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材料与方法
1． 1 采样时间和采样点的设置
2010 年 6—8 月份，在大庆市域内选取以下 35个湖泊布设采样点: 月亮泡、北湖、黎明湖、乘风湖、北伊哈齐泡、东水源泡、西葫芦泡、群英西泡、万宝湖、兰德湖、碧绿湖、东葫芦泡、东风湖、明湖、陈家大院泡、董家泡、滨州湖、上游村南山西泡、北二十里泡、果午泡、冯围子泡、库里泡、他拉红泡、贴不贴泡水库、小龙虎泡、马圈泡、霍烧黑泡、喇嘛寺泡子、老江身泡、齐家泡、青肯泡、三永湖、鸭格蛋泡、靠山湖、大龙虎泡。根据以上湖泊水域面积、地形及周围环境差异，结合 GPS 定位，各湖泊采布设样点不等，共计布设 80 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分别在 6 月中下旬和 7 月下中旬各采样一次，如图 1 所示。
1． 2 样品的采集、处理和鉴定
浮游藻类的定性采集用网孔直径为 64 μm 的25 号浮游生物网，在表层至 0． 5 m 深处以 20 ～ 30cm /s 的速度作“∞ ”形循回缓慢拖动约 1 ～ 3 min，滤出上清液，把带有一些沉淀的水样放入标本瓶中固定。浮游藻类的定量采样时在表层 0． 5 m 深处采集水样 1 L，用 4%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后，沉淀、浓缩至30 mL，取 0． 1 mL 定量样品在浮游生物计数框内进行鉴定、计数、分析［4－5］。将定量样品摇匀后，用 0． 1 mL 的吸管迅速取样，在一种特定的浮游生物计数框( Palmer CountingCell) 内计数，选取 20 ～ 40 个视野，所用样品均重复鉴定 2 次，有效统计数值，并取平均数作为该片的生物数量。计算结果以藻类细胞密度，即单位体积内藻类细胞个体数表示，同时计算每一个样品的相对丰度。对于比较难判断的细胞数的群里，则任选 20个个体在高倍镜下观察，测出细胞数，取平均值。吸取定性的藻类样品，在 15×40 倍下直接观察鉴定。但硅藻鉴定种类时先计算总的硅藻细胞数，然后将部分样品酸处理，离心制片后，在 10×100 倍油镜下观察定种，并计算出各种硅藻细胞数的比例。标本的观察在 Olympus BH－2 显微镜下进行。藻类的鉴定主要依据中国淡水藻类志［6－8］。
1． 3 数据处理
用 SPSS11． 0 软件、Excel 对大庆市湖泊藻类植物群落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Margalef 指数( H) 进行计算［9］。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的表达式为:H' = ∑Si = 1PilnPi。式中: H'为物种多样性指数; S 为藻类植物属数; Pi为第 i 属的个体数( Ni) 与总个体数( N) 之比值。评价标准是: H'＞3( 轻或无污染) ，H' =1－3( 中污染) ，H' = 0－1( 重污染) 。Pielou 均匀度指数的表达式为:J = H'lnS。式中: J 为均匀度指数; H'为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S 为藻类植物属数。Margalef 多样性指数的表达式为:H = ( S－1) / lnN。式中: H 为丰度; S 为藻类植物各类种类数; N 为藻类植物总频数。一般而言，在健康的生态环境下，种类丰度高; 在污染环境下，种类丰度降低。
2 结果与分析
2． 1 藻类植物组成
经鉴定，35 个湖泊内共发现藻类植物 5 门 203种，其中硅藻最多，为 79 种，占藻类总数 39%; 绿藻次之，为 76 种; 裸藻 32 种; 蓝藻 14 种; 隐藻最少，仅有 2 种，占藻类总数 0． 98%。常见种类有硅藻门的梅尼小环藻( Cyclotellameneghiniana) 、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e) 、直菱形藻( Nitzschia recta) 、隐头舟形藻( Navicula cryp-tocephala) ; 绿藻门的实球藻( Pandorina morum) 、四尾栅藻( Scenedesmus quadricauda) ; 裸藻门的梭形裸藻( Euglena acus) 、尖尾裸藻( Euglena oxyuris) 。
2． 2 藻类植物细胞密度
藻类的细胞密度是水生生态系统功能和水质评价的重要参数之一。通过对定量标本的计数统计，得到各湖泊藻类植物的细胞密度、优势种及其所占比例，计算结果见表 1。大庆市各湖泊藻类植物的细胞密度差别较大( P＜0． 05) ，夏季平均细胞密度为 107． 04×106个•L－1，其中董家泡最高，平均细胞密度为 280． 5×106个•L－1; 由于水体中有机物质含量较高，虽然浮游植物种类较少，但细胞密度较大，主要种为耐污种如蓝藻门的小球藻; 东水源泡细胞密度最低，仅为 22×106个•L－1; 北二十里泡、库里泡等水体较开阔，受降水及水体流速的影响，细胞密度也不是很大，分别为: 107×106、115×106个•L－1。其余湖泊如北伊哈齐泡、兰德湖、碧绿湖、乘风湖、东葫芦泡、明湖、上游村南山西泡等湖泊的藻类植物细胞密度相近，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差别不大( P=1． 204＞0． 05) 。
2． 3 湖泊藻类植物多样性分析与水质综合评价
物种多样性是群落组织独特的生物学特征，它决定着群落的功能和特点。研究区域湖泊藻类植物多样性指数分析结果见表 2。
2． 3． 1 湖泊藻类植物的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分析据计算，目前调查的 35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Margalef 指数( H) 变化范围在 0． 209 ～ 2． 195。由表2 可以看出，各湖泡之间 H 值差异较大，利用 H 值评价水质状况表现为: 北湖、北伊哈齐泡、东水源泡、西葫芦泡、群英西泡、东葫芦跑、陈家大院泡、上游村南山西泡、北二十里泡、库里泡、他拉红泡、贴不贴泡、小龙虎泡、马圈泡、霍烧黑泡、老江身泡、鸭格蛋泡、靠山湖泡 18 个湖泊水质为重污染，其余 17 个湖泡水质为中污染状态。
2． 3． 2 湖泊藻类植物的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分析
从表 2 计算结果来看，大庆市 35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平均值为2． 35，Shan-non－Wiener 指数( H') 变化范围在 0． 584 ～ 3． 501，调查区域总体水质状况为 β－中污。其中北湖最低，H'为 0． 584，北二十里泡最高，H'为 3． 501。利用 H'值评价水质状况表现为: 黎明湖、万宝湖、碧绿湖为轻污染状态，北湖为重污染状态，其余湖泊为中污染状态。
2． 3． 3 湖泊藻类植物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分析
大庆市 35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平均值为 0． 843，各湖泊之间的 J 值存在些微差异。如表 2 所示，变化范围在 0． 235 ～ 0． 960，其中北湖 J 值最小，老江身泡 J 值最大，表明老江身泡藻类植物的属间个体数分布较均匀。
2． 3． 4 多样性指数综合分析与水质综合评价
由于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结果一般只反映出属数变化趋势，与群落实际的多样性变化有所出入;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值是受样本量大小影响的，而且总是有偏低的倾向; Pielou 均匀度指数虽然能基本上反映群落的的多样性，但由于分辨率较低对分析结果也会有影响。因此，本研究对研究区域各湖泊藻类植物的多样性分析主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浮游植物手册》的推荐［10］，一般选择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Shannon －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3 个指数对浮游植物多样性进行综合评价。从表 2 可以看出，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两个指数在各湖泡的变化趋势表现出一致性。而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与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 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间相关性不明显。因此本研究将主要采用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 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的对浮游植物多样性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北湖、北伊哈齐泡、东水源泡、西葫芦泡、群英西泡、东葫芦泡、陈家大院、库里泡、他拉红、贴不贴泡、小龙虎泡、马圈泡、霍烧黑泡子、西葫芦泡、靠山湖、鸭格蛋泡 16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H 值反映为重污染，H'值反映为重污染，J 值均大于 0． 7。湖泊反映的各个多样性数值，综合表明这些湖泡水质状况较差，污染严重，物种多样性一般或不丰富。其它19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H 值反映为轻污染或中污染，H'值反映为中污染，J 值均低于 0． 7。综合分析来看，这些湖泊为中污染状态，物种多样性较为丰富，水质污染状况较好。
3 讨论和结论
【关键词】戏剧艺术；戏剧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060-01
戏剧艺术中情境性、动作性、冲突性、扮演性、节奏性、悬疑性、个性化和多样性共同形成了戏剧艺术的“戏剧性”特征，这些要素充分体现了戏剧艺术的审美性，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戏剧作品的戏剧性。
一、情境性
戏剧情境即戏剧表演过程的情况，其包含的内容众多，因此情境性也是戏剧艺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戏剧中，情境要合理、具体、尖锐，才能推动剧情发展，引领故事逐渐走向高潮，也就是说情境作用于剧中的人物，从而导致人物产生动作或行动，有了人物的动作才有冲突的发生，进而产生新的情境，并作用于下一阶段的人物身上，以此类推，一部戏剧的情境性便贯穿始终，带动故事发展。
二、动作性
动作是戏剧里的本质要素，观众多是通过演员的动作来体会人物的思想和情绪的，但现代戏剧种类繁多，人物动作的表现方式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梅特林克在他著名的一系列“静剧”里，剧中人物多处于等待状态，实际动作很少发生，观众是透过作家塑造的诸如风、月、植物、动物、声响等因素来揣测和观看剧情的发展。无论哪种动作的发生，都是为情节的发展和情感的表现服务的。
三、冲突性
冲突性是戏剧艺术“戏剧性”的直接体现，是最能激发观众情感、产生共鸣的戏剧元素。戏剧冲突包括人与人、人与事、事与事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震撼了无数观众的内心世界，引发了观众对人生的思考。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等，塑造这些形象时，就是通过内心冲突、行动与思考冲突、理智与情感冲突来表现的。尤其是对人物心理冲突上的描写，更是真实地刻画出当时欧洲人文主义者的彷徨与迷茫。
四、扮演性
演员通过语言、动作、表情扮演剧中角色，表达出作家设定的情感，演绎出戏剧的舞台效果。这就是戏剧艺术的扮演性，也是戏剧艺术的魅力所在。戏剧的扮演性不同于影视艺术，它要求演员在极有限的时间内既要扮演好一个角色，又要能让这个角色在有限的舞台上绽放魅力，这对演员的表现能力要求更加严格。
五、节奏性
戏剧的节奏性是与动作性、冲突性等其他戏剧元素联系在一起的，在营造戏剧画面感上，节奏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节奏与剧情的发展紧密相连。对节奏的把握能让观众感觉到戏剧的内在律动。戏剧的节奏是复杂多变的，紧张的节奏能让人感到心跳加快从而产生更大的期待，制造更强的悬念；舒缓的节奏往往出现在危机化解之后，让人心旷神怡。总之，所有戏剧性要素最终在整合时，都将形成戏剧的总体节奏，去配合主题的叙事、人物的情感。
六、悬疑性
戏剧悬念是戏剧引起观众兴趣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戏剧性最突出的部分之一。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其悬念的设置和解开都独具匠心，不仅能引领着观众对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情节发展产生一系列的期待之情，在悬念被解开的一瞬间，也能令观众体会到强烈的戏剧性。对于悬念的设置和延宕不仅要注意技巧，还应该与戏剧性的其他要素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表现冲突与悬念的关系时，要做到相互融合，让悬念在冲突之中进一步发展，吸引观众进一步观看。
七、个性化
戏剧的个性化不仅是指戏剧的语言，还有戏剧的动作、表情、表演过程，这些元素都极具特色。戏剧语言在舞台上必须呈现给观众百般提炼、精辟生动的话语，这些话既要与人物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身份地位相匹配，又要在话语间让观众迅速感到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并由此联想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w变化。同样，戏剧的动作、表情等也不同于其他艺术表演，都要求在特定的演绎空间里展示戏剧冲突与舞台效果，这注定将戏剧带入个性化的艺术表演中，成为戏剧性的一种表现。
八、多样性
戏剧的多样性可以从两方面概括，一方面因戏剧的不同表现形式有其各自的特点，在不同国家和地域间相同的戏剧类型会呈现其独有的特点，这为戏剧在客观再现上赋予了多样性。另一方面，就某一部戏剧作品来看，在场景布置、人物设定等方面表现形式不同，展现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效果也不同，这从主观意义上赋予了戏剧多样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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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壤微生物；PCR-DGGE；聚类分析；香浓威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 S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3）24-65-04
在土壤养分循环的过程中，土壤微生物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1]，土壤微生物几乎是全部土壤生物化学过程的参与者，不但能提升土壤中有效养分的含量，还为作物生长和产量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2]。由于人们长期对土壤进行农事操作，改变了土壤物理生物化学属性，因此对农田土壤微生物的主要类群和重要功能群的数量影响也愈见强烈，进而可能影响耕地质量保育与生态环境安全[3-4]。大部分土壤微生物对耕作措施很敏感，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5-6]。其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产力和应对压力与扰动的恢复力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7]。Al-Kaisi和Liebig等研究都表明，保护性耕作较传统耕作更有利于增加土壤中微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且更集中于地表，进而提高土壤系统稳定性。加之长期高强度的农药化肥大量投入使用也极易降低土壤中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导致微生物功能丧失，进一步影响土壤质量，使得土壤障碍频发[8-9]。研究结果表明恰当的管理制度能够增加土壤微生物种群数量，进而有利于作物产量的提高，土壤质量也会随之改善[10-11]。Schutter等利用PLFA法对保护性耕作和传统耕作下土壤微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对比传统耕作，保护性耕作更能增加土壤微生物种群数量。
1993 年，Muy zer 等首次将PCR-DGG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denaturing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技术应用于微生物生态的研究，这一技术的出现克服了传统微生物培养技术的限制，由于PCR-DGGE 具有可靠、方便快捷、重现性好等优点，迅速成为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动态分析的强有力工具[12]，它利用PCR扩增产物中G+C含量的rDNA组分在电泳凝胶中移动的位置上的差异，不同G+C含量在胶中移动的速度不同，因此产生不同代表微生物群落组成的条谱带。本试验通过测定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微生物数量以及在分子水平上利用PCR-DGGE技术研究不同耕作方式下的农田管理措施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影响，从理论上阐明适合的耕作方式和农田管理模式，为土壤质量的改善和生产力的提高，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在吉林省农田进行，试验地土壤为典型黑土。全省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为2～6℃，全年日照2 200～3 000h，年活动积温平均在2 700～3 200℃，年降水量一般在400～1 300mm。受季风气候影响，吉林省四季降水量以夏季最多，占全年降水量的60%以上，对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1.2 供试土壤与样品采集 本研究选择4种处理：（1）陶家子（TH）：玉米收割后根茬还田，次年旋耕四位一体机进行播种施肥一次性作业；（2）永发乡（YH）：玉米收获后秸秆全部粉碎回田，两年播种前深翻一次后持续免耕；（3）农安（NH）：玉米收割后1/3秸秆粉碎还田，次年深翻；（4）公主岭（AH）：深翻配施有机肥。各处理设置的同时均有农民现行耕作对照。土壤样品采集于2011年10月中旬，供试土壤为中上层黑土，试验采取3点取样法，去除土样杂质、细根，将鲜土保存在4℃冰箱中待测。
1.3 土壤DNA提取与PCR扩增 采用FastDNA SPIN Kit for Soil土壤DNA提取试剂盒。按试剂盒规定的实验步骤进行土壤DNA的提取，所提取的DNA用试剂盒纯化后保存。每个样品3次重复，以341f，758r（生工合成）为引物，在PTC-200PCR仪（Bio-Rad，美国伯乐公司）上进行扩增。PCR反应体系为50μL，包括10×buffer 5μL，10mmold NTP 4μL，10pm正反引物各1μL，taqDNA聚合酶0.4μL，无菌水37.5μL，模板1μL。（大连宝生物公司）。PCR扩增程序为：94℃预变性5min；94℃变性1min，65℃（-0.5℃ per cycle）退火1min，72℃延伸1min，20个循环；94℃变性1min，55℃退火1min，72℃延伸1min，12个循环；72℃延伸10min。
1.4 样品的DGGE分析 用扩增的PCR产物进行DGGE分析，所用仪器为D-Code Universal Detection Mutation system （Bio-Rad，美国伯乐公司），凝胶成像系统（Bio-Rad，美国伯乐公司）。DGGE的凝胶浓度为6%，变性梯度为30%～60%，在60℃，180V条件下电泳6h.电泳胶片用Genefinder荧光染料染色。
1.5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Quantity One4.2.3软件，采用非加权成对算术平均法（UPGMA）对所有土壤样品进行聚类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耕作方式对农田耕层土壤微生物多态性的影响 对耕层土壤微生物的PCR扩增产物进行DGGE电泳，分别得到不同地区土壤细菌的DGGE图谱。从图1中能够清晰的看出菌群的整体分布多样性和优势菌的分布和数量。各样品的细菌DGGE图谱的条带数、条带位置和亮度呈现明显的差异。DGGE凝胶电泳能够分离长度相同而序列不同的DNA条带，条带越多说明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条带信号越亮表示对应该条带的细菌数量越多，从而可反映出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13]。不同处理间有很多共有条带，说明处理间微生物群落结构具有很强的相似性，然而这些共有条带粗细强度的差异，说明同一种微生物在不同处理内丰度不同。不同处理间出现的条带的增加或缺失现象，说明不同处理间微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图1显示，3种处理耕作方式TH/YH/NH都较它们的传统方式TS/YL/NL土样条带数量多，亮度强。其中NH/NL组条带数目差异明显，NH较NL条带数量变化最多；TH较YL条带亮度变化最强；TH较TS在数量及亮度上也有变化，但是变化幅度较小。表明不同耕作处理下的农田土壤微生物多样性较农民常规耕作下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丰富。
图1 不同耕作方式下耕层土壤细菌DGGE图谱
进一步利用Quantity One4.2.3对DGGE图谱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UPGMA方法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不同耕作下土壤微生物组成的聚类分析系统树。结果如图2所示，图2中处理分为2个族群，NL点处为一个族群，其余TH/YS、YH/TL和NH为另一个族群。说明深翻结合秸秆还田能够改变土壤中微生物组成。说明细菌群落结构类型因耕作方式不同，表现出明显差异。聚类分析系统树显示TH/TS、NH/NL均首先聚类，表明其土壤中微生物种群结构较为接近；YH/YL未首先聚类，说明深翻配施秸秆还田促进土壤微生物种群结构的多样性。
图2 不同耕作处理与传统耕作耕层土壤微生物组成的聚类分析
2.2 不同耕作方式对农田犁底层土壤微生物多态性的影响 应用PCR扩增产物对土壤犁底层微生物进行DGGE电泳分析，分别得到犁底层细菌DGGE图谱条带，如图3显示。同样，从图3中能明显看出，犁底层中TH/YH/NH的条带数量及亮度方面要较TS/YL/NL等传统耕作土壤中微生物数量大，亮度强。
图3 不同耕作方式下犁底层土壤细菌DGGE图谱
图4聚类分析系统树中显示，TH/NH和TS/NL首先聚类，说明四位一体耕作方式和深翻结合1/3秸秆还田对土壤微生物种类结构没有影响；并且NL/TS以及NH/TH的聚类结果显示不同样地同一深度的犁底层土壤微生物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图4 不同耕作方式下犁底层土壤微生物组成的聚类分析
2.3 不同耕作方式对农科院试验田耕层和犁底层土壤微生物多态性的影响 通过Quantity One软件包对农科院试验站的土样进行DGGE图谱分析发现，如图5所示，C点耕层（0～20cm）条带数较传统耕作的耕层A点（0～20cm）条带数多且条带明亮，D点犁底层（20～40cm）条带数较传统耕作B点犁底层（20～40cm）条带数多且条带较亮，说明施入的有机肥能增加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
注：A=Al（0～20cm）；B=AL（20～40cm）；C=AH（0～20cm）；D=AH（20～40cm）。
图5 不同耕作方式下耕层与犁底层土壤细菌DGGE图谱
从图6的聚类分析系统树看出A、B、D三点首先聚类，而C点未能与其聚类，由此可以说明深翻配施有机肥同样能够促进耕层土壤微生物种群结构的多样性。
图6 不同耕作方式下耕层与犁底层土壤微生物组成的聚类分析
2.4 不同耕作制度下土壤微生物香浓威尔多样性的影响 根据土壤在DGGE图谱上的条带信息，计算出的Shannon-weiner多样性指数，如表1所示。从表1中看出，4种不同耕作处理下的土壤微生物香浓指数都较农民常规耕作下微生物香浓指数高，说明4种耕作方式都能促进土壤微生物种群结构的多样性。这可能是由于4种耕作处理可以为土壤微生物提供相应的养分和适宜的生存环境，促使各类微生物很好的生长，因而微生物多样性指数较高。四位一体耕作方式下土壤微生物的香浓指数增幅最大，耕层和犁底层分别为23.2%和15.5%，
表1 不同耕作与常规耕作耕层土壤与
犁底层土壤香浓威尔多样性指数
[耕作＼&1＼&2＼&3＼&4＼&4种耕作＼&耕作层＼&2.39＼&2.38＼&2.36＼&2.63＼&＼&犁底层＼&2.00＼&2.04＼&2.25＼&2.38＼&常规耕作＼&耕作层＼&1.94＼&2.30＼&2.25＼&2.48＼&＼&犁底层＼&1.70＼&1.92＼&2.01＼&2.29＼&]
3 结论与讨论
黑土土壤中的微生物具有数量大、种类繁多等特性，因此本实验采用了16S rDNA扩增的DGGE方法研究不同耕作制度下土样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通过分析农民常规耕作下农田土壤与不同耕作处理下农田土壤中微生物组成的DGGE图谱，显示了不同样地或同一样地不同深度土层土壤微生物组成的多态性。微生物是农田土壤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但能为作物提供营养元素和最佳的生长环境，还能保持土壤的基本生产力。有研究表明，腐解的秸秆扮演着养分和载体的角色[14]，能够增加有机碳含量进而改善土壤环境，显著降低土壤pH值，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因此，对于促进作物生长、改善和提高土壤质量具有重要作用[15]，施肥可以增加根系的分泌物，给土壤微生物提供能源物质，进而提高土壤微生物量[16]。从DGGE图谱中看出（图1、图3、图5），耕层土壤微生物组成中TH/YH以及AH的电泳条带都较TS/YL和AL电泳条带数量多，亮度强；对犁底层来讲，同样是不同耕作措施下土壤微生物要较传统耕作下土壤微生物类群丰富，种类繁多。这说明了增施有机肥或秸秆还田都能明显增加土壤微生物类群和数量。这与施用有机肥可以维持较高的土壤微生物活性，保持微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稳定性相一致[17]。秸秆还田可以为微生物的生长活动提供必要的能源和营养物质，加快刺激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加快土壤中微生物的自身物质合成，并利用外源养分进行新陈代谢[18]；有结果表明农民常规耕作模式下土壤微生物的DGGE条带数明显少于适宜的耕作模式处理，说明农民常规耕作降低了土壤细菌群落的多样性[19]。利用Quantity One4.2.3软件对土壤DGGE图谱进行的聚类分析显示，无论是传统耕作还是不同耕作制下同一地区不同深度土壤的微生物组成具有多态性。
就Shannon-Weiner指数而言，不同耕作下的土壤耕层香浓指数都较农民常规耕作下耕层香浓指数高，这是由于秸秆还田可以直接为土壤微生物提供充足的有效养分，改善土壤微生物栖息环境[14]，提高了耕层土壤生态环境的缓冲能力。而犁底层可能是由于养分运输的限制，微生物不能得到充足的营养和适宜的生存环境，所以在类群功能和数量上不能像表层微生物那样丰富。通过对比不同耕作措施下的微生物香浓指数，发现陶家子耕作方式下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变化最高，耕层和犁底层增幅分别为23.2%和15.5%。推测其可能原因是根茬还田补充输入了有机碳源又改善了土壤物理性状，有利于维持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及活性[20]，另外旋耕增强了土壤的通气能力，同时也使土壤的孔隙度增加，因此微生物的活动能力也相应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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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教材物理教学物理之美
[中图分类号]G63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140000
美学是研究现实中美好事物的科学，是研究人对世界审美特点的。美学向自然学科领域的渗透，就产生了科学美。物理学中存在着各种成比例、有组织、有秩序、结构对称、和谐多样的美学景象。这些景象表现在理论体系、科学概念、数学方程的结构和体系中，也表现在逻辑结构的合理匀称和丰富多彩的相互联系上，能够激发人们的兴趣、喜悦，激发起巨大的创造热情。这些本质规律，逻辑特点给人：在心灵上以圆满、协调、自然的感受;在形式上以对称、比例、和谐与多样统一的感受，这就是物理学的美。如果物理学的理论不那么和谐，那一定是还有我们没有认识的东西，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物理学的美归纳起来包括“对称、简洁、和谐、多样统一”等。
一、对称美
对称美，就是物理学在揭示自然界物质的存在、构成、运动及其转化等规律的过程中因对称性，而产生的美感。“对称美”在物理学中的表现有：时空对称、数学对称和抽象对称。
时空对称指的是物理现象（或系统）在时空变换下的不变性。物理学中的时空对称有空间对称、时间对称、时间和空间同时对称三种情形。如在光学和固体物理学中出现的空间对称;在交变电流和电磁振荡研究中出现的时间对称;物体竖直上抛和斜向上抛运动的上升过程与下降过程中的时空对称。
数学对称表示物理内容在数学形式（图与式）上的对称性。如电磁学中库仑力的平方反比定律的公式表达就是追求跟万有引力平方反比定律的对称而获得的。
抽象对称表示以抽象的方式所反映出的物理内容的对称。即从一个概念、一个命题或一个理论中所反映出来的对称性。如在创立广义相对论时，把电磁理论中的洛仑兹不变性作为对称性假设。正是这些抽象的对称性思考，有助于解开宇宙密码，推动物理学发展。
二、简洁美
物理学的美在于它的简洁，它客观地展现出“简洁”的风采。但这个简洁是指物理表达形式的简洁而知识内涵的丰富，是简洁和丰富，形式和内涵的对立统一。如一切物质都由最简单的粒子构成。它主要表现在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
从物理理论的整体来看，各种物理现象和过程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却可归结为若干基本概念和原理。例如，牛顿定律将宏观低速条件下各种机械运动的规律组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集体。这体现了物理学理论整体的简洁美。
物理学理论的简洁美，还表现在组成物理理论的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的表达方面。作为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共同特征的物理概念，是抽象和概括的结果，它的表述力求简洁、精炼。如力是“物体对物体作用”。物理规律反映了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它是观察、实验和物理思维相组合的产物，其表述也是在科学、准确的基础上力求简洁，如E=mc2、F=ma等等。
物理学中的理想化方法是从多维的具体形象中，抓住最具本质特征的主要形象，舍弃一些次要形象，建立起一个轮廓清晰、主题突出的新形象，从而简化物理问题。例如单摆、质点、理想实验、理想气体等。显然，具有简洁美。
三、和谐美
协调、匀称称之为和谐，和谐是指由于相互之间恰好在整体上显示出的协调，它给人以统一、自恰、对应的美感。物理学的和谐美主要是指形式和内容分别具有和谐性，它主要表现在自恰、对应和互补三个方面。
自恰，其基本含义是一致，即自身内无不可统一的矛盾。物理学中的自恰和谐美，主要体现在物理学各分支理论内部以及各分支理论之间的现象、概念、规律等都是互不矛盾的。例如，牛顿三大定律与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是互不矛盾，相辅相成的。
对应和谐美是指由物理学不同理论间的对应关系而展现的物理学和谐美。“对应”是物理学和谐美的另一表现形式。如电子、质子、中子与正电子、反质子、反中子体现了物质构成的对应;而质能方程E=mc2则体现了质量与能量的对应。对应是高级理论对低级理论的包容，或者说是低级理论与高级理论中某一特定条件下的结论相一致。如当vc时，相对论力学的运动描述就还原为牛顿力学的描述。
互补和谐美是由物理学各部分之间的互补关系而展现出的物理学和谐美。所谓互补，就是指彼此间互相弥补、相辅相成。物理学中的互补主要表现在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物理理论，从不同的侧面描述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如光的波动性与粒子性，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光的本质。在这里，波动性与粒子性既互斥、又互补。
四、多样统一美
物理所研究的是从不同事物运动变化的多样性中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共性，这样就形成了即千变万化又统一的结构美，这也就是科学美中的多样性统一美。复杂的物理学世界只有统一起来才有美感。物理事物是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反应物理事物的特性及规律的物理知识也是丰富多彩的，因此，由它们构成的物理世界，必然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景象。但是，自然界又是统一的，客观物理事物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得我们能将各种各样的物理知识统一起来，进而形成既千变万化又和谐统一的美好画卷。例如，牛顿力学把运动统一起来，麦克斯韦把电磁现象统一起来，光电效应把波、粒二象性统一起来，质能方程把质量和能量统一起来，这就是统一美。
物理学具有对称、和谐、简洁、多样统一等美的表现形式。在解决问题时，用美的思想去寻找求解思路，利用物理事物的对称性、统一性，促使求解过程简洁，追求解题结果的和谐性。
【例1】由十二只电阻搭成一个立方体框架（如图a），设每只电阻阻值均为R，求两对顶点A、B间的等效电阻。
ab
分析：根据电路的对称性可知，C、D、E三点的电位都相等，F、G、H三点的电位也相等，等电位点可用导线直接相连而不改变原电路的性能，于是，可将原电路改变成如图b所示的等效电路，由此可求得两对顶点A、B间的等效电阻，RAB=5R/6。
【例2】平面无穷方格电阻丝网格如右图所示，其中每一小段电阻丝的电阻均为r，试求相邻两个格点A、B间的等效电阻RAB。
分析：设电流I从A点流入，但不从B点流出，I便将从分流地流向无穷远处，根据对称性可知，其中有I/4流经AB段。再设电流I不是从A点流入，而是从无穷远处流向B点，再从B点流出，根据对称性可知，其中有I/4流经AB段。现在假设电流I从A点流入，经过足够长（实为无线长）的时间达稳定后，从B点流出的也为I，经AB段的电流便为两个I/4的叠加，即为I/2。于是
UAB=（I/2）r
A、B间的等效电阻便为RAB=UAB/I=r/2。
关键词：杂草；优势种；多样性；动态；洪湖分蓄洪区；防洪大堤
中图分类号：S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3-3049-04
堤防草坪植物密集的根系、茂密的枝叶能有效固结坡面土壤，减缓降雨淋蚀，降低风浪冲淘，增强堤坝防渗抗蚀性能，对于保护堤坝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草坪植物形成的绿色走廊还能改善生态环境、美化堤防景观[1-3]。于1973年建成的洪湖分蓄洪区防洪大堤——主隔堤，是湖北省境内1 704 km长江干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防洪保护区内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屏障。主隔堤大堤全长64.5 km，平均坡长15 m，草坪面积大[4，5]。大堤护坡草坪草主要是人工种植的乡土草种狗牙根和假俭草。由于种植方式大多为就地取材并以草皮块菱形或条形间植，草坪形成后杂草危害严重，管理强度大，每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杂草除了以其极强的竞争力同草坪草争夺水分、肥料、光照和空间等环境资源外，还直接影响防汛及白蚁和鼠类等有害动物的巡查，且严重影响水利堤防的景观效果[6，7]。
草地植物的多样性已有很多研究[8-15]，而有关防洪大堤草本植物多样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以防洪大堤草坪草及杂草为对象进行的植物多样性研究还未见报道。因此，对湖北洪湖分蓄洪区主隔堤防洪大堤坡面草坪杂草的种类、优势种、多样性及其发生与变化的季节性规律进行调查，旨在为堤防草坪杂草防除、草坪植被修复，充分发挥防洪大堤草坪的水土保持、生态及景观功能，减小杂草清理强度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洪湖分蓄洪区地处湖北省东南部，地跨洪湖市和监利县。其中心位置为东经113°17′，北纬29°49′，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洪湖地区具有光照充足、降水充沛、热量丰富、雨热同季的特点。该地区年均降水量1 000～1 300 mm，且4～10月份总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7%，年均蒸发量为1 354 mm。
1.2 样地设置与取样方法
调查分别于2011年4月10日、7月19日、11月9日、12月26日分4次进行。样地设置在洪湖分蓄洪区金湾管理段主隔堤坡面，在南坡、北坡各选取3块15 m×50 m的样地，每块样地内采取五点法随机取样，样方面积为1 m2。调查草坪草及杂草发生频度、密度、盖度、高度及生物量（植物地上部分烘干质量）。同时于同年3月中旬至12月下旬采集杂草标本带回实验室鉴定。
频度的测定用0.1 m2的样圆在样地中随机抛出50次，记录样圆中杂草名称，最后统计每种杂草在样圆中出现的次数，计算频度。
盖度的测定采用针刺法，即在1 m×1 m的样方中，每隔10 cm用针垂直向下刺，有则记1，无则记0，并记录针刺到的杂草名称，然后计算每种杂草出现的频率，即盖度。
地上生物量的测定是在样方内0.5 m×0.5 m的区域内，将狗牙根与其他杂草地上部分剪下，分别装入袋中，在85 ℃烘箱内干燥16 h，之后取出测定干重[16]。
1.3 计算方法
相对频度、相对盖度、相对密度、重要值按以下公式计算。
相对频度=■×100%
相对盖度=■×100%
相对密度=■×100%
重要值=（相对频度+相对盖度+相对密度）/3
1.4 物种多样性的测定
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性指数的测定和计算参考文献[14]和文献[17]。
2 结果与分析
2.1 主隔堤坡面杂草发生种类
调查区段主隔堤坡面草坪草为乡土草种狗牙根和假俭草。调查结果表明该段主隔堤坡面3～11月杂草共计发生81种，隶属29科（表1）。其中禾本科杂草最多，共15种，占杂草种数的18.52%；菊科杂草次之，共14种，占杂草种数的17.28%；十字花科、豆科、大戟科和唇形科各4种，各占杂草种数的4.94%；石竹科、蔷薇科、伞形科和莎草科各3种，各占杂草种数的3.70%；蓼科、茄科、玄参科、车前科和茜草科各2种，各占杂草种数的2.47%；其余各科杂草各1种，各占杂草种数的1.23%。其中春季杂草共计发生64种，夏季杂草共计发生53种，秋季杂草共计发生48种，冬季杂草共计发生18种。
2.2 杂草群落重要值季节动态
杂草按其危害时期分为冬春性杂草和夏秋性杂草，冬春性杂草一般于秋季萌发冬春表现，而夏秋杂草则于春季萌发夏秋表现。堤防草坪草狗牙根与假俭草为暖季性草坪草，与夏秋性杂草生长节律基本一致，表现为春季返青，夏秋生长冬季休眠。调查得出杂草的相对频度、相对盖度和相对密度，由此计算出重要值（表2～表5），根据重要值确定各季杂草优势种（重要值≥5%）。结果表明，春季杂草优势种为附地菜、破铜钱、酢浆草等；夏季杂草优势种为铁苋菜、马唐等；秋季杂草优势种为铁苋菜、酢浆草、问荆、波斯婆婆纳等；冬季杂草优势种为酢浆草和簇生卷耳。
2.3 杂草群落多样性季节动态分析
通过3次杂草调查取得的数据，得到Simpson、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性指数（表6）。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均呈现出从春季至冬季依次递减的变化规律，春季主隔堤坡面的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最高，这与荆江大堤及荆江河外侧弃耕地植物多样性动态结果一致[4]。而Pielou均匀性指数则呈现出从春季至秋季递减的变化，而冬季略有上升。
2.4 地上生物量季节动态
由表7可知，杂草与草坪草生物量均在夏季达到高峰，但生物量所占比例表现出差异。春季杂草生物量所占比例高达74.4%，到夏季所占比例降到59.3%，秋、冬季进一步降到分别仅占31.8%和34.8%。春季4月中旬，草坪草狗牙根和假俭草还未完全返青，而此时冬春性杂草已于上一年秋季萌发，到春季时开始加速生长，因而群落中杂草所占比例很高。夏季7月中旬是草坪草和夏秋杂草的旺盛生长期，生物量均达到高峰，由于杂草生长势较旺，且多为上繁类杂草，而狗牙根和假俭草则为下繁类匍匐型草坪草，致使杂草生物量所占比例仍然较高。进入秋季，部分夏秋杂草已完成生命周期，而草坪草仍在生长，因此草坪草生物量所占比例较高。冬季12月底，草坪草虽然已休眠，但此时冬春杂草处于苗期因而其生物量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3 小结
堤防草坪按功能分类属于水土保持类草坪，其主要作用是防止水土流失，兼具美化堤防景观，并要求草坪低矮以利汛期巡查管涌及鼠害、白蚁等。堤防草坪面积大，分布广，仅湖北省就有各类堤防11 000 km，堤防草坪的管理是水利部门的重要工作[4]。
此次调查结果表明，洪湖分蓄洪区堤防草坪草主要是狗牙根，假俭草相对较少。全年杂草发生多达29科81种，比荆江大堤16科27种多[14]，而比荆江河岸外侧弃耕地39科139种少[8]。这种差异可能与荆江大堤建成早、受季节性洪水淹没、养护干预度大、堤身原土的种子库差异、家畜排泄物的带入等因素有关。而荆江河岸外侧弃耕地受到的干预较少，且含部分水生植物，所以其物种丰富[8]。从植物学类别划分，洪湖分蓄洪区大堤杂草大部分为阔叶性草类，单子叶草类较少。有关堤身土壤种子库对堤防杂草多样性的影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从堤防草坪草与杂草的优势度动态看，一年四季本土狗牙根都是优势植物，但杂草的优势植物种类却发生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如春季杂草优势种为附地菜、破铜钱等；夏季杂草优势种为铁苋菜、马唐等；秋季杂草优势种为铁苋菜、酢浆草等；冬季杂草优势种为酢浆草和簇生卷耳。杂草的类别特点以及杂草优势种的这种季节性动态规律可为化学防除提供基础数据，不同类型的杂草需要施用相应的除草剂，如对主要优势阔叶杂草可用选择性除草剂，对一年生单子叶杂草可用芽前除草剂有效防除。从杂草多样性及生物量动态可知，春季杂草种类丰富，夏季杂草生物量达到生长高峰，因此堤防杂草防除的重点是春夏杂草，这也是需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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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桉树；人工林培育；进展
中图分类号：S792.3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5005002
1引言
在19世纪末，桉叶曾被认为是万能的。澳大利亚本地人将被桉叶捣碎，将其敷在伤口，伤口愈合的效果出乎意料。再加上桉树具有空气消毒的效果，有益于人体健康，所以其人工培育很有现实意义。如何保护和维护桉树的生物多样性成为现在各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话题。所谓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动物、植物，甚至还包括微生物物种的生命实体组特征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根据这个观点，生物多样性一般包括三个层次的多样性，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生命与物种之间的多样性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具有整体效应。
桉树约有500余种，最初的原产地是在澳大利亚及其周边岛屿。但是由于这些年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导致天然森林和木材资源被严重破坏，所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桉树的人，开始将它作为一个利用树种栽培。现在全世界有96个国家商业化种植桉树，在中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600多个县种植桉树2008年达260万hm2，中国是仅次于巴西的桉树第二大种植国。
根据目前全世界栽种桉树的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单一栽培的方法逐渐地导致了一些生态环境问题，比如土地退化、生产力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气候变化，等等。
出现这些问题，最本质的原因在于生物多样性减少。桉树人工林种植生态环境恶化和生产力下降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2桉树人工林单一栽培的现状
单一栽培的方法逐渐地导致了一些生态环境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会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特别是桉树。比如桉树的第一大面积工程的人工生态系统取代其他种类的生态系统。这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第一层次性能，
即生态系统类型还原。桉树人工林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第二层次的性能是物种多样性减少。桉树工业群落，生物多样性通常比其他物种的人工群低，甚至混合森林生物群落比其他树种混交林及纯林低。因此，桉树人工森林被称作“绿色沙漠”，“没有生物多样性的绿色沙漠”。桉树纯林或混合在林下植被比天然林他在植物种植少
在关于桉树纯林和混交林的观测结果中，桉树林中林地植物很少，只有零星的草本植物生存。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华南地区桉树人工林。
桉树人工林，无论是纯林或混交林，树林的动植物物种不会很多。由于森林植物物种纯，昆虫的数量和种类非常少，因此，相应的椎骨类型和数量的物质不多，无论是在纯桉林和人工生态系统混合桉树等树种，其人工林生物多样性、包括植物多样性、动物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都比较低。
随着这几年种植技术的不断推广，桉树人工林的遗传多样性也越来越低。这是桉树人工林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第三层次的性能，即遗传多样性减少。
如果生物多样性下降，桉树人工林生物多样性就会逐渐减少，生产力会降低，即单位面积的产量会减少，然后导致生产材料减少，生态环境变差。它与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原因。但生物多样性下降，特别是地表植被的减少或损失，主要会造成土地养分流失、有机物质的流失，使得土地质量变差，造成可耕作土地深度更低，土壤持水、供水能力差，浅根植物不能生长。
3桉树人工林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原因
3.1替代效应
桉树人工林一旦落定，将对原来的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会逐渐彻底破坏原来的生态系统。其主要的本质原因在于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桉树人工群落和人工生态系统大面积更换其他各种原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类型变得单调乏味。桉树人工林由于地表植被减少或罕见地缺乏，导致水土流失非常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此外，还会造成土地养分流失、有机物质流失，使得土地质量变差，缺乏营养物质，无法维持植物等生物的基本生存条件。
3.2竞争效应
桉树人工林中原来的植被如果被逐渐地取代，那么原来的生态系统必定会被打破，对原先系统中的动物群和植物区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植物为了争夺水分和养分，会产生竞争效应，这种竞争效应会逐渐累积，直到形成更大的环境变化。所以它与原生境完全不同，动态面积也会受到影响。
3.3化感作用
化感作用是指在生物间的生化关系，包括促进和抑制两个方面。它不同于直接竞争的矿质营养，水和阳光的影响，它主要是指以桉树分泌体的特殊物质对其他植物，包括作物混合树种，以及林下植被和土壤生物的抑制作用。生产实践表明，一些物种和桉树难以和谐共生。比如落下的桉树叶，枯枝落叶的可溶性物质和森林土壤含水量，如酚类化合物，能抑制其他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生长。作为桉树水提取物可抑制根瘤菌的活动。非水在树林可溶性易挥发的化感物质比水溶性挥发性物质所起的抑制作用更为重要，更重要的是，因为后者在土壤中易分解，而且由于雨水淋洗，使得它很难在土壤中积累，而前者在土壤中的分解速度慢，水的冲洗对土壤中的吸附物质破坏效果不会太大。
3.4继发性人为干扰效应
桉树人工林生态系统中人为的种植和干扰也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后一种被称为主要的人为干扰，包括对木材资源的分配管理、砍伐时的收获形式和对枯落物的处置等。人为地从林地上收到枯枝落叶使林地地表，直接导致桉树人工林的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4结语
在过去桉树的研究中，很多的研究仅限于实验室，现场设立观测点缺乏重复性和生态环境的条件类型代表性。许多机构已采取相应干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使桉树不仅可以大量种植，而且避免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对桉树人工林生物多样性进行系统研究，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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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星堆青铜艺术；设计思想；纹样符号；审美特色；意象性；异化再现
中图分类号：J501文献标识码：A
三星堆青铜器造型诡异、耀眼寰宇，刻录在神像、器物上的纹样符号让世界领略到先民“尚巫崇神”中的非凡创造力。“图案纹样在事实性结构中以一种图形符号的方式展现,它本身可能仅仅是一种视觉形象,但当他进入到活动经验与人的思维发生联系,便拥有了无穷无尽的意义世界。”［1］附属在三星堆青铜神像、器物上的纹饰演绎着动物纹样的神性之美，几何符号的抽象之美，具有沟通“天地神灵”的赫赫神威与凌厉旖旎的多元造型，无论是青铜大立人服饰中布满的雷纹、饕餮纹、目纹、虫纹、龙纹，还是雕琢神鸟、铜鸡羽毛结构的鳞状纹、鸟纹等等，这些具有美学价值的艺术纹样形式以抽象性、符号化的特征凸显，赋彩制形，凝聚着古蜀文化精神和宗教神话观，这既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深层“灵境”启示，更是传递外在“象”与内在“意”的契合与交融，显示出独特的“意象性”审美语境，体现出超越现实的“异化再现”视觉表达方式。三星堆青铜艺术铸造的视觉盛宴展示出古蜀先民们沉迷于抽象影像的灵感捕捉方式及审美意义，游离于视觉表象与精神本质之间的纹样意义的寻求似乎更加强化了视觉时代注入的文化力量。
一、三星堆青铜纹样符号呈现的“意象性”审美语境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把“意象”的内涵定界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寄予对万物的体悟与意蕴的关照，中国绘画艺术特有的意象审美思维注重“取法自然”、更在乎“立象以尽意”。“意象由‘由象到意’的一元结构，再到‘象意结合’的二元结构，最终形成‘象意互生’的多元结构，三个层次中，象是手段，是方式，意是目的，是结果，在最高层次上，表达了中国传统美学中审美活动的特点。”［2］意象审美思维是影响视觉艺术中意象性造型的观念基础，是营造审美语境的精神内核，三星堆青铜纹样符号在形式构架与语境营造中原始的巫术神化意义被唤醒，古蜀人对自然万物的原始把握能力投射出对神灵膜拜的物化表达方式，呈现在艺术造型中契合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意蕴”的统一。
（一）“以象表意”――纹样符号之神灵象征意义
诸子百家之儒学大典《论语》注重“以象表意”的方式早就应用于诗歌创作中，特别对文学的意象营造有极大的影响，同样“意象”内涵透视的寓“意”之“象”也一直隐含在视觉艺术的创造中。“三星堆文化呈现出的宗教形式、崇拜对象、主要宗教观念的变迁，宗教情感或体验与三星堆的审美内涵联系紧密，其宗教意味很强的纹饰符号更是与美的起源同形同构，是神话宇宙观古老遗存符号的特征性显现。”［3］可见，三星堆青铜造型中众多的纹饰符号源于古蜀先民神化的宗教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的解构，图腾崇拜、祖巫崇拜、神话崇拜因素介入混沌状态的原始宗教，使古蜀人过度沉迷在偶像化的幻想世界里，弥漫了神权的色彩，虚无的神灵演化为一种超越自然现实的符号力量强烈地传递祈福避邪的宗教情感。古蜀人对神的依赖和崇拜从纵目、阔耳、宽眉、弧唇的面具造型特征延续到兽面纹、雷纹、鸟纹、太阳纹等的图文雕饰，符号表象的建构赋予纹样象征性的创造，启迪对纹样符号的构象思维解读，勾画出纹样演变的象征语义，正如文献所示“神灵只是幻想中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对神有实在的感触,所以,一切表现神灵的事物便不能不是拟人化的、象征性的。或者用某动物传性的实物和偶像象征那本属虚无的神灵,或者用比喻性的语词来表达神灵的性状,或者用模拟化的身体动作再现神灵的活动……一切象征性的表现,都是人性的创造活动,成为形象化的艺术”［4］。
抽象化的动物符号、几何符号延伸了人神灵魂的沟通方式，在神话式纹样符号化的构成中隐含地体现出象征人类与自然物种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在“蚕丛文化”的追溯中寻求古蜀人对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的宗教意义，氏族起源的神话建构了原始人的信仰观念，张扬古时祭祀祖先灵魂的传统习俗，审视塑造祖神力量的古蜀神话传说，三星堆青铜文化独有的审美意趣，已演化为“祭祀之器”中抽离现实世界中的信息，并附属为青铜器物上的动物纹、几何纹等纹样符号，或简洁或繁缛或抽象或象生，多元造型方式的“青铜铸造”，借象达意，在独特的装饰图式结构中体现古蜀人神灵崇拜的族属表象。
三星堆青铜神像、神器中纹饰的象征性呈现出多元化，附着有“目纹和卷曲的虫体纹”之称的回纹，是雷纹衍生的连续回旋线形的几何表现，在与“蜀”字构架之间的对话似乎可以捕捉古蜀传说的神话记载，简洁的几何纹样浓缩对神话中心性状最原始最丰富的演绎；基于饕餮动物面型衍生、幻想的各式兽面纹，在祭祀器中呈现狞历、古拙、神秘而混沌的审美语境；古蜀人崇尚的太阳神话完美地显现出太阳纹饰，以发射状的圆日纹饰和漩涡状的炯纹多层组构，演绎为日神符号，几何抽象形态传递了融天一体的太阳崇拜观念。三星堆青铜器物中的纹样是视觉神化的符号夸张表现，“无论是具像的，还是抽象的、符号的图腾，实际上都有符号的功能。图腾形象是可视的，其所指却是另一个看不见的神秘的实体。”［5］神灵般的象征物已赋予了古蜀先民神话的意义，古蜀人的“巫”、“神”对话延续着原始的“泛神崇拜”，体现出青铜纹饰“立象尽意”的美学特点，这种“象”与“意”互生关系溯其文化渊源就是对植物、动物的原始崇拜。正如日本著名视觉设计师杉浦康平对图像造型的阐释：“它潜存于民族文化深层意象之中，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却折射着社会文化衍进的错综迷离的关系。”［6］
（二）“以象生形”――纹样符号之依附像生意义
“观物取象”有效仿自然物象的创作之意，《易传》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古蜀先民“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与“尚巫崇神”精神意念的契合赋予以象生形的青铜纹饰创造，在青铜人物造型、动植物造型、礼器造型中附属各种纹样符号，呈现出纹饰与器物之间的依附关系，在蜀人神灵崇拜中尽显纹饰创造的像生意义。
在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意象创造中服饰纹样可谓经典呈现，附绘精刻的兽面纹、龙纹、虫纹、鸟纹、鱼纹、云纹等像生特性纹样与三星堆铸造的青铜神像模式同源共生，纳自然之神物，在承袭中原地区青铜器纹样特征的基础上，依神像造型特征来构架纹样的装饰，演绎着“人神同体，同形”的具象与抽象融合的图式，彰显青铜符号的艺术特征。有研究者已表明赤足天坛的青铜大立人像极可能是偶像化的蜀王之像，千年沉睡的东方巨人被唤醒，头戴有兽面纹和回字纹的筒形花冠，间杂丰富的“日晕”纹，满服阴刻回纹、龙纹、鸟纹、蝉纹、虫纹、兽面纹等像生纹样符号，或规律排列或密集簇拥，特别是四组龙纹以及兽面纹透射出古蜀神灵附体之意，俨然是最高神权与王权的象征。
依附于青铜器上的动植物纹样极具装饰性，在古蜀先民构建的精神世界里投射与物象的想象性,列如青铜鸟、青铜龙形饰、青铜神树、青铜兽面纹铃、青铜龙虎尊等刻绘的纹样，运用抽象化的几何符号、简洁明快的刻线来描摹、刻画、丰富动植物青铜型器的形态、纹理等，艺术地表现出以线刻纹的触觉美感。鸣唱太阳神曲的青铜鸟在纹样造型上就附属了丰富、精美的卷云纹，浅线雕刻，秩序结构的卷云纹呈现韵律之美，丰富的鱼鳞纹衬托出羽毛的丰腴质感,生动灵性纹饰更赋予青铜鸟这一“太阳神鸟”之美誉；又如奇形精巧的人身形牌饰就附属许多像生纹饰，变形的鹳鸟纹如踞天门，分布在背部、上部、下部的鸟纹饰与V形网纹、凸弦纹的连续排列组构，在附属的装饰语言背后浓缩了古蜀宗教意念，传旨祸福。
二、三星堆青铜艺术纹样符号呈现“异化再现”的视觉表现
古蜀先民在自己幻想的空间里创造神灵膜拜的幻觉图像，欲以神话的符号和一种崇高的姿态来把握世界，这些形态诡秘的造型纹饰不是纯粹的描摹，而是通过“异化―再现”的方式创造出具象与抽象符号相融的图式。“异化”原有相同的事物逐渐变为不相似或不相同的意思，那么对三星堆青铜纹样“异化再现”内涵的理解需要建立在抽象的思维逻辑中，是对具体的某一形象逐渐演变为一种抽象化的表现方式。
（一）几何式的抽象异化
在三星堆青铜神像、器物纹样造型中我们可以窥见从具象纹样造型到抽象几何造型的变异过程，它是对现实具象形态最原形、最特征的抽象演变，这种以“线”提炼的几何图式表达，富有对称、韵律、节奏之形式美，在交错中体现到秩序规律的互动。例如：三星堆青铜神像、器物纹样造型中有大量承袭殷商青铜中的雷纹、云纹、回纹等，这些简洁的螺旋形从圆形螺旋、方形螺旋演绎到连续的漩涡状，体现出极具符号特征的几何式抽象；三星堆的太阳纹饰意象创造以对称的几何抽象曲线条表现，芒状特色突出，发射状与旋转状的圆日纹让我们仍然感受到几何化、抽象化在意象造型中呈现的视觉美感与神灵语义。
（二）夸张式的抽象异化
夸张存在一切造型活动中，在三星堆青铜神像、器物纹样抽象形态的捕捉中运用夸张手法产生的纹样变异方式高度简化与提炼了对象的外形特征，是一种在具象描摹基础上的夸张变形，如在青铜人身形牌式的纹饰造型中对鹳鸟纹的形态、眼形的夸张，青铜兽面中五官的夸张造型，人面鸟身象中的凸眼高鼻大耳等等；丰富的鸟纹造型衍生出歧羽纹饰，运用线性夸张描绘展翅欲飞的神鸟纹样，从“形”的夸张到“神”的夸张，重复有节奏的装饰线凝练地表现出羽纹的秩序美，粗线与细线的组合，直线与曲线的构成，体现出抽象符号的形式演绎与神灵的寓意，形式地展现了青铜纹样造型中夸张变异的造型意义。
（三）组合图式的抽象异化
组合意味结构的多样与统一，在三星堆青铜神像群的创造中呈现出提炼各种动植物造型元素后新组合图式的典范，如由扶桑、神鸟、神龙多样组合的“青铜神树”，复合蛇、鹿、蜥蜴形态的“青铜龙”，尊、女巫、喇叭座合一的“顶尊顶坐人像”，人面龙身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等等，组合的新图式本身就体现出抽象变异之美，也延续在青铜纹样的创造中，将各种动物的像生形与几何形的组合图式变异为新的纹样构成，幻化出神、兽、人相通相合的原始思维，多用于青铜尊、青铜、铜铃等礼器中的兽面纹就是典型的综合纹样，常见的饕餮纹就综合了鹿、羊、牛、驴、象等各类兽类的特点，与几何纹组合，常在肩部、腹部、足部设置纹样，对称构架的表现手法置于礼器肃穆的视觉感知，或重复连续，或对称构成，或平面纹样与高浮雕的精美铸造，达到多形式多手法结合。例如，在青铜三牛兽面纹尊中可以窥见三段式的纹样组合特征，在肩部、腹部附属许多云雷纹组成的夔龙纹和双身兽面纹；青铜大立人像中有多达十多种纹饰的组合图式，可谓精彩绝伦；青铜鸟脚人像似人非人、似鸟非鸟，雷纹连续的几何构架与鸟头形组合巧妙，展现了丰富的意义；青铜神树中的鸟纹饰与树座的云气纹、云雷纹、跪坐小人像等多样化的组合图式等等，这种以心灵图式的物态化、艺术化的抽象表现，以猎取家禽异兽纹样为主，在组合中寻求纹样图式的抽象变异。
综上所述，三星堆青铜艺术的“神话”是对充满地域特色的原始宗教的膜拜信仰，依附于青铜神像、器物上的纹样符号，是对古蜀文化精神中神灵世界的思维物化，依附像生的意义营造意象的视觉之美，在具象形式与抽象形式的交融中，以几何式、夸张式、组合式等异化再现手法演绎抽象形式为主的纹样创造，体现出“意”与“象”相融一体的审美语境，显示出神秘而威严的美学符号表征，诠释三星堆青铜艺术独特的审美特色。
文化的对话让我们更加关注三星堆青铜艺术与神话的同源共生关系，思考着文化延续的视觉表现，传统纹样的现代演绎将跨越文化的断层感召世人的灵魂回归，将三星堆青铜艺术造型与纹饰的内质提炼，以区域性文化特征与艺术的原创力，将青铜造物纹饰之“象”与古蜀文化精神之“意”高度互融，并延续在现代设计中，让美轮美奂的三星堆青铜艺术带着生命的气息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视觉呈现中的那份荣耀，为纹样符号的审美特色寻求内涵诠释增加意义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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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的两重性 森林生物样性资产由森林生物资产（包括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和森林生态资产（森林生态效益资产）构成。森林生物资产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生物转化功能（岳上植，2002.）。生物转化是指导致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质量（遗传价值、密度、成熟期、脂肪层、纤维强度）或数量（重量、立方米、纤维的长度或直径）发生变化的生长、蜕化、生产、繁殖的过程，从转化的机理上看，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主要靠自然力的作用和自身的转化能力实现其再生和转化。林业生产活动只起“催化剂”作用，会经常出现数量不减反增的现象。因此，对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初次确认和再次确认应定期地结合评估，以评估促进核算。
（二）价值的多元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是森林这一综合地域类型中所呈现出来的生物多样性。一般而言。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四类（国家环保局，1998）。直接使用价值是指森林生物多样性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又可分为直接实物价值和直接非实物服务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是指森林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功能的价值；选择价值是指人们为了将来能直接或间接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存在价值是人们为确保森林生物多样性继续存在的支付意愿（张颖，2002）。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困难与复杂性。森林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当代人提供直接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目前及将来所创造的巨大的非直接使用价值，所展现的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
（三）资产的整体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相互统一的整体。当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提供木材、竹材和蘑菇及其它动植物产品来源时，释放的是直接环境效益，此时属于有形的森林生物资产；当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等森林生态效益资源的时候，释放的是间接环境效益，此时属于无形的森林生态资产，两者的结合点在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同一载体。森林生态资产不能脱离森林生物资产而独立存在，两者相互依存，其价值的形成、消费和补偿过程密不可分。因此，森林有形资产在其实物量和价值量的增减变动过程中，森林无形资产也相应地发生变动，其所发挥的生态效益地会发生变化。因而在对森林有形资产的价值确认和计量中，也要相应地对森林无形资产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进行确认与计量。
（四）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相对稀缺的，这不仅表现在天然存量方面，还表现在生成率方面。同时，地球上生物物种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因而各物种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在绝对意义上是不可替代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产生了对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体现在会计上是必须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
（五）产品的公共性和市场的无形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发挥的生态效益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它超越了进行森林经营活动的林业行业以外的外部影响，即不通过市场机制反映的影响，进而会产生不能全部反映到私人收益中的社会收益。公共物品是具有外部经济性的典型例子。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发挥的生态效益主要是一种无形效用，不能贮藏和移动，生产者难以对其控制，即无法迫使受益者偿付了补偿费用后才能享用其生态效用。因此，森林所提供的生态效益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同时，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中的生态资产一般不存在市场，所以应更多地考虑非市场价值的计价方法，实现对其生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会计确认、分类
（一）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会计确认 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确认是指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作为一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森林生态效益记入会计载体的过程。会计确认的核心问题是选择合理的会计确认标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要能够作为一项资产加以确认，应当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会计确认从理论上讲要同时满足四项标准：（1）可定义性。我国《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中给出的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是资产的最本质特征。森林中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如药用、食用、纤维、芳香油等）和野生植物资源（如哺乳类、鸟类和爬行类等）。作为林业经营组织来讲，一旦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为其所拥有或控制就能为它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净现金流入。因此，它们符合确认的第一个条件——资产的定义。（2）可计量性。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可以通过现有多种计量属性选择达到对其计量的目的，但是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自身的特殊性，其计量比较复杂。同时，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科学定价主要通过对其价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从长远来看，随着评估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能够做到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合理计量。（3）相关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能够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能够导致信息使用者决策的差别（于富生等，2000）。显然，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计量所反映的信息，可以帮助决策者了解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存量和流量信息，从而会影响到他们为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所采取的宏观或微观的经济决策。（4）可靠性。可靠性是指信息使用者可以对会计信息给予充分信赖。“当信息没有重要错误或偏向，并能够如实反映其所拟反映或理当反映的情况而能供使用者作依据时，信息就具备了可靠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3）。真实反映是可靠性的核心标志。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计量结果，可从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林业经营组织所拥有或控制的森林生物资产和森林生态资产的实物量与价值量，足以使决策者信赖。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分类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分类标准有多种，其中最基本的是按存在形态分。按存在形态可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分为有形的森林生物资产和无形的森林生态资产。森林生物资产是指森林中活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及栖息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个体基因，包括林木资产、林副产品及以森林为依托生存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因此森林生物资产是一种有形资产。森林生物资产在价值层次上主要表现为物种多样性价值和基因多样性价值，在价值总额中主要表现的是直接使用价值。森林生态资产是指森林生态效益所形成的资产，包括有机物质的生产、的固定、的释放、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水土保持、净化污染物等。森林生态资产在价值层次上表现的是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价值，在价值总额中表现的主要是间接使用价值和和部分直接使用价值（如旅游观赏价值、科学文化价值等），此外森林生物多样性所表现出来的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也归属于森林生态资产。
（三）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核算在实践中的应用 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会计核算的可操作性角度考虑，目前主要可侧重于森林物种多样性价值方面的核算，特别是其中植物和动物多样性价值的核算。虽然森林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但目前人们对每个层次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相对而言，物种多样性最明显也最容易测定。而森林遗传基因多样性多发生在分子水平上，它主要包括染色体的多态性、蛋白质的多态性和核酸的多态性三个方面。就目前人们的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平看，要做到完全掌握森林中有机体，即动植物和微生物的DNA中的氨基酸的排列次序及其结构还是比较困难的。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测定比遗传多样性的测定更困难，因为系统的边界都是模糊的。同时，对于物种多样性，也部分受到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对于其中的微生物多样性测定与确定比较困难，所以物种多样性目前主要着重于植物与动物多样性的测定，特别是其中的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和脊椎动物。因此，一般来讲，目前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核算主要是以物种多样性中的植物与动物价值的核算为代表，暂不考虑基因及生态系统多样性价值的核算。
三、森林生态效益的会计确认
（一）森林生态效益的概念及特征 森林生态效益作为一种间接效益，就是指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其具有几个重要特征：（1）外在经济性。外在经济性在林业中是最普遍的现象。当森林生物多样性发挥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和保护物种及基因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效益的时候，这种生态效益却被非林业经营部门乃至全社会无偿地享用，而不必为此付出相应的费用。（2）非减性。森林生物多样性直接效益的发挥，意味着森林生物资产的减少。而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减少森林生态资产。（3）模糊性。森林生物多样性的直接效益随着木材、蘑菇、动物毛皮等的出售而实现，并可用货币直接计量。但森林生态效益没有物质载体，无法对其效益进行准确的计量，只能通过估计来反映。因此，森林生态效益的确定具有模糊性。
（二）森林生态效益的会计确认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林业会计中核算的收益部分只是对市场上可以进行交换的货币收益进行确认，对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引起的生态效益外在性不予确认，使得大量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游离于会计循环之外，严重阻碍了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效益的发挥，危及了林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林业经济经营组织必须考虑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对外部产生的影响，会计上应反映这一巨大的森林生态效益，将森林生态效益外在经济性作为收入要素纳入核算体系（温作民，2003），从而进一步转化为林业经营组织的环境效益，真实地评价其业绩。根据财务会计的收入定义，收入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显然，森林生态效益外在性部分并没有形成经济利益的流入。因此，传统财务会计确认收入的流入和流出概念不能满足将森林生态效益完整地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要求。要将森林生态效益作为收入要素纳入会计系统，其确认可以根据其标准进行：（1）符合定义。符合森林生态效益定义，森林生态效益作为一种间接效益，是指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2）可计量性。据有关部门测算，森林生态效益是其经济效益的13倍。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森林生态效益每年都要进行准确的核算。（3）相关性。森林生态效益会计核算提供了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非木材价值的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投资者和决策者对森林生态功能重要性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可以为林业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进行相关决策或制定相关的会计制度与准则提供依据，适应新时期我国林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4）可靠性。模糊性虽然增加了森林生态效益计量的难度，但是只要是估计的合理，仍然具有可靠性。因此，凡是符合森林生态效益的定义，能够用货币计量，并且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森林生态资产所释放的效用，都可确认为森林生态效益。
四、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计量
（一）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尺度 计量包括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就货币计量而言，其计量单位笼统地讲就是货币，由于货币能把经济业务全面、综合地反映出来，所以货币成为会计统一的计量尺度。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应同时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两种形式。这主要是由森林生物多样资产的特点和森林生态效益的特点决定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两重性、价值的多无性、产品的公共性和市场的无形性以及森林生态效益的外在经济性、模糊性等特征，一方面反映了对其价值计量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即使它们的价值通过一定的方法得以计量，但在其计量结果的公众认可度上目前仍存有争议。因此，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完全以货币作为统一的计量尺度目前仍存在着较大的困难。为了满足提供森林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会计信息，使其具有较强的可理解性，应当尽可能多地考虑运用非货币计量尺度。在非货币计量形式中，可同时使用包括实物计量、劳动计量、混合计量等多种形式。运用货币计量形成一些财务指标，运用非货币计量则会形成实物指标、劳动指标、技术指标、技术经济指标和文字说明等，从而提供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属性 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量是一项广为流行的会计惯例。对于一般实体资产来讲，在没有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较小的情况下，其历史成本与其价值的差异是较小的。然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一项特殊资产，以历史成本计价却是森林生物多样性一个致命弱点，这主要是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大部分是由自然力作用形成的。少部分是由自然力和人力作用形成的。因此，它们往往没有或只有较低的历史成本。另外，它们又是有生命力或活动力的，其价值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在变化，只有在交易的那一刻才能暂时相对固定其价值。因此，如果仅按目前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来计量，它们的价值计量会偏低，违背了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原则，不能达到为决策者提供有用信息的目的。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计量属性，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历史成本计量，而应包括面向市场、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在内的多种计量模式。公允价值是一种复合的会计计量属性，从狭义上看，其表现形式有：现行市价、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和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目的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历史成本固然可以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但有时为了管理或决策上的需要，要求会计可以提供以公允价值反映的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另外，象森林生态资产一类的历史成本原本就没有，用公允价值反而可以更可靠地反映它们的真实价值。在这些情况下，用公允价值代替历史成本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进行计量也是可行的。当然，用公允价值计量所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公允价值的确定避免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这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怎样提高和增强公允价值的可靠性是一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从目前我国会计现实来看，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尚不具备（张心灵等，2004），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会计计量属性可以选择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辅之以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具体计量时，应分别不同资产及不同阶段加以考虑。森林生物资产的初始计量应按历史成本进行计量；森林生态资产的初始确认应按公允价值计量；森林生物资产及森林生态资产报表日计量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可以通过如实际市场价法、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替代花费法、机会成本法或条件价值法等，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进行评估取得。从发展的角度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主流（黄世忠，1997），那么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将来应主要选择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即采用“公允价值＋历史成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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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心灵、王平心：《生物资产计量模式选择的思考》，《会计研究》2004年第10期。
1性能测试
（1）pH值测试参照GB／T7573－2009《纺织品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进行。（2）织物强力按照GB／T3923．2－2013《纺织品织物拉伸性能第二部分：断裂强力的测定抓样法》进行测试。（3）撕破性能测试参照GB／T3917．1－2009《纺织品织物撕破性能第1部分：冲击摆锤法撕破强力的测定》等进行。
2结果与分析
2．1牛仔服装pH值超标的原因牛仔服装工艺复杂，生产过程中化学处理工序较多，如纤维生产、浆染、印花、洗水等，这些工艺过程均可能导致牛仔服装pH值超标。
2．1．1纤维生产牛仔布起源至今已经流行了150多年，其纤维原料早已突破纯棉的传统，多种多样的再生纤维与合成纤维被应用到牛仔面料中，这些纤维在生产中有时需要调节纺丝液或处理液的pH值。如制备聚丙烯腈的主要溶剂二甲基亚砜的水溶液呈碱性，对皮肤有强烈的渗透性［3］；制备再生蛋白质纤维时要用碱溶酸沉工艺提取蛋白质原液［4］；黏胶纤维湿法纺丝中制胶工序需要将浆粕与碱液作用生成碱纤维素，纺丝工序需要进行酸浴，后处理时还需要利用氢氧化钠脱硫［5］等，这些纤维在后处理中若水洗不充分则有可能对牛仔服装的pH值带来影响。
2．1．2染色染色根据工艺不同主要分为［6］：（1）直接染料染色，可溶于水，在中性盐或弱碱性盐中直接染着纤维素纤维。（2）活性染料染色，在碱性条件下，能与纤维素纤维等发生化学反应，染色坚牢。（3）还原染料染色，分子中含有羰基，需在碱性条件下经还原剂还原成羟基钠盐，才能溶解于水后染在纤维上，经过氧化，再回复成不溶性染料，如靛蓝染色。上述的染色工艺在牛仔服装中均可能出现，都可能留下牛仔服装pH值超标的隐患。
2．1．3牛仔面料后处理牛仔面料的退浆、煮练、漂白、丝光等后处理工艺一般都在碱性条件下进行。经过退浆以后已经去除了牛仔面料的大部分浆料和部分天然杂质，但其中大部分天然杂质如蜡状物质、果胶物质、含氮物质等仍残留在织物上，会影响以后的染色、印花加工，为了使织物具有一定的吸水性，便于印染过程中染料的吸附、扩散，需要将织物在高温的碱液中煮练以去除这些杂质［7］。目前煮练和丝光的主要用剂是烧碱。
2．1．4牛仔服装洗水洗水是牛仔服装独特的工艺环节，是区别于其他服装纺织品的主要工艺环节，主要有普洗、酵素洗、石磨洗、漂洗、雪花洗、手擦、马骝、猫须、碧纹洗和化学洗等。这些洗水工艺大多都对pH值有所要求，甚至有的直接使用强碱助剂洗水来达到褪色的目的（如化学洗）；这些工艺环节之后一般都有清洗流程，但在成衣洗水过程中，服装是浸泡在酸性或碱性溶液之中的，一些纤维会大量吸酸或吸碱，而成衣的清洗较为困难，所以如果清洗不充分，会使服装的pH值超标［8］。从以上可看出对牛仔服装pH值产生影响的大多数原因都是生产工艺本身，此外还有一些影响较小但却不能忽略的原因，如生产用水的使用、生产工艺管理、半成品与成品的储存环境与储存方式等也需要在实际应用中进行考虑。
2．2牛仔服装成品pH值超标改善方案牛仔服装样品的pH值超标情况如表2。
2．2．1pH值碱超标改善工艺选取柠檬酸、磷酸二氢铵、氯化铵和醋酸作为酸性中和剂，在不同的浓度、温度与时间条件下处理碱超标牛仔服装样品，探讨最佳工艺条件。（1）浓度测试在1～6g／L的6个不同浓度条件下（柠檬酸与醋酸另测0．4、0．6和0．8g／L）的中和效果，对比处理后pH值最接近7．0时的中和浓度，测试结果图1所示。由图1可知，柠檬酸中和浓度高于3g／L时布样pH值会低于4，氯化铵、醋酸与磷酸二氢铵对布样处理后的pH值在这一浓度区间内介于5．5～7．5之间；纯棉布样与涤棉混纺布样在试验中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结果表明，经处理后pH值最接近7．0的各试剂浓度分别为柠檬酸0．6g／L、磷酸二氢铵1g／L、氯化铵1g／L、醋酸0．6g／L。测试在25～65℃间的5种温度条件下的中和效果，对比处理后pH最接近7．0时的中和温度，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各个中和剂处理后的布样pH值大多随着中和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可能温度的升高使原本残留在布面上氢氧根离子更易于分离到溶液中与氢离子中和，使多余的氢离子得以更好的渗透到织物中。纯棉布样与涤棉混纺布样在试验中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结果表明，柠檬酸、醋酸在25℃中和时布样pH值最接近7．0，而磷酸二氢铵、氯化铵在25～45℃最接近7．0，提升温度对后两者中和效果的影响不明显，因此选用25℃。（3）时间测试在2～10min间的5种时间条件下中和效果，对比处理后pH最接近7．0时的中和时间，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柠檬酸、氯化铵与磷酸二氢铵的布样pH值没有随时间变化表现出明显波动规律，仅醋酸处理的布样pH值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略有降低，可能是醋酸中和时产生的乙酸钠盐阻碍其进一步渗透织物从而导致中和效率较低。纯棉布样与涤棉混纺布样在试验中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结果表明，处理后布样pH值最接近7．0的各中和剂中和时间分别为柠檬酸4min，磷酸二氢铵4min，氯化铵4min，醋酸8min。
2．2．2pH值酸超标改善工艺选取碳酸钠、烧碱和氨水作为碱性中和剂，以同样的方式处理酸超标牛仔服装样品，探讨中和浓度、温度与时间的最佳工艺条件。（1）浓度如图4所示，碳酸钠与烧碱的浓度单位是氨水的1／10，但经前二者处理后的布面pH值随浓度上升的速度远大于氨水；烧碱浓度大于400mg／L后，布样pH值大于7．5碱超标，整体表现与三种中和剂的碱性强弱成一定比例。纯棉布样与涤棉混纺布样在试验中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结果表明，布样pH值最接近7．0的中和剂浓度分别为碳酸钠600mg／L，烧碱400mg／L，氨水6g／L。（2）温度如图5所示，烧碱处理时温度稍高于室温（25℃）布样便有了碱超标的危险，很不稳定。而氨水处理后的布样pH值基本没有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变化，在图中近乎一条水平线，可能是温度的升高导致氨水的挥发加剧，致使氨水溶液碱性降低。纯棉布样与涤棉混纺布样在试验中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结果表明，布样pH值最接近7．0时的中和剂中和温度分别为碳酸钠35℃，烧碱25℃，氨水25～65℃，基于中和效率选用25℃。（3）时间如图6所示，烧碱中和时间超过2min时布面pH值高于7．5，表现很不稳定。氨水表现接近水平线，其对时间的敏感性很低。碳酸钠处理后pH值较为稳定，适度的调节了布样的pH值，没有碱超标的风险。纯棉布样与涤棉混纺布样在试验中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结果表明，经处理后布样pH值最接近7．0时的中和剂中和时间分别为碳酸钠6min，烧碱2min，氨水2～10min，基于中和效率选用2min。
2．3最佳处理工艺方法
2．3．1工业应用成本比较如表3所示，当样品pH达到或较接近7．0时各试剂对应的中和浓度、温度与时间等中和工艺可知酸性中和剂中醋酸较于其他酸性中和剂需要更多的时间，消耗量与柠檬酸相比也没有优势。醋酸是有刺激性气味的有机弱酸，长期接触对人体皮肤和呼吸道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经其中和后织物有异味不达标的可能，而其挥发性使得中和时尤其在热水浴时中和液的pH值不稳定，无法较准确的控制pH的调节范围，从而降低中和效率。用醋酸中和纺织品上的烧碱和纯碱时会形成乙酸钠盐，乙酸钠盐会对纤维外部的乙酸形成缓冲，使中和不彻底。而产生的乙酸钠盐将导致牛仔织物手感变硬，长期残留还有可能在热处理或长时间储存时产生还原碱化合物，影响织物色泽［9］，因此不选用醋酸。对比表3中柠檬酸、磷酸二氢铵与氯化铵的数据得出，在相同中和时间和中和温度下柠檬酸的消耗量将近磷酸二氢铵和氯化铵的一半。且采用柠檬酸或柠檬酸盐类作助洗剂可迅速沉淀金属离子，防止污染物重新附着在织物上，使污垢和灰分散悬浮，改善中和产品的性能［10］。而磷酸二氢氨与氯化铵达到相同的中和效果时的工艺条件相同，但售价却相差巨大，因此初步选择柠檬酸和氯化铵作为酸性中和剂。试验中的碱性中和剂碳酸钠、烧碱和氨水三者的中和工艺最大的差异是浓度。由表3可知，氨水需要在6g／L的浓度下才能将酸超标样品的pH值调节到7．0，在使用成本上远大于另两种中和剂。氨水易挥发，在调节pH的稳定性和运输储存的成本上与醋酸有着类似的缺陷，因此不选用氨水。表3显示碳酸钠与烧碱调节酸超标牛仔样品pH达到7．0时的使用成本接近。尽管碳酸钠的中和时间与中和温度要求均高于烧碱，但从图5与图6可看出，烧碱并不稳定，只要中和时间或中和温度稍稍产生变化都有中和织物pH碱超标的可能，难以控制准确的pH调节范围。因此仍然选择中和温度与中和时间要求略高但稳定的碳酸钠作为碱性中和剂。
2．3．2中和处理后织物的物理性能如表4分别测试柠檬酸、氯化铵与碳酸钠在各自最佳中和工艺下处理pH超标牛仔服装样品前后织物的各项物理性能。酸性中和剂中柠檬酸与氯化铵在处理工艺成本与效率相近的情况下对牛仔服装物理性能的影响是几乎相同的，在皂洗色牢度上，经过柠檬酸中和后的牛仔织物皂洗色牢度有轻微提升，而在耐酸汗渍色牢度上牛仔织物经氯化铵中和后降低了半级。因此柠檬酸在对牛仔织物的色牢度的综合影响上略好于氯化铵，但在对牛仔服装织物的断裂强力和撕裂强力的影响上二者没有差异。试验中碳酸钠除了在几个色牢度的测试中表现出了误差允许范围内的变化外基本上对牛仔织物的物理性没有影响。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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