省”二字上做文章。逛商场，买些时髦衣服，这自然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而且从小就没买过或做过多少新衣服，他早已经习惯了。在食堂进餐时，他只买块把钱的便宜菜，五元钱往往能吃好几天，买廉价方便面，他是成箱成箱到商店去批发，这样一来，每个月一百元生活费就够了。
有一回上晚自习，当岳贤德收拾好书本，正准备回宿舍的时候，忽然发现阶梯教室的桌子上有很多空的矿泉水瓶子，一个瓶子就是一毛钱呢！他像发现了一大笔财富一样，把这些瓶子全都收了起来。既然这个教室有这么多瓶子，那别的教室应该也有，就这样，他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搜了起来。那天，赶在教学楼熄灯的最后一刻，他带着一大袋“战利品”走出了教学楼。他想，这些瓶子少说也能卖几块钱，以后要是天天都捡，生活费就不用愁了。
从那以后，发现了“商机”的岳贤德每天都外出捡瓶子，可是，随着捡来的瓶子越来越多，这些废品该放在哪里呢?大量的废品放在宿舍里，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即使室友不说岳贤德自己也不好意思。
一次，他在跟宿舍楼管理员聊天时，偶然得知还有闲置的地下室，于是，他立马向管理员申请一间地下室用，管理员早就知道岳贤德的家境，当即答应留一间给他放废品。
既要兼顾学业，又要捡废品，岳贤德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有一次晚自习后，他在校园外的一个楼角捡东西，因为体力太差昏昏沉沉睡着了。一位阿姨看到这一情形时，怜悯之心顿起，她将灰头土脸的岳贤德唤醒后，非要塞给他10元钱，要他去买一些东西吃。岳贤德谢绝了阿姨的一番好意：“我不是可怜人，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吃饭，我要花自己赚的钱……”
2007年4月，岳贤德回家看望父亲，把一小沓皱皱巴巴的钞票放到父亲的手里。看到又黑又瘦的儿子，父亲明白了一切，他内疚地对岳贤德说：“孩子，你受苦了，是我的病拖累了你！”岳贤德一脸成熟地说：“爸爸，你别这样想，你只要好好地活着，我就有了挣钱的动力！”
倾情“车标”：
垂危老父是我无悔的动力
生活的压力让岳贤德养成了做事麻利的习惯，他还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时间表，这张时间表密密麻麻地安排着各种事项，细到可以按分钟来计算。
不过，岳贤德十分清楚：光靠节省，光靠捡废品，虽然可以缓解一时的生活之需，却无法缓解整个家庭的经济压力，父亲术后的花销仍然很大，债务更是如同大山一样，自己无论怎样节省，也解决不了这一根本的问题。
2007年4月底的一天，岳贤德在网上发现一条消息：中国吉利集团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宣布斥资360万元设立专项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征集新车标，其中大师奖1名，奖金200万元。
吉利集团的消息让岳贤德眼前一亮。平时，他就非常喜欢各类车标，对有关车标的设计更是十分敏感，走在大街上时，他常常盯着各式各样的车标仔细观看，岳贤德觉得，车标就像人的发型和衣着一样，可以反映出其独有的内涵与个性。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还专门研究过国内外的各种车标，翻阅了大量系统翔实的设计资料。查阅让人眼花缭乱的车标，岳贤德既像试穿一件新衣服，又像吃了一顿饱饭那样充满了愉悦。
更重要的是，这次设计新车标的巨额奖项，让岳贤德看到了改变生活的希望。岳贤德想：自己就是学设计的，平时又喜爱研究车标，因此，构思一件恰当的作品应该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不过，岳贤德也明白，自己不能对此抱太大的希望，他想：一定要摆正心态，如果获奖了，父亲高额的医疗费和债务就可以解决；不能获奖，就权当是锻炼自己，看看自己的作品与那些大设计师、大公司的作品差距何在！
但是创作的困难远非常人可以想象，在实际设计中，作为大二学生的岳贤德因为缺乏实践，动手能力十分欠缺，初期勾勒出来的草样连自己都不满意。不过岳贤德并不灰心，只要是进入了设计的状态，他常常吃饭想，睡觉想，脑子里整天惦记的就是这个标志。有一段时间，岳贤德把一切业余时间都泡在了电脑屏幕上，室友们看他这样专注，担心他搞坏了身体，只好轮番为他买饭买菜。
在设计的过程中，岳贤德发觉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经常拿着自己的草样给别人看，虚心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对于大家提出的建议，岳贤德一点点地汇集起来，力求在下一个草样作品中得到体现。由于吉利集团是在1月初开始征集车标，而岳贤德晚了近三个月才知道这件事情，因此，他加快了设计的进程，力求赶超前面的参赛选手，岳贤德内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设计出对得起所有人的作品！”
大二暑假期间，岳贤德的设计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他没有回家，足不出户地在电脑上画了改，改了画。设计的过程中，岳贤德想到吉利是中国品牌，因此车标绝对不能太西化，一定要体现出中国特色。因此，他不断向自己的语文老师请教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总想在民族特色和现代感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有一次，他步行到老师家请教问题时，半路上突然来了设计“灵感”，由于害怕过一会儿忘记，他马上从兜里掏出纸笔，立即坐在马路边画了起来。几个路边等客的“摩的”师傅见状后，一个个好奇地凑了过来，一位师傅仔细端详后，竟然哂笑起来：“你画的这是什么呀？简直活脱脱一张大面饼，根本就不好看！”面对这番取笑，岳贤德一点儿也没有生气，反而拉住这位师傅，非要他给“面饼”提出修改意见。
还有一次，学校的三个舍工打扫楼道，当看到他的房间贴满图标，一位有着名车嗜好的舍工不客气地指出：“别看你创作的十几个图标花花绿绿，实际上都有名车图标的影子，既然是国产车，就应该完全是自己的东西，多用‘麒麟’、‘凤凰’之类的传统物件。”一番话虽有切肤之痛，但岳贤德并没感到丢面子，反而觉得受益匪浅。
就这样，岳贤德每天都在做设计车标的事情，原本复杂的图画越来越简洁，含义越来越鲜明。通过对主题的不断磨砺，岳贤德想：吉利作为民族自主品牌，车标一定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中国制造”。另外，“吉利”这个词本身就很中国化，有吉祥的意思，应该选用中国传统且具有“吉利”寓意的象征物。
2007年8月7日截稿前，岳贤德精心完成了《雀起东方、雄视寰宇》的设计。这是一幅采用立体构图的金属标志，主体图案是一只昂首傲立的东方神鸟――“朱雀”，朱雀的外形既像英文“G”，又像数字“6”和中文“吉”。这幅作品中，岳贤德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朱雀”的形象被幻化，以傲起之姿雄视全世界，设计主体是刚劲有力的曲线构图，象征吉利事业根基牢固、稳如磐石；多层的曲线设计则如叠叠巨浪，一浪高过一浪，象征吉利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也切合了一贯以低端轿车形象示人的吉利“脱胎换骨”的梦想。
石破天惊：
我击败全球数千精英设计师
2007年9月，吉利集团将所有作品在网上公示并接受公众投票，岳贤德也一下见识到了这次车标大赛的热度：全球超过9000家各类媒体连续报道了新车标征集活动，吉利组委会共收到海内外稿件、邮件27336份，最终有效稿件12205份，这些稿件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并由此创下了企业征标的世界纪录。
网络投票开始后，岳贤德的作品受到了很多网友的青睐，一些网友评价《雀起东方、雄视寰宇》近乎完美，作品中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还有的网友赞誉岳贤德的作品主题最明显，也最具活力。面对这些溢美之词，岳贤德很是欣喜了一阵子，但是面对众多的设计精英，他还是不敢对获奖抱以奢望。
2007年10月，岳贤德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原来，父亲的病情又出现了反复，于是岳贤德再次请假回到家中。病床前，他细心地端茶送水，穿衣喂药，就在岳贤德渐渐淡忘了参赛的事情时，一个巨大的喜讯不期传来，2007年10月底，在父亲病榻前的岳贤德接到了吉利集团的邀请电话：“岳贤德先生，恭喜您已经成为征标金奖两名候选人之一，请马上来北京参加车标评审揭晓大会。”岳贤德这才得知，自己的《雀起东方、雄视寰宇》一路过关斩将，已经战胜了众多的入围对手，冲进了最终的决赛！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岳贤德惊讶得久久说不出话来，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很高兴：“你放心去北京吧，爸爸的病你不用担心，我还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呢！”辞别父亲的岳贤德先急急忙忙赶到了学校，收拾行囊时，他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室友们看到这一情形后，马上进行“增援”，临时给他换上一套崭新的衣服。就这样，岳贤德背负着数不尽的殷殷期望，匆匆踏上了进京的列车。
2007年11月6日，“穿戴整齐”的岳贤德出现在了北京车标揭晓现场，此次揭晓过程，主办方首次引进PK机制，两名金奖候选人将通过现场陈述PK，接受由专家、媒体、设计师、吉利用户组成的66名评审团现场评审。岳贤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紧张的他甚至没能诠释完自己的设计理念，事先准备好的东西只结结巴巴地讲出了一多半儿。岳贤德的PK对手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精英设计师，由于从业多年经验丰富，这位设计精英在PK现场侃侃而谈，对作品的诠释丝丝入扣且滴水不漏。听完对方精彩的发言，岳贤德情不自禁地擦了一把汗，他想：自己的表现实在是太差，这下算是彻底不行了。
论文摘要: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现实文化语境和必然发展趋势，当然也是我国所处的现实文化语境和面临的必然趋势，“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所谓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碰撞和融合，不断形成共识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是文化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契机的同时，又会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产生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与科技优势，通过文化全球化，向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从各个方面对我国施加影响，加紧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渗透。在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中，我们为曾经创造过的灿烂文化而骄傲，又为晚清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历史而痛心。尽管我们理智地认识到，全球化能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但由于西方国家在强大经济实力带来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和排他性使我们在对外开放吸取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存在的根基，从而导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文化软实力”概念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指构成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即软实力中的文化因素。本文使用文化软实力的狭义内涵，“文化软实力”是指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它是相对区别于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因素而存在的软实力形态。在“软实力”要素构成中，文化软实力是基石，它构成软实力的深层魅力。文化软实力是构成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提升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综合国力的标志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都是综合国力的标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取代意识形态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很大程度上，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便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对照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性正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力随着硬实力的增强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一、中国传统文化非现代化的困境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储蕴了丰富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浓厚的思想积淀与数千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稳定而成熟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主题、思维方式乃至价值系统，从而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否定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于其普世性不足，需要作学理上的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普世价值。庞中英教授指出:“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并不很丰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
思维方式问题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逻辑分析来观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古代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只是一种素朴的辩证思维，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尽管有中国文人在竭力发掘“东方思维方式”的优势，但它很难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这正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方法论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给民族带来的负向后果早已显现。
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民本”、“人本”思想原本是异常丰富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禁锢，民主思想精华几近淹没殆尽了。比起西方，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系统的惯性显得特别大，走向民主的道路也格外漫长。另外，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采取压抑手段，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和家国同构观，对中国政治结构负向影响深远。
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社会可以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系两千年一以“大一统”局面。重视道德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崇尚道德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尔雅”的美誉。但是，把人世的伦理道德原则绝对化则贬低了真理的意义，影响了自然界的科学探讨，妨碍了科技的发展。这种道德至上意识的结果使中国文化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僵化性，而现代文化已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道德至上的观念，妨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非此即彼、非破即立、两极对立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既妨碍了对传统文化较为冷静的反省和扬弃，又妨碍了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吸收，使文化建设方向不明、方式不适，使得中国近代以来没有认真地组织一个完整系统的文化建设过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远未完成，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西方强势文化殖民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
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本应加强了那些本土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从根本上应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但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讲的那样:“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成为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常式选择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因此国内许多学者担心美国文化扩张是美国文化将中国文化进行英语文化殖民化过程。
文化殖民化的手段主要有: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人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应当双向的文化交流变成单方面的文化植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规则，中国将逐步开放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这将对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防线造成致命冲击，而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由于自身还有巫待完善之处，其影响力有所下降。具体说，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巫待转变。在文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传播形式化、八股化的倾向仍然存在，面对美国及西方媒体对受众的争夺，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意识形态将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
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强大的文化力量。深厚的人文精神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或缺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将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要素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构成。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最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的产生，这种危机的产生与西方中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过程直接相关。“一个民族如何在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下继续保持身份上或文化上的认同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fal。民族认同不仅仅有一种抵抗优势文化挤压的心理功能，更能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正当性依据。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往往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生存下来。因此，建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的层面审视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也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种民族文化“认同感”成为能够维系社会和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统一”意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将统一的理念深深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21世纪初，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因素，但是文化实力的成长未能与经济腾飞同步，这也是导致文化安全隐忧的原因之一。当今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中国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不可抗拒地传递，会使国民无意识中逐渐产生亲近感、信任感，最后认同、依赖这种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将动摇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根基。有些学者强调影视作品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电影和电视常常被视为美国大众文化的核心。以电影《花木兰》(1999年)为例，迪士尼巧妙地改造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花木兰形象，把她塑造成好莱坞语境中的“女英雄”推向全球，当世界认识“花木兰”时，这一本属于东方文化资源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传播西方文化观念的使者。有的人把麦当劳、可口可乐和迪斯尼乐园等看成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罗布·克罗斯教授指出:“对法国人来说，可口可乐成为体现在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递中放荡不羁本性的象征。在法国人发起的这场运动中，这种软饮料转化成被宣称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偶像。法国人甚至给这种战略起了个名字:可口可乐殖民主义。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西方霸权主义的挑战，“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coreCrisis)是自性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中国维护政治主权与文化主权时必须有一种危机感，以文化自身的力量形成一种反制能力，以此提升民族文化认同。
四、经济贸易顺差大国与文化贸易逆差大国不均衡的困境
中国的快速增长可能使它被视为世界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经济体。世界银行1993年就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估计，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的中国早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贸易顺差已达2万亿美元。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新产品出口能力很弱。这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核心文化产品贸易领域存在逆差较大。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图书、报刊、音像等领域的版权出口为1 427种，而版权进口15 555种，出口数量不及进口数量的1/10。近年来，这一比例虽有降低，但核心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格局并未改变。二是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少，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低。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47.9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9 601亿美元的0.49%。由此看来，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与我国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符。
面对中国经济过热的增长数据，“文化赤字”现象越发凸显。有人考虑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令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文化也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向全世界输出，或许会如同中国的经济一样对许多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有可能会遭到他国的抑制甚至破坏中国的发展。但面对中国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有必要对文化软实力予以高度重视。当然中国是要防止过度的释放，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自己的民族性格一样都需要彰显，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在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平稳与长远。据普华永道公司的调查统计:2004年世界广义内容产业的市场总规模为13 000乙美元，其中美国占42.5%，达5 529亿美元，位居第一;欧洲、中东、南部非洲合计占33.9%，达4 395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合计占19%，为2 468亿美元，中国人口占22 %，但中文信息量只有全球总量的4%。中国文化产业能力的低下直接反映出国家利益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所要遭受的巨大风险，这种情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使得中国在文化交流上总体处于守势。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创新与发展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从创业到发展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它是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管理理念、经营理念与各项管理制度和员工的行为规范融于一体的企业个性，它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的精神支柱。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技术创新是最直接的竞争力，但是支持技术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才是企业创新真正的源泉。当企业进入全球化市场竞争的时候，企业文化就成为与多种文化进行沟通的媒介，成为融合多种文化和进行文化整合的媒介，成为企业进行资源整合的重要手段。
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经济全球化是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由跨国经营和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发展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和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融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理性抉择。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同时它自身也面临着全球范围的竞争压力，这些压力有来自市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还有来自不同文化方面的竞争。这使得企业在全球化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更加依赖企业自身的素质，这些素质除了包括企业的技术因素以外，还应包括适应性的文化理念，以及企业整体的适应能力和整合能力。缺少这此素质，技术再强的企业也难以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其业绩难以长期持续增长。
2.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管理模式都不同于原来仅限于国内市场低层次的竞争，因为，形塑企业文化的参照框架发生了变化，企业文化内涵和机制的创新就势在必然。
企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首先是文化理念的创新与发展。这意味着企业文化不仅仅是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结合，更重要的是要形塑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企业文化，有利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文化 和有利于推动企业不断创新的文化。企业文化理仿的创新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从道德的角度，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另一种是基地对知识价值的认识，还有一种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旨在建立一种关心人、尊重人、激励人的文化。企业文化理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建立在企业经营者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和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对知识价值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要把握好三大新趋势
（1）企业文化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一是要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使企业文化的变革与社会文化的变革同步，使企业文化理念体现出社会发展的理想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既要体现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性精神，又要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二是要在突出本土文化的同时要注重兼顾多元文化的融合，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多种文化冲突的过程，但是更多的是多元文化融合的过程，是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过程，不是单一文化的单向度影响，它体现了人类文明又一次新的革命。如果企业文化只强调本土文化的个性化特征，而不考虑多元文化的普遍性特征，那么，就势必降低企业文化本身的文化适应性和创新能力，三是要使企业文化理念成为企业不断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树立一种开放的观念，不断推出新思维、新观念，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使企业员工的个性得以有益的发展，使员工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由此提高整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实际上，企业文化创新的核心就在于企业文化理念的创新，就在于企业经营思想和观念的创新。
本文的第二项研究比较特别，乃利用中国经验来检视欧洲。在这里我用了两个18世纪的例子来讨论——这两个例子通常被用来说明何以欧洲经济有惊人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却停滞不前。结果发现中国与欧洲有许多相似之处，表示两者的差异是一种不连续性的、外因性（exogenous）的发展。
三十年前，中西的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
后来的学者则是对这些特征产生许多质疑。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工业化只是长期缓慢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早在频繁的洲际贸易之前，欧洲已经出现市场、分工、创新及无数人进行小额利润积累等现象；就连一些洲际贸易并不十分活跃的国家也不例外。换言之，欧洲的工业化并不像英国一样有着全球性的影响。
我在最近出版的书中指出，这个结论容易误导我们对中国与欧洲的认识。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 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更别说丹麦了，它以劳力高度密集的方式解决类似的生态问题以增加农业生产，其代价却是手工业的停滞不前，以及每单位工时的产出降低；这种情况到1850年以后才有所改变。[2] ）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
在影响深远的“渐进学派”中，Jan DeVries认为工业革命是他所谓“勤俭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一部分。勤俭革命的第一阶段，约自1550至1850年左右，西北欧的生产方式有革命性的改变：工作时间延长，且将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以市场交易为目的的生产；至于所需的消费品则不再由家庭自行生产，改由市场购得。因此，勤俭革命导致两项结果：牺牲闲暇以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及市场导向的专业化生产以提高生产效能。[3]
在16至18世纪，中国与日本核心地区也出现类似的生产方式。因此欧洲的工业化需要一个不同的解释。以下的讨论会说明勤俭革命在欧洲及东亚核心地区所产生不同的结果，并不是因为经济制度、社会心态或人口结构所造成的，而是因为煤矿所在的位置，以及在不同的政治结构下所形成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当然，这也与创新发明有关，但重要的差异仍源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本论文包括四部分：1）比较中国与欧洲的消费水平；2）分析中国劳动市场及家户劳动力的分配；3）检讨18世纪欧亚地区所面临限制经济成长的生态因素；4）讨论何以中国勤俭革命的停滞不前，恰巧与欧洲人口及每人产能的提高同时发生，后者的生态问题却趋于缓和。
大众消费与勤俭革命
1430年至1550年间，欧洲每小时或每日工资的购买力急遽下降，直至1840年或更晚才逐渐恢复到1350年的水准。[4] 不过这段期间的遗产清单显示，特别是在1650年以后，一般人民的财产明显的增加。DeVries的勤俭革命有助于解释这种矛盾现象。由于人们延长工作时数以增加市场取向的生产，这使得他们能购买消费性耐久产品及日趋昂贵的面包。这可能减少人们的闲暇时间，而其生产家庭消费品的时间必然减少。例如他们不再制造家用蜡烛，而是把时间专门用于织布，将这些布所卖得的钱，用来买蜡烛。
中国也发生同样的情况。约在1100年之后，[5] 每日工资的购买力即下降；但特别在1500至1750年之间，一般人“非必需品”的消费量增加，其中有许多与欧洲的非必需品是一样的：烟草、糖、较多质量较好的布匹，食具等。
（一） 营养与健康
我们首先探讨基本的粮食摄取。不论是以总人口的平均数或是以劳动人口为基准，大多数的估算均显示，18世纪中国人的热量摄取与欧洲人相仿[6] 。在1750年左右，中国与英国农村人口的预期寿命相差无几，比大部分的欧陆国家为高，这说明中国人与英国人的营养摄取程度大至相同。[7] 最近的研究显示，1550至185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等于或低于欧洲的出生率[8]； 其中在1550至175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较快，而后来的一百年间，中国与欧洲的人口成长率则相等。[9] 这说明中国的死亡率可能较低。
中国穷人的收入花费在粮食的比例也与英国穷人相差不多，方行估计在17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穷困农民的收入中有55%用于基本粮食供应，到了19世纪早期，比例则略为降低。[10] Phelps Brown及Hopkins估计1790年代英国农村穷人的粮食占收入的比便为53%[11]。 事实上方行的估算并没有包括妇女的所得，因而低估了家庭收入，并且忽略许多非粮食性的支出。[12]
（二） 基本维生之外
中国人完全可以将他们额外的收入藏在屋子底下，但他们没有这样做[13] 。许多家训甚至诋毁大众消费的增加。地方志及笔记小说里记载着远处的城镇中出售各种各样的物品；有的文献则描述各个社会阶层所消费的食物、布料及家具[14] 。1800年以年，许多欧洲游客认为中国的消费程度较他们的家乡为高。[15]
量化估计印证了欧洲游客的印象。当然，这些数字并不精确；不过尽管我的估计相当保守，所得的结果仍然证实了中国的高消费水准。[16]
表1 中国与欧洲茶与糖的消费量
1）中国
糖：在1750年左右，全国平均每人消费量3.8–5.0磅；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最高每人消费量达10磅。
茶：1840年左右，每人消费量0.7磅，无更早的数字资料。
B）欧洲每人的糖消费量年代168017501800每人的茶消费量年代17801840 欧洲1磅2.2磅2.6磅英国1.0磅1.4磅 英国以外的欧洲0.85磅1.90磅1.98磅欧洲（不含俄国）0.12磅0.25磅 英国4磅10磅18磅
资料来源：产量数字出自：Carla Rahn Philipps，“Trade in the Iberian Empires，1450-1750”in Tracy，Rise，第58-61页（葡萄牙及西班牙殖民地）；和Neils Steensgaard， “Trade of England and the Dutch Before 1750，”in Tracy， Rise，第140页（法国、荷兰、英国殖民地）。Braudel， The Structure of Daily Life，PP.251-252; Gardella，Haruesting Mountains，第6、38页。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99页。欧洲人口数字出自：McEvedy and Jones，第28页。英国消费数字出自：Mintz，第67、73页（用1700年的数字代替1680年）。中国消费计算，参阅：Pomeraz 2000，第三章。
表2 布匹生产与消费与比较
长江三角洲（不计产盐地区），人口约为3100万，1750年左右
棉布：每人产出约11.2–14.5磅（消费量未知）
丝布：每人产出约2.0磅（消费量未知）
中国，1750年左右
棉布：每人约6.2–8.3磅
麻布：未知，在1914–1918年间，每人约4磅
英国，1800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12.9磅，每人消费8.4磅
法国，1789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8.4磅
德国，1830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5.0磅
资料来源及资料问题的讨论，参阅：Pomeranz 2000，附录F。 麻资料，参阅：Xu& Wu2000:124。
由上述可知，中国每人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同时期或稍晚的欧洲的消费水准。茶与丝的高消费量并不令人吃惊；糖与布料的高消费量则相当出人意外。虽然这些资料有潜在性的问题，但我们仍能肯定在1750年时，长江三角洲的每人布匹生产量与1800年英国的数字十分接近。
数字上的接近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此处所呈现的是16至18世纪以来欧亚地区的相似点：精英分子的城市化，贵族逐渐不再以大批待从作为地位的象征，消费手册的出版，一长串无效的禁奢法令（中国的禁奢法令到1550年以后便从未修订过）。研究近代早期欧洲消费水平的顶尖史学家Peter Burke利用英译的中、日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东西方的相同点比相异点还多，至少对精英分子是如此。[17]
一、历史与现状
世界发展史显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曲折、持续发展的过程。据美联储和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发表的报告，近两千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浪潮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由于交通网络的建立和共同语言、法律、货币等的出现，英国与中东地区之间的贸易获得了大发展。第二波浪潮发生在16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拓了海上通道，推进了欧、美、东亚地区的贸易。随着这些地区的贸易后被英国、荷兰的贸易公司所控制，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受挫，全球化发展一度陷入停顿状态。第三波浪潮出现在1815年一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扩张，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讯成本。比较优势理论问世并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的理念。科技发达和资本丰厚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中心，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已成为其外围。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的劳动力从“中心”流向“外围”，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外围”流向“中心”，形成了互补互利的交换格局。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时间里，各国政府对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实施开放政策。但由于来自“外围”地区的廉价谷物进口使“中心”地区的地主收入面临下降压力，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不少欧美国家相继提高关税。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相继发生，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低潮并出现倒退。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四波全球化浪潮发展具有新的特点。
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世界贸易迅速增长。按2000年美元计算，世界出口额从20世纪60年代初1万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5.5%，高于同期世界CDP增长率(约3.1%)；同时，世界投资大幅度扩大。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10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9160亿美元。目前，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全球GDP的25%，FDI占全球CDP的21%，而1913年仅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空前扩大。
其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了“中心”与“外围”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购买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19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据联合国报告，2006年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达7630亿美元，这种资金倒流现象已持续了几十年。
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水平，高新科技开发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流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迅速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据统计，世界服务出口额从1984年的3578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2009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额从541亿美元增至3953亿美元。
第四，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少数领域，而现在投资者把投资范围扩散至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提高金融开放度，西方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全球经营规模，有助于新兴经济体金融部门发展，但也带来较大风险。
第五，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近20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和前东欧国家与世界市场联系增加，全球有效劳动力(经出口加权计算的劳动力)扩大了3倍。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最终产品、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来移民等，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报酬。
二、动力与阻力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开放政策及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动力。
第一，科技进步导致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及通讯、电脑、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
第二，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二战结束前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深入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的持续进展，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多轮谈判取得了成果，较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增至15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降到目前近10%的水平。
第三，人口众多的东亚、南亚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战后历史表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劳动力是一些亚洲经济体通往繁荣的重要路径。专家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印度等规模宏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正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的发展范例。
然而，经济全球化发展也遇到不少阻力，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一国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内政治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音在增加，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由贸易谈判。目前，世界范围已达成的双边和区域自贸协议多达数百项。三是经济全球化的近期结果与长期效益的矛盾。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将惠及所有国家和群体，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和群体并未或甚少获益，他们对全球化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态度。
总之，经济全球化这一列车仍将不停顿地前进，因为其动力仍大于阻力。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在可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仍不会重蹈上一波全球化浪潮倒退的覆辙。
三、前景与趋势
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全球化将持续的前景得到了一些重要国际经济机构的认可。
去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部和美国思科公司发表“展望2020年经济、产业和公司趋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未来15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可能出现四种前景(见表格1)，其中出现“有管理的全球化”的几率达65%，而出现停滞、倒退和无限制发展的几率分别为10%、5%和10%。在“有管理的全球化”情况下，世界开放程度和速度不一定高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去年底，世界银行在《2007年全球经济展望：驾驭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报告，预测未来25年经济全球化将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