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交叉性；交叉分类效应；双重打击；社会优势理论
1、引言
社会心理学一直致力于对民族、性别和年龄等社会类别的研究。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认为性别、民族或年龄等社会类别是独立的，通常将个体作为单一类别的成员来认知。例如，在偏见与刻板印象研究中，大多数的研究都将黑人男性作为种族主义歧视的目标、将白人女性作为性别歧视的目标。然而，正如每个人都符合某一类别特征，他们同时也符合其他某些类别特征（Phillip Atiba Goff 2008），即人们可以同时归属于不同的社会类别，如性别、民族、年龄等，也就是说个体身上可同时体现出多重社会类别的特征。因此对交叉类别群体成员的认同（如少数民族女性）的研究也是必要的。
在偏见与刻板印象研究中，尽管对交叉类别群体成员偏见的实验研究很少，但是交叉类别群体成员是否由于他们的多重类别身份而存在优势或劣势问题是该类研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
交叉性类别研究中争论的中心是，多重类别群体成员（如少数民族女性）的遭遇是否更糟糕，即比单个群体类别成员（少数民族男性）遭受更多的歧视和偏见。即“哪个群体更处于劣势？”
一方面，双重负担模型认为，个体多类别身份的劣势是累积增加的。戴维斯认为黑人女性的遭遇比黑人男性的遭遇更坏，因为她们既承担种族群体的负担又承担显著地性别群体负担。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单类别群体成员与多类别群体成员相比处于更不利的情况。关于多类别成员是否比单类别成员遭受更多或更少的歧视的争论，引出了对种族，性别和交叉的研究。实证研究对两个方面都是支持的，谁承受更多的歧视的问题最终无法回答。
Valerie（2008）提出交叉性研究的替代模型，试图脱离“哪个群体更处于劣势”的问题，具体说明交叉类别成员经历的独特的偏见形式。因为多重类别群体身份（如少数民族的女性）通常不符合各个类别群体身份的典型特征（如，少数民族，女性），他们将经历交叉分类效应。
2、“哪个群体遭受的更多”：多类别群体还是单类别群体双重负担和劣势的自然积累
“双重负担”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用来描述对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 “双重负担”研究者通常强调多类别成员不利条件的积累。研究者将这些类别孤立来研究，如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研究，并明确指出关注个体的多个而不是一个受歧视的身份。根据双重负担的假设，少数民族的女性在社会上遭受到对性别和民族偏见的双重影响。研究双重负担假设的学者试图理解并解释劣势积累是如何使交叉类别群体的成员遭受到歧视和偏见的。
以往研究指出，双重负担研究概念化的两个通用模型：加法模型和交互模型。加法模型认为，有两个或多个交叉身份的个体遭受他所属的各个类别成分的综合的独特形式的歧视。一个个体拥有的受贬低身份越多，他的劣势积累也就会越多。而交互式模型则认为， 交叉类别个体的各个身份以相互协作的方式进行交互作用。将这些类别身份作为一个整体，因此个体面对的歧视是成倍增加的。尽管两个模型存在差异，但双重打击理论中无论是加法模型还是交互模型都认为多重类别群体比单个类别群体面临更多的偏见与歧视。
社会优势理论和男性目标假说
“哪个群体更处于劣势”争论的另一面是，有些学者认为单个类别群体成员与多个类别群体成员相比处于更不利的情况，即具有单个被贬低类别身份的群体成员往往首当其冲的受到针对他们群体的歧视。最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是社会优势理论。具体来说，社会优势理论的男性目标假设认为男性而非女性是社会类别群体中受歧视的焦点。因此，对于针对类别群体的歧视，群体中的男性比群体中的女性遭受更多的歧视和偏见。
3、交叉分类效应模型
其他相关研究证明对少数女性的刻板印象与对女性和少数民族男性的刻板印象不同，且对少数民族女性的认知较慢，除此之外，交叉群体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交叉的隐形性，即文中所说的交叉分类效应。
交叉分类效应的模型用男子主义和民族主义概念解释了为什么交叉类别群体会被认为不符合他们各个社会类别成分的典型特征。该模型是在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和身份典型性的研究基础上发展的。解释了社会群体成员的非典型性如何导致交叉分类效应，与典型的社会群体成员相比，该体验与交叉类别群体的优势和劣势的独特结合有关。
我们认为，由于交叉类别群体成员从属于两个或两个类别不符合群体的典型特征，因此他们将经历交叉的隐形。交叉的隐形性概念是Fryberg（2008）提出的，定义为对受压抑群体或个体缺乏正确的表征，即不能正确表征认识受压迫群体。而Amanda K. Sesko（2010）则将其定义为交叉群体成员的“缺乏个性化”或“缺乏差异性”。相对于单一类别群体成员，交叉类别群体成员的面孔不容易被正确识别，声音容易被忽视及他们在团体中的贡献不容易被正视，即容易被错误归到其他单一类别成员身上。交叉分类效应也指为了符合他们的群体特征对交叉群体成员的特征的扭曲的认知。交叉类别群体成员的社会隐形由于他们的非典型性使他们与典型性群体相比经历了优势和劣势结合产生的影响。虽然交叉分类效应使交叉群体成员容易被忽视，但是反过来讲是不是由于这种被忽视性使交叉群体逃避了针对于典型性群体的歧视与偏见？
通过强调交叉的隐形与优势和劣势的混合有关，该模型与传统关注交叉群体是否比单个类别群体会更糟或更好不同，而是关注多重类别和单个类别群体面临的歧视形式的具体差异。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交叉分类效应的作用。
交叉隐形的优势：规避主动形式的歧视
我们认为与非典型性群体相比，典型性群体是偏见和歧视的更直接的目标，反黑人和种族偏见更可能与对黑人特征刻板印象有关的研究证明了该观点。我们假设典型群体成员将作为直接的歧视目标，结果证明与群体中的女性相比，群体中的男性遭受更多的歧视，这证明了男性假说，并可以重新解释群体女性作为非典型性群体的结果。例如，少数民族女性由于他们的非典型性可能逃避针对少数民族男性的歧视与偏见。因此，与典型性成员相比，非典型性群体成员较少的作为歧视目标。
交叉隐形的劣势：交叉经验的分类失真
努力被注意或识别是交叉类别群体成员最独特的歧视形式。他们必须持努力使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被理解，使他们的贡献被别人承认。例如，社会认同研究发现，与典型性群体相比，非典型性群体成员不大可能在群体中实现领导地位，他们不太可能产生社会影响。
4、对社会心理学理论和交叉分类研究的影响
本文认为交叉类别成员往往被知觉为非典型性群体。因为有两个或更多社会类别身份不符合各个类别的典型特征，他们将体验到我们所说的“交叉的隐形”。该模型是建立在特征典型性的社会心理学文献和群体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并且强调决定何时出现优势和劣势的过程。交叉分类效应模型在社会心理学中有着重要贡献，提供了关于社会身份认同、偏见和歧视社会心理学文献。以往对群体社会认同的研究主要是实验室研究，交叉分类效应为研究真实群体内的典型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交叉类别群体的非典型性在生活中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框架。对交叉分类效应的研究为交叉类别群体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
此外， 交叉分类效应模型强调除了对明显的类别群体的歧视的研究，扩展对偏见和歧视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交叉分类效应包含在主流社会表征中更大范围对交叉类别群体的经历和感知进行研究。研究偏见和歧视的学者对“哪个群体被忽略”的回答可能是理解偏见和歧视的本质的关键并回答了“哪个群体是目标群体”。
我们认为，社会心理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交叉的观点，因为它需要一个高度具象的研究议程来研究特定的狭隘的群体。例如，在过去，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对交叉性感兴趣可能首先研究具体的交叉类别如黑人妇女，然后试图概括所有地交叉类别群体。不幸的是，这种特殊性研究策略通常阻碍了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有利于理论发展的概括化。相比之下，交叉分类效应模型提供了一个关于交叉群体的可概括的假设和预测的出发点。通过强调可能的对交叉群体的概括来说服社会心理学家交叉性的主题值得认真和长久的关注。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理论存在两个缺陷。首先，交叉分类效应模型严重依赖大男子主义，民族优越感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典型性群体。然而，认识到典型性是一个随情境变化的社会类别是必要的。如大男子主义的影响可能使男性在多数公共生活领域被定义为典型性个体。然而，在某些女性领域，女性被定义为典型性群体。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医生和大学教授是典型的男性群体，认为小学老师是典型的女性群体，也许是因为照顾小孩通常是女性的工作或责任。因此，交叉分类效应应该仅发生在情境中，认为交叉群体是非典型群体。
另一个重要的局限是当前交叉分类效应模型狭窄的关注种族和性别的交叉。交叉分类效应的经验应该适用于许多其他交叉类别，相关研究也相对较少，本文没有涉及。然而，在概括交叉类别时由于其他交叉类别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吸引力比较小因此要谨慎。通过上述研究，它应该可以适用于其他的交叉群体。
交叉性研究使我们考虑在交叉群体中交叉的状态意味着什么。交叉分类效应模型试图从典型性和非典型性特征解释交叉群体成员的处境或遭遇。正确认识交叉分类效应有利于人们在日常社会中对交叉类别群体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Valerie Purdie-Vaughns & Richard P. Eibach. .（2008） Intersectional Invisibility： The Distin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ultiple Subordinate-Group Identities . Sex Role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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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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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J]. 刊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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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 [S].
[9] 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
f.专利
[序号] 专利所有者. 专利题名 [P]. 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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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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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一律置于文末。其格式为：
(一)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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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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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引专著的页码，加圆括号置于文中序号之后。
(三)报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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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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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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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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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性的
关键词 应用型人才 培养 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1 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应用型人才培养强调以理论知识为基础，以实践能力为重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核心能力，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高校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大体上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进行的设置与规划，注重学科中实践部分的建设。教学内容的设置依据课程设置和其它专业开设的经验，运用固有的模式：理论讲授、实践训练、社会实习或实践等。
理论讲授是本学科的基础知识、文化素养、审美能力的培养。目前，高校中所强调的理论是实践的陪衬，是为了实践而实践的理论。然而，高校现有的理论讲授是与社会实际生产相脱离的理论，大部分学校在理论讲授的过程中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在课堂讲授过程中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各大高校教师应有的知识技能水平都与社会脱节，更何况是把已经掌握的知识能力传授给没有基础的学生。没有高水平的教师，如何才能为学生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环境呢？
实践训练是把所讲授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和技能训练上，从高校所宣传的实践训练，基本总结可以看出是把理论运用到实践，是理论知识的扩展。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面对当前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学校的一成不变的理论与固有的实践项目，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社会实习或实践是把在校生提前推向社会，提前体验了社会工作，并没有体现出学校在社会实习中体现什么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体验完全可以在毕业以后自己就能够完成的。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面来看，更是体现不出社会实习所发挥出来的应用型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把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用到实际呢？
2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现
高校人才培养的方案结合社会需求和高等职业教育当前的地位出发，确定其教育定位和培养目标，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使之成为有别于研究型，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内在素质，服务第一线的高等应用型人才。面对社会中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已经在各大高校中不断蔓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如何能够更好地列入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有待各大高校切实列入实际的教学与教师队伍的培养，不仅要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进行实时更新，还应不断提升一线教师的社会实践能力。
2.1 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高校教师的招聘现在已经面临高学历的就业压力，紧缺专业是硕士研究生，一般专业为博士研究生。高学历的教师能够对当前的学术领域中的基本理论有较高的认识力，教书育人的经验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当前高校教师已经在学校的封闭式状态中失去了与社会的工作联系。部分学校还规定不能挂职后到社会上工作，一旦查出严格处理。其实学校应该在教师们完成学校本职的教学工作以后，鼓励其外出从事社会实践工作。但是在学校教学压力的作用下，这种基本理论的提升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个人的社会实践能力已经逐渐与社会脱节。怎样才能更好提高教师的社会实践能力呢？与社会一线生产接轨，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高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针对的是学生的培养，那么这种培养是离不开教师的应用型培养的。根据学校的专业进行分类，对各种专业所针对的行业进行有效的沟通与联系，制定定点的教师培养方案，分批、分门类进行社会性的专业训练。教师参与到社会实践有别于企业中的技术人才，教师以自身的素养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实际训练中，并且能够深层次地挖掘社会实践，并提升相关的理论知识，更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2.2 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
教师队伍的应用型能力培养能够得到认定以后，建立学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就不再是空谈了。那么，该如何实施对学生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呢？
当前社会发展迅速，专业知识和技能日新月异，行业发展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更新，提供给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职位不断变化。因此，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才是当务之急，培养具有熟练的专业技能，并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毕业生的社会职业变化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当今时代高素质劳动者社会能力培养的重要标志。
首先，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有别于社会中的技术培训，培养的是综合素质能力的高等应用型人才，大学中合理安排必要的人文素养课程，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能力。第二，在文化素质培养的基础上，还要掌握相关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这一部分的理论知识学习不能急于求成，是为本专业的进一步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高校教师已经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力，通过基础课程的培养，综合培养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能力。第三，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不能松懈。基础理论的学习是本学科的奠基石，有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扩展专业知识范围，因此，高校不能为了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突出实践性，放弃或缩减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应该合理安排本课程的专业理论课。第四，实践技术课程的学习与应用。实践类课程更多的是要求学生掌握一门技术或者一种操作能力，这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实践类应用型课程。此类课程要区别于社会的培训学校，高校的实践课程教授的是基本的技术能力，并扩展社会的先进技术，教授学生触类旁通的本领，以应对社会需求的千变万化。最后，特殊专业结合各自的培养目标及其对应行业的社会需求，在校内进行有效的实践训练，或者由教师带队走到市场进行社会实训，能够较好地起到实践的带领与指引作用。
参考文献
[1] 蒋毅坚，张树刚.“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地方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考与探索[J].北京教育（高教），2010（12）.
（安徽工程大学 团委，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高校学生社团是学生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务的重要阵地，在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规范和促进学生社团发展，丰富校园文化和促进学风建设，通过对高校学生社团成立的宗旨及服务对象，把当前高校学生社团进行分类管理，分析不同社团的内涵及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从学生社团分类管理的角度，有针对性的提出高校各类学生社团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 ：学生社团；分类管理；现状；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7-0273-03
基金项目：安徽工程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 课题编号（2014xd010）；安徽工程大学青年基金项目 （2013YQ19）
学生社团是高校学生依据共同的兴趣爱好组建并按照规章制度自主开展活动的学生组织，是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阵地，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形式.近年来，随着生源结构多样化和学生主体意识增强，各种类型的学生社团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在社团规模和内涵建设等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规模快速扩大、组织方式网络化、跨校活动增多、社会化意识增强等新情况、新趋势.在新形势下，各级党、团组织要正确认识学生社团类型，立足学生社团发展层次和现状，做到分类管理，进一步推进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1 高校学生社团的类型
基于学生社团成立的宗旨和活动内容，当前高校学生社团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1 学术科技类
学术科技类社团是指依托学校的学科专业，通过开展学术科研活动，培养成员学术的科研创新能力、适应未来职业的专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组织，主要分为学术型社团和研究型社团[1]，比如数学建模协会、机械研究协会等.社团成员一般是由相同专业背景和专业能力并且对这一专业感兴趣的学生组成，一定程度上为社团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储备.
1.2 理论学习类
大学生理论类社团是由志趣相同、意见相近的同学自愿地组织在一起，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学习、研究和宣传党的理论知识为内容的学生组织，如邓小平理论研究协会等.该类学生社团是加强和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和有效载体，也是高校课堂教学的有益延伸和积极补充，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3 兴趣爱好类
兴趣爱好类社团是以社团成员兴趣爱好相同为基础，对这些兴趣爱好进行培养与扩散，满足这些成员的精神需求并培养一技之长而建立起来的学生组织，例如吉他协会、爱乐社等.这类的社团往往在高校学生社团中占较大比例，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陶冶了大学生的艺术情操[2].
1.4 社会公益类
社会公益类社团是高校学生依据共同的兴趣爱好自愿组成的，以志愿服务为目的，实现个人价值与成就，按照章程和相关规章制度自主开展社会公益及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学生组织，比如爱心社、环保协会等.该类社团是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是大学生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渠道，是高校“以德育人”的重要手段，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阵地.
2 当前高校各类学生社团发展现状分析
2.1 学术科技类社团资源丰富但发展不平衡
学术科技类社团的成立与发展往往是伴随着高校学科专业而产生，这些专业为其提供了充足的知识储备.同时得益于挂靠单位和指导教师的资源优势，这类社团活动往往更具备专业性、实用性和学术性，能够更好地发掘人才，充实社团人力资源，推动社团向精品化社团方向发展.鉴于学术科技类社团的功能性，该类社团有利于增强校园学术氛围，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弥补课堂教学不足，增进师生学术交流，推进高校学术研究取得优异成果[3].但是，学术科技类社团由于其所属学科的不同、专业水平的强弱以及挂靠单位条件的差异等因素，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社团会员分布具有专业领域分区、成员来源相对单一、社团活动涉及面和受众面受到局限以及社团规模大小不一等问题.
2.2 理论学习类社团社会意识强但影响力偏弱
理论学习类社团对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及综合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理论学习类社团日渐成为培养优秀青年先进分子的重要阵地，汇聚了大批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学生，有效地协助了高校培养乐于投身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四有”新人[4].尽管如此，理论学习类社团在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诸多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类社团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社团活动缺乏文化内涵，理论性和学习型特点不突出导致的活动层次低、质量不高，社团的成员结构存在问题，理论素养相对缺乏，素质有待于提高以及高校扶持度不够，运作资源不足而造成的社团活动影响力和知名度偏弱等.
2.3 兴趣爱好类社团受众面广但发展不规范
兴趣爱好类社团旨在将相同兴趣爱好或技能的同学集合在一起进行交流和开展社团活动.该类社团的成立难度相对偏小，涉及文、体、娱各个方面，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较大，大学生通过参加该类社团活动在锻炼自我的同时，也丰富和充实了高校的校园文化[5].该类社团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主要基于成员的兴趣爱好与个人热情，社团在管理和组织建设中相对不够规范和健全，社团内部管理和运行相对松散，社团活动的执行力相对弱，社团成员参加活动相对随意和懒散，同时部分社团成员由于在社团文体活动投入大量时间，学习成绩在一定程度受到了影响.
2.4 社会公益类社团发展迅速但特色不明显
随着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增强和追求自我价值意识的提升，高校社会公益类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各类社团发展中的最为迅速的社团，为高校青年学生提供锻炼自我、提升自我的平台.各高校立足于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支持社会公益类社团开展公益活动，形成品牌效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中去，使参与公益活动的经历成为大学生的时尚选择和价值印记[6].社会公益类社团虽然正在快速成长，在校内外的活动次数日益增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社团活动内容相对陈旧，重复性和娱乐性活动偏多且过多流于形式主义，缺乏公益特色和亮点，志愿服务的特点没有得到彰显，缺乏专业指活动经费保障等问题.
3 高校学生社团分类管理的工作思路
高校在加强学生社团建设中，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职能，服务学风建设，服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坚持分类管理，大力扶持学术科技型社团，热情鼓励理论学习型社团，正确引导兴趣爱好类社团，积极倡导社会公益类社团，推动各类社团在活跃校园文化、引领学风建设、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3.1 大力扶持学术科技类社团
积极支持学术科技类社团的成立与发展，减少此类社团成立的审批手续，便利该类社团成立的程序；鼓励社团活动的多样化开展，为其活动开展提供技术、经费、场地上的支持；促进社团活动向精品化推进，增强该类社团在校园内的影响力，发挥该类社团在整个社团结构中的带头作用.同时，也要时刻关注学术科技类社团存在的问题.在此类社团种类、规模日趋增多的同时，要注重社团发展质量，并使此类社团发展处在一定的动态平衡调整中.对发展成熟的社团放宽管理，对实力相对较弱的社团提供帮助，对一些濒临解散的社团进行整改或者解散，从而更好的实现整体资源的整合，推进学术科技类社团的品牌化建设[7].
3.2 热情鼓励理论学习类社团
理论学习类社团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载体，也是一种贴近大学生价值观的组织形式，对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及综合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要积极加强该类社团建设的理论研究和思索，探索促进社团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以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的需要，并根据大学生理论型社团自身的发展实际情况，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为社团配备优秀的指导教师进行科学引导.同时该类社团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物质条件的保障，尤其是社团活动的经费和场地问题，学校在经费资金和硬件设施方面应加大对该类社团的的投入和扶持，充分意识到对理论学习类社团资金投入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投入的一部分[8].
3.3 正确引导兴趣爱好类社团
保证兴趣爱好类社团政治稳定性，注重兴趣爱好类社团活动特色性，强调兴趣爱好类社团社员学业发展.兴趣爱好类社团由于其社团本身灵活性强、组织性较差、成员结构复杂等情况，容易出现管理难、整合难、教育难等问题，并且在整个学生社团管理结构中，兴趣爱好类社团的娱乐性、艺术性、个性化等特征更为突出，往往对这类社团的管理要注重管理的技巧，正确的引导该类社团的发展方向，注重加强对该类社团成员的思想教育与常规管理，规范社团活动内容，避免社团活动出现违纪违规等问题.同时，在引导该类社团成员在培养兴趣爱好的过程中，要积极关注社团成员的专业课程和学习情况，积极动员社团成员在学风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努力做到学业和兴趣同步发展.
3.4 积极倡导社会公益类社团
强化社会公益类社团职能，提倡哪些自身定位或服务功能相对重合的社团进行整合，确保该类社团发展实现规模化和特色化.提倡该类社团进一步完善结构，明确社团发展方向，对发展逐年落后或者发展方向不明的社团进行整改.积极鼓励学生参加该类社团的活动开展，通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来提高自身的思想认识水平，引导社团成员在参与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中，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倡导该类社团积极与社会进行对接，鼓励社团与政府机关部门、社会公益团体、企业加强合作，服务于地方发展.推进对社会公益类社团的精品化建设，使得其能真正带动全校学生的参与到志愿服务之中，积极营造浓郁的崇尚志愿服务的校园风气.
4 结束语
高校大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坚力量，各类学生社团活动在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高校学生社团门类繁多背后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瓶颈也日益明显.高校要针对不同类型学生社团的特征，明确不同学生组织的特点，服务和指导学生社团发展，始终坚持学生社团的主体地位，积极发挥指导教师在社团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加强对社团管理和指导工作的评价考核.同时，加强对学生社团工作的研究，及时研判学生社团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和把握学生社团发展的规律，有效地提高社团活动质量，提升社团活动的效果和影响力，彰显学生社团的特色和文化，通过创新工作内容和形式，适应学生需求，增强学生社团的和社团活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各类学生社团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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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形态理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定位；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4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13BKS033）；教育部一般项目“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研究”（12YJA72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振鹏（1969-），男，陕西富平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思政部主任，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快速发生着重要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形成与发展。对此，相比西方社会学的解释范式，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更能深入、系统地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规律，从而指导和帮助人们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坚定国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现代社会转型分析的两种理论框架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是专门用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1]的重要概念。因而，许多学者都用“二分法”将社会归结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基本类型，用以描述和把握旧与新、传统与现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代谢、进化与变革。如斯宾塞的“会”与“工业社会”，梅约的“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等等，都是对西方社会告别中世纪社会经历的历史大变革的行程和经验的描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形成了一种以西方社会现代化历史和经验为蓝本来研究那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理论，即所谓“狭义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非西方国家贫困落后、不发达的原因应归因于这些国家存在的传统因素。而要改变贫困落后、不发达的状况，唯一可以通行的道路，就是通过批判和否定本国内部的传统因素，学习和模仿西方社会现代化模式、内容和经验，以实现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跃迁和转型。正如查普夫所说：“根据这种理论，不发达社会应该以一种有计划、有控制、加速度的方式重现西方的发展。在亚非拉各国尚不存在西方体制及传统时，应引进或通过‘功能等同物’来加以替代。”[2]
在我国，社会转型也是学界用以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范式和分析框架。与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一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也被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因而，“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几乎被视为同义语。围绕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力、运行机制及其社会结构形式的转变等问题，我国学者做了大量艰辛的探索，并在社会分层、城乡发展、社会建设、生活方式、贫富差距、单位制与身份制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有关现代化社会的诸种要素、标准和特征，如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多元化、世俗化等也都为国人所熟知。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学术的逐渐自觉，这种过分注重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已被学界质疑为是“容易背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程的分析框架”。[3]基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的二分范式和从社会结构着眼研究社会转型的理论预设，必然会把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作为一种先验的、既定的条件排除在社会转型的“意义域”之外。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转型关系问题上，往往倾向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结果的研判，而忽视社会转型的过程、理想目标和理念的探究，也就成了必然。
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也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对于这样一个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命题，不能停留在学术上的人云亦云中，更不能回避“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主轴”的现实。[4]因而，结合西方现代化理论，将社会转型上升到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高度，就成了深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必然。在社会历史哲学的视域中，社会转型的概念是以社会宏观结构即“社会形态”层面的复杂质态转换来标定的。因而，社会转型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从一种存在类型（形态）向另一种更高的存在类型（形态）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等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对此，需要借助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对其进行立体透视。
二、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社会结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变革。对其进行立体透视，需要从唯物史观中探究出影响社会转型发展的主导性因素。在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生产力社会形态、政治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形态理论中，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是最能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的两个主要视角。
1.经济社会形态视域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形态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有学者仅凭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无法阐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无疑是教条主义的认识。因为，经济社会形态仅是从经济的视角或侧面来分析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变迁与演进更替的历史与规律。经济社会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叫社会经济形态。对它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考察：一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生产方式；二是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模式；三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产业结构。因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可以是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变迁，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迁，或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重大变迁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迁。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革、发展与完善。因而，它主要不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迁，而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即经济体制的变革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期艰辛探索，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变和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下的具体体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即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换。这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转换与重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到多个国家，苏联模式也被移植到多个国家。所谓苏联模式，是指苏联长期形成的制度、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从基本制度上看，它所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形成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苏联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保持快速发展并在残酷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制度根源。但管得过严、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限制民主、妨害法治等缺陷，使得苏联模式既无法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也无法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在照搬苏联模式不久，等人就“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5]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并没有突破这种模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从此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等方面的相应变革。这场变革是极其深刻的，被称为“第二次革命”。但它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是社会主义建构模式的重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明确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并不会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本身。它仅是社会形态内部的具体类型的改变，即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由一种具体类型变为另一种具体类型。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形态转型的关键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体说来，这是沿着两条交织的脉络展开：一是由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6]1979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和2000年中国加入WTO，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节点，其中，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加入WTO，使得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朝着更加开放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推动着我国从本国实际和全球化趋势出发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使我国经济社会走上了更加科学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转型之路。这是一条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超越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2.技术社会形态视域中的中国社会转型。技术社会形态视角的社会转型是多维的，如：游牧和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电子信息时代的转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等等。但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而言，主要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需要推动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化和知识革命引发的新的社会转型，使得像中国这样“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与“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条件、发展动力和发展目标上有了质的区别。它所要实现的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而且是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化的有机融合。这是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历时态的两个过程，那么中国的新型现代化则是一个两次现代化时空高度压缩的转型过程，是一个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的“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7]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就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现代化起步比较晚；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三是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这三个特点，共同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征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落后社会向发达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成长的现实过程，转型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改造或重新构建。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非同一般的复杂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需要“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8]394而他的“雄心壮志”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达到四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8]226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走过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所走的历程。于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实现这种跨越，就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西方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后再走上信息化道路；二是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严重代价后再回头去进行治理，即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道路。而我国的现代化，则是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就又面临着走向信息化的历史任务。信息化、知识化、网络化，成了我国当前现代化的带动性的先导力量。因而，传统主要依靠资源消耗、人力投入等外延式扩张的工业化道路，必然要被体现全球信息化、知识化浪潮的新的发展道路所取代。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实现“双重转型”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9]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在吸取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中国已有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作出的历史抉择。
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文明成果进行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目前，我国学者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蓝本，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起的社会整体性革命变迁作了多方面的描述，如：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知识社会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由贫困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变；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变；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由同一性社会向多元性社会转变，等等。但其核心的关于现代化社会的诸般要素、标准和特征，如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化、多元化以及教育、医疗、福利、社会流动、阶层结构的变化等等各项具体的社会指标，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特征和指标，成为衡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和尺度。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定位
用社会形态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从“历史的大尺度”视野来确定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指向性与规定性，其前提是要运用社会形态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形态进行定位。“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0]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表述，实际上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置于经济的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两分法”的框架之下，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非经济的社会形态才是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型，实质上是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化的过渡阶段，因而，它在逻辑上也属于“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一定位深刻揭示出它是人类史上最为深刻的一种社会转型，也从而预示了其需要完成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全面性。这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论述中看出，现实社会主义尚处于“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的历史阶段，其历史任务“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定位，它决定并关照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终目标及其转型的阶段性、过程性特征，也关照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多维转型与整体结构变迁。
对于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当然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人的发展等多维视角进行阐释，但关键是要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转型的本质特征。从“经济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社会形态”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定位，但现阶段我国社会面临的转型，在经济社会形态领域主要是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构和创新。这个转型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相连的。从技术社会形态视域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东方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意义上的转型，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双重转型的特殊组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特殊课题”。[12]当代中国向发达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乃是当代中国转型的“普照之光”。伸而论之，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与现代化目标紧密相连，实际上这是两种社会转型的特殊组合。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自身不断发展，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另一方面则是在技术社会形态意义上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并进而向信息社会迈进。这两种转型的联结表现在：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而中国要完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转换和重构也必须以社会现代化为依托。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这种双重转型的统一，才能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论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起来，科学地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殊的历史命题。我们看到，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主是一个好东西、科学发展、公平正义等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且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中国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等社会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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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建设
作者简介：蔡宝田（1948-），北京市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原书记，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高卫东（1966-），陕西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方向为社区教育和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1）33-0039-04
近年来，见诸于报刊和杂志的有关学习型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文章比比皆是。然而细读起来，却发现作者们对学习型组织内含的理解和创建的方法与途径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学习型组织是管理理论，是当代最前沿的管理科学；有人认为，学习型组织是学习型社会的细胞，属教育范畴，是教育理论；还有人认为，学习型组织，既是教育理论也是管理理论，因为学习型组织不仅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使其成员实现终身学习，而且还要进一步促进组织的创新和变革。特别是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方法途径与第五项修炼中的提法有较大差异，究其原因，其实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组织，一种是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另一种是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
一、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和了解的，也是当前国内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主流派别。其代表人物是彼得・圣吉，代表著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
（一）产生背景
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管理起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企业管理理论的重点就集中在了探讨企业的战略规划与战略管理、组织管理、企业再造方面，掀起了一波波企业改革、再造的浪潮。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关注在信息、知识社会条件下企业战略与组织管理的新特征，组织的学习，智慧的管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力图通过持续的学习使组织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用组织学习带动组织文化建设，带动需求激励，带动制度建设以使组织整体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以提高员工和团体的学习能力为主要手段，以解决调动员工积极性和企业整体协调问题。学习型组织理论应运而生。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提出实现了管理观念由“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飞跃，因此有人称之为管理理论的一次革命。
（二）理论基础
彼得・圣吉创立学习型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佛睿思特创立的系统动力学。
系统动力学是系统理论的一个分支理论，其核心思想是：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的元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构成系统的各个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系统的运行状态和功能。
佛睿斯特教授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构想出未来企业的思想组织形态――层次扁平、组织信息化、系统开放化、坚持组织学习、上下级从属关系变为工作伙伴关系，不断调整优化组织内部结构关系等。以此思想为基础，彼得・圣吉1990年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发展了学习型组织理论，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彼得.圣吉也因此成为国际公认的管理大师。
（三）概念内涵
何为学习型组织，彼得・圣吉对此并没有下过一个完整、清晰、明确的定义，只是在这本书的不同章节、段落，对学习型组织的某些特点或属性做过一些论述。例如：“学习型组织的真谛：活出生命的意义”；“共同愿景对学习型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学习提供了焦点与能量”；“在学习型组织之中，领导者是设计师、仆人和教师”；“要建立学习型组织，需要培养人像系统思考者那样看问题，并逐步发展自我超越和学习如何共同合作、摊出和重新建构心智模式”。
显然，我们是无法根据以上片断性的论述，拼合出一幅学习型组织的完整的图像的。事实上，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务实》这本书中所着力回答的是如何创建学习型组织的问题，而不是学习型组织是什么的问题。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斯蒂芬.P.罗宾斯在其所著的权威的《组织行为学》（第七版）一书中对学习型组织下了一个明确而简单的定义：“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不断开发适应于变革能力的组织”。
斯蒂芬.P.罗宾斯归纳了学习型组织的五个特点：
1.有一个人人赞同的共同构想；
2.在解决问题和从事工作时，摈弃旧的思维和常规程序；
3.作为相互关系系统的一部分，成员们对所有的组织过程、活动、功能和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行思考；
4.人们之间坦率地相互沟通（跨越纵向和水平界限），不必担心受到批评或惩罚；
5.人们摈弃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为实现组织的共同构想一起工作。
如果考虑到学习型组织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和彼得.圣吉五项修炼的基本内容，我们认为斯蒂芬.P.罗宾斯对学习型组织所下的定义和学习型组织特点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
（四）目标指向
在学习型组织创建中，学习仅是一种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促进组织的管理变革、促进管理观念和管理架构的改变。
（五）创建模式
如何创建学习型组织？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创建模式，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英国学者米克珂柏的“一体化模型”，“瑞定模型”，沃尔纳“五阶段模型”，“圣吉模式”等。从实践来看，“圣吉模型”操作性强，易于借鉴。目前，我国创建这种类型的学习型组织所采用的主要模式有：1.以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为核心，开展创建工作；2.以组织的战略提升、管理创新、文化重塑、激发员工潜力和学习动力等组织管理运作的程序和内容为主线，结合五项修炼的思想改革组织。
（六）实践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优秀的企业运用学习型组织理论改造企业组织，努力成为学习型组织。据调查，在美国排名前25位的企业，80%都采用了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
自1994年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中文版出版后，我国就掀起了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热潮。1996年，“中美合资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和“江淮汽车集团公司”等开始进行探索，成为中国创建学习型企业的先行者。从2000年开始，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浙江、天津等20多个省（市）和相当一部分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回顾其历程，大体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自行摸索和民间团体帮助创建学习型组织阶段，时间是1996年至2001年；第二阶段：政府推动和组织理性地创建学习型组织的阶段，时间是2002年底至今，侧重点是总结经验、确立试点、总结经验、树立榜样。
二、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
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这个派别虽没有什么代表性的著作，也没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在当前社会的学习型组织建设中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基本思路，就是其主要的代表。
（一）产生背景
学习型组织源于学习型社会，是学习型社会的组成部分，两者是局部与整体关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都把创建学习型社会作为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十一五”期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我国已有近60多个城市把创建学习型城市作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全面提高市民素质、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的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举措，把创建学习型城市工作摆到了重要议程。
在创建学习型城市进程中许多城市都做出了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学习型组织建设的评估指标体系。正是由此，才使得学习型组织建设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可以说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提出为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
（二）理论基础
终身教育理论和学习型社会理论是其理论基础。
“终身教育”一词始见于1919年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见于教育文献。196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成人教育促进委员会上被正式启用,并得到许多成员国的赞同并确定其为本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对终身教育较为普遍的解释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它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既有正规教育也有非正规教育，既有学校教育也有社会教育。
终身教育的提出改变了过去人生“教育期――劳动期――退休期”的生活模式，提出了人的一生从生命之始到生命之终都要不断学习，接受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终身教育。这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的教育思想，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理想教育体系。
学习型社会一词最早是一种教育哲学范畴的概念，由美国学者哈钦斯提出。他在对以往教育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社会应是一种学习型社会，其含义是“学习型社会除了指提供个人生涯不同阶段的成人教育外，它是一种以学习、自我实现、个性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此概念提出后，受到了联合国教育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肯定，并在其所发表的《学会生存》一书中作了权威性的概述，即“学习型社会可以理解为一个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包括家庭单位和公民生活）密切交织的过程。在该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取得学习、训练和培养自己的各种手段。”
通过对学习型社会内涵的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学习型社会应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从社会层面看，应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观念到得广泛的普及和认可，社会能提供满足人们进行各种学习的内容和场所。其二，从组织层面看，社会的各类组织都积极推动学习活动在本组织内的开展，形成学习型组织。其三，从个体层面上看，社会所有成员都能自觉地将学习作为自己一生的实践活动。
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我们可以把学习型社会定义为一个能够实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
学习型社会理论是终身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提升。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构建学习型社会是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的目标。
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学习型社会的形成要求社会的各种组织必须承担起向组织成员和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学习机会的社会责任，即转变为学习型组织。
（三）概念内涵
目前还没有一个被人们公认的、统一的、标准的定义，
我们将其界定为：“能承担起向组织成员和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学习机会的社会责任的组织，即可称之为学习型组织。
其主要含义包括：
1.学习型组织是以学习和教育作为促进组织发展的动力和核心手段的组织。
2.学习型组织是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教育培训与学习制度，并能够向组织成员和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教育与学习机会的组织。
3.学习型组织是组织成员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并积极主动地参与教育培训和学习，形成浓厚的组织学习氛围的组织。
4.学习型组织是组织成员将学习与工作有效融合在一起的组织，实现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
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强调组织要为其成员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学习机会，关注的焦点是组织成员个人素质的提高和身心的全面发展。
（四）目标指向
开展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组织内教育培训制度的建立和教育培训活动的开展。开展组织内教育培训活动是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是学习型社会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上的所有部门都承担着教育的职责，发挥着教育的功能。
（五）创建模式
目前对这种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创建模式的总结和归纳还没有引起理论研究人员的关注，其主要原因是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这种学习型组织建设，起点低，理念陈旧。但我们认为，这种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建设，在我国当前大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必须给予重视和强调，因为在当前社会中，还有大量的组织没有担负起应担负的教育职责。大量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个体企业，组织内教育培训活动并为真正开展起来，职工的学习权力还没有得到保障。就目前创建工作实践而言，以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理论做指导，以个人学习、团队学习、组织学习和全员学习为主线，以建立组织内教育制度为基础是其基本模式。
（六）实践探索
为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开展，许多组织自觉地投身到学习型组织建设热潮中来，结合各自的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创建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的单位以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为抓手，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展开培训活动;有的单位在创建过程中，把更新学习观念、创新学习方法作为关键环节来把握，在思想上树立起了学习是更重要的工位、工作是更有效的学习的“大学习观”：有的单位强调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强调个人学习基础上的组织学习；强调学后升成“新知识”，通过持续不断的创建，将职工的学习行为转变成组织的创新能力。
近期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意见》，学习型组织的创建活动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做法和主要经验必将为其他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建设起到参考和示范作用。
从理论的起源、发展、内容、概念等多角度考察，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和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理论。这两种学习型组织理论虽然同样探讨组织的学习问题，但他们的学科属性不同，分别隶属于教育理论和管理理论，他们讨论的侧重点不同，所用的概念体系也不完全相同。正确认识两种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对当前正在开展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罗宾斯.组织行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博弈 演化博弈 实现机制
1.引言
自1924年英国学者Oliver Sheldon第一次从学术角度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1]，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一直没有间断。本文试图从博弈的角度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2.企业社会责任静态博弈分析
（1）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假设市场上存在两家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A和企业B，两家企业的市场行为的出发点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博弈以利益占优。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A和企业B所做的纯策略博弈如图1。
图1 在没有政府干预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行为博弈
在该博弈中，我们可以进行如下讨论：
1）当企业A和企业B产品同质化较高时，即ΔR
2）当ΔR>C，表明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品牌差异化增量ΔR大于社会责任成本C时，企业会选择承担社会责任。
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A和企业B所做的纯策略博弈如图2。
图2 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与企业的行为博弈
在有政府奖惩激励之下，ΔR+ΔT+C1>C时，当政府的干预使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对成本C-C1-ΔT越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品牌建设的动机ΔR越大。
（2）企业与政府、社会公众的博弈
假设存在一个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方参与的博弈模型。该博弈中，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奖惩策略）来引导企业行为，社会公众（包括政府的监管部门）可以选择对企业行为监督或者不监督。
另外，企业自身知道自己的优先选择，社会公众不知道企业真正的优先选择，假设社会公众对企业作为类型一这一事实附加了概率ρ（类型二的概率为1-ρ）；但是企业知道社会公众对于它的优先选择的估计，即ρ值，（ρ值作为公共先验假设）。
根据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纳什均衡的推广方法，我们将上述不完全信息博弈转换为不完美信息博弈[2]，相应的展开模型如图3。
图3 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展开型行为博弈
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我们只讨论它的纯策略均衡，不讨论混合策略均衡。
1）当ΔT+C1>C，ΔR+ΔT>C， 存在两个贝叶斯—纳什均衡，社会公众采取Y（监督），而企业采取（履行，履行）；社会公众采取N（不监督），企业采取（不履行，履行）；
2）当ΔT+C1>C，ΔR+ΔT
3）当ΔT+C1C时，存在两个纳什均衡，社会公众采取Y（监督），而企业采取（不履行，履行）；社会公众采取N（不监督），企业采取（不履行，履行）；
4）当ΔT+C1
5）当ΔT+C1
通过以上5种情况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一：当政府对企业的奖惩程度足够大，存在两种均衡：一个是社会公众监督，企业选择（履行，履行）；如果社会公众不监督，企业选择（不履行，不履行），显然，社会公众监督，企业选择（履行，履行）更好。
结论二：当政府对企业的奖惩力度不足，如果企业对于品牌建设的激励足够大，无论社会公众是否监督，类型一的企业都不会履行社会责任，而类型二的企业都会履行社会责任。
结论三：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类型判断（即公共先验假设ρ值）与结果无关，也即在后续分析中，我们对企业类型（代表规模、品牌意识等）可以不做区分，如果ΔR=0，即为类型一企业；如果ΔR>0，即为类型二的企业。
3.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博弈均衡分析
下面采用演化博弈均衡继续分析在政府政策干预的条件下企业与社会公众在长期博弈中的动态变化过程。
图4 企业与社会公众的行为博弈
显然，企业采取纯策略不履行（A1）或履行（A2）的平均收益为：
E（A1）=0*（1-y）+（-C1）*y=-C1*y （1）
E（A2）=ΔR+ΔT-C （2）
则企业以x和1-x的概率选择策略不履行（A1）和履行（A2）的平均收益为：
E（A）=-C1*（1-x）y+x（ΔR+ΔT-C） （3）
同理，可以得出社会公众的平均收益：
E（B）=（-λC）*（1-x）+ε1*x-ε2*y （4）
根据动态复制方程：
Dx/Dt=x（E（A2）-E（A）） （5）
Dy/Dt=y（E（B2）-E（B） （6）
可以得出：
Dx/Dt=x（1-x）[C1*y+ΔR+ΔT-C] （7）
Dy/Dt=y（y-1）*ε2 （8）
通过式（7）（8）组成的微分方程组，可以得到该动态复制系统有局部均衡点E1（0，0），E2（0，1），E3（1，0），E4（1，1）。
雅可比矩阵为：
（9）
所以
（10）
（11）
下面我们研究在政府奖惩力度足够大的情况下，对于两种类型的企业的动态均衡分析：
情况一：当企业规模小，品牌意识差时，即ΔR+ΔT+C1>C，ΔR+ΔT
关于非线性微分方程组（7）（8）的平衡点的稳定性如下表1：
表1 类型一企业的平衡点稳定性分析
其相位图如图5：
图5 类型一企业的相位图
情况二：当企业规模较大，品牌意识高时，即ΔR+ΔT>C；
同上分析，（1，0）为稳定点，（0，1）为不稳定点，（0，0）（1，1）为鞍点。
4.对策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在政府对企业的奖惩程度足够大时，对于两种类型的企业（企业一、企业二），在长期博弈中会有不同的博弈行为趋势。对于类型一的企业，规模较小，品牌意识差，其在演化博弈中，最终会选择不履行社会责任，而社会公众也会选择不监督。对于类型二的企业，规模较大，品牌意识较高，只需要政府对于其行为给予足够的优惠、补贴等，最终会选择履行社会责任。
本文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类型二的企业处于品牌建设的需要，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故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键在于提高企业的品牌意识，使类型一的企业向类型二的企业转型，这刚好与类型一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相符。而提高企业的品牌意识，除了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还需要外界做出以下方面的努力：
第一，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
第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给予外部激励，保证激励机制的持续性；
第三，建立和完善社会监督体系，发挥社会公众（包括企业员工）的外部监督作用。
第四，鼓励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树立企业良好品牌形象。
参考文献：
[1]赵建梅、戴锐.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若干问题探析[J]. 现代管理科学， 2009， 11： 110-112.
关键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考功能；自考功能类型
本论文为江西科技学院教育专项课题“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民办高校自考综合改革的启示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我国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下简称自考）已历经了30多年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进入21世纪后，自考的发展面临着许多严重的挑战和问题，如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自考生源锐减、学生学习素质偏低、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冲击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自考必须进行适时的调整，方能继续存在和发展。
如何对自考制度做出调整，近些年国内已有不少的文章进行了探讨，涉及了自学考试从理论到实践的方方面面。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以往人们对自学考试的性质、功能、定位、教育理论基础等等理论方面的研究显然不够。本文试图对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其类型进行一点粗浅的探讨。
1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功能的概念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一起构成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谈及自考的功能，必须先从高等教育的功能说起。
1.1 功能的语义学与社会学概念
关于“功能”的含义，《辞海》的解释是：“①、事功和能力； ②、功效和作用，多指器官和机件而言；③、在自然辩证法中同结构相对，组成一对范畴。”①
对于功能的学科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与教育学关系密切的社会学就有自己的独特定义，还形成了功能分析学派。美国社会学家恩斯特·内格尔就认为功能有6种含义和用法，其中，它可以“①、用来指某一物品的可以识别的用处或功用，或者某一行为被期望的结果；②、用来指整体系统中某一事项或行为对该系统或属于该系统的各种其它事项所产生的一系列结果；③、用来指某一社会事项对维持它所属的整个系统的一定特性所做的贡献。”②
从社会学的功能定义来看，它更强调某一事项或行为对于整个系统内其他组成事项或者对于整个系统的功用、影响或者贡献。这反映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在定义本学科功能概念时的一些共性特点，即体现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1.2 高等教育学功能的概念
由于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教育学的功能定义就不免要强调教育在培养人的同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薛天祥认为：“高等教育的功能是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功效以及能够发挥这种功效所具有的能力的总称。……在高等教育活动中，有三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概念：高等教育、人和社会。相应地，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对人所起的作用和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是高等教育的两个基本功能。”③
他还认为，高等教育对人所起的作用，也就是高等教育要促进人的身心发展；高等教育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也就是高等教育要促进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通过知识的传授、能力的训练和道德品质的培养，来促进人的德智体美等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发展，从而发挥其培养人的基本功能。……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种活动领域，通过其特定的活动来促进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对社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进而发挥其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功能。”④
1.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功能的概念
既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其功能的定义也应该从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义出发。在进行概念界定时，既要考虑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养高等教育人才这样一个高等教育的共性，又要考虑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有别于我国其他高等教育类型的特性。
因此，笔者认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功能是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教育形式，在培养高等教育人才和推动进社会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功效以及能够发挥这种功效所具有的能力的总称。
2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功能的类型
高等教育的功能类型，是指高等教育有哪些具体的功能。对此，学术界有单一功能论、双功能论、三功能论、综合功能论或多功能论等多种观点。但是，近些年来，综合功能论或多功能论的观点在高等教育学术界更为流行。
2.1 高等教育功能的类型
薛天祥在其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一书中认为，高等教育功能的类型主要有四类：即育人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
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即指它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通过知识的传授、能力的训练和道德品质的培养，来促进人的德智体美等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为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方向教育，使他们效忠一定的社会制度。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通过培养各种专业人才，通过高等学校提供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直接为经济服务的各种活动而实现自己的经济功能。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是指高等教育的文化传递功能。它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指高等教育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经过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加工制造后，将现有知识变成了新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指高等教育不断地发现新方法、创造新技术、提出新理论，以引导社会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境界。这两方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创新文化的功能。”⑤
王处辉主编的《高等教育社会学》一书认为高等学校教育有五大功能，即个体社会化功能，文化功能，经济功能，科技创新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
该书认为，高等教育的个体社会化功能即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指高等教育的文化继承、文化传播、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等功能。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对GDP的贡献、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个人收益、有效拉动社会投资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高等教育的科技创新功能主要指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方面富哦发挥的作用。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面向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和提供应用性人才；政府、企业、高校共同开展可以合作，形成产学研联合体；以大学为依托形成大学科技园区；高校政府、企业、社区开展各种咨询和服务⑥
2.2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功能的类型
既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也会在培养人才和促进社会发展两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功能也应是多方面的和综合性的。但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发挥作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会有所区别，比如，在科研型人才培养方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构建方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就难以发挥到有效的作用。由此，笔者认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功能的类型应有五种：即育人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
（1）育人功能
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当然也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最基本的功能。这一功能主义体现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但是具体到人才的培养，自考的人才培养是有变化的。上世纪80、90年代自考主要是培养高素质的理论型和应用型人才，进入本世纪后，由于生源素质的下降，自考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
（2）政治功能
主要指在教育过程中，自考教育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方向教育，如规范化的公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及理想目标等，以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政治合格人才，使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这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必须始终坚持的功能
（3）经济功能
主要指自考教育通过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和直接为经济服务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受教育者的个人收益、有效拉动社会投资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等方面。但是，自考这一功能的发挥是以自己育人功能的定位为基础的。
（4）文化功能
主要指自考教育在文化继承、文化传播、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自学考试教育更注重在文化基础、文化传播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5）社会服务功能
主要指自考教育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培养面向区域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为企业和社区发展提供咨询和服务。
2.3 自考功能类型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发挥
上述五种功能类型的相互关系是：育人功能是基础目标，所有其它类型的存在都是以育人作为依托；政治功能是自考教育功能的保障，没有政治功能的发挥，自考教育就会走错方向，其它功能的发挥就会深受影响；文化功能是自考教育功能的理想目标，自考教育功能发挥的最终目的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经济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是自考功能存在和发挥的土壤，离开了经济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自考教育就会脱离社会，走向衰落。
在作用的发挥上，自考教育功能更多的时候是以几种功能同时起作用的形式存在，如自考的育人功能与文化传承功能是同时起作用的；育人功能和政治功能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有时是交叉在一起同时起作用的等。具体来讲，自考教育在面向区域经济发展，促使农业人口转变成非农业人口，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为城镇化培养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是自考教育的育人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同时在发挥作用。
引注
⑴、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580页
⑵、恩斯特·内格尔著，《科学的结构》，哈凯特出版公司，1979年第2版，第522一526页
⑶、薛天祥主编，《高等教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2007年4月第6次印刷，第69页
⑷、薛天祥主编，《高等教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2007年4月第6次印刷，第69-70页
⑸、薛天祥主编，《高等教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2007年4月第6次印刷，第 69-72页
⑹、王处辉主编，《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P152-192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核心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注释：
[i] 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ii] 例如，马克思试图把现代性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他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早期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极力批判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畸形现象（如异化、剥削等）。涂尔干则企图把现代性归结为工业化，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有机团结的强化和集体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韦伯则把现代化归结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把现代世界大多解释为以其它类型的理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扩张，以及理性铁笼（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现的结果。
[iii] Owen,D.(1997)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p.12.
[iv] 文军：《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v] Giddens,A.(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i] Emmerij,L.(1997)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2.
[vii] 谭明方：《社会学方法论新探》，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viii]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G.Ritzer)曾把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力量归结为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学的成长六个方面。其实，这也只是现代性滋生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ix] 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分析，国内外学者都有大量的论述。比如，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现代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这种现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内在冲突中(参见：[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分裂矛盾的社会世界，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断裂和紧张，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结构的内在冲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对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一一进行论述。
[x] 有关这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文军、童星：《论三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xi] 皮斯特(Jan-Nederveen Pieterse)认为，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全球化观念掩盖了支配这一历史过程的权力关系，即全球化/现代化的论述局限在西方的历史当中，从而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参见：Pieterse, Jan-Nederveen (1995)‘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Global Modernities, eds.by M.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xii] Cohen, R. and Kennedy, P.(2000)Global Sociology, Basingstoke: Macmillan,p.42.
[xiii] 必须指出的是，在有关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论述上，不同学者之间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扩展的结果，认为全球化纯粹是现代性的放大化；罗伯森（R.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现代化的条件。而且，这两种看法在经验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xiv] 正如罗伯森和莱彻纳(F.Lechner)所说：“现代性的许多主题——生活世界的分裂、结构的分异、认知和道德上的相对性、体验范围的扩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已被加深。”参见：Robertson,R. and Lechner,F.(1985)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2,p.108。
[xv] 安东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xvi] Featherstone,M.(1990)‘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Featherstone,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xvii] 吉登斯(A.Giddens)、贝克(U.Beck)、鲍曼(Z.Bauman)等当代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为从根本上讲，社会学是一门暂时性的、反思性的学科，它必须不断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xviii] 其实，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现代性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从来就不具有将自身从文化中孤立出来而跃居其它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权。
[xix] Giddens, A.(1987)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reface.
[xx] 盛少波：《社会学统一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方法》，《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
[xxi] Ritzer, G.(1996)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621-650.
[xxii]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理论向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扩展，不仅意味着调用社会学以外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同时也包含放弃作为主流社会学理论核心的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因此，从社会学理论到社会理论的转变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成分，而且也有政治的成分。对于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批判”意味着这样的观念：知识存在于历史中，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因此，它致力于对社会作总体性的、结构性的理解。参见：Agger,B (1998)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Westvie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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