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假日制度 可持续发展 和谐社会 黄金周
自国家对假日制度调整以来,关于我国假日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大家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黄金周的存废和应否调整,二是传统节日的假日化。吊诡之处在于,争论的依据都是从“民意”的角度阐发,用“经济数据”说话,以有利于发展为方向,但却得出了完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结论和观点。
对假日制度进行完整思考的出发点,应该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有的长久影响力,都是由无数个关键时间节点作用延续加和而产生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剧变革、多元化需求日益提升、社会矛盾复杂交织的现代中国,每一个关键点上的政策选择,都可能决定着今后较长时间的发展方向,每一项关键改革都关系到总体改革的成败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能力。因此,在可持续的概念中,既应该侧重长远永续发展的总体方向,也要关注各个重要社会变革时期的现实形势和调整需求,要在是否解决现期最迫切问题和是否有利于长远发展两个方面进行宏观战略思考,并实现目标统一。
一、重新审视和还原假日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建立更宏观的视阈,是探讨假日制度影响力、重要性的前提
首先,对假日制度在整个国家发展制度框架中的作用,要有更准确、宏观的定位。假日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的时间制度安排,属于最高层次的制度框架体系范围,需要与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国家宏观制度构架相提并论。意即:其重要性与包括土地利用在内的各类资源使用制度、包括财税安排和价格变动在内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包括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保护在内的权利确认制度、包括诉讼程序和管辖裁定在内的法律制度、包括行政构架及运行规则在内的政治制度等对国家起到根本影响的制度,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现实中,这种时间制度安排,影响力也是深远的,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和国家竞争软实力。只不过在整个社会链条都高速运转的当今中国社会体系中,由于人们都被社会转型期带来的诸多变化所裹挟,心态上不得不习惯快速变化、心理上也接受着变化的预期,而总体忽略着对各种变化的定位和思考,也忽略着对各种社会发展节奏的感知和判断,从而也忽略了时间制度的影响。
其次,对假日制度的判断,需要有完整而系统的视角。除了假日制度内容本身之外,还必须要考虑另外的两个方面,即面制度调整模式和机制、制度演进的内生动力生从现实的争论来看,对假日静态内容争论得多,对假日调整机制和演进动力关注得少。甚至有些学者把“国家制度既然重新定了,就要三到五年不变”也作为假日制度不能或不可改变的论据,从而忽略了一项制度需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这两个根本原则,也忽略了假日制度本身的动态性和科学性。
二、在改革深水期的关键节点上,假日制度的思辨需要兼顾当前困难和长远可持续目标
在2007年底国家公布新的假日调整方案后,一些专家即预测假日制度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不可能发生变动。从现在的实践中看,这也和当初对假日调整起决定作用的决策部门的想法不谋而合。但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频繁变动、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现状,“追求立法相对稳定”的制度追求和技术影响,应该让位于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中心目标。因此,考虑假日制度如何调整,必须建立“即时作用”、“近期影响”、“长远目标”三个层次综合考虑的思维框架。在当前我国经济层面亟需扩大内需、社会层面需要迫切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民工与毕业大学生就业、环境层面需要迅速遏制环境恶化并巩固环保结果等多项现实任务面前,假日制度需要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这才会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之,一项基础性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如果在看似朝“进步”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之后,就不再顾及客观情况变化和阶段性更重要的发展任务需求,墨守陈规、固步自封,那极可能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桎梏,至少是在社会进步推动力上缺失了应有的作用,从而减缓了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三、假日制度调整在现阶段能够起到迅速启动和扩大内需的作用
当前正在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其对我国的破坏力和负面影响,有目共睹。200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波折性政策调整——从年初经济过热条件下的“双防”,到年中通货膨胀基本控制、经济指标出现下滑条件下的“一保一控”,再到年末因突然爆发的世界金融海啸情况下的“确保增长”。一年内的变动,表面看是上半年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物价上涨、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等突发因素影响,但更深层次探讨,在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长期以来,投资拉动、低附加值出口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掩盖了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深层矛盾:一是长期依靠境外购买力,形成很高的对外依存度, 国际分工中又处于末梢,缺乏自主创新的低附加值出口本身就脆弱,不但容易造成贸易摩擦,而且一旦外需降低,则会造成经济迅速萎缩的后果,2009年2月份,中国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5.7%,创历史最大跌幅,贸易顺差从上月的391亿美元大降至48.41亿美元。二是对内长期依赖增加投资拉动生产,不但长期会因为原材料过度消耗推动资产价格上升并最终必然造成通货膨胀,还会因为不断刺激生产能力而造成产能过剩,外需强劲时,弊端不明显,而现在从美国产生的以损害本国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日益显现。三是高储蓄的民族传统心理特征下,社会保障的无力更雪上加霜,加剧了社会储蓄,抑制着内需消费预期,使经济无法实现基本的“体内循环”。四是社会收入分配过度倾向于政府税收和企业存货,社会人均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加剧了社会消费不足的局面。现在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面临尴尬选择:一方面社会信心需要提振,以此为目的“重拳出击”式的投资增长有其必要,但也极可能引发新一轮通胀;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企业举步维艰,传导到农民工群体并损害整个社会就业,大幅降低了总体社会消费能力,并减缓着整个社会提升财富的速度。人民币在按照市场规律进入升值通道后,又必须考虑贬值以刺激出口模式的延续。
危急当前,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平衡投资、外需(出口)、内需三驾马车,大幅增加内需,尤其是增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是当务之急。任何制度安排,都要把能否迅速走出危机、从而实现长远可持续作为指针。从内需的角度来说,每个社会消费主体至少都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和可自由支配时间增多。前者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的保障制度、分配制度,其不断地提升和改善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相对漫长的过程;而后者在现在看来则是一种相对简易、不容易产生大的波动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当前的状况下必须作出改革式调整。可以预见,假日制度的科学调整,能够增加更多的社会消费机会,尤其是增加旅游这种终端消费、多层次消费、可重复消费、拉动式消费的机会,从而对扩大内需直接起用。 四、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较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假日制度调整能够促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压力的消化
我国改革进入深水期,也同时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各种多元利益诉求不断产生并对原有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结构发生冲击。消除发展中所积累的社会隐患,无外乎两个途径:增加社会福利和共享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的增加,不但体现在物质上,还更体现在精神满足上。从这个意义来说,假日制度的合理调整、适度增加,本来就是社会福利的一个最重要部分——从个体来说,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假期增长,感受到国家对个人福利的重视;假期增加,能够促使人有更多时间回归家庭,从家庭中得到更多精神支持,并增加家庭这一社会基础细胞的稳固;人们更能通过增加的假期,休息和调整身心,会释放社会转型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经济不安全感;假期增加,还能够增加自我学习和参加培训的机会,提升社会竞争力。——从整个社会而言,假期增加能够增加人与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同地域间交流、交往的机会,能够减少社会的对立和分裂,促进社会的统一和融合;假期增长还能够总体舒缓社会节奏、增加社会文化沉淀,增加整个社会理性思考的时间,并推进法制化治理的进程。
从现实来说,经济危机已经带来了大量农民工的失业返乡,同时以大学生为主力的新增就业群体就业问题也正成为社会难题,也是需要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都给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消化就业,一方面是要通过新科技进步、新增物质生产等环节进行消化,同时在既有经济规模中,通过增加流动、刺激消费等方面增加服务机会,也是促进就业的必要手段,当前应该是最可行的途径之一。人们轮流休息时所产生的工作替代机会和休息时间增加的消费机会,将大大促进社会就业,从而形成“就业——增加收入——增加总消费——更促进就业”的良性循环,不断增加社会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和作用。
五、我国面临着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压力,假日制度调整应该促进环境优化和社会文化的重构
中国正日益紧密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社会中也不断地面临着各种竞合的局面,尤其是与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将是长期存在的,并且影响着本国发展的进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为世界瞩目,但长远来看,对中国竞争力起主要作用的、并可能受到制约的,主要是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
摘要：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探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新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足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和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预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征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假如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和“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探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重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探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新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探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探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摘要：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的探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探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假如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经济探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帕雷托的句式说摘要：“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新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楚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探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功能，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新问题，但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索。在这里不预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探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假如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探究的方向的功能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和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新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熟悉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和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摘要：“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探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探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摘要：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新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
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
假如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摘要：“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定。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定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摘要：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带着这样一个标准，让我们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经流行的假定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当然是最为经典的“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内容即自利的理性人。这包含着两层意思摘要：其一，人是理性的，在决策行为时总是作出自己认为更好的选择，这样的大白话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就转化为“稳定的偏好”，并进一步有完备性、传递性、反身性三大性质作为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二，人是自利的，在进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在进行交易时)，人是以利己为目标的。以这样的定义，因该说亚当－斯密以来以致新古典经济学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是在这个假定下展开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其利己目标的不断变化调整，即经济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经济人”的两大要素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闻名的“亚当－斯密新问题”即是其一，人们很不能容忍经济理论中自私利己的经济动物就是《道德情操论》中具备着高尚道德的“人”。对于这样的责难我们大可以看看亚当-斯密有关交易起源的描述摘要：“……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假如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轻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假如他要和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5利己之心假如是交易——经济学的现实之母——的基础，那么假如要抛弃它，就只好抛弃经济学。另一方面让我们提到标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衡量，对交易来源的解释证实了其有效性；假设的有效性又是和其简洁性相关的。接近现实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过分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只会增加其复杂性，甚至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设条件，反而影响了假设的有效性。有关这一点，弗里德曼（1953）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解释力。他说，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有关麦子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直接决定麦子的供给和需求的那些情况，而且还需要包括用于交换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此外还有摘要：交易者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的祖先及受教育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数，他家庭成员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种植麦子的土壤种类，土壤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在生长期内的主要天气情况；种植小麦的农民及最终食用小麦的消费者个人特征，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为达到这样一种真实而作的过分努力，都只会使该理论失去真实有用的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经济人”假定用最精练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释能力，难能可贵。
至于“经济人”假定的种种弊端，即使不看国外，国内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口号的论著也有不少极为出色者，其中对“经济人”的批评横贯古今、旁征博引，出色之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6
“社会人“模式是另一种应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摘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平安、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功能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靠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和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历史证实，“社会人”这种替代模式对理论经济学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体层次上对人进行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理论经济学对人的探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全面地探究和考虑到影响人的所有因素。以“社会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说，无异于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价值。同时从简洁性的标准考虑“社会人”的模式也是复杂而无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26#8226;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熟悉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足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决策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选择、探索、适应过程，即摘要：根据既定的满足目标，对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进行选择，不久因环境变化而不能得到满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时也对满足程度进行调整。着的确是一种比较接近现实行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满足”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解说，也很难获得数学上的支持。同时什么时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标注下调低满足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产者假如都是根据“满足”目标展开活动，很难解释资源会产生稀缺状况。7
最后是不属于经济学假定范围的“道德人”，它仅仅是其它学科学派用以进攻“经济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对于经济新问题的解释能力非常小，一个例证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们追求私利时的行为规则，由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相反，假如不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是假设为不谋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约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遗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笔者的结论摘要：假如我们真需要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的话，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仍然是首选的。
四、冷酷的科学之外
有两件事务我愈是思索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布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摘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康德
或许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犯的领土日益广阔，人们对经济学的苛求也日益严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非难的“经济人”其所受到的绝大多数指责都不属于其所属的探究范畴。所幸的是他竟平安无事茁壮成长。这样的大幸和大不幸都源于经济学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近了，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远非“科学”两个字所能解释。当我们讨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时往往掉进“我们该作‘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边以十分轻视的口吻评价了“道德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源于作者坚持经济学是科学这一冷酷的论断。但绝不表示任何对闪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轻视。事实上笔者甚至反对把亲情、友情以及助人为乐的美德放入所谓“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释，经济学的领土仍然在经济领域，过多的扩张是对科学的不敬也是对经济学的变相毁灭。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经济学涉足，至少我们也可以说其在这一领域的解释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学是冷酷的，科学中的“人”是冷酷的，因为假如我们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现实中的人，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往往会过于乐观。但现实中的人绝不会有着最大的恶意。在经济学之外，我虔诚而又敬畏地遵循着心中的道德，假如没有它，我的人生将会了无生趣。在没有成本和收益曲线的感情世界里，我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亲人、爱人、友人牺牲一切。
注释摘要：
1．本文引自《马克思主义和制度分析》P138至P151。
2．尽管帕雷托本人的原话则恰好相反摘要：“给我一组偏好则个人可以消失”。这个偏好就是对人的高度抽象了。
3．由于资料的缺乏，这段话是引自（霍奇逊，1993）P65。
4．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6，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亚当%26#8226;斯密摘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上卷，P13至P14。
6．比如刘瑞（1997），“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就相当出色，从中可看出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说的评论已经能相当客观且逻辑十分严密。这和在某些领域的顾左右而言他和前言不搭后语形成一个有趣的整体。
7．有关各种各样人的分类还由多种标准，可参见杨春学（1998），不过有趣的是无论是那种观点都逃不脱对自利的讨论。
参考文献
M.HollisandE.J.Nell,RationalEconomicMan.CambridgeUniverisityPress,1975
GayMeeds,ThoughtfulEconomicMa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
MiltonMyers,TheSoulofModernEconomicMan.ChicagoUniversityPress,1983
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杨春学，“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林岗，张宇，（主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77
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
哈耶克，“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马克-布劳格等，“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
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探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商务出版社，1997
刘瑞，“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1内容提要摘要：本文从经济学是否需要个人假定的分析单元出发，确定了经济假定有效性和简洁性的原则。比较分析了经济理论中几种主要的对人的抽象假定，并得出了偏向于“经济人”经典假定的结论。
摘要：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探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新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足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和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预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征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假如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和“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探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重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探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新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探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探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摘要：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的探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探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假如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经济探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帕雷托的句式说摘要：“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新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楚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探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功能，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关键词] 假日体育经济 体育旅游 开发 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发生了转变，对健康、休闲、消遣、旅游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快速增长。加之北京获得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为此而举办了各类体育赛事、体育活动，各类媒体对此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人们的健康和健身意识得到大步提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体育旅游热在我国迅速升温，并是假日体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假日经济与假日体育经济
假日经济是指人们利用假日集中购物、休闲旅游、文化娱乐等节假日休闲消费活动，从而带动供给增加、市场繁荣、经济发展的一种综合性经济模式。具体地讲，假日经济是指人们在节假日集中消费，从而引起销售猛增、市场火爆的经济现象，是对与节假日集中消费有关现象的概括和反映。结合中国的国情，有专家认为可将假日经济界定为3个层次：一是大节日经济，其特点是假日时间长、消费量大，是构成假日经济的主体；二是小节日经济，主要是元旦、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儿童节、教师节、情人节等节日的消费；三是双休日经济。当然，假日经济不能单纯理解为“节日经济”，它包括旅游、休闲、娱乐三种形式，涉及到商品消费、旅游服务消费和文化消费三个领域。
假日体育经济主要是指由人民群众在节假日中的体育消费行为而实现的商品价值总量，目前在我国假日体育经济主要有4大类构成：（1）运动服装、装备、器械的销售；（2）体育竞赛表演；（3）体育旅游；（4）体育场地、场馆等设施的开发利用。随着大众体育的发展，休闲时间的增多，体育成为假日消费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体育经济也成为了假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互动协调发展。
二、假日体育经济与体育旅游业的关系
1.体育旅游的内涵
体育旅游是以“欣赏、观看或参与体育活动”为内容的旅行游览活动。从宏观上说，体育旅游属旅游范畴，它是现代旅游和大众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旅游与一般意义上旅游的区别除了目的不同，活动的内容、方法、手段不同，最终的效果不同以外，体育旅游的另一表现是节假日旅游。例如随着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利用双休日或黄金周，到特色度假村进行阶段性休养，一方面感受大自然，另一方面恢复脑力疲劳或进行康复性治疗，调适心态。这就带有明显的假日旅游特征。无论何种类型的度假村，都与休闲及健身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高品位的体育健身旅游，且呈日益发展之势。体育旅游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强调生态环境与健身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距离远近和时间长短的限定。体育旅游与体育运动的其他领域有着外延的联系。体育旅游之所以成为当今新潮，并折射出强大生命力，除其本质最接近自然，最易被现代化条件下的人民大众所接受外，还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首先，体育旅游是体育与旅游相结合，能满足人们健身与娱乐的需求；其次，由于体育运动具有宽泛的外延，其丰富的内容让参与者容易找到切入点，能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再就是体育旅游具有可重复性，消费者更加注重的是体会体育旅游的过程。此外，体育旅游既吸引外地人，也吸引本地人。不同地区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形式不同，而且进程也不同。
2.假日体育经济与体育旅游业的关系
体育旅游是假日体育经济4大“组件”之一，并在假日体育经济中充当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育旅游业是指社会为满足大众体育旅游的需求，而将人类所创造的一系列物质形态的工具有机地组合起来，并以商品化的综合服务方式，为体育旅游者提供便利的综合服务产业，它是旅游的一部分，也是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体育业与旅游业两大产业交叉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旅游和体育特点的新兴产业。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项目，在我国已展现出巨大的市场前景。许多户外项目像蹦极、攀岩、徒步和漂流等水上项目因为市内较少，花费时间太长，均需等待假期。
体育旅游消费不仅是假日体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假日体育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先导性作用。体育旅游是一项综合性的消费活动,它包括了食、住、行、游、购、乐，体育旅游的产生促进了娱乐业、饮食业、酒店业、零售业等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节假日里,体育旅游消费表现出与平时日常性体育消费活动不同的特点，以及不同的经济影响，较长的假期为体育旅游者的移动消费提供了必要的时间条件。体育旅游业对促进假日体育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促进了假日体育经济的拓展与繁荣，是假日体育经济的重中之重。
三、体育旅游业的问题分析
1.加强理论研究和体育旅游产业开发人才的培养力度
要提高体育旅游产业开发的质量和品位，首要的是提高体育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组织好体育旅游开发的规划设计队伍，使体育旅游的产品开发、市场运作和服务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体育旅游产业开发需要懂得旅游学、经济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体育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人才。因此，应构建体育旅游学科体系，研究体育旅游的文化内涵与经济价值，并在体育院校增设体育旅游专业，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体育旅游专业人才，达到体育竞技资源与旅游管理资源有效整合，以适应体育旅游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积极开发体育旅游资源，搞好体育旅游信息网络化服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现代化旅游事业服务。此外，还应加大人才的引进力度，积极引进国内外的懂管理、懂经营、能提供优质服务的优秀体育旅游产业人才。
2.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打造地方特色体育旅游产品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体育旅游远景规划，首先，整合省内、市内的体育旅游资源，将奇山异水等自然资源与民俗体育、体育场馆、训练基地、体育赛事等体育资源有效结合，按健身娱乐、体育竞技、体育交流等功能，统筹规划、系统开发，突出体育旅游资源特色和区域特点，高起点、高质量做好体育旅游发展规划。其次，合理开发利用体育旅游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完善体育旅游公共配套设施，加强重点旅游区道路、供水、供电、环境保护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环境保护和维护生态环境平衡意识，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协调发展。此外，还应制定与发展规划相适应的促销宣传策略，利用移动电视、互联网、报纸等多种媒体，生动形象地向大众进行大力宣传，形成地方体育旅游产品的知名品牌，促进我国体育旅游业整体均衡发展。
3.营造良好的体育旅游发展环境
随着我国“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开展，我国民众的体育健身意识将不断增强，外出参加体育休闲旅游的次数和人数也将增加，展现出少有的体育旅游热情，开展更多体育旅游项目，为体育旅游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各省市区应充分借助这股“奥运东风” 高度重视体育旅游产业开发，要不断健全旅游管理机构和旅游发展政策，改善旅游投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和加大投入力度，制定体育旅游经营活动的从业条件和服务规范，鼓励和引导社会各行业、境内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参与体育旅游市场开发，投资体育旅游产业。引导社会对体育旅游资源的重视，宣传体育旅游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潜力。同时国家应在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方面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建立体育旅游产业开发专项资金，带动体育旅游行业水平的全面提高,促进体育旅游业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萍索奇山:我国假日体育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对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3):20-22
[2]田祖国:假日经济与体育旅游产业开发[J].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11):121-124
[3]李风燕:也谈“假日经济”[J].北方经贸,2005,(6):104-105
[4]王乔君:论中国体育产业化发展的经济因素[J].体育文化导刊,2003,(6):34-35
[5]程立:试论我国体育旅游的发展状况及前景[J]. 贵州体育科技,2006,(6):9-13
[6]向家俊:当前我国体育旅游市场潜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产业经济,2007(8):249-250
[7]崔瑞华:我国体育旅游业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现状研究[J].体育科技，2007(2)：9-11
关键词：假日制度特点问题创新
我国假日制度的产生
随着我国固定假日的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大大增多，而工作节奏也大大加快，即工作时间更忙，休息时间更多。人们在已经解决了基本的吃穿住，有了向更高消费水平迈进的经济实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示范效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家庭结构的简单和社会保障的健全，使人们不必用过多的积蓄保障未来；紧张的都市生活使得人们崇尚大自然，渴望享受放松一下的愉快。假日是供人们休闲的，当“休闲”具有积极主动的意味时，旅游远足、亲朋聚会、娱乐健身等等也就占住了休闲的极大比重，使得假日与“经济”相连结，从实质上具有了扩大需求来拉动经济的意味。因此，人们的消费不仅向节日集中，也向假日和休息时间集中。
我国现行的休假方式
我国现行假日制度自从实行周五工作制，每周都有双休日，再加上“大春节”、“大五一节”、“大国庆节”三个“黄金周”，目前一年当中，假日已达114天。这就是说，我们有1/3的时间都在休假。除去政策性的假日，节日就更多，清明节、端午节、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中秋节、重阳节、元宵节等等不一而足，几乎月月有节。节假日诱发了旅游、休闲、购物、娱乐的消费高潮，并带动了诸如交通、通信、银行等相关行业的消费。因此说，假日市场推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我国假日制度催生假日经济
假日经济在国外有成熟的经验。它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通过对公众假期的利用、协调、引导、服务与消费等，影响或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活动，其对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假日经济还需要一个认知、适当调控到充分利用的过程。2004年的多次降息、开征利息税和增发工资等措施，都表明了政府有意识的推动假日经济。
假日市场实际上包括了法定的休假日和不休假的各式各样的节日共同引起的消费。“假日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提高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其内涵和表现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以广东为例。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之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大大提高。2005年，全省人均GDP达到2361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69.9元；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多数城镇居民已经从小康步入富裕小康的水平，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也已经很高，这使部分人的消费结构开始转型升级，从吃、穿、用类转向基于此上的更高如休闲娱乐、旅游以及文化教育等消费上。
有资料表明，在国外，节假日商品和服务的日均消费额是平时的3-5倍。欧美国家每年有多达100多个节假日，除了传统的“五一”、元旦外，还有很多宗教性节假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等。他们真正休假的时间不一定就比我们多，但每个休假时间安排更灵活。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每个节假日的营销策划都很到位，浓厚的节日气氛很好地剌激了消费。如德国的啤酒节是久负盛名的传统节假日，在每年九、十月间为期两周的节日里，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无数啤酒爱好者给当地市场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我国的假日不少，节日也不少，但操作节日市场的技术还较差，这个市场还远未做大。
人的需求表现为一个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低层次的需求解决以后，人们肯定要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当人们货币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追求闲暇、自由等精神享受。这是一个趋势，世界各国都如此。我国现在正经历的“假日经济”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了。上述趋势在一个国家何时出现，取决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及与之相关的观念变革。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为上述趋势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我国假日制度的特点
集中消费
假日消费使淡旺季更加分明。在假日旺销的同时，非节假日的清淡已露端倪。商场普遍反映，节假日生意确实好，但节假日一过，平时的生意比以往更为清淡，平均下来与没有长假生意差不了多少。集中消费并非理想，假日集中消费破坏了市场的均衡，使得市场暴冷暴热，尤其是交通、旅游、娱乐、饭店的容纳量不像商品那样可以储存，没有“蓄水池”可以调节，难以适应集中消费的状况。
淡旺季分明
“五一”、“十一”的七天长假放出很多新气象。“假日经济”焕发出的生命力和刺激消费产生的经济效益令人瞩目，但是存在许多不足。“五一”节前夕，许多旅行团由于定不上车票和旅馆不得不办退团手续；包括北京在内的旅游城市交通拥挤，车辆堵塞，人潮如海，扫了不少游人的兴致；由于游人太多，北京的颐和园公园为了保护文物不得不关闭了一些景点。看起来，“假日经济”人气不旺不行，太旺也麻烦。
其实，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来反思一下“假日经济”，许多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经济学的第一重要原理是供求均衡原理，即对经济中的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要大致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发展。如果供大于求，商品就会卖不出去，结果是商品降价，经济萧条；如果供小于求，需要商品的人会买不到商品，结果是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当然，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会起到自动调节的作用，供求最终会恢复均衡。供大于求之后，价格下降，人们会减少生产那些卖不出去的商品，导致供求均衡；供小于求之后，价格上升，人们会多生产那些被需求的商品，供求也会最终恢复均衡。但是，这需要时间，在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不少消费者和生产者要受损害。供求均衡原理对任何商品都不例外，解释假日经济也很有力。因为放长假，我国骤然间了产生对交通、道路、旅馆、旅游景点、垃圾处理能力、甚至厕所等设备的大量需求，而这些产品又不是短时间内一下可以生产出来的，自然就会出现种种不尽人意之处。
从“五一”、“十一”长假暴露的一系列问题看，交通拥挤、餐饮脏乱、住宿不配套、价格不合理、服务质量差，政府对公众如何度假和“假日经济”阶段到来的政策准备不足，信息指导迟滞，部门之间欠缺协调；商家心理准备也不充分，与节假日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与需求脱节，硬软件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均不能密切衔接，错失不少商机；消费者则从众的消费行为明显，集中在旅游、购物、餐饮与娱乐等活动，形成需求的高度集中，为“卖方市场”创造条件而令消费者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我国假日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现阶段我国要发展“休闲产业”，应该促进消费，拉动内需，解决失业，盘活经济，繁荣市场。从过去几年“假日经济”的火爆中，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者传统的休闲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外出度假的热情也蓬勃高涨。另一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也反映了相关部门与产业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物质准备，更缺乏发展战略的思考。
有关部门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思想观念陈旧，对时代特点有模糊认识。休闲观念庸俗化，以为休闲只是看电视、串亲访友、吃喝玩乐、购物，很难将休闲同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方式联系起来，更看不到高雅的休闲可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的素养的提高。因此，不论是生产，还是服务，都没有新思路和新创造。反映在政府部门，则是缺乏正确的舆论导向，缺乏政策的扶植，缺乏战略思考和长远规划。学术界对此问题反应迟钝，国外的休闲学已有一百余年的研究历史，而在我国却极少有人问津，理论落后于时代。缺乏思想认识，必然物质准备不足。大多数人以为休闲只能去旅游，特别是几亿人都安排在假日出游，不仅使人无法达到欣赏和体验的目的，而且会使刚刚激发出的旅游热情消沉下去，不利于休闲产业的形成。应该认识到休闲产业是一个相互配套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部门，诸如：饭店、餐饮、接待、公安、医疗、交通、商业、旅游、通信、文化艺术等，各部门必须同步发展，削弱了任何一方，休闲经济都难快步疾行。
社会条件支持系统尚未形成
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不配套就是制约假日经济的一个瓶颈。仅就旅游来讲，节假日庞大的出游人数使一些原本就很薄弱的基础更加不堪重负。各大火车站虽不同程度地加开了临时旅客列车，但仍出现了旅客滞留的现象。许多旅行社因无法保证旅客车票，只得散团，让旅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交通问题在节假日更加突出。许多公路大堵车，游客用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有些地区的出租车司机更是漫天要价；旅游景点的住宿问题更为严重。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严重制约着假日经济的发展。假日经济若想持久的“火”下去，必须突破这些瓶颈，而这又非一日之功，同时加大服务设施建设又面临旅游淡季闲置的危险，“旺季太旺、淡季太淡”，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甚至会浪费原本就十分稀缺的资源。
服务质量不高是假日经济难以摆脱的困境。服务质量除了服务态度以外，还包括服务本身给消费者带来的方便程度、满意程度、舒适程度、安全感、信任感以及通过服务使消费者获得知识。在目前现有的条件下，假日经济很难保证服务质量。各大商场人头攒动，出去旅游吃、住、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更谈不上方便、舒适了。假日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休闲，若让人们感到是在花钱买罪受，花钱冤枉，假日经济就难以为继，更谈不上发展了。就旅游来讲，最根本的关联因素是文化，发展旅游业的思路是使文化产业与旅游业浑然一体，相辅相成。但目前，我国的旅游业仅仅停留在数量的扩张上，停留在简单的粗放式经营上，不注重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不重视旅游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这是不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的。
此外，从以往“五一”、“十一”假日消费情况看，还有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一是媒体对假日经济的宣传有很强的炒作性，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引导，过于强调假日经济消费的一面；二是不能把旅游业的发展寄托在每年的三次长假上。
我国假日制度创新思路
政府部门的改进
政府要是想充分发挥“假日效应”，应做好部门之间的协调，交通、金融、治安、边境口岸等通力配合，并相应放宽居民的出境旅游审批限制。政府出面组织的活动可尽量安排在公众假日，如政策咨询、文化教育、体育比赛等，并以财政资助的方式，免费开放公园和文化场馆，以疏导分流人潮。
企业针对游客需求的创新
从单一性的旅游经济产品扩展出去。假日经济不等于旅游经济，但在实际运作中，许多人则笃信两者相等而不假思索地采取行为对策。旅游城市与非旅游城市，旅游景点与非旅游地域，在假日中的经济活动安排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假日由于它具有的休闲时间总量增长，对于休闲空间的要求大为增强，任何可以促进休闲活动的供给都将产生相应的市场。
从旅游经济单一的地域魅力扩展到综合魅力。时下旅游经济的产品魅力是一种地域型魅力，即旅游景点的唯一垄断性魅力。福建的武夷山只有一座，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只有一处，人们到那里旅游，常常是由于“没有去过”而去，“去过了”的人则大多不再有多么大的兴致，这预示着我国的长假日制度执行时间越久，如此旅游的供给越没有消费者。这虽然只是一种旅游经济的危机推理，却是真实可靠的。
如何将单一的地域魅力转化为综合魅力，如增加或开掘更多的人文、历史、民俗等等的供给，处处留人，事事留人，以深度化旅游的内涵吸引“来过了”的人再来。没有“回头客”的旅游经济是不持久的，而只有具备综合魅力的旅游才能吸引更多的游人。
追求现代生活与回归传统结合。现代生活是以个体休闲为主要特点的，而传统文化内容对假日要求则更多地强调亲朋好友“团聚”性的安排选择；个体休闲要求更大空间的个性化假日经济产品供给，“团聚”传统则有着对于空间移动方面从速度到安全舒适的大量需求，以及对于“团聚类”产品市场社会化的购买热情。应当说，从个体休闲到团聚类产品的供应，我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间供我们扩展，特别是对于团聚性的产品供应，社会供应还是很不足够的。
从现有的几个长假看，假期中不是含有传统的节日，就是含有可以传统经办的一些事项（如婚礼等），它们会造就大量团聚性的活动安排。目前我们许多传统性的假日团聚，还是在“户内”进行的，并没有从市场购买，或者说，并不容易从市场购买得到，或虽可购得却非常地不合算。这既不能带来社会经济价值的统计量增加，还由于户内“自给自足”方式的非专业化处理，成本较高而不能够造就社会价值特别是效益的真实增加，并且会降低假日休闲的水平，因为人们大量时间耗费在户内“生产”上了。充分地考虑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的力量来安排假日经济的各种供给，赢得的就将是更加广阔的假日经济的发展前景。
从长假向长短假结合考虑扩展。长假是热点，以周末为主的短假则关注不够，目前假日经济大多没有周末假日的含义。这当然是一种短视。既然是休闲，假日不论其长短，都会有休闲性的需求，也就都有经济价值的意义。毫无疑问，由于长短期假日提供的时间长短差别很大，长短假日是不可按照同等原则进行经济性安排的。对于短期假日而言，重要的是需要考虑假日经济产品供应方成本的细致核算来取得经济效益。
笔者曾撰文“周末商店关门如何”，从欧洲商店周末并不足日营业得到启示，提供了周末假日经济的一种思路，意在周末时商家可以集中于周五晚上延长营业时间或周六上午营业，形成消费者集中购物时间，集中购买量，达到商家节约成本，取得更多效益；同时，也促进消费者有更多周末休闲时间，实现他类休闲活动的开展，进而促进整个周末假日经济的繁荣。一般而言，周末假日经济所实现的价值量，如果安排得当，一年之内将大大超过几个长假所实现的价值量。
公休假日的调整思路
尊重传统：公休假时间安排与我国传统节日和人们的传统出行习惯相结合。
顺应规律：顺应我国扩大内需的客观需求，顺应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顺应生产工作和教育的内在规律。
满足需求：假期的设定基本满足人们外出旅游、探亲访友、业余学习和兼职等各种不同需求。
兼顾各业：建立全国各行各业基本统一适用的公休日和休假制度，保证公民基本平等的休息权利，增强执法的严肃性。
大不变，小调整：对现行每年114天的公休日和休假时间不做大的增减，只对公休日和休假的频次及节奏做必要的调整。
月集中，年均衡：将每周2天的公休日拿出1天，集中到每月的传统节日和旅游旺季的月初，形成每周小节奏、每月大节奏、全年基本均衡的格局。
对于放假期间骤然增加的旅游消费的需求，有关部门和企业的供给准备充分了吗？如果不充分，应该从哪些方面改进？对个人来说，假日期间一定要一窝蜂地向少数几个名胜景点跑吗？能不能去一些不那么拥挤的地方？能不能创造一些更多样化的更休闲性的度假方式？
除了上文所述的相关问题外，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也应跟上旅游业发展的脚步，快速发展。只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假日经济”才能真正健康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著，梅汝和等译.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M]，2004
2.杨瑞霞.休假制度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J]，郑州大学学报.2004(2)
3.张健.假日经济不等于旅游经济.《人民日报》[经济版]，2000.10.09
关键词：“黄金周”；消费品零售总额；实证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8-0064-04
自1999年10月，我国开始实行长假制度。即每年春节、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连续休假7天。而这3个假期也被称为“黄金周”。在此期间，旅游、餐饮、娱乐等行业也出现了“即期繁荣”，假日经济在我国逐渐壮大。但是假日经济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交通拥挤、环境破坏等。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在2008年出台相关规定对国家法定节假日进行了调整，春节及十一长假不变。五一“劳动节”由3天调整为1天；清明、端午、中秋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各放假1天。2009年2月，广东省计划“曲线”恢复五一“黄金周”，虽然之后计划被搁置，但是关于五一“黄金周”是否应该恢复成为街头巷尾热议话题。
五一“黄金周”的恢复与否，其争论的焦点在于“黄金周”制度的推行对于刺激内需、拉动经济是否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来得出结论，并且为我国假日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黄金周”经济的时间效应分析
(一)“黄金周”的月度消费效应
1、“黄金周”月度效应的总体研究
表1反映了从1998～2007年每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998～2007年，全年各月消费额数据均稳步攀升。但在2000年之后，5月和10月的数据增长明显要快于其他月份。为了便于研究，笔者引入变量u，其中u=五月消费额+月消费额/全年消费总额，通过考察这两个月的消费额占全年的比重，并同平均值2/12=0.1667进行对比来证明黄金周对于当月消费是否具有推动作用。
从表1中的变量u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黄金周“制度”实行之前甚至是实行之初的1998-2000年。这两个月的消费总额与全年消费总额的比均没有达到0.1667，而自2001年之后，u值逐年增加，至2007年已经超过了17％。这说明“黄金周”制度在推行并被大家广泛接受之后，对于当月的经济效应拉动存在着一定积极作用。
2、“黄金周”月度效应的比较研究
为了更清晰地得出“黄金周”的月度效应结论，下面将5月和10月的消费额同其他月份进行对比说明。
从图1中我们能够观察到每个月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趋势。在1998～2000年，5月和10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变化都比较平缓，全年走势呈“u”型平滑曲线，这验证了在没有实行“黄金周”制度之前，5月和10月并没有出现大的消费高峰。而在2001年之后，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曲线已经开始出现波动，之后各年份(除了2003年5月受到“非典”影响之外)的1月、12月依旧是全年消费的最高峰，而5月和10月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幅度增加也形成了明显的高点。
表2反映的是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变化，从中我们可以对每个月消费额的变化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以5月为例，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在没有实行黄金周的1998年和1999年其环比增长分别为0.6％和0.3％，涨幅极其微小。而在实行“黄金周”制度的第一年，即2000年，其环比增长就达到了2.5％，之后随着制度的不断实行，“黄金周”的影响也日益明显，除了2003年受到非典影响之外，其环比增长基本稳定在4％以上，在最高的2007年达到了7.3％。10月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这说明居民的消费习惯开始出现了调整，逐渐在五一和十一“黄金周”期间进行集中消费。
由此，可以认为“黄金周”制度促进了期间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在当期起到了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在2000年以后与“黄金周”相邻的4、6、11等月份其环比增长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通过表1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与5月、10月相邻月份的消费增长明显偏缓，没有达到年均增长水平。这与黄金周月份消费的大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少说明“黄金周”对于全年的消费刺激作用没有对当月这么明显。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猜测“黄金周”对于全年的内需拉动十分有限。
(二)“黄金周”的年度消费效应
为了验证“黄金周”对于全年的消费刺激作用是否明显，本文选取了1992～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季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考虑到一个季度的消费量的可能影响因素有当期GDP总量以外，还可能受到前一期消费量的滞后效应影响。为了分析“黄金周”带来的影响，以及与GDP的交互关系，在模型中还需要引入虚拟变量与交互作用项。为此，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CT1=α+β1GDP+β22Dt+β33CTt-1+β4DtGDP+ε
其中，CTI代表当期消费量，GDP代表当期GDP总量，CTt-1，代表滞后一期的消费量，Dt代表虚拟变量，当t时期内包含黄金周时，Dt=1，否则，Dt=0，Dt=GDP为交互作用项。运用软件进行回归后回归方程为：
CTt=-26.74323+0.121051GDP+230.5255Dt+0，688781CTt-1+0.001409DtGDP
(118.7180)(0.012457)(170.0783)(0.030278)(0.004163)
t=0.225267 9.717116 1.355408 22.748570.338409
r2=0，995421 DW=2，025788 从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程度较高，且通过F检验。另对模型进行t检验：针对原假设β2=0，在显著性水平α=0.05情况下，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n-k=61时，得临界值t0.025(61)=2.0003。对于β2，t统计量为1.3554。t＜t0.025(61)，所以接受原假设，表明虚拟变量
D对于CT并没有显著影响，即“五一”以及“十一”黄金周对于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β1和β3，同理易验证其t值均大于临界值，故GDP总量和滞后一起的消费量均对当期消费量有显著影响。而β4的t值小于临界值，故交互作用项对于当期消费量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也说明了黄金周与GDP显著的相互关系。
由此，我们验证了前文的猜想，可以得到结论，“黄金周”长假期间的集中花费可以使当期消费量骤增，但是“黄金周”期间消费需求的猛涨会导致节后需求的大幅度下降。从一个年度来看，“黄金周”没有从根本上拉动和扩大消费总量，只是使消费量在“黄金周”产生了一定的集中效应而已。
(三)对于实证结论的解释
对于“黄金周”期间全国消费量猛增但是对全年消费缺乏显著刺激效应的情况，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在收入以及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之下。消费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于不同的消费品存在着替代效应。所以“黄金周”的存在势必只会使一年内各地的部分消费额进行时间与空间的转移与集中。或许在制度实行之外对人们观念的改变与消费能力的释放等方面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但是，无法对国民经济从根本上起到促进作用。
二、“黄金周”经济的城乡差异效应分析
在“黄金周”期间，人们大都前往旅游城市或大城市。必然拉动其消费，但这并不能证明“黄金周”制度能够拉动中国各地经济的增长。尤其在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分布不均、城乡经济差距较大的大环境之下，“黄金周”的经济效应对于城镇和农村是否“一视同仁”?
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1998～2007年城镇和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城镇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农村的大背景下，“黄金周”制度对于城镇的消费与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1998～2000年，其曲线变化较为平缓，2001年起开始出现变化尤其以2002年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城镇地区消费量在五一和十一“黄金周”都形成了一个高峰。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也随之改变，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体育运动、商场消费等为城镇居民提供了更加丰富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城镇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但是反观农村方面，从图3中我们可以发现“黄金周”制度的推行对于农村地区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十分有限，直至2005年，曲线依旧维持平缓的“U”字型走势，没有出现大幅度波动，2006年和2007年虽然5月和10月数据涨幅略高，但是考虑到其基数与城镇数据相比较小，所以消费量的增长并不突出。这表明“黄金周”制度对于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作用很小，农村地区消费量的大小仍然主要取决于传统的消费习惯，即在春节等传统节日进行大量消费。
综上，“黄金周”制度即期消费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镇，而对于农村这一最大、最基础的市场却无法起到一个明显的积极作用。“黄金周”对于广大农民吸引力的缺乏也说明了“黄金周”制度实行的8年来，其促进消费的目的并未很好地同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相适应。
三、政策建议
目前，休假制度在我国仍然处于调整时期。并未完全成型。如果把休假制度的改良作为一种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一种手段。本文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以下改良建议。
(一)五一“黄金周”没有必要恢复
“黄金周”制度在实施之初。对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释放国民消费能力和带动就业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经济与社会问题，例如，增大了“黄金周”期间交通、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对于景点环境的破坏以及加剧了资源利用的区域性、时间性不均衡等。并且从前文的实证分析来看。“黄金周”的运作模式仅仅是对于全年的消费量在每年的“黄金周”有一个短期的集中效应，从全年来看，“黄金周”无法对长期经济发展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所以，如果试图通过五一“黄金周”的恢复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恐怕难以如愿。此外。五一“黄金周”对于即期经济的刺激效应也仅仅局限于城镇，对于广大农村市场作用甚微。因此，从当前看来，没有必要恢复五一“黄金周”制度。
(二)深化对休假制度的调整
已经实施端午、中秋等小“黄金周”，用以取代五一“黄金周”。这样既可以加深国民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了解，也可以让全年的假期更加均衡，达到分散休假的目的，从而缩小旅游与消费的淡、旺季的时间差，减轻集中消费的压力，使资源利用更趋于均衡。3天的“长周末”制度的有效性已经在欧美等国家得到了证明。以美国为例，超过3天以上的全国性统一假期只有圣诞节，此外，还有退伍军人日、美国独立日等10个一天假期形成3天的“长周末”，其分布贯穿全年，此外，每个人还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带薪假期，这样，就不会使消费过于集中而产生诸多问题。我国当前的休假制度改革正在并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
(三)创新假期经济消费产品
假日经济对于消费方面的贡献。旅游景区、旅游城市明显大于其他城市，城镇明显大于农村。这种区域之间强烈的不平衡是不尽合理的。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要从我国假日经济所能提供的消费产品人手。我国目前假日经济的消费品提供略显单一，主要只有旅游、购物等传统方式，缺乏一定的创新，越来越难以适应人们日益发展的文化生活之需要。加之目前假日经济对于广大农村市场的开发与激励作用还未达到，因此，必须丰富消费项目、创新消费产品，在深入研究人们假日需求和消费心理的基础上拓展节假日消费的深度和广度，对于不同阶层提供符合其自身特点的服务，以满足其需求，从根本上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为国民经济的稳步、健康、可持续增长助力。
综上，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没有必要恢复“五一”黄金周，而是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如何深化休假制度改良，并且着力在现有假日经济的基础上努力创新，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以上方式，使我国的假日经济真正实现假日休闲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庞皓.计量经济学[M].科学出版社，2007.
[2]赵国庆.计量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曼昆.经济学原理[M].科学社，2007.
【关键词】 人性假设；人本管理；假设模式
一、人本管理的内涵
随着知识经济与全球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各国都承受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与内部稳定发展的双重压力。想要在越来越巨大的双重压力下站稳脚跟，那么对各国来说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才，这就给起步晚的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么想要在这场全球化的人才争夺战中占领制高点，就需要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因此人本管理理念便逐渐兴盛起来。
人本管理是指组织中的人作为管理的首要因素，一方面，组织的一切管理活动围绕着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开发人的潜能而展开；另一方面，组织的一切管理活动旨在满足人的需求、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个人目标、并最终使个人和组织获得共同而全面的发展。正如法国著名企业家罗贝尔・萨蒙在《管理的未来――走向以人为本》一书中谈及组织革新中人员素质的重要性时所言：“一种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动力基础上的经济秩序，较之用短期行为引导人的经济秩序，更可能享有持久的繁荣。”[1]正是人本理念这种能极大的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新性和激发人的潜力的作用，给我国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
我们党也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也曾明确提出“政府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这是一种崭新的政府管理价值观、方法论和模式选择，是一种深层次的思想解放。”[2]无论是从国际背景、国内实情还是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来看，都可以看出人本管理的重要性。而想要研究好人本管理，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人性假设。
二、人性假设的发展
综观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最为主流的人性假设有五种，一是以弗雷德里克・泰勒为代表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的私利，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为了经济利益而活动，希望以最少的投入来获取最大的收益，而在这个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人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而泰勒的科学管理研究中的“差别计件工资制”与“职能化管理”都是为了营造出一个能够满足“经济人”动机的有效管理体制。二是以亨利・法约尔和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认为人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是充满理智的，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其思维与行为都是理性的，可以说“理性人假设”是“经济人”假设的延续。三是以埃尔顿・梅奥和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等为代表的“社会人”假设。该假设认为人不单单具有经济上的满足，人还具有社会性的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组织的归属感会比经济因素更能激励人的行为。因此在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人的需求和动机来采取相应的激励手段。四是以约翰・莫尔斯、琼・伍德沃德、弗雷德・菲德勒等为代表的“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的含义有两层，第一层是就个体来看，人是复杂变化的，随着人的年龄、知识、地位与所处环境的变化，人的需求会产生改变，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第二层就群体而言，在群体中，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因此在管理过程中应该因人而异，虽然“经济人”、“社会人”等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并不适用于一切人。五是以威廉・大内为代表的“文化人”假设。主要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管理不仅仅要注意社会的契约化、法治化和理性化，更应该注重道德伦理、群体价值观与文化等。因为日本一些企业用企业共同价值观将企业成功的凝聚成一个团队，从而极大的激发了员工的创造性。
三、人性假设对人本管理的启示
从以上不同的人性假设管理方法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人性假设”不仅仅是一门有关人的管理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管理者管理被管理者的依据、前提和基础。一方面，不同的人性假设都凭借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理论而具有着各自合理的部分；另一方面，不同的人性假设理论应用其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理念，虽然对员工的积极性和发展问题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各类人性假设都带有着各自时展的烙印，因此具有着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人性假设的演变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发展并与时俱进的发展史，因为它从单一走向综合、从无视人性到重视人性，并意识到人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综合体，人性是矛盾又丰富完整的结构，只要人类的生命活动继续，人性地发展就处于永远的变动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形态、社会关系与文化背景下，人性都是不同的。管理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形色各异的不同个体，还面对着同一个体却随时处于变化的情况，因此在管理的过程中，只有了解好每个人的特点，才能对症下药实施好不同的管理办法与理念，从而对人的管理也才能真真做到有的放矢、知人善任，也才能真正了解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首先明确的，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想要建立好人本主义管理模式，首先就要明确人性的内涵与各个时期人性假设的发展状况。因为人本管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性假设是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掌握好这一前提，才能实现有效管理，才能了解管理内核，从而将管理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处。其次，人本管理作为现代管理发展的共同趋势，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想要更好的发展人本管理理念就必然要从其假设前提入手研究，只有究其根，探其源，究其本，才能找到人本管理发展所遇到阻碍的解决方法，才能了解历史潮流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脚步，把握好研究发展的方向。
【注 释】
[1] （法）罗贝尔・萨蒙著，王铁生译.管理的未来―走向以人为本[M].上海：上海译林出版社，1998.14.
[2] 2003年9月15日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专题研究班中的讲话.http：///news/2004year/2004-06-29/26/454013.shtml.
【参考文献】
[1] 杨文士，张文雁.管理学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乔・L・皮尔斯，约翰・W・纽斯特朗著.东方慧译.管理宝典―开创管理新纪元的36部经典著作集粹[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 姜利军.管理理论中人性假设模式综述[J].经济学动态（外国经济理论评述），2000.5.
关键词：假日效应；居民消费；季节调整：X-12-ARIMA
中图分类号：F0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3)-0089-06
一、引 言
上世纪90年代末，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居民消费不振。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措施。在这一背景下，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通过上移下借，形成了“五一”、“十一”和春节三个长假，从而出现了节日集中消费的现象，带动了旅游、交通、餐饮、零售等各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所谓的“黄金周”消费热潮，引发了人们对“假日经济”的讨论。顾名思义，“假日经济”就是指假日里特有的一种经济现象，是对人们在节假日期间集中消费等经济行为的概括和反映。但是“假日经济”对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究竟成效如何?有的学者认为“假日经济”能够激发消费者的节日性冲动消费，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有学者指出“假日经济”更多的是消费在不同时期、区域之间的替代，并没有激发新的需求Ⅲ。已有的讨论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缺少定量的实证检验。
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利用季节调整的方法定量测算“假日经济”的效果究竟有多大，通过考察季节因素的动态变化来揭示长假制度的实施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时间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并在其中考虑体制变动和春节移动假日效应；第三节具体分析季节调整的结果，测定假日效应的大小；第四节，分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季节调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俗地讲就是全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从零售市场上购买的消费品的总额。它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和市场供应是否充足和合理；反映着人民的收入高低，购买力水平，消费需求的满足和实现程度。假日制度的改变所引起的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必定通过这一指标最直接地体现出来，因此，本文的研究就从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分析而展开。
在假日里，人们往往停止生产、集中消费，使得许多经济变量表现出显著不同于非假日的特征。假日效应表现为经济指标在受到假日影响的相邻月份间的起伏变化，只有月度数据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假日的影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固定日期的特定假日和官方假日，比如“五一”、“十一”；另一种是移动假日，定期出现，但不一定出现在每年的同一时间，比如春节，在现行公历1月21日到2月20日的范围内变动。通过季节调整，固定假日的影响可以归结在季节因素当中，所以需要单独考虑的是移动假日的影响。随着假日在公历中的出现日期的推移，使得此类假日的影响在相邻月份之间的分配每年都有所不同。
X-12-ARIMA季节调整程序是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季节调整方法，在传统的基于移动平均的X-11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预调整模块regARIMA，通过建立带有回归元的ARIMA模型对序列进行预测-和预处理。它根据美国的情况设定了复活节、劳动节和感恩节三种移动假日。参照X-12-ARIMA对复活节的调整方法，我们假定：从春节之前的第w天开始，经济活动的水平发生变动并保持在这一新水平上直至节日的前一天。将这段时期内每一天的数据加总，就构成了待调整变量总的春节效应，因此可以基于对这一区间的分解来分离春节效应。
据此构造回归变量：对于给定月份i，受到节日影响的时段落在i月份的占整个受影响时段w的比例。
在春节假日影响不到的月份，该变量的取值为0。在实际计算时，回归变量应当采取中心化(centered)的形式，通过消除春节效应对所关心的特定月份的长期影响，就使得这一解释变量具有零均值、不含季节性，即只考虑春节效应中跨月移动的部分。
由于我国的长假制度是从1999年起实行的，通过在季节调整程序中设置体制变动(change-of-regime)回归量，把序列分成两个区间分别建模，前一个区间包含变动期之前的数据，后一个区间包含从变动期开始到以后的数据，这样就可以明确区分体制变动前后不同的季节模式，从而考察“五一”、“十一”这两个长假的产生对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下面就考虑对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序列(1994年1月至2006年12月)进行季节调整。数据引自BVD商业电子数据出版社EIU各国宏观经济指标数据库。原始序列的折线图见图1，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波动，每年12月份销售额猛增；而且季节波动的幅度随着序列水平的增长而加大，因此应当采用乘法分解模型。
设定春节效应的影响期为节前20天，构造用户自定义移动假日变量spring，固定季节效应的体制变动日期设定为1999年10月。考虑到2003年春季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对我国零售商业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将2003年5月设定为AO异常值，同时令程序自动探测AO、IS和TC三类异常值，自动选取最优ARIMA模型。最终程序选定的ARIMA模型结构为(012)。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季节调整后序列sales_sa所示，可以看出其中已经不存在显著的季节波动。
可以看出，固定季节效应在所设定的体制变动前后都是显著的，自定义春节移动假日效应变量spring也具有很强的显著性，系数为正，表明春节假日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2003年5月作为AO异常值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估计系数为负，与实际情况相符。除此之外程序没有识别到异常值。谱分析没有发现残余的季节因素和交易日效应，季节调整后序列的图形也表明调整的效果较为理想。
三、假日效应的测算及理论分析
带有“＆＆”符号的变量表示的是固定季节效应回归系数在体制变动前后所发生的变化量b，若记1999年10月之后固定季节效应回归量的估计系数为ai，则在此之前的估计系数。因此，在统计上显著的b；就表明了体制变动的性质，即负值表示体制变动之后该月份的季节效应有所增强，正值表示体制变动之后该月份的季节效应有所削弱。回归模型显示，除3月、4月和7、8、9月之外，其他月份的固定季节效应的改变量都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计算各个月份季节效应的变动幅度，按照变动方向分为增强型和削弱型两种类型分别在列中。
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行长假制度之后，“五一”和“十一”所在月份的固定季节效应都有所增强。但紧随其后的一、两个月份，即6月、11月和12月，固定季节效应却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表明“五一”和“十一”长假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前导效应”，吸引消费者对购物时间重新做出选择。“黄金周”期间短暂的消费热潮过后，往往会出现一个相对较长的消费淡季。在收入没有持续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跨期预算约束将对消费者的消费冲动构成限制。因此可以判断，“黄金周”对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一政策目标起到的作用有限。
绘制季节因素(sales_sf)、春节移动假日效应(sales_hol)和异常值冲击(sales_otl)的对比图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季节因素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非典”造成的异常值冲击，春节移动假日效应相对较小。表3给出了各个月份在不同时期所对应的季节因素，它直接刻画了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季节模式的演化，从而反映了人们的消费行为所发生的改变。自2000年起，2月的季节因素由小于1转为大于1，表明发生在2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过去的低于全年平均水平转为高于全年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每年10月份季节因素的影响强度一直在上升，而11月份对应的季节因子则从1999年之后开始趋于下降，到2002年，10月份的季节因素已经超过11月份。引起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受到“十一”长假的影响，人们改变了消费习惯，在10月份就“预支”了以往留在11月份的部分购买力。与之相对应，自2000年起，5月份的季节因素便超过了6月份，进一步表明“假日经济”实际上更多的是有限的消费在不同时期间的转移和替代，从而印证了分析得出的结论。
春节效应引起季节模式改变的机制有所不同。春节一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在1949年颁布的旧的《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就已经规定春节放假3天，因此相对于“五一”和“十一”，春节假期并没有在1999年以后发生太大的改变。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1、2月份对应的季节因素都显著提高的情况下，3月份对应的季节因素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而春节前的12月份对应的季节因素则大幅减小。过去，由于商品短缺以及气候条件等的限制，人们往往很早就开始储备年货，留待春节期间集中消费。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商品价格的敏感程度在降低；另一方面，节日期间的商品市场也能够保证充足的供给，从而促使人们的消费观念悄悄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选择在春节期间进行消费。所以春节假日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不是体现为“前导效应”，而是将一部分超前消费调整到了即期，可称为“回调效应”。
四、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分析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中国出口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持续加大的形势下，刺激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对外需的依赖，被看作是缓解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佳选择。衡量一国的消费水平，通常使用的是消费率这一指标。消费率是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下面表4给出了自1991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率及其构成情况。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始终徘徊在6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率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21.9％，而同期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只有9.5％，导致消费率一路下滑，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5年的51.9％。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过分倚重投资，致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经济运行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低下的首要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数据显示，1996―200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6％，而同期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9.0％。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直接导致在居民消费的构成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迅速下降，由1979年最高的62.3％下降到2005年26.8％的最低水平。
除了收入因素，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居民消费的提升。首先，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制约着居民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取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大幅度调整。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由居民个人承担，而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到位，则促使人们在考虑消费支出时更为谨慎，预防性的心态成了储蓄存款的最大诱因。其次，公共服务的缺失制约消费提升。教育、医疗应该是公共产品，但由于“市场化”过度，本该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成了居民个人的沉重负担。随着高校扩招而学费又上涨过快，挤占了很多家庭的正常消费。再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日益突出。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不愿消费；而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却无力消费。
总之，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而出路在于提高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的核心是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使全体国民都能够平等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摘要：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分析与研究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影响，本文分两部分，在会计理论方面，分析了知识经济对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概念和会计原则的影响；在会计实务方面，本文分析了知识经济发展对会计工作重点、会计电算化、会计核算方法、会计信息时效性和多样性的影响。
关键词 ：知识经济发展；会计理论；会计实务；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类已经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智力成本的重要性凸显，并成为推动时展的主要力量。知识经济对经济增长主体、社会价值创造和分配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会计学科，其内涵与概念随之不断变革，在理论与实务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下文将就此展开详细讨论。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一）对会计目标的影响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物质资产的作用减弱而知识资产的作用增强，会计的目标从为物质资产的所有者服务转向为企业主体服务，即会计的目标将由过去的向股东、债权人提供信息为主，转为以计量企业主体资源、权益的变动情况、收益的形成过程和有效控制企业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为主的企业主体型会计目标模式。
（二）对会计假设的影响
1.会计主体假设。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使得知识成本的重要性日渐提升，也给会计主体假设带来巨大挑战。知识经济发展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经济不仅创造了有形的物质资源，还拥有更多的无形资产，更多情况下，知识经济发展环境下的会计主体和计价方法已经不能局限于某个具体的空间或结算方法。
2. 持续经营假设。持续经营是会计进行的假设之一，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随时面临破产和清算，并购步伐加剧，一旦企业发展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就会惨遭淘汰，会计主体被兼并的可能性加大。加上计算机网络上独立法人随时介入和退出的特点，让持续经营的观点遭到挑战，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已不能适应。
3.会计分析假设。传统的会计分析假设主要基于各种会计数据，以会计记录和相关财务票据为主要来源。而知识经济时代，网络化的发展使企业向着多元化和多层次发展，企业可以将各种原始数据在网络上直接提供，而且很多数据已经逐步电子化、移动化，成为虚拟的分析主体，使会计分析的意义逐渐淡化。
4.货币计量假设。货币计量是指会计结算和交易以货币为主要方式，这也是传统会计思想的基础之一，而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产品知识含量逐渐升高，加剧了货币风险，冲击了币值不变和稳定的假设。在此背景下，会计计量已经不再仅仅依赖于货币，还存在很多虚拟的计量方法，非货币计量将逐渐增加，货币计量被弱化。
（三）对会计概念的影响
1.对基本会计概念的影响。在传统的会计概念下，企业是由实体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和财务单位，是实际存在的单位进行的一系列财务相关活动。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推动了基本会计概念的扩展。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知识经济下的基本会计概念已经从实体财务扩展到智力资本与非智力资本(实体资本)订立的特别市场契约，二者共同存在，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利益。
2.对利润含义的影响。传统的企业利润以能够兑换为货币的衡量方式存在，而知识经济时代，智力成本也能够间接地创造利润，推动企业发展，这就要求会计假设必须对利润重新给出定义，对员工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进行重新衡量，对企业利润分智力成本和非智力成本来综合考虑，进行明确划分和重新定义。
3.对资产概念的影响。传统的企业资产均为有形资产，而知识经济发展推动了智力成本的增值，并成为创造生产力的重要要素。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资产已经不能仅仅由各种有形资产来衡量。例如，对于互联网企业，其真正价值在于人力资源中的员工智力成本，与之相比，企业的计算机设备、厂房、相关用品在企业资产中所占比例较小。
4.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影响。传统的会计确认和计量基于数据和报表，而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更加复杂，对主导知识经济发展的智力资本、人才资本等的计量已经成为会计计量的新领域，如何对这些无形资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计量，更新相应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已经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四）对会计原则的影响
1.关于相关性。传统技术条件下，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难以兼顾。而知识经济条件下，多元化信息的格局使可靠性与相关性得以共存和实现。
2.关于一致性和可比性。传统会计理论，希望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所使用的方法前后一致并可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大量的公司兼并、破产、清算等，导致企业短期会计方法变更，对一致性原则造成冲击。
3.关于谨慎性原则。知识经济时代，网上签订合约，无法确保收益的确切实现，资本以虚拟化形式进行交易，存在的潜在风险增强，是对传统会计谨慎原则的挑战。
二、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一）会计工作重点的转移
知识经济时代，快速发展的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会计人员的工作提供了有力辅助，帮助广大会计人员从繁杂、重复的日常会计事务中解脱出来，会计人员的工作重点将从日常结算事务逐渐转移到更加智能化的领域，包括预测、决策和经营分析等层面。
(二)会计电算化从低级向高级稳步发展
计算机信息技术推动会计电算化发展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由单项处理向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发展；由单机应用向计算机网络应用方向发展；由单纯的会计核算向管理会计应用方向发展。
（三）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
知识经济时代下，计算的繁简程度已不再成为评价一个会计方法是否应该采用的标准，科学性和合理性成为选择会计核算方法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
（四）会计信息时效性和多样性的增强
知识经济时代下，很多在手工条件下很难或者无法及时提供甚至无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时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企业可以同时编制出以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报表。
知识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给世界带来了革新性的变化。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后，在人类创造形式上的又一个崭新经济形式。关注知识经济发展对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是新时期会计发展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1]王雯.知识经济对财务会计的挑战与对策探究，2013，8．
[2]苏万红.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及会计创新研究[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1，09．
泰罗的科学管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功能,但要彻底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专门探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人际关系学派应运而生。它超越了泰罗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为以后的行为科学学派奠定了基础,成为科学管理向现代管理过渡的跳板。
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市场不断扩大,企业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以适应新的经营环境。因此,许多管理学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积极从事管理探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理论,出现了管理学说丛林。如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管理的关键在决策”的思路,对社会人假设进行了升华,提出决策人假设。
综上所述,管理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都是前一阶段的扬弃、修正,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学体系。
二、管理学的发展趋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管理学的实质是探求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管理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即管理主体的外部环境总是变化的。因此,为了寻求三者之间的平衡,管理学也必须动态地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非凡是进入21世纪的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必将推动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从它的发展趋向看,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由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向复杂人假设转变。
早期管理思想中,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认为人总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毫无责任心,麦格雷戈把这种传统的人性假设称作X理论。
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使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趋于一致。之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熟悉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其他行为科学理论的代表人也从不同侧面强化了社会人假设,其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个精典而又精致的需求模型。
当代管理学派中对人性的假设也如同丛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西蒙在他的决策理论中阐述的决策人假设。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并且在组织中,不同层次的员工都在做决策,所以都是决策人。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可以看出,由于个人目的、个人偏好、个人利益的存在,人就会有多种需求。这些需求,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动机,因此引发出各种各样的行为来满足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在当今社会人们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陶冶和洗礼,人性变得非常复杂,假如管理者不及时审时度势,引入激励机制和员工真诚合作,以满足员工的需要,充分调动他们的潜能,组织效率就不可能真正提高。因此,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必将超越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升华为复杂人假设。
（二）管理职能由计划、组织、人事、领导、控制向信息职能延伸。
传统的和现代的管理职能,构成了一个管理循环体系,使管理工作周而复始地进行,每循环一次,管理水平就提高一级。但随着全球经济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进程加快,缺乏信息渗透的管理工作将显得苍白无力,要么管理节奏跟不上,要么管理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在管理工作中,强化信息职能,将是管理学发展的趋向之一。其表现有三,首先,信息职能能革新企业内部的生产力要素结构,使资源转换系统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同时以不断增加的柔性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快速变化。
其次,信息职能能促成管理系统的优化,促进组织的创新,使组织的绩效不断上升。信息职能能提高计划和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成为信息时代企业生存、发展、竞争致胜的有力武器。
信息职能的引入,和传统管理职能将构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管理职能系统。信息职能为传统管理职能的发挥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信息,反过来,传统管理职能又促使信息职能去开发、收集、处理、传播、分配信息资源。
（三）管理学新的理论前提———“合工理论”向传统的分工理论提出了挑战。
200年以前,亚当·斯密以制造针为例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功能。而且,他的这一分工理论成了近代产业革命的起点,也成了后来的管理学家创建管理学的理论前提。确实劳动分工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专业化和职能化管理。但是,这种理论发展到今天,负面效应日益显露出来。现代社会,一方面追求产品个性化,生产复杂化,企业经营多元化,假如片面强调分工精细和专业化,则使得企业的整体协调作业过程和对过程的监控越来越高,结果致使企业整体效率低下;同时,把人分成上下级关系的官僚体制,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相反腐蚀着人的精神,摧残着人的身心健康,以至于走到了分工和协作原则初始动机的反面。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发展,非凡是计算机的普及运用,使简化管理环节成为可能。同时,和市场变化和高科技发展相对应的是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员工不再满足于从事单调、简单的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