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韩流；文化；影视；韩国服装；流行
一. 韩流文化兴起的背景与存在意义
中韩两国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两个国家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礼仪观念、民俗习惯，韩国都深受中国传承文化的影响。韩国文化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二是日本对韩国的影响；三是美国对韩国的影响。韩国和中国一样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因此韩国人在感情表达、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人都很相近。中韩两国又都是亚洲国家，地理位置很近，韩国是中国的四大贸易以伙伴之一，经济、文化必定会紧密联系。现在韩国时尚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也是因为中韩两国人的外貌特征极为相像，从发色到肤色到体型这些因素使得韩国服装进军中国市场极为可能，也为我们借鉴韩国服装流行趋势的成功有依可循。韩流文化的兴起成为增进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因为这样的内外因素让中国更很容易的接纳韩国文化，成为”韩流”得以顺利进军中国的前先提条件。
“韩流”这个词如今在中国已是无人不晓，韩流是起初中国媒体为了描述韩国歌手在中国的演出受到中国青少年热烈欢迎的热潮所创造的新造语，而韩国文化也压倒了同时在中国的所有境外文化，毫无疑问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是主导。
大约从1998年开始，韩国的娱乐业突然爆发，中国兴起了对韩国歌曲，电影，电视剧以及娱乐明星狂热追捧的热潮。而在2001年中国也频频引进一些当下正红的韩国影视作品和艺人，中韩的交流日益密切，中韩通过各种途径的合作以及电视上宣传、网络上的传播，韩国文化不断的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韩国料理、韩国妆容、韩国时尚、韩国电子产品接踵而来，侵占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韩流”的来袭。
二. 韩流文化在中国女装流行的具体体现
“韩流”虽然存在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归根结底属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范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多种需求，而“韩流”正好适应了这一需求，更多程度的是在反映现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与追求。中国人对韩国时尚的追捧主要是一种审美性的接受和愉悦性的欣赏。
如今的韩国文化的热潮已经不容小觑，韩国文化以其强有力的经济为基石经过较长的时间的文化酝酿它的灵气被激活和迸发出来，进而冲击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大有引领时尚之势。“韩流”实现了中韩之间文化的竞争性输出和反馈，这应该是其在我国兴起的外在动力。
对于过分追求韩国文化的人们我们也通常称之为哈韩族。哈韩族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年轻人群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哈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现实生活的枯燥和压力。例如一些韩国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就能很精准的掌握年轻人对自我生活的向往从而抓住他们的心。哈韩族的主要特征就是追求新奇和与众不同，而在中国文化市场他们的追求不被主流文化所重视，于是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把目光转向外来文化上。
韩国服装能够如此受中国市场欢迎，归根结底是源于韩剧的影响。韩国人向来注重脸面和礼节，对不同场合的穿着打扮极为重视。除了韩国影视剧对于镜头的唯美，剧情的动人极为强调之外，韩剧里俊男倩女个个穿着精致帅气，让中国的年轻人大受感染。同时，韩国化纤新技术开发方面的优势使之正逐渐成为世界纤维大国，据说现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服装强国都是向韩国进口面料。面料通常反映服装的精髓与档次，通常女性对服装的特色和质量极为看重，从面料方面考量，韩国服饰的广泛发展也是势在必得的。除了面料好、做工精外，就服装的板型而言尺码的分类更贴近中国女性，很容易在消费上产生共鸣。韩国服装的设计通常比较突出人体曲线美和视觉舒适感，风格也符合现代中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例如韩国女装在休闲舒适的同时却不会缺失女性恬美温柔的韵味，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淑女装系列就是从韩国流行过来的大荷叶的领子、小灯笼的袖子、胸前可爱的蝴蝶结，显得沉稳干练却不失柔美可爱的气质。像近几年的服装会上处处可见韩国风格的服装，H型的西装外套、宽松的针织毛衣、高腰蓬蓬的连身短裙，即使一件普通的牛仔裤，适当的在裤身的各个部位用特殊的颜料绘上各种抽象涂鸦图案，随意的配上一件单色的简单的上衣都会显得品味十足。这些都是如今在韩国极为盛行的服装款式。时尚但不另类，追随潮流但又不过分张扬，适合各种场合穿着。
从另一方面来说，韩国人对白色极为偏好，使得韩国服饰的色彩格调多是明亮、和谐、淡雅的。“色彩心理学研究表明，纯度高的色彩能够使人产生更强的视觉印象和心理反应，比饱和度低的颜色更具有跳跃感，这也从一个侧面烘
托出韩国是一个有活力的民族。”[1]所以色彩及其形成的格调是服饰生命力的重要标志。韩国的服饰通常给我们单纯和自由的气息，正如卢梭所说：“单纯是所有艺术创作中美的根本基础”[2]，“纯洁产生诗”[3]。纯净的色彩和简练大方的款式，使韩国服饰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搭风格。
三. 韩流文化对我国女装发展的启迪
中韩文化的相通性为韩国文化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前提条件。韩国的影视文化极大的促进韩国服装的发展使得中国对韩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和认同，也在无形中提升了服饰的文化价值。韩国的服装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强势的韩流文化积淀出韩国独特的服装气息，而这种独特的气质则增强了人们对韩国文化的认可以及更深入的探索与了解。韩国的服装业与中国的服装市场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中国作为服装产业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形引领别国服饰潮流的固定风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问题。韩国的服装的潮流发展能够在吸引别国的同时，仍然保留着自己独到的特点，形成鲜明的本土个性，抓住人们的眼球，引导人们追逐时尚的方向。中国文化传统崇尚中庸之道，时尚是产生于自由，产生于瞬间，产生于创意，产生与生活。如今的中国整体实力日趋强大，中国急需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形象，具有现代感的专属中国特色风格，这种特色反映在服饰中，就会形成“中国风格”。中国的新时代的年轻人若能真正具备实力和毅力，他们的力量将是不可估量的，必将影响整个世界，他们的服饰装扮也必将引领世界潮流。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服装行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能够使我国服装行业屹立于世界服装强国中，是我国服装行业发展的目标。（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心雄等：《韩国传统服饰色彩与现代设计》，转引自《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关键词：韩剧；文化因素；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49-02
什么是韩剧？狭义的理解，韩剧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广义的延伸，实际上我们常说的韩剧有着的定势的文化内涵，是对外来韩国文化的别称。因此，本文基调是，韩剧本身实际上不能简单地作为一般电影艺术形式来看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是把它看做一种以连续的电视剧为载体的流行文化。我们首先对韩剧作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韩国电视剧的制作与播出介绍
（一）韩国电视剧的类型
韩国电视剧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历史剧或杂剧。家庭剧篇幅很长，100～200集不等，内容主要是以伦理亲情为主线，体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维护。情景喜剧也包括在内，以小人物的生活为背景，主题更为突出，针对现实矛盾，以探讨为主，演出形式主要是日日剧，每集20～30分左右，周一至周五播出。青春偶像剧以爱情为主线，是“韩流”的中轴，青年人的最爱。月火剧（周一周二播出）和水木剧（周三周四播出）是主要形式，每周更新，每集1小时左右，长度最短，以16集居多，20集左右的也不少。历史剧则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历史人物、歌妓、商人等为对象，意在对韩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赞扬，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和民族精神的歌颂。集数剧中，有长有短，30～50集不等。
（二）韩国电视剧的制播环境
韩国电视剧制作以国家广播公司KBS（国营）、文化广播公司MBC（民营）、首尔广播公司SBS（民营）为主，三大广播公司自己独立制作的电视剧占韩国总电视剧的65%。另外，也与独立公司合作制作，近年来，独立制作公司的份额在逐步增加，从2000年开始，由独立公司制作的电视剧占韩国市场的1/5，并以上升势头发展[1]。在电视剧制作过程中，韩国的PD(producer director)和编辑有着特殊的地位。PD相当于中国的导演和制作人，一部电视剧，PD是核心。他掌管故事大纲、演员选择、拍摄、费用开支、后期制作等所有过程，工资很高，但也最累。编剧构思一部剧的轮廓，写上约1/5的内容就可开始拍摄，但是在拍摄过程中，编剧要不停进行构思创作和修改，由于韩剧采用边制边播的制作模式，在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一部韩剧的一般的制作周期），编剧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从第一集电视剧开始到最后一集结束，编剧要不停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其工作量之大和PD不相上下。韩剧的播出机制采取分级制和伸缩长短集数，以市场和收视率为导向，停播或延长集数主要在于观众的喜爱程度，竞争非常激烈。
二、韩剧在中国流行的文化原因
（一）韩剧自身的文化特征
韩剧最初是在学习借鉴日剧的制作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借鉴的过程中，韩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总的来说，韩剧体现了以东方文化为底蕴，整合西方现念，融合民族特色的韩国文化，融传统和现代为一体，非常受观众喜爱。
1.家庭剧对传统的继承
韩国的家庭伦理剧体现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很好继承与维护。三世同堂，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婆媳融洽是彰显的主题。传统伦理贯穿人物行为，尤其是剧中家长，刻意突出“家”的特色，在细节上不遗余力描绘。通过家长里短的小事来反映现实生活。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传说中的七公主》《不屈的儿媳》。
2.偶像剧的唯美和时尚主题
韩剧的恋爱是柏拉图式的，非常纯净与梦幻，像梦一样美丽，同时又非常时尚。不仅是演员本身，俊男美女，非常亮目，而且剧中演员的职业（医院、音乐厅、电台、T台、服装公司等）都与时尚有关，剧中人的生活方式都时尚化，包括穿衣打扮配饰、居住的房子家居布置、交通（名车）、出游（风景非常美）和说话风格等[2]。如《星梦奇缘》《天桥风云》《我叫金三顺》《秘密花园》。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将古代和现代融合的倾向，虚构的历史爱情故事，有着古代的背景和现代的青春爱情。颇为成功的如近期热播完毕的《拥抱太阳的月亮》。
3.历史剧的韩国文化特色
韩国历史剧处处体现着韩国的历史文化。韩国宫廷生活，韩国的礼仪，古式的穿着打扮，美丽的韩服，精致的韩国美食，韩国传统的歌舞表演，韩国特有的说话、行走、行为方式等。同时，韩国历史剧又体现着现代性，鲜明的人物性格让历史人物成为观众心中的人物。如《大长今》《黄真伊》《同伊》《李算》。
总之，韩剧以亲情、友情、爱情三大主题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用健康向上、坚定执著的生活基调谱写人生真谛，用时尚元素和巧妙包装把传统美德与现代都市生活淋漓尽致展现出来[3]。漂亮的演员，精湛的演技，细腻的情感，精美的画面，感人的音乐，精致的包装，使韩剧成为炙手可热的电视大餐。
（二）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
韩流的受众主体是青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文化的同步发展。中国的文化产业相对滞后，文化生产力满足不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尤其是青少年文化表现出巨大的空白，越来越缺乏原生性和创造性。对于文化触角异常敏锐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求新求异的特点得不到主流文化的重视，自然将视线转向外来文化。而现代传播技术和强大财力将韩流引入中国社会。韩剧顺势迎合了中国电视大众尤其青少年的审美观赏需求。
关键词：韩流，文化，韩国
1.中国内韩流的定义
韩流是中国媒体为了描述韩国歌手在中国的演出受到中国青少年热烈欢迎的热潮所创造的新造语，媒体原封借用了此词。
韩流包括狭义的韩流与广义的韩流。狭义的韩流是哈韩族热爱媒体在中国所宣传的韩国大众文化（以电视剧、歌谣为主），以及他们喜欢韩国艺人，学习韩国语，渴望去韩国的现象。但是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及面积，仅仅这样定义韩流未免有些简单，并且说其是一种现象也有些不足。广义的韩流是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缩略语。现在韩国大众文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电视剧出口，歌手的演出，而是向中国人展示了韩国的传统文化。另外，韩国文化在向中国出口的同时，中国文化进入韩国市场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
韩流刚进入中国时，很多人认为它只会在一群无知的新人类间流行一段时间，继而就会消失。也有人认为尽管从韩流的演出场面和韩剧的收视率上等来看，人们对韩流的热情高涨，但韩流没有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影响。事实上，韩流存在东南亚的每个角落，韩国艺人的活动对提高韩国的国际形象产生很大的作用。
2.中国内韩流的原因
2.1 位置和宗教
中国和韩国从地理位置上相近。在韩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自韩国建立之日起到日本占领前两国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也互相影响。中国到清朝为止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东方文化，并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深邃的影响，起到了中心国家的作用。论文参考网。而韩国在历史上坚持国家自主的同时，为了国家的发展，积极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这一先进文化也曾传到过日本。论文参考网。作为半岛国的韩国，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以中国为跳板，引进大陆文化，因此中国文化对韩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形成韩国传统的基础是儒教文化。儒教产生于中国，传于韩国。韩国以儒教为基础形成所有的生活文化。不论是统治秩序，礼仪，还是价值观等都基于儒教。历史上韩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韩国在中国影响下发展。而随着西方文明开始兴盛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韩国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并得以飞速发展。人民大学某教授称现在中韩两国间的交流似乎比两岸间的交流更为广泛深入，并指出韩流的存在是必然的。
2.2 韩国大众文化的特性
韩国大众文化的特性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调谐，并始终细致而现实的反映对社会的关心，对人生的关照及对生活的浓厚兴趣。这也是韩国大众文化吸引中国人的原因之一。中国曾试图模仿韩国电视剧并制作了几部青春剧，但是少了几分韩剧中的那种既新鲜又具有生动感的生活情趣。即使模仿韩剧中的人物、服装、内容、音乐、观点等，最终还是失败了。韩剧所体现的时尚，幽默与社会世态及文化含义使我们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特有的魅力。
韩剧与歌谣的主题思想由于具备西欧文化的趣味形式，又具有东方文化的幽默与
劝善惩恶等思想要素，所以既不轻薄也不低俗，也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人对其毫无排斥感，相反能从中体会出快乐与趣味。特别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新一代在优裕的经济环境长大，韩流的传来符合他们对文化感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对西方的音乐，在感觉上有相当大的异质感，而韩国由于把西方的音乐与东方的情致、文化相结合，适应了新人类的文化要求，因此得到了强烈的响应。
2.3韩国政府的支持
作为提升韩国国际形象的手段—韩流，为了维持其可持续发展，韩国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韩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极力协助韩国艺人在中国的演出和出版唱片等。最近在韩国汉城成立了名为“韩流发祥地”的组织，并积极筹划在中国成立“韩流体验馆”。
3.韩流的影响
3.1 对韩国的影响
韩流附带着经济效果。直接的效果体现在韩流的主要形式光盘、电视剧、电影、游戏等及相关产品的出口额增加，间接效果体现在通过对电视，电影中所出现的轿车、手机、服装、家电用品的了解，提高了人们对韩国产品的购买欲望。同时，人们关心韩国歌手所用的各种用品，如化妆品（技法）及发型等。另外游览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地能使一般观众仿佛置身于剧中，成为剧中的主人公，因此这些拍摄地成为了有名的观光胜地。论文参考网。对于艺人们来讲，既有当地的商业拍摄邀请，也具有向当地进军的基础。通过大众媒体，电影、电视剧及流行歌曲，韩流热潮的传播速度较快，加上追崇的对象是年轻人，其强度也较深。韩流波及效果如此之高，以至于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韩流热风。
3.2 对中国的影响
3.2.1经济方面
韩流对中国的影响很多。首先是经济方面。在这里，笔者借一例子加以说明。最近中国移动通信模仿韩国移动通信，推行移动通信与网络间的连接。这超出手机的本身服务界限，属于市场营销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国内20多家手机厂商在激烈的竞争中使出浑身解数，各自提出不同特色的服务。在华手机企业摩托罗拉公司已经被在这领域中突出的中国波导公司超越，夺走了其中国手机业老大的位置。
3.2.2衣食住方面
由于受韩流的影响，对韩国明星的狂热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压力，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外貌。与中国相比，韩国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裕，美容手术也相对发达。这也中国人乐于韩国式美容的原因。
另外，在中国青少年当中出现了学习韩国语的热潮及韩国留学热。这无疑也是受韩流的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名2年级学生说不会韩国语的人只能对韩国文化一知半解。最近想到韩国留学的年轻人猛然增加，据韩国教育部统计，中国留学生以4.4746万人占在韩国际留学生的70%。
韩流就其本身来讲，具有持续性的意味，也包含一时流行的意味。但是从韩国电视剧不断出口中华圈，韩国艺人进军中国的态势，以及韩国演艺策划人的长期而缜密的对中国市场的攻略来看，韩流具有可持续性的可能性。在中国，韩国的大众文化符合中国人的文化要求并以多种形式迅速发展。韩国为了使韩流在中国得以持续发展，积极发挥韩国大众文化的特性，并通过中国媒体极力扩大韩流在中国的影响。
韩国正在实行这样一套方案，利用韩国的明星效应，占领以哈韩族为主的青少年商品市场，随着韩国艺人在华的知名度的提高，通过产品广告及广播，电视等手段不断进军中国市场。
我们不应该把韩流看成韩国文化单方面在中国的流行，而应该站在中韩文化交流
的高度上，以韩流为契机，促进中韩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增加。我们应该通过文化方面的持续性的合作，增加两国人民间的关心与理解，谋求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Koreanwave)? ?? ?? .2002.
[2]陈飞 .韩流. 现代出版社. 2000.
出席论坛的韩国作家、评论家有金禹昌、金震共、朴宰雨、徐经锡、申寅燮、吴贞姬、尹相仁、林哲佑、崔元植、金衍洙、罗喜德、成硕济、申京淑、柳宗镐、郑玄宗、崔允、黄晰！⒔英淑、高银、孔枝泳、金基泽、金爱烂、金春美、金惠顺、都锺焕、朴裕河、邦贤硕、白元淡、成民烨、安度]、吴受妍、刘世锺、柳中夏、殷熙耕、李文宰、李仁星、千云宁、崔仁硕、黄锺渊、黄芝雨等，日本方面包括了作家、评论家井上厦、岛田雅彦、津岛佑子、川村凑、中泽惠、松浦理英子、青山真治、绵矢梨沙、茅野裕城子、星野智幸、平野启一郎和平出隆等。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现代社会与文学的命运：东亚与外部世界”，下设“东亚文学与世界文学”、“东亚文明与文化共同体”、“故乡、国家、地域共同体、世界”和“文学的未来”等几个议题。大家在研讨中交流各自的创作经验，对各国作家的作品进行详尽的解读，也展望了对东亚地区文学发展的美好愿景，交流始终是在认真、坦诚、亲切、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作家们说，中日韩三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地理上又是近邻，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文化交流。近代以来，中日韩三国经历了严重的历史动荡和曲折，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并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民族品格。新的历史时代，东亚地区的国家需要加深相互了解，构建更加和平的关系，而文学上的交流将为此构筑更加深广的基础。
10月3日，参加论坛的作家们乘坐“金裕贞文学列车”来到春川市，参加了为纪念韩国著名文学家金裕贞诞辰100周年举行的“金裕贞文学之夜”活动。次日，出席了在春川市翰林大学举行的“通过作品认识亚洲的作家”主题活动，就“故乡和地区”和“家族和邻居”论题进行了对话。
在韩期间，中日韩三国作家、评论家参加了在首尔南山文学之家举行的“作家交流之夜”、在汉江游船上举行的船上朗读会等活动。部分作家、评论家还应邀到大韩民国艺术院、韩国中国现代文学会、首尔建国大学、首尔檀国大学、首尔东德女子大学、首尔大学日本学研究会、首尔中央大学外国学研究所、首尔梨花女子大学、首尔汉阳大学、首尔光云大学以及春川市部分大中学校作了文学演讲与恳谈，并与有关媒体进行了对谈。
就率团出席第一届韩日中东亚细亚文学论坛，铁凝说，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我注意到有人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想通过体育、通过奥林匹克来使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立刻互相热爱起来，可能暂时是浪漫天真的；但通过体育、通过奥林匹克来互相理解，人类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在文学上也有相似之处。我们中日韩三国是近邻，想要通过一次聚会、一次文学论坛，使我们民族之间立刻互相热爱起来，可能也有些天真。但是通过组织这样的文学论坛，让我们三国的作家走动起来，互相串串门见见面，来彼此凝视，彼此打量，互相倾听，认真讨论一下文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讨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和文化的位置和走向在哪里，以增加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和理解，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次论坛增进了中国与日本、韩国作家之间的理解，也为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树立了更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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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两国拥有相近的习俗和文化，但又各具鲜明特色。本文分析了日韩两国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并剖析了两国文化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日本/韩国/文化/比较研究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历史上讲，日韩两国的联系都相当密切。然而，日本与韩国却是“地理上靠近，心理上疏远”。地理上靠近，指的是日韩两国只有一水之隔，虽不是鸡犬相闻，但也可相互收听到对方的国内广播。心理上疏远，指的是日韩两个民族之间经常出现矛盾，摩擦不断。从文化层面分析，日韩两国虽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有较多的相似点，但又有各自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
一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日韩两国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儒家文化很早就传入了日本。公元645年日本“大化革新”从酝酿到发动，始终是在儒学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奈良时期，日本颁布了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成文法。其中就根据儒家“百行孝为先”的思想，在757年的敕语中，强调孝为“百行之本”，并效法中国唐玄宗的做法，“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令地方官推荐孝子，对不孝者要予以流放①。江户幕府成立以后，日本又以儒学（即朱子学）为“官学”，以此作为巩固幕藩体制的精神支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脱亚入欧，但儒家文化的影响仍随处可见。日本各地建有许多孔子庙，其中有的称“圣堂”，有的称“圣庙”，有的称“学校”，有的就叫“孔子庙”。孔子庙是学庙一体，既是庙堂，又是学校，主要作用是普及儒学，利用儒学为政治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各地现存孔子庙30多座，主要有长崎孔子庙、冲绳孔子庙、名古屋孔庙、东京附近的汤岛圣堂、水户孔子庙等②。日本孔子庙现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孔，以此来增强日本的民族精神，建立一个健全和稳定的社会。
日本人的家庭观念和集体观念比较强。日本的民法规定，夫妻成婚后应统一姓氏，其中多数采用男方的姓氏。这无疑与儒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人都要先在家里学习家庭内部的等级制度及团结，同时这样的等级和团结也适用于他们以后的社会生活③。可以说，家庭观念、家庭的管理模式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日本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往往忽略具体从事的职业，而是强调在哪家企业就职④。进入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日本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感恩意识，他们将自己所属的企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竭尽所能地为之服务。日本的谚语“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就生动地反映了日本人以工作单位为家的群体意识。工作中的社会关系都被日本人看成是家庭关系的延伸或是广义的拟制家庭关系。日本人经常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反对任何叛离或孤立于集体的行为，这使日本企业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大为增强，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儒家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韩国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学的三纲五常，尤其是长幼有序和恪尽孝道。韩国从“孝”派生出了家长制的集体主义，从长幼有序派生出了权威主义。儒家文化里没有契约观念，但重视人际关系上的义理、人情，重视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的共生，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与同甘共苦等，并且将家的原则扩大到国家。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对家的孝必然要求对国的忠，由此建立的国家组织，是按有系统的位序伦理维持的上下级人际关系。韩国社会几乎照搬了中国儒家那种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崇尚儒学的朝鲜王朝长达五百年的统治，以及随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军政统治都给韩国社会烙下了集权的印记。即使在韩国独立后，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儒学思想中的国家观和权威观在韩国被转化为“秩序原理”。受儒学国家观和权威观影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韩国社会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这对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在韩国，长期以来民众已习惯于听从政府的安排，就如同在家庭内小孩习惯于服从父亲的决定那样，对于政府的权威地位毫不怀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中，国家利益往往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服从国家的需要也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韩国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但几十年来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上级、民间企业为下级这样的模式为主。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种上下级关系，因而韩国有时会被认为是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介入主义国家⑤。虽然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参照的完全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儒学作为潜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力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使韩国社会表现出与欧美不同的特点，如群体观念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念，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教育的习惯等。这些特点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推动着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⑥
直至80年代末，韩国社会由儒学观念维系的人际关系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宗族、氏族乃至民族仍在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支配自己的行动。韩国有学者认为，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韩国社会的基层。可以说，儒学伦理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韩国的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团队主义教育，推崇儒家学说，学校对学生在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和市民伦理方面都有规范化的要求。又如，韩国不少企业体现着儒学“家长制”的管理原则，企业主往往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而企业员工一般都尊重与服从“家长制”的管理与指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韩两国文化具有的共性：
第一，日韩两国文化同受儒家文化浸润的特征十分明显。由于
地理相近的原因，自古以来日韩两国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并将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文化基础。韩国学者指出：“儒家的价值观念已成为今日东亚国家迅猛发展的基础。”⑦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认为：“汉文化圈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许多特征有重大关系。”⑧
第二，日韩两国文化中的家族集团主义相当浓厚。日韩两国文化都将家族关系延伸到社会组织中，并借助家族集团主义去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这种家族集团主义依靠礼义和人情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并且，由于将家族集团主义一直扩大到国家体制中去，从而形成了“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体制。历史上日本幕府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并提出“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尽其份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矣”的观点。虽然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削弱，开始实行地方分权的封建制度，但由家族集团主义派生出来的中央集权的观念在日本社会仍有一定的基础。韩国人维护中央集权的“国家”观念也十分强烈，因此国家意志易于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虽然近年来韩国社会逐步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韩国维护中央集权的基础依旧比较牢固。
第三，日韩两国文化都强调德业双修的思想。在儒学价值观的熏陶下，日韩两国文化都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立德、立功的事业追求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在日韩两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励着日韩两国民众为各人所属的家庭、企业、团体进而为整个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日韩两国文化在倡导并实践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的同时，也重视道德理想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强调德业双修。在日韩社会，人们大多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并奉行儒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行为准则。当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日韩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崇尚个人“至上”主义的风气，但在日韩社会都遭到了相当的抵制。
第四，日韩两国文化中的“男尊女卑”观念较为严重。日韩两国文化均从传统的家族道德出发，从男性社会的需要出发，重点在于培养女性安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恪守贞淑、顺从的妇德，培养善理家务的良妻、教育子女有方的贤母。虽然随着日韩两国社会的变迁，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数逐年递增，但是在男女分担家务问题上，由女性独挑大梁的仍占大多数，这表明日韩两国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日韩社会中的“男尊女卑”和“重男轻女”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二
虽然日韩两国在文化上具有共性，但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别也相当明显。
第一，相较而言，韩国文化略欠“兼容性”，而日本文化则呈“多样性”和“复合性”。例如，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大乘佛教。后来，朝鲜时代儒教被奉为国家主导理念后，排斥佛教，排挤儒教中与中国学派相同的部分，朱子学中也只容纳退溪学。此外，在当今韩国正在扩充其势力的基督教，也是基于否定旧思想体系的⑨。而在日本，佛教、儒教等外来的宗教与日本本民族的神道教之间非但没有发生冲突，相反却能够并存且相互影响。而且，各种佛教流派包括大乘、小乘、密教以及日本特有的带妻僧等，都可以在日本共存。
第二，日韩两国虽然都推崇儒学，但两者在尊儒方面还是有所差异。在韩国，只有强调内在的判断力和道德的严格主义以及具有强有力的思辨性特征的朱子学才被认为是最正统的儒学。而日本的儒学则不仅接受了朱子学，而且也广泛接受了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的阳明学。并且，日本的儒学没有像韩国的儒学那样成为统治阶级的绝对的行为方式。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武士阶层在实现官僚化的过程中虽强调过儒学，但武士道的行为方式仍占上风。因此日本从来就没有施行过科举制度，儒生的地位相对也比较低⑩。
第三，日韩两国都实行过中央集权制度，但后来日本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而韩国仍是一以贯之地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公元6世纪，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日本成立了统一的政府，那时日本仿效中国，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但10世纪后，日本的中央权力逐渐衰弱，出现了地方分权的局面。16世纪末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日本又形成了中央集权，但此时日本的中央权力并没有完全收回地方权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和允许地方的既得权和自治权，实际上是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协调并存。相反，在韩国的中央集权制下，地方的权力要绝对从属于中央。中央集权制虽然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为加快经济发展服务，但也会因为过分严格而使体制趋于僵化，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使社会缺乏活力。在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里，思想或宗教往往具有统一性，非主流的思想或宗教，都会受到限制。在韩国的“李朝时代”，一元化的思维定势逐渐发展成封闭的锁国思想，以至于当西欧的革新思潮和科学技术涌来时，韩国社会却因为拒绝开放而延迟了现代化。
第四，日本自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政权都是由一个庞大的武士集团掌握，从而使武士道精神（如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等）渗透到了日本整个社会之中，对日本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之下，历史上的韩国则多有“尚文轻武”的风气。在长期奉行严格伦理主义的韩国社会里，人们崇尚修身养性、讲究礼义道德的士大夫精神，追求的是抑制贪欲、超越富贵的义理。在“尚文轻武”的风气下，精通文学和经学的读书人受到社会的尊重，而尚武精神和武人则备受冷落。在古代韩国上流社会的文武两班中，文班地位高于武班，甚至连武职也常由文官担任。令人惊奇的是，历任朝鲜王朝兵曹判书的五百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武官(11)。
值得关注的是，尚文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导致了韩国整个社会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观念，同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原则。在韩国，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几与贱民无异。相比之下，日本的尚武精神并不轻视体力劳动，这就为日本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12)。
第五，韩国历史上曾多次遭到日本的侵略，长期被外族欺凌使韩国既有一种沉重的自卑感，但又有一种自强不息的自尊自傲感，韩国人总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因而总是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形象，从而使韩国人很自然地形成了特别重视“面子”的心理特征(13)。韩国人典型的处世哲学是“不行，装行；困难，装容易；没有，装作有；干不了，装作干得了。”(14)
相比之下，日本人较为崇尚“实用主义”，他们既不向往来世，也不迷信天堂，惟以现世利益为重，其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明显带有实用主义倾向(15)。只要实用，“拿来”就是，而不顾其内容和形式。“有用时即用之，无用时即弃之。根据需要而变形。”例如，日本人的信仰是儒教、神道教和佛教的“三位一体”；日本的文字是汉字、假名、外来语各当一面；日本人的饮食也是多种多样，力求实用，通常早餐是面包、咖啡或牛奶等西式食物，中晚餐是生鱼片等和式料理，节假日则上饭馆品尝中华料理。日本经常遭受台风和地震袭击，因而日本人修建的建筑物首要考虑的是要经得起台风和地震的考验，而不是外观。日本人的生活用品大多小巧轻便，以便于移动。日本是个岛国，其自然环境远不及朝鲜半岛，因而日本人要生存，只能是采用实用主义，所有的名分和形式之类的外观现象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
三
日韩两国文化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由于两国的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存在差别。日本的自然环境相对而言较为恶劣，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自古以来频频发生，这对日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日本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能居安思危，并由此产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16)，使日本民族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凝聚力比其他东方民族更为强烈，因为“防止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重建家园并不是任何个人的努力所能完成的”(17)。较强的集体观念同时又使日本人普遍有求同和从众的心理，缺乏个人的求异和创新。“集团生活需要和谐和共性，更多是强调相同，而不是强调个性和自我，要达到真正的和谐有时要求牺牲人的个性，这样容易盲从，没有是非。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很容易受别人和媒体的左右，而少有自己真正的看法。”(18)。另外，自然环境的恶劣，也使日本人往往希望通过借助“神”等外来力量来保佑自己免遭厄运，因此日本宗教活动盛行。相比之下，在灾害较少、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韩国，人们凝聚在一起、共同抗争灾害的意识较为薄弱，人们的“危机感”不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人们互相之间容易产生“不和”。
日本是个岛国，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这种独特环境，使日本文化相对来说较少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地处朝鲜半岛的韩国则由于与亚洲大陆紧密相连，其文化极大地受到了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比如，韩国人与中国人一样，每年都有按阴历过“春节”的习俗。而日本人则不过“春节”。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的“岛国文化”受到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的“桥梁”作用。韩国著名历史学家全海宗教授指出，“韩国民族一方面吸收了汉文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大陆的技术，另一方面则把这些文化文物传授到日本”(19)。
另外，日本之所以后来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与日本国土由诸多岛屿构成这一特点不无关系。古时日本交通、通信等科学技术不发达，不利于上令即时下行，久而久之就导致了中央权力的衰退，成为日本逐步实行分权制度的背景。而在国土相对集中的韩国，中央权力能够直接贯彻到地方，从而能够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
还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日韩两国在对家族成员的资格认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日本对于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也能认同其为家族的正式成员；而韩国则除了配偶以外，并不认同无血缘关系者成为其家族成员(20)。日本一方面以血缘为家族的核心，另一方面也在血缘核心的周围配置无血缘关系的成员，以至不少无血缘关系者也能担任家族分支的户主，甚至由无血缘关系者继承本家户主的情形也很多，例如入赘就是方式之一。同时，在日本家族后继无人时也收养养子，而且养子的来源并不限于父系血缘集团，有时也选自妻方的亲戚，甚至是毫无血缘或姻亲关系者。“因此，可以说在日本很早就形成了超家族、超血缘的社会集团，这一传统为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组织资源和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心。”(21)相比之下，韩国的家族则是由“血统”来巩固的。毫无血缘关系者绝不可能成为养子，而女婿也无法成为妻方家族的继承者。在韩国，养子必须是来自父系血缘集团，且世代关系必须正确（例如只有第二十三世才有资格成为第二十二世的养子），同时在经验、年龄上也不能出现颠倒关系。韩国家族对“血统连续性”和世代关系的重视，与其设定结婚关系时禁止族内通婚有关。由于韩国重视“血统连续性”，因此，韩国的婚姻关系都是族外婚，绝不可能出现日本那种表亲婚姻(22)。
韩国社会中的“血缘”观念根深蒂固。在韩国的家族企业中，子承父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无论是被称为“财阀”的世界性大企业，还是一般的中小企业，皆是如此。此外，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还有“地缘”（指因生活在同一地域而形成的同乡关系）、“学缘”（指因就读于同一学校而形成的同窗关系）和“职缘”（指因就职于同一工作单位而形成的同事关系），共同构成了韩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当这些关系因素都发挥其效应的时候，法律的作用往往就被削弱了。“许多韩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或各种社会问题时，在缘情面前是弱者……重情轻理、近亲远疏的处世原则在韩国人看来是极为自然的，也是极为‘合理’的。”(23)而在日本社会，人们之间虽然也有“血缘”、“地缘”、“学缘”和“职缘”，但未如韩国那样过分强调，因而法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至少日本社会在表面上是用法律代替“人情”，以此来维持社会稳定的。
注释：
①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②沈立新：《孔子影响在国外》，载《史林》1996年第3期，第197页。
③吴新兰：《“内”与“外”：解读日本文化的钥匙》，载《东北亚研究》2003年第3期
第72页。
④［日本］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讲谈社1976年版，第30页。
⑤［韩国］柳锡春：《东方、西方和马克斯·韦伯》，载《高丽亚那》1998年春季号，第23页。
⑥潘畅和：《儒学与当代韩国》，载《当代韩国》1996年第4期。
⑦Chung-hyunRo,“TheRolesofIdeology,Values,andEthicsinAdministrativeDevelopment”,KoreaObserver,Autumn1994,pp.297—298.
⑧［韩国］金大中：《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⑨［韩国］尹大奎：《略论日韩两国文化的差异》，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⑩［韩国］同上，第169页。
(11)［韩国］扈英珍：《乌纱帽共和国》，东亚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12)朴昌根：《论韩国人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13)陈龙山：《中韩经贸关系发展中非经济制约因素探源》，载《东北亚研究》1994年第4期，第9页。
(14)《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载［韩国］《东亚日报》1994年2月15日。
(15)郭洁敏：《“和魂”——日本人的独特性之根源》，载《东亚文化论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16)邓凌志：《中日企业合作中的文化摩擦现象分析》，载《东北亚学刊》2004年第3期，第50页。
(17)［韩国］尹大奎：《略论日韩两国文化的差异》，第162页。
(18)何德功：《从生死观历史观看中日文化差异》，载《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5日。
(19)［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20)［日本］服部民夫：《韩国——人脉与政治文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21)田毅鹏：《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4期，第88页。
韩剧在中国热播有着很多因素支撑，笔者将从受众角度和“使用与满足”理论等传播学视角来分析韩剧在国内热播的原因。
从受众角度分析
1.文化接近性迎合国人口味文化
中韩文化上的接近，让双方在传播过程中减少了误解而更容易沟通并乐于接受对方的观点。这就在主观上助长了中国观众对韩剧接受度的上升。中国与韩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中国人爱看韩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韩剧中许多地方是我们可以理解和与之共鸣的，这是中韩两国在文化心理上有共通之处的体现，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活习惯的相似。中韩两国由于地理和人种的原因，在生活方面非常的相似。所以，看韩剧时，电视里的情节、人物心理的勾画描写，都会使人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二是儒家文化背景。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熏陶。无论是时尚的青春偶像剧，还是传统的集体家庭剧，都充满了儒家文化色彩。重视家庭，遵守礼节，关爱老人，这些闪烁在电视剧情节里的古老文化传统打动了有同样文化背景的中国人。这种在儒家文化上的共通性使得韩剧在中国老少皆宜，收视率一路飙升。
2.文化差异性激发观赏乐趣
韩剧在中国的流行不仅因两国文化的相似，还因韩剧中能看到中韩民族的文化差异，了解到与自己国家不同的异域风情。无论是华丽端庄的韩服，色彩缤纷的韩国食品，还是秀清宜人的韩国风景，都让人在关注电视情节的同时也记住了它们，带来一轮轮的韩流风暴。在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共性的基础上，两国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性，这种文化差异性也会使其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来理解诠释具有其他国家文化内涵的东西。有了这种差异，国人在理解和接受韩剧时能看到相互之间存在的不同，产生对异种文化的好奇，容易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异种文化。“一个成功的跨文化交流者既能欣赏文化的相似性又能接受文化的相异性”。 文化的接近性和差异性为韩剧在我国的流行且热播奠定了基础。
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
“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的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这体现了“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一个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在电视上播放时，之所以在中国市场被大量观众“消费使用”，是因为较好地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笔者将受众心理按需求的满足归纳成以下三类：
1.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
看过韩剧的人除了被动人的故事吸引外，其近乎唯美的画面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韩剧追求如诗如画的影像风格，田园小镇、浓雾雪原、湖滨山庄、枫林小路等自然美景，通过镜头的完美呈现，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适时运用悠扬动听的音乐配合剧中情节以感染观众可以说是韩剧的又一大特色，音乐旋律根据剧情的变化不断转换，使音画相配，与剧中人物的情感际遇形成完美共振。韩剧中，在每一个情节点或小高潮，拨动心弦的音乐总会适时出现，把观众已被带动起来的情绪推向高潮。
韩剧就是通过其精致的细节、唯美的画面、悠扬的音乐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无形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
2.日常生活的满足
韩剧无论是情节还是内容都体现出日常性，重复而不尽相同。虽然同类型的韩剧都是同样的模式，但是还是有所不同，迎合了受众的日常性体验。
韩剧大多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通过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传达现代都市人的细腻情感，再现韩国普通民众的精神风貌。尽管所表现的都是小人物和小事件，有时甚至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琐事，但都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使观众能感受到平凡和亲切。因此，观众在观看电视剧的时候，能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剧中人物就在自己的身边，同时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并且韩剧的编剧将韩剧故事编得和我们的生活节奏一样平淡缓慢，让观看韩剧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观众陪着电视里的人物成长，就像和他们一起生活一样，让观众在习惯中忠心耿耿地收看下去。正是因为日常生活剧满足了观众的价值诉求，所以才使得大批的观众“看了又看”。
3.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
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审美客体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时，就能成功地达成审美活动关系。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
韩剧很东方，场景很现代，但骨子里却很传统。韩剧中大多洋溢着完全东方式的谅解宽容精神以及唯美精致的情调,宣扬展示东方式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精神诉求和生活价值元素都很容易令身处转型期的中国观众产生共鸣。
结 语
[关键词]“内在发展论”；历史认识；轨迹；展望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6012
[收稿日期]2016-07-14
[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得到仁荷大学科研项目的资助（42420）。
[作者简介]1.李荣昊，男，文学博士，韩国仁荷大学史学科教授，研究方向为韩国近代史、韩国社会经济史、韩国民众运动史；2. 金锦子，女，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东亚关系史。（延吉133002）
一、 序言
“内在发展论”是指20世纪60至70年代朝鲜半岛、日本关于韩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和新认识，是在建立“国民国家”的过程中，是用历史的观点重新建构殖民主义史学、确立韩国历史体系而形成的历史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在发展论”虽然以多种方式被继承，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使民族主义史学研究陷入低潮，对“内在发展论”的批判也日益高涨。纵观目前的研究，在一些韩国学者指出“内在发展论”具有一国史和民族主义历史认识狭隘性的同时，有一些韩国学者认为在消除隔阂的当下应当对其予以摒弃，也有一些韩国学者则认为在东亚历史纷争持续不断的情况下，还不能放弃“内在发展论”的基本目标，还有一些韩国学者尝试将两者加以折中。各学者之间的观点之所以如此纠结，首先是源于对“内在发展论”概念理解的偏差以及由此引出的不同解释和评判。其次是批判论者、继承论者、折中论者对“内在发展论”的后续发展准备不足，没有提出明确的应对方案。
以往对“内在发展论”概念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广义的“内在发展论”，其作为对殖民主义史学他律论、停滞论的反批判，不是以他律、停滞而是以内在能力和发展为内容来重新建构韩国历史。这主要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族主义史学，以“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为目标；二是在朝鲜王朝后期社会经济的内在变化中寻求自主近代化的可能性，由此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论”。前者在时间上贯穿整个韩国历史，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诸方面，而后者则以朝鲜王朝后期以来的近代和现代为中心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此，日本学界显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但韩国学界则将其内化。
韩国学者对于“内在发展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已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整理和评论，关于“内在发展论”的论著众多，其中从史学史角度对“内在发展论”的形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论述的有：金仁杰，《20世纪60-70年代“内在发展论”与韩国史学》，《韩国史认识与历史理论》《金容燮教授退休纪年论丛1》，知识产业社，1997年；李宪昶，《韩国史认识中“内在发展论”的问题点》，《韩国史市民讲座40》，一潮阁，2007年；朴赞胜，《围绕韩国学研究模式的争议――以“内在发展论”为中心》，《韩国学论丛35》，启明大学韩国学研究院，2007年；金贞仁，《“内在发展论”与民族主义》，《历史与现实77》，韩国历史研究会，2010年。本文主要以解放后的韩国为背景来分析“内在发展论”形成、分化和进化的轨迹，并探讨近期关于应对方案的评价。笔者将“内在发展论”的流派分为两个，即“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笔者在以往研究中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内容加以区分，划分为批判殖民主义史学他律论的民族文化论和批判停滞论的“内在发展论”，认为“内在发展论”具有唯物史观和近代化论倾向（李荣昊，《解放后南韩史学界的韩国史认识》，《韩国史23》，韩吉社，1994年），本文则按照形成的流派将“内在发展论”的概念涵盖韩国史体系化和资本主义萌芽论来运用。随之继承与批判、评价策略也呈现出两种态势，同时本人也关注两个流派所持历史认识的共性和差异。在借鉴中国和朝鲜学界观点探讨“内在发展论”问题的同时，还将涉及与韩国学界存在交流的日本学界的动向。对于美国学界从近代化论视角对民族主义史学和“内在发展论”进行批判的观点，美国学界的观点可参看：郑斗熙，《美国的韩国史研究》，国学资料院，1999年；郑斗熙，《儒教、传统、交融――美国历史学家们眼中的韩国史发展》，国学资料院，2005年；申基煜、马尔克斯，《Clonnial Modernity in Korea》（都敏熙 g，《韩国殖民地的近代性―超越“内在发展论”与殖民地近代化论》，三仁，2006年）。由于评论的基础不同，在此不予涉及。
二、 起源与背景
“内在发展论”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对殖民主义史学关于朝鲜历史发展“停滞论”进行猛烈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白南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质上属于“内在发展论”，白南云将唯物史观的“内在发展论”运用于韩国历史。他对朝鲜经济史的认识如下：
朝鲜经济史是对各时代朝鲜民族社会经济组织的内在关联、内部矛盾发展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划时代转变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进行科学论证。[1]（10～11）
朝鲜经济史展现的是依据各时代生产关系和“内在矛盾发展”的划时代转变的规律性所体现的历史。白南云运用朝鲜经济史的方法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2]并通过对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亚洲封建社会的实证性研究以及对朝鲜王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可能性、殖民地移植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个方面阐释了内在规律。虽然白南云没有完成“内在发展论”视角下的韩国史体系，但却最早提出了韩国史的“内在发展论”问题。关于白南云的历史认识和“内在发展论”的形式可参看方基中的《韩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20世纪30到40年代白南云的文化与政治经济思想》，第二章《日帝的历史思想与政治经济思想》，历史批评社，1992年。
与白南云史学观不同是以四方博为代表的具有消极背景的殖民主义史学。四方博从两个层面探讨了韩国历史的特点，其一是以韩国历史中的半岛性质、事大思想、停滞性、党争、封建制缺乏、儒教主义弊端等阴暗面作为其特点。四方博，《关于历史上朝鲜社会的历史性质》，《朝鲜学报1・2・3》，朝鲜学会，1951年、1952年；该论文虽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发表在会刊中，但此前以《历史上朝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性质》为题被收录于日本大藏省编撰的、肯定殖民地时代的非公开资料《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第二卷朝鲜篇（1947年）中。他所谈到的韩国历史的阴暗面后来被确定为他律论和停滞论，[3]可见他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开始就对韩国历史予以了全面否定。
其二，他J为韩国不可能完成自发的近代化，其核心观点如下：
开港时，朝鲜无资本积累可言，既没有具有产业精神的阶级，也没有能够进行大生产的机器和技术，甚至连奢望这些存在的情况和必然条件都不具备。这里只有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民、从事闲暇劳动的手工业者、作为剩余生产物和无用之物流通者的商人和居于这些人之上享有一切权力和利益的官僚两班，除了与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相对立的因素外别无其他。[4]（4）这段论述在1947年的《历史上朝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性质》和1952年的《关于历史上朝鲜社会的历史性质》中作为结论反复出现。序言和结论都体现了朝鲜近代化需要经历日本殖民地的必然性。
四方博认为开港时朝鲜完全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有的只是阻碍其发生的因素，并由此得出了除了以日本资本和技术为主导在韩国确立资本主义外别无选择的结论。这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肇始。
四方博认为历史是“复线”和“延续”的，民族精神以“复活”或变换“衣装”的形式出现，当前的责任在于能否重新发现韩国历史的不足以及能否成为扬弃的样式。[5]（194）在见证南北分裂和战争爆发的同时，四方博认为由于重新被发现的历史因果必然会使韩国国民国家的形成遭遇难关。
通过总结殖民主义史观，四方博所表现的对韩国历史和韩国人命运的“关爱”受到日本学界旗田巍和|村秀树的猛烈批判，他们的批判性学术活动对韩国学界和“内在发展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6]（99～103）
三、 “内在发展论”的两个流派
（一）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以1960年“4・1生运动”为契机，韩国学者对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观进行了批判，积极尝试从发展论视角寻求对策。批判殖民主义史学和继承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活动开始活跃，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建构韩国史体系化的宏观发展；另一个则是以近代转型为中心的探讨。
作为对殖民主义史学的总体性批判，韩国史的体系化在韩国史各时代和诸领域中得到深入开展。李基白在《国史新论》（1961年）中自称他第一次对殖民主义史学进行了正面批判。[7]（8）他对当时学界的情况描述如下：
到1961年，解放已经15年了，但对殖民主义史观却没有行之有效的理论批判，而只是代之以悲愤慷慨的情感，或予以回避，亦或很糟糕地只是改变表现而重复其理论。因此，只是在言语上标榜民族的自主独立，但却没能找到支撑这些主张的历史依据。这种倾向在谈到我们的历史时容易导致民族自嘲心理表面化，从而无法意识到殖民主义史观设置的陷阱。[8]（253）
在《国史新论・绪论》中，李基白不余遗力地批判了四方博提出的半岛性质、事大主义、党派性、文化模仿性、停滞性等韩国历史的阴暗面。李基白对殖民主义史观的批判继而结集成为史论集《民族与历史》（一潮阁，1971年），在《韩国史学的方向》（一潮阁，1978年）中提出了与此相对的韩国史观。他对殖民统治御用理论的批判成为了建构新的韩国史学的起点。他的韩国社会发展史观“将韩民族的历史基于人类普遍性基础上”，“其普遍性所依据的不是一元准则而是多元准则，每个民族的历史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还具有特殊性”。[9]（245）对于韩国史的体系化，他以“社会支配势力的变迁”作为时代划分的基准，立足发展论来论述其盛衰。[10]如果将其观点视为“民族主义与‘内在发展论’的融合”，[11]（86～102）那么“内在发展论”概念的涵盖面可谓极其广泛。
率先对殖民主义史学进行批判并积极寻求对策的历史学家是金容燮。他把日本御用学者的殖民主义史学概括为“他律论”、“停滞论”，称取而代之的新韩国史观“既能展现韩国史特殊性又可将世界史发展过程普遍化的理论予以体系化”。[12]
大致从1955年开始，金容燮对19世纪后半期农民阶层的动向以及“东学乱”进行了考察，以朝鲜王朝后期农业史研究为核心来确立韩国历史的基本体系。“站在农业、农村、农民内在发展过程的立场来探寻中世纪社会的解体过程”，换言之，就是认为“在农业社会中，如果站在主体立场的中世纪社会的解体过程得到解释，那么停滞性理论和他律性理论就都能被克服”。[13]（3～4）为确立农业史研究体系，他指出“首先要慎重选择利用史料，必须通过实证性研究实事求是地认识本国历史，并由此再建构历史的发展过程和体系……必须从内在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历史”。在此框架下，他确立了17世纪以来从开港到殖民地直至朝鲜半岛南北农业改革时期的农业史体系，从农业史层面来探讨现代韩国悲剧性的制度分裂与战争，并试图使之体系化。[14]虽然他的研究被看作是“对韩国史内在发展的不懈追踪”，[15]（763、780）但他没有使用资本主义萌芽论、“内在发展论”的概念和术语，只使用了“内在发展过程”或“内在性”、“发展性”、“主体性”等术语。
李基白通过编著通史、金容燮通过对朝鲜王朝后期以来的农业史研究开创了取代殖民主义史学的韩国史体系化先河。可以说，虽然他们都认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但李基白以多元的普遍性为前提强调特殊性，而金容燮则以特殊性为前提更加偏重普遍性。
韩国史的体系化在1967-1968年举行的韩国史时代划分研讨会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会议主持者、经济史学家金泳镐指出了进行时代划分研讨的背景，即“随着对以往所谓非韩国人的韩国史观乃至非发展历史观（停滞论）的克服，以及从主体、发展角度再建构韩国史所进行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求新的时代划分论”。[16]（307）虽然此次参会者们未能就基于不同理论基础的多种时代划分方法达成共识，但以韩国历史为对象进行时代划分本身就体现了将韩国历史发展过程予以体系化的努力。
1967年12月，韩国史研究会的创立意味着韩国史体系化研究正式起步。韩国史研究会在发刊词中指出，其任务是“科学研究韩国史进而确立韩国史的正确体系，使韩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确立其合理地位”。学会章程中也指出，“旨在科W研究韩国史并使之体系化，为民族文化发展做出贡献”。[17]可以说其目的是运用科学方法确立韩国史体系进而体现世界史的普遍性。韩国史研究会的目标虽然可以表现为“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但学者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有学者认为“科学”是实证性的研究，也有学者将社会主义展望内化的情况。
凭借着对殖民主义史学批判10余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当时韩国史学界的自信达到了试图对韩国史予以体系化的程度。1969年末，韩佑场⒗罨白、李佑成、金容燮等人就“为培养第二代国民的民族主体意识，为进行正确的国史教育，理应编修新国史教科书的提案”而进行了共同研究，并将之称为“改善中高等学校国史教育的基本方向”。[18]（371～372）这是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并集中当时国史教科书目录而提出的，作为“提案制定基本原则”提出了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通过整体国史来体现民族主体性；
第二，从世界史视角揭示民族史各时代的性质；
第三，从内在发展方向把握民族史的全过程；
第四，避免制度史的罗列而记述以人为中心的生动历史；
第五，增加有关各时代民众社会活动的内容。
为了实现这一原则，他们对各时代的具体史实进行了新的阐述并致力于确定时代划分和各时代的特点。虽然上述四人的观点以不同方式表现，但可概括为“站在主体立场，用发展的眼光兼世界史普遍性的观点来看待民族史，并使之体系化”。[19]（138）以韩国史学界批判殖民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来建构国民国家的本国史体系，并把它作为国民教育的标准。
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为国史编纂委员会的《韩国史》编纂计划，到1979年共出版《韩国史》25卷。《韩国史编纂纲要》与前述国史教科书“提案制定基本原则”有很多共同点，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1・序》，1973年。“韩国史编纂纲要”内容如下：（1）树立正确史观编纂民族文化体系化的集大成的韩国史；（2）着眼民族主体性编纂韩国史；（3）以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成长发展为中心的韩国史；（4）编纂认识到民族内在发展方向的韩国史；（5）编纂关注各时代民众活动的韩国史。“韩国史刊行宗旨”提到的韩国史编纂目标是：（1）以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为基础来编纂韩国史；（2）着眼民族主体性编纂体现内在发展的韩国史；（3）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并将之体系化来编纂新的韩国史。主体性、内在发展方向、关注民众活动等都是一致的。具有民族性、主体性和自主发展观点的韩国史体系成为此后韩国高等学校国史教科书编纂的基本方向。
20世纪60到70年代，韩国史体系化的研究成果汇集为韩国史研究会出版的《韩国史研究入门》，该著将“韩国史体系化”作为最主要的课题，同时对时代划分予以了特别关注。此时的韩国史接受并认同了“依据社会发展阶段进行的时代划分”的观点，从而将“民族史的主体发展过程”分为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Ⅰ、中世社会Ⅱ、近代社会。韩国史研究会编，《韩国史研究入门》，知识产业社，1981年。在各章开端未署名的两页序言中明确体现了力求揭示以韩国史发展体系化进行时代划分的意义以及各时代特征的目的。这样的时代划分，对于摆脱王朝史观或停滞论以及确立自己的时代划分和时代性质的基本框架具有一定意义。在这一时期，韩国史的体系化发展有时被称为“内在发展理论”，但却没有被命名为“内在发展论”。
对“内在发展论”的正式命名和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首先由日本学界发起，即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本学界出现的不将韩国视为日本的侵略对象而从韩国人的立场进行研究的方法称为“内在发展论”。[20]韩国对“内在发展论”概念的认识和普及的契机源于对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介绍。[21]（9～16）但最初仅是作为修辞被提及并没有被确定为史学史的概念，[22（436）]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接纳。20世纪60到70年代“内在发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整理如下：
殖民史观诸理论，特别是他律论和停滞论受到了集中批判，从而赋予了韩国史主体性和发展性质。旧石器、青铜器时代的确定、前近代社会土地国有批判论、朝鲜王朝后期封建制解体论、资本主义萌芽论、实学研究、韩国史时代划分论等都是在这种史学史反省基础上所取得的具体成果。这些成果对克服殖民史观进而普及发展的韩国史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重视和探究韩国史主体发展过程的研究倾向后来被称为“内在发展论”，并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新的韩国史认识的一般方法论。[23]（38～39）
20世纪60到70年代韩国史学界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是独有的，在日本研究高丽史的旗田巍很早就提出了韩国史的主体发展。这对于20世纪50到60年代盛行殖民主义史学观的日本学界来说无疑是颠覆性的认识。旗田巍指出，殖民主义史学观的问题在于“依据外部力量来阐释朝鲜史而无视朝鲜的内在发展”，“朝鲜史研究的课题不是以朝鲜人为主体发展的历史”。他还认为，不能只从朝鲜史内部来看朝鲜的历史发展，还要认识到朝鲜史主体立场上的外来压力及外来文化，从而界定了内在主体发展的一般性。同时指出，“朝鲜史在具有特殊性的同时也具有世界史的普遍性，阐明其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就可以明确朝鲜史的特殊性”。他认为有必要通过以朝鲜史“主体内在发展”为基础的时代划分来达到对朝鲜史的体系认识。[24]由于他的观点与当时韩国史学界以“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所建构的自主发展史观几乎一致，因而相互都产生了积极影响。[25]
（二）资本主义萌芽论
如前所述，20世纪60到70年代对韩国史内在发展的探讨集中于韩国史的（科学）体系化，其中最受关注的则是近代转型问题。
1958年韩国史学会创立，旨在研究社会经济史以探索新史学。[26]（166～167）1963年6月该学会召开了以“朝鲜王朝后期的社会变动”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探讨朝鲜王朝后期身份制度、经济、思想及实学等领域向近代转变的表现。[27]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学术会从经济层面能动性地探讨了朝鲜王朝社会后期的变动，而且还认为这是朝鲜社会内部出现的发展形式。其中金容燮通过分析土地丈量簿和户籍，认为两班阶层的增加是以经济力增长为基础的，小农通过耕种租佃地成为“经营型富农”。同时，他指出在社会变动中，发展层面与局限性并存，它们是通过发展与调和的过程成长的，从而批驳了直线发展论。[28]
当时千宽宇把阐明“自身内部中世纪要素是否解体并产生近代要素，或者是否与自身内部条件无关，从外部涌入近代要素”作为研究课题。[29]由此，对近代的展望和转型问题成为了探讨的焦点。
将这种研究称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对东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展开情况可参看：吴星：《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以初期研究为中心》，《韩国史市民讲座9》，一潮阁，1991年；朴基水：《韩国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史林28》，首善史学会，2007年；李宪昶：《朝鲜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论及其应对方案》，《韩国史学史学报》17，韩国史学史学会，2008年。并积极向学界推介的是经济史学家金泳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和朝鲜就开始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了历史的再建构，其结果是引发了时代划分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激烈争论，而且这种情况被广泛介绍到日本学界。权宁旭：《朝鲜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以北朝鲜历史学会的动向为中心》，《思想510号》，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村秀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封建末期农民斗争》，《朝鲜史入门》，1970年。朝鲜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被正式确定为朝鲜王朝后期资本主义关系已经产生并发展，到开港时期被阻断。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许宗浩的《朝鲜封建末期的小农制研究》（平壤：社会科学出版社，1965年）、全锡淡、许宗浩、洪熙俞（音译）的《朝鲜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平壤，社会科学出版社，1970年）、金光镇、郑永淳、孙镇厚（音译）的《朝鲜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平壤：社会科学出版社，1973年）。金泳镐通过日本学界了解到资本主义萌芽论，指出，“随着对黑格尔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以及韦伯理论的援引，诸经济史学家们集中探讨了韩国经济史的停滞性，使事态进一步陷入僵局”，从而对当时学界进行了批判。[30]（181）他提出“对于韩国资本主义确立过程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阐明朝鲜王朝后期经济变化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认为18世纪在手工业、矿业中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30]（183）在1967和1968年举行的韩国史时代划分研讨会上，金泳镐指出，“承认开港前资本主义萌芽或许能够自行转向近代化，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深化的努力”已经出现在近代转型的探讨中，从而将史学界的论题有意识地转向为资本主义萌芽论。[31]（315）由于日本人提出的停滞论内含封建制的缺乏和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因此停滞性可通过资本主义萌芽论予以克服，进而可以解决从“发展的内部层面”进行“韩国史体系化再建构”的时代划分问题。[32]（89～91）可以说，由于金泳镐的指引，使得以确立韩国史科学体系化为目标的朝鲜王朝后期社会经济研究转向了“资本主义萌芽论”。
实学研究者李佑成也在了解日本学界动态后[33]（213）对资本主义萌芽论进行了积极探讨。同金泳镐一样，他对解放后左派和的“认为亚洲社会的特点具有停滞性，对亚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研究目的是将停滞性构造和必然性理论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34]（451）作为对此予以克服的一部分，他在1969年末发起了对19世纪前半期韩国社会的共同研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开港后朝鲜社会的状况、发展阶段以及朝鲜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要素的发展程度”。李佑成从农业、手工业、矿业、商业、社会身份关系、思想关系等领域对此进行了讨论和研究。金容燮等：《19世纪的韩国社会》，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会，1972年。收录的共同研究成果有金容燮的《18、19世纪农业状况与新农业经营论》，金泳镐的《朝鲜后期手工业的发展与新的经营形态》，姜万吉的《都贾商业体制的形成与解体》，郑锡宗的《朝鲜后期社会身份制的解体》。李佑成虽然试图研究实学问题，但却没有收录进来。李佑成追述当时的研究时指出，“亚洲地区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这不仅仅是揭示内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学术问题，而且对当今亚洲各民族的主体觉醒以及与世界的对话都是巨大的精神源泉”。[34]（453）在出版共同研究成果时，李佑成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研究做了如下评述：
作为对迄今为止殖民主义史观过度否定歪曲的回应，我们致力于呈现民族历史的积极面。本书即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当然，我们的这种努力并不是对现实的廉价阐释，也不是站在乐观论观点上的，另外也不是试图仅以资本主义萌芽论来确定韩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努力对于揭示韩国历史内在发展规律具有重要作用。[35]
李佑成指出，这是为了批判殖民主义史学而有意呈现的积极面，同时将资本主义萌芽论作为阐明内在发展规律的核心课题。这一时期进行的研究可谓是韩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研究的顶峰。尤其金容燮虽然没有使用“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但却主张将具有资本家性质的借地农指称为“经营型富农”，这种观点虽然受到了将朝鲜王朝后期农业中的变化过度阐释为近代性的批判，[36]但也被认为是向学界阐明“实证性地探讨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代表性成果。[37]（41）不过笔者认为将金容燮确立的从朝鲜朝后期到开港和殖民地时期南北农业政策问题的农业史体系限定为资本主义萌芽是难以成立的。积极参与资本主义萌芽论研究的姜万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研究被认为是超越日帝强占时期v史学方法论的纯实证主义史学，并被作为反殖民史学的民族主义史学或社会经济史学的方法论而被继承，进一步而言就是为了摆脱殖民史学强加于韩国历史的停滞落后论或他律论”。[38]（172）
[7][韩]李基白：《韩国思想的再构成》，一潮阁，1991年。
[8][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的启示》，《研史随录》，首尔：一潮阁，1994年。
[9][韩]李基白：《学问苦斗的延续》，《研史随录》，1994年。
[10][韩]李基白：《韩国社会发展史论》，《韩国史学的发展方向》，首尔：一潮阁，1978年。
[11][韩]郑杜熙：《李基白〈韩国史新论〉――民族主义与“内在发展论”的融合》，《一部历史，两种历史学》，松树，2001年。
[12][韩]金容燮：《日本、韩国的韩国史记述》，《历史学报》31，1966年。
[13][韩]金容燮：《朝鲜后期农业史研究（1）》，首尔：一潮阁，1970年。
[14][韩]金容燮：《我的农业史研究》，《历史学报》180，2003年；《直至以农业史来确定前进道路》，《历史学家的诞生》国际历史学韩国委员会、日本委员会编，首尔：知识产业社，2008年。
[15][韩]郑昌烈：《跋文》，《韩国近代化的民族问题与新国家建设》（金容燮教授停年纪念韩国史学论丛3），首尔：知识产业社，1997年。
[16]n国经济史学会编：《韩国史时代划分论》，首尔：乙酉文化社，1970年。
[17]《韩国史研究》第一辑“会报”，1968年；李泰镇，《学会介绍：韩国史研究会》，《梨花史学研究（13、14辑）》，1983年。
[18][韩]李佑成：《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69-1970年》，《韩国的历史像》，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2年。
[19][韩]金仁杰：《20世纪60-70年代“内在发展论”与韩国史学》，《韩国史认识与历史理论》（金容燮教授退休纪年论丛1），首尔：知识产业社，1997年。
[20][日]中冢明：《“内在发展论”与帝国主义研究》，《新朝鲜史入门》（朝鲜史研究会编，旗田巍监修），东京：龙溪书舍，1981年。
[21][韩]方基中：《推进“内在发展论”的方法论考察―与吸收日本的韩国史研究相关联》，《封建社会解体时期的社会经济构造：近来日本的韩国史研究成果》，首尔：青雅出版社，1982年。
[22][韩]郑昌烈、郑锡宗、赵光：《讨论：朝鲜后期的社会的变动》，《韩国史研究（2）》，韩吉社，1984年2月。
[23][韩]方基中：《韩国史认识的方法与课题》，韩国史研究会编：《韩国史讲义》，1989年2月。
[24][日]旗田巍：《朝鲜史研究课题》，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入门》，东京：太平出版社，1970年。
[25][日]旗田巍：《朝鲜史像诸问题》，《新朝鲜史入门》，1981年。
[26][韩]姜万吉：《历史学家的时间》，创评，2010年。
[27]韩国史学会：《史学研究16》，1963年12月。
[28][韩]金容燮：《朝鲜后期的社会变动：经济―农村经济》，《史学研究（16）》，1963年。
[29][韩]千宽宇：《韩国史问题点之我见――史观、考证与时代划分》，《思想界》，1963年2月号。
[30][韩]金泳镐：《资本主义确立过程是怎样的？》，《新东亚》，1966年8月号（后收录于《韩国资本主义形成问题》，《韩国史的反省》（历史学会编），首尔：新旧文化社，1973）。
[31]韩国经济史学会编，《韩国史时代划分论》，乙酉文化社，1970年。
[32][韩]金泳镐：《克服韩国史停滞论的方向―时代划分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亚细亚》，1969年3月号。
[33][韩]郑载成：《安秉植――从民族主义到经济成长主义》，《历史批评59》，2002年夏；金容燮等：《19世纪的韩国社会》序言，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会，1972年。
[34][韩]李佑成：《东亚地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实是学舍散稿》，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95年。
[35][韩]金容燮等：《19世纪的韩国社会》序言，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会，1972年。
[36][韩]安秉植：《农业史研究的问题点》，《创作与批评》，1976年夏季号。
[37]近代史研究会：《韩国近代历史学与朝鲜后期史研究》，《韩国中世社会解体期诸问题上》，韩院，1987年。
[38][韩]姜万吉：《都贾商业体制的形成与解体》，2010年。
[39][韩]宋赞植：《李朝后期手工业研究》，首尔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1973年。
[40]韩国史研究会编：《韩国历史研究入门》，1981年。
[41]近代史研究会：《韩国近代历史学与朝鲜后期史研究》，《韩国中世社会解体期的诸问题》上，1987年。
[42][韩]郑昌烈：《韩国民众社会的确立、发展过程》，《韩国民众论的现状》，石枕，1989年。
[43][韩]方基中：《韩国史认识的方法与课题》，《韩国史讲义》，1989年2月。
[44][韩]朴赞胜：《分裂时代南韩的韩国史学》，《韩国的历史家与历史学》，创作与批评社，1994年。
[45][日]|村秀树：《克服排外主义的朝鲜史》，《朝鲜史与日本人》，东京：明石书店，1992年。
[46][日]|村秀树：《朝鲜史若干问题》，1964年；《朝鲜社会的过渡法则》，1976年；《东亚地区帝国主义体制的过渡》，1981年；《朝鲜近代史研究内在发展的视角》，1986年。
[47][韩]安秉植：《朝鲜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韩国学研究入门》，首尔：知识产业社，1981年。
[48][韩]李荣薰：《朝鲜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成立论”批判》，《大学》创刊号，1985年。
[49][韩]李荣薰：《关于韩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韩国社会经济史（5）》，首尔：韩吉社，1987年。
[50]郑载成：《安秉植―从民族主义到经济成长主义》，《历史批评（59）》，2002年夏。
[51][日]p木真人：《战后日本的朝鲜近代史研究现状――“内在发展论”再考》，《历史评论（6）》，1990年。
[52][韩]李荣昊：《“内在发展论”争议》，《韩国前近代史主要争论问题》，首尔：历史批评社，2002年。
[53][日]宫屿博史：《作为方法的东亚》，《历史评论》1984年。
[54][日]中冢明：《“内在发展论”与帝国主义研究》，《新朝鲜史入门》，1981年。
[55][韩]李宪昌：《韩国史认识上的“内在发展论”的问题点》，《韩国史市民讲座（40）》，2007年。
[56][韩]金仁杰：《现代韩国史学的课题》，《20世纪历史学，21世纪历史学》（韩国历史研究会编），首尔：历史批评社，2000年。
[57][韩]李宪昶：《韩国史认识上的“内在发展论”问题点》，《韩国市民史讲座（40）》，2007年。
[58][韩]朴赞胜：《围绕韩国学研究模式的探讨――以“内在发展论”为中心》，《韩国学论集（35）》，启明大学韩国学研究院，2007年。
关键词：韩国;企业文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28日
一、韩国企业文化的显著特点
（一）重视企业权威，拥有强烈的家族主义意识。韩国企业文化中有着其独特的传统意识，这种企业文化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其企业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家族意识，反映在韩国的企业文化中，就主要表现为晚辈极其尊重长辈，并且服从其命令;同时，还有着明显的等级意识，以家族整体为中心，对国家和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韩国企业许多都是家族企业，这是因为韩国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奋斗干出一番事业，并且以家族继承的形式传承给后代。这也就形成了韩国企业中经营管理基本都是以家族为核心的特点。
（二）崇尚具有团结性的“人和”思想。在韩国企业文化中，极为重视以和为贵，绝大多数的韩国企业领导者都有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企业内部全体人员都应当像一家人一样，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处理问题时也以和平的方式为首要选择。“人和”成为了韩国企业经营的重要指导思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韩国企业对于员工遇到的问题会提供积极的帮助，为员工所提供的薪资福利也非常人性化，同时，也注重企业中员工的长远发展，能够为员工提供再教育、培训的机会，为员工发挥自己更多才能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虽然韩国企业内部强调以和为贵的思想，然而，韩国毕竟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企业内部个人之见还是企业与企业之见，都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对于企业内部的个人来说，他们会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其他员工进行激烈的竞争，从而发挥出自己更多的价值，而对于企业整体来说，在市场中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才使得企业内所有员工能够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任务，使得企业不断向前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
（四）以“能做得到”为信念。“能做得到”这既是韩国企业文化中一种颇具信心的表现，也是企业员工对于自己的一种激励方式。在韩国人的概念中，勤快是一种极为荣耀的习惯，而懒惰则是造成自己落魄的主要原因，韩国人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参加工作，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再辛苦都值得。这种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近代历史的影响，在韩国的近代史中，国家受到侵略，人民失去了工作的机会，生存极为艰难，因此韩国人形成了勤奋、坚强的性格，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要素。
（五）“第一主义”观念根深蒂固。韩国的许多企业都被冠以“第一”的名号，这是因为韩国人向来将“第一主义”作为企业发展的最终要义，并且激励自己不断地朝着“第一”迈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韩国人的竞争意识。“第一主义”除了为企业本身带来了高度的荣誉之外，企业“第一信誉、第一质量”等，也为企业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也确实为韩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韩国的一些畅销国内外的产品，就见证了韩国企业文化中“第一主义”的存在。
（六）强调教育与培训工作。重视教育是韩国企业文化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韩国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无论是韩国政府，还是企业，都极为重视教育工作，这种优良的教育观念，使得韩国人民能够自始至终都不断接受教育，获得更多的知识，为韩国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前提。除了教育工作，韩国企业也非常注重企业员工的培训。对企业员工严格的培训，使得企业员工自身的技能和素质不断地提升，从而能够为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也使得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也是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一种重要的手段。
（七）强调以人为本。在韩国企业发展中，并没有完全依靠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丰富的资源，他们更为注重的是人才的发展。由于韩国自身国情的需求，企业在管理中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因此韩国企业在不断地发展中，形成了以人才推动企业进步的观念，在企业的经营中，人才是第一前提，在企业的管理中，人才是管理的中心，这就使得韩国企业中的员工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所具备的才能，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参与到企业管理工作中，推动了企业的不断发展。这种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使得韩国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凝聚力，员工的价值得以实现、奋斗的目标得以达成，也就有更大的动力投入到企业工作中，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实现了企业与人才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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