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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日常生活成为哲学范畴并非没有先例,新柏拉图主义却认为它是不值得进行严肃哲学研究的。赫勒的《日常生活》受惠于20世纪的现象学传统,她实现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现象学的完美结合。从方法论上来说,她微妙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范畴,摆脱了正统现象学方法潜在的实证主义自满,从而实现了对现象学的黑格尔式克服(扬弃),以及对黑格尔的现象学克服(扬弃)。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应该遵循早期马克思的观点,以“类本质”的自我超越的内在潜力来审视,借此赫勒抛弃了传统现象学,从而实现了将“纯粹”的个人转变为充分实现了的个人,将纯粹的自在的对象化转变为“为我们的存在”。赫勒认为,所有“自为的”对象化都体现了人的自由,并表达了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这就是赫勒为现代社会所研究的类本质计划。

摘要：卢卡奇与赫勒之间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尤其是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直接来源于卢卡奇。卢卡奇与赫勒都认为日常生活是基础性的,但是二人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却存在差异,卢卡奇是从认识论出发的,赫勒则是从本体论出发的;二人都批判日常生活的异化,但对异化的理解有别,卢卡奇思想中的异化指代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赫勒则区分了日常生活的自在化与异化,认为自在性是日常生活的特征,而日常生活的异化是由于日常生活这一异质化领域被同质化造成的;二人都想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来扬弃异化,但是方式却明显不同,卢卡奇试图通过艺术救赎之路让艺术返归日常生活,促进日常生活由自在向自为转变,而在赫勒的理解中日常生活的自在性不能转变为自为,因为自在性是日常生活不可抛弃的特性,唯有通过主体的提升来促进自在向自为跃升而非由自在变为自为。可见,在卢卡奇与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存在着契合与分野,而这种分野正是赫勒脱离卢卡奇的理论框架,在建构自己理论的基点过程中形成的。

摘要：荀子哲学重“辩合符验”,故其思想逻辑性强,其哲学与美学之间逻辑关联清晰。荀子的根本哲学思路是“分”与“和”。其中,“分”使他看到一系列对立,如天与人的对立等。“天人之分”是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则要求对立的事物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统一,这就建立了荀子哲学与美学之间的逻辑关联。荀子提出的“性伪合”涉及装饰美、比德之美、人格修养之美的问题。在荀子那里,社会政治之和涉及礼乐的审美教育、礼与美的关系、真善美的统一、全粹之美和虚一而静,以及乐与美的关系问题;社会生产之和则涉及荀子的和乐审美观,其具体体现为对孔子“乐而不淫”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阳刚之美和华美。

摘要：中国墨学应当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之学(墨学),一类是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与之相应,中国墨学史也应当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一类是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墨家之学虽然失传,但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却在继续;墨家学术发展史虽然中断,但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却是绵延不断的。因此,墨学虽是“绝学”,但实未完全断绝,仍有中国墨学通史的存在。墨学之“绝”,实际上仅是墨家在学人传承方面出现了中断。在中国近世墨学复兴中,第二类墨学复兴的水平很高,但因为第一类墨学复兴的水平较低,所以,从总体上看,仍不能认为近世墨学复兴的水平很高或较高。

摘要：学者以“意义世界”来阐释王阳明之论物,极具新意。然而,“意义世界”是如何生成的呢?何为其工夫呢?学者提及了致良知、诚意、格物三种工夫,那么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三者与“意义世界”之生成的关系又如何呢?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由于“意义世界”之生成中蕴含了“良知(心)—意—物”的生成结构,所以其生成也就有着“致良知—诚意—格物”的工夫次第:其一,因为心之良知即是本体,心之所发之意才有可能是合于理的意,为了保证意之合于理,需要有致良知的工夫,所以,致良知无疑是最为根本的源头工夫。其二,由于“意”在由良知生成之后具有独立性,因此必须将温凊奉养之意真实实行,务求自慊而无自欺,意才能是合于良知的意,这就是说,需要“诚意”之中间工夫。其三,虽有温凊奉养之事,但它们极有可能仅是一时之事,而非心之全部朗现,因此在“意义世界”生成的最后关节必须有格物的工夫。以工夫次第来阐释致良知、诚意、格物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三者都视为同一生成次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样不仅能够理解阳明为何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中可以单以某种工夫来表述其工夫论,还显示出致良知是一个动态的生成序列,而非仅为“推扩良知”之意。

摘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首次清晰地证明了审美具有不依附于知识及道德判断的独立价值,对浪漫主义的艺术自律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理性的考察,康德为理性划定了认识界限,促进了人们对感性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启发了浪漫主义情感至上的美学追求;康德在自由的意义上将美视作道德的象征,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精神正是浪漫主义的理论源泉。

摘要：同一性是西方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黑格尔认为,哲学便是对同一性概念的研究,哲学问题便是同一性问题。他继承并改造了谢林的同一哲学,试图将抽象的绝对同一提升至具体同一、真正同一。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本质同一”不是抽象的同一律,而是有某种具体性的同一概念;其哲学体系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是有某种自由性、灵活性和伸缩性的;辩证法“两种否定”的统一性源于“概念”自身的同一性;黑格尔坚持使用“圆圈”术语而不用“螺旋”,这与其“同一性意识”相关,且在哲学史和基督教这两方面都有其合理根源。黑格尔同一性概念在西方理性史和文明史中都有重要意义,但阿多诺及其非同一性哲学却对此严重忽视。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钱穆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道统学统三个视角,探索“新中国”的政治建设,提出了“中国式的民主政治”的倡议。他以“立足中国文化本根、融合时代潮流”来诠释“中国式的民主政治”的学理内涵,以“超越党派阶级、推行全民政治”来标明“中国式的民主政治”的样式特征,以“培养国士精神、实现贤能政治”来注解“中国式的民主政治”的实践基础。钱穆站在文化自觉的高度,提倡顺应世界潮流,着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来创造契合于中国的现代民主治理体系。这些理念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挖掘其中的积极性因素,有助于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摘要：制度均衡理论为我们更好地分析我国行政制度的变迁和演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从均衡理论的视角来看,我国行政制度的演化可以看作是均衡——非均衡——再均衡的循环。作为这一循环的最终归属,行政制度均衡体现在结构层面、行为层面和系统层面:结构层面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均衡,行为层面即行政制度和行为主体互动的有机统一,系统层面即行政制度与外界环境、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其他制度之间的均衡。在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中,实现以现代治理体系为基础的行政制度的结构均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精神的价值均衡、创新治理理念与深化政府改革的行为均衡、建立高效政府与维护社会正义的系统均衡是在中国实现行政制度均衡的创新路径。

摘要：现阶段数据产业处于初始阶段,数据交易形态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状态,数据在交易、流转和利用过程中的权益界分和权利滥用的规制问题迫在眉睫。与赋权模式相比,当前阶段行为规制模式更符合实践的需要。然而,行为规制模式下无论是通过合同保护,还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模式,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无法有效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因此,根据数据交易的特征,应建立特殊的数据规制方式。数据交易应当遵循以下原则:自由获取与自由流转原则、数据共有共享原则、区分原则。并明确数据原生者、数据衍生者与数据使用者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为数据交易创造良好的秩序。

摘要：算法共谋是当今世界反垄断规制的最大的难题,主要的原因在于如何发现共谋和缺乏主观意图下的算法共谋的法律认定和判断上。数字经济形成的极度透明的市场,使垄断协议概念在数字经济中局限化,挑战了反垄断执法机关对算法共谋违法的判断标准。被称为黑匣子的隐蔽、不透明的算法技术,增加了识别利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算法共谋的难度。算法共谋承担责任的主体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使人类和机器的责任模糊化。本着谦抑性地干预算法共谋的谨慎态度,尝试性地提出一些规制算法共谋的监管措施,以期实现保护自由竞争、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和促进创新平衡的效果。

摘要：羁押必要性审查提出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证调研发现,仍然存在适用率低、变更率低等问题,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诉讼化程序的构建能够有效注入司法审查的精髓,保障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权。诉讼化构建需要具备以下要素:在确定审查权归属的前提下,坚持审查主体的中立性;确立被追诉人诉讼主体地位,保障其知情权和充分参与权,同时正视被害人和办案机关等参与者的地位;坚持以直接言词审查为主、书面审查为辅的审查模式,促进实质化审查;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救济机制的定位,赋予被追诉人申诉权,从而保障其救济权。

摘要：东周法律变革意味着中国法律的重大转型,即由贵族法转向官僚法,具体而言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革:其一,由不成文法到成文法。铸刑书、刑鼎事件标志着中国法律由神秘主义和不确定性的不成文法发展为成文、公开、确定性的成文法。其二,由法律等级化到相对平等化。这意味着法律不再存在以血缘身份划分的封闭等级性,“刑不上大夫”的法律等级化被打破,法律的适用相对平等化;但是,基于身份的不平等性仍然存在。其三,从贵族司法到官僚司法,即发生了司法权从由贵族行使向由职业官僚行使的转变。官僚在司法裁判中受到代表君主意志的成文法的严格约束,自由裁量权很小,同时配以严格的程序和责任约束。从动力机制看,东周时期局部频繁的非毁灭性战争导致社会各领域发生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化改革,改革诱发了一个以增强国家能力、取得战争胜利为目标的国家重建过程。东周法律变革是东周整体社会变革的一个环节,同样是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化改革,其变革目标也是增强国家能力以取得战争胜利。

摘要：“三权分置”视野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对象既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可以是其他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权、承包权的关联性使得农地使用权的流动具有人身依附性,而这一点与当前市场要求的单一财产属性明显冲突。在全面分析“三权分置”视野下农地市场实施中遇到的农村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差、土地流转市场监管缺乏相应的市场规制措施、农业生产经营资质审查不健全,农民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等障碍基础上,提出协调“三权分置”土地市场要素、流转风险防范等对策,建立健康、良性、可持续性的“三权分置”土地交易流转市场竞争秩序。

摘要：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是一种劳动力流动现象,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可重新审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同时在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政策工具应用与失灵问题的基础上,可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工具的优化路径,即在实现政策工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基础上,形成政策工具与政策环境的互动耦合,善用创新型政策工具引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运用政策工具组合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