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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布洛赫在著作《乌托邦精神》一书中，通过对宗教思想的批判性解读，重新定义了他者、弥赛亚等宗教概念，指出人之未来性的获得，归因于对现存的虚假世界被废弃后完全他异性的他者美好世界的预见与盼望。他者作为植根于人性内部的乌托邦精神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表达，能给予所有我们曾经在神化的人身上渴望得到的事物以适当的深度，只有他者才能动态地表现和揭示出人的普罗米修斯乌托邦特性的全部。由此，布洛赫在颠覆性意义上继承了“宗教遗产”，救赎回具有创造性元素和奋力带来“新”的问世的人的乌托邦精神力量，构建起希望的形而上学，即乌托邦哲学。乌托邦哲学是祛除恶世界的革命的灵知。今天，我们对布洛赫乌托邦哲学框架下宗教批判的重新审视，有益于为世界上苦难与绝望之后的人们重聚起希望的碎片，确立起生存的终极意义。

摘要：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从而引发了对以往“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与批判，应该说，这是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反思的结果是有些人把问题简单而武断地归结为“人类中心论”，进而提出“非人类中心论”。实际上，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不能简单笼统地归结为是“人类中心论”问题的症结是以往的“虚假人类中心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以“非人类中心论”代替“人类中心论”，而是抛弃“虚假人类中心论”，建构“真实人类中心论”。

摘要：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曾经设想过允许一定个体经济的存在；学习外国；发展商品生产。但最后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原因在于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和他所处时代复杂的国际环境。

摘要：康有为扬弃了洋务派的器物科学观，对科学的本质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科学方法和精神也有所认识，并以之为武器对中国古代科学观中的一些消极倾向进行了批判。康有为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政节变革主张，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持。他对科学和民主进行了探讨，成为五四科学观的先声。康有为的科学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儒法两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不过，两家之间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一直以来相互攻击、相互刺激。儒家以善恶界说人性，法家则倡扬人性自然；儒家大力倡导德治为本，法家则极力鼓吹法治为先。然而在攻讦与对立的同时，由于两家都面临着源自于内部的理论困惑和来自于外部的挑战，使得两派的互补与融通便也成为了一种必须。可以说，正是儒法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并立融通，才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稳、进步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摘要：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将文明作为研究的基点，认为每一种文明都要经历发生、发展、衰退和解体的阶段，从而产生新的文明，同时致力于寻找现代人类文明的出路，为未来的人类文明勾画了蓝图，并寄希望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

摘要：“忧患”一词源出《易传》，“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性格被徐复观提炼出来后，已经成为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徐复观所意旨的“忧患意识”不仅源自儒家，也基于道家．通过徐复观的诠释，不仅张扬出“忧惠意识”中的阳刚之美，而且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结构，从而彰显出“忧患”中的天地精神。

摘要：法治政府的应然形态和本体面貌需要我们无休止地追问。法治政府意味着政府机构是依据体现广大人民意志、意愿和民主、公平、正义的法律而设立的政府，政府的运作，包括政府立法、执法、司法在内的政府行为都合法、合理、规范，法治政府是以良法之治、政府受法律控制、保障公民权利、控权护权统一、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为价值取向的政府。法治政府无疑应该是体现实质正义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和“廉洁政府”，法治政府应然图景需要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大胆描绘。

摘要：全球治理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理论。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从单个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法治模式下的系统治理，即全球法治治理。全球法治治理模式包括静态意义上的完善的国际法制体系和动态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便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国际权威机构、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经济市场）在国际法制体系内更好的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立体互动。和平发展战略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全球化、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必将有力促进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共赢。

摘要：在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机制中，对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的规定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刑讯逼供存在与否的证明属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涉及到一般的证明标准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明机制问题。刑讯逼供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对这种事实的证明在实践中很难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刑事实体法追诉中的刑讯逼供证明的证明责任由新的公诉机关承担，证明标准也应与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同时，法官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摘要：非监禁刑是在监狱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犯罪的原因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刑罚不是对抗犯罪的唯一的有效的手段，社会的文明要求刑罚应由严酷到缓和，由以监禁刑为主向以非监禁刑为主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慎刑恤狱”的法律文化思想是相符合的，它是人性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节约刑罚成本的需要，也是实现刑罚目的需要，也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我国现行的刑罚是以监禁刑为主的重刑结构，所以，必须完善立法、加强司法，逐步实现刑罚的非监禁化。

摘要：伴随中国公司法的修改，有关美国有限责任企业的研究愈发引起各界关注，透过扶持小企业的商业组织形式，如何评析美国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合伙的利弊，如何识别美国有限责任企业的特．最，颇具争议。一般的，美国有限责任企业的所有出资人都只以其在公司直接投资的数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负责、经营管理方式上高度灵活、可选择只缴纳个人所得税、出资人的人数和国籍不限、出资不限，一般不得自由转让，不能公开上市。因此，美国的有限责任企业已使传统公司、合伙形式之间的差别鸿沟不再不可逾越，美国有限合伙企业好处是受到的法律制约最少，弊端是不利企业的未来融资。所以，最适合小企业者的需求。

摘要：“顺风车”合法与否观点不一，肯定者认为，“顺风车”能够缓解我国交通压力，凸显社会价值。且有国外例证。而反对者认为有偿“顺风车”是非法营运，应严厉打击。“顺风车”呈现出法律性质边缘化、论争本质利益化、责任归属复杂化。搭乘纠纷与日俱增，彰显司法与行政机关在判案和管理上的不足。当今“顺风车”不同于早期搭便车，不仅有当事人明确意思表示，而且从原来事实行为发展到法律行为。支付一定费用的“顺风车”合同不具有营利性，对搭车者主观上不能形成对价，客观上也不构成相应代价，属于一种广义的无名、无偿合同。一旦产生纠纷，其救济方式可依违约、侵权及其竞合三种不同的模式主张，使受害人利益得到最大保护，以构建和谐的交通秩序。

摘要：“勤劳而不富裕”的命题，同中国没有经过专门的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其典型的表现为：缺乏诚信机制导致社会交易成本过大，机制障碍导致社会产出成本过大，产业低度化陷阱导致大量产业利润的外泄，心智贫瘠导致“穷得只剩下了钱”。由此，整个社会的“过剩管理”和反效率化倾向严重。而更为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于，由于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由于传统机制的根深蒂固，导致社会创新意识的短缺，导致社会“富裕化的贫困”现象严重，致使整个社会陷于“勤劳而不富裕”的陷阱。

摘要：诺斯的观点有价值之处在于：把制度变迁同经济发展绩效直接连在一起，并指出了两者的正向因果关系；提出了经济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与闭锁；指出了政府或国家在经济变迁中的地位和应承担的责任。指明制度变迁理论新的发展方向，即共享心智模型，只有形成共有信念的制度沉淀下来以后，才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如果制度不能作为共有信念，就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这样一个新的共享心智的模型就把行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思想都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