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黎贡山位于中国云南省西部中缅边境山区，面积280×104hm2。全区处于喜马拉雅山东部南延地段，山地相对高度大，气候垂直分异明显。水平基带的地带性气候为中亚热带气候，气温高、积温多，全年盛行西南风，四季不分明，干湿季明显，气温日较差大，年较差小，兼有大陆性和海洋性气候的特征。11月下旬至翌年4月为旱季，日照充足，降水少;5—10月为雨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87%。高黎贡山东坡主要分布有汉、傈僳、白族、彝、傣等民族，其中，汉族、傈僳族和白族是该区域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研究点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均以小学文化为主，均占总人口的75%以上。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经济林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打工等工资性收入。
2研究方法
2.1研究点的选择
在高黎贡山东坡，根据村落分布格局，综合民族组成、人口规模、分布海拔、与自然保护区距离及交通状况等因素，完成了高黎贡山部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区域社会经济的初步调查，并选取保山市隆阳区芒宽乡白花林行政村的汉龙、芒岗、芒晃3个自然村作为研究“局域社会生态系统”的对象。研究点在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具一定代表性。选取的3个自然村户数为35～106户，人口规模131～420人，代表了该区域内自然村的规模类型;民族以傈僳族和汉族为主，是该区域内人口比例最大的两个民族;村落海拔分别为1500m、1200m、1000m，在高黎贡山东坡形成了一定的海拔梯度;同时，村落与自然保护区的直线距离分别是0．6km、1．0km、2．2km，形成村落与保护区的距离梯度。
2.2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在全面进行人口统计(汉龙村50户206人，芒岗村106户420人，芒晃村35户131人)的基础上，按26%的比例抽取农户(汉龙13户、芒岗27户、芒晃10户)，共抽得50户作为作用者样本。2011年5月至2013年1月，完成社会学田野调查和生态学生物多样性调查，通过定性分析，确定V－SES基础组分及其构成;同时，采用精细测量、逐户统计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获得村落位置、受教育程度、土地利用方式、农林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详细数据;采用SPSS16．0完成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影像数据来源于2007年SPOT－5遥感影像，其分辨率为2．5m。应用ARCGIS9．3软件并结合实地勾绘得到的土地利用图对遥感影像进行逐块校对，矢量化生成土地利用现状图，建立拓扑关系。在空间分析模块支持下，将土地利用矢量数据转换为栅格数据。根据景观格局指数所反映的不同的生态意义，结合研究目的，选用景观水平上的边缘密度(ED)、斑块平均大小(MPS)、散布与并列指数(IJI)、面积加权的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和斑块类型水平上的斑块结合度指数(COHESION)、斑块类型面积(CA)、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LAND)共7个指数，采用Fragstats3．3分析3个自然村的景观格局和空间结构特征。
3结果与分析
3.1V－SES的空间组分及其差异
根据遥感数据2．5m的可解译精度以及实地调研所得土地利用状况，参照《云南植被》和《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07)，构建了村级土地覆被类型分类系统，并制作土地覆被一级和四级分类示意图。土地覆被类型分为5大类。按构建的村级土地覆被类型系统，高黎贡山东坡V－SES的土地覆被类型包括耕地、植被、建筑、水域和裸地5大类型。其中，耕地又分为水田、旱地和水浇地，植被包括自然植被和人工栽培植被，建筑主要有住宅、学校、教堂、寺庙和农村道路，划分的水域指河流水面，裸地包括矿场、荒山荒地以及滑坡地。自然植被是景观基质和主要组分类型。从景观组成分析V－SES系统的组分构成，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其自然植被斑块面积占到该村总面积的49．00%，地处低海拔的芒晃村，其自然植被斑块面积占到该村总面积的44．00%，均为V－SES系统中面积占比最大的组分类型，表明这两个V－SES的整体景观均以自然植被为基质。地处中海拔的芒岗村，其自然植被仅占总面积的1．20%，但栽培植被高达总面积的91．20%，表明该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上的景观基质自然植被已被转化为当前的人工植被。V－SES的组分构成存在差异。比较3个V－SES的组分构成，其一、二级组分类型基本一致，均含有耕地、建筑、水域、自然植被和栽培植被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高海拔的汉龙和低海拔的芒晃有裸地，而中海拔的芒岗无裸地类型。V－SES组分构成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四级组分类型上，除咖啡在3个村均有栽培外，汉龙村的人工栽培植被包括核桃、板栗、桑树、竹林、草果5种，芒岗村包括暖温性针叶林(云南松林和杉木林)、核桃、板栗、桃树、荔枝、柑橘和竹林7种，芒晃村包括芒果和柑橘2种。从斑块面积上看，芒晃村的耕地斑块面积占比在3个村中最大，达到该村总面积的11．20%，汉龙村的裸地斑块占比面积最大，达2．50%。
3.2V－SES的空间结构及其差异
采用景观结构分析软件Fragstats3．3，选取7个景观格局指数，分别对3个V－SES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比较其空间结构的差异，得到如下结果:景观形状的复杂性:面积加权的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运用分维理论来测量斑块和景观的空间形状复杂性。AWMPFD=1表示形状最简单的正方形或圆形，AWMPFD=2表示边界形状最复杂的斑块类型，通常其值的可能上限为1．5。研究点3个V－SES的空间分数维值均大于1，且小于1．5，表明其边界形状均较为简单;相较而言，汉龙村分数维值最低(1．11)，景观斑块形状最简单，芒岗的分数维值最高(1．21)，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芒晃则居于汉龙和芒岗之间。总体散布与并列状况:散布与并列指数IJI在景观尺度上计算不同斑块类型间的相邻程度来分析景观的空间排列和布局特征。IJI值越大，表明某斑块类型与多种其他类型相邻接，景观的异质性越大。3个V－SES中，汉龙村的IJI最大，为69．36%，表明汉龙村的斑块类型与多种其他类型斑块相邻，景观空间排列和分布不规则，异质性高;相反，芒岗村的IJI最小，表明斑块类型仅与少数其他斑块相邻，景观空间分布最规则，异质性低;芒晃村介于上述两村子之间。景观斑块聚集度和连接性:用斑块平均大小MPS、边缘密度ED和斑块结合度COHESION等3个指数，共同表征景观的连接性和斑块类型的聚集度。MPS值越小景观越破碎;ED值越大，斑块形状越复杂;COHESION值越大，说明斑块越紧凑。3个V－SES各类型斑块的COHESION平均值都高于93．50%，说明各村斑块类型分布十分紧凑，景观斑块的聚集度较高;芒岗村的MPS值最小，ED值最大，说明芒岗村景观最破碎，连接性最低;汉龙村的ED最小，MPS最大，说明其整体连接性最好，破碎度最低;芒晃村居于汉龙和芒岗之间。
3.3导致V－SES差异的原因
3．3．1自然因素
气候条件是导致V－SES空间组分类型差异的主要原因。芒晃、芒岗和汉龙的海拔分别是1000m、1200m和1500m，在高黎贡山东坡形成了一定的海拔梯度，导致气候垂直分异明显，年平均气温分别为20．3℃、19．2℃和17．6℃，年降水量为862mm、1016mm和1261mm;气温和水分条件的差异，导致各村土壤和植被的相应变化。这些自然因素共同决定了:1.汉龙的人工植被以核桃、板栗和草果等亚热带经济植物为主;2.芒晃的人工植被以芒果、柑橘和咖啡等热带经济植物为主;3.地处中海拔的芒岗则处于上述二者的过渡地带，人工植被兼具亚热带成分(板栗、核桃和桃树)和热带成分(荔枝、柑橘和咖啡)。地貌对V－SES的组分构成有影响，但对空间结构影响不大。高黎贡山东坡具有高海拔地带地势较陡、中海拔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低海拔地带受河流切割而地形破碎的地貌特征。相应地，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和低海拔的芒晃村，其系统组分中均出现以滑坡地为主的裸地斑块。然而，反映景观空间结构的景观形状复杂性、景观空间格局和连接性等指标，均呈现出汉龙和芒岗位于两端、芒晃居于二者之间的状态，与V－SES的地形地貌特征不一致。表明地形地貌不是影响V－SES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需要探究其他方面原因。
3．3．2社会经济因素
人口压力对V－SES的空间组分和结构影响显著。地势相对平缓的中海拔地带是高黎贡山东坡人口集中分布区，也是村落历史较为久远的区域;且发展形成了高度依赖于种植业的典型农耕社会生态系统。3个V－SES中，中海拔的芒岗村人口最多，是高海拔汉龙村的2．04倍和低海拔芒晃村的3．21倍;人均土地面积芒岗为0．38hm2，汉龙为0．88hm2，芒晃为2．61hm2;人口压力是导致3个V－SES空间组分不同的主要原因，人工植被在芒岗、汉龙和芒晃分别占总面积的91．20%、43．50%和42．61%，而自然植被分别占1．23%、49．04%和44．04%，芒岗村的绝大部分自然植被已被人工景观取代。同时，芒岗村的人口压力和村落发展历史，共同导致其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景观空间分布最为规则、景观异质性最低的V－SES空间结构。市场需求是驱动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1996年3个V－SES中仅芒岗和芒晃有四旁零星种植的咖啡;至2013年，汉龙、芒岗和芒晃的咖啡种植面积已分别占到本村总面积10．43%、60．68%和41．21%;期间，国内外咖啡市场的变化，是导致当地大面积种植咖啡的主要驱动因素。此外，相对稳定的粮食产量和价格，使芒晃村的耕地面积始终保持在总面积10%以上;同样为迎合市场需求，芒岗村的景观组分中出现了以杉木为主的暖温性针叶林斑块(约占总面积的4%)。因此，受市场驱动的经济植物及其种植规模的变化，深刻影响着V－SES的空间组分和结构。外部政策对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存在影响。近年来，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工程的实施，以及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生态环境意识教育的加强，距离保护区仅0．6km的汉龙村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发展了与生态旅游和观鸟相关的服务业，涵盖交通、旅店、餐饮和导游等。由于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汉龙村不断增加的丢荒裸地景观，表明其社会子系统对自然子系统的压力正逐步下降或转移;同时表明其空间组分和结构的变化仍在延续。
3．3．3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因素
社会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是自然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前所述，高海拔地带地势较陡、中海拔地带地势平缓、低海拔地带地形破碎，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这3个地带上的V－SES的空间结构，与地形地貌特征并不完全一致。地势平缓的芒岗村由于长期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导致其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景观的空间分布最规则、景观最破碎而异质性最低的空间结构，相反，地形破碎的芒晃村由于干扰强度低，其空间结构在斑块形状复杂性和景观破碎度上都低于芒岗，而地势陡峭的汉龙村在人类作用影响下，呈现出斑块形状最简单、连接性最好而异质性最高的空间结构特征。社会经济对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的影响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在产业选择上受到气候条件的约束，尽管受国际咖啡市场影响，汉龙村种植咖啡的愿望强烈，但由于热量不足，仅在该村海拔较低的地段出现咖啡种植斑块。相反，亚热带季风气候和荫蔽的常绿阔叶林为其草果种植提供了条件;自然保护区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不仅为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地，也为该村发展以观鸟为主的生态旅游产业奠定了基础。地处低海拔的芒晃村虽然热量充足但降水少，属干暖河谷气候，仅能发展咖啡、芒果和柑橘为主的热带经济植物种植业，而无法种植亚热带经济植物。地处中海拔的芒岗村则受自然条件约束相对较小，兼具热带和亚热带的多种经济植物。
4结论与讨论
按照一般的界定，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然而，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超越，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因此，与其说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对应的文明形态，不如说，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是一种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以及社会的分配格局都将沿着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运行。因而，笔者把生态文明界定为上述广义的生态文明定义。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协调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是以生态环境优化与发展为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过程，也是逐步推进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生态文明新社会不应单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不应仅仅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才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和谐本质。市民社会与广义的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人手，构造和谐社会。
奥康纳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从生态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社会特征的新理论，把生态社会主义看作是新的社会历史实践，即奥康纳本人倾向于赋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理论性质，而赋予“生态社会主义”以实践性质。当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分析还是有差别的，马克思更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意义。笔者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它是一种和谐的理念，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的所有关系。因而，构建生态文明，不能忽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问题。
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界定，学者们可谓是见仁见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精准定义。笔者查阅了绝大多数学者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高见，更倾向于认同学者谷士刚博士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理解。他指出，“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这种界定强调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技术载体支撑，即网络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其正确性，但是对于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涉及，不能准确地表达出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本质内涵。因而，通过借鉴以上定义中的正确性部分，同时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仅仅因网络而产生的孤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它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生态因子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网民基于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而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民族主义情绪、言论、思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民族主义的实践运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网络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是毫无征兆的，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传播媒体无论在传播速度上还是在传播内容上较之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都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消息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传播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就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网络民族主义的这种突发性又导致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一些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意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从语言表达上看，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表达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特点。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尤其是那些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出自学界的学者或带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之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被各大网站、论坛、博客甚至平面媒体频繁转载，这类文章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理性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另一方面，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失之于极端和偏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其话语表达没有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一时冲动只顾自己不良情绪的宣泄，而不考虑其言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这足以证明，我国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从参与者的身份视角和人数多寡来看，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大众化和体制外的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原来不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借助英特网在公共场合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见解，以及发表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观点进而对政府施压，并且逐步把网络视为他们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大多数网民往往倾向于以虚拟符号出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所依托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可察觉的时空位置和形态，其网上交往活动不具有实体性和可触摸性”。即便如此，网络民意的表达依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这又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体制外的特征。
（四）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从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言行来看，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衬托出网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通过对大多数网民的言行进行分析得知，不管他们的言行是否客观、理性，他们的初衷都是基于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本民族的热爱，出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损害我国利益的愤慨，出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意愿，“其指向也多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污蔑中国国家形象的言行，表达着对国家发展前景和生存发展空间的忧虑。”此外，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特点，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者可能只在网络上发表其爱国言论，而不参与现实的行动，当然也不排除某些网民的极端偏激的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观点，因此，不能将网络民族主义完全等同于网络爱国主义，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即使是一些网民的比较极端的情绪化的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发出的言论，在其背后深藏着的仍然是对国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毋庸置疑，爱国主义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以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网络民族主义，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产物。
（一）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生态环境分析
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经济生态因素是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子，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民族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除了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之外，还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所造成的全球化与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息息相关。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举世瞩目，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随之得到改善和提升。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得我国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的碰撞和利益冲突。这一切因素都推动了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持续发展，全球化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难以避免，加之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必然要求在一些涉及到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大量涉外言论中，无一不体现着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初衷，“而其论证的前提无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其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辉煌成就促使我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渐复苏，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众的国家利益意识也随之觉醒，在与国际社会的一些利益冲突中，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网络舆论力量。再次，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接触到网络，使用网络的人群日益增多，更多的网民出于爱国意识开始加入到网络大军中发表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意见，甚至被呼吁加入到网络行动中。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经济生态环境下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对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作政治生态环境的范畴。把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放到生态环境中去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其能够在社会生态环境中获得良性发展。整体来看，影响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产生的政治生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总体上讲，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为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较之以往有了较大进步，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政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相应地，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政治风气大为好转，社会民主、包容程度不断加强，我国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它也是我国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网络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他们网络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素质不断加强，这都对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2.在涉内方面，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节点，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频发，问题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不满情绪。
这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处于转型加剧期的当代中国，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闯关的关键时刻，社会矛盾和问题丛生，诸如住房问题、教育公平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等事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引发网络上的舆论大战，激发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其中不乏一些网民的极端言论，他们对政府怨声载道，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党的执政形象，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构建，更会误导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性健康发展。因此，为消除人们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党和政府就要认真努力解决好这些事关民生和自身发展的社会问题。
3.在涉外方面，当有损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出现时，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也是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学说上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内核，民族主义是外在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宿、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毋庸置疑，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认同和捍卫。解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网络民族主义，不难发现，针对一些国际争端事件的发生，无论是中日间、中美间，还是中韩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事件等，我国网民所发起的旨在维护我国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网络抗议运动，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凡是涉及到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一些国际争端和摩擦事件，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会显现出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和对外震慑作用。
（三）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
文化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一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要素之中。当前我国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与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反思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我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曾一度认为就是这种传统文化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国家落后和民族屈辱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原因”，主张摒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由此导致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持虚无态度，甚至形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和。这两种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极为不正常的，也是有害的，因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知识界对这两种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力图找到民族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结合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2.当前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重要推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十七大报告明文规定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就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当中，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助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涨。而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为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服务，则是我们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3.广大网民自身民主素质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
这也是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自身民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网络，加之现在手机的普遍流行，大多数民众基本上都是人手一机，与手机形影不离，他们即使不使用计算机，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网，这就更增加了人们接触网络的机会，为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无疑这会进一步推动网络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问题，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自由发言、讨论，甚至有时会将网络上的言论化为现实当中的实际行动，凸显网络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的轨道发展，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分析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社会生态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01-02
2012年11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报告中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社会发展的新规划，这就意味着我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不但丰富了科学发展观，也标志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成熟，这也必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它的出现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行的一次新选择，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人类要重新考虑、探索新的社会形态以至解决生态危机所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弊端。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基于人类对传统工业与现有发展模式不足进行反思的产物。
生态文明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的角度上讲，生态文明是从古至今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自人类社会以来，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起健康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狭义的角度上讲，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同日而语。
生态文明是一种更为优越的文明形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做出积极响应，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等理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坚持人与自然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明确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提出“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这表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荣，都是极其重要的。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选择
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比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经济增长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发展问题，例如：中国存在着由社会剧烈转型所带来的人欲膨胀与共识信仰瓦解的矛盾问题，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沿海和中西部的发展矛盾与差异问题，行政权力无限扩张所引起的腐败问题，特别是人口膨胀、经济增长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的矛盾问题。由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始终遵循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古代，我国就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孔子《易传》说：“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仁义。”由此建立了天地人的世界观，并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老子也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强调人来源于自然界，离开自然界人类是不能够生存的。因此，在生产实践中，也要把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界规律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由此可知，古朴的生态思想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导着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
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马克思早就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同样也存在着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恩格斯也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他们多次强调想要让自然界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人们就必须要以认识自然和掌握自然的规律为前提，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反而言之，就像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所以，我们必须树立这样一种观念，遵循自然规律就会创造奇迹，违反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自然冷酷无情的惩罚。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角度来分析，建设生态文明也是我们的唯一选择。由于长期以来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粗放的发展方式，在实现发展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使得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严峻等，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探索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福祉，关乎子孙后代和民族未来。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棚民的对徽州山区的无序垦殖和恶性开采，对徽州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影响到了所在山区原有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形成了较为严峻的“棚民”与土著居民对立的社会问题。
关于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尚嫌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对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应对措施，进行系统剖析和论述。
一、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和数量分布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清代安徽道宪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4]对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县治》的序文，杨懋恬关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杨懋恬所指出的那样，徽州山区棚民最盛的时期是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婺源县棚民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大体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虑到祁门地当徽州府往安徽省盛会安庆孔道，故安庆进入此地的棚民应当不会晚于婺源。
进入徽州山区垦殖和经营的棚民数量，以毗邻的安庆等府为最多，其次为邻省的江西和浙江，远者甚至还有来自福建的棚民。“该民等籍隶（安庆府）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桐城等处，间有江西、浙江民人，徽属距伊等原籍甚近。”[5]
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租地种植苞芦和挖山烧炭等活动，曾经和当地土著居民产生了严重矛盾，导致纷争和诉讼不断，但这种矛盾都还是小范围的。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因休宁县耆民程元通赴京控告棚民方会中等逞凶酿成命案，棚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方才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徽州山区究竟聚集了多少棚民，不同的记载，数量也差异较大。据办理抚剿徽州棚民事宜的高廷瑶估计，约有万余人，“棚民之多，以万计也”。[6]还是高廷瑶，在办理棚民事宜后，他又说：“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7]而据杨懋恬饬令徽属各县确查，其具体数字8681丁口。徽州府六县棚民的具体分布如下表：
所在县|棚民所搭棚数|棚民丁口数
歙县|334|1415
休宁|395|2522
婺源|74|295
祁门|579|3465
黟县|9|69
绩溪|172|915
合计|1563|8681
以上统计相对较为精细，但由于徽州是高山纵横，加上棚民本身想方设法隐匿不报，因此，其数据难以完全与实际完全一致。至少黟县的数据就不够准确。根据黟县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十年（1805））和嘉庆十六年（1811））连续颁布的四份关于严禁棚民造窑烧砖、水口烧煤、租山开垦和开煤烧灰等禁令的情况来看，黟县的棚民之害应是相当严重的，其棚民数量绝非表上统计的69丁口。又据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抚陶澍编查皖南棚民保甲事宜统计，此时，在大量棚民已被驱逐和勒令退山回原籍的情况下，编入保甲的徽州棚民依然还有156户，具体分布是：[8]
所在县名|棚民户数|选充棚头数|备注
歙县|156|17|
休宁|231|24|
祁门|432|24|
黟县|10|1|
绩溪|12|——|居住分散，不便编设棚头。
合计|841|66|
不管是数万还是数十万，清代中叶以后徽州棚民的数量不会是一个小数字。我们今天在徽州调查期间，发现很多以“棚”为名的村落，如祁门乔山，休宁回溪、南塘，以及歙县柘林、蓝田等地，都有大量以“棚”为村的村落。这些棚村在乾隆以前是没有的。更为要紧的是，这些棚民聚居村，至今竟然还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安庆方言。可见，当年棚民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
二、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进行无序甚至野蛮开开垦与开发，给徽州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徽州“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剡利不得田其间。”[9]如此恶劣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徽州的粮食生产始终不能自给。“徽介万山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膳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0]因此，徽州经济结构中，以养山植树、贩运木材为主的山林经济产业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这一经济结构早在宋代即已形成，“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11]“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12]山场林木不仅是徽州人赖以维生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它们可以涵养水源，使徽州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状态。
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并进行无序的垦山种田和煤炭等矿物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种法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砂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理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涝不能泻，原田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3]休宁人程元通在赴京控诉棚民罪状时，就曾声泪俱下地陈述棚民对休宁山区生态的破坏。他说“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泻，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14]
在徽州一府六县棚民聚集人数最多的祁门山区，因棚民租山种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灾难也最为剧烈。祁门西乡箬坑，向为王氏宗族聚居地，在棚民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安居乐业，过着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我环溪基迁于宋，迹发于明，聚族而居，历年有所。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当年兴养成材，年年木弃取，络绎不绝。所以家有生机，人皆乐利，……无不衣食余饶。”[15]然自乾隆三十年（1765）棚民进入之后，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居民平静富有的生活环境也如明日黄花，“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异民临境，遍山锄种，近日地方效尤。每遇蛟水，山崩土裂，石走沙驰，堆积田园，国课永累。且住后来龙山场，合族公业，亦尽开挖锄种。人居其下，命脉攸关。此日坑河满积，一雨则村内洪水横流，祠前沙石壅塞。目击心伤，人皆切齿。”[16]祁门北乡的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也是倍受棚民之害最烈的地区之一，同箬坑一样，山场林业是善和经济的命脉，诚如《窦山公家议》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17]就是这样一个仕宦、商贾辈出的山村，清代乾嘉时期，也遭遇到了棚民的大肆侵袭。为此，全族父老集议，由程钝根主笔撰写了程氏宗族驱逐棚民的檄文——《驱棚除害记》。在这篇驱逐棚民的檄文中，程钝根历数了棚民的九大危害，其中前三项均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危害。“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蘖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谨，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18]
可见，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租山垦殖苞芦和赁山挖煤烧灰，直接造成了徽州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据有关史料，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植被的大量破坏。徽州历史上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境内山峦重嶂，河川纵横，森林植被面积广阔，所谓“重冈複岭参天际人，岩谷幽阻林莽丛茂”。[19]茂密的山场林木，不仅涵养水源，使徽州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还给徽州带来丰厚的财富资源。清代中叶以降，棚民的大规模入境，进行野蛮的垦殖与开采，使得徽州大量的山场林木遭到砍伐，植被覆盖率急剧降低，特别是在一些棚民聚居较为集中的山村，不少林木丰茂之山被砍削殆尽。“自棚民租种以来，凡自棚民租种以来，凡崚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则沙土不能停留。……不但不植不留，而且根株尽掘，甚至草莱屡被烧锄，萌芽绝望。”[20]在黟县，棚民“或开土党凿石，或租种苞芦，草木不留，山石立断，一邑之生灵受害。”[21]
其次是水土流失的加剧。植被受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必然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黟县知县吴甸华在嘉庆十六年七月颁布的《禁租山开垦示》的禁令中，对棚民租山开垦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有着深刻的揭示，禁令指出：“石山戴土，一经垦松，适遇暴雨，沙石滚下，其势猛悍，山下成熟田亩，多被冲压，以致失业。邑境内现有虚粮，或因此故。其为农田害，一也；山坡溜水，有涧达溪，垦后夹沙带石，壅滞滩河。舟楫难行，竹簰亦碍。其为水道害，二也。”[22]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徽州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而且阻碍了道路的畅通，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徽州府通往省会安庆的必经之路——祁门大洪岭山道，就因棚民于道路两旁砍伐树木、种植苞芦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而一度变得“木濯草斩，泥松沙削……积塞道途”。[23]至于因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的生活，更是触目惊心。如果说祁门社景村嘉庆九年（1804）的《奉府宪示禁》所说的“棚内有祸人之，每逢霉雨，河壅溪涨，遂使良田高平低没，……将来住宅墓址难免无虞”，[24]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在祁门箬坑和休宁田，由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则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箬坑，箬溪“水为一村血脉，屡岁洪水暴涨，人则栖息无所，物亦渍湿难堪。且祠内污泥壅积，灵爽何所凭依？沿坑屋宇，长在水中，居者宁无痛恨？”[25]在休宁浯田，因遭棚民开垦，导致“溪圳尽塞，河水泛滥，田园交涨，房屋冲坍。”[26]
最后是自然灾害频繁。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徽州的自然灾害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尤其是在棚敏为害最烈的山区僻壤，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歙县北乡，“迩为外郡流民赁以开垦，凿石刨山，兴种包芦。土人始惑于利，既则效尤。寝致山皮剥削，石阞沙倾，霉月淫淋，乱石随水而下，淤塞溪流，磕撞途径，田庐涨没。”[27]祁门在棚民涌入山区进行野蛮开垦最烈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经发生了一次大洪灾，这次洪灾一共造成了六千人溺毙。这年五月，“初六日，夜大风雨。初七日清晨，东北诸乡蛟水齐发，城中洪水陡起，长三丈余。县署前水深二丈五尺余，学宫水深二丈八尺余。冲圮谯楼、仓廒、民田、庐舍、雉堞数处，乡间梁坝皆坏。为从来未有之灾”。[28]虽然这次祁门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不一定全部因棚民垦山而发生，但棚民滥砍乱伐开山种田所导致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降低，至少说是引发这次损失惨重的洪灾的重要因素之一。
棚民在开发徽州山区、发展山区经济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比起其对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来，这一开发山区活动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它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直接导致了徽州山区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三、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徽州社会原本是一个宗族聚居的社会，宗族和乡村民间会社组织，在当时的徽州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赵吉士所指出的那样，新安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有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29]徽州乡村这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棚民大规模涌入下，发生了变动。社会治安形势也变得异常的严峻起来。
概括而言，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州平静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在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之前，徽州人按照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相沿数十百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过着一种以宗族血缘组织为共同体的乡村社会生活，“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陡绝。……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偕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锄，负薪以归。……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讲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婚配论门第，重别臧获之等”。[30]棚民来到徽州山区后，相当地宗族成员私自租山耕种或开采，并与当地居民通婚，所谓“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31]棚民初来时，由于徽州山场大部分实行宗族成员股份制经营，故族中一些贪利之辈，便将自己的股份租与棚民垦种、开采，“初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骛，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至沙土冲泻，淤塞河道农田。伐木搭棚，毁伤坟茔薪木。本不利于地方，历来奉文查禁，无如人情见利必趋，不肖之土民阳奉阴违，无业之异民遂争先恐后，日聚日多”。[32]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当地土著居民和棚民的矛盾不断加剧，原先宗族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破。
第二，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棚民的野蛮开垦与开采，在经济与社会文化上，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各种土棚纷争与诉讼事项增多，加上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异籍赌棍、乞乞丐组织也随棚民一道进入徽州，致使、盗窃、强讨强索事件屡屡发生，直接造成了徽州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棚民“越境租地，开垦山场，其人刁玩成习，强悍为多，居民每不胜其扰。是以占地侵山，动成讼案。……近年以来，棚民恃无所钩稽，故智复萌，斗殴、抢夺之风又炽”。[33]乾隆中期以来，举凡祁门洪迎瑞、洪大由案，休宁程金官案，直至休宁程元通赴京呈控等土棚相争案件，都是徽州社会治安恶化、土棚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至于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乞讨、盗抢之徒，更使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在休宁，“迩年，时有无籍游民，多属少年壮丁，结党成群，借丐为名，强讨恶索。小窃叉鸡，其名曰单。其单有首，散则莫其踪，聚则难清其数。一遇婚娶丧祭，遂行纠集男妇，户开则升堂入室，户并则抛石击门，强索酒食，议折银钱。稍不遂欲，动辄滋端”。[34]祁门新安，“地当孔道，商贾往来，行李络绎。向则肃然，安居无事。近则恶丐结党联群，有号石埭陈贵地方王喇子、庐州王陈草包等等，名为甲头，以约束丐为辞，实则四党扰害，眷党旬肥。……外来匪徒，以讨乞为名，恃强滋扰，最为民害”。[35]祁门多通包括新安、彭龙、桃源等地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禁止和流丐入境碑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棚民以及随之而进入徽州的乞丐、赌徒和黑社会组织，给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良田受损，物价特别是米价腾贵，给徽州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徽州本来就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山区，粮食不能自给，每年居民所必需的粮食要有三分之二靠从境外输入。棚民入境垦山、挖矿，不仅使居民的良田受损，赋税、柴薪供给受到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需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因为河道被棚民垦山造成的水土流失所堵塞，致使境外粮食不能即使运进徽州，导致粮价飞涨，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正如《驱棚除害记》所列举的棚民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九大灾害中所指出的那样，“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牌，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山河田亩多被{上为“入”字，下为“水”字}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耕农多叹失业，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为害四也；久之衣食无出，饥寒为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为害五也；河积水涨，桥崩屋坏，往来病涉，栖息遭危，为害六也”。[36]“柴薪价值，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当然无存”。[37]显然，因棚民对生态的破坏，给徽州土著居民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化。
第四，精神生活受到严重伤害。徽州向来重视阴阳居处环境的选择。在他们精神和内心世界里，祖先的坟墓风水直接关乎到后代子孙的幸福与否。棚民的滥砍乱伐，使土著居民祖先坟茔龙脉和荫木受到了破坏，“至于龙脉之伤戕，丁财折耗；古冢之平毁，坟墓遭殃，此尤祸之惨烈者。”[38]而且，在信仰和讲求风水堪舆风水的徽州，不仅是宗族祖先的坟茔，而且各县的县龙也因棚民的大肆砍伐而倍受荼毒。于是，休宁、婺源、祁门和黟县等士绅和官府，都纷纷发出了保县龙、禁棚民的呼吁和告示。棚民这种对徽州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伤害，是直接导致土棚矛盾激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要素。正是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使得黟县知县吴甸华在连续发出三份禁令之后，还赋《安龙吟·禁种巴芦烧石煤以筦山脉钥水口也》诗，以示对棚民的憎恨与忿懣。诗云：“兹土安且敦，扶舆积之厚。连山络其脉，曲水环其口。秦县直至今，宁宇阅年久。如何牟利徒，甘受外奸诱。赁山恣垦发，邻患于焉狃。（休邑、祁门近奉宪驱逐棚民——原注。）不知崔嵬巅，冲沙裂石陡。石壅逈溪流，沙板失畦亩。山越况匪驯，是用驱之走。保民旧田河，完我好冈阜。或又石焚石，山骨目击剖。岂忘名在碑，何贪利斯薮。（嘉庆十年，有呈请示勒石——原注。）水驶山停之，钤束亮非偶。肯使郁厜（“厂”头下“義”字），化为缺培塿。渍言共惊诧，公吁来耆苟。任天即民福，因地乃官守。筦钥吾弗严，翳谁执其究。去弊当拔根，汛防议干掫。（屡禁烧煤，业已停止。恐日久废弛，因晋省请于抚宪，准移驻墩铺，分兵看守，为久远计。——原注。）但期长谧宁，无复自纷纠。两禁不可捍，有如山水寿。”[39]
总之，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使在道光年间根据朝廷制定的章程和规定，大部分棚民被驱逐回原籍，少数棚民定居下来，他们也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的住宅还保留着原籍的建筑样式，“低小之屋，或以土为墙，或以草为瓦，四都源瑶、碣源之棚民，以及烧炭挖栲、种山蔔苞芦者，大率类此。不讲光线，仅蔽风雨，床与灶接，人与畜居。或一室一妇也，或十室八室而无二三妇也。”[40]他们的语言也基本保留着家乡的乡音方言。
四、徽州官府和乡绅对棚民的态度及其处置方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开进徽州山区，开垦与开采以后，引起了徽州地方官府和乡村士绅阶层的震动。如何对待和处置棚民这一陌生的社会群体，成为摆在徽州官府和士绅面前的一件棘手的问题。同时，僻居徽州深山老林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宗族社会社员，面对陌生棚民的无序开垦和野蛮开采，无论在心态和行为上，也都出现了急速的变化。
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对待和处置棚民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即使是在嘉庆十二年（1807）休宁土棚相争酿成命案、程元通赴京控诉之后，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也对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就休宁、祁门、黟县和婺源知县而言，他们偏重于对棚民进行驱逐，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就办理棚民事宜的芜湖道宪杨懋恬和高廷瑶，他们在奉命对棚民进行调查后，一方面坚决执行朝廷查禁棚民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棚民与传统的强租霸耕之凶恶匪棍不同。因此，杨懋恬认为，“各县寻常控案，每县不过数件、数十件而止。至黟县、婺源历久，土棚相安，从无控案。可见，各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亦无不法扰害实迹。”[41]高廷瑶在会同芜湖道宪杨懋恬率兵四百前往徽州擒剿棚民时，就对棚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认定程元通赴京呈控棚民之案有诬，并与诸知县协商，暂时驻兵县城，待廉得其实后再行定夺。他说：“此辈虽棚居，然力农事、长子孙，由来历久，迥与游民托名种山、支棚匿奸者不同。况附郭不及百里，果其聚众肆行，胡被害者不闻一人？而闾长里胥又皆毫无觉察？夫岂无畏牵连之祸？赴诉长官者，乃独不远数千里而京控？此其挟仇诬陷情弊彰矣。今不按虚实，而遽加之兵，彼被控者心怀疑惧，铤而走险，势将激成抗拒。兼以众兵涌入，难免秧及池鱼。我辈为县司牧，可不计出万全虑而后动乎？”[42]于是，高廷瑶亲自轻骑进入山区，“于是，保甲来迎，诸棚民跪谒者踵至。其远近男妇纷纷千百人夹道欢呼，绝无惊惧情状。……余与县尹留宿数日，徐察其迹，亲阅各棚民家，全无影响”。[43]
当然，由于聚居休宁浯田的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以“棚民方会中等纠集多人、踞种山场、逞凶酿命等情”，于嘉庆十二年亲自赴京呈控。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不安。尽管安徽巡抚初彭龄奉命委勘后，认定程元通所控之词多有不实，“程元通系族长，年已七十六岁。程怡仁所递之词，系祠长程绍兰主意。词内所称掘濠筑垒、祖墓遭掘、程柏押毙、尸匿不交、程靳被捆无踪等情节，均属架捏”。[44]但是，清王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采取了以驱逐棚民退山回籍为主、编查棚民入保甲为辅的政策，制定了《棚民退山回籍章程》，这就是所谓的“十二年递解之法”。“除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编入保甲者，另册送部备查，毋庸勒令回籍外，其余棚民以租典地契内年限为断。其载有年限者，概俟限满后退山回籍。现在年限已满，及不载年限、承种已久者，令再种二年，于嘉庆十四年退山回籍。其近年承种，不载年限者，应令该抚转饬地方官，谕令严立年限，至迟不得逾十年各等语，并经修《户部则例》，一并载入在案”。[45]对租山招棚之山主，清王朝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用《酌议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制定者安徽巡抚初彭龄的话来说，就是“棚民固利其土膏，若无山主召租，亦无从托足，是棚民与山主实表里为奸。此次查办之后，若不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恐日久玩生，复蹈故辙。应请嗣后如将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至五十亩者，无论公业私业，均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租价入官。承租之人不论山数多寡，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减一等。父兄子弟同犯，以凡人首从论。族长、祠长失于查察，照不应重律科罪。令该族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庶棚民绝迹，土民益臻宁辑”。这条规定不久即以例的方式，载入《大清律例》之中。
徽州乡村宗族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对棚民的蜂拥而至，采取了坚决的严禁和果断的驱逐举措。可以说，在清代中叶的驱逐棚民活动中，他们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包括清王朝中央和徽州地方官府最终能够下定决心驱逐棚民，这批乡绅们所做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或者说没有乡绅的疾首顿足般的呼吁和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在对待棚民的问题上或许不会那么坚决、果断和严厉。我们在文书、碑刻、谱牒和其他相关文献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乡村宗族、会社和在野乡绅在禁止和驱逐棚民方面的史料。
在棚民潮涌动的初期，徽州宗族、会社和乡绅即发出了强烈的禁止和驱逐的呼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休宁北乡儒村吴氏宗族族长吴懋长、吴世宗、吴钟溪、吴家漳、吴世茂和监生吴地保、吴兴等即以棚民“匪数潜滋。或曰行究，或夜起狼偷，砍树药鱼，肆无顾忌”的名义，呈请到徽州府和休宁县，由恳请徽州府颁发禁示，“勒石永禁，保荫保族，以杜侵害”。[46]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县知县在阖邑士绅的强烈请求下，以棚民“江西窑匠邹国仲等于芙蓉嶂山下窝僻之处、县龙正身地方，觅租北向地业，将来龙山塝劈入，造窑烧砖，火灼龙脉”为由，勒石颁布《保县龙脉示》，严令“有关县龙之处，永远不得自行出租与人开砌劈挖泥土、烧造砖瓦。附近居民，亦不许凿挖有关县龙石土，并种山药、种苕、埋苕窖等项损伤龙脉，一概禁止”。[47]乾隆五十年（1785），婺源汪口俞氏监生俞大璋等因汪口向山自“乾隆四十三年，无藉之徒盗行砍伐”，而集体向婺源知县彭家桂恳请颁示勒石严禁。[48]次年七月，汪口俞氏宗族族长、监生俞奎茂等十数名乡绅，再次就蓄树垂荫之向山林木，遭受“旦旦斧金，害及数十年冢也。累累鍬锄，坑逾数仞；天根斩削，地脉陵夷，所以财赋萧条，人文寥落。”敦请婺源知县予以勒石严禁。[49]在棚民为害最剧、土棚矛盾最烈的休宁浯田岭，乾隆五十九年（1794），聚居于此的程氏宗族乡绅程华苍等，“因异地棚民挖山垦种、地方无知贪其小利，滥召妄租”，使得“山遭残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深山大泽，异族盈千，啸聚成群，恐贻害匪浅”为由，恳请休宁知县“吁恩示禁、宁民杜害”。[50]
在棚民规模最大、为害最剧的嘉庆时期，徽州一府六县乡村士绅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发起了禁逐棚民、保卫家园的运动。
在休宁聚居棚民最多的地区——浯田岭、江田村、岭南、牛岭、青山、方圩和横源七村，以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祠长程绍兰为首的乡绅组织，不远数千里，亲赴北京呈控棚民方会中等。在祁门，善和程氏宗族以附贡生程国华为首的乡绅，邀集合族父老，以棚民“开垦锄种为虑，嘉庆年间，恐请张宪驱逐棚匪五十四座，合境胥安”，[51]并亲撰《驱棚除害记》，历数棚民九大危害，云“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52]在黄古田、环砂、渚口、社景、箬坑等棚民垦山最烈的地区，宗族和乡绅都奋然而起，组织起了规模庞大的乡村力量，对棚民进行驱逐。宗族、乡约和会社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基层堡垒作用。祁门善和、环砂和休宁浯田岭的程氏宗族、休宁商山和儒村的吴氏宗族、祁门黄古田的汪氏宗族和箬坑的王履和堂养山会，祁门侯潭和婺源汪口的乡约，都在驱逐棚民、捍卫家园的运动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不过，在论述针对棚民这一社会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乡村社会宗族和乡绅组织，必须借助地方官府的力量。无论是诉诸词讼，还是敦请官方出示严禁，这些组织和力量都离不开官府的支持。正是宗族、乡约、会社等组织与封建地方官府的协调与互动，才最终将棚民这一社会问题加以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方式不一定完全满足宗族、乡约和会社以及乡绅的全部要求，但至少通过对棚民事件的处置，我们看到了徽州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和乡绅势力在处理基层事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清代中叶的棚民，作为徽州历史上最后一次可称为是移民的运动，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对徽州山区的滥砍乱伐、对徽州生态环境的破坏，直到百余年后，依然使徽州承受着这一恶果。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探究徽州由富变穷的根源时，就曾把深林资源的破坏当成了最为主要的原因，并将“兴树艺”作为振兴徽州经济的头等事务。他说：“自唐宋以来，（徽州）便号富州，今何忽贫瘠如此？当务之急，莫要于讲树艺之事。”因此，在肯定棚民对山区经济开发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他们对山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及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复原历史、阐释历史。
注释
[1][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叙》。
[2]康熙《婺源县志》卷首《旧序·詹养沈序》。
[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6][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7][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8][清]陶澍：《陶澍集》上册《奏疏·日记·编查皖省棚民保甲折子》，岳鹿书社1998年版，第425页。
[9]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10]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汪伟奏疏》。
[11]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12]淳熙《新安志》卷二《物产·木果》。
[13]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水碓》。
[14]《嘉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赓音等为安徽休宁耆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扰害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1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6]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7][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1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19]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祥异》。
[20][清]方椿楚《颂山房杂著》，转引自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1]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22]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禁租山开垦示》。
[23]《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门大洪岭道路两侧山场永禁种植苞芦碑记》，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24]《清嘉庆九年五月十七日祁门社景黄一本堂奉府宪示禁碑》，原碑现置于安徽省祁门县横联乡社景村。
[2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26]《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浯田岭严禁棚民入山恳种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浯田岭一家杂货店墙壁上。
[27]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28]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杂记·祥异》。
[29][清]赵吉士：《寄苑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30]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3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32]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3]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4]《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休宁县奉宪严禁无籍游民强讨恶索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镇唐头村。
[35]《清道光五年闰六月初二日祁门奉宪永禁匪丐入境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新安乡政府。
[36]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7]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9]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六《艺文志·诗》。
[40][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民情习惯·休宁风俗之习惯》。
[4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42][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4]《嘉庆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安徽巡抚初彭龄为休宁县浯田岭等七处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4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46]《清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休宁县儒村奉赋宪禁示棚民砍树药鱼等不法事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儒村乡。
[47]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乾隆四十六年知县顾保县龙脉示》。
[48]《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知县严禁盗伐汪口村严禁盗伐向山林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49]《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50]《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浯田岭严禁召租棚民种山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一杂货店墙壁中。
[51]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一本卷十二《东房新春显派泰支昂分世系》。
内容摘要: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确立生态文明新目标,这是党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实现科学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新认识、新理念、新任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前提,着重从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发展方式、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着手,重点抓好“三个体系”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观
十七大报告把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上升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这是党的生态观、文明观的升华。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厘清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重大意义、实践基础和现实路径等几个层面的问题。本文就这些基本而重要的问题展开探讨。
从生态文明运行轨迹把握其科学内涵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既有特殊的运行轨迹,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内涵。
从运行轨迹看,坚持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发展,实现新一轮的“生态革命”,逆转人类生态与自然生态的退化趋势,恢复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际和代际之间的和谐协调,运行的是一条从对立型、征服型、污染型、破坏型向和睦型、协调型、恢复型、建设型演变的生态轨迹,贯穿的是能量转化、物质循环、信息控制和生态平衡的生态规律。从社会线形繁荣走向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立体繁荣;从高能耗、低产出、污染严重的工业文明,走向高效率、高科技、低消耗、低污染、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健康持续的生态文明,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和基本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陈寿朋在《生态文明建设论》中指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整个生态关系问题方面的积极成果,包括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实现人类自身的进步和改善,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另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是:保护生态环境是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把追求知识、智慧和环境质量看作是人生的目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化要求人与人关系的生态化;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念在强调自然的优先地位的同时,更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主张人对自然的依赖是永恒的、全面的,人类要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生态文明价值观强调人际公平、种际公平和代际公平。生态文明以实用节约为原则,谋求基本的生活需要,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也是一种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同时还是一种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
发展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并首次把这个概念写入了党代会报告。这一理论创新具有巨大实践意义,它把环境建设从技术层面和就事论事的操作层面,上升到党和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高度,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代表了当今世界和国内发展的大势。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生态文明是文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十七大报告中生态文明的提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迎来一个新的建设高潮。“四大文明”和谐协调统一发展,相互促进和制约,这样的文明体系才是完整而全面的体系。四大文明系统中,生态文明是基础和根本,有健康的生态文明,才有健康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非文明的物质、精神、政治等行为的过错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损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精神享受和政治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
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关系紧密。生态良好、生态平衡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一是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基础保障。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保障。而没有一个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难以提供人际关系和谐的保障。二是为和谐社会提供资源支撑。没有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没有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发展就失去推动力。三是为和谐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的条件。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公平享用是国际和国内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
总之,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四个目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从生态文明的实践基础构筑发展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
生态危机的出现来自于工业化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消极环境成果,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消除这种消极的环境成果,为此就需要对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以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生态化生产方式。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始终把自然作为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并以实现和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宗旨,使人及社会的发展更符合生态发展的规律。因此,生态文明的实践基础―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改造过程,表现为一种生态化的生产方式。由此就决定了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指标性问题,而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方略。结合我国的国情,生态文明建设应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前提,着重从人们思想观念、生产发展方式、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着手,重点抓好“三个体系”建设。
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培养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价值体系。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尊重自然,树立科学的社会发展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体系。首先必须深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要加快农业发展,侧重发展能够节能、保护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提供无污染食品的生态农业,将畜牧、蔬菜、水果、水产等产业纳入生态轨道。其次,改变过去那种靠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传统的工业化路子,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生态工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通过科技改造落后工业生产方式,实现生态化改造。再次,把循环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流模式,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导模式。最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消费方式,开展生态旅游和生态休闲,培育人们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观念,完善旅游市场体系,注重旅游业的生态开发和生态管理。
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当前应特别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保的责任审计,要把生态绿化、生态环保、生态修复等绿色GDP指标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生态目标责任制,使他们更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观。就政策制度方面来看,首先,要理顺资源产权关系,制定可行的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其次,国家要实行补贴制度。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可以尝试进行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带动他们投资环保产业的积极性。同时国家还应拨出更多的专项资金来资助生态产业和绿色产业,使得生态产业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科研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生态产业的尽快成长和壮大。再次,确实贯彻实施绿色GDP生态核算制度。就法制建设层面来看,根据环保立法的趋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逐步完善现行的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立法空白,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显得尤为必要。
一些学者特别指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必须大力培育公民的生态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根据我国的国情与公民的实际,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手段,培育公民的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生态文明的诞生,是人类文化战略的转变,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也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的转变。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渐进过程,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协作、潜心学习、锐意奉献和持续推进。
参考文献:
1.刘湘溶.生态文明论[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美丽中国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方面的理论是相协调、相一致的。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大会报告，这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生态文明建设以一种显性的、崭新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2012年7月23日在京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1] ”这段话表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快速全面发展的同时，以生态转型的方式来实现生产转型的过渡和改变，在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来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同时，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物质依托，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追逐利润获取最大化的资本积累，在合理有序的情况下进行着物质财富的生产，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侧面的体现，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态文明的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社会生活的物质丰富性得不到保障，这样的生态是一种原始的、倒退的生态；生态文明思想一直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中，指导着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平稳发展，经济发展的物质丰富性又为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将市场经济运行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隐线提高到显线的地位上来，也是市场经济向前迈进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生态文明的建设同样具有一致性。在我国，实现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标准，实现人民参与管理的意愿，在政策立法等方面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规范性的、可靠地保障，在政府与人民管理的双向互动中，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直接相关，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也为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就“生态文明”这个概念的提出而言，刘思华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教授和我的著述中，就使用了生态文明概念，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2]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中国要比国外早十年，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前瞻性和优越性，同时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在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思想，认识资本的本来面目，抵抗社会的物化现象、物化意识，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挖掘生态建设的理论以指导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共同的理论指导和价值诉求。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生态文明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关乎人类能否正常、持续地发展下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亦关乎人民福祉，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之中。在理论层面上开辟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生态学的新境界，是“继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之后，第三个重要战略思想。[3]”从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直到刚刚落下帷幕的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产生着结构性的变化，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理论发展，体现了理论“三四五”的一个内容上的扩充，具有战略意义上的高度，这是党对发展现状的深刻认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更为核心的把握，这种理论上的提升体现了党中央提出发展对策的能力，在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核心理念，实现了各项发展理论的高度聚合和统一。
从在实践意义层面上，生态文明的建设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全面而可持续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建设方面，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互相改造的一个过程，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时候生产社会产品，自然在改造人的过程中实现生态环境的演进，在实现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满足人类当前需要的同时又能以最节约的方式对待自然资源，为后代提供一个绿色的发展空间，实现代际公平的延续，发展绿色经济和建设生态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政治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的建设就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未来的方向和标准，如何完善制度和法规，真正实现人民参与政治共同管理国家时可以打造一个绿色生态的未来，是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在文化建设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上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人们都时刻关注生态文明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方面，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生态学的核心思想，从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领域多方面展开研究和讨论，不教条照搬西方生态文明的发展理论，真正站在本国发展的具体立场上，综合本国发展的绿色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美丽中国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在面对经济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资源透支利用、自然灾害陡增的一个生态遭到剧烈破坏的今天，能够将建设生态文明摆在首要位置，既表现了中国有决心有信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发展，又表现出社会主义真正渴求与自然平等对话、和谐相处所做的努力。
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建设提出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经由五年的努力和发展，在党的十报告中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单独列出，“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4] ”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在现有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生态发展与民生发展相协调一致。“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5] ”因此，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生产的环保性和可持续性，真正以生产人民需要的物质资料，减少资源浪费和过度消耗。大力扶持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利用的产业，实现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在新世纪的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会成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用有别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以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利润为目标：“为了积累资本，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停止下来的，它必须不停地扩张。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技术会得到支持，而有损扩张的技术就会被排斥。[6] ”而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用是以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发展为指导的，是以健全平衡的生态经济为前提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技术的提高有利于资源消耗的控制和资源的高效率使用，减轻自然恢复的压力，将原来的“从产品到垃圾”的单向度的堆积消耗模式转变为“从产品到垃圾再到原材料”的循环可持续模式。
宣传并鼓励适度消费、合理消费，反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从消费中消除异化消费的成分，减少消费社会背景下的符号化生产和炫耀性消费，从消费的角度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化普及的过程中，充分意识到文化传媒在行为导向，价值选择中的作用，利用主流文化媒体舆论和大众文化意识的引导，使人们正确认识到实际所需消费的有限性，反思非理性的过度消费，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一件大事，为实现代际正义和代际公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诸多方面表现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不可分割性。
4、小结：领会党的十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整个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将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下去，真正改善经济增长、政治建设和文化追求，打造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应当积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权，将生态文明的建设扩大到资本主义国家，让全球意识到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之所在，将生态区域化发展为真正的生态一体化，打造美丽世界，实现全人类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07-24.
[2] [3]本刊记者.正确认识和积极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研究员刘思华[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
[4] 吴剑飞.“五位一体”呼应“美丽中国”[N].新华日报，2012-11-13.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本位；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01803
1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启了近200年的工业时代，也带来了地球资源的井喷式开采。20世纪中叶，后工业时代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抑制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问题。人类社会要摆脱困境，社会发展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核心是要解决发展的生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导致了国内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特色发展模式。这些举措都促进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本文对国内主要的狭义社会主义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和生态伦理理论等5个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进行评述。
2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2.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论
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批判和解决生态危机为宗旨，以建立和谐的绿色社会为目标，深入研究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强调人类应该依照生态要求规划生产，反对单纯经济增长主义[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人类存在是建立在人类与生物系统之间和谐、相互尊重的关系上，但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认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应当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
国内狭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体现其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其中，柯自源（1977）提出“资源枯竭论”是“庸俗生态系统论”的观点，作出了世界现在面临的不是资源枯竭、生态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断[2]。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讨论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范式，他们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弊端的理论批判和对绿色未来社会的理论设计。潘岳（2006）提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3]。郇庆治（2006）则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性问题，即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4]。
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流动快、工业发展迅猛，这对本来就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的巨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但回顾我国社会发展之路，发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如今也不得不面临生态危机的挑战，可见社会制度并非影响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弊端的凸显，现下国内与其相关的研究日益减少。
2.2生态中心论：生态本位
生态中心论是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普遍认同的理论，它以生态优先和生态本位为基本原则。强调人类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主张生物圈平等主义[5]。它主要包括生态优先论、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指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和按生态规律生存下去的权利。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在借鉴和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上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申曙光（1994）秉承生态优先理念，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着眼于其哲学、科学、能源等三大现实基础。他以生态文明在国外现实中的生产实践为论据，论证了优先考虑生态效益再考虑经济效益的必要性[6]。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提倡和发展，曹明德（2002）主张生态本位、生态优先，人类并不具有相对其它存在物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提倡“生物圈平等”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和谐的思想[7]。
但生态中心论遭到了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反对。白光润（2003）就曾指出，人类利用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人类为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促进生态系统的进化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必要干预是必需的，把人类混同于一般生物的纯自然主义也是对人类进化的否定[8]。正如王雨辰提及的人类中心论者对生态中心论的驳斥：一方面，任何物种总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而不会以其它物种的福利为中心，因此人类中心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另一方面，脱离人类利益的生态运动是缺乏内在动力和不可持续的[9]。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本位、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等观点冲击了自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利益优先的社会意识，但其论述在理论内涵上具有含糊性，而且没有建立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而是诉诸直觉和体验。生态中心论者阿恩・纳斯（Arne Naes）在其“深生态学”中论述了他的“生物圈平等主义”： 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这种直觉方法下的研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
2.3现代人类中心论：可持续发展观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和目的地位，但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又颇为不同，戴维・珀（David Pepper）将它定义为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中心论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末，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被赋予了新时代内涵的人类中心论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视野，丁立群（1997）从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提出人类发展应以人的最终解放为元价值，旨在建立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10]。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展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实践，俞可平（2005）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前提，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11]。尹世杰（2004）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人类中心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存在着缺陷，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什么问题[12]。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也会带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诸大建（2013）提出在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深化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13]。国内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学者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但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虽然从生物都有其利己心来看，现代人类中心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一味从人类利益出发，不尊重自然界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行为，必将导致自然的报复，这从现在全球面临的生态困境上就可见端倪。
2.4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学者们从我国社会实践中汲取经验，是根据我国历史和现下实际情况所提出的独特思考模式，它主要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生态批判理论等。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物质、精神和生态的协同共进，这个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充实，形成了现在的“五位一体”发展理论，生态批判论从生态角度对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展开生态批判。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备受国内学者的认可，刘思华（200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明确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14]。此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与实践的重要性”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刘俊伟（1998）认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石，社会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15]。王雨辰（2009）也一直提倡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范式[16]，强调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应当通过变革不公正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合理协调人们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来解决生态危机。此外，刘仁胜（2010）也赞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要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17]。但有许多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曾德华（2013）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仍存在一些不足[18]，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把资本逻辑作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时，未能深入检审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分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时，又未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生态危机所彰显的文化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全面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不乏深刻之处。它力图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但由于它在使用马克思哲学观点和方法论时具有一定片面性，可能会造成改革途径偏离。
2.5生态伦理理论：“人―自然”中心轴发展
生态伦理理论出于中国传统人类伦理基础，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但它并非生态中心论，更不属于人类中心论，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型，构成“人―自然”中心轴系统。人与自然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一方的繁荣与发展也必定以不损害另一方利益为前提。生态伦理理论主要包括生态价值论和道德关怀论，要求人类要承认自然界拥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伦理主体自觉地、能动地履行道德义务、提供道德关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的生态伦理学也为我国研究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生态价值论定义了自然界价值的双重含义，狭义上是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广义上是指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维持生存需要的满足，后者就是生态价值。叶平（1995）要求我们理解自然界价值和生态价值，提倡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价值观，是对生态系统、生物圈的生态价值所进行的总体透视[19]。
不过，生态伦理理论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刘福森（1997）认为，人类之所以应当保护生态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20]。但余谋昌（2009）提出生态伦理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出于保护自然价值的目的，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行为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社会的积极力量[21]。人类在保护生态与关怀人类生存利益存在的是联动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现在生态伦理学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参考范式。
生态伦理理论紧密结合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倡环境道德研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普及化，并将成果转化为公众的精神财富，为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伦理基础。不过其“合乎生态规律的就是有价值的”的论述把生态规律看成唯一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Georg W.F. Hegel）唯心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一观点仍存在广泛地争论。
3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
撇开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不谈，自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提出伊始，它们及其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相对正确地阐述了后工业时代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并推进了生态文明的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观点的缺陷与不足也逐渐显现。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其中结合了我国生态建设实践与经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以及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出发的生态伦理理论等较受学界认同的理论也加入到论战当中。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感谢：本文在选题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刘江宜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1] ＼[美＼]乔尔・柯维尔，迈克尔・洛威.生态社会主义宣言＼[J＼]. 绿叶，2008（12）：96～100.
[2] 柯自源. 评“资源枯竭”论的理论基础及其实质――批判披着科学外衣的马尔萨斯主义＼[J＼]. 自然资源，1977（1）：1～10.
[3] 潘岳. 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 绿叶，2006（10）：10～18.
[4] 郇庆治. 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论评＼[J＼]. 江汉论坛，2006（4）：13～18.
[5] 陈伟华，杨曦. 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4）：15～19.
[6] 申曙光. 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7] 曹明德.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兼论道德共同体范围的扩展＼[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3）.
[8] 白光润. 论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J＼]. 人文地理，2003（2）：75～79.
[9] 王雨辰. 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三个争论及其价值＼[J＼]. 哲学动态，2012（8）：24～30.
[10] 丁立群. 人类中心论与生态危机的实质＼[J＼]. 哲学研究，1997（11）：58～62.
[11] 俞可平. 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4～5.
[12] 尹世杰. 弘扬生态文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J＼]. 社会科学，2004（2）：5～10.
[13] 诸大建，朱远. 生态文明背景下循环经济理论的深化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2）：207～218.
[14] 刘思华. 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的若干回忆――兼述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15] 刘俊伟.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初探＼[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8（6）：55～58.
[16] 王雨辰. 略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J＼]. 哲学研究，2009（12）. 11～16.
[17] 刘仁胜. 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C＼]//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论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局，2010.
[18] 曾德华. 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重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1）.
[19] 叶平.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68～73.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3-0025-04
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重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与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社会发展学说，对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概述：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该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欧，是在西欧发达工业社会的现代化与环境的矛盾不断走向激化以及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进程之中应运而生的。有两个根源刺激了这一理论的问世，一是资本逻辑的普遍支配，二是生态危机的全球扩散。资本逻辑萌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属性。资本逻辑追求短期回报，环境改善需要长期规划，二者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随着资本逻辑的支配地位普遍确立及其矛盾进入不可调和状态，其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必然也会形成全球扩张。“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不仅造就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离，而且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它也造就了对自然保护的更大和更为普遍的关注，也就是说，对自然界的浪漫主义和伤感式的关注恰恰是以自然界本身现实发生的客观异化过程为前提条件的。”［1］正是这种工业文明的生态二重性，催生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此外，世界环保浪潮的高涨以及西欧各国环境变革的不断深入，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发展理论，例如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也有效地影响了学者们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立。在这样的多重背景之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得以问世。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正在不断走向成熟。从胡伯和耶内克的创立期，到摩尔和斯帕加仑等人的发展期，再到今天逐渐将理论应用于西北欧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正在不断走向成熟。从诞生之日起，生态现代化理论就遭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有批判其属“欧洲中心论”的，有批判其绿色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及不可实现性的，等等。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回应这些批判以及与其他社会发展理论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成为现今影响诸多西北欧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治理与环境变革的一项重要理论。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具有自身的未来课题。在发展进程中，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逐渐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并在未来课题上明确了目标和方向。一方面，在索南菲尔德等学者的研究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开始面向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探索在纸浆和造纸业等产业方面开展生态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深化对于全球环境流程的理解，促进环境变革新领域的开拓。此外，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还系统讨论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环境变革，强调生态理性及其确立。通过这些努力，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迅速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发展领域里的一股重要的生态思潮，并对欧洲多国的环境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反思：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当代西方社会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环境挑战的主流理论，涵纳了许多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生态危机的方案和要素。但是，事物都具有相对性，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有两条：其一，这一理论并非是一种彻底的批判性理论。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生态危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内在本质，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彻底批判。其二，因为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也就不会形成对社会转型认识的彻底性。
首先，价值观念上的矛盾。就观念来讲，衍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现代化方案必然是机械的。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价值观念源始于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是利益驱使下的机械发展观。对此，恩格斯早有论述：“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2］因此，在没有破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生态危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其所持的只能是机械地对待自然的发展观，即认为自然界的先在性与客观性并不是重点，其可用性与实在性才是重点，自然界应服从人的需要，是为进一步的现代化服务的。尽管学者们强调自然界不再被当作一个垃圾回收槽，不应负担过重以失去平衡，但是自然界仍然被视为人类的附属品。在他们看来，生产条件应服从于“超工业化”，自然应以资本的形态在进一步的现代化中得到衡量。就其自然观来说，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难免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其次，问题解决方案中的矛盾。认清问题的根源才能得出合理的解决方案。由于未能认清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的实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只能在社会制度外去寻找解决方案。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态危机只有通过协调生态学与经济学、在进一步的现代化或“超工业化”中才能得到解决，“生态现代化的提议者认为并非摧毁工业社会的基础，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对这个星球的生活资料的持续使用――完全开发财富创造的潜力”。［3］262这种解决方案中本身就含有了一种不可持续性的内质，它过分依赖于技术，认为科学能够设计出更为友好型的环境，造就可持续的社会技术体制、制度、政治和政策安排以及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事实上，科学并非万能的，没有彻底的社会批判与彻底的社会转型，生态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愈是强调不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而仅仅强调生产、消费、技术、增长等问题，就愈显示出它在经济、政治和生态等方面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正是出发点的局限性决定了其解决方案的不可持续性。
最后，理论适用性的问题。就理论观点而言，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确提出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例如，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技术革新以及生态理性的运用，这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适用性。但是，这一理论的其他许多思想和对策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并不见得适用。例如，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理论根基和经验范例基本都来自北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强调有变革能力的企业对效率和污染的控制，这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成熟市场与经济主体来说较为容易，但是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则很难实现。“似乎可以相信的是，它将会在某些政治背景下（具有开放的输入结构和融合性精英战略的强大而且政治上包容的国家）对某些环境难题（相对简单的难题）有效，但不会在其他背景下（例如虚弱国家）并且只是在一个有限程度上对其他难题（更加复杂或基本的难题，比如无限速驾驶、航空交通或肉类消费）有效。毕竟，一个在科学、商业、政府和环境运动之间的话语联盟，预定了一个共同难题的界定和对解决方式的共同战略。然而，对高度发达的人类中心主义社会（无限速驾驶、航空交通或肉类消费）基本成就的破坏，不太可能成为这些共同难题界定或者解决战略的组成部分。”［4］理论的施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且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5］。尽管该理论近些年针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意见，将理论范畴逐步扩展到研究北欧以外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但是，其欧洲色彩仍然十分浓厚，因此，适用性也有待考察。
总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若想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正视这些理论矛盾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三、超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建设的攻坚时期。这样的现实背景决定了当前的工作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要推进现代化建设、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其他方面包括生态环境建设的持久发展。另一方面，要推进强化生态建设，促进生态和谐与社会和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巨大的环境挑战，这些环境制约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牵制经济发展，破坏现代化事业的成果。因此，必须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注入生态化的发展要求，争取全面、平衡、和谐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和新要求提出来，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仅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层面上实现现代化，而且要在生态层面上实现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建设要求具备高水平的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果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此，要明确生态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与发展方向。
首先，促进经济领域的生态变革。促进经济领域生态变革，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既是经济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一要确立科学的市场机制，予以合理把握，努力克服市场自身的局限性，引导其发挥生态变革的主导作用。二要激发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力，发挥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生态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就是经济行为主体，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商会以及公司等等。这些行为主体是生态重建和环境变革的承载者，践行生态变革并直接影响生态变革的效果，在生态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着主要作用。通过引导这些行为主体树立科学、可持续的价值观和发展观，吸引其参与到生态变革的事业中来。三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促进科技创新在生态变革中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强调科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早期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技术乐观主义。我们强调的科学技术是指那些既能产生生产力、又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例如清洁技术、回收利用技术等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渐推进，这类环保型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四要推行经济生态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尤其要加快环保产业的发展。环保产业是有利于扩展生产领域以及消费领域绿化的支柱产业，需要进行大力开发。在国外，有机农业、清洁生产和可再生能源等产业具有十分看好的发展潜力以及产业竞争力。在未来的中国，随着生态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类产业领域将会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其次，推进政治领域的生态变革。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现代化，包括自治、权力下放等等，并认为一种可持续的、绿色的资本主义是可实现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不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绿色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自身的局限性产生不出绿色的资本主义制度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是可以实现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政治建设的议题之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完善与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保障。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需要进行政治领域的生态变革。具体来讲，要做到：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尊重生态文明建设；促进职能转型，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法制建设，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做到这四位一体，将政治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效结合起来，才能促进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同步提升。
再次，促进文化领域进行生态变革。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植入生态原则与生态理性，通过在文化领域进行生态变革，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及整个现代化事业提供思想指导与价值引导。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要强化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全民文化素质。科恩通过调查得出结论，认为生态现代化进展良好的国家，公民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科学认同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加大科教提升力度，培养具备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民。此外，还要普及生态文化知识，提升生态伦理意识。具体来讲，就是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能源的理念、树立保护环境的理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进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平衡发展的关系体系。
最后，推进社会领域的生态变革。推进社会领域的生态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要消除贫困，稳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根基。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6］贫穷不仅影响了人作为社会的人所应该具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的物质条件，而且会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代谢活动，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消除贫困与进行生态建设是相联系的。另一方面，要发动群众，提倡绿色生活方式与绿色消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中有一个合理的理念――生态理性。该理论强调生产领域以及消费领域的生态理性，认为这是生产和消费的经济进程得以被重新组织、分析和判断，并引起经济和政治理性的变革的根据。生产领域的生态理性在经济建设中较为突出，消费领域的生态理性则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事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举措之一就是倡导消费领域的生态理性，倡导公众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接受环保产品、进行绿色消费。此外，还需健全社会管理，促进公众生态责任、实现权利和利益共享，从而解决生态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使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合而为一。
参考文献：
［1］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6.
［3］Renato J.Orsato and Stewart R. Clegg, Radical Reformism: Towards Critical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3, (2005).
［4］卢茨.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33.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