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文学 文学论文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领域,韦勒克、沃伦等人的《文学理论》堪称经典中的经典。韦勒克对 “比较文学”的概念加以全面、准确的界定,从而提出了“世界文学”与“总体文学”的概念,然而在文学界“各个声部”的奏鸣中却总有声部处于弱势。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之辩
“比较文学”的另一个含义来自于法国学派。这一学派以巴登斯贝格(F.Baldensperger)为首,以“莎士比亚在法国”“德莱登对蒲伯的影响”之类研究最常见。
然而,韦勒克也不无揶揄地指出法国学派的优在于说明了“西欧文学的高度统一性”②,却也有其显而易见的缺失。他们的研究“将重点放在纯粹的‘事实’上”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价值。1958年9月就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教堂山举行的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韦勒克宣读了《比较文学的危机》确立了美国学派的地位。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时,对未来文学流露出满怀深情。韦勒克等认为,“世界文学”更应该是“总体文学”,“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不考虑个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③。“世界文学”的提出孕育着文学自身研究的超越和跨界特征,也预示着“比较文学”的诞生。而之中文学联系成为一种文化的、审美的联系。这样的比较文学研究才更具有普世价值,更能欣赏到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虽然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但是包括韦勒克等人在内④,人们总是难逃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论偏见,忽视其他文化圈的文学也应是合奏中的一个声部。
二、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学何去何?
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是歌德在阅读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东方文学作品之后构想出来的一个概念。“世界文学”当然也不仅仅局限在西方文学上。“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也不应该由西方文学或者任何一种文学处于主导地位。然而在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语境下,除西方文学之外的文学,如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文学却处于尴尬的边缘。
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优秀文学作品的外语翻译的衰弱、缺席。好的翻译作品不仅要保持原作的美学风貌,又要适合外语的阅读习惯。仅以我国《红楼梦》的两部优秀英语译本为例:一部是杨宪益夫妇所译,另一部是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译本。前者语言更忠实原着,就其可读性和美感度而言更适合停留在图书馆中供学者品评。而后者应和了英语读者的阅读喜好而更为流传。⑤因而文学作品如何忠实原作又适合译文阅读的两全其美是很相当困难的。这样的困难势必导致优秀作品的“闭关锁国”。
此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已然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 但“世界文学已不再局限于欧美的狭隘概念,而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审美现实”⑥已成趋势。
只有保证文学的名族性,才能走向世界。“事实上,恰恰就是‘文学的民族性’以及各个民族对这个总的文学进程所作出的独特的贡献应当被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⑦
莫不如马尔克斯植根于拉美民族的瑰丽神话、浩渺山水而撰写的《百年孤独》的传奇才让全世界为之惊叹、感动。莫不如南非作家库切对国家心脏的剖析,勇敢揭示本民族根深痼疾之《耻辱》才赢得世界读者的目光。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应在世界文学的大合奏中演奏属于自己的声部,正是这种自由、个性的声调才成其文学自身的伟大,才使世界文学更具多样性的魅力。
一、“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现状与前景
如前所述,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急剧膨胀,而日语专业便是这些比较“热”的专业之一。以河南省高校为例①,在目前省属的所有高校中,无论是公办高校、民办高校还是大学的独立学院等竞相开设了日语专业。与如火如荼的专业设置相比,日语专业的课程结构却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在片面追求与所谓经济现实接轨,在课程设置上明显存在短视行为。据笔者考察发现,一些高校只设置了翻译、口语、写作、商贸日语等实用课程。当然,若是对一个单纯以培养语言能力为主的语言学校而言这种课程设置是没有问题的,而这里要谈的是大学本科的日语教育问题。作为大学而言,除了要训练学生掌握听、说、读、写、译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外,还应该开设一些以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培养审美情趣为目的的课程。为此,我们除了加强现有的音乐欣赏、电影欣赏等公修课程建设外,在日语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还要加强文学、文化课程的开设力度。从现实情况来看,几年来各高校都在不同程度地压缩日本文学课程的开课量。日本文学课程尚且如此,“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这门属于“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边缘”课程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据笔者调查,目前开设有“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的高校极为有限②。多数高校都“屏蔽”了这门课程。当前,高校压缩文学课程开课量,甚至不开比较文学课,究其原委,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认识上的偏差。众所周知,日本具有优良的文学传统,其文学渊源若上溯到《古事记》③的话,那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历史就有1300多年,这虽然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不可同日而语,但日本民族博大的文学传统却是令人惊叹的。
举世闻名的《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是出自“紫式部”这样一位宫廷女官之手,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如此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近邻,我们还知之甚少,需要着力介绍。但我们大多数人确认为,日本无文学,即便有,也是中国文学的“翻版”罢了,是中国文学的“附庸”。这种错误观念直接导日语专业课程设置中“排斥”文学课程的现象。其次,另一种观点认为中日文学间没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这一看法,究其本源,与前面提到的认为日本文学是中国文学附庸的看法有某种联系。既然日本文学多是中国文学的“临摹”之作,日本文学也一直没停止过对中国文学的吸收,那么就没有把中日两国文学拿来作比较研究之必要。最后,日本文学“虚无”也好,中日比较文学没必要也罢,其实都是与我国当前浮躁的学风和高等教育的现状有联系。这里不再详论。那么,“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真的无开设之必要吗?非也。前面已经说了,日本文学深受中国文学影响,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正是从中国吸收了汉字后,才有了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文学作品《古事记》,④从此开始了用中国文字记载本国文学的历史。
当然,日本在用中国文字记载本国文学的过程中,想出了各种办法。例如采用汉字音读和训读结合来标注与汉字含义不同的日语语音;⑤不光是文字,日本先后派遣了19次⑥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国,每次派使来访,都伴随大批的留学生、留学僧造访。这些留学生、留学僧访学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求书,学习中国文化。每一批遣唐使归国时都有大批中国的佛教、文学等典籍被带回日本。日本贵族也热衷于中国的文化,当时,王朝诗人以吟咏汉诗、汉文为时尚,而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不光是吟咏汉诗、汉文,中国的文学观念也被日本吸收、消化,从而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国风文学”。日本文学的巅峰之作《源氏物语》就大量引用《白氏文集》等汉文典籍。同时,中国的文学创作理论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和歌创作理论。⑦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日本文学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学的烙印。当然日本文学也给中国文学以滋养,因此,两国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所以,在高校开设“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这门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建设的几点建议
首先,重视中日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发轫于西方,最先是由欧洲学者提出的,因此在诞生之初,便打上了深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这一西方主导话语权的状况在比较文学上的具体表现便是长期无视东方文学的存在。虽然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历史悠久,但是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在建立之初便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从目前通行的几种比较文学理论教材来看,均是比较文学的通论性教材。这些教材是针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整体学科所编写,编写体例存在重中西比较、轻中东比较的倾向。因此,中日比较文学理论的建设就不能完全倚重这些现有程式,而必须开辟符合中日两国文学传统的新路,构建适合中日比较文学的新理论。笔者认为,在构建中日比较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架构:中日诗学的比较理论;中日文学交流关系史的探源;对日本中国学的高度重视等几个方面。
其次,在理论构建的同时,重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实效”。有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一个个实效性的具体“案例”,我们才不至于空喊口号。另外,日本文学向来有轻理论的传统,也就是说,与理论建设相比,日本文学传统更注重对具体的描摹和刻画,注重对细节的近于痴狂的追求。我们在中日比较文学的课程建设中也不能受理论的束缚,而应该在理清中日文学各种现象的基础上,深入到中日文学的各种具体联系之中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考证、辨析。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甚至推而广之在研究中日文化中“重实效,而不能空喊口号”。在我国当前的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界这一点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在谈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概念和学科性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在1997年国家教育部进行学科调整才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合并为同一个二级学科的,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顾名思义包括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包括东方和西方的文学,以广阔的人文视野,探讨文学艺术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世界文学一般分为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部分,时间跨度大,地域涵盖广,内容非常丰富;比较文学是跨语言、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一门包容性强的学科。比较文学的神话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文类学、主题学、媒介学、形象学、比较诗学、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比较研究等等。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则包括文学和艺术、宗教、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科学这类学科的关系。这些研究会促进研究者们自觉的进行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己观人更能看出中国文学的特质,加深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设置能够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和审美修养,对加强学生文化素质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在此基础上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和发展,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融合起来。学科的种种特点要求研究者学习者具有自觉的科研意识,同时要具有中外的文学和文化知识,具有美的意识,运用自觉运用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思维开阔能够兼容并包,自觉的进行比较研究。学习这门学科能够提升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在更广阔的领域。分析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作品,感悟人生的复杂,探讨不同文化的相似或相异之处,研究文学文本的研究层面进而通过这些文化层面来阐释文学现象,加强研究者们的世界文化、多元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能力。课堂教学中的多媒体应用是当今教学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教学性质独特,内容繁杂,涉及政治、经济、历史、艺术、宗教、哲学、心理等学科领域。面对卷帙繁浩的诸多文学作品和名目众多的文学流派以及众多对于学生而言陌生而又冗长的外国作家,学生自然会产生畏惧、厌烦的心理。面对此种情况,影视、多媒体教学的引进就尤为必要了。适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广阔的特点和读图时代学生接受的情况,课堂教学中就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利用信息技术教学是指利用计算机对文字、图像、图形、动画、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并运用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去的一项新兴的辅助教学手段,也即利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有着诸多优势,运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利用图片、视频等声形并茂的方式使学生对比较文学中涉及的众多作家作品产生好奇心和一定的学习兴趣。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增加教学容量,提高比较文学的教学效率。手机、电脑已经成为必备的工具,学生习惯于运用多媒体阅读,学生接受知识习惯于短、平、快,而且外国文学名着几乎都是大部头的作品,开始关于环境、历史、人物的介绍很容易感到乏味,甚至连《简·爱》也都是挑着看。由外国文学名着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众多,如《特洛伊》《奥德赛》《卡门》《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罗蜜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麦克白》《浮士德》《鲁宾逊漂流记》《汤姆·琼斯》《红与黑》《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基督山伯爵》《三个火》《茶花女》《傲慢与偏见》《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名利场》《简·爱》《呼啸山庄》《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乱世佳人》《紫色》等,不胜枚举,而且有的名着被多次改编,影视资源丰富。可以先让学生观看这些影视作品,对外国文学名着有一个初步印象和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质感感受,引起学习的兴趣。然后,根据再学生个人兴趣、精力等进行影视作品与文学文本的比照练习。
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使教学突出重点、淡化难点,提高比较文学的教学质量。例如一些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的作家作品就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给学生以直观印象,再加以简单说明即可。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名着中,教材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要求教师在比较文学课堂教学中有所选择,突出教学重点,淡化教学难点,更好地使学生更多更好地接受比较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等。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培养学生相对独立的思维能力。外国文学包括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的文学,学生对这些国家的环境都是很陌生的,在进行多媒体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进一步引导,在观看相关影视文学作品时,要适时适当地引导学生进行赏析作品的独立思维能力。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堂教学引进多媒体教学可以使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得到显着的提高。同时也使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要正确认识并及时地在教学实践中注意解决出现的问题,才能发挥多媒体的巨大优势,使多媒体教学和比较文学教学更好地结合起来。首先,课件是多媒体技术用于教学的灵魂之一,但教师在课件的制作中容易过分地强调华丽的图片、影音,使得教学内容不够全面,也使得学生注意力分散,从而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在运用多媒体进行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关系。其次,部分教师过分的依赖多媒体教学,忽略比较文学教学中最重要的名着阅读环节。名着的文本阅读是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学生必须通过亲自阅读文本体验、感受作家的创作风格和作品的语言特色,因此要鼓励学生先阅读文本,再加以选择地将一些改编得较好的影视作品介绍给学生。另外,影视作品并不等于文学名着,教师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要及时引导学生认识影视作品改编过程中的删改问题,鉴于此方面的不足,给予一定的完善与补充,使学生正确认识外国文学作品,从而使学生走出知识的误区。 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与多媒体相结合是势不可挡的必然教学发展趋势。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中,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获得最多的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知识,是课程的基本目标。我们在实际课堂教学中要把握好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尺度,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使多媒体教学更好地服务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堂教学。
一、《诗学》中的比较思维
有关《诗学》的比较思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还不多。大家感兴趣的还是《诗学》的主体内容:摹仿说、悲剧论和艺术的功用。我们认为,《诗学》的言说方式贯穿着比较的思维,这是一种侧重于概念分析的理性思维方法。张尚仁在讨论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后认为:“古代希腊哲学的认识史,在欧洲认识史中属于对主体、课题和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开始形成概念的认识阶段。亚里士多德哲学是这一认识阶段中所达到的认识成果的集大成者。”[4]94文学研究隶属于哲学认识,从方法论上看,《诗学》在进行文学比较时,主体已经不做情感的投入,所分析的概念纯粹是从对客体的比较中抽象出来。马强据此认为,《诗学》是纯理论的思维,“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运用逻辑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这一切推动了西方科学的长足进展。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人物。”[5]34这一看法显然不符合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历程,《诗学》的比较思维走在经验归纳与逻辑演绎的路途中。朱光潜先生对这一思维概括说:“在《诗学》和《修辞学》里,他用的都是很谨严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它相关的对象区分出来,找出它们的同异,然后再就这对象本身由类到种地逐步分类,逐步找出规律、下定义。”[6]66这一概括更为准确的说明了比较方法在《诗学》中的运用。《诗学》以比较的方法确定摹仿艺术的种差。亚里士多德给事物下定义贯彻“属+种差”的定义方式,诸多艺术门类在“属”上都是创制艺术,而在种差上存在着区别。种差上的区别就是艺术分类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从种差上为艺术分类:“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7]3通过三方面种差的比较,亚里士多德将艺术各门类进行了划分,比如他说:“有一些人(或凭艺术,或凭经验),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摹仿许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则用声音来摹仿。”[7]4
这是从摹仿的方式确定画家、雕刻家与游吟诗人、颂诗人、演员和歌唱家的区别。前者用颜色和姿态摹仿事物,后者用声音摹仿事物。在论述悲剧、喜剧的区别时,亚里士多德运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悲剧与喜剧的区别在于所摹仿的对象:“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7]8-9可见,亚里士多德是通过比较方法来确定知识之间的关系的。创制知识这一“属”内的诸多种差依据摹仿的媒介、摹仿的对象与摹仿的方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表现为绘画、颂诗、史诗、喜剧、悲剧等艺术门类,在相互的比较中,各艺术门类的特点也随之得以展现。《诗学》在论说悲剧定义与创制方法时也贯穿着比较思维。《诗学》的主体部分是论述悲剧的定义与创制方法,这是古希腊戏剧盛行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史诗和悲剧是古希腊成就最为突出的艺术门类。就戏剧而言,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已经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家,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也在亚里士多德出生的前一年逝世,因此,在戏剧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能够阅读到古希腊最为优秀的所有戏剧家的着作。《诗学》作为指导学生艺术创制的秘传学问,亚里士多德当然也要对悲剧的创制方法作详尽的说明。
亚里士多德首先给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7]19这一定义是通过比较摹仿方式、摹仿媒介和摹仿效果三方面内容而确定,这一比较性的定义囊括了悲剧的六大要素,同时也确定了悲剧创制的技术性要求。亚里士多德论述悲剧情节安排就以是否能够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为标准,他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7]31为了达到悲剧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情节安排的“突转”、“结构布局”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比如在情节“突转”上,他要求不能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也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只能写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由于犯了错误由顺境转入逆境。在布局上,亚里士多德要求单一的布局,他通过比较单一布局与双重布局说:“第二等是双重的结构,有人认为是第一等,例如《奥德赛》,其中较好的人和较坏的人得到相反的结局。由于观众的软心肠,这种结局才被列为第一等,而诗人也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才按照他们的愿望而写作。但这种快感不是悲剧所应给的,而是喜剧所应给的。”
从这些言说方式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是非常理性的。首先他通过比较种差确定悲剧的定义,然后以悲剧所要达到的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的要求确定悲剧的情节安排。在论述这些内容时,亚里士多德的个人情感与客体保持着距离,他论说的是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诗学》在批评方法上也运用着比较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诗学理论是在其老师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柏拉图的诗学理论成为亚里士多德反思的对象。《诗学》中一些经典的论述往往来自与柏拉图的比较。例如,在论述诗能否摹仿真理时,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为真实,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7]28-29这段论述表面上看,是诗与历史的比较,实际上是对柏拉图诗是“摹仿的摹仿”,“诗与真理隔着三层”的观点的反叛。在对悲剧效果的认识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与其老师对举。柏拉图认为,摹仿诗人引发了群众的“感伤癖”和“哀怜癖”,使人的性格中理智失去了控制,因此破坏了“正义”。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的认为,悲剧能够净化情感,从而逆反了柏拉图的悲剧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构成了对比关系。陈康先生说:“在亚里士多德寻求智慧的过程中,柏拉图的影响之广是惊人的。在这项研究中,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每一个主要方面都以柏拉图哲学为背景。”[8]406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对柏拉图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比的方法更为集中的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对柏拉图哲学的反叛。通过比较,诗的特性得以确认,其地位得以张扬。
《诗学》的比较方法是理性的思维方法,祛除原始思维的诗性智慧。古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开始,逐渐摆脱了神话思维的影响,运用了概念、推理和论证的方法来说明世界,这是人类认识方式与认识能力的飞跃。汪子嵩先生主编的《希腊哲学史》探讨了古希腊哲学与神话的关系后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将这种想象性的猜测转变,飞跃成为一种理性的思维,就产生了哲学。所以,古代希腊神话应该说是希腊哲学的史前史。”[3]84飞跃是一种质的变化,哲学斩断了神话的脐带,以新的姿态开辟人类文化的新纪元。亚里斯多德是这次文化飞跃的集大成者,在思维方法上吸取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的智慧,祛除了原始思维的想象性、以己度物和以象见义诗性痕迹,开创了抽象高蹈的形式逻辑思维。《诗学》中的比较方法就是形式逻辑思维的具体体现,比较可以是三段论的辅助,也可以是走向归纳结论的桥梁,因此,《诗学》灵动而又深刻的论述了艺术的本质,许多结论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二、《诗学》隐喻理论的理性诉求
比较的思维 在《诗学》中有另一层面的运用:隐喻。隐喻是比喻的一种方式,即以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事物。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看,隐喻原是远古先民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想象性和以己度物的诗性特征。维科在《新科学》中论述了先民想象力旺盛、推理能力相对薄弱的思维特征,指出处于这一阶段先民的思维方式为隐喻,他说:“根据上述来自玄学的这种逻辑,最初的诗人们给事物命名,就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这种感性意象就是替换(局部代全体或全体代部分)和转喻的来源。……在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9]176在维科看来,原始时代,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薄弱,词汇的积累也比较贫乏,因此,先民表述较为抽象的事物必须借助具体的事物,比如以具体的“头”指示抽象的“人”的概念。可见,隐喻是原始先民出于本性的表述行为。隐喻到了亚里士多德手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一种原始的思维方法发展为有意为之的修辞手法。语言学家埃科认为,“隐喻这个论题,是亚里士多德首次在《诗学》中提出的。”[10]179埃科所谓的首次,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运用理性思维论述了隐喻的理性运用。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不是原始人如何理解物我关系,在城邦注重演说能力的时代氛围中,亚里士多德更加注意语言运用的技巧。汪子嵩等先生在《希腊哲学史》中描绘了古代希腊修辞学盛行的状况后,说:“在古代希腊修辞学早有创立和研究,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活跃,演说和论辩是政治上谋进取、法庭上舌战取胜的重要手段,智者修习修辞术风靡一时。”
早熟的城邦民主制催生了修辞术,从而使隐喻的诗性披上了理性的外套。亚里士多德论述隐喻,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运用智者的学说,顺应时代氛围,将隐喻限制在修辞技巧的范围内。埃科在论述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时说:“隐喻被定义为是使用另一种类型的名词,或被定义为由一对象的真正名词到另一对象的转移,通过由类到种或类推作用可以出现的一种行为。”[10]179-180这是一种语言的运用能力与技巧,亚里士多德说:“姑且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1]8可见,理性思维遮蔽了隐喻的诗性智慧,冷冰冰的利益算计取代了隐喻所蕴含的诗性温情,人及其利益开始在文化生活中凸显,成为支配文化活动的“上帝”。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隐喻思想正是这一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探讨了隐喻的运用,其具体的论述贯穿着理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字是字的一种类型,他说:“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7]73隐喻既然是用其他事物的字借来表述这一事物,它必然涉及到甲事物(别的事物)、乙事物(所表述事物)和隐喻字三方面的关系。隐喻字原用于表述甲事物,现在不表述甲事物,而用来表述乙事物,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其目的就在于以熟悉的甲事物替代听众不熟悉的乙事物,从而使人们更好的认识乙事物。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隐喻的类型:借属作种、借种作属、借种作种说明了甲乙事物之间构成了种与属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借用往往是一方比较容易感知,一方难以认识,所以隐喻是人们学习陌生事物、知晓陌生事物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说:“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对于每个人说来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极大的愉快。奇字不好懂,普通字的意思又太明白,所以只有隐喻字最能产生这种效果。”
隐喻所产生的愉悦效果只是一种认识上的快感,其理性色彩非常强烈。亚里士多德还论述到了隐喻的类同性,这种类同布莱克称之为比较理论。亚里士多德说:“类同字的借用:当第二字与第一字的关系,有如第四字与第三字的关系时,可用第四字代替第二字,或用第二字代替第四字。有时候诗人把与被代替的字有关系的字加进去,以形容隐喻字。”[7]73-74类同字的隐喻是最受人欢迎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隐喻能够“使事物活现在我们眼前”[11]187隐喻的四种类型都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只不过借属作种、借种作属和借种作种三种类型是借语词的形象性使事物活现于眼前。比如亚里士多德所举的例子:“俄底修斯曾作万件勇敢的事”、“用坚硬的铜火罐割取血液”,语词之间的换用增加了句子的形象性。类同性的隐喻则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似与类似关系,是相似性基础上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关系。隐喻词实际上就是事物之间类似关系的体现,因此“隐喻关系不能太远,在使用隐喻来称谓那些没有名称的事物时,应当从切近的、从属于同一种类的词汇中选字,这些字一说出来就该让人明白这种切近的关系。”[11]167类同性隐喻的比较在词语的聚合关系中进行,第二字与第四字之所以能够相互替代,就是词语的聚合关系体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修辞学家布莱克据此说:“如果一个作者认为隐喻就是把一种业已存在的类似或相似性呈现出来,他所持的这种看法我就称之为比较理论。”[13]146布莱克从比较理论的角度论述隐喻,他着重的是隐喻所体现出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然而,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布莱克,隐喻背后的诗性思维已经完全消失,隐喻成为诗人有意为之的艺术手法。《诗学》中的隐喻首先是一种悲剧的修辞技巧。亚里士多德是在论述名词的种类时讲到了隐喻字,它应该隶属于双字复合名词。隐喻字在悲剧中的运用可以形成高雅而不平凡的风格。亚里士多德说:“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但平淡无奇,克勒俄丰和斯忒涅罗斯的诗风格即是如此。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平凡;所谓奇字,指借用字、隐喻字、衍体字以及其他一切不普通的字。”[7]77
选用隐喻字避免风格的平凡,是针对悲剧的写作技巧而言,通过这一修辞技巧,悲剧避免了平淡,增强了审美价值。将隐喻作为服务于某种目的的修辞技巧,体现的是理性的技术思维。隐喻能够赋予平凡的语言以表现力,从而引起观众的注意,煽动起观众的感情,获得观众的认可,这正是法律演讲、议政演讲和宣德演讲所要达到的目的。隐喻就是服务于这种目的的技巧性修辞方法。法国哲学家利科曾对亚里士多德分别在《诗学》与《修辞学》中论述隐喻感到惊奇,他说:“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修辞学与诗学的这种二分,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隐喻就属于这两个领域。”[14]利科还只是从修辞学看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没有体会到隐喻所蕴含理性思维。亚里士多德是将隐喻作为一种服务于某种目的的表达技巧加以分析,《修辞学》服务于演说的效果,《诗学》服务于悲剧风格的塑造,因此,两者之间的隐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隐喻的方法、构成、内容必须顺应使用隐喻的目的,因隐喻目的的转换而改变,这正是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主要特点。《诗学》中的文学比较与隐喻理论是希腊轴心期理性精神的文化成果。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突破期”,是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集聚能量的突破,奠定了以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和标准。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孔孟时代均属于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期文明。然而,中西轴心期文明所奠定的基础却有着内在的差异,中国文明保存着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的诗性智慧,希腊文明则断裂了与诗性智慧的联系,将诗性智慧导向了理性思维。
张光直认为“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的,主要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15]17-18轴心期这种文化转变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比较思维的不同形态。中国比较思维保留着诗性智慧,是诗性智慧“以象见义”特征在文明时代的延续,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诗性关系的持续存活。西方比较思维则斩断了与神话的联系,诗性智慧转变了理性思维,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类似性想象被理性的逻辑、冷漠的利益算计所取代。《诗学》中的比较思维与隐喻理论正是文化断裂后新的文明形态的文化成果,其运思方式迥异于中国比较思维。可见,尽管中国学者将西方littératureco mparée翻译为比较文学,但中西文化在轴心期的“比较”还是有着内在的差异,这种差异性甚至影响到了中西文学比较的形态,形成了中西各具特色的文学比较研究
毕业论文的写作水平,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一个学生四年学业当中所学所思所得,其总体水平更代表着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和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视与否。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即作为检阅本科生毕业成绩最后一环的毕业论文质量却持续走低。文科类毕业论文尤其如此。仅就笔者所在的文学院毕业论文现状而言,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学生在写作能力上有很强的优势,但一谈及论文撰写多数同学表现出明显的迷茫。很多学生对论文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面对毕业论文时只能手足无措;更有一些学生投机取巧,东拼西凑甚或全文抄袭草草交稿了事。纵观笔者所在学院近几年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写作的总体情况,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专业指导,使之在写作论文时能够了解学术规范,确立合适选题,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篇论文着重从如何写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论文这一角度入手,根据现有的学生论文状况,分析其选题角度、撰写方法等存在的诸种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对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选题方法
从2008年至2012年,文学院各届毕业生选择外国文学方向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比率由4.2%至9.1%不等。其中最低数据为2012届学生,汉语言文学与对外汉语两个方向共377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仅有16人。最高数据为2010届学生,同样的两个专业共284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有26人。单从数据来看,外国文学方向受学生关注较少,遭遇冷门。从指导学生论文以及平日上课跟学生交流时得到的信息反馈来看,造成此类情形的最大原因在于,学生认为外国文学的论文难度大,材料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而言较少,甚至需要部分外文资料,为了避免麻烦,选择研究国内文学更为方便。但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窘境,即每年类似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的论文数量极大,甚至同一指导老师手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大致相同的论题,因而造成撞车现象。如果能有更多同学对诸如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方向感兴趣的话,这种撞车现象多少会有所减少。
当然,在选择以外国文学方向为论文研究对象的学生论文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笔者在对目前所能掌握的五年内文学院毕业论文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将从如何选题这个角度探讨毕业论文的写作。
选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写作价值,是写作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和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好的选题才能造就好的论文,而在现有的汇总资料里,我们发现,学生在选题上往往较为保守,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去发现问题,因此造成了毕业论文选题过于陈旧,有些甚至没有任何写作价值和认识意义。
凡是研究《安娜·卡列尼娜》的,基本上不是论及安娜的爱情悲剧成因就是论及其人物形象;而分析《简·爱》的,关注的中心多为简的爱情观;以《呼啸山庄》为论题的论文,则多从希斯克利夫形象入手,分析其命运与爱情。其他的论文中,包法利夫人、于连、斯嘉丽、苔丝轮番登场,而对他们的研究并未有任何新意,多数都是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拿来做一番梳理、拼凑,只能沦为老生常谈。
那么我们的学生,在选择外国文学方向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时,选择什么样的论题才能开创出新意,使自己的论文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呢?
(一)新作家、新文本、新阐释
这里所谓的“新”,未必是开创式研究。因为我们写作毕业论文的主体是大学本科生,并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对之提出过高的要求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在选择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人们熟知的作家作品,而去选择一些知名度较小的作家作品,或许能有更宽阔的阐释空间。
从上表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批评视野历来关注的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而是更多扩展到诸如清少纳言(B1)、山崎丰子(B2)、凯尔泰斯·伊姆莱(B3)、保罗·奥斯特(B4)等较少为读者所了解的作家身上,这样所作出的论文至少在选题上是很有新意的。
当然,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也并非不可以作为论题。只要找到新颖的角度,阐释出新意,也可以产生优秀的论文。例如B5和B6,一个论及福克纳,一个论及杰克·伦敦,二位作家的研究论文不可谓不多,但两篇论文都避开了学界讨论最多的话题,选择了较有新意的内容,
仅从选题上来看,已经成功了一半。
(二)新的研究范围:比较文学的视域
很多同学认为比较类的论文容易写作,A作家与B作家、C作品与D作品比较一番其相同点及不同点,再总结论题,既容易凑字数,又仿佛比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有学问”。 但实际上,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难做。比较文学的论文,首先要确定几个跨度: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只有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称之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文化研究、阐释研究等研究领域,对于本科层次的学生而言,平行研究看上去相对容易操作,但据同学们写作的毕业论文现状来看,《夏目漱石与川端康成的比较研究》(2011届毕业论文)、《和比较研究》(2010届毕业论文)不叫比较文学的论文,它们缺少比较文学的几个跨度,充其量只能算作简单的比附。
其次,在比较的视域中,被比较的双方,一定要有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否则二者的一般性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者,比较文学的论文,如果在一番比较后没有得出任何有升华价值的结论,仅仅是将相同、不同列举出来的话,也是没有价值的。
以杨周翰先生的论文《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1]为例,论文以弥尔顿的悼亡诗入手,分析了中西悼亡诗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对诗歌类型产生的影响。中西悼亡诗的话题符合比较文学里的“可比性”,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有丰厚的文献资料作支撑,最后又能得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样的论文才是高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
因此,同学们在选择平行比较的论文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如果能有缜密的逻辑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也可以做出相当出色的论文。例如,2011届王春强同学的毕业论文《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承继中的差异性——以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为例》,不仅仅剖析了《聊斋志异》广泛流传及被国外作家承继的原由,进而又以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为例,深入研究两者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以及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论文选题不仅新颖独到,且达到相当高度。论文首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分析了《聊斋志异》被东西方接受的事实和产生影响的原因;继而从“本属文化圈内的现代性更新”和“异域世界的现代性繁衍”两个方面对比了《聊斋志异》在东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不同魅力,通篇论文紧扣“现代性”字眼,分析详尽而具有深度;在最后部分中,作者又将论题提升到“一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跨越世界的界限,跨越地域的限制”“获得永恒的生命”的高度,完成了一篇相当优秀的毕业论文。
总而言之,好的选题是一篇论文是否可写、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在选题上,如果能够尽量选择新作家、新文本,或者使用新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也就在论文写作伊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撰写方法
诸如上文表1提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最大问题在于选题过于陈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同学们在平时的阅读中,很少有意识地去问个为什么。读作品时很多同学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角色,跟着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而很少有人会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其题外之旨、韵外之意。因此,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一)发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常常以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这样论点比较具体明确,论证起来范围不需要太广,操作难度上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接受阐释定见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需要更深厚的阅读功底。只有对所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了解,才有可能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在其中找到可以探讨的具有新意的论题。
即便仅仅是研究某位作家的某首诗歌,也必须对此位作家的生平资料、创作历程、大部分作品和对其研究的现有成果有一定的了解。在掌握如上所述文献后,还需要论文作者有对材料的整合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动向,接受新思想、总结新材料、使用新方法使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所变化,这样才能为发现新问题提供更大的可能。
以申丹教授的论文《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的深层意义》[2]为例分析其选题价值。首先,此论文选题足够新颖,凯特·肖邦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国内对她的引介几乎为空白。这样的论题,自然可以说是开创国内研究新领域的尝试,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这篇论文虽然仅仅只是对一篇短篇小说进行分析,申丹教授却熟悉肖邦几乎所有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地分类,而对于学术史更是如话家常。在掌握了这么多材料后,申丹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对于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的阐释是有误区的,由此提出自己发现的新问题并展开论证。
因此,在写作论文之初,不要妄图省事,将眼光仅局限在要研究的对象上面,甚至连相关的学术资料都不去搜集和加以认真研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没有价值的陈词滥调。
还是回到上文提及的毕业生论文选题过于陈旧这一话题,以《简·爱》研究为例,从2008届到2012届毕业生,有四位同学选择研究《简·爱》,其题目如表3所示:
表3:关于《简·爱》的毕业论文
C1 2008届 《简·爱》中的女权思想评析
C2 2008届 浅析《简·爱》
C3 2008届 “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简·爱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
C4 2010届 《简·爱》和《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情观
从图表3可看出,虽然近年来选择写《简·爱》的毕业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大家还是将论点集中于简·爱的爱情观和对女性主义的贡献,这些早已是批评界的定论,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阐释空间。早在1966年,英国作家简·里斯(JeanRhys)就写作了小说《藻海无边》[3](Wide Sargasso Sea),将人们的眼光引到隐匿在勃朗特文本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伯莎·梅森身上。在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出版了论着《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4]则从理论上探讨伯莎·梅森所代表的女性作家在表述女权主义观念时受到的时代的种种束缚。而我国学者朱虹女士也于1988年撰写论文[5],率先在国内将《简·爱》研究与国外前沿理论接轨,其后类似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阶段,无视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动态,这种研究只能遭遇失败。 当然,新的研究方向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瑕疵和漏洞,如果在对材料进行仔细甄别后,我们也可以以指出其缺陷为主题,推出自己的结论。
学术研究要从问题开始,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但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自己的问题理论上是否符合逻辑,其次是自己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笔者2008年指导的一个毕业生,执意要写《雷雨》中的周朴园与鲁侍萍关系研究,由复杂的逻辑关系,最终推理出二者极有可能为同父异母的兄妹。经过仔细地审阅,笔者发现其论题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写出来只能成为笑谈,于是让其换了选题。
(二)化解问题,选择小切口
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是写作论文的开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化解问题了。此处所说的化解问题指的是如何将提出来的问题具体化、微观化,力图做到小切口、深挖掘。
在学生的毕业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到研究范围过大的问题。如表4所示:
表4:研究范围过大的论文题目
D
1 2008届 你是如此多情——从郝思嘉看当代女性生活 D2 2008届 谈中外(希腊、印度)神话内容的相似性
D3 2010届 中外文学资源在现当代中国的对话
上表所列举的三个题目,犯的就是研究范围过于宽泛的错误。例如D1,当代女性生活指的是什么,又可能包含多少复杂的内容,怎么可能在小小一篇论文中展示出来?如果能给它加上定语,比如爱情生活,范围立刻就缩小了,也就容易操作了。至于D2和D3,且不论其是否有可写性,单就题目而言,几十万字的学术论着或许都无法阐释清楚,明显超出了本科生的能力范围。
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之前,一定要了解论文所要传达信息量的大小。如果要在不足一万字的论文中面面俱到,必然面面不到,最终只能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学做得非常聪明。比如2008届高欣同学的毕业论文《梦魇与现实——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镜子意象》就避开了博尔赫斯研究中较为宽泛的论题,转而选择了较小的话题——镜子意象——作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既能够让原本难解的博尔赫斯作品化作具体可感之物,同时又能在本科论文的篇幅内将此问题提出论证并加以解决。
而2012届吕钊同学的论文《论保罗·奥斯特中的偶然性因素》也没有全面阐述保罗·奥斯特的创作特点,而是将《幻影书》写作中的“偶然性”作为剖析的主题,力图从小切口入手,深入分析奥斯特的小说创作技巧。通篇论文紧扣这一主题,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奥斯特使用的这种所谓偶然性因素对于其建构小说世界的意义,论证了偶然性在奥斯特创作中的独特文化品格及意义。
本科毕业论文应该尽量选择学生能力能够承担的内容,论题明确而不要太过宽泛,切口要小但需力图深入,泛泛而论的教材式论文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三)解决问题,合理安排层次
文科类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一篇较长篇幅的议论文。议论文同学们都很熟悉,就是对某个中心问题或事件进行分析、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论证的过程。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晰、层次是否合理都会直接决定论证成功与否。
学者马征的论文《重建生命的神圣———纪伯伦中耶稣形象的隐喻意义》[6]在行文过程中,首先指出在“神圣感”消逝的20世纪西方社会,纪伯伦仍然不辞劳苦地在他的作品中“重建生命的神圣”,继而从数字“7”入手,指出其在基督教义中的神秘性和启示意味,接着证明文本中对数字神秘意义的沿用喻指了作家的历史循环思想,这种循环思想又进而意味着在神圣历史的重现中,象耶稣一样的人们的降临,将向神圣缺失的现代人重新确证神圣,至此,耶稣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沟通了有限的人与神圣的无限和永恒(上帝)。由以上层层递进的论证过程,马征向我们指出:在纪伯伦的作品《人之子》中,耶稣是作为神和人的双重形象出现的。这一论证过程因为有深入的文本细读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论据,又有层次清晰的逻辑顺序,使得论文严谨可靠、说服力强。
除了这种递进式论证结构之外,较为常用的还有并列式论证结构。在并列式的论证结构中,为了能够将问题谈深谈透,需要将分论点并列起来,共同说明主题。有时候也需要将递进式论证结构和并列式论证结构综合起来运用,将论题分析得更透彻。例如,在2011届法萌同学的毕业论文《试论中文化身份的迷失》中,作者就采取了二者结合的论证结构。大的层次为递进式,在每一个层次下为并列式,层次安排条理清楚,论证充分。
(四)总结问题,深化主题
一篇完整的文章,一定要有头有尾,学术论文也是如此。任何类型的论文,即便有好的开头、好的论证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尾,也只能成为虎头蛇尾的半成品。上文提及比较文学论文时,指出最后如果没有表明比较的意义,将主题深化,那么通篇论文价值折损过半。
例如,2010届一位同学写作了《和中的女情观》一文,这篇论文首先并不符合上文曾提到的比较文学的论文范畴,最多只能算作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姑且不论其写作价值,单看其行文方式,我们发现,作者将《简·爱》的爱情观和《傲慢与偏见》的爱情观逐一列举出来,然后又逐一分析相同点、不同点,最后却无法提炼出更高的主题,比如:比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其中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等等。
深化主题对学生的素质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地把握,掌握更多更广的研究资料,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善于发现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容,自然可以将问题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中的女情观》一文中,作者只涉猎了这两部作品,对于两者的研究资料几乎没有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
而在王志耕和段守新两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的文化解读》[7]中,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对现有的对果戈理和鲁迅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成果进行了审视后,认为厚此薄彼的研究成见不可取,以驳论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进行了一番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后,作者最后将论点深化,得出结论:果戈理和鲁迅两位作家的思想尽管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差异,但都体现出对人类日益堕落的强烈忧患,由此也就给当代人以鲜活的启示。
由此可见,做好结论能够使一篇论文生色,相反只能将之毁损。
三、结语
毕业论文等于是每个人毕业式上的一次大检阅,即便大多数同学将来并不从事学术研究,不需要写作大量的学术论文,也能够从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学到很多在课堂上无法得到的东西。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可以使人从中回顾自己四年学业之所得、之进步,并学会如何利用积累的文献资料帮助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是一个很好的提高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机会。本篇论文仅就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选题方法和写作方法两个方面探讨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期望能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学理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
二、撰写论文的基础
1、语言基础:你读的无论是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对象国文学的作品,应该是原文原着。这就是说,你读的中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你读的对象国文学作品,原则上也应该是对象国母语语文的作品。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非外国语系的大学生还没有养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的能力和习惯,所以大多数只能阅读翻译文本。假如一个外国作品有两种以上翻译文本的话,你就需要请教懂行的人,选择其中一种翻译精粹的译本阅读,同样切忌只是阅读“故事梗概”和“简本”。在目前不阅读对象国母语文本的特殊状态中,建议论文的写作者还是应该尽量地能够找到原着,读一读原着的原文“提要”。
从事“比较文学”学科论文写作的人,必须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并能进入运用的状态中。特别注重外语能力的培养,提倡直接阅读并采用与论题查关的外文第一手资料,对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语言、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注重论文的学术前沿性(这一点与一般的中文专业不同)
法国着名学者艾金伯勒三十多年前就说过:“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这样的“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却是每位学习研究比较文学者的奋斗目标。
2、文本基础:发挥中文学科的优势,具备关于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文本的基础性知识。这里的“文本”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知识和文学范式等。至少你应该读过有关的文学作品,了解并大致掌握与这些作品相关的比如作家的简单的经历,他的文学地位和学术界对他和他的作品的评价等等(这一点与一般的外语专业不同)。
3、理论基础。
三、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研究方法:
1、影响研究法:(法国学派)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学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
比较文学作为学科而言,法国学派所主张的“影响研究”是其早期的主流模式。所谓“影响”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发生作用,引起了后者的反应或反响。影响一产生,就表明两者发生了联系。法国学者着重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各国文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学交流与影响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事实联系是影响研究的前提,即国家民族之间存在过文化交流和作家接受外来干涉文化影响的客观事实。一个作家通过旅游、阅读以及与人交谈等各种途径,对某一外国作家或作品有了了解,并受其影响,这两位作家就有了“事实联系”。普希金通过阅读等作品,直接受拜伦的影响,鲁迅在留日期间,先后译述了,反映了鲁迅对西方具有反抗品格的作家的推崇,也受到其精神影响。
法国学派的理论纲领和奠基作是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主张研究不同的文学事实上存在的影响关系,影响与被影响的经过路线上有三个要素:
放送者(流传学):站在“放送者”的角度对某个民族文学的作家、
作品、文体,甚至是整个民族文学在国外的声誉、反响或影响进行研究。如对在国外影响的研究即为一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即受到许多国家学者、作家的重视和评价。从人物形象、“精神胜利法”的奴性和创作手法方面都有外国学者进行了研究。
传递者(媒介学,重要分支“翻译学”):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产生影响这一事实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及其因果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个人、环境和文字材料等。如对译本的研究。
接受者(源流学或渊源学):从终点的接受者出发,考察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所吸收和改造的外来因素,揭示其间的因果关系。涉及到探求文学作品的思想、人物、情节、语言、风格乃至艺术技巧等因素的来源。如我们可以在鲁迅的中看到安特列夫的《齿痛》的影响,《齿痛》描写耶酥在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当地附近有一个商人牙齿痛,他和其他人一样在看热闹,和《药》中的老栓小栓一样,对于别人的死并不觉得有任何可惜,只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一个伟人的冤死要重要得多。可以说《药》受《齿痛》的影响而创作,但它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前旧中国小城镇上的社会生活,着重揭露了清王朝的屠杀政策和愚民政所造成的时代悲剧和社会悲剧。
2、平行研究法:(美国学派)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美国学派为中心,以平行研究为主要内容,跨 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二步。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教堂山举行第二届年会,威勒克在会上做了题为的发言,即所谓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挑战性的宣言。
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
平行研究的理论依据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精华,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因此文学现象之间不必存在事实上的影响关系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讨其异同及其深层原因和意蕴,或得出有益的、规律性的结论,从而更深刻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对人类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平行研究中,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地位和影响的作家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如古希腊的神话可以与北欧神话相比较,也可以和地域遥远的中国神话或澳大利亚神话比较。莎士比亚的剧作可以与同时共的中国的汤显祖的剧作相比较,也可以和时间相隔数百年的郭沫若的剧作比较。
平行研究的具体可分为类比和对比两种。类比研究是在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品中考察相似之处,以期从中了现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比研究是比较不同文学体系的不同之处,从而使两者的特点更加突出。
平行研究离不开“可比性”的问题。可比民生是指被比较 的对象之间需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文学现象的同与异,这种异同一般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在这种关系中显示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其范畴主要包括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
(1) 主题学。主题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情境、意象、套语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探讨不同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作品在不同的时代或国家流传演变及其主题意义。
如20年代顾颉刚先生发表了论文《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对我国流传极广的孟姜女故事的演变情况追本溯源,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勾勒出孟姜女故事的演京戏轨迹。
n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灰阑记”的题材类型,如《圣经·旧约·列王纪》载所罗门智慧断案的故事:两妇女共争一儿,所罗门王令将此儿劈为两半分给二人,生母出于母爱本能放弃了要孩子的权利,反而得回了孩子。类似的故事在伊斯兰《古兰经》、佛教《贤愚经》、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和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中出现。“灰阑”即判官所划的圆圈,让两女人争相将孩子拽出圈外,生母不忍用力,从而暴露出假母的真面目。一般而言,“灰阑记”题材涉及智慧判案和“爱”战胜血缘关系的主题。
(2) 文类学:研究文学的文类、文学类型和体裁的特点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演变。20世纪初,王国维撰写了《宋元戏曲考》,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探讨戏曲这种文学样式发展史的专着。50年代末,季羡林发表了《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论述了印度文学在文体和体裁方面对我国文学的影响。
(3) 比较诗学:这里的“诗学”不是指诗歌,而是指文学理论。比较诗学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具体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批评的体系、概念、术语扩其发展情况。如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论史》,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等多种着作。
3、跨学科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前夕,以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为起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三步,即“跨学科研究”。以季羡林、钱钟书、杨周翰、贾植芳、施蛰存、戈宝权等一批前辈学者领航开路,着书立说,开复兴中国比较文学风气之先,以乐黛云、饶蓬子、曹顺庆等为首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则紧步其后,成为献身学科建设的带头人。
跨学科研究又称“交叉研究”“科际整合”“跨类研究”等。综是从文学的外转入手,并通过对这些领域和文学关系的研究来探讨文学本身。
(1) 文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思想史、社会学、人类学等)
(2) 文学与自然科学(数理统计、电脑技术、系统论、信息论等)
(3) 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影视等)
五、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1、材料必须具有原典性:
(1)时间原典性。材料与论证对象必须具有时间上的一致性,即为论证命题提供的材料必须与命题所体现的时间具有同步性。这就需要深入阅读与研究对象同时代的历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而不能满足于用后来人写成的第二手材料。
n (2)“母语文本”材料。如果你选取的两个比较对象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英国的,那么你对中国的这一研究对象的材料就必须是从汉语文本方面得来的,对英国方面的研究对象必须是从英语文本中收集得来的。在一篇真正的比较文学学科论文中,文学的“翻译文本”是不可以作为论文中具有主体意义的论证材料的。这是因为作为翻译者的“译介”,与作为研究者的“研究”,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活动,不可等合而为一。由于世界上不存在两种可以完全对应的语言文字,因此,“译本”与“原本”的不整合,是客观的事实。如果再加上翻译家内内外外的各种条件,译本与原本的差异自然会很大的。
2、材料必须具有确证性:
材料必须具有不可辨驳的、无法推倒的实证性作用。因此,需要在更宽泛的文化领域里找材料。
3、要求论文所引用的外文材料,应该在正文中使用汉文译文,但是,在引用的汉文译文之后,应该用括号标明原文,或在注解中标明原文;要求在论文中引用的所有的外文材料,一律必须在注解中注明原书或原文的名称,发表的刊物或出版社,以及年代时间。可以在原书或原名之后标明翻译本名称及译者与出版社。
看起来是要求高了一些。但是,我国比较文学界目前对本学科的论文的要求,都已经贯彻了这样的规范原则,这既是本学科的学理所决定的,又是因为比较文学作为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处在与国际学术界相互理解的前沿地位所必须的。由于近十年来我国高等学校中外语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比较文学学科论文的撰写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规范要求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文化正在向世界文化发展,各个民族在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发生融合,形成了具有统一性的世界文化。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学也逐渐从民族主义文学的壁垒中走出,形成了更加广阔的文学意识,而比较文学也应运而生。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比较文学观的建立,并成为了比较文学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观的建立,为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与手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一、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1、文化形态呈多元化并存融合状态
随着世界各国交流越来越频繁,使世界文化形态出现多元化融合并存的特征。从目前世界文化现状可以看出,现代东方文化已经与传统东方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化,融合了西方文化中的诸多元素;而现代西方文化与古典西方文化也大有不同,其中渗透了大量的东方文化元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受古代东方技术的启发而发展,同时东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又反过来借鉴了西方的先进文明。西方现代诗从我国汤匙中得到启发,改变了英式诗歌的句法与诗法,开创了西方意象派诗篇,而我国的现代诗歌又受西方影响。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世界文化一直处于多元化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2、民族文化意识加强并建立起全球文化意识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逐渐从欧洲中心逐渐向世界多中心发展,建立起了全球文化意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各民族逐渐融为一体。经济、政治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3、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世界文化的多元并存特点以及全球化意识的建立,使得东西方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交流与碰撞,使世界文化向着新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研究逐渐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人类的历史文化研究开始向着宏观总和的方向发展。
二、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
世界文学的发展表现在从民族文学主义的狭隘观念逐渐转向了更加广阔、宏观的世界文学观念。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特点:
1、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发展
当前世界文学的发展正处于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转型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文学交流活动逐渐向世界性发展,国际性文学组织、团体陆续出现,对于文学创作的视野扩大与思想激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的交流与渗透中不断发展,各国对外来文化、文学的接收使得民族文学的圈子得到了扩展。
2、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兴盛与世界诗学的产生
现代文学批评的兴盛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另一特点。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古典主义―人文主义批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批评以及文学―美学批评三个阶段,批评的对象逐渐从作品向读者发生了转变,开始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以及读者的反应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批评的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促进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以及“平行研究”以及“接收研究”的发展,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同时还促进了世界诗学的产生。世界诗学的萌生以及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对比较文学观的建立有促进作用。
3、世界文化与文学联系加深
文学的产生受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从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中的各个学科与文学相互影响渗透,使得文学在内容以及形式上都出现了变化,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三、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观建立
1、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相结合
比较文学研究者需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并用世界性的眼光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要树立起世界意识,并具有全球性文学观念,倡导比较文学中的世界精神,使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方向发展。在建立世界意识的同时,要加强民族意识,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首先要立足于民族文学,以民族文学的发展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同时民族文学吸收外来文学中的精华,使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建立起比较文学观。
2、文化意识与文学意识相结合
从比较文学的命名可以看出,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所以,比较文学观的建立应该以文学为基础,以文学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而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日益紧密,使得文学的研究与其他文化学科之间的融合越来越多。因此比较文学的研究要求文学意识与文化意识相结合,以文学意识为主,以文化意识为辅,突出文学性。
3、比较意识与诗学意识相结合
比较文学并不是简单的比较,因此有比较并不一定可以称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以多种多样的比较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观的建立需要建立在比较意识之上,而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仅仅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同时需要具备诗学意识,总结分析文学发展的规律,更好地建立起比较文学观。在比较文学观众,比较意识是基础,而诗学意识则是主导思想。
总之,在如今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不断向全球性发展的背景下,比较文学观的建立需要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文学意识与文化意识、比较意识与诗学意识之间相结合,才能建立起适应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比较文学观。
讨论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历来是西方比较文学学者所热衷的一个话题:上世纪50年代韦勒克发出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主要是针对法国学派的“非文学性”弊端,结果导致了美国学派的异军突起。进入90年代以后,同时在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两个学科内都有所建树的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也介入了对比较文学的批判性研究。她出版于1993年的专着对比较文学作了一个批判性的介绍,曾在学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专着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厚此薄彼(比):借翻译研究的兴盛来贬抑比较文学。
因此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读到她的新着丝毫不感到意外。在前一本书中,巴斯奈特在大谈翻译研究的合法性之后,直截了当地宣布:“今天,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已经死亡了。二元差别的狭隘性、非历史方法的无助性以及作为普世文明力量的文学这一看法的沾沾自喜的短视性都为这一死亡推波助澜。”但是就在她宣布比较文学“死亡”的同时,人们却不可忽视另一个具有悖论意义的现象,也即比较文学学者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十分活跃,他们出没于各个领域的学术会议,着书立说,各大学里的比较文学系所也不断地举行各种学术活动,对整个人文学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这种状况又作何解释呢?巴斯奈特显然也注意到了,因此她接着指出,“但是它是在另一些旗号下存活的:当前在世界许多地方进行的对西方文化模式的激进的重估,通过性别研究或文化研究提供的新的方法论洞见超越了学科的界限,以及对发生在翻译研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过程的审视。”所有这些现象均说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陷入了一个悖论式的危机:作为一门学科,它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许多原有的领地不是被文化研究占领就是被(文化)批评理论侵吞;但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学者的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和对前沿理论的敏锐感觉,再加之他们那训练有素的写作能力,又使得他们很容易越界进入一些跨学科的新领域并发出独特的声音。
这正好与这门学科本身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这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相当一大批比较文学学者今天并不在研究文学,而是在从比较的视角研究其他学科的论题;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在体制上依附于比较文学学科,例如已故翻译研究学者勒弗菲尔和仍十分活跃的根茨勒等人就一直在比较文学专业内指导研究生。对于这一现象,巴斯奈特也十分清楚,所以她一直在寻找各种机缘为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的确立而努力。因此,在平行讨论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巴斯奈特在该书最后一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中,大胆并直白地指出,有鉴于比较文学的衰落,“然而,形成对照的是,翻译研究却赢得了地盘,并且自1970年代以来凭借其本身的实力而逐步被看作是一门学科,它有一些专业学术团体、期刊和出版书目以及大量的博士论文”。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应当把翻译研究看作一门主干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一个有价值但却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巴斯奈特的这本书至少在理论上完成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解构和对翻译研究学科的建构。
进入21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又遭遇到了另一次大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的专着《学科的死亡》,因而其影响就更大了,因为斯皮瓦克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因此比较文学学者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斯皮瓦克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死亡吗?或者说她已经发现这门学科气数已尽了?比较文学还有没有前途?如果说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确实已经死亡的话,那么其他地方的比较文学,特别是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又处于何种情形呢?在读完全书之后,我得出的印象却是,斯皮瓦克并非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死亡,因为她本人就是在这一学科内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正如她的朋友、当代西方怪异理论(QueerTheory)研究的主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所中肯地指出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确实,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们在读完斯皮瓦克的书后,也并未产生对比较文学学科之前景的悲观感觉,倒是惊异地发现,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走过的道路,或多或少已经预示了斯皮瓦克对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可以携手合作,不仅培育全球南方的民族文学,同时也培育世界各地的各种地方语言写作的文学,因为这些语言的写作在新的版图绘制开始时被注定要灭绝……实际上,新的比较文学并不一定是新的。但我必须承认,时代将决定‘可比性’的必然观念将如何实行。比较文学必须始终跨越界限。”假如我们认为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范围的话,那么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既是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在国际性的文化研究框架内),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至于“越界”,我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在1980年代复兴并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立即就带有了“越界”的特征:我们的研究成果既超越了东西方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界限;既超越了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超越了汉语文学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其他语言写作的界限。
再回头看巴斯奈特论文的主要观点,我们便发现,她已经将自己当年的厚此薄彼的态度推向另一个极端: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只是研究方法,而非学科。熟悉她近期研究的学者不难发现,她的这种看法主要也是针对西方的比较文学现状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和世界文学的兴盛。而在中国,由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早在1998年就由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了,这一危机也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文学会出现兴盛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世界文学,这一点早在1827年和1848年就分别由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它实际上是全球化在文化和文学上的一个必然反映。因而,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以来,当民族/国家的疆界变得模糊、国别,民族文学受到冲击时,超民族性和世界主义便有所抬头,作为文学界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世界文学的兴盛。应该说,比较文学发展到最高阶段就进入了世界文学的阶段。对此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怀疑。200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戴维?达姆罗什出版了专着《什么是世界文学?》,在书中,他不仅强调了比较文学的干预作用,同时也强调了翻译的特殊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实践早在1998年就预示了达姆罗什书中的理论阐述。因而具有某种超前性。既然“世界文学”这一由歌德于1827年创造出来的术
语标志着全球化在文化上的直接后果――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论,伴随着全球化的全方位实践,今天的比较文学的最高阶段也应当是世界文学。因此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理由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优美、凝练的语言和意境,再加上精短的篇幅,是诗歌常受读者特别喜爱的原因,同时它也是二十世纪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们采用文本细读法进行研究时所喜欢使用的文类形式。英国诗人、批评家燕卜荪出版于1930年的《含混的七种类型》一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诗歌进行分析性的细读”,其批评的要义就在于“批评要在诗作为诗的结构中处理诗的意蕴”。[1]同汉语言一样,英语的文体风格也变化多样,各种文体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更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对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要真正掌握英语,学会如何去阅读、欣赏英美文学作品,尤其是文之精髓的诗歌,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对《英美文学选读》[2]中入选的诗人代表威廉?华兹华斯、瓦尔特?惠特曼、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和我国现代诗歌的奠基者郭沫若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比较,旨在于让学生对诗歌的本质特征和诗之为诗的独特魅力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领悟,而非要对诗的好坏标准作出界定或评价。
1言志与缘情
有关诗歌本质和艺术特征的论争从来就没停止过。普通读者也罢,文学评论家也好,还是诗人们自己,对诗之为诗的独特体征历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阐释和比喻。“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歌本质特征的一种普遍认识。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3]强调了诗歌的本质在于表达诗人的思想、抱负、志向。而到了汉代,人们对诗歌“言志”本质的认同更是趋于明确,在《毛诗序》中指出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毛诗序》中情、志并提,将诗歌言志、达情的本质与功能两相联系。到了西晋,文学家陆机在其着名的《文赋》中将文体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时,强调诗歌的本质特征在于“缘情”、“绮靡”,[5]即在于要以精妙、华丽的语言表达出诗人内心强烈的情感,明确提出了诗歌表述诗人情感的本质以及语言细腻、华美的特征。
2诗是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1880年,英国前期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其为与另一个“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合作出版的《抒情歌谣集》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强调,一切好的诗歌应该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该“序言”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应该描写诗人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对一个诗人来说,最主要的是他“应该选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再加上一点想象的色彩”。[6]事实上,华兹华斯那些伟大的诗歌正是自己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出生在自然景色优美,有山,有湖,有小溪,有草地的大湖区的华兹华斯,不仅年轻时喜欢自由自在地在这片土地上打猎、划船、上树掏鸟窝、采坚果,成年后的他更是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儿子和妹妹露茜徜徉在大湖区美丽的自然风光中。湖区自然风物的妩媚和丰富不仅陶冶了他的情操,更成为其日后创作的重要背景和不竭源泉。选入《美国文学选读》中的《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IWanderedLonelyasaCloud)常被称作是华兹华斯抒情诗的代表作,据说就是根据诗人与妹妹一起外出在湖边游玩时被大自然的美景所吸引这一经历写成的,诗歌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序言”中关于诗歌应该描写“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的诗学理念。在诗的最后一节,诗人记忆中那一望无际、迎风舞蹈的金黄色水仙花给他孤寂的心灵带来欢乐:“水仙花在我的心灵闪现,使我在孤独中感到快乐。”诗人对自然与人类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给予了揭示,并对人与自然间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予了充分强调。而这,正是此诗所赋予读者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3诗是对那种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
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歌风格是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对世界各国诗人的影响也是各国研究者们所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美国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兰德尔?贾雷尔在《论惠特曼的诗》一文中就对惠特曼的独特与不可模仿和复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惠特曼是一个“有胆量的”,一个“最不顾后果的、最令人费解的、也最不可能存在的”诗人。[7]131因此,在华裔美籍学者方志彤先生看来,这样诗人,是郭沫若这样性格的人和其创作的诗歌所不可能模仿得了的。“有一个像惠特曼这样的奇迹已经足够了。如果再有一个惠特曼出现,那一定得等到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有人硬要去对惠特曼的诗进行生搬硬套的模仿,那结果只能是像方志彤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那样,“错得不能再错了”。[8]186对我国现代诗歌的奠基者郭沫若受华兹华斯和惠特曼浪漫诗风影响而创作的新诗的研究,也是国内外郭沫若研究者常常提及的话题。
1955年,方志彤在他那篇《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近代中国诗:探索不成功的诗作》中就认为郭沫若这个真正多才多艺的人是惠特曼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道者。只要读者将郭沫若的《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中连续7行的“我崇拜”(Iworship)与惠特曼的《别离的歌:再见》中那长达15行的“我宣告”(Iannounce)相对照,便立刻可以看出郭沫若的这首诗与惠特曼的诗行表面上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将郭沫若的诗当成是对惠特曼诗歌的又一仿效之作。[8]186在方志彤看来,对郭沫若和惠特曼来说,诗歌应该是对那种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而这两种情绪恰好是传统观念的抱持者所要竭力压制的东西。郭沫若的诗,既不是华兹华斯诗学所倡导的那种“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也不是柯勒律治诗学所认为的“好诗是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8]186①对诗人郭沫若来说,他自己则多次在论诗的文章诸如《论诗三札》、《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文学的本质》、《关于诗的问题》、《论节奏》、《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详细阐释了诗歌的本质和诗之为诗的魅力特征,与惠特曼认为诗是对那种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只要我们的诗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叫喊,那便是真诗、好诗。”[9]12“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诗。”[9]43而郭沫若现代新诗的开山之作《女神》诗集,里面收录的那些创作于1919年夏至1920年上半年的激情澎湃的新诗,正是郭沫若心中诗意诗境的形象再现。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本文作者：陈德凤 单位：贵阳医学院
一、多元文化时代特征
1.文化多元性
在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地域、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与历史的积淀,形成了各个民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人类复杂多样的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各个民族的内在发展,充分体现了不同族群文化的多种观念与价值。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群体(比如:民族、阶级)往往都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即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标准,该群体就是靠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标准凝聚起来的个体组合,由于他们的文化观念趋向一致而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反过来,群体的形成又强化了该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个性。由于生活实践的地域性,形成了不同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社会组织,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多种类型的群体,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导致了文化的多样性。[1]文化多元性不仅体现为观念与价值的多样性,还表现为文化概念界定的多样化。据不完全统计,文化概念的界定目前已有一百多种之多。[2]
2.文化平等性
文化是一定区域、社会、群体中的人的全部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共同的思维方式、风俗、信仰、核心价值观、艺术审美、法律观念、行为习惯之上的,成为文化的主导部分[3]。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了国际间的社会经济交往,也促进了文化的跨国流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文化观念的交流与传播,这种带有各国或各民族特色的文化呈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各种文化以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在多元交织、碰撞、融合中并存,并在多元文化价值中汲取营养,发展壮大自己,使世界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五彩纷呈的绚烂花园。多元文化是历史的潮流,当今社会一种文化不可能吃掉另一种文化,唯我独尊、排除异己的文化霸权主义不但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也窒息了自己的生命力;必须以兼容并包的态度承认多种文化的共存,并且在互相平等的交流中不断发展,实现文化多元的“换位思考”,以互补促发展,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3.文化创生性
文化的创生性是多元文化时代的显著特征。进入21世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异常活跃,各种文化在交织、碰撞、融合、创新中不断地嬗变着,形成一个动态生成的文化创生过程。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罗杰•艾姆•基辛(Roger.M.Keesing)指出:“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人类资源。一旦去除了文化的差异,出现一个一致的世界文化———虽然若干政治整合的问题得以解决———就可能会剥夺人类一切智慧和理想的源泉,以及充满分歧与选择的各种可能性。”[4]多元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往,有利于激发智慧和创造灵感的因子,才不会导致固步自封。事实上,文化自身实际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多元文化之间不是一种完全天然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人类的智慧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闪现灵光,为开放的文化系统注入新的内涵。文化交流与互动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不但在持续发展的创生性过程中实现了对文化传承的需要,而且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互补与融合中实现了文化再生。
二、多元文化对比较文学发展的影响
多元文化要求并提倡打破国别界限、民族界限、学科与文化界限,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如此,二十一世纪的明天更是如此,因为明天的发展一定比今天更为迅速。这种发展趋势要求比较文学的比较、鉴别、交流与融合一定是跨越国别界限、跨越民族界限、跨越文化界限的,而不会再局囿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影响研究。同时多元文化交流还会促使比较文学实现平等的比较与交流,这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可能做到的。[6]就此而言,多元文化对比较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毫无疑问,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将是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多元文化是文化多元化、文化融合化、文化世界化,多元文化促进了比较文学的发展,促使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在发展中从文学分离走向文学综合,研究对象也转向世界文学———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文学。这与传统文学研究以本民族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扩大,而且是对象与主体同时的多元化。在多元文化时代背景下,文学研究不可能局限于一种文化之中,比较文学有多元的主体与多元化的对象。并且,文学观察的视野从强调学科视野特性走向与其他学科整合,研究内容从精英经典研究走向通俗大众文化研究,研究范围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走向东西方文化交流融会。
三、多元文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各地社会联系的加强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元文化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渗透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成为促使比较文学研究转型的主要因素,使比较文学研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1.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学者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问题,甚至把比较文学研究重点放在文化领域的研究。从文化发展趋势而言,比较文学研究向比较文化研究转向,呈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是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独特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性质所决定。这种结合既是多元文化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扩展,也比较文学自身学科发展的需要。事实上,有些文学现象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可能得到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阐述。譬如,对于具体的文学作品,如果仅局限于原作与译作的文本,就只能在译作与原作的语义上做文章,而很难说明问题的实质;只有联系了不同社会环境下的文化观念,才可能把这一问题阐述得较为全面和清楚。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证明,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化研究相结合更有利于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的发展。从根本上而言,比较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研究,它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由于比较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跨国界的学科,其目标是要探求世界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因而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各种文学文本及文学现象,离不开对作家作品的文化背景的探讨和分析。由此可见,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背景中研究文学已经现象已经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2.同源研究与异质研究相结合#p#分页标题#e#
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仅仅限于欧美西方各国的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是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具有相同宗教信仰范围内的同源同质比较。而东方文学与欧美西方各国的文学相比,却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因为东西方从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属于异源、异质性质的比较研究。事物的异质性越大,比较研究所体现的价值也就越高。学术界已经形成广泛的共识:对东西方异质文化基础上生成的文学的比较研究更容易升华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东西方比较文学之间联姻进行比较研究的最大价值取向所在。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比较的方法和原则应该是“求同存异”,即使是相同之处,也应分析两者之间是否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仅仅是形式相同、实质相异;对于差异,则更需要追寻两者之间的不同内涵和根源,并诉诸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
3.自身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
文学的产生是在民族和国别内部独立完成的,在缺少交流的情况下,曾经也达到极高的成就,而近几十年比较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来自于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密。随着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除了跨文化的异质研究之外,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将自身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从非文学的音乐、绘画、建筑、雕塑以及自然科学等外部学科吸收新鲜血液,从自然科学中获取新的观念,从边缘文化向中心靠拢,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发展。自身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还表现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既把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要素、结构层面及其审美机制进行多维度的精细、深入探析,以把握文学作品自在而立的本体特点,同时又根据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描写内容,从外部研究观照人类社会在此情境下共时和历时的广泛联系,以此既认清文学作品作为单独文本类别的内在本质,又把握产生文学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在多层面、多维度的内外部比较中,认识文学作品同外部世界诸多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文学的内在运行规律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挖掘作品潜在的思想内涵和启示价值。
本文作者：汪太伟 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1．研究会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教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及其对教学体系的促进
四届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年会的召开，一方面建立健全了研究会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教学体制发展的实效，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比较文学研究会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1．1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
1995年11月，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学术研讨会在烟台大学召开，烟台会议通过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章程，确立了研究会的宗旨：致力于提高比较文学教学、研究的水平，促进、协调、组织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在学校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为培养年轻一代的开放意识、全球意识与比较观念，为中国的文学事业面向世界服务。研究会挂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研究会选举陈惇为会长，刘献彪、谢天振、陈跃红、孟昭毅为副会长，并聘请乐黛云、朱维之、林秀清、廖鸿钧、徐京安、孙景尧、卢康华、饶芃子为顾问；刘象愚、刘献彪、陈惇、陈跃红、陈曦、孟昭毅、谢天振、张承菊、徐扬尚为常务理事。到2007年的第三届年会，研究会又聘请乐黛云等8人为顾问，选举了理事52人，常务理事21人，并进一步健全了组织机构，增设了学术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出版委员会、联络委员会等四个委员会，具体了各组织机构的分工。
1．2教学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
1995年参加首届年会的比较文学专家、学者、教师以及出版工作者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共计60多人。2007年的第三届年会，到会代表约160多人，参会人数规模为四届年会之最。2009年的第四届年会，拟出席年会的代表已有260多人，实际出席90多人。代表分布于全国22个省，4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的80多所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这充分表明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已经构筑了坚实的基础，教学交流的平台也日益宽广。
1．3比较文学多层次教学体系的建立
在首届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年会上，陈惇教授做了题为《比较文学教学是这门学科兴旺发达的基本保证》的报告，报告对比较文学由选修课改为必修课以及在中国建立比较文学系等表达了殷切的期待。在2003年的第二届年会上，陈惇会长在《走向体制化和规范化》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已有8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在这期间进入了稳健发展的阶段。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一个专业委员会，为推动比较文学的教学，向教育部提交了关于加强比较文学教学的三点建议书，为教育部考虑有关问题、制订有关文件时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在此环境下，比较文学已成为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课，许多学校建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不少学校新建了比较文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在教学体制上，比较文学不仅在大学本科教学中普遍开花，而且已经拥有了十几个博士点，几十个硕士点，四川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系，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还设立了部级重点学科基地。［2］在2009年的第四届年会上，陈惇会长在《规范化与多渠道———本科比较文学教学的反思与前瞻》的报告中指出，自1978年以来，通过对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不间断培养，为学科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新生力量，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的比较文学教学系统。一是研究生教学和比较文学系；二是大学本科教学；三是高校理工科和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的启蒙性教学。到2009年，招收比较文学研究生的院校有94所，本科阶段开设比较文学课的院校有160所，另外，浙江工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理工科大学也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陈惇会长指出：“这样一个体系，为比较文学教学广泛、持久、稳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3］
2．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对教材建设的推动
2．1教材编写的细致磋商与精诚协作
在1995年的首届年会上，陈惇会长介绍了1984年以来中国在比较文学教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亟需深入讨论与解决教材编写、学科定位等问题。［4］该届年会集中讨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建设，并重视对国际比较文学教材的借鉴，尤其是孟华、卢康华、刘向愚等人，他们分别对比较文学发源地的法国和比较文学活跃的美国等国家的教材状况进行了专题介绍，为我国比较文学的教材编写提供了国际视野。通过对国际和国内比较文学教学教材状况的讨论，会议决定编写三套教材：一套适合中学教学用的比较文学导读本；一套适用于师院、师专及电大的教材；一套适用于高校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的教材。首届年会的召开，团结了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核心力量，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教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接推动了《比较文学》这部本科生、研究生比较文学教材的出现。这部教材的编写成功，经历了严谨的编撰过程。1996年6月中旬，在苏州大学举行了该书初稿的讨论会，1996年8月，大部分撰稿人就《比较文学》编写中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磋商，1996年11月中旬，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该书的定稿会。这部教材的编写，是在对已有的国内外教材审视的基础上，进行反复探讨和磋商而确定的，显示了自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以来，中国比较文学教材编写的集体智慧和严谨学风。正如陈惇教授在《比较文学》的后记中所指出的：“1995年11月下旬，在烟台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上，我们接受许多与会代表的建议，决定编写一本能够反映比较文学现状、适合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的比较文学教材。……这次编写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的大力支持。许多执笔者都是学会和当前学界的活跃人物，他们各有自己繁忙的工作，但都乐于放下手头的工作，挤时间为本书撰稿，并及时交稿。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编书工作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所以我们说，这是中国比较文学界通力合作的产物，是集体劳动的结晶。”［5］如此精心细致的编撰，使得教材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季羡林先生称赞这部《比较文学》教材为“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春天即将来临”。［6］《比较文学》经苏州大学推荐申报，获准列入国家教委“九五”部级重点教材规划，自1997年出版以来，重印l0多次，一度成为各高等院校的主要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之一。#p#分页标题#e#
2．2对教材编写的不断探讨与规范
比较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学术生态的演变和教学实践的广泛开展，对新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要求，教材的编写也必须顺时应势，与生机勃勃的学科发展和教学态势相适应。但是定位模糊、过于学术化的教材编写往往又难免问题重重。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对高校比较文学教材的重视和反思，不断推动着比较文学教材的发展。2003年第二届年会就有专家开始评价比较文学的教材编写。该届年会上，孙景尧教授《对当前比较文学教材的评价》的发言，就指出当时部分教材存在的问题，比如学科定性定位，理论与实践兼顾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教材追求面面俱到，以致太过庞杂而不利于教和学，同时他尖锐地指出教材里有一些低级的“硬伤”应该避免。［7］当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开展的时候，比较文学教材的适用性就成为教学实践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如何分清层次，对研究生教学和本科教学提出不同的要求，从而确定适当的规范，编写本科适用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针对这样的情况，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曾经召开过几次会议，2005年5月，在太原举行“新人文主义精神和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落实了推进本科教学规范化的具体事项。2007年研究会向第三届年会提交了三份材料供大会审议，一份是《关于提高比较文学本科教学质量的建议》；一份是本科使用的教学大纲；还有一份是配套教材《比较文学基础教程》的初稿。第三届年会上，部分代表还对《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教程》、《比较文学高等原理》等相关教材的教学应用进行了探讨，对教材选用的得失做了详尽的分析，为日后比较文学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第四届年会上，陈惇会长进一步指出，部分本科教材的编写，没有注意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区别，忽略了对本科生教学的研究和思考，课程内容也越来越抽象，使得教师的教授缺乏明确的目标，学生的学习也是一团雾水，比较文学几乎成为一些人谑称的“比较玄学”。因此他再次呼吁要明确本科教学的目标，明确教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制定一些规范，通过规范化来提高教学质量。由此可见，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和教学实践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比较文学教材的编写正由本科、研究生普适性的教材编写逐步向分层次、讲对象、求规范的方向推进。
3．教学研究年会为学科理论和教学实践的相得益彰提供了平台
比较文学教学的发展，需要学科理论的支撑，而学科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又是对比较文学教学发展的必要补充，因此，二者结合关系的疏密，往往决定了学科理论和教学实践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年会在学科理论和教学实践环节上，为二者搭建了交流的平台，有效促进了二者的有机结合，使二者生机勃勃而且相得益彰。第二届年会上，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教学与学科理论建设》的发言中谈及教学问题时认为，应该充分重视学风空疏现象，并指出比较文学研究生要阅读中国文学原典和西方文学原著，为会通中西进行跨文明的研究奠定基础。杨乃乔教授从“比较视域”角度提出比较文学是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的观点，认为比较文学和国别文学的区别就在于视野的不同，它的定位要基于研究主体本身，把简单的比较剔除出去，他还指出教材中不规范的学科意识给讲授比较文学设置了障碍。第三届年会上，乐黛云教授在《对话与诠释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意义》的发言中认为应该遵照“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进行对话，进而汇通各学科，这样才能避免比较文学高高在上，避免学科招致更多的责难。她建议把本科比较文学由一门精英学科变为通识教育的基础课，并说明这是对教学工作者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她还指出，普适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学科生命力发展的有力保障。而其他代表的论文发言也把学科理论的探讨与比较文学的教学研究做了适切的结合。比如魏丽明的《关于中国东方文学学科及文学史书写的思考》、刘耘华的《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与未来发展刍议》、魏崇新的《外语院校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葛桂录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科属性、现状展望及教学实践》等等。2009年的第四届年会，孙良好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授课提纲》还运用形象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异国形象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为比较文学原理与教学实践的结合做了生动的展示。应该说，学科理论探讨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的结合，无疑会给比较文学的教学发展提供新的资源和视点，成为丰富比较文学教学和增强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有效性的有益补充，而比较文学成功的教学实践，又会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获得有效的传播。在此意义上，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年会促进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讨与教学实践相得益彰的研讨氛围。
4．教学研究年会对比较文学教学实践的探讨和促进
成功的教学实践，就是如何较好地向学生传授了学科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教学实践的方法是多样性的，而学科知识却是其基础。随着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实践的广泛开展，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日益突出，而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年会为比较文学的教学实践，提供了经验交流的平台，激发了大家的思考，不断丰富着比较文学的教学实践，为比较文学教学的有效进行提供了教学资源的共享。
4．1课程体系的更新和学科内容的讲授
在第三届年会上，王向远教授从“宏观比较文学”概念的引入着手，主张全面更新本科生的课程体系，简化原来以讲授“学科原理”、“概论”为主的适合于研究生教学的“微观比较文学”的内容，通过宏观比较的方法，使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课真正起到整合中外文学的作用，成为高年级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这一教学改革的主张和建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陈惇教授也认为应该把比较文学定性为基础性、普及性的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可以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讲学科原理、偏向理论阐述的做法，应结合中文系的实际，加强文学交流、中外文类比较方面的内容，使其成为一门综合性的课程。［8］第四届年会上，陈戎女在《〈比较文学原理〉课本科教学的实验及思考》的发言中又提出要以研究个案带动研究类型的教学，重视中国比较文学史和突出中国问题。
4．2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
在第三届年会上，陈惇教授认为在教学方法上，应注意理论讲授、个案分析和参与实践的三结合。在第四届年会上，孙景尧教授在《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概论〉教学中的一些尝试》的发言中，以研究生对本科生的教学辅导为例，介绍了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人才培养的衔接。葛桂录的《〈比较文学精神引论〉课程教学构想》提出了知识面的博大、适时幽默的修辞表达、审智的提升是比较文学成功教学的三个重要条件。陈瑞红《比较文学教学的初步实践和思考》则认为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做好课程定位、其次要注重联系作家的创作实践讲授比较文学理论，并鼓励学生自己做比较文学研究和演讲。从四届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年会对教学实践的研讨来看，每一次年会的召开，都是代表们不断提升学科意识、厘清和完善自己教学思路的过程，通过教学研究年会这个平台，代表们交流了自己的教学心得和教学新方法，互相启迪，取长补短，日益丰富着教学的方法和手段，并且逐步达成了一些教学的共识。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年会对比较文学的教学实践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之，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的成立，有效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壮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其对中国比较文学新局面的打开，尤其是对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的发展，功不可没。#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王福和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一、走出象牙之塔的必由之路
30多年前,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当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萌芽开始出现在大学校园时,刚刚恢复高考的中国高等教育尚处在“精英”人才培养的时期。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那个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时代,带着满身的“学院派”和“精英”之气开始它的复兴之旅,中国的比较文学教学也是在这种“贵族化”的氛围中开始它的人才培养之路的。当时那种带有“吃小灶”性质的、偏“贵族化”的精英式教育,培养了一批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质量上乘的比较文学的专业化人才。如今活跃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很多知名专家和学者都是那个时期培养起来的,他们用自己的业绩验证了大学的精英教育之品性。然而,当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新世纪进入大众化时期后,尽显“精英”姿态的比较文学却显然囿于“学院派”的身架而没能跟上与时俱进的节奏。尽管已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首任会长杨周翰先生早就指出:“中西比较文学起源不同。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或萌芽状态的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首先结合政治社会改良,而后进入校园的。”①尽管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现任会长乐黛云先生早就强调:“中国比较文学从来就不是脱离现实,只是和极少数学术精英有关的学问,而是始终贯穿着关心人类、关心生活的人文主义精神。”①但是,在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比较文学依旧是“精英”的、“学院”的。这既是比较文学深刻的内涵、广阔的外延及玄奥的理论色彩所致,也与“学院派”色彩浓厚的西方比较文学的影响不无关联。众所周知,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在大众的心中,所谓“研究”肯定不是凡人所能,而非“精英”不可。
但是,“精英”也不是从天而降的,精英们也是通过基础知识的学习,经过艰苦的努力,以自己对人类的贡献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后一步步登上“精英”这个宝座的。于是,在从大众通往“精英”这个象牙之塔的路途中,就需要一个阶梯,需要一座桥梁,需要一个中介,比较文学教学所充当的其实就是这个阶梯和桥梁的角色,所起到的就是这个中介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假设比较文学研究是“精英”的话,那么比较文学教学就未必是“精英”的,起码本科生教学不是。因为比较文学只是一名大学生四年生活中要学习的诸多课程中的一门而已,学习过比较文学的学生将来未必就会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它们之间既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必然联系,“精英”一说在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中自然无法成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进入大众化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已从“精英型”过渡到“大众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直以“学院派”面孔出现的比较文学教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既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是“大众”的,那么中国比较文学的本科教学就不可能仍是“精英”的;既然“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所要培养的是“大众型”的人才,那么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也不可能与之相悖。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如何走出以理论为核心的象牙之塔,如何摆脱“学院派”远离大众的面孔,如何避免把比较文学变成“比较玄学”,就成了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比较文学本科教学必须面临且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如何让本专业的学生喜欢比较文学,如何让外专业的学生熟悉比较文学,如何将深奥的比较文学理论转化成多数人都能参与其中的文学实践,是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处在争议之中的比较文学摆脱危机,走出窘境的当务之急,是比较文学本科教学如何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二、走出象牙之塔的实践探索
早在新世纪来临之时,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就前瞻性地指出:“比较文学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而且是一种生活原则,一种人生态度:它不仅是少数人进行‘高层次研究’的‘精英文化’,而且是应该普及于大多数人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如果即将成为21世纪栋梁之才的今天的大学生……都能具有这样的精神,未来人类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大。”②这里,前瞻者清醒地预示到比较文学转型的必然趋势:从一门学科到一种生活原则、一种人生态度,从精英文化到普及于大众的人文精神,以及这种人文精神对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放眼国外,即便是恪守“学院派”之地的法国学者在设想21世纪时也希望“比较文学的教学不再是在一些可怜的学院里进行———靠单独一个教授和他的助手尽其能力也只能讲述很有限的几个课题,……。”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非文科院校出现了文科专业,中国的非文科院校出现了向综合院校进军的态势。很多院校挂的是非文科的牌子,其内涵已经与文科院校或综合院校相差无几了。在这类文化相对薄弱的院校中,文理知识的渗透,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需求比任何一个时代,比任何一所院校都来得强烈。而一向以跨越(尤其是跨学科)为己任的比较文学就在这样一种大屏幕下凸显了它“大众化”的市场价值。以面向所有专业的大学生,贴近大学生活,与大学生促膝谈心和平等对话为特色,以“大学生通识教育”为面孔出现的《大学比较文学》④就在这样一种“市场需求”下应运而生。客观地讲,《大学比较文学》不是汉语言文学的专业教材,也不是以公共选修课的名义出现的人文素质教材,而是范围更广、要求更高的“通识课”教材。说它范围更广,是因为它的知识系统不仅能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也能适用于非汉语言文学专业;不仅能适用于文科专业,也能适用于理工科专业;不仅能适用于本科院校,也能适用于高职高专等非本科院校。说它要求更高,是因为它的课程体系不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能用得上,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也能用得上;不仅本科院校的学生能用得上,非本科院校的学生也能用得上。
例如,在比较文学的百年历程中,形成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类型,并且围绕这几个类型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大学比较文学》则回避了上述理论性很强的称谓和内容,用“文学是一条交流互动的河”取代了“影响研究”;用“文学是一条平行发展的路”取代了“平行研究”;用“文学是一座立体交叉的桥”取代了“跨学科研究”。专业的理论讲授完全被实践性更强的文本分析所取代,使非专业的学生一经接触即可产生兴趣,形成共鸣。再如,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包含了“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以及“形象学”等理论性较强的分支。《大学比较文学》依旧避开了这些理论性的阐述,用“当一国文学在他乡落户”取代了“流传学”;用“当他族踪迹在本国文学中显现”取代了“渊源学”;用“当文学在译介中传承”取代了“媒介学”;用“当主题在跨越中产生流变”取代了“主题学”;用“当文类在跨越中出现异同”取代了“文类学”;用“当诗学在跨越中开始对话”取代了“比较诗学”;用“当形象在‘他者’目光中变异”取代了“形象学”。专业的理论讲授同样被实践性更强的文本分析所取代,使非专业的学生很快就能进入其中。还有,为了使“非专业”的学生对比较文学有更直观的印象,《大学比较文学》还在每一节的后面都设置了“个案阐释”环节,试图通过更具体、更详细的文本分析使学生对比较文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如:《果戈理和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与被影响》、《人类起源的泥土情结》、《〈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及其中外同名电影》、《多丽丝•莱辛在中国》、《拜伦的海外之旅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穆旦对英国诗歌的译介》、《中外作家笔下的家庭》、《中西散文比较》、《余华和海勒小说叙事策略异同》、《“中国形象”:当代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他者”》等。如果把前面的讲授看作对比较文学的初步接触的话,那么这些“个案阐释”无疑就是对比较文学的深入理解,带给学生一种“纵深感”。应当说明的是,《大学比较文学》是属于大学生的。它与其说是一本教材,不如说是撰稿人与大学生所进行的一次平等对话;与其说是一本教科书,不如说是撰稿人与大学生所进行的一次心灵上的沟通。这是一种讲授者与接受者在人格意义上的平等;这是一次讲授者与大学生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我们通过对话语风格的界定,试图让讲授者俯下身来,降低自己的高度,使自己处在与眼前的学生完全平等的位置上,使双方的目光处在互相平视的水平线上。不板着面孔说话,不用教师爷的口吻说话,不用晦涩的术语说话,不用高傲的精英姿态说话。用简洁的文字取代玄奥的理论阐述,用对话的情怀取代无谓的学术论争,用通俗的表白取代拗口的文字游戏。当我们走出“学院派”的深宅府第,告别“精英”学科的高深莫测之时,会发现比较文学竟是如此海阔天高。#p#分页标题#e#
经过近一百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并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甚至语言学等传统学科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发生了重要的关系，因而成为了当代中国一门具有前沿性的学科。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与走向表示忧虑:忧虑之一是理论空洞化倾向，忧虑之二是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倾向，忧虑之三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路径。当我们读到邹建军教授的新著《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多维》)时，联系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与问题，特别喜出望外。因为作者的努力，似乎正是要消除一些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忧虑，也是要回答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此著正是集中了作者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思考，体现了解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新思维。除著名学者王忠祥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作的分析与评价之外，我们认为本书还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问题意识的强烈是本书学术价值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说:“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大都有提问的习惯，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一般是提问或立论，因此提问是学术研究和讨论的前提。”他认为学术与学问的根本目的就是“研究问题、解释问题、给出答案、获取知识和追求真理”(13)。由此可见，问题意识的有无，决定了一个学者能不能做学问和能够做出多大的学问。本书所有的章节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文学流传得以实现的几种方式及其动因”、“外国文学的网络化与文学教育的大众化”、“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用性与有效性”、“华兹华斯诗歌的意象形态”、“英国湖畔派诗歌的伦理探索”、“新诗民族性与当代性的二重建构”，如此等等，都是从前的中国学者没有或者少有讨论过的问题。邹建军教授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没有按照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内容来进行，也没有按照从前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思路来选取，更不是按照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对中外作家与作品进行分析，如果那样的话，本书的价值就非常有限。从表面上看来，作者在各章中所讨论的内容，似乎并没有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那些理论观点的引用，如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与现象学批评等，其实，在每一部分中所讨论的都是新的问题、所表达的都是新的学术发现与理论思考。可以这样说，《多维》中的每一章都充满了问题意识，并且都使用了适合于问题本身的特定研究方法。全书将英美新批评学派所提倡的文本细读法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方法，将审美批评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相结合，因而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结论也是可信的。在本书作者看来，前人的理论是他们经过自己的研究而得出来的，如果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知识而存在的话，那它本身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了;如果说它们有价值的话，那只在于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启发。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身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总是不能脱离西方的理论而不能自创，或者总是言必称先秦与唐宋而不能自新，所以，本书作者不想在每一章中都来引用前人的理论证明自己观点的科学性，更不想以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前人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多维》中所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是问题，或者说都是从问题出发而做出的种种新的思考。写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回答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如作者回答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是文学间性的问题，论证了中国高校本科比较文学教学“文学史化”的目标。问题意识的强烈与突出，正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特点。
其次，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与新的说法，体现了作者的探索精神。中国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有关比较文学理论的术语，也许只有“双向阐发”、“跨文明”、“变异学”、“译介学”等少数几个，与此相关从中国古代文论转化而来的并且可以实际运用与操作的比较文学术语，则少之又少。本书作者从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说，并具体分为“平行模式”、“上升模式”与“下潜模式”进行论述，本书的基本结构就是依据这种理论创构而分成三编共二十章，形成了一个自足的论述结构。当然，作者所提倡与着重论述的，自然是比较文学的“下潜模式”。作者提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虽然有的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但“文学史化”是有其特定内涵的，那就是要求教师少讲空洞而大而化之的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概念术语，而要结合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家与作品等内容来分析相关的比较文学理论，比如联系《圣经》在世界各地的流传来讲“流传学”，联系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来讲“渊源学”，联系林纾对西方一百多部小说的翻译来讲“译介学”等，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就比那种只按照教材上的理论概念讲述要到位得多，并且也符合大学生学习比较文学的实际。再比如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的说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融品格”的说法，从前的学者们都是没有提出过的。新的学术发现，更多地自然是体现在对具体的中外作家与作品的分析上，比如深入讨论的易卜生诗歌写作“三种向度”的问题、华兹华斯诗歌意象的四种形态问题。所以，本书从头到尾到处充满了作者的见识，主体内容都是作者创造性思维的体现。只就书名的“多维视野”与看问题的“多度视域”而论，也是本书作者研究中国比较文学问题新思维的体现。而在本书中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新思考，主要是作者的研究是以发现问题为起点的，并且总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讨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由于其学科性质与研究取向的原因，也引起了种种争议，其他学科的专家时不时地提出批评，指责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那种大而空的现象，正是这种议论引起了我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关注”(邹建军272)。#p#分页标题#e#
再次，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提出与解决问题。“下编”全都是对于经典作家与作品个案的分析与探讨:对湖畔派诗歌伦理主题的讨论，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诗作与文献材料;对华兹华斯诗歌意象形态与柯勒律治诗歌艺术品质的分析，涉及到许多具体的作品与评论资料;对闻一多和贺敬之诗歌与中外文学传统关系的分析，所有的论述都是以作品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作品细节的分析与探讨才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没有比英美新批评派学者更为细致的阅读与审美分析过程，也许就没有问题的发现与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对华兹华斯诗歌具体意象的辨析，就不可能有对其诗歌四种意象形态的发现，从而也不可能得出对其诗歌意象形态的真理性认识。其实，从“中编”开始就是以作家与作品个案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关于易卜生诗歌的三篇文章，具体深入地探讨了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政治情结与“三种向度”的问题，且不说作者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前从来没有提出与讨论过的，更重要的是本书作者总是从对具体诗作的分析入手，结合易卜生个人经历与生活阅历进行研究的。本书作者所作的比较文学研究是研究具体问题的，不是空对空的理论梳理与作品欣赏，而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对具体问题的发现与探讨。对作家与作品的个案分析并不是一般性的解析，而总是有一个特定的角度，如从意象形态的构成来讨论华兹华斯的诗歌艺术，从艺术品质的角度来谈柯勒律治的诗歌，从闻一多与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关系来谈闻一多的诗歌，从贺敬之诗歌的艺术来源来讨论其与外国诗歌艺术传统的关系，如此等等。这就是对于问题的发现与研究，恰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正道，也是对前人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反正。
本书最具创造性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中编“观念与方法”里。这里所谓的“观念”与“方法”，正是聂珍钊教授与他的同事们一起着力提倡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邹建军教授除了从伦理的角度研究易卜生的诗歌、英国湖畔派诗歌以外，还在博士论文中以伦理为角度探讨了当代美国作家谭恩美的五部长篇小说，写出了长达三十万字的专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同时，写出四篇关于文学伦理学的理论探讨文章，即“中编”的三篇以及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审美批评”。作为批评方法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当代美国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因此提倡此种文学批评方法的意义与价值就不可小视。在本书作者看来，文学伦理学批评正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部分，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新的亮点。因为从伦理的角度来研究，与从道德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审美的角度研究同样的作家作品，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只有具体到某一学科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或者是作为文化要素之一的内容与文学的结合，才会发生意义，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会有对于新问题的发现。本书作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没有离开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与探讨，并且正是因为新的批评方法的运用，在对易卜生诗歌与湖畔派诗歌的研究中，得出了与从前大不一样的结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运用，正是邹建军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多维视野与多度视域的突出体现。
《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因为它来自于作者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实践，来自于长期以来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来自于对中国比较文学存在问题的种种发现。《论“实践性”在本科比较文学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就是有感于比较文学教学中空洞的理论讲述而提出来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论文写作问题》就是作者针对研究生论文写作存在的问题而撰写的。最重要的是，本书作者与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学科的前沿问题有自己的观察，本书附录的《方法与方向————陈众议研究员访谈录》与《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乐黛云教授访谈录》，就是本书作者与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权威学者的“对话”。由于本书的所有章节都在《新华文摘》、《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可以验证已故著名学者龙泉明先生的一个论断:一本书写得如何，就是看其主要章节能不能在高档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本书作者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做了许多工作，正如王忠祥教授所说:“建军勤奋而坚韧，敏锐而敦实，孜孜不倦，笔耕不已，获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那种大无畏的攻关勇气和务实创新精神”(王忠祥1)。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会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更大贡献。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一、主体要素层：立足文学专业，以专业整体建设为依托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具有鲜明的综合性、跨越性、交叉性等特点。它一方面与文学专业的所有学科都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不以众多学科本身为研究对象，而是以多门学科中与跨越和比较有关的那些内容为研究对象。这一特殊的学科性质使比较文学在文学专业中的身份非常类似于专门处理国际事务的“联合国”。它的实际教学与科研功效有时虽不直接地体现在自身的具体行为中，但却可以通过许多间接的影响使整个集体受益。而这也意味着构建有效的比较文学教学创新体系，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整个文学专业的整体水平，同时这一体系的成功构建，也必须要以整个文学专业为依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筹规划。就潍坊学院而言，在主体要素层，潍坊学院文学院专职比较文学老师共有三人，其中两人为博士，一人为硕士，队伍建设整体层次较高。但除了对自身素质的严格要求外，比较文学教研室还尤其关注对众多教学辅助力量的争取和吸纳。目前，除了三位专职老师外，在我院实际参与这一学科建设工作的老师还另有五人。这五位老师有的来自于现当代文学，有的来自于古代文学，有的来自于文学理论，有的来自于新闻学，而且身份也各不相同，有普通老师，也有行政人员。这些老师最初大都是出于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好奇而初涉这一领域的，但是在长期的课题合作与教学研讨中，他们现在也都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中坚力量，并在实际工作中承担起了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智囊团的任务，从多个方面为我院比较文学的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群策群力，共谋发展。而在学生方面，比较文学所面向的学生在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为主体的同时，还通过选修课的形式把对外汉语、新闻学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学生也吸引了过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比较文学在主体层面的建构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举院参与”的局面。而这种“举院参与”的模式无疑对我院比较文学的发展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首先这一模式不仅使我们有效地把整个文学院最精华的教师力量凝聚到了一起，从学术资源、人才资源上为比较文学创设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而且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科壁垒，促进了其他学科老师对比较文学的了解，为比较文学在文学院的总体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和谐的人文环境。其次多领域、多方向学生的参与，也极大地提高了比较文学在学生群中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这不仅为我们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们的努力成果。
二、环境要素层：以重点学科与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改善教学条件，完善监控机制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院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其他专业基础课程的后续理论发展，它的教学往往是奠基在其他专业课程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的先行授课的基础上的，涉及面很广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它不比文学史课程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到经典的作家作品分析，都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情趣，吸引学生产生强烈的共鸣。比较文学一定意义上讲是抽象的、枯燥的、不易消化的。而另一方面受学科和研究方向的限制，高等学校比较文学的教研经费来源往往十分有限，长期以来教学条件简陋、教学资源不足，是困扰这一学科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传统的粉笔加黑板的简陋教学条件无疑也更加加重了这门学科的抽象性、枯燥性，并增加了教师讲授的难度和学生接受的难度。因此如何摆脱困境，寻找突破口，优化教学资源，改善教学环境，全面推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摆在每个比较文学教学单位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我院比较文学而言，作为对困境的反拨，从2003年起，我们就确定了以高起点的课程建设目标来实现自身超越的思路。契合当时学校大力建设重点学科和精品课程的需要，我院比较文学抓住时机，率先投入竞争、建设，经过一定的筹备，从2004年起，我院比较文学便被评为潍坊学院的校级重点学科，同时还是校极精品课程的重点发展对象。以此为依托，比较文学相对也就获得了较多的校方资金支持。现在我院比较文学教研室不仅单独享有一定的科研、教学活动基金，同时还拥有一个独立的比较文学图书资料室，藏书5000余册，另外还配有专门的电脑仪器和上网设施。这些资源、设备有效地保证了比较文学教师教研活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作为一种制度保障，我院比较文学教研室也采取了一些有力的监控措施来督促和规范比较文学的教学能持续不断地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如制定了各项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对影响教学质量的各个环节作了具体规定；如改革了课堂教学效果的考评主体，把考评主体由过去的学生单一主体改变为领导、专家、同行、学生“四位一体”。以一种多元、立体的考评方法纠正了以往考评制度视角单一的弊端。另外根据师生互动原理，我们还建立了师生互动反馈制度，每学期授课过程中任课老师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教学环节及时获取学生反馈的信息。此后不断调整并完善教学活动并再反馈给学生。这种互动反馈，不仅有效地提高了教师单位时间的教学效率，而且还能及时地帮助教师找准教学创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教师发挥学生潜力和进一步地重点培养学生提供了条件。
三、功能要素层：弘扬对话精神，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
作为人文学科中一门兼具对比性、跨越性和开放性等诸多学科性质的课程，比较文学的具体学科功能无疑也是多重的，如它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新的学习平台，帮助他们把已经学过的中外文学知识统领起来；它可以给学生提供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视角，让他们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它还可以建构起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沟通的桥梁，大大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但在比较文学的众多学科性质与学科功能中，开放性以及对话精神可谓是其核心本质。首先比较文学对跨越性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不以对研究对象的异同对照为目的，而是通过联系和比较，来寻求不同文化、文学的理解与和谐共处。其次，比较文学自身也是一门动态的、以理论的不断创新为特色的学科，它既易于吸收人文学科的最新知识成果，也较少受学科壁垒的拘囿。因此，诚如乐黛云先生所说，比较文学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对话精神，它对于“培养国际精神，提高人文素质，促进跨文化沟通”[1]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无独有偶，李达三先生也同样指出：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对话性思维“能把我们从个人的心智形式与传统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比较的思维习惯使我们的心智更有弹性，它伸展了我们的才能，拓展了我们的视界，使我们能超越自己狭窄的地平线(文学及其他的)看到其他的关系。……比较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创造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新平衡，求得人与机器之间的协调，庶几乎建立一种新的人文主义。”[2]在这两位比较文学大师的理解中，一种以对话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人文精神的弘扬都不约而同地被确立为是比较文学的终极培养目标。与比较文学以对话为代表的人文精神相适应，我院比较文学在功能因素层的建设上，始终把握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从教学理念、课程内容、课堂教学到综合测评都非常重视比较视阈和对话式思维习惯的培养。如在具体的比较文学课程教授过程中，老师往往非常注重引导学生通过区分不同的学派特点看到比较文学的发展性与开放性；在讲解文类学、主题学、形象学等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时，也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通过对话式思维去寻找、分辨和归纳不同文化、不同文学的同异点，使学生学会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比较视域进行文学对话或文化对话。显然，这种对话式思维训练将非常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成为国家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无论他们未来所从事的职业、生活方式如何的千差万别，这种对话式思维习惯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解、宽容和博爱的精神将伴随他们终生，成为其内在人格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是比较文学课程的终极教育意义所在。#p#分页标题#e#
四、实践要素层：以学生为本，重实效，求突破
教学方式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教学思想的现代化。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引导学生喜欢一门课程是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只有当学生喜欢这门课程的时候，他才会有学习的主动性，才会进入积极思维的状态，而不是仅仅为了应付考试。作为一种教学实践，新时期我院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创新，在教学理念的设定上，突出地贯彻了以学生为本的现代化教学思想，并在多项工作中予以了凸现。首先在教学内容的设定上。在反思传统比较文学教学内容过于晦涩、难懂的弊端，我院比较文学新的课程内容尤其强调教学内容的纵横两维链接。即一方面注重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等传统课程之间的纵向链接，另一方面注重比较文学与本院开设的非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如广播电视新闻、对外汉语等的横向链接。如在谈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的具体授课内容既有纯文学领域多国文学的交流影响，也有中外知名记者对比较视阈的采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介绍，同时还也糅合进我院留学生在具体文化、文学交流中的收获和感受。授课内容生动、广博，并富有时代气息，这种纵横两维链接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深入钻研人文学科的兴趣，也有效地扩充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并扩大了比较文学在学生群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次在课堂建设方面，我院比较文学教研室开创性地构建了教室课堂和虚拟课堂两类课堂，其中“教室课堂”主要是指教学课堂，它强调“知、行、研”相结合，把基础理论的系统教学与科学方法的训练相糅合，把基础理论转化为多个具有较强实践性、操作性的教学知识点，鼓励学生通过分组讨论、个案研习、专题演讲等方式参与课堂教学，并以此来培养学生分析与解难的能力。而“虚拟课堂”，则是指建立虚拟网络课堂平台，它通过网络平台建设，把问题咨询、互动交流、学生作业、参考文献、教学录像等放到网上。使教学过程突破了有限课时的限制，扩大了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空间。虚拟课堂为我院比较文学师生交流、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并也成为了我院教学信息传递与反馈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从学生角度而言“，教室课堂”与“虚拟课堂”的联合使用则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的学习场景及大量的学习素材。这一方法在学生中的反响非常好。另外，在测评方法上。鉴于文学的审美本质以及文学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不精确性和模糊性特征，我院比较文学课程在测评方法上也有意识地摒弃了以往过于绝对化的价值评判标准。如在考试内容上，我们在试卷中加大了教师自由命题的份量，不仅考察学生的记忆、理解的程度，还关注他们的知识应用与创新水平。另外在学生个人课程总成绩中不仅包括期中和期末的考试成绩，还包括平时作业和课堂练习结果。现在我们这种全新的评价方式正有力地推动着教学模式朝着素质化教育的方向转变，同时也形成了两者互动互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五、教学创新的初期效果
目前我院比较文学教学创新体系的构建，无论是在推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还是在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首先，我院的比较文学目前已成为整个文学院的龙头学科，无论是在科研水平还是在教学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另外我院的比较文学在省内同行专业建设中也名列前茅，许多经验、方法都为其它院校借鉴使用。其次，我院比较文学开设的虚拟课堂，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其为我院师生交流、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并成为教学信息传递与反馈的主要渠道之一。对其他学科的教学建设也具有较好的示例作用。再次，从学生能力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我院比较文学教学创新体系促进了文学院本科生的系统学习和对基础理论的掌握，同时其科研活动的参与程度和创新成果均有明显的提高或增加。在近几年的我院毕业生对母校专业建设评价与意见信息反馈中，比较文学的评价一直高居前三位。
总之，在经过以上体系性教育改革之后，目前我院比较文学教学创新效果显著。不仅这一学科的生存空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而且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这些成绩也进一步提醒我们，新时期中国大学比较文学的教学改革必须与时俱进，顺势而动，不断吸收新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改革成果,全面提高教学过程的各个组成元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教学改革的最后成功。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