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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中的总体范畴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范畴出发,我们来考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空洞的、抽象的总体与具体的、物化的和异化的实践相对（卢卡奇,哈贝马斯,霍耐特）;一个恶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中,现实的多维主体被一维的、神秘化的、拜物教的,以及被降格为经济的完满的“主体”所取代（马尔库塞,鲍德里亚）。就全球化和政治单边主义的“积极的”（positive）方面变成某种具体的、好战的、霸权主义的、后殖民的和新一帝国主义的实践[阿佩尔,哈贝马斯,乔姆斯基,季诺维也夫（Zinoviev）]而言,具体总体的辩证法意味着对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普遍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其新自由主义的、末世论的、空洞的意识形态的“现实化”中（黑格尔,马克思,福山,阿伦特）,全球化作为总体化（极权化）、“最后之人”、“历史的终结”和辩证法的“终结”;（不变的）存在的总体是某种伪一具体的和伪一辩证的存在论思辨（海德格尔）：一种向具体的历史的“回归”和一种存在于人的认知能力、人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话语“游戏”中的作为某种批判的意识、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的“肯定的”辩证法的回归。科西克人道主义的前提是在人的具体生存的“绝对的”总体中的自然与历史的同步（卢卡奇,哥德曼[Goldmann],阿多诺,萨特,科西克）。

摘要：科西克以《资本论》为基本依托,指出它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独具思想深度的哲学著作,其理论依据主要表现在这部著作所内含的整体结构与批判特性上。立足于文本解释的角度,科西克通过对《资本论》中所提出的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整体性质与辩证关系,并在哲学本体的层面上分析了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指认了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以及在整体性和辩证逻辑的视角上所展现的社会存在,进而阐释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精神实质。科西克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有其独到之处,可以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摘要：中国历代先贤创造并积累的中华文化精髓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基因”,需要挖掘和阐发。在唯物史观历史动力论视域下,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三个方面有着深刻的且与唯物史观相近、相通的观点：一是有关历史进化演化的深刻见解;二是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社会历史规律性的肯认;三是在对封建社会阶级矛盾问题上,既有对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揭露,也有对封建君权君主专制的严厉批判。这些构成了今天仍值得我们珍视的优秀文化“基因”。

摘要：“科学易”是20世纪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用现代科学的思维范式来解读《易经》,探讨《易经》与现代科学理论的相互关系,并把《易经》的基本原理经过现代性阐释运用到实际中去。“科学易”产生于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科学技术相耦合的结果。它的发展经历了“入门”“登堂”两个阶段。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为“入门”阶段。这一时期,由于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国内有易学研究者尝试用易学原理来解释西方科学成果,这种解释尚有不足之处。这一时期的研究为“科学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90年代为“登堂”阶段。这一时期,“科学易”研究群体不断壮大,研究范围持续拓展,研究内容日益深入,研究方法推陈出新,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易”的研究以及现代易学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在专家学者的努力推动下,“科学易”在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群体和规模等方面进一步呈现出与传统易学研究不同的面貌,易学的科学分析、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易学及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摘要：清晰阐释并正确理解中医理论认知的基本框架和内涵的主要形式及内容,是关乎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基础环节。《黄帝内经》初创的作为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先导部分的外感病因学,其经验知识的萌芽,发端于人类早期共性的原始思维及其互渗式推导;其理论框架的构建,依赖于中华文明成熟的“轴心时代”形成的“天人合一”观主导的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取象思维构成的辩证思维方法集成;其理论体系的细化和拓展,得益于基于“意象性类概念”进行的判断、推理、比较、分类、分析、综合等多种逻辑思维运作。《黄帝内经》外感病因学理论的萌芽、创立及细化、拓展,是多种思维方式、方法接续并用、契合互补形成的特色学术范式结晶。准确解读并揭示《黄帝内经》外感病因学理论发生中的思维方法机制,对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微观探析中华文明早熟而不失于丰富、生命力坚韧之奥秘的重要方面。

摘要：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人格思想研究不仅为探究文化与人格之间关系以及文化与人格的作用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她的研究旨归具有伦理意蕴。在米德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人应该怎样生活”的伦理维度。无论文化人类学还是伦理学都以“人”为研究对象,在围绕“人”这一核心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与人和伦理道德与人的关系性研究。研究文化的目的之一也是让人类生活得更好,因此人类生存的最终旨归是“好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完整的、全面的人类形象和追求“好生活”是殊途同归的,也可以说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

摘要：德里达的尼采关切包括对尼采哲学的理解与运用两个方面。他对尼采作一种文字学、符号学的解构性理解,认为尼采创造一种不具有固定意义的符号系统,强调对世界的主动解释与多元理解,抛弃一切形式的在场真理性,不执着于某种超验与本源,而是永无止境的解码。他把尼采的这种理解运用于对传统二元论与文本权威诸领域的批判,并通过颠倒与消除两个步骤实现对其的摒弃,即颠倒二元性逻辑,提出补充性逻辑,创建诸如延异、散播、踪迹等概念,以此达到对二元论的限制,表明此种哲学路线的局限性。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来源于尼采的思想方式,尼采以颠倒形式实现价值重估,并以透视主义的方式消除这种对立。

摘要：中国梦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多维性特征。一是圆融的整体性,它是历史、现实、面向未来的纵向连通,是国家梦、民族梦、个人梦的三位一体,实现中国梦不仅为中国人民造福,也为世界人民造福。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以理论创新为灵魂,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自觉的追梦实践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三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它植根于民族文化根基突显民族特点,又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自身发展和世界共同发展联系在一起。四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它坚持远大的目标指向和开拓新的意义境界,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和达成的实现路径。五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现出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崇高的价值性追求,突显出人民至上的最终价值导向。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公共行为,其公共价值即为特定群体对基本需求的公共表达。共识视阈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价值具有世界性、社会性、民族性和政党性,分别具体表现在逐步落实世界各国的生态发展共识、逐步满足社会群体的生态需求共识、逐步实践中华民族的生态复兴共识、逐步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执政共识。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价值放到共识视阈下进行研究,不仅能增强世界各国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可度,还能加快自我反思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提质增效。探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价值,有助于更加清晰完整地透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更好地与既定目标形成内在契合,进而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摘要：《专利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2款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专利侵权纠纷中的“通知与移除”规则,但未包含转送通知和反通知等程序。《电子商务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54条规定了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的“通知与移除”规则,但未对专利权与著作权、商标权进行区分。专利权与著作权的属性不同,网络交易平台服务与网络信息存储、搜索和链接等服务功能不同,专利权侵权与著作权侵权判断方法和难易程度不同,网络交易平台专利侵权纠纷中应谨慎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的规定。针对互联网交易平台专利侵权纠纷“通知与移除”规则,《专利法》应与《电子商务法》相协调,明确通知、转送通知、反通知、移除等完整程序和标准。

摘要：传统主权理论的封闭性割裂了网络空间的全球统一性,网络空间的虚拟主权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地理国家的现实主权在冲突中走向合作,以信息主权为核心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是协调虚拟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发展趋势。信息主权对内和对外主权的权力和权利体系的建构,应以联合国为平台,以信息主权统合国家现实主权与网络虚拟主权,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合作与共治。

摘要：清末民初的“法政学堂”教育,在开启法学教育现代化进程后不久,就因理念扭曲、规模失控、标准放纵而迅速困顿衰败,形成“法政学堂陷阱”,即罔顾国家实际需求和教育客观规律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若放纵不控,必然落入骤盛骤衰的困局。当前中国法学教育正面临诸多发展难题,必须高度警惕重蹈“法政学堂陷阱”。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下,担当培养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重大使命的法学教育更须充分借鉴“法政学堂”发展的经验教训,重视政治信念教育,从国家未来发展命运的高度,以精英教育理念为主导,严格依照教育规律,全面改革重规模、轻质量的模式,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方能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

摘要：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引起了西方汉学界和东方法学界的关注。他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对法律进行类型化比较研究,将中国传统法律定性为“实质非理性”,引起了不少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定性是其囿于史料的误读,还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故意为之,对此问题的研究学界各抒己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韦伯对形式理性的法律做了明确的界定,而对实质理性法律的界定模糊不清;另一方面是韦伯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理性”一词时,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就上述问题,有必要基于韦伯的“理性化”思想,从韦伯的“中国法”问题出发,分析“理性”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内涵,检视中国传统法律的理性及其限度,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反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

摘要：作为信息公开的司法公开,在大数据条件下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而司法公开的新特点对法官制度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特别是表现出了对法官制度新机制的需求。法官制度新机制运行又对司法全面公开和法官审判完全独立的一体化提出了新的需求。为法官制度“两全新机制”,把司法公开纳入到法官制度中来,并成为法官制度中关键组成部分,“两全新机制”不仅是司法公正的保证,而且还会使司法工作高效率运转,不断地提升司法公信力,最终达到使法律功能最大化。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结构仍然欠缺科学性与合理性。受刑事政策和刑法价值的樊篱束缚,已有的研究大多存在一种局限性,即片面追求公平,而忽略刑罚制度的经济意义。立足于法经济学视域,用经济犯罪刑罚的成本一收益理论来切入分析,就能够发现：对于轻微经济犯罪,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规制缺乏经济性;刑罚效益较大的财产刑尚未得到充分关注;资格刑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刑罚效益较高,但还设置得比较少;对大多数经济犯罪而言,适用死刑有悖于经济性。在法经济学视域下重构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应当在刑事政策和刑法价值的基础上融入刑罚经济理性,对轻微经济犯罪减少配置短期自由刑,逐步提高财产刑在经济犯罪刑罚中的地位,继续完善经济犯罪刑罚中资格刑的设置,并在经济犯罪中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