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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其他各种女性主义流派相比,布达佩斯学派关于婚姻家庭和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在理论上更为深刻,这主要在于他们更加自觉地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传统,又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建立起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上来把握婚姻家庭的社会历史作用。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庭关系的异化性质,特别是其以财产占有为特征的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两性关系,以及忽视儿童个性培育的物化特征。他们强调通过自由共同体的建构来推动工作世界和社会活动领域的人道化,特别是通过自由选择的共同体(公社)的建构来实现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实现真正的家庭成员的平等,特别是男女平等,使以家庭为组织中心的日常生活成为自由个性生成的空间。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内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也成为思想界和理论界持续不断思索的重大课题,当代很多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马尔库什同很多人对马克思的生产范畴和劳动范畴提出质疑的做法不同,他以对生产范式的肯定为理论基点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和反思,着重从两种规则、客体化与物质化等视角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突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功能。了解马尔库什关于生产范式的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20世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更加深入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摘要：对人的问题的追问始终是哲学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而无论是唯心主义体系的建构,还是"旧"唯物主义的理论主张都无法解答这一世纪难题,对人的阐释始终表现出一种"无人在场"的窘态,直到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思想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根本出发点建构起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人的全部面貌才得以真正展现。马克思这一哲学变革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了人的在场,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理解了人的总体性,人不仅是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更是现实的人,能够通过实践活动克服异化、实现全面发展的超越性的存在。因此,深入分析马克思人学思想生成逻辑与现实意义,就是展现马克思理论当代生命力的重要表现。

摘要：在承认理论的视域中,霍耐特分别从概念界定、解释策略和论证路径三个角度对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刻批评。在此基础上他以承认为基本范式,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三个方面对物化理论进行了重构,主张物化的实质是对承认的遗忘。霍耐特对卢卡奇的批判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物化批判的承认视角,在规范方面拓展了物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局限性,他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既不能揭示物化的社会根源,也找不到克服异化的根本力量。

摘要：近代德国哲学家基于中国人的理性认知及中国人理性表征,对中国人进行了刻板化描述。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刻板印象经历了剧烈变动,呈现出巨大反差。在这种剧变背后隐藏的是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显露出德国哲学家从"隐性西方中心论"向"显性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过渡。他们只是基于不同的语境,采用了不用的阐释视角。要对这种"西方中心论"进行批判,就要揭露隐藏其后的"伪"理论依据、"伪"论证方式及"伪"价值体系。

摘要：脱胎于第四国际的"争取第五国际同盟"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工人阶级组织。作为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它建立了具有自身显著特征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它尽管弱小却始终"在场",对资本主义进行着尖锐的批判。"争取第五国际同盟"实践中展现出的不妥协的革命斗争性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在传统的国际工人阶级组织长久缺席的环境中,具有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的现实价值;而以固守托洛茨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争取第五国际同盟"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也值得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中汲取教训。

摘要：二战后,起始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由于与纳粹意识形态相关联,几近消失于学术舞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转化中,以反思时代问题及与当代政治哲学家对话为出场路径,展现了其例外状态、神圣人与民主之困境等理论形态,实现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转向"。阿甘本以独特的理论范式审视了现代社会中凸显的生命政治问题,其批判是深刻的,但需要认识到,他提出的"形式生命"的建构以及"即将到来的共同体"等弥赛亚主义的解答还缺乏说服力。

摘要：国家荣誉制度是表现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依托。当前,荣誉颁授中荣誉称号泛化与核心价值观虚化等问题突出,具体表现为荣誉模糊化与精神激励弱化、荣誉碎片化与价值多元化、荣誉娱乐化与传播戏谑化等。荣誉生成机制遵循心理学"需求-满足"的基本规律,但当下荣誉制度规定的不合理限制了荣誉需求和激励效果,荣誉颁授的权威性不足和荣誉符号的任意性阻碍了制度目的的实现。必须回到激励机制的起点,重新明确荣誉需求特别是价值需求之满足在荣誉激励中的根本地位,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荣誉制度的"互哺"机理,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荣誉制度的清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荣誉立法全过程、以核心价值观规范荣誉颁授程序、以核心价值观构筑总分结合的荣誉法律体系、健全荣誉侵权的救济制度等五个方面完善我国荣誉法律体系。

摘要：中国治理现实中长期存在权力收放循环的问题,严重影响治理效果。解决这一问题,辅助性原则的上级干预原理值得借鉴。以欧盟的实践为核心,该原理具有系统的制度模式:干预行动须具备"必要性"条件;干预行动者的层级以"层递性"原则来确定;干预的目的应为"助其自助";干预行动合理与否要以比例原则来判断。上级干预原理对当代中国治理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借鉴该原理有助于改进中国权力配置缺乏制度规范的复杂现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

摘要：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毗邻而居,双方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正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的"东看"战略之间存在着契合点;从区域发展战略来看,中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从诸多角度进行了合理对接;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正由区域经济合作向全面的战略协同发展转变。伴随着机遇发展的同时,双方的合作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贸易结构单一固化、贸易规模过小、合作形式滞后、俄罗斯对华政策始终有所保留,这些都影响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为解决上述问题,双方应积极探索协同发展的合理路径,协同发挥中心城市的推动作用,同时增强区域内物流运输能力,共同推动中俄边境口岸的建设,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机制,最终获得互利共赢的协同效应,推动中俄区域经济发展。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加强跨国区域合作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有效地结合起来,对新时期东北振兴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两个区域之间的合作无论对于东北地区还是远东地区都有其历史和现实性,同时两区域在地缘政治、利益需求、区域发展政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双方投资合作上均存在深入合作的可行性,但两个区域的合作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内外部制约因素,新时期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指引下,构建有效的地方政府间的沟通合作交流机制,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搭建好合作平台,未来要结合两区域的比较优势,在农业产业、交通物流通道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助推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两区域经贸发展。

摘要：东北亚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但位于东北亚地理中心位置的环日本海地区,沿海国家的经济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环日本海经济圈并没有真正形成。环日本海经济圈的滞后与东北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极大反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甚至失控是其首要因素。但现在整个局势正发生趋势性转变:冷战时期形成的朝鲜半岛对抗局势有了转圜,中国积极推动开放发展的"一带一路"建设,北极航线由设想变为现实。这使得环日本国家加强经济合作更为现实。环日本海经济圈的兴起,使得临近日本海的中国东北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开放发展机遇,应把东北的发展纳入未来开放的新格局下,使其既享受环日本海经济圏发展的红利,又成为发展的推动力量,使得东北地区成为我国参与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支点、开放发展的新前沿。

摘要：随着全球联系的不断增强,文化作为实现区域合作的决定性变量而备受关注。但是,东北亚区域文化合作依然面临低水平、无组织、不稳定和非制度性等诸多问题。因此,可以在超循环理论的视角下,探讨东北亚区域文化合作与超循环理论结合的可行性。基于超循环理论,东北亚区域文化合作环境的构建、文化合作中涨落的形成、文化合作的动力共同阐释了东北亚区域文化合作的超循环机理。而东北亚区域文化合作系统的协同进化揭示了东北亚区域文化合作的超循环演化过程。超循环机理和超循环演化过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只有二者和谐发展和相互作用才能实现东北亚区域文化合作的超循环运行。因此,从东北亚区域文化合作驱动机制来看,不仅要提供良好的政策、强劲的动力及更加完善的交流平台,更要注重在保持开放性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并善于利用文化合作中的突变来促进文化合作的稳定发展。

摘要：国家关于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思路,是借鉴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共同缴费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由于存在农民工流动性强与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长、可支配性收入低与养老保险缴费高、养老保险待遇预期收益低与现实缴费高等矛盾因素,农民工参保率比较低。建立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保障水平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符合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及预期目标。

摘要：促进农民离农,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河南作为传统农区,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但其中大部分人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因此,廓清农民离农的动因,以此为基础提出可行之策,促使离农农民真正融入城市,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农民离农的动因包括三个层面:从微观层次看,农民离农是理性、安全和情感交织的混合产物,农民人力资本的高低是其能否在城市成功就业的重要条件;从中观层次看,农民的社会网络关系极大影响其初次外出就业、再就业和城市融入;从宏观层次看,农民离农很大程度上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国家农民流动政策的制约。农民成功离农必须从三方面着手: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建构多层次的培训体系;拓展农民的人际关系,建构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变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