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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语言研究而言，得坚持“既求实又重理论思考”的正确方向，以便做到基于事实构建理论，运用理论分析事实。要使事实能成为论证中的有力证据还必须做三项工作：一是对所搜集的事实要进行多方精心甄别，二是必须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三是需要将搜集到的事实放到整个语言系统中去分析、思考，而且在运用所需的语言事实时还得辅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或假设。要使探索、研究能不断解开谜团，获得带有科学价值的结论，重要的要善于跳出原有的圈子思考，不断探寻新的研究视角，而且还得牢记八个字：有心用心，勤于思考。

摘要：布达佩斯学派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文学创作展开了多元阐释，赋予了其以深刻的美学与哲学人类学意义。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作为现代欧洲文化与小说样式危机的解决出路之一，他还从现实主义美学与新人建构立场出发高度肯定小说作品的提问方式及其和谐存在的黄金时代之梦想。费赫尔在延续卢卡奇文艺思想的框架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伦理学维度，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伦理学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悖论，这种悖论内在于长篇小说作品之中。瓦伊达在同情费赫尔的创造性阐释的同时，却对其宏大叙事的价值标准持有批判意见，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对资产阶级危机意识进行揭露与表现的悖论性诗人，而是一位深刻洞察现代个体存在的现象学家。布达佩斯学派的阐释不同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路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的历史哲学思考，同时也透视出布达佩斯学派从宏大叙事向后现代多元主义范式的嬗变。

摘要：韦伯认为，理性化是西方音乐的守护精神，理性化的净效应是突出地反对实用主义。在他看来，合理化的音乐体系有三个辩证特征：可以达到音乐合理性的极限，是一个需要内在非理性元素张力的有机体，西方现代性音乐建立在前理性的音乐规律之上。韦伯的合理化音乐理论影响巨大，被视为阿多诺和布洛赫音乐哲学的催化剂。韦伯与阿多诺都认为自我合理化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精髓，阿多诺还指出，合理化音乐不仅仅是解放，它也带来了一个更高类型的合理化时期；布洛赫对韦伯的音乐“进步”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主张主体性、“自我”及其历史性变形是音乐的主体和中心；他认为合理化音乐的目的是通过可计算的领域来改革人类的存在，这是一种徒劳的尝试；他强调情感因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认为只有在自由的表现中才能解决音乐的困境。以此，音乐可视为理性启蒙工程的峰值，音乐是人类的适当居所，音乐与数学一道构成了世界唯一的通用语言。

摘要：在２１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中，在当前推进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如何看待列宁的哲学遗产，特别是他的国家学说和政治哲学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对待列宁思想遗产的态度不能误入抽象化的陷阱，而是要作具体的分析。这样就会看到，虽然列宁的哲学认识论、辩证法等理论与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有些偏差，但是他的阶级、政党、国家与革命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是立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具有持久不衰的价值和意义。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教育观结合了他们对“家庭”和“教育”二者本质的探求，认为家庭教育是建立在自然血缘纽带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相统一的交往实践。家庭教育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互统一的基础在于其实践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剖析了旧社会制度给家庭教育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展开了现实的斗争。他们从科学视角阐释关于早期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教育观具有实践性、革命性和时代性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教育观的实践性突出对教育环境决定论的批判，认为家庭教育是交往实践与具体家庭生活内容的结合；其革命性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深刻洞见，家庭教育不仅要摆脱阶级的禁锢，还要打破宗教神秘化的影响，将问题的根源回归到现实家庭中来；其时代性不仅关注家庭教育的现实境况，更是对家庭教育未来的展望和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发掘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教育观的当代价值，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文化建设理论奠基，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目标导航，为构建社会“大家庭”的教育共同体凝聚共识，促进家庭教育发挥它在个人成长成才、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彰显了党和人民对待先进理论的积极态度，在新媒体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新媒体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新媒体特殊的复杂属性及其所引发的信息传播技术革命也加速了社会环境的深刻变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到多种制约因素的束缚。应基于问题导向及时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措施，有力破解发展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媒体时代的紧密融合。

摘要：伍连德，中国卫生防疫、检疫、医学教育、医院管理和医学交流的先驱。所谓伍连德精神，是对他在祖国卫生防疫事业开创中的理想信念、炽热情感、英雄气概、医术造诣和价值追求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其内涵可以概括为：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懈的自强创业精神、严谨的科学创新精神和崇高的救死扶伤精神。他视中华主权与尊严至高无上，为振兴民族医学卫生防疫事业勇于开拓，凭借高超的医术造诣取信于世界，以济世为怀的慈善救民于水火。所有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层面的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具有内在契合性，为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滋养。弘扬伍连德精神，必须广泛宣传他的业绩，使其对祖国医学卫生防疫事业的贡献家喻户晓；将伍连德的故事编入小学课本、贡献写进医史教科书；填补影视艺术形象塑造的空白，实现道德观念、审美愉悦和榜样示范之统一；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崇德修身的实践中落细、落小、落实，促进核心价值观养成。

摘要：过去的研究都将法官惩戒制度与法官责任制划等号，但是这种观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司法责任视野下的法官责任制应当是以司法独立为核心，以提升、监督与惩戒为目标，以外部参与原则、合规律性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伦理原则为建构基点的价值多元化的责任体系。因此，应当着手弥补现有法官责任体系只存在惩戒制度的不足，其妥善的改进路径应当是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全方位检视与规范，在平衡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系统化梳理，使它们尽可能符合法官责任制的建构逻辑。具体而言，就是将法官考评制度改造成兼具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双重面向的事前提升制度，将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制度转化为以过程导向为主的事中监督制度，借此使它们与以程序追责为目标的事后惩戒制度相衔接。

摘要：法治指数作为评估当地法治状况而兴起的一种实践法学研究方式，俨然已经成为当下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以量化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学在法学中的发展和运用，为法治指数实践的诞生与兴起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现代社会普世性法律价值的相对可确立性，为法治指数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奠定了价值论基础。法治指数量化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地方法治建设的现状，各地逐步开展的法治指数建设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有效模式，成为完善我国地方法治建设的助推器。法治指数在当今中国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各地区不断开展的地方法治建设离不开法治评估体系的量化考察，法治指数已经成为各方政府推动法治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法治指数的评估不仅要考虑到普适性和多元性，尤其是在建立地方法治指数评价体系时还需要注意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全球规律与本土资源、法治状况与社会发展的有效统一。

摘要：企业破产重整计划是解决各方主体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平衡的契约，但其存在制定权主体单一化的弊端，广西有色金属集团破产清算一案直接放大了这一制度性缺陷。单一化的制定权主体制度设计偏离了重整程序的价值本身，降低了债务人企业破产重整的成功率，遏阻重整制度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建构论理性主义、利益衡量机制、成本收益理论和博弈论之下是制度建构与利益平衡的纰漏，而进化论理性主义思维的制度设计、公平与效率价值前提下的利益平衡可以帮助克服这一弊端，让立法者的制度设计回归重整程序价值本身，发挥重整制度的功能。

摘要：作为政府积极行政的产物，新财产在美国经历了从“特权”到“权利”的艰难发展历程。促成这一进程的因素有学者的争论，法院的判例支持和执政者的制度设计。其中，最高法院判例对新财产权利发展的影响最为巨大。随着新财产法律地位的逐步确立，新财产的内涵也不断从抽象变得具体。“法定应得权利”的定位，明确了新财产的法律渊源———立法，包括国会的立法和联邦政府、各州政府的授权立法。“法定应得权利”是法院识别政府提供的多种福利中哪些应当作为财产保护的标准。不论是出于对行政机关专业理性的尊重，还是出于对公民实际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政府供给的福利和利益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都应当由国会立法和政府法规规定。

摘要：为了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改变涉海法律零散现象，我国迫切需要出台《海洋基本法》。鉴于其重要作用，《海洋基本法》的定位有必要进行研究。定位渠道方面，《海洋基本法》应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两种途径加以定位，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分工，其中应以后者发挥作用为主，前者提供总结辅助和方向把控。定位内容方面，《海洋基本法》的定位应当契合我国当前的时代战略，体现时代性和战略性内容，即彰显海洋权益保护的法律主张，释放和平崛起的信号，表达共享与合作的意愿。

摘要：温和父爱主义作为一项以限制自由来促进自治的原则，其核心是只有主体的“真实的”决定才值得尊重。温和父爱主义这一“已证成的家长主义”在刑法上的典型体现是亲告罪。但在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有关亲告罪的具体规定及追诉程序未能完整而全面地体现出温和父爱主义的精神。应当运用温和父爱主义的相关理论，从程序法与实体法两方面分别对我国亲告罪进行修改完善，程序上创制公诉与自诉协调一致的追诉机制，实体上适度扩张亲告罪的范围。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为新的全球化贡献的方案。该方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提出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其中，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其他“四通”的重要前提。政策沟通的如此特殊功能是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政府主导的前提而确定的，而沿线国家的复杂而多样化特征又要求只能在充分的政策沟通下才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对政策沟通功能的如此界定，决定了在进行具体沟通时应该采取重点突破、典型示范的对策措施，并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渐进式地逐步推动。这也是中国智慧的一种具体体现。

摘要：分享经济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新形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必须注意的是，分享经济中依然蕴藏着环境风险。分享经济的兴起会吸引广泛社会主体的参与，激活沉睡的分散闲置资源。而闲置资源的激活和集中高强度使用会产生大量消耗和污染，同时大规模的公众参与也会给环保监管带来挑战。为了应对分享经济的环境风险，必须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环保监管模式之上进行创新，构建政府与分享经济平台方协同配合的合作监管模式。这种合作监管应当以供需双方的分享行为为监管客体，协调整合双方的监管目标与利益诉求，利用负面清单及其他方式明确界定合作范围，运用以信息工具为主导的多种手段对分享行为进行综合调控，有效控制环境风险，实现分享经济的环保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