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贫困大学生；和谐发展；德育价值
一、贫困大学生和谐发展的内涵与要求
人的和谐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要求，包括个人和人类的和谐发展、个人和集体的和谐发展、个人和他人的和谐发展、个人自身内部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贫困大学生的和谐发展是指高校贫困学生这一特定的群体，在学校教育的影响下，在自身的自觉组织下，其内在规定和外在关系上的自由而协调发展。内在结构的和谐主要指内在各要素如心理、意识等的丰富、平衡、有序，以达到孕育最佳功能的发展。也就是指他们在学习生活中所需要的交往、学习、创造等能力都可以得到和谐发展。从外在关系上，指贫困学生不断适应教育环境，并充分利用环境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人天关系。
其具体要求是：在心理维度上，具有和谐的心境。即具有心境良好、愉快、乐观、开朗、满意等积极情绪状态，又能随事物对象的变化而产生合理的情绪状态，并能适当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对现实感知的充分性，能客观、正确地估价自己的能力，并依其能力现状承担相应的任务；较好的心理适应性，对大学的学习、生活能积极应对，无过度焦虑感，能正确看待自己的困境并能主动应对等。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具有和谐的交往。能乐于并积极与人交往，能理解和接受别人的思想、感情，也善于与人沟通，寻求理解与支持，并能建立起诚信负责、与人为善、互利合作、公平正直、亲亲善善、人际和谐的关系。在人与社会的维度，具有和谐的道德行为。能形成好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能按照《大学生行为规范》的要求，努力培育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能正确选择人生价值，具有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理想崇高、敢于创造的品质。在人与自然的维度，具有和谐的共处意识。能树立较好的环境意识、生态道德，自觉爱护和积极适应环境，努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能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善待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不以自我为中心，爱护其他生物，尊重自然生态的和谐稳定，努力学习，提高利用和保护环境的本领。
二、促进贫困大学生和谐发展的价值
近年来，高校贫困学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在老师的教育下，他们勤于学习，刻苦钻研，理想崇高，健康成长。但是，在少数贫困学生中也表现出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和谐发展。一是心理上的自卑与焦虑。他们常常愁眉不展，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不苟言笑，遇事退缩，给学习生活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二是人与人关系上的冷漠孤僻与自负。一些贫困学生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为了不在众人面前暴露弱点，不愿坦诚地与人交往，把自己游离于集体之外。还有一些贫困生，表现为一种过分的自负。三是人生价值取向上的利己与排他性。由于贫困学生大都来自于偏远农村、破产企业或特殊境遇的家庭，生存的窘迫和人生的艰辛与失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些贫困学生过分强调自我利益的满足，对集体的事业漠不关心，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家庭的面貌”，甚至还有些贫困学生置社会道德而不顾，急于发展，于是“傍大款”、“陪游”等现象也应运而生。
因此，正确把握贫困学生的思想与心理，努力促进他们的和谐发展，对于实现大学生的个人成才和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促进贫困大学生的和谐发展是高校德育的价值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里提出的“合格”与“可靠”主要是从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来说的，也就是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来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发展的主人，人是主体，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都是能动自觉的。因此，人类发展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依靠教育，教育是发展人的事业。人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目标，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全体大学生的发展。贫困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使他们自身发展受到诸多影响。因此，在高校德育中，如何按照全面发展的要求，通过合理可信的德育活动，使贫困学生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及他人的关系等，是德育的价值目标所在。
2、促进贫困大学生和谐发展是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又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在教育视野内的第一个层次要求就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而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又是建立在和谐发展的基础之上。贫困学生由于承受的压力不同，他们身心素质是否和谐，他们的情感与品德是否和谐，都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关注贫困学生的和谐发展，就是促进贫困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说，没有和谐发展就谈不上全面发展。
3、促进贫困大学生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要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进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社会和谐首要的是人自身的和谐。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产品，首先应该是一个自身和谐发展的个体，即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能够融入自然、融入社会。在全国大学生中，接近20％的贫困学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学业与就业压力，如不妥善处理和解决好高校贫困学生的和谐发展，就会造成大量的矛盾，就会危及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切实加强高校贫困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建立公平的竞争与保障机制，促进他们的和谐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三、实现贫困大学生和谐发展的途径
1、建立健全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奠定和谐发展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和谐发展首先依赖于它所需要的现实物质基础，贫困大学生的和谐发展首先必须解决他们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可以说，我国现已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为确保贫困学生圆满完成学业提供充分的保证。教育部也明确提出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目标。当前，要着力抓好五项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奖、助学金评选办法。近年来，国家和省级政府已加大了贫困学生的奖励与资助力度，各高校要公开、公平、公正地将这项民心工程落到贫困学生身上。二是要按照社会化运作，加大勤工助学的力度。实践证明，勤工助学是大学生进行“自助”与“自教”的最好形式。各高校要按照“事业化管理，社会化运作，法制化监督”的模式办好大学生勤工助学服务中心，主动走向社会，为贫困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岗位。三是要加强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一方面，学校要按照国家政策，主动与相关银行联系，做好贫困学生国家助学贷款发放工作；另一方面，要积极开辟生源地助学贷款，使学生就近就便得到资助。同时，也要加大风险防范体系建设，促进诚信贷款。四是要发挥民间组织在扶助贫困学生中的作用。从世界各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来看，对于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民间组织具有创新性、灵活性、时效性和贴进弱势群体的优势。因此，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人、关爱人的文化，促进民间组织主动关爱贫困学生。五是建立职业收入预支制度，可推行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提前与优秀贫困学生建立有限服务制度。这样，既可增强贫困学生的责任感，又可以增强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主动性。
2、加强对贫困大学生的教育。铸造和谐发展的精神动力。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人是要有精神支撑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自己的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贫困学生的和谐发展，物质是基础，而如何激发其内部世界蕴涵着的一种超越性力量，即精神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1)要加强思想教育。思想建设是和谐发展主体的精神支柱。思想建设包括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信念等，理想和信念一旦形成，就会凝聚成思想意识的内核，成为动员和团结人们的强大精神支柱，它就可以焕发和谐发展主体的巨大的求知热情和成才愿望，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促进自身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在贫困大学生中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坚定对人生和未来的信心和科学追求。
(2)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建设是和谐发展主体行为的力量源泉。实践告诉我们：人们思想行为规范不仅需要法律的制约，而且也需要道德的教化。因此，要在贫困学生中开展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正确对待暂时所处的环境，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与人相处。
(3)要加强心理教育。心理和谐是人自身和谐的主要内容。贫困生是心理疾病等心理障碍的高发人群，因此要特别重视对贫困学生开展心理教育。学校应着力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建立学生心理和谐教育机制，建设心理咨询中心，开设心理健康课程。通过心理健康知识宣讲、测试普查、咨询等形式，及时发现并解决学生因生活、学习、情感等发生的问题，促使个体心理品质健康、均衡、调和发展。
3、创新观念与制度，优化促进贫困大学生和谐发展的环境。我们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公平正义、优化育人环境，促进贫困大学生的和谐发展。
(1)要创新和谐教育的观念与方法。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说，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用和谐的方法培养人、培养和谐的人，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创新。和谐的人要靠和谐的教育来培养，和谐的教育是指教育的各个构成要素相互协调、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要把贫困学生置于客观环境中，在他所依赖的学校、社会和家庭三大外部环境上形成合力。积极为贫困学生创造一个公平公正、互信互爱、谅解与宽容的和谐校园，激发学生追求正义、探索真知。
关键词 教育扶贫 理论 综述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1.003
教育扶贫，是指以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社会培训机构等教育大系统为主体，以贫困人群为客体，以传播知识技能和提升文化素质为内容，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一种扶贫方式。上世纪4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系统科学等多个视角对教育扶贫理论进行了研究。及时梳理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教育扶贫理论发展，指导我国当前教育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
1.1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研究
国外教育扶贫思想最先起源于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的关系时，注意到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基于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教育扶贫思想。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最早从经济增长视角关注贫困问题的人，早在18世纪末，他就提出了土地报酬递减理论，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大于生活资源的增长速度会使生态环境恶化和土地肥力下降，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最终会导致人口贫困，应当通过限制人口增长和加大资源投入来消除贫困。①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大推进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投资才能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②到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难以增长的现象，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另外，美籍爱沙尼亚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莱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都阐述了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进而摆脱贫困的观点。
在国内，教育扶贫思想研究始于对西方反贫困理论的总结比较，或结合中国反贫困实践进行理论的检验、分析和整合。③姜德华等人是较早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扶贫问题的国内学者。在1980年代末，姜德华通过研究完成了对中国区域性贫困的分类和描述，认为资源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④杨能良、黄鹏也认为，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加大对教育的政府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有利于改善经济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⑤
1.2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扶贫思想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人力资本投资与脱贫关系问题。相关研究者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因素，而在于人的素质和能力，是个人不适应或缺乏生产导致了贫困，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力商品化水平。⑥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学者舒尔茨。1960年，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⑦继舒尔茨之后，丹尼森也研究了教育对经济的增长作用问题，并在其著作《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书中通过计算分析，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国内，王小强、白南风是较早对人力资本贫困论和素质贫困原因说进行研究的人，他们在《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考察》一书中，把人口素质确定为贫困的原因，并通过“进取心量表”对人的素质量进行测量。⑧到90年代中期，阎文学也分析认为贫困落后的本质在于人的素质差，甚至通婚圈狭小而造成的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也会导致人口智力素质低下，造成贫困。⑨龚晓宽则运用计量模型对近年来的扶贫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扶贫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为核心理念。⑩何家理、查芳、陈绪敖等人通过对陕西7地市18个贫困县教育扶贫效果调查，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扶贫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教育扶贫具有推动人口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减轻当地环境承载压力、引起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发生变化、外出务工的工资同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农户由单一的种粮转向种粮与经济作物相结合、人们生育^念发生变化等方面的功效。
可见，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国内外学者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资源的匮乏导致了贫困的发生，主张通过加大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摆脱贫困。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本的欠缺导致了贫困，主张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摆脱贫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都是在认同教育对摆脱贫困具有积极功能这一假设基础上进行的论述。
2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
2.1 基于文化、观念视角的研究
195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奥斯卡・刘易斯在其作品《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中提出贫困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 同时，他还强调，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使得贫困文化“代代相传”。 1968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其《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现代制度和观念中存在的低效率、教条僵化和不平等，是造成了南亚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应当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和教育体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来促进一个正常的、良性因果循环积累社会的形成。
刘易斯和缪尔达尔在论述贫困原因时，都强调了共同的贫困文化、观念会导致贫困的延续。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的提出，给研究者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中国学者吴理财认为，贫困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 ，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由于贫困文化具有“自己的结构和机理”，贫困文化可以通过儿童社会化得以传递，作为完整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难以通过一时的物质贫困的消除而根除， 因此贫困文化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 所以，反贫困的关键在于改变贫困人口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阎文学等认为贫困地区人们头脑中的“守贫”思想和落后的观念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制约。 另外，国内学者在研究贫困的文化原因时，也注意到了文化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现象。正如郑杭生所论述，在中国，贫困的世代传递反映了社会代际之间垂直流动率及流动机制的问题。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下，农村贫困将更多受到代际传递影响。 李梦鸽从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角度分析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提出了以教治贫，用教育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措施，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可以有效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但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没有回答“最初的贫困是什么引起的”。他们可以说“是贫困引起了进一步的贫困”，但他们不能说“是贫困引起了最初的贫困”。因此，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2 基于政策、制度视角的研究
在研究贫困原因时，有的学者认为，在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的不均衡、制度的缺失、权利分配不公等人为因素会造成贫困的发生，并由此提出了贫困的政策、制度原因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最先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在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一书中提出了基于能力、权利和福利的权利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因为贫困人口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而能力的缺乏来源于权利的贫困。因此，应当重建个人的能力，扩大穷人自由范围以增加其选择的机会。教育水平的高低与贫困程度之间具有关联性，通过教育可以重建个人的能力，提高收入并摆脱贫困。近年来，有学者对米兰、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城市的研究表明，现代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政策失衡、制度缺失、机会不均、分配不公等原因使一些碜缘褪杖爰彝ィ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正成为该地区贫困阶层的主力军。
我国学者周丽莎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观点，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了实证研究。 单丽卿在“教育差距与权利贫困――基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践困境的讨论”一文中也阐释了以教育差距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如何导致了贫困的再生产。并强调扶贫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村人口的权利状况，以消灭权利贫困、实现权利平等为主要政策取向。
可见，贫困既有个人层次的原因，更有社会层次的原因。政策、制度的失衡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产生新的贫困群体。教育在打破贫困文化和陈旧观念，优化社会结构，促进权利分配均衡，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3教育学视野下的扶贫理论研究
教育学视野下的扶贫理论研究，是在教育的扶贫功能得到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试图建立独立的教育扶贫理论的努力。目前，这一视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教育事业的扶贫研究，即扶教育之贫；二是通过教育对其它事业的扶贫研究，即依靠教育扶贫。
对教育事业的扶贫研究，是建立在认同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发展和壮大教育事业，促进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进而达到经济社会大发展和消除贫困的目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思想研究属于这一范畴。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对发展教育与科技进步间的关系进行的广泛讨论也属于这一视角。
通过教育实现对其它事业的扶贫，是反贫困意义上实质性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它通过论述教育扶贫的内涵、意义、功能、作用、模式等基本内容，为教育扶贫工作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早在上世纪初，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就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力图通过教育解决国民生计问题。现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也具有启示作用。1997年，学者林乘东首次提出了教育扶贫论，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并通过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入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投资能够向贫困人口倾斜。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在强调教育扶贫功能的基础上，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研究。
4系统科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
关键词：扶贫开发 贫困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 主体性
作者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国家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后，文化保护日渐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概念之一。多样性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文化保护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重要依托。但目前来看，在中国少数民族扶贫、减贫研究中，较少论及扶贫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扶贫开发的政策措施中对此也缺乏认真考虑或者仅停留在空泛口号之上，没有真正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具体进程。一些涉及文化扶贫的研究，也往往存在未能从主体性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清晰认识和分析的弊端。可以说，端正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与确定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扶贫的基本方略密切攸关。本文就与扶贫开发、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相关的少数民族主体性，以及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等问题进行梳理，以期对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和文化建设的推进有所裨益。
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分布在相对内地大都市和中原农业地区来说自然条件较为特殊的地区。目前，我国学界，特别是贫困问题研究者，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往往会用基础设施薄弱、经济要素水平低、资源条件约束等原因来解释。资源状况先天性恶劣，土地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不足或开发不足，资金缺乏，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资源结构不合理等常常被认为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一些经济学家将贫困归结为贫困者对诸如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进行有效配置的结果。由于土地、资金不足，人们便采用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人口的方式来弥补，造成了生产要素流程的恶性循环或资源低水平均衡配置，从而导致贫困。另外一些学者提出系统贫困论，认为贫困不是自然生态条件、资金、技术、人口素质等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由各种相关因素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决定的。他们借用生态学术语，将这种相互关联的贫困造成机制概括成“选择性亲和”，用以描述各种贫困因素的逻辑一致性与相互支持的动机性影响。在他们看来，区域性贫困或不发达的本质在于，该区域社会在能动机制、资源基础与求变能力之间的欠缺性因素发生选择性亲和的互动作用下，未能参与整个外部区域的经济全面增长与社会持久进步的过程。在中国学界，将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归结于文化素质低下，没有发展意识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有些人甚至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除旧布新的工作，它需要铲除落后的传统观念，因此要倡导“文化扶贫”。文化扶贫的任务不仅要消除“落后腐朽思想”，还需要向贫困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以替代当地群众原有的思想观念。
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也译作奥斯卡·刘易士)曾经依据墨西哥五个家庭(其中四个家庭为贫困户)的民族志个案研究，将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处在弱势地位、饱受贫困压力的部分人为了应对贫困而选择被动和消极的生活态度归结为一种亚文化，即“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认为这种文化对其成员产生一种具备独有样式的、特殊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在讨论中，刘易斯更为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贫困地位的人们怎样应对文化的困境。面对贫困，他们缺乏情爱，很少能够体验愉快和满足感。在饥饿和生活不适的压力之下，时常表现得精神萎靡(malaise)，很少会用虚假的“斯文”和“谦让”之类的方式来和其他人打交道。与此相伴随，往往还表现出酗酒，轻率的等。这种贫困解释理论，力求将现代世界中因贫困而生活改变的人们所面临的贫困问题作为一个研究主题来加以探讨，以同情的立场直面贫困问题，与以往人类学界对于与世隔绝的小规模社会中人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的欣赏大相径庭。
当代人类学家倡导对具体的贫困家庭及个人进行田野民族志研究，以深入的田野工作来认识贫困问题。像刘易斯一样基于具体贫困家庭个案，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来认识和分析贫困问题，深入探究这些个案表现出的贫困的实在原因，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当注意的是，刘易斯所说的“贫困文化”与现在中国学界有些人所使用的“文化贫困”不只是词序置换问题，更是立场的差异。“文化贫困”概念是基于少数民族落后因而少数民族文化贫困的假设做出的。1965年，当刘易斯的这一概念在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介绍给公众之时，曾经引发了一场评论。在这份报告中，都市里的黑人家庭被描述为已经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病理性混乱”(tangle of pathology)之中，未婚母亲和依赖福利被视为黑人自我生存中道德缺乏这一特征的表现，似乎正是他们自己造成了他们的不幸。也就是说，对“贫困文化”的曲解不仅发生在中国学术界和相关部门扶贫问题思考中，在美国的福利政策讨论中也是如此。
关键词：贫困内涵；贫困根源；贫困进展
中图分类号：F29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15）08-0004-03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不断发展，国家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究其根源，往往是贫困所导致。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反贫困依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随着反贫困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贫困及其根源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回顾和梳理有关贫困的认知，探寻贫困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根源，对于更加深刻地认知贫困，更加有效地缓解贫困，无疑是必要的。
一、贫困内涵的研究进展
贫困内涵的认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命题，到现在为止，对贫困的认知从最初的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到目前的功能性贫困的定义，其内涵的外延不断扩展，对贫困内涵的理解也经过学者们的研究不断充实和丰富。
早期的贫困定义主要是基于满足生理性生活的需要。19世纪末，Charles Booth和Seebohm Rowntree对贫困的定义做出了主要贡献。Booth对贫困的定义是基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进行阐释，指那些没有能力去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人的生活状况；Rowntree则是以贫困的分界线作为贫困的内涵据以定义，以必须满足“生理效率”的收入作为贫困分界线，把部分人群归结为贫困人口。世界银行《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在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贫困，即缺少达到生活水准的能力。”根据世界银行前后十年的发展报告，可以看出对贫困的定义也在与时俱迸，从起初的对贫困的认知是一种没有足够的资源获取社会公认的机会到贫困是一种缺少的能力，这说明对贫困的认知不仅仅是从简单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的方面加以认识，更重要的是从个人能力方面加以深化，重新探索。中国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把贫困定义为“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以上对贫困的定义，都是基于物质层面即生理需求需要来阐述的，远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也许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所致或者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没有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抑或者是当时的贫困现象并没有今天的现象如此复杂多变。事实上，张莉莉认为贫困被视为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活状况需要的观点，在早期研究中相当普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对贫困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生活物质层面这一单维度的研究，而是更加注重生活能力方面等多维度的研究。以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的罗伯特・钱伯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能力因素引入贫困之中，以人类学为基础拓展了贫困的研究视野。贫困的判定开始由简单的物质层面到不断扩展的多维度层面的视角观察。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在其代表作《贫困与饥荒》和《以自由看待发展》两本书中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他认为，贫困不能仅仅用经济上的物质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人的能力的衡量，基于对某种程度的福利的机会的衡量。他指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穷，而且还基于得不到某些基本物质福利的机会，即不拥有某些最低限制的能力……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获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吸收了他的贫困概念，在基于人们福利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对人自身的能力的强调和社会对人自身的外部冲击，明确贫困的定义为：“贫困是指福利被剥夺的状态，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以及缺乏发言权、权利被社会排斥在外。”此后，对贫困的内涵的研究仅在拓展其外延上认知，并没有取得更多的研究结果，而且大多数学者很少在对贫困的内涵做主要研究，从而转向着重对减贫和扶贫方面的研究。
在对国外研究贫困的基础上，我国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视角观察贫困现象和定义贫困。童星、林闽钢（1994）指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赵冬缓、兰徐民（1994）认为，贫困指在一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条件下，人们在长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收入来维护一种生理上的需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康晓光（1995）认为，贫困是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人由于长期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关信平（1999）认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自理和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由于广大学者的不断探索和研究，致使贫困的外延逐渐扩大，并逐渐与其他相关因素结合，探索贫困的多重内涵。王云多（2013）研究指出，教育的发展可以为减少贫困作为力量支撑，这也是从另一方面间接指出了贫困的内涵。即贫困不仅是物质层面，也涉及到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以及功能性层面的理解和探求。这些研究和阐述丰富发展了贫困的内涵，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贫困扩展了视野。
二、贫困根源的研究进展
在贫困的根源研究中，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有贫困自然说、贫困经济说和贫困社会政治说等。
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是“贫困的自然说”的典型代表，他将贫困产生的持续原因归结为一种自然机制，这种自然机制是自然法则所规定的，类似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是人力难以有效改变的，只能被动的去接受。美国学者纳克斯的资本缺乏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来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动力理论与依附理论等是“贫困的经济说”的典型代表，他们将贫困归结为某种收入分配格局的产物，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贫困的直接根源，但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指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社会学者试图从社会分层的意义上来分析贫困的根源，他们认为，“在分层的意义上，贫困就是一种不平等”，应该从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上寻找贫困的根源，这就是“贫困的社会政治说”。
随着对贫困认识的深化，对贫困根源的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形成了动态性理论。主要有：一是贫困的季节性理论。Lipton研究发现，那些只能获取80%必需营养的人口对食物供给和报酬性务工的季节性表现出极高的脆弱性，能量摄取低和季节性的不稳定相联系，就业的季节性波动是极端贫困的重要原因；二是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家庭贫困呈现出代际继承现象，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概念，亦即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进行遗传。
我国学者关于贫困根源的探究也大多从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进行，但一直是以静态分析为主。
吴敬琏认为，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太多，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太少，贫困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等方面的不平等所引起的。刘龙、李丰春认为，农村贫困根源在于其积淀的贫困文化。刘尧认为，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知识贫困，消除农村知识贫困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谢惠媛指出，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现有的经济制度和世界秩序并没有给这些贫困国家的发展创设公平的环境。
在关于贫困根源的诸多观点中，人们在社会状态下存在的不平等是导致贫困的根源的观点仍然引起众多学者的讨论。法国学者卢梭在1753年撰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中认为，在社会状态下，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出现，加剧了人类的不平等，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宗教地位和道德地位上的不平等。美国社会学家皮特・布劳认为，不平等是一种差异，即人们在各方面的相对比较间的差异形成不平等，人们在社会状态下存在的不平等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深层原因。这也是说明贫困问题的由来和发生是由于社会层面的人类之间关系不平等导致的，贫困的根源就是人类间的不平等。例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认为“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陈晨、刘坤指出，进入社会状态以后，首先出现的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经济上的不平等造就了贫困。
许多学者对原始积累不平等的占有导致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认为，资本形成（即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不发达国家中，贫穷既是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1957年提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后经卡尔多、迪克逊和瑟尔沃尔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模型。梁琦研究指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在存在地区间不平等的条件下，经济力和社会力的作用使有利地区的累积扩张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导致后者状况相对恶化并延迟其进一步发展，由此导致不平衡状态的强化并进一步导致被弱化区域间的贫困加强。”
三、简要述评
本文从贫困的内涵和贫困的根源着手分析，对贫困内涵的变化进行了梳理，发现对贫困内涵的变化主要是基于社会水平条件的改变和社会的迅速发展，部分学者对贫困的理解不再仅限于生活物质层面的分析，而是更加注重人的能力的研究，指出功能性能力的缺失也会导致贫困，并把其作为广义上的贫困的内涵。对贫困的根源的梳理，主要是从西方学者对贫困的研究以及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国情的探索，从不同角度进行探求贫困根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贫困根源的理论，但没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人类在享有资源的不平等方面发展和提升贫困根源的理论。
【关键词】贫困；成因；应对措施
贫困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的问题。它既是经济学问题也是社会学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相关领域。个人和家庭在物质方面不能维持其生存需求的状况即为贫困。2002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对贫困作出了新的含义解释：贫困不只是指物质匮乏，同时还包括知识水平教育与卫生面对困难时的脆弱性，以及表达需求的困难性和缺乏影响力。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发表了自己对于贫困含义的解释，指出21世纪贫困指人类发展必备的机会和选择权的被排斥；这个含义解释直接影响着全球反贫困战略的重点与核心。本文总结了国内外贫困的成因，并就解决贫困提出了应对措施。
1 贫困的原因
1.1 经济学角度
研究表明，自19世纪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出现贫困的恶性循环现象，同时也容易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陷阱里。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相对缺少，资本比较匮乏。其中，纳克斯写了关于贫困恶性循环的理论，马尔萨斯提出了土地报酬递减理论，纳尔逊提出了低收入水平陷阱理论，莱本斯坦又提出了临界小努力理论，以及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都对贫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1.2 政治学角度
政治学的专家学者通过对社会制度的研究来解释造成贫困的原因。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在此制度下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资本家变的十分贪婪，导致无产阶级不但不能分享社会的劳动成果，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资本家的剥削。所以，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的贫困是必然的。基于政治制度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除贫困的措施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因素。在1979年，英国著名的学者汤森提出，某些人、家庭和群体因为缺少资源而被排斥在一般生活方式之外，使他们处于了贫困的状态，这是制度不合理而造成的。
1.3 人口学角度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理论》中提出，人口增长是造成贫困的根源。认为社会增长的生产资料始终满足不了几何增长的人口数量，导致大多数人都处在贫困饥饿的状态下。他把此称为人口剩余致贫论。要想摆脱贫困就必须要用各种手段，来抑制人口的增长，使人口与社会生产资料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1.4 社会学角度
从表面上看，贫困是属于物质和经济问题，但如果进入深层次的分析，则是社会文化的问题。美国学者路易斯认为，贫穷的一类人往往会形成他们这类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并以代代相传，形成一种贫困文化。沃尔曼也提出，那些在贫困文化中长期生存的人，养成了一种安于贫困现状的惰性。此外，罗德曼提出了贫困情景论，以及伦斯基提出了冲突贫困观。还有包括甘斯的功能主义贫困观、瓦伦的贫困处境论、弗里德曼的个人主义贫困观、约瑟夫的剥夺循环论，都是从社会主义角度研究造成贫困问题的探索。
在我国，有学者认为制度的不合理是导致贫困的因素之一。有学者认为，制度性的贫困是由于社会制度、政治权力分配制度、就业制度、财政制度、社会服务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决定了社会生活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以及个人之间存在不平等分配的情况，使得某些群体、区域和个人处于贫困状态。也有人认为，我国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因为生产方式的低下，经营结构粗放和思想文化落后等因素造成的。所以，要想摆脱贫困就必须首先改变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
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导致贫困地区的主要原因。有研究通过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物质资源等几个方面对农户脆弱性进行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导致贫困的直接原因。中国扶贫的关键是政府要把扶贫和扶智放在一起，在物质基础上加大扶贫的同时，还要加大对文化扶贫的力度，有关经济资金上的救济，可以暂时让贫困人口满足最低的生存要求，但是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的投入和和提高他们生存能力，让贫困人口具有一技之长和相应的发展机会才是长久之策。
2 解决贫困的措施
2.1 鼓励贫困人口搬迁
移民搬迁是让贫困地区的人口搬迁到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如果单单只依靠当地有限的资源来解决贫困问题是相当有难度的。搬迁可以解决自然环境和生活客观因素问题。所以，让贫困人口进行搬迁可以让贫困人群有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可能。移民扶贫是帮助农民脱贫的一项重要措施。加速城市化进程对贫困落后地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贫困地区的就业空间，使我国的贫困劳动力进行转移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实现脱贫致富的理念。
2.2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地方产业
有些学者认为贫困地区应当依靠当地资源，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地方主导产业。可通过对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潜在优势，扩大农村贫困人口的增收渠道。首先，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当地的资源，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其次，应积极转变经济增长的结构与方式。再者，是将大中型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引进到贫困地区来，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增加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地区发展支柱产业，应当以资源为基础，充分挖掘地方优势，并以市场需求实现经济交换的价值。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展地方产业，扶持地方经济发展。总之，农业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动力源泉，贫困地区应积极利用当地的优势，发展自己的主导产业，并对传统农业进行市场改造。
2.3 促进贫困人口非农就业
消除制约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使贫困人口可以实现非农就业，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非农就业不但可以直接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而且还可以带动农产品的销售，间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缩小了工农之间的差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应当利用我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的产业进行转移，从而解决我国三农的问题，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出一份力。经济学家厉以宁则认为，应当消除农村集体所有制的障碍，让农村的居民也有房产权、财产权等权益，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分离，这样有利于中国经济走向与居民消费拉动为主，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增加农民的收入。
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诸多学者主要从不同的宏观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系统有效的分析，并针对其原因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法和措施，并在一定时间段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同时贫困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延伸和。因此，所采用的相关扶贫措施也应当随着经济和时间的发展而有一定的调整。如今，国内外对于我国农业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的研究并不是十分细致深入，大多都是从宏观角度进行了阐释，并没有结合经济现状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探索。我国是农业大国。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农业产业的升级要求。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如何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广大贫困地区居民脱贫致富，这在下一步研究中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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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精准扶贫;农村
“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最早是2013年考察湘西时提出的，它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指通过向贫困地区提供金融资金、信息和技术支持，实现偏远贫困地区经济的增长、贫困户的增收。
一、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农村山区。虽然随着时代进步贫困地区有部分发展，但仍没有摆脱贫困的困境。要研究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就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史。从农村金融理论的发展史看，从一开始只单纯强调政府在农村金融扶贫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发展经济学逐渐被强调市场作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替代。上世纪80年代后，又提出了农村信贷补贴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上世纪80年代是农村信用补贴理论发展的巅峰。这一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将政府当作市场的主体。该理论提倡政府等非营利机构根据农户不同的信贷需求，提供不同金额的财政支持，而且索要的利息将低于市场的平均利息，为贷款的农户减轻负担。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处理农业生产效率问题上，可尝试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来减少农户贷款压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推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是在信贷补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不必特意针对个人制定信贷政策，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资本中介的力量，机构独立经营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发展强弱标准。随着发展，虽然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但它发挥的功效并没有想象中大，仍需要政府介入来照顾小农户的利益。
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1.贫困地区金融生态差。对于偏远农村，贫穷和恶劣条件往往是因果关系。通过三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贫困面积，只剩下条件最艰苦、基础设施最薄弱、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山区，使得今后的扶贫工作要面对最艰难的“硬骨头”，这使得金融扶贫的成本增加。另外，教育水平落后也阻碍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地区人口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缺乏与外界的及时沟通，不仅无法了解社会的变化发展，甚至拒绝接受新事物。有些家庭开始蔓延读书无用论，觉得后代在家种地比读书来的实在，使得很多孩子失去了读书机会。教育缺失是帮助困难群体脱贫致富的深层阻碍。若村民识字都是难题，更不用说让他们学习金融知识了，这给金融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阻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与农村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的经济依靠三大产业协调带动，吸引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对贫困地区而言，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农村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是由于农业结构落后，收成差价低，也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增加家庭收入。2.扶贫信息不对称影响金融扶贫对象的识别。扶贫帮扶对象的界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个别贪心的基层干部利用扶贫信息的不对称，在落实贫困户环节上存在腐败与渎职；二是不作为的村干部为争取扶贫款项而误导村民，将不贫困的农户纳入贫困户之内，造成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错乱；三是由于贫困地区收入状况难以确定，部分银行在小额信贷评级过程中发现有些贫困户不符合扶贫建档标准。由于缺少信息网络系统，无法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实施动态监控，因此扶贫对象的信息存在严重的滞后性。3.金融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障碍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扶贫多延续老路子：确定需要资金或贷款支持的贫困村，继而为贫困村注入扶贫资金，或者向每个贫困户发放慰问资金。多年来，我国扶贫项目众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投入的资金也不少，但是仍然有很多地区未能脱贫，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一次性的帮助，缺乏后期服务。这种传统的扶贫思路不改变，金融扶贫的效果就一天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三、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对策
1.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单一产业结构是农村地区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如果要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就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在资源禀赋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二是依靠科技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吸引有能力的客户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一些贫困地区风景优美，农作物栽培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金融机构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可以促进资金引进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帮助当地引进一批“两型”工业项目，保持经济发展。2.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完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建设，可提高农村公众通达能力，有效解决交通难题。对于扶贫工作中需搬迁的农户，采取就近安置原则，稳步推进搬迁工作。把贫困家庭融入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财政力量支持。基础设施完善好了，就要发展当地龙头产业，就得占用当地矿产资源和集体土地，这样可能会损害到农民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可向村民说明，建起来的企业给农民每月分得股息，这样他们既可以安心外出务工又可每月获得一定收入，打好安居扶贫攻坚战。3.金融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均等化。扶贫先扶智，利用金融资金支持，借助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教育深入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足不出户就可获得优等教育资源。强化教育救助，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政策体系，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平等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外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培训力度，捐赠农业、金融等文化书籍，报刊，“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增长金融知识，使农民学会利用金融脱贫致富。4.金融帮助贫困地区精准识别帮扶对象。首先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实地走访或者调查研究，了解贫困户的实际现状；其次是根据了解到的数据计算贫困户的月收入、年收入等具体资料，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最后是将调查的贫困户与周边地区被列入贫困户低保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确认是否属于应该帮扶的对象。最终确认之后，将贫困户列入动态监测的金融系统下，还需要真正做到结果和过程的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作者:赵玉婷 崔凌云齐 单位: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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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困；反贫困；老年人口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5-0223-02
“贫困”是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绕过这个问题去寻求自身的发展。而对贫困内涵的理解，势必关涉着对反贫困问题的思考，据此，我们将探讨的逻辑起点立足于对贫困概念的多角度、深层次解读。
一、“贫困”概念的多层次解读
“贫困”虽然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但首次系统定义“贫困”的是英国的本杰明·郎特里。他在1901的《贫困：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一书中指出，贫困是指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能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的状况[1]。之后，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视角，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阐述。如西奥多· W ·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认为，“贫困是作为某一特定社会定家庭的特征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状态。”世界银行在《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2]，并界定“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与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从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我国长期以来将贫困理解为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即将贫困更多地限定在物质生活领域的匮乏，或者可称之为“绝对贫困”。随着学术视角的开阔，我国学者对贫困内涵的探讨已突破经济层面的桎梏。如林闽钢在《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查研究》中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等落后的总称，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康晓光的《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一种由于长期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能合法地获得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使人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接受的生活水准的生存状态。张彦丽等则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妇女贫困问题研究》中将贫困概括为，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人们在较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3]。还有学者侧重从贫困的成因界定贫困的内涵，如李兴江等在《转型期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中认为，贫困主要是一种知识性贫困，是由于人口教育水平低下，在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上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从而导致全面的贫困。进而一些学者将贫困划分为不同层次阐释其内涵。如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将贫困划分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2]。所谓收入贫困是指缺乏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或支出；人类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的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知识贫困是指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者缺乏权利、机会与途径获得的能力。杨菊华则分别阐释经济贫困和社会贫困，前者主要是由于收入偏低造成的低于社会公认的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后者主要是由于缺乏物质和服务引起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身体和精神等方面的落后或困难[4]。而王曙光则将贫困的类型分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结构型贫困）、先天缺乏型贫困和族群型贫困 [5]。由上我们知道，贫困的内涵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其内涵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认知的物质匮乏、收入低下，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贫困内涵的界定势必更加丰富。立足于贫困内涵的不同理解，对反贫困的重点及途径的思考也将呈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总体上来说，我国对贫困问题虽趋于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但在反贫困的实践领域主要还是围绕着经济层面展开的，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二、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新中国反贫困实践的薄弱环节
中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如1994 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5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根据有关统计，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 478万，总共减少了2.35亿，年均下降9.3%。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1981—2004年，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从65%下降到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并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 [5]。2011年11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体现了中国反贫困实践取得的最新成就，如不断加大扶贫的财政支持力度，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349.3亿元，年均增长11.9%，10年累计投入2 043.8亿元。还指出：在农村扶贫标准提高的前提下，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也是大幅度减少的，具体来说是从2000年底的9 244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 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10.2%下降到2010年的2.8%。可见中国反贫困的实践的确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但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薄弱环节。
在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且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反贫困实践已经进入到纵深层次的攻坚阶段，贫困的发生形态与反贫困战略均需调整，长期以来的区域性反贫困实践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使得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的实践难以持续，当下我们必须将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凝聚到规模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复杂的老年贫困人口这个特殊又普遍的群体上。然而理论和实践都清晰地表明，老年人口贫困问题在中国是长期被忽视的。比如1994 年开始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宣称在2000年的时候，解决8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其中，针对一些脆弱群体，如残疾人、儿童、妇女等都有特殊措施，对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却只字未提。2011年11月16日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指出：中国政府把收入在扶贫标准以下的人口作为扶贫对象，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并在这些地区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给予重点扶持。仍对老年人口这个弱势群体没有提及，而我们强调的是在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且老龄化加速的基本国情下，老年人口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已是不能忽视的问题。老年人口属于人口中的弱势群体，而贫困的老年人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我们倡导着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那么老年人中最需要关注或者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对这个反贫困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上给予高度重视。
三、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的紧迫性
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老年人口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公告，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 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无论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上升，老年人口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而在实际中，老年人口贫困的发生率远远高于总体贫困发生率，因此老年贫困人口的规模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数字。据此，我们说如果仍忽视老年人口的反贫困问题，具体讲如果没有覆及全体老人的退休养老制度、福利养老制度、保险养老制度和救助养老制度，那么，未来的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老年结构的女性化、家庭人口的空巢化、生育子女的独子化等问题的叠加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被边缘化、弱势化，从而陷入“人口老龄化深化的陷阱”。 进而我们断言，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对老年人口贫困问题进行反思与追问是十分迫切的，具体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首先，构想多层次的救助体系帮助老年人口的紧迫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家庭模式已经转型为4-2-1型，甚至还要向8-4-2-1型发展，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仅凭家庭保障其生活是不可能全面解决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这就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到老年人口的反贫困事业中来，通过多种途径的设想，多重力量参与才能对老年人口生活进行制度化安排。
其次，弘扬尊老敬老社会风尚的紧迫性。对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关注、解决，是弘扬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的前提。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目前社会的整体风向却是“重幼轻老”，这造成了大规模老年人口的精神层面、心理层面的贫困。只有全社会树立起尊老、敬老的良好道德风尚，才能使老年贫困人口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乐。
再次，老龄化产业发展的紧迫性。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其带来的消费市场需求也势必不断增长，老年产业将是一个前瞻性产业，潜力巨大。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对老年设施、服务、文化等生活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才能使老龄产业作为老龄化社会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从而使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在更深层次得以解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总之，对老年人口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关注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不能忽视的问题。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重视与解决应该成为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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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彦丽，王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妇女贫困问题研究[J].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9，（4）.
关键词：贫困线；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民族地区
一、 关于贫困理论的文献综述
对贫困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追溯至古典时期，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就已经对贫困理论进行了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分析和发展了贫困理论。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罗丹、纳克斯、缪尔达尔，主流经济学的马歇尔、奥肯、萨缪尔森，福利经济学的庇古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对贫困理论进行的创新和拓展。对贫困概念的创新和拓展。
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一种对基本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而可行能力是一种实现诸多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免除饥饿、疾病等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享受政治权利等方面的自由。而能力的贫困就是人们在享受政治权利、公共医疗服务、免除饥饿等能力方面的缺失。能力贫困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贫困理论，传统的贫困理论往往集中于收入低下，而能力贫困理论则聚焦于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激励机制的扭曲。因此，收入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公共教育设施的匮乏等，便被纳入了基本可行能力的范畴之内，构成了森的贫困理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贫困产生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产生工人廉价出卖劳动，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现象，其结果是整个无产阶级必然处于贫困的状态。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活状况的每况愈下，在贫困线上挣扎，“是伴随资本积累发展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明显趋势”。马克思的巨大贡献在于，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底线，把贫困产生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提出了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即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二、 贫困程度度量方法的归纳
（一） 现有的贫困度量方法
在测量贫困水平的方法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贫困人口指数（也即贫困发生率）。二是贫困差距（也即收入缺口），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标准收入之间收入差的总和，反映了贫困者的贫困程度。三是基尼系数。以上的贫困衡量标准均为传统的常用方法，但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性，这些仅是一些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而忽视了福利分配的状态。为了弥补这些理论缺陷，阿玛蒂亚・森根据单调性公理，弱传递性公理，核心公理，构建了森的贫困指数。森的指数阐明了描述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和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社会对不同收入分配的偏好次序。
（二） 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
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是由Luich提出的，为了弥补LES（线性支出系统）在测量上的缺陷，其基本原理是：将人的消费需求分为基本消费需求和根据个人偏好选择的超额需求。
（三） 与国家贫困线的比较
根据2000-2009年的国家贫困线，与恩施的实际贫困线相比较，我们会发现2006-2009年恩施的贫困线高于国家的贫困线水平。由于各个地区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如果继续按照这种“一刀切”的方法来确定各个地区的贫困水平，就会使得各个地区的扶贫资源得不得充分利用，使得本该得到帮助的人的不到相应的支持，这必然影响到我国的扶贫攻坚任务的进行。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结论
1、结论
通过ELES法，我们发现2006-2009年恩施州的贫困线基本稳定在2000元左右，高于2009年国家的贫困线1196元。从而，我们可以说国家的贫困标准与恩施州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如果根据国家的贫困标准制定相应的扶贫策略，将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 政策建议
《2011-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了我们未来10年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目标，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根据《纲要》提出的总体目标，我们可以把未来扶贫的政策目标归纳为保障民生、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三大类。下面，我们将结合恩施州的具体情况，围绕着以上三类目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打造战略性产业链，建立长足的经济发展动力
产业能力既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核心，也是消灭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根据恩施的地理环境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特点，应该建立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生态型现代产业体系。引进战略投资者，整合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具体做法可以是先整合各个旅游景点，形成以运营公司为单位形成若干个旅游景点圈，然后个运营公司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实现景点圈之间的对接与整合，最后以精品旅游线路项目运作方式实现片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体化。
2、 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特色农业则要加快“一村一品，多村多品”，“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专业化发展模式，以龙头企业带动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参考文献
>> 精准扶贫视野下独立学院贫困生资助工作探究 高校贫困生资助管理工作的思考 精准扶贫环境下高校贫困生的精准识别 关怀伦理视阈下高校贫困生资助理念的价值构架 大学贫困生资助管理工作探索与实践 关于高校贫困生管理工作的探析 论如何做好高校贫困生的教育管理工作 数据挖掘技术在高校贫困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探讨 高校贫困生资助精准化路径探索 社会工作的价值与方法在高校 贫困生精准资助中的应用 对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思考与探究 高校贫困生社会资助管理系统的构建 人文关怀视域下的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 高校资助工作视角下的贫困生诚信与感恩教育研究 如何做好高校贫困生档案管理工作 高校贫困生资助办法影响下的贫困生就业问题分析 数据挖掘技术在高校贫困生管理工作中的路径分析 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广西高校贫困生奖助学金监督意识的研究 精准扶贫视角下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张远航.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J].思想理论教育，2016（1）：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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