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渐进性制度转型；经济波动；结构性波动
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宏观波动属于短期问题，是经济总量的波动，与经济结构没有关系，也不考虑经济体制转型的长期问题。但是，经济制度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经济波动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对转型经济体单纯使用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分析和总量分析方法显然缺乏针对性，不利于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进行恰当的把握。事实上，近年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过热以及宏观调控措施是否恰当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宏观分析思路上的宏观经济学思路和其他方法的分歧。突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思考中国转型期经济波动，会有不同的认识。
一、体制转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命题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仍未完成，在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关于选择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道路一直是转型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转型过程实质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关于转型所采取的方式，尽管也有经济学家如麦金农、钱颖一等赞成渐进主义，但是，以萨克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大爆炸式的激进主张显然占据了主流，并成为东、中欧国家转型实践的理论引导者。激进主义者主张大爆炸式的转型，其理论基础是以价格自由化、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以稳定宏观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特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而“华盛顿共识”的理论主张则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的经典教科书，看起来十分合理。这些基础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要求所有价格同时全部自由化，否则就会导致价格扭曲；货币理论，根据通货膨胀源于货币供应量的认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且缺乏完善的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因此，以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为特点的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成为必然；第三，比较经济体制，强调经济体制的概念和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强调经济体制整体的互补性，导出了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第四，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犹如一个怪物，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越小越好，这推导出为使政府淡出经济，就必须粉碎国家权力，实行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另外，还有很多理论，更一般的是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强调非激进式的制度转型可能引发的问题。而对于激进转型则视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个鸿沟跨越的过程则被忽略而过，成为一个不被人知的“暗道”。
激进式转型国家始料未及的产量大幅下降、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得“内部人”获益甚至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证明了激进式转型的问题。相反，不被看好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则被视为成功的典范。显然，早期围绕着转型策略渐进还是激进的热烈讨论，说明经济学对转型长期性的认识不足，是对转型任务毫无准备的表现，这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转型上是力所不逮的。
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他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将这些规则分为正规规则和非正规规则，其中正规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而非正规规则包括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惯例、习俗、传统、习惯等。从诺斯对制度本身的定义和分类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制度变迁的长期性而非一蹴而就的特征。从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来看，其本身就是一种博弈活动，因此，制度本身可以进一步定义为“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人们在发生互动关系时较准确地了解别人的行为方式的社会契约。或者说，制度本身是多次博弈之后的均衡结果，制度变迁则表现为一种制度均衡向另外一种制度均衡状态的演变，这种演变从正式的规则看，表现为一种法律法规或合约被逐渐认可的过程，而不仅表现为其颁布的短暂瞬间；从非正规规则来看，其博弈的相持时间会更长。
因此，“制度变迁表面来看是不同的制度之间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替代的过程或一种更高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一般情况下，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诺斯的这个结论充分说明了制度变迁和制度转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当然，历史上也有革命式的非连续性制度变迁的发生，但是这种剧烈变革只发生在正规制度领域，非正规制度的演进永远只能是渐进性的。因此，非连续的变迁其实很少是完全非连续的，这是社会中的非正规制约嵌入的结果，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规则的非正规制约受到影响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柯武刚、史漫飞认为，“制度转型难免在预期上造成一种巨大的中断。它使过去熟悉的调节手段失效。旧的制度被废除了，但新的制度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对于制度转型的研究思路，以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非合作博弈论的运用，结合经济学的演进方法，日益演变成了对于制度转型的演化制度观。这种思路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制度结构，强调任一时刻当事人的制度环境及其发生和演化。“在这样的思路下，转型具有总和的不确定性，即使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公认的理论能说明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总和不确定性还基于这样的事实，转型这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包含了无数经济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合作，这通常意味着多重均衡，而且，没有人能够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因此，改革的不确定性不是假设，而是一个现实，转型过程就是经济活动的人和政策的制定者对综合不确定性进行博弈决策的结果。”
制度变迁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命题事实上已从转型国家所采取的不同道路及其效果那里已经得到了实证。从转型的具体速度和顺序看，按照杰弗里?萨克斯等的理想，这是“一个迅速、全面、目标远大的改革工程，以便于实现标准的资本主义”，但是，除了从实施自由化的实践上中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三国实施了渐进方式，其他转型国家大体上遵循了大爆炸策略以外，在改革的其他方面，实施迅速转变的国家其实很少。就私有化来说，只有捷克和俄罗斯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其他国家实施的是渐进式私有化；从企业重组来看，列举出的所有国家实施的都是渐进式转型而且发生在转型的较晚阶段。最初实施大爆炸的国家后来纷纷转而实行渐进式的转型，大都是因为在某一方面的受阻，例如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在政治上的受阻。转型方式在真正实施时采用了渐进的而非激进的方式，很好地验证了我们对于体制转型长期性的理论推演。
实施激进式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无疑成为体制转型长期性方面又一个不言自明的证实。实施大爆炸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初始的产量下降，有的国家在若干年产量下降之后开始复苏，但是，一些国家仍然在经历非常严重的产量下降，并远未达到对初始产量的完全恢复，还有一组国家自由化以来经历了持续的产量下降，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
二、体制转型长期性蕴涵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命题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过程的长期性蕴涵了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这是因为，这个变迁过程是市场机制逐渐替代计划机制的过程，只要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替代尚未完成的中间阶段，就会体现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对抗的过程，并因此导致了经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在不同转型国家选择转型的形式不同，因此，转型期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结构性特征在这些国家也应该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在实施激进式转型的国家，旧的体制被迅速打破，而新的市场机制是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市场机制培养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会较慢，甚至长期负增长，这正是为什么实施激进转型的国家长期经济低迷的原因。而对于实施渐进式转型的中国，由于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宏观经济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更加鲜明。
我国渐进改革的步伐采取的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产品市场后要素市场、先易后难、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战略，到目前为止，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结束，体制转型非均衡推进战略的选择使市场结构市场化发育程度出现不均衡，并因此形成鲜明的经济结构性特征。
(一)市场构成结构差异化。根据非均衡战略的选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不同类型的市场次第推进的，市场化推进程度差异已经十分明显。总体上，从市场结构来看，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在产品市场内部，农产品(不包括粮食和棉花)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市场化程度，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市场化程度；在要素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化程度。总体而言，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领域，资源配置的方式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性的。
(二)城乡结构差异。我国城乡差异不仅体现在收入自，差异，还体现在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而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跟市场化发育程度相关，这跟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和步骤次第推进紧密相关，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由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二元经济与制度变迁的混合体。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差别与改革的进程在时间上呈较强的相关性：1978年到1985年城乡差距缩小，正是农村全面、迅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同期针对城市和企业的改革进展不大。但是自那以后，针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针对城市和企业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逐渐推开。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走向深入，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逐渐推开，但是农村居民被排除在外，在城市居民享受改革成果的同时，农村居民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财税制度实行城乡分割，例如在教育方面实行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对待，城市的投资由国家解决，农村的则由农民自己集资解决；就业用工制度改革不彻底，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不仅存在制度上的差别，而且很多地区制定了一些限制农民工的政策；土地这一农民的重要生产要素仍然实施强制性的征用制度，农民在土地交易中不仅不能获益，反而遭受巨大损失。这些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一起，成为城乡分割的制度源泉。
(三)区域结构差异。受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影响，按照梯度开发理论的设想，我国非均衡改革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实施主要体现在对于东南沿海的优惠发展政策，沿海各省份因此优先获得了市场化改革的机会，成为市场制度改革的“试验田”，市场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优先得到了发展，从而较早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利益。但东部地区在优先发展的前提下不仅未能实现对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相反更进一步汲取了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形成了加速发展的集聚效应，东西部地区市场化推进和经济发展受到抑制。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结构不仅体现在全国的角度，在地区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同的差别，而且，地区内部城乡差异也十分明显。以上三方面的特征相互交叉，使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鲜明的转型期结构性特征。
三、中国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特征
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仍属于体制的部分质变阶段，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子市场存在推进程度的巨大差异，是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这个阶段，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矛盾，也有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因此，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体制变革前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约束状态。这些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呈现出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性和复杂性特征。
(一)转型期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的特征
在宏观经济学里，宏观经济失衡被总结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对比关系的两种类型，一般来说，在市场机制高度发达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是一个常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性供不应求导致的通货膨胀则是一个经常现象。但在我国经济结构性特征明显的背景下，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市场构成部分间的差异意味着不同子市场在市场效率实现程度上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成为主要的市场矛盾。这主要存在于市场化发育程度较高的下游市场、产品市场。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市场，计划配置方式使得投资过热在这些领域经常存在，这作为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源动性因素隐含在经济机体内部。这主要存在于上游市场、要素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不同市场构成的这一特点在区域的差别上也有一定的体现，并且更具复杂性。这样，宏观经济所呈现出的特征就不仅是由总供求之间的关系所导致，以上两大部分力量的对比关系也决定了宏观经济状态，如果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子市场力量较大，总体经济就呈现出偏冷态势，如果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子市场力量较大，就会从价格形成的源头上点燃经济过热的导火索，经济波动就再次以经济过热的形式显现出来。这样，市场经济经常存在的通货紧缩和计划经济经常存在的经济过热的交替出现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个鲜明的经济波动特征。
以上两种波动形态在中国已经有过展示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末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所引起的以价格总水平下降为特点的通货紧缩现象，曾经引发经济学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形态是否已经转型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已经转向的讨论，这引导了我国世纪交替期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拉动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时期，在总体经济紧缩的背景下，上游行业投资过热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且在2002年后开始以房地产等资金、土地要素密集型产业的供不应求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带动了各种建材、能源等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宏观经济呈现出通货膨胀的趋势。
(二)转型期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
因为完全市场的基本假设，宏观经济学遵循总量性研究方法，认为因经济失衡而导致的波动是总供求关系对比的结果，宏观经济有供大于求、供小于求或供求平衡三种状态，考察的指标体系主要是CPI、GDP增长率、自然失业率、投资率、货币增长率等，因此，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考虑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即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体，结构性问题也普遍存在，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50、60年展起来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已经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论敌。
显然，转型期中国的事实与完全市场的假定相去甚远，由于市场化程度在三次产业间及其内部、在上下游产业间、在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问的差别，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根据上一部分的分析，由于市场化程度推进不一，在我国总体经济内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市场和下游市场存在通货紧缩的因素，而在市场化推进较为缓慢的要素市场以及上游市场存在经济过热的因素，这两大市场成分则可能分别在内部形成局部紧缩或局部过热，与总体宏观经济表征出现背离。于是除了供过于求、供不应求以及供求均衡这三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之外，经济运行还可能表现出以下几种转型期不均衡态势，这使得以传统的总量指标在判断宏观经济状态时出现力所不逮。
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在现实中的表现十分明显，我们用1991--1999年间名义GDP构成和实际GDP构成的比较来说明我国通货紧缩的结构性特征。
从第二产业来看，1994年以后名义值的比重基本不变，但是实际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实际值比重大于名义值比重，说明第二产业实际供给不断增加，而同时价格水平下降，是竞争加剧、供过于求的表现；第三产业的情况与第二产业恰恰相反，名义值比重大于实际值比重，前者在1996年经历了一个低谷后开始上升，但是后者上升则缓慢得多，说明第三产业供给增加幅度较小，价格上升明显，是供不应求的表现。因此，第二产业价格下跌成为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
(三)转型期价格传导时滞延长、传导程度减弱、总体价格水平上升有限的特征
市场价格指标体系传达了不同环节的价格状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区是同质的，不存在结构性问题，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价格传导在最终环节体现出来，总体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可以作为物价总指数。在转型经济下，投资旺盛直接导致对于投资环节的生产资料的需求旺盛，并相应推动了燃料、能源和动力的需求，基础产业和基础材料供给紧张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并带动了这一领域价格指数——例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等的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尤其是在基础产业部分价格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时期沿用下来的成本定价法的情况下，更进一步抬高了这一环节的价格水平。
而下游产业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竞争加剧背景下厂商致力于改进制度、技术以占领市场，因此，供不应求的局面已经不复可能，供过于求成为经常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厂商致力于压低成本、降低价格，因此，上游的投资过热导致的价格上涨对于下游产品的价格影响力大大减小，基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价格传导机制在这里出现失灵，表现为传导时滞延长、传导程度减弱的特点。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既有别于计划成分占比例较大的体制转型初期的宏观经济表象，同时又有别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表征：一方面是投资过热、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以往其结果必然是总体的经济过热，另一方面其他产业一般表现为供过于求；一方面是上游价格迅速上升，另一方面总体价格上升缓慢。这种结果导致市场价格出现失真，形成假性的资源配置信号，造成资源的非有效配置，相应的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否出现了经济过热，以及是否应该采取紧缩的措施与以往相比显现了难度。
例如，长期以来我国上下游价格指数之间传导关系的滞后期上的规律性一般表现为，CPI滞后3--6个月，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相关性最大；CPI与生活资料价格指数相关程度密切且基本没有时滞；CPI与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相关性最高的月份是滞后12个月；CPI与原材料、燃料购进价格指数滞后12--15个月，相关性最大。不同价格指数之间，高度相关时段大体为3个月左右，随之相关度逐渐衰减。但是随着市场推进程度差异的日益显现，这种相关性正在发生变化。根据我们的研究，2003年以来，从传导时滞上看，生活资料出厂价比生产资料出厂价滞后约1年零3个月；加工工业出厂价比采掘业出厂价和原材料加工业出厂价滞后约12个月；一般日用品出厂价比加工工业出厂价滞后约6个月；耐用消费品比加工工业出厂价时滞更长；从传导程度上看，上游生产资料与下游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传导过程较弱，生产资料向生活资料传导程度减弱，其中尤其是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到一般日用消费品价格的传导能力大幅度减弱。
关键词：去杠杆 降成本 市场化债转股
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正式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去杠杆的总体思路，指出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意见出台以来，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的主导下，某企业集团、商业银行经过认真磋商，顺利达成了业务合作共识，在市场化债转股问题上率先实现突破。2016年11月14日，山东省国资委、某企业集团与商业银行共同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由商业银行牵头组织总规模210亿元基金，与某企业集团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合作，完成山东省首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该项目的落地是山东省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山东省国有企业改革转型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市场运作、政策引导，遵循法治、防范风险，重在改革、协同推进”的原则，采取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有序推进。
一、某企业集团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基本情况
某企业集团是山东省委、省政府从保障区域能源安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大型企业的战略高度，在整合多家省属煤炭企业组建而成的国有独资企业。目前，某企业集团下辖6个矿业集团、2个省外区域能化公司、9个非煤专业化公司，现有员工十余万人。某企业集团成立以来，规模快速扩张，盈利水平位居煤炭行业及山东省省管企业前列，在省管企业中率先跻身并连续多年位列世界500强。
某企业集团市场化债转股项目由企业和商业银行分阶段设立三只总规模210亿元基金与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合作。企业与商业银行市场化债转股的基本方式为用新股还旧债。由商业银行吸纳社会资本，通过资本管理平台或设立产业基金，投资企业控股子公司股权、债权资产，用以归还企业银行贷款等有息负债、经营周转，从而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和节省财务成本，增强资本实力，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同时促进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生产经营能力及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也使投资人分享到企业成长发展的收益。
二、某企业集团市场化债转股的特点
1999年-2002年，国务院为减轻国有企业财务负担，实施了由政府推动，国家给予银行剥离不良贷款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政策性债转股。某企业集团所属各矿业集团，全部实施了政策性债转股。通过实施债转股，减轻了各单位当时的资金成本负担，减缓了企业经营资金的压力，使企业得以维持生产经营最基本的资金支出。与上轮债转股相比，某企业集团此次实施的市场化债转股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与国务院债转股政策相契合
某企业集团债转股项目，遵循法治化原则、按照市场化方式开展工作。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各参与方依法依规有序开展业务，充分保障各方权利，有效防范风险。一是对象市场化选择。某企业集团市场化债转股由商业银行依据国家政策与企业自主协商确定，几个市场主体之间形成了风险自担、收益自享的相互关系。二是资金市场化筹集。企业市场化债转股所需资金由商业银行吸纳社会资本，通过设立产业基金方式，充分利用各种市场化方式和渠道筹集，充分考虑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风险承受能力、企业财务承受能力等因素，既确保降低企业负担，又避免将银行风险简单转嫁给广大投资者。三是价格市场化确定。企业市场化债转股所需资金价格主要依据市场形成的公允价格由企业与商业银行各自履行相关程序后自主协商确定，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四是股权市场化退出。某企业集团市场化债转股协议约定：债转股基金到期前，如果企业根据规划完成上市，则企业转型发展基金在二级市场退出；如果未能上市，则通过向第三方转让、引入其他社会资本或由企业回购进行退出，与政策性债转股约定到期后债转股股权由母公司直接回购有本质区别。
（二）与企业近中远期发展规划相吻合
基金投资分三阶段进行，实施步骤紧密契合企业近期、中期、远期发展规划。其中，第一阶段“某企业集团转型发展基金”，方案围绕“去杠杆、降成本”设计，资金主要用于帮助集团本部及下属煤炭板块一级核心子公司置换高成本负债，降低财务成本。第二阶段“并购重组基金”，方案围绕“补短板、促转型”设计，协助做强企业所属上市公司，帮助企业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转型升级。第三阶段“资本结构优化基金”，方案围绕“调结构、强治理”设计，资金主要用于某企业集团主业上市前的资本结构梳理，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达到上市公司标准。
（三）实现政企银三方高度融合
通过签订框架协议等形式，详细界定了政府、企业、银行三方的权利义务。山东省国资委加大对某企业集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支持力度，帮助集团消化历史包袱，对推进债转股项目提供政策支持；某企业集团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保持良好营业绩和财务水平，并保障商业银行债转股后的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商业银行负责落实债转股项目合作基金，并为企业提供全面、优惠的综合化金融服务，在债转股项目实施后，全面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帮助企业转型发展，构建新型银企合作关系，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高度融合。债转股方案全面实施，实现了三方共赢，具体表现如下。
（1）对政府来讲，试点示范作用明显，可助推山东国企改革。实施本次债转股，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署、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入落实国务院推进银企合作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山东省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到战略示范作用，有利于引导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2）对企业而言，一是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财务Y构。全部资金投入后，企业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财务结构将得到有效改善，资本实力显著增强，同时也有助于防范债务风险。二是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充分利用国家市场化债转股的金融政策，抓住煤炭市场转好机遇，进一步做好融资筹划，优化融资平台和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三是扶持企业生产经营，推动企业转型发展。通过市场化债转股，大幅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推动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有助于联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和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规范企业治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信誉，从而为未来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3）对银行而言，一是符合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部署，符合商业银行经营转型方向。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到某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中，全面、及时把握企业经营状况，掌握企业核心优质资产，从而提高金融资产的安全系数，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潜在风险。二是促进综合化经营，扩大市场份额。某企业集团市场化债转股选择商业银行所属专业子公司作为实施机构，不仅可推动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还能通过债转股基金的一次性投入，拓展商业银行在山东国企的市场份额。三是保障基本利益，实现股权退出。债转股基金设定了投资年收益率，商业银行能够获得较高回报。到期后，债转股基金将通过股权上市、股权转让或股东回购、基金份额转让等方式退出。
三、某企业集团市场化债转股的思考
1.某企业集团市场化债转股合作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各相关方讲政治、勇担当的结果
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作为企业方认为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国家政策支持是根本前提。这一次的债转股是在“去杠杆”产业政策背景下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观导向。完全符合国务院两个意见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的路径方向。二是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是基本保证。山东作为国企大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居于全国首位，山东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启动地方国企改革，及时出台了系列配套文件，省政府专门召开重点省属国企债转股座谈会，安排部署债转股工作，并科学规划设计改革蓝图。这些举措为企业和银行推进债转股工作指明了方向。三是银企求同存异、通力合作是必要条件。银企在推进债转股的过程中，高管层高度重视，互相协调配合、认真磋商、求同存异，最终达成了合作共识，确保了方案落地。
2.问题与建议
一是入股的市场化定价问题。债转股企业一般包括上市和非上市两部分，上市部分可以参照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非上市部分一般参照竞争性市场报价或其他公允价格确定，但由于当前股权转让市场不够发达，竞争性报价难以获取，按照其他公允价格确定往往也缺乏明晰的估值标准，给市场化定价带来一些困难。建议进一步加强政府主管部门对债转股工作的监督管理，对债转股企业的财务核算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进行规范，以净资产为估值基准，结合对企业经营状况及所处生命周期的判断，借力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二是入股资金置换债权博弈问题。银行入股后，企业股权结构出现积极变化，财务指标得到优化，整体偿债能力得到提升，债权风险度下降，其他银行对企业融资的态度由退出转为支持，有时宁可降低债权价格也不愿被置换贷款，容易产生风险度相对较高的股权投资与风险度逐步走低的其他银行债权资金博弈的局面。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对此予以重视，监督债转股银企双方的履约情况，确保协议完全落地。三是债转股银行如何真正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项目实施后，实施机构普遍面临如何真正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保证其在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中的话语权问题。建议建立完善相关机制，由实施机构向债转股企业派驻董事、监事，保障债转股银行的权益，企业应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规范自身经营管理，比照上市公司的标准进行信息披露，借助社会力量督促企业加速转型与发展。四是非上市公司债转股后市场化退出手段不足的问题。从目前看，债转股企业主要是强周期的行业龙头企业，这其中既有上市公司也有非上市公司，如在债转股实施过程中涉及IPO、定向增发、兼并重组等资本市场的运作，需经历上市前辅导、审查、排队等较多环节，运作周期较长，建议证监会对债转股企业给予绿色通道等政策支持，以进一步畅通退出渠道，提高投资方的参与热情。五是制度易成本较高的问题。在市场化债转股运作中，银行资金主要通过基金、股权等渠道投放到企业，资金流转环节较多，涉及税费成本较高。建议国家相关部门针对债转股合作双方制定优惠政策，允许企业对优先股股息或类似性质的财务费用进行税前抵扣，对实施债转股的公司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给予一定程度的减免。
（作者单位：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一、财务风险控制的含义
财务风险控制是指对企业的资金投入、收益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衡量与校正，目的是确保企业经营目标以及为达到此目标所制订的财务计划得以实现。其终极目标是为了优化企业资源，综合配置效益，提高收益。财务控制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公司管理人员管理水平最重要的因素和依据，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环节，是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及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公司要想立足于长远、可持续地发展，必需掌握公司财务控制这个管理的核心。
二、子公司在财务管理上所面临的风险
（一）外部经营环境的风险
对于集团化经营的企业来说，与以往的传统企业经营业务都集中在同一地区有所不同，其经营管理都在不同的区域，通常都是跨市、跨省份经营，更有甚者业务已经拓展到了国外。随着业务不断向外拓展，总公司面临着异地经营的风险，厘清子公司的财务风险就成为总公司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经营环境的多样性意味着总公司在财务管理上面临的不是单一的外部环境，而是复杂的社会经济和市场环境，这就加大了企业财务管理和控制的风险，增加了困难。
（二）内部人员控制和组织架构的风险
子公司主要是基于业务拓展而成立的，其立足点是经营的需要而非管理的需要，所以一些子公司的组织架构并不是十分的完善，内部人员的管理也经常会有疏漏。而这种疏漏所带来的财务风险表现为成本费用的控制难以准确地掌握，造成不必要的浪费。首先由于异地经营，许多子公司无法像总公司一样实行精细化的管理，多是粗放的管理模式，使得子公司潜在的财务风险对总公司的财务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其次，子公司在进行施工时需要大量的材料、设备等，这样异地经营就导致了公司的资源不能实现共享和优化配置，造成采购成本加大、资金的超额支出。因而，传统的财务管理方法就不能满足对子公司的管理需要，不利于公司财务风险的降低。
三、集团企业对子公司的财务风险管控策略
（一）统一会计核算制度并完善内部审计监督体系
会计核算制度的统一和完善是一个公司经营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对各个子公司的财务管理中，要实施与总公司相同的财务管理制度，使其在财务核算上坚决与总公司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这样才有助于公司的长久发展。同时，总公司要对子公司实行定期的财务监督、审计管理，保证财务管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其应该包括预算的监督审计、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审计、权限监督审计、会计监督审计、离任监督审计。预算的监督审计主要对子公司的预算决策的做出是否合理、预算的执行是否真实进行监督和审计。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审计主要是针对资金的使用是否合理、有无浪费等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权限的监督审计主要是对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在经营活动中是否依据总公司的授权对审批制度严格执行，以防止出现越权决策的行为。会计监督审计是对会计核算的合理性、准确性、真实性等进行监督审计，确保单据的合法性以及经济业务的真实性。离任监督审计是在子公司的经理及管理人员离任时，对其在职期间所负责的经济业务进行审计，调查清楚其在任期间是否严格按照总公司的授权来开展业务，是否有营私舞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及时分清责任，确保公司的利益不流失，减少可以避免的损失。
（二）建立预算制度并保证执行力度
预算管理制度包括预算的制定、编制、日常执行及考核。子公司预算目标的制定，应当以公司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取得子公司经理的认可，且一定要经过总公司的权衡和批准后方可实行。这样就会避免造成预算目标制定的过大、过高打击子公司员工们的积极性，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也防止把预算目标制定的过于保守，这样就会阻碍公司的前进和发展，影响子公司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各子公司还应对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剥离出预算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报告给总公司财务，以便总公司对子公司情况的掌握做出及时的纠正、调整，保证预算的顺利执行。同时，总公司还应对相应时期的预算情况和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对各子公司的绩效情况做出评价、考核，监督预算的有力执行。
（三）建立财务人员派遣及培训制度
子公司的财务人员直接由总公司派遣、委任是降低子公司财务风险的最佳选择。该方法大大加强了总公司对子公司财务情况的监控和把握，使得总公司可以及时、有效地获悉子公司的财务情况，保证了子公司在财务上与总公司的及时沟通。总公司在派遣子公司财务管理者时，应该事先取得子公司经理的同意，财务经理在财务上直属总公司管理，由总公司对其工作和业绩进行考核评价，评定工资、奖金及福利等方面的待遇，但在行政上归属于子公司负责人管理，并向其汇报工作。同r，总公司还要对子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考核，定期到总部学习、观摩，使他们紧随总公司的发展脚步。这也使得子公司的管理者与财务经理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这样才有利于总公司对子公司财务的控制和管理，保证了公司财务控制体系的完整性。
（四）实施业绩考核并实施绩效奖惩
对于财务风险管理，应当未雨绸缪，在日常经营管理中，结合全面预算，在集团内部对子公司进行业绩考核并实施绩效奖惩管理，这样才能使集团内部按照规范的内部控制流程、财务管理体系和总公司战略进行经营互动，能更好地降低子公司财务风险。对此总公司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业绩考核和绩效评估制度，并且由总公司的财会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等部门对子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系统的业绩考评。对子公司的考核主要依据于销售收入情况、预算指标的完成情况、利润情况以及成本费用的发生情况。在进行子公司人员的业绩考核和绩效评估后，一定要及时落到实处，与他们的薪酬挂钩，据考核结果予以奖励或惩罚，激励子公司员工更好地为公司服务。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司的财务风险管控是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命脉，也是企业完善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立完善的子公司财务控制系统就更加重要，这关系到企业能否长期持续、快速地发展。建立和完善子公司财务控制体系不能只是制度上的健全，更要落实到实际经营管理中去。在建立完善的子公司财务控制体系的基础上，保证其有效实施，才能助力于公司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唐建琼.浅析集团公司如何实施对子公司的财务控制[J].中国经贸导刊，2010（10）.
一、伴随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断促进市场主体发展
改革开放35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履行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在思想解放进程中不断创新，在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中不断发展，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在改革开放初期和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阶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促进市场活力逐步释放，市场主体数量迅猛增长。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要求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和物价管理，严格执行市场管理法规，形成正常的市场秩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积极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努力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认真执行并推动完善《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逐步确立并积极发挥工商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商标注册管理、广告管理和集市贸易管理等职能作用，积极培育各类市场，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市场主体焕发出无尽的创造活力。截至1992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达到582.2万户；私营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到14万户；外商投资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到8.4万户；个体工商户从少到多，由1978年的10.1万户增加到1533.9万户，增长了151倍。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阶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促进市场活力不断增强，市场主体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党和政府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与时俱进，从“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市场主体发展环境逐步优化，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地位作用日益突出。国家先后制定颁布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法规，为市场主体发展提供法律支撑，营造制度环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推进企业登记注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同时积极发挥公平交易、广告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职能作用，为市场主体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进一步激发出来，市场主体类型不断丰富，市场主体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02年，全国各类市场主体总数达到3111.7万户，其中，各类企业734.2万户，个体工商户2377.5万户。在企业中，私营企业263.8万户，外资企业25.9万户。十年间，各类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由1992年的3.5万亿元增加到19.7万亿元，增长了4.6倍；户均注册资本由1992年的57.5万元增加到267.9万元，增长了3.7倍。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服务发展方式转变，市场主体结构不断优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调结构、转方式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积极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网络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大力支持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带动和促进就业。依法做好产能过剩、技术落后、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等企业的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工作，积极服务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市场主体结构日益优化。截至2013年9月底，全国各类市场主体总数达到5872万户，其中，各类企业1469.3万户，个体工商户4311.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91.1万户。在企业中，私营企业1195.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44.1万户。现代服务业引领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第三产业达到1057.9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2%，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对增加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比重中，从2003年的61.06%增加到2012年的89.31%，充分表明个体私营经济的活力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市场主体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市场主体数量越多，产业结构越合理，中小微企业作用发挥越充分，市场就会越活跃，发展动力就会越强劲。市场主体越成熟规范，市场经济就越健全完善。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没有模式可搬，没有经验可循。面对市场主体的多样化，市场秩序的复杂化，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我们对履行工商职能、服务市场主体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体会不断加深：一是工商部门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服务改革发展大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必须始终坚持“增加总量、扩大规模、鼓励先进、淘汰落后”的方针，做到支持鼓励与依法登记相结合；三是必须始终坚持依法行政和维护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秩序，为市场主体营造好的发展环境；四是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创新，使工商登记制度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市场主体需求。这些认识或者说基本经验为我们下一步深化改革夯实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深化改革，转变职能，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进一步推进职能转变，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一）深化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深化改革不仅是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既要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也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二）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改革的核心。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大幕已经拉开。这次改革强调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和抓手，顺应时展趋势，反映人民群众呼声。转变政府职能，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切实解决好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工商部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推进职能转变。一是把工商职能切实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始终坚持把市场监管作为第一职责，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作好市场秩序的坚强卫士，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切实增强市场监管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努力在全系统形成尽职尽责加强监管、监管就是服务大局的氛围。二是把工商职能切实转到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上来，正确处理好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努力在职责范围内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三是把工商职能切实转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始终坚持把消费维权作为重要使命，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当好“裁判员”，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夯实群众信赖支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根基。
（三）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目的。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细胞，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活跃市场经济，根本是活跃市场主体。多年来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情况表明，市场主体数量增长率、注册资本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就业增长率之间密切相关，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数量的多少、经营规模的大小、产业结构的分布，都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数据显示，企业注册资本与财政收入在总量上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注册资本每增长1亿元，就能带动财政收入增长1490万元。企业发展工商指数和全国财政收入保持相似的趋势，对预判财政收入未来发展趋势有较好的参考作用。前不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立足市场主体准入职能，运用新建立的“国家经济户籍库”中的全国新设企业、注吊销企业等数据，对企业的生存周期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发现近五成企业存活周期在5年以下，企业成立后3～7年是发展“瓶颈期”，企业规模越大存活率越高。这一情况表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对市场主体数据的有效运用，全面履行企业登记职能，可以很好地支持各类企业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不竭的微观基础。我们不断推进改革举措，释放制度改革红利，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三、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扎实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以深化改革统领全局，以强化监管促进发展，不断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新局面。
（一）以深化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为重点，积极推进工商职能转变。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既是工商职能转变的突破口，也是工商职能转变的中心任务。工商登记制度是确立市场主体经营资格和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进程中，我国的工商登记制度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培育市场主体、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现行工商登记制度的适应性面临新挑战，如政府管控过度、行政审批过多、市场准入条件过高等，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准入门槛，抑制了投资活力。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改革工商登记制度，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将改革工商登记制度作为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是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好地促进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展。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应当遵循便捷高效、规范统一、宽进严管的基本原则。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同时简化其他工商登记条件，放松市场主体准入管制，最大限度地为投资主体松绑，释放投资创业活力；二是清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理顺证照关系，提高登记注册效率，使市场主体更加方便快捷地进入市场。工商登记职能是工商行政管理的基础职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将以此为重点，进一步转变职能，积极维护市场的准入、竞争、交易秩序，努力营造宽松平等的准入环境、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首先，在转轨期物价本身没有可比性。物价指数不是通胀通缩指数。从计划价格这种不是价格的价格，通过双轨制，逐步向市场价格这种真正的价格转变，是一个商品化、市场化的历史过程。这种转变是我国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变革的必然产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价格逐渐反映价值和供求，愈来愈像价格，但至今还没有到位。随着交换关系的深化、交换范围的扩大，商品价值的质和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其货币表现也在发生变化，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度的加大，质变快于量变。从时间序列上看不同时点上的价格不是同质的东西，因而转轨快时没有可比性，转轨慢时可比性也很小。今日物价与昨日之物价孰高孰低不可同日而语，和两年同期相比更是无稽之谈。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还远没有结束，物价指数还能不能当通胀或通缩指数来使用，这是必须明确的大问题。不能用美国的理论解释、解决中国的问题。水100℃可以沸腾，但必须在一个大气压下，气压不同沸点则不同。物价指数可以作通胀指数，但必须在转轨完成之后。随着成本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核算范围的扩大，成本价格、商品价格上升是必然的正常的。因而1994年、1995两位数的物价腾升并不是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扣除正常的价格补位之后，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是计划需求膨胀造成的，根本不是市场行为。由各级政府计划需求膨胀向需求正常过渡实际上只有1996、1997、1998三年，还没有到位，没有真正着陆。按符号经济的总量统计以1978年为100，1998年总物价指数还高于1994年。1994年为310．2点，1998年为370．9点，只是比1996、1997年低，比1995、1994年都高。1994年被视为两位数通胀，1998、1999年又被视为通缩。真是不可思议。可见胀、缩之论没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是用人家的理论解释自己的问题，把自己弄糊涂了。这种胀、缩之论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调控对策、有效的措施，还必须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什么总量的。过去没有多发票子，现在也没有少发票子，货币的贬值和升值不过是随着交换关系变化而变化，货币职能和流通速度呈现不同变化而已。它是结构矛盾转化的果而不是因。一个人气色不好，是得了胃病，治胃病吃胃药，为什么非要说是治气色抹脂粉呢？何必把抬牛腿，硬说成拔牛毛呢？我看胀缩之论可以休矣。
当前物价下降是总量指标，就具体物价而言有降也有涨，剩余产品物价下降，短缺产品如教育，垄断产品、新产品，准公品、住宅、服务等产品，有的价格正在上升，有的原来很高，降也有限。而目前的统计中，物价样本结构落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权重失当，使价格本身的可比性下降，在消费品零售额上升10％（扣除物价因素），进口增长两位数的情况下，物价还在下降，就很说明问题。不改变目前物价统计样本权重，下降几个百分点中多少是误差，说不清楚。在结构调整期，几个百分点也算不上什么大事。这些统计符号实质意义有多大，确实要重新估量。
第二、总量矛盾只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符号经济之中总量矛盾是一个永恒的主要矛盾。在实质经济之中没有总量矛盾，只有结构性矛盾。在运行中哪一个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我们从事调控应该明确的问题。
当前物价指数同比下降，存在大量市场剩余，人们认为总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那么，1994年、1995年前后一个时期内，物价腾升，市场供给不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物价指数两位数上升说明总量矛盾比今天还严重，也应该说总量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过供求形势相反而已。物价上升供不应求，物价下降求不应供，何时没有总量矛盾？何时总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总供求平衡中存在理想之中，存在于历史的平均数之中。在符号经济中，总量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唯一的，因而不是主要的。对于发展和运行而言实际上等于没有这个矛盾。短缺和剩余都是供方结构性矛盾的反映，而需求过旺是各级政府盲目跃进的产物，所谓求大于供是计划需求和实际需求、实际供给结构性矛盾的反映。在正常的市场格局中，不是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矛盾。因而也不能用市场调控的措施来解决。客观上只存在个别产品、要素的供求矛盾，不存在社会总产品的总供求矛盾。可统计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同空不同时，在实质经济中缺乏时间上的统一性，形不成一对矛盾。
个别产品的市场价格是公式P=WD／S（W为价值，S为供给，D为需求。当D=S时P=W，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时点。一般情况下不是D>S，就是DW，就是PW时，该产品价格大于价值，有价值转入，当P?W时，该产品价格小于价值，有价值转出。对社会总产品来说，这部分产品获得的转入价值总和等于那部分产品未实现的价值总和。社会总产品的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总需求等于总供给。∑D=∑S。也就是总剩余∑（S－D）等于总短缺∑（D－S）。全社会投入的总劳动在一个时期是定数，总量不变，而在区域、产业、产品间的分布是可变的，不均衡的。在甲地投多了，在乙地投少了，在甲产业、产品投多了，在乙产业、产品投少了。因而从理论上总需求应该等于总供给，因为总剩余等于总短缺，有剩余必有短缺。
第三、符号经济中的统计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关键是统计时空不对称，剩余掩盖了短缺，或短缺掩盖了剩余。这是因为供给和需求的品格、性质不同。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化不对称，生产结构一般都滞后于消费结构变化。供给的内含和数量只能代表过去和现实，而需求的内含和数量代表现实和未来。它们对称的等量的只是现实，因而总是部分产品价值得到实现，部分需求得到满足，过去的产品成为现实的剩余，未来的需求成为现实的短缺。我们说总供给和总需求时间上没有统一性，就是因为过去和未来不在一个时点上，所以总供给和总需求，构不成一对矛盾，时间上缺少统一性，它们时间上有统一性的部分只是供给和现实需求相当的部分。总供给和总需求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S1=D2代表现实供给和实现了的需求。S1代表剩余，不符合现实需求的供给，D2代表未实现的需求，但对需求而言是现实的，不是没有购买力，而是实现不了，相对现实供给而言未来才能实现。只要在剩余没有丧失使用价值之前，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消费，生产剩余的社会劳动量在再生产中投向短缺，去创造需求，实现未实现的需求，结构就逐步调整到合理结构。从社会总劳动看问题，圆S和圆D是两个面积相等的圆，不过由于投入结构不符合需求结构，两圆心不在一点上，而在图形上形成了供给和需求的矛盾状态，实际上S1逐步缩小，S2逐步扩大，D2也会逐步缩小，在某一个时点上两圆心重合，两圆重合S1为零，D2为零，S=D。当然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错位是常态。而在符号经济中，统计总供给时反映的是S1=S2为总供给，统计总需求时只统计了D1，无法统计D2，甚至观念上根本就没有D2这回事。所谓需求不足，在人们眼里，需求只是D1。其实在有剩余和大量储蓄存款同时并存时期，D2转化为储蓄，等待短缺的供给。
我们当前的供求关系正是如此。从统计上看，存在大量剩余，物价下降，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有效需求只统计了实现了的一部分D1，而D2没有统计出来。无效供给的剩余掩盖了有效供给的不足。供给和需求的有效性是相对的，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运行体制机制、特定的交换分配关系前提下的有效性。离开了特定的交换前提无以判断有效无效。
我们暂且不谈使用价值意义上的供给结构和新的需求结构的矛盾。仅就现存分配交换关系而言，某些供给也是无效的，没有有效需求的供给就是无效供给。
一部分产品，从使用价值上看符合现阶段供给，但在现实市场上变成了剩余，在交换关系上成为无效供给。这部分产品对有购买力的人已不需要，需要的人又无购买力。因而对现实购买力它们是无效的供给。排除使用价值问题，无效供给和无效需求是等量的。无效需求是收入分配分化过大的产物。
西南地区崛起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纺织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面对生产成本等不利因素的增加，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沿海服装企业向内地转移趋势十分明显。早些年“东南飞”的技术工人、企业开拓者等大量回归川内，不少企业不仅将生产基地搬到了西南内陆，也将公司总部转移到了当地。在这新一轮的经济角逐赛中，西南地区无疑正孕育着更多的商机和活力。
以西南地区实现产业规模大、增速快的四川省纺织服装业为例，2009年与2000年相比，四川省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出货值同比分别增长了557.77％、536.83％、898.99％、90.08％和230.51％。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5月底，西南地区纺织业已实现竣工项目数60个，占该地区施工项目总数的26.20％。随着四川成都的功能性职业装、休闲装优势日益明显；南充的“东桑西移”实施以及重庆渝派服饰的发展，西南地区的服装产业日益成熟。
对此，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流通分会名誉会长杨东辉表示“近年来，随着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到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力增加，东南沿海地区纺织服装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势在必行，这对西南地区专业市场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他指出，大规模的产业链式转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有效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西南地区的专业市场要以优良的投资环境做好承接工作，以打通商贸流通渠道为突破口，促使纺织服装行业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独有的发展特色。同时，二三线城市中的专业市场也逐渐异军突起，专业市场在拉动二三线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活力和生机，二三线城市将成为纺织服装业新的“掘金”热点。
虽然在的《西南服装产业及商贸流通竞争力分析报告》中用大量翔实的数据来分析和考证了西南地区服装产业发展现状以及产品销售、流通、采购等相关产业链环节的配套情况，以及西南地区服装产品供需关系和商贸流通能力，但是否能否顺利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相关配套设置的完善至关重要。尤其是市场的数量、经营理念、服务功能以及客流量和交通的便捷，这些都在考验着西南地区的承接能力。
泸州的新商机
12月8日，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运营中心正式开幕，并获“《中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建设与管理规范》试点单位”称号。西南商贸城运营中心的开幕，开启了西南地区商贸流通的新篇章。
据了解，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是集服装、鞋包、小商品、五金机电、家居建材等商品展示、交易和电子商务为一体的一站式综合商贸批发平台，是辐射川、滇、黔、渝交界区域入市七十五区县6000万人口的省际商贸中心。该项目是四川省2010年重大项目，是四川省打造西部物流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列为四川省十大商品批发交易市场。泸州地处川滇黔渝结合部，商贸优势异常明显。作为西南地区与成都荷花池、重庆朝天门鼎足而立的西南商贸中心，西南商贸城必须把握住这一契机，打造一个承接东部沿海服装企业构建渠道、拓展内销市场的新渠道、新平台。
《报告》指出，泸州正在向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聚集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作为泸州市委、市政府推动泸州商贸产业升级、打造川滇黔渝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的项目载体，中国(泸州)西南商贸城具备了成为覆盖川南、辐射云贵的区域中心市场的条件。
随着纺织服装由科技创新、品牌创新向流通模式创新转变，产品流通渠道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专业市场品牌培育、市场服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的同时，专业市场已成为品牌企业市场渠道拓展的优势平台。伴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纺织服装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二三线城市中的专业市场不断逐渐异军突起，商贸流通业表现出了新的发展活力，西南商贸城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孕育而生。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宋则表示“西部地区潜力巨大，市场相对空白，消费人群庞大，接受能力强，成长型服装品牌进驻很有优势。”
区域合作共赢
“区域梯度转移，是让西南部地区迎接中东部产业发达地区服装品牌流通的未来新模式，还是只是简单迎接旧有的落后淘汰模式”。中国人民大学产业流通研究中心主任马龙龙在“中国服装品牌流通模式的构建创新与专业市场之间的合作共赢”的高端对话中表示，加强区域合作，创新流通新模式，是西南地区崛起的发力点。
据了解，西南地区二三线城市，县乡农村虽然是纺织服装消费的重要力量，也是支撑西南地区产业转移的内在驱力，但就目前来看，这些地区的流通渠道建设尚不畅通、市场整理规模较小、业态水平较低、产品种类不够丰富、档次相对较低，这些无形中又制约着西南地区的发展。因此，在长达四个小时的论坛上，与会嘉宾深刻剖析了中国服装品牌流通模式的构建创新与专业市场之间的合作共赢，就如何构建服装品牌流通新渠道，开拓内销市场新模式和品牌输出，市场扩展，推动专业市场之间的合作共赢的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认为，市场部工作应该是分析市场、研究市场、总结市场规律，具体进行市场开发工作。对市场工作则主要进行工作业绩的考核。医院市场部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企业的销售部。而作为营销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呢？形象要端正，市场意思强，沟通能力、应变能力强，能够吃苦，有比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等。而从事医疗营销的市场人员，个人基本要求更高。
医院市场部目前做了哪些工作呢？发传单、挂户外牌、以及进行车套广告的维护等。挂多少牌？做多少车套广告？以及内容如何组织，设计等？更大程度上应该是策划人员的宣传工作。而执行这些工作，更多的是要求体力活（很多单位是将类似工作直接交给广告公司来完成的）。本院的具体挂户外牌等工作，交给几个身手敏捷的人，应该可以搞定。
市场部是否能够正常运转？能开展有效的市场开发工作？决定于医院制定的市场思路、市场开发人员基本的素质高低和市场部管理水平等。如果说策划工作要求的是有创意，求新，侧重于文字表达能力、平面设计能力等方面，是点对面的宣传工作；那么市场工作则基本上是根据市场开发工作的需要，侧重于公关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是进行点对点的宣传工作；工作本身更多的要
求市场人员较高的个人素质，以及较好的工作主动性、自觉性等方面。如果市场人员总是等着别人来安排其工作，同时其又不能很好的与人沟通，那么这样的市场人员原本就不合格。
一般单位用人，是因为“岗位”而选择“人”、用“人”；而我们现在的市场部工作是因“人”而设置“岗位”。如此，市场部工作怎么开展？市场部的业绩考核如何进行？
二、本院市场部的工作职能描述
1、调查市场、分析市场、总结市场规律，制定市场开发工作方向。
①、通过适当方式深入市场调查，分析、总结市场规律；
②、及时收集本医院病人信息，进行客观统计分析，找准市场方向。
上述工作，一是为了更好的明确市场工作方向，二是检验市场工作的业绩。当然，对医院策划部来说，也有必要进行市场分析工作。
2、适当的时候，进行医院全员营销培训，逐步提高医院整体营销水平。
医疗服务营销，不同于有形产品的营销。产品营销，可能是与生产者关系不大的工作；而医疗服务过程是病人来医院后的具体医疗行为，涉及到医疗服务的各环节，联系到提供医疗服务的所有医务人员。如何让病人来医院接受比较满意的医疗服务，自然就涉及到相关医务人
员的营销观念，以及具体的营销行为。
提高我医院医务人员的营销意思、营销水平，进行医院内部的营销培训工作、营销工作，有时候更重要。
3、客服工作。
规范医疗服务，根据医院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客服工作，提高医院现有客户的满意度，忠诚度，促进医院的良好口碑，从而促进医院的经济效益。客户服务工作也是销售工作配套的惯例。
这同时也是全体医务人员共同的工作。
三、明确工作职能，有计划的有效率的进行市场开发工作
1、通过举办系列活动进行市场开发
①、策划、组织、举办各种活动：如大学生青春期健康讲座活动（女大学生人流总是比较多），针对农村市场的大型免费体检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公益活动等；
策划、组织、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对市场人员要求的素质更多。工作本身涉及到市场人员对相关政府职能部的公关能力，以及有效举行活动的执行能力，活
动效果的分析、统计能力。
年后计划在湛江各高校，以及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学院，有计划、有目的开展青春期健康讲座活动。为此，市场部还需要配备一名健康讲座人员。活动能成功
进行，既是医院形象、医院品牌的进一步推广，也可以直接促进医院经济效益。
年后计划针对湛江农村市场，做进一步的市
场开发活动。主要以乡镇、甚至有代表性的村为单位，组织一定规模的免费体检活动，或者专题讲座活动，进而
发现病人，从而直接带来医院的经济效益。
适时组织、安排周边社区相关工作。
②、活动类人员要求：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医学类、市场营销类相关专业毕业，25岁以上，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工作态度端正，团队意思强，从事市场开
发工作一年以上，有医药、医疗器械，医疗市场开发工作经验优先。
待遇：底薪1000+提成
工作计划：市场部安排2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实施。
工作考核：按照计划开展活动的次数，以及开展活动的效果。
2、转诊类业务工作
①、工作性质
一方面是针对大的医疗机构的转诊业务，主要是大的医疗机构的收费高而病人相对承受不起的病人。这一块操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医院的收费也不低。
另一方面主要是针对小的诊所，门诊机构，大小药店等进行转诊业务工作。我院以前的转诊活动不大成功，我们更多的应该从自身找原因。什么样的人合适做转诊市场的开发？转诊患者的接待程序以及个性化的服务要求等等？以及我们对转诊医务人员的劳务报酬及时合理支付等问题。如果把转诊开发行为仅仅当成是下个通知给对方，以为通知到了就行了，其效
果就自然不理想。至少，开展转诊业务工作要强调两点：市场人员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及对转诊病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能力。为了取得客户的信任，有些客户还要有计划的多次拜访。 共2页,当前第1页1
②、转诊类人员要求：文化程度高中以上，年龄30岁左右，女性优先，沟通能力强，有兴趣从事医疗市场开发工作。
待遇：底薪1200元+提成
工作计划：市场部安排2——3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工作范围也主要以湛江市区，近郊区的范围来开展。早期，转诊市场拓展范围求远、求广，目前不适合医院的客观基础。
__镇以省级示范镇建设为总抓手，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立足在发展中加快转变，在调整中提升产业层次，加快新材料产业扩张区、汽车部件产业转调提升区、高科技工业集中发展区、商贸物流集聚区、太阳山圣天湖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生态宜居生活区六大功能区建设，促进全镇经济实现跨越发展。
把加快汽车部件产业调整提升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切入点。着力打造汽车部件转调提升区，重点在提高产业标准、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及培育品牌方面下功夫。充分发挥海华、宏泰、安博科技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引导中小板簧企业进一步转方式调结构，提升装备水平，产品由等截面板簧向变截面板簧、空气悬架系统升级，品种由板簧向汽车拉力杆、断开式平衡轴等系列配套产品扩展。积极支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北汽海华、亚萌板簧、资豪实业等10余家企业先后成立了技术研发机构，并与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神鹫”、“旺塔”、“白塔”等一批品牌已成为唱响市场的名牌。同时，强化企业自主管理和相互合作，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把加快培育和发展新材料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突破口。在新材料扩张区，逐渐形成以冶金新材料、复合新材料为主导，以高附加值精细化工、医药中间体为补充的产品优势。海洲粉末是新材料产业的龙头企业，粉末冶金的主要工艺就是用还原法代替冶炼制得金属粉末，被称为冶金行业的一场革命，产能位居全国第一。三丰集团实现成功转型，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净水剂生产厂家。晶鑫生产的蓝宝石晶体主要应用于蓝宝石晶体及激光晶体等高端电子材料领域中，广泛应用于LED照明行业，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新材料产业已成为白塔镇经济新的增长点。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对策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非农就业比重上升。2004年从事农林牧渔的就业比重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业就业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饮、服务业就业比重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约10260万人,比上年增长约440万人,1998～2004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380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1]预计今后几年农村转移新增劳动力将在400万～500万人,增长4％-5％。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取代,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增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体制变革、观念更新,家庭经济就业、自主创业、城市就业这三种基本的就业形式,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结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高达14％,即在GDP年均近9.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达1.4个百分点。[2]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效应一般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12.8％。在未来30年中,如果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市场等障碍得以消除,使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话,劳动力的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可以对CDP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正面效应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这种方式推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物质投入,只需对城乡就业结构作出调整。
2.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人地关系大大缓解,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随着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中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农业投资,农业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1965-1977年是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重要时期。1965年日本每个农民年收入为14.6万日元,1978年,每1万名农民拥有的汽车量达到了65.7辆。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日本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生活城市化和电气化。在中国,1994年农村中纯农业劳动力的年纯收入为1826元,兼业者为4160元,非农业劳动者则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劳动日收入计,每个纯农业劳动力每日的纯收入平均为8元,约等于每个非农业劳动力每日纯收入的53％。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平均务工收入6471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98元。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推动农民增收。
3.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使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势头变缓,企业相对人工成本下降,利润相应上升。同时,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为现代经济部门创造出新增利润,刺激现代经济部门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加快工业化进程。
三、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许多困难,有些问题正在阻碍农村劳动力就业,进而成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一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9％,其中工业增加值为45.9％,但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1.8％。[3]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市场准人条件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充分等等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和排斥。三是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不高,就业竞争能力较弱。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就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较大差异,缺乏技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人数庞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术素质偏低。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高达3亿,占农村人口的20.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8％;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5％。四是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将新增就业岗位200万到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到1500万个之间,再加上农村还有2亿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许多人再就业困难;而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对我国的影响更加直接,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更为艰巨。
2.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不宽松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剩余劳动力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农民工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以及大量额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性。
3.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据有关方面调查,2004年上报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6亿元(至2004年底偿付比例为98.4％)。2005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人数占农民工总数的28.7％,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13.8％,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10.0％,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12.9％。由于统计口径和调查误差等原因,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很可能还要低。
4.农民工社会保障普遍缺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不少企业不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将社会保险金负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而形成超额利润,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加快,另一方面使劳动者贫困加深。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的竞争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过大,而消费分配的比例过小。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影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
四、促进农村就业的主要措施
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作者认为,应当重点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剩余,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农业生产率迅速得到提高,从而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2.重视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聚集有着密切的关系,哪里产业聚集效应大,哪里吸引的劳动力就多。反过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又加速了这些地区的产业聚集。但是,伴随这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有自己强大的产业聚集,实现东、中、西部产业趋同,地区差距才可能缩小。[4]因比,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的地区,要认真研究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足够发展后,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因此,做好产业承接,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在本区域内转移,这既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加速本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但是,产业转移除受比较优势的因素影响外,制度、市场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地区虽有比较优势,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场发育滞后,产业转移也会受阻。
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比不上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大力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
3.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门类较多,聚集效应强,消费水平较高,为解决农村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城市化,要不断加快现有大、中城市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档次,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大、中城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小城镇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我国多数小城镇现有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农民进镇成本低,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现实需求。还要看到,多数农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兼营二、三产业,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完全具备离开土地进入离家很远的大、中城市的条件。小城镇具有与农村联系紧密的区位优势,便于直接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促进水利、道路、环保、农电和通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旧居住在村里,让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单纯将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镇更加便捷、有效。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体现特色,注重质量,逐步完善,把扩大就业需求,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优先目标。为此,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根据小城镇特点,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以产业为依托,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逐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小城镇的投融资、用地、户籍、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镇发展,拓宽小城镇投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发展小城镇的各项公益事业。在保护耕地和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
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4.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进城农村劳动力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和歧视,实际上是对城市本身发展的阻碍和限制。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缓解“三农”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基本思路出发,当务之急是实现有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首先,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平等,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管理,取消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限制,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其次,以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来带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由于就业成本低、富有效率等特点,是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应适当地发展非正规部门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尽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规部门发展的政策,为它们提供小额贷款。大力开展创业培训,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逐步形成创业培训、项目管理、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相结合的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的工作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推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采取国家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5.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分割十分严重,农民进城就业壁垒重重,对缓解短期劳动力供给局部短缺矛盾极为不利。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改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消除就业歧视,使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户籍、住房、培训、医疗卫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农民进城就业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其次,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对劳动力供给关注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劳动力供求预测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供求变化,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制定相应对策,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再次,以改善劳动力供给为目标,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资指导线为宏观手段,按照企业名义工资率逐年增长水平应等于全国平均长期劳动增长率的要求,引导工资合理增长。同时,加强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对工资、价格实行管制,如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冻结;另一方面,推行以激励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对工资增长率超过工资指导线的企业课以重税,对工资增长率低于工资指导线的企业予以减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裁员与减薪替代经验,以减薪的办法减轻简单裁员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震荡。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注重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他们在需要裁员时,先与职工代表商议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办法替代10％的裁员计划,如果1年以后公司业绩仍没有好转,才考虑实施裁员计划。最后,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通过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加强宣传力度,严肃劳动保障执法,净化劳动力市场环境,规范企业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严格社会保险费用征缴,强化企业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自我防患意识,完善劳动者对侵权案件的投诉举报与受理制度,健全劳动保障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依法依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真正实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业市场竞争迫使城乡劳动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这种竞争也是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使财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提高素质。同时,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任务,以提高农村进城就业者的职业技能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5.
[2]中国经济网[EB/OL].,2005-10-20.
【本刊讯】（记者 王晓璐）8月30日，证监会就
>> 2013年全球金融市场展望 2013金融市场终结者谁 2016年金融市场展望（中） 2016年金融市场展望（上） 中国金融市场20年的独特规律 2016年金融市场展望（下） 金融市场假说：2013诺奖得主的分歧及其弥合 金融市场 锌期货首度登场上海期交所等 浅析我国金融市场的期证合作 链接:2009年国际金融市场大事记 2007年4月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 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六大趋势 2011年上半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分析报告 2009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分析报告 2009年上半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分析报告 2008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分析报告 2008年上半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分析报告 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分析报告 2007年上半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分析 2006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分析报告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管理 > 金融市场 2013年26期 金融市场 2013年26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焦点 光大证券受罚逾5亿元
【本刊讯】（记者 王晓璐）8月30日，证监会就光大证券“8·16”事件处罚决定，光大证券被裁定罚没5.23亿元，停止从事证券自营业务（固定收益证券除外），暂停审批光大证券新业务，责令光大证券整改并处分有关责任人员，并将整改情况和处理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光大证券总裁徐浩明等四人被各罚60万元，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光大证券董秘梅键因信息误导被罚20万元。
证监会认定光大证券及相关责任人在事件中构成内幕交易、信息误导、违反证券公司内控管理规定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
证监会调查结果显示，“8·16”事件是因光大证券自营业务套利系统存在的技术设计缺陷，而导致的异常交易。
在异常交易出现后，光大证券根据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进行卖空期指，此后公司总裁徐浩明，助理总裁、策略投资部负责人杨赤忠，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光大期货董事沈诗光，策略投资部总经理杨剑波紧急商定，决策当日13时起继续卖空期指及ETF基金，以对冲风险。
证监会认定，当日14时22分公告前，光大证券知悉市场异动的真正原因，但公众投资者并不知情，明显违反了公平交易的原则。
光大证券8月16日13时（公司高管层决策后）至14时22分间，转换并卖出50ETF、180ETF基金以及卖空期货IF1309、IF1312合约，构成内幕交易。光大证券董秘梅键在当日轻率地否认市场上“光大证券自营盘70亿元乌龙指”的传闻，对投资者造成了严重误导。
此外，证监会表示，对于投资者因光大证券内幕交易受到的损失，投资者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声音 银行退出机制正在酝酿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目前各项金融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存款保险制度、风险处置和银行退出机制等也在酝酿中。这些改革将深刻影响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模式和风险特征。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一方面积极推动和支持金融业改革，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改革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加强风险监测和应对，促进改革顺利实施。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国务院已批复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将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标志着我国金融监管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日常化。未来将从加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促进金融监管政策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等五个方面履行职责。 清迈协议规模扩大至2400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将加强与本地区金融合作，积极参与东盟+中日韩（“10+3”）框架下的区域货币合作，提高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的可操作性，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总规模将扩大至2400亿美元，在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框架下推动成立货币与金融稳定委员会。 快报 美银出清建行股票
9月3日晚，美国银行公布，该行拟以每股5.63港元至5.81港元作价，在香港大宗交易平台配售建行约20亿股股份，涉资14.53亿美元至14.99亿美元，至此，美银出售了手上全部的建行股份。 国债期货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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