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污染联合治理中的各自作用。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是制定环境保护法规、地区污染年度控制目标和排放配额，建立污染排放交易市场和准则、构建区域污染补偿制度等规则并执行监管;市场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是将环境要素纳入供需关系并为其定价。
关键词： 环境 污染
人类健康的基础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只有生物多样性丰富、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才能保证人类健康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而环境污染是人类健康的大敌,生命与环境最密切的关系是生命利用环境中的元素建造自身。
一、人体健康与化学元素的关系
人体中含有大量的化学元素。在这些元素中,除碳、氢、氧、氮能形成各种体内的有机物质以外,其他元素都各以一定的化学形态和结构形成各种生物配合体、功能蛋白质、酶等存在于人体组织中,或作为组成人体结构的材料。或作为血氧运输的载体、或作为酶的激活剂、或作为体液中电解质平衡的调节剂,或作为人体细胞间的信息传递的通讯员,这些元素协同作用,共同完成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
但是,由于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对现代社会环境中,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的巨大变化的元素的生态适应机制,环境中有些元素对于人体是必需的,有些是非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人体中任何一种化学元素超过一定的标准都会成为对人体的有害元素。例如,铁是人体必需的元素,具有造血、组成血红蛋白、传递电子和氧,维持器官功能的作用,但人体摄人过量的铁,就会损伤胰腺和性腺,甚至引起心衰、糖尿病和肝硬化。氟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氟对防龋齿、促进牙的生长有积极作用,氟还参与人体内各种氧化还原反应和钙、磷代谢。但是,过量的氟会引起氟斑牙、氟骨症和骨质增生。其他很多元素也如此。
现代人与古代人人体中的微量元素的变化是由环境污染而造成的。随着人类新技术的发展和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利用,现代环境中的很多元素大大超过了古代环境。因此,现代人人体中各微量元素的含量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古代人.
现代人体内大多数元素的含量高于古代人,而其中许多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构成危害。它们在人体中有隐藏毒性,当高于某一阈值时,人体便发生中毒,甚至死亡。例如,铜的过量摄人曾导致了轰动世界的日本富山痛痛病,患者长期食用含铜量很高的米,全身自然骨折达72处之多,呼天叫地,痛不欲生。铅也是一个潜在的危害,目前它的主要来源是汽油中的防爆剂——四乙基铅。在汽油时代开始以前,古代罗马人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铅了。古罗马人用铅制成贮存糖浆和果酒的容器,贵族妇女痴醉于铅做的化妆品。有的历史学家认为,铅中毒引起的死胎、自然流产和不孕症是罗马帝国上层阶级出生率低,从而导致古罗马最终衰亡的原因。随着铅的开采和汽油的使用,环境中的铅越来越多。铅中毒引起人体寿命缩短,情绪低沉、疲倦、贫血,甚至影响儿童的智力。
二、人体对污染物的富集
人类利用自己的智能得到的物质越多,“潘多拉魔盒”效应也越明显。据统计,已有96000种化学品进入了人类环境。这些化学品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100年前,“滴滴涕”的发明者(瑞士人缀勒)由于发明了“滴滴涕”而获得诺贝尔奖,而现在许多国家因其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已将“滴滴涕”列为禁用品。
科学家发现,人体对环境中某些元素具有惊人的富集效应。美国的科学家在长岛河口区做过这样的实验,大气中“滴滴涕”浓度很低,但经过食物链放大,进入人体的“滴滴涕”浓度可达大气“滴滴涕”浓度的 1000万倍以上:大气“滴滴涕”(富集1.3万倍)浮游生物(富集14.3万倍)小鱼(富集57.2万倍)大鱼(富集85.8万倍)水鸟(富集1000万倍)人体。
现代科学证明,人体对有毒物质的富集放大是惊人的。世界上有名的公害事件,包括日本水侯县受汞毒害的水俟病,富山县的痛痛病及农药的污染,研究表明,工业厂矿的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到环境中造成环境镉污染,从而使当地居民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含镉量超标,居民长期食用被镉污染的粮食、蔬菜等,导致体内镉负荷逐渐增高,镉在体内的生物半衰期长达10-30年,为已知的最易在体内蓄积的有毒物质。镉的不断累积,可使接触者产生各种病变。急性或长期吸入含镉烟尘可引起肺部炎症、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纤维化乃至肺癌。长期、低剂量接触镉污染主要产生的肾脏病变,表现为肾小管吸收功能降低,尿中低分子蛋白含量增高。镉中毒时,肾脏对钙、磷的吸收率下降,对维生素D的代谢异常,长此以往,可导致镉接触者的骨质疏松或骨质软化。镉还可引起肺、前列腺和睾丸的肿瘤。都是由于食物链和生物富集放大的结果。着名物理学家牛顿在1692年由于患严重的失眠、消化不良、健忘、忧虑及妄想等症状而与世长辞。100多年后,人们分析了这位大物理学家的头发样品,发现牛顿死于铅、砷、镉中毒。这些元素都是牛顿用金属做炼丹实验时,从“潘多拉魔盒”中跑出来的。牛顿当年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身体吸收了他的炼丹元素,并因此而丧生。
三、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途径及危害
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环境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水、废气、废渣,包括城市垃圾等。环境污染物影响人体健康的特点,一是影响范围大,因为所有的污染物都会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而流动,并且对所有的接触者都有影响;二是作用时间长,因为许多有毒物质在环境中及人体内的降解较慢。
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也可经皮肤和其他途径进入。气态污染物一般是经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的。由于呼吸道各个部位的结构不同,对污染物的吸收速率也不同。人体肺泡面积达90平方米,毒物由肺部吸收速度极快,仅次于静脉注射。进入肺泡的污染物直径一般不超过3μm,而直径大于10μm 的颗粒物质,大部分被粘附在呼吸道、气管和支气管粘膜上。水溶性较大的气态物质,如氯气、二氧化硫,往往被上呼吸道粘膜溶解而刺激上呼吸道,极少进入肺泡;而水溶性较小的气态毒物(如二氧化氮等),大部分能到达肺泡。污染物进入人体后,由血液输送到人体各组织。不同的有毒物质在人体各组织的分布状况不同。一般来说,重金属往往分布在人体的骨骼内,而“滴滴涕”等有机农药则往往分布在脂肪组织内。毒物长期隐藏在组织内,并能在组织内富集,造成机体的潜在危险。 除很少一部分水溶性强、相对分子质量极小的污染物可以原报排出体外,绝大部分都要经过某些酶的代谢或转化,从而改变其毒性,增强其水溶性而易于排泄。人体的肝、肾、胃肠等器官对污染物都有一定的生物转化作用。其中以肝脏最为重要。污染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氧化还原和水解,这一代谢过程主要与混合功能氧化酶系有关;第二步是结合反应,一般经过一步或两步反应,原属活性的有毒物质就可能转化为惰性物质而起解毒作用。但也有增大活性的现象,如农药1605在体内氧化为1600,其毒性更大。
各种污染物在体内经生物转化后,经肾、消化管和呼吸道排出体外,少量经汗液、乳汁、唾液等各种分泌液排出,也有的通过皮肤的新陈代谢到达毛发而离开机体。
人体除了通过上述蓄积、代谢和排泄三种方式来改变污染物的毒性外,机体还有一系列的适应和耐受机制,但机体的耐受是很有限的,超过一定的限度,人体就会出现中毒症状,甚至死亡。影响环境污染物对人体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剂量、作用时间、反应条件和个体敏感性等。总的来说,不同的污染物对机体危害的临界浓度和临界时间都是不同的,只有当环境污染物在体内蓄积达到中毒阈值时,才会发生危害。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往往造成急性危害、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当污染物在短期内大量侵入人体,常会造成急性危害。历史上的公害事件,都是急性危害的例子。当污染物长期以低浓度持 续不断地进入人体,则会产生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例如,大气低浓度污染引起的慢性鼻炎、慢性咽炎,以及低剂量重金属铅引起的贫血、末梢神经炎、神经麻痹、幼儿脑受危害而引起学习和注意力涣散等智力障碍等。环境污染物对人体的远期危害主要是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资料表明,人类癌症由病毒生物因素引起的不超过5%,由放射性物理因素引起的也在5%以下,由化学物质引起的约占90%。而致癌的化学物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环境污染物。例如,砷化物、石棉纤维、煤烟中的苯类、二氧化硫、农药等。如位于包钢北部偏西约20公里的沙德格苏木,许多牧民都患有腰背部及四肢关节疼痛,部分人出现骨骼变形,据包头医学院在该地区的调查,儿童牙齿斑釉率为97.63%,成人为89.57%,严重的氟污染不仅损害了沙德格百姓的健康,而且给当地的畜牧业带来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大队有万余头羊,后来只活了不过4000头,牧民们生活极端困苦,纷纷洒泪离乡,逃荒到达茂旗等地。对此,国家环保总局很重视,指派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去调查核实,结果情况基本属实。
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导致环境污染的疾病。如电视病、空调病、风扇病。电脑病、以及电磁干扰、核辐射、化学污染等等。仅就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含磷洗涤废水对人体的影响来看,其副作用十分明显。由于高磷洗衣粉的直接、间接刺激,手掌灼烧、疼痛、脱皮、起泡、发痒、裂口,成为皮肤科的多发病,并成为接触性皮炎、婴儿尿布疹、掌跖角皮症等常见病的刺激源。
食品污染也是一种环境污染,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1999年比利时发生的二恶英“污染鸡”事件,就是最好的说明。人类健康与环境的质量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要切实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健康发展。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16个核心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将样本期设定为2002－2013年，相关变量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如下:
（一）内生变量。
一是环境污染程度(epd)。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利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气中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等5类环境污染排放指标构建环境污染综合衡量指标。参考Ma等的方法，采用熵值法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二是经济集聚程度(agd)。经济集聚反映的是经济活动在单位空间内的集中程度，传统的集聚指标有Herfindahl指数、Gini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等，但这些指标未考虑较小地理单元面积的差异所产生的空间偏倚。单位面积上承载的经济活动量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集聚的良好指标，因而本文采用单位面积的非农产出来测度经济集聚。
（二）控制变量。
为了尽量减少因其他变量遗漏造成的估计结果的偏差，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增加了影响环境污染和经济集聚程度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有:①劳动生产率(pro)。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生产的集中和促进经济集聚，同时在生产和环保技术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污染也越多。本文采用人均非农产出来测度。②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③环境规制(regul)。采用人均工业环境污染治理完成额来测度。环境规制会抑制企业的排污行为，同时过高的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的选址，从而影响经济集聚。④产业结构(lis)。采用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度。⑤经济发展水平(rgdp)。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测度。⑥人口规模(pop)。人口的扩张和集中是导致经济集聚的原因之一，采用各市常住人口数量测度。⑦交通便利度(tran)。采用人均道路面积测度。便利的交通有利于区域对外经济交流和要素的流通，吸引更多的投资，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本文所选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产出指标均根据GDP平减指数调整为2002年不变价格。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计量分析均采用EViews7．0软件进行。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一般而言，用不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往往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回归之前须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分别采用LLC检验法和Fisher－ADF检验法进行面板数据的同质单位根和异质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中除了环境污染指标(epd)为平稳序列之外，其他变量均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为非平稳序列。对这些非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各检验值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体现出了一定的平稳性。
(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虽然非平稳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但是还需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分别采用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其中Pedroni检验选取Panel－PP统计量和Group－ADF统计量。结果显示，各统计量均显著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各模型中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原值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三)联立方程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联立方程模型的工具变量个数大于其内生解释变量个数可以看出，联立方程(2)和(3)均为过度识别。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系统估计法中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方程进行整体估计。其显著优点是既考虑了内生变量的潜在相关性，同时还考虑了各方程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
1．环境污染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经济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污染排放强度的增加，经济集聚每增长1%，污染排放就增长0．626%。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依赖于工业化的推动，大量工业集中于城市，当经济活动密度较高时，必然伴随着产出规模的扩张和能源消耗的增加，产生更多的污染，从而影响环境质量。劳动生产率对环境污染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强了污染排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劳动、资本、技术和环境等投入要素组合的优化，其对环境要素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相对减缓了污染排放。但是劳动生产率伴随着产出规模扩大而引起的污染排放增加却大于要素替代对污染的节约。污染排放的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污染排放强度与周边地区的污染排放密切相关。对外开放度和环境规制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表明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整体上改善了长三角城市的环境。大量的FDI和国际产业向长三角转移，外企的生产技术和污染处理技术相对较高，在环保标准上更倾向于执行来源国的标准，加上近年来长三角城市对环境保护重视度增加，环境治理投入不断增加，因而整体上改善了长三角城市的环境状况。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产业结构中工业份额比重越大，污染排放强度就越大，因此上海等地为了治理污染将大量污染产业外迁或者淘汰。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下分别为正和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符合EKC假说，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初期，污染排放强度随人均GDP增长而增加，当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污染排放强度就随人均GDP增长反而下降。随着长三角各城市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城市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充裕的财政为环境治理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均是形成拐点的重要原因。
2．经济集聚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经济集聚方程中的环境污染强度和环境规制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对经济集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环境作为一种要素投入，企业需要为此付出成本，为改善环境质量，政府不断提高企业的排污费用或者提高环保标准，那些污染费用占总成本较高的企业会由于污染成本的增加而重新选址，从而影响经济集聚的程度。经济集聚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周围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每提高1%，本地的经济集聚水平提高幅度便为0．025%。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关联度较高，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梯度，中心城市上海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相互依赖程度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会促进经济集聚。对外开放对经济集聚的影响为正，表明大量的国外资本和产业的进入有利于形成更高的经济集聚度。人口规模、交通便利度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表明人口规模越大、交通越便利，就越有利于促进经济集聚。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松动导致大量人口向东部沿海城市集聚，为城市的经济集聚创造了条件。同时，长三角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城市间的经济互动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城市的经济集聚。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2003－2013年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经济集聚与环境规制之间的交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经济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污染排放强度的增加，反过来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2）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与周围临近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密切相关，城市的环境质量受到周围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
3）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环境规制的加强则有效改善了环境污染;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
4）环境规制对经济集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劳动生产率、对外开放度、人口规模以及交通便利度均有利于城市的经济集聚。
(二)政策建议
1．相互协调。
建立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全面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和环保政策。由于经济活动是污染的主要来源，因而经济协同发展是污染联合治理的根本，长三角地区应形成地区经济协同为主、政策管理协同为辅的联合治污格局，制定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同行动纲领。要依托各地发展优势，做好统筹协调，促进形成各具特色、互补互助的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分工合作效应。
2．监督到位。
构建长三角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环境污染联动预警机制。各地区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不仅要关注城市的规模和经济密度，而且要考虑到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的负面影响。应借鉴国际经验，分阶段逐步提高环保、技术、质量、安全等各类标准等级，并建立严格的监管和执法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长三角城市经济密度与污染数据的动态关联监控平台，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健全资源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收益的分配制度，利用市场机制有效控制污染排放。
3．市场与政府各施其责。
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污染联合治理中的各自作用。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是制定环境保护法规、地区污染年度控制目标和排放配额，建立污染排放交易市场和准则、构建区域污染补偿制度等规则并执行监管;市场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是将环境要素纳入供需关系并为其定价。如，政府建立区域污染排放交易市场和准则后，需要通过市场对污染的排放权进行有效配置。应鼓励各地区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来节约污染排放量，多余的排放指标可通过污染交易市场进行交易而获得收入，超额排放的地区则需要买入污染排放指标。
作者：刘慧 单位：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管理系
一、经济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通常是以向环境不断汲取不可再生资源或者向环境排放大量废物为代价。当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后，人们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们经常认为经济越发展，环境遭受损坏的程度越严重。但事实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并非成正比例的关系，而是一种近似于倒“U”型的关系。这种倒“U”型的模型也被叫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由两位学者Cmssman和Kmeger发现并证实的。模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环境被破坏和污染的程度随着收入的增长而越发严重，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环境被破坏和污染的程度会随经济的继续增长而逐渐递减。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间关系模型构建
伴随着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很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环境的恶化与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它们做了很多调查、取证、研究，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先期研究成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三个指标，用回归分析法分析这三个指标随人均收入增长的变动情况。
三、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
(一)取值范围
通过对辽宁省18年来人均GDP、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排放量的调查，研究辽宁省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情况。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的增长，用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生活污水排放量反映水环境污染情况(如表1)。
(二)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之间的关系
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Linear、Quadratic以及Cubic拟合的可决系数分别为0.698、0.765、0.858，另外sig值都小于0.05，说明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相关性强，Cubic(三次曲线)拟合效果是最好的，如表2所示。所以，选择三次回归方程作为本文研究的最终数学模型。辽宁省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关系曲线呈现出倒N型关系，如图1。伴随经济的增长，工业废水排放量曲线持续降低直到2005年(人均GDP为19074元)，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即2005年以后，环境质量会恶化，到2008年以后，工业废水排放量开始下降，环境质量又得到了改善。
(三)人均GDP和生活污水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利用spss17.0辽宁省人均GDP与生活污水排放量之间模型模拟结果见表3。通过表3看出，人均GDP和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之间的线性、二次、三次曲线拟合的可决系数为0.95以上，拟合程度相当高。一次线性曲线的F值比二次、三次曲线的好，因此选定一次回归方程为本文研究的数学模型。辽宁省人均GDP与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关系呈一次曲线分布，辽宁省的生活污水排放量伴随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曲线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不符，呈现出污染随着经济增长有急剧恶化的趋势。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模型的模拟与拟合，将参数代入回归方程，显示出我省经济增长即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呈倒N型关系，经济增长与生活污水排放量呈一次线性关系，可见辽宁水环境污染的EKC关系形式不是统一的，不同水环境污染指标存在不一样的曲线关系。辽宁省工业废水排放量随经济增长先逐渐严重，然后得到缓解，最后又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再次严重的发展态势；辽宁省经济增长与生活污水排放量为一次线性关系，生活污水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综上所述，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尽管局部时间有所改善。因此，在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生活污水的处理，建立合理的水资源保护政策，改善水环境。
作者：张彩虹 初铭畅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一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立法
落实依法保护环境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主要强调对环境污染企业的惩罚。当前时期，一些重污染企业，对于环境污染的危害，认识不清，并且由于污染环境后受到的惩罚代价力度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就冒着被惩罚的风险，继续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基于这种情况，就需要加大这方面的法律约束，让污染企业承担污染环境的责任，并且没有上限，加大震慑力度，从严立法。提高对企业生产加工过程环境污染的检测力度，发现污染的，社会人士可以作为诉讼方对污染企业进行诉讼，法院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应该坚持环境保护第一的原则。加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认真落实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积极推动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等专项立案监督活动，推动生态脆弱区、地下水漏斗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区、农业面源污染区等损害生态环境重点区域治理，促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在办理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过程中，探索通过要求犯罪嫌疑人依法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修复环境、赔偿损失等方式，降低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损害程度。
二加强我国环境科技的创新，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的措施
1企业要从自身做起
提升技术创新，减轻对环境的压力企业在现阶段，要从自身的发展方向做出改变，减少对污染行业的投资，转型发展，积极布局新产业，加大技术研发和投资力度。在节能降耗方面，要舍得投资，企业的发展，不能只顾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环境的效益和价值。在生产加工制作过程中，要落实环境保护的理念，从基层员工到企业领导，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相关环境保护政策。
2提高对环保科技基础能力的建设
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在基础性技术研究方面，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落实相关的扶持政策，逐步建立起基础性的环境保护科技支撑体系。从基础性的环境保护入手，减缓目前阶段环境污染的进程，为未来环境治理工作赢得时间。
3建设环境技术管理体系
对于环境技术管理，国家在这方面，加强管理体系的建设，从中央层面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环境技术管理体系，优化环境技术管理的程序。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而良好的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对于帮助企业更好的落实相关政策，鼓励企业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推广清洁生产清洁
生产标准能实现循环经济的运行，对生态工业园区的建立和对企业清洁生产能力的审核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能推进我国的节能减排的工作。在这方面，政府要加大支持和引导力度，积极鼓励企业加工生产的转型。
5加强对绿色科技的研究和扶持
引进并消化国外先进的环保管理理念、经验和技术，例如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源替换技术、再利用和再循环技术、废物无害化处理技术等先进技术，再将其运用到中国这个巨大的节能市场，相信能为我国的环保技术的创新和节能减排做出巨大的贡献。
三结语
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日益提升，国家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工作必须加大力度。从法律层面和政策制定落实层面，要注重实效，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加大对环境保护技术系统工程的研究。尽快落实节能减排工作，在企业当中推广清洁生产，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
作者：赵鹏霄单位：河北省涉县鹿头乡政府
1畜禽养殖污染物的存在主要的问题
1.1对畜禽养殖技术规范不健全畜禽防疫程序不科学，畜禽疾病不能有效控制。畜禽生产过程中轻视药物预防和保健，重视药物治疗，药物大量长期使用细菌产生耐药性。畜禽饲养过程中不执行休药期，重视抗生素使用，轻视中药和微生肽使用。追求畜禽生产性能，超量使用饲料添加剂。消毒环境卫生技术措施不落实，生物安全措施不得力。
1.2只追求眼前养殖效益，忽视长远的环境污染物处理近年来，由于养殖业迅速发展，养殖效益低下，对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重养殖轻治理，重养殖发展轻环境保护思想依然存在。造成养殖污染反复恶性循环，畜禽疾病不能得到应有控制，畜禽生产受到抑制，畜禽养殖长远利益不能保证。
1.3畜禽养殖场，屠宰场，农贸市场缺乏必要环境治理措施对污染物环境处理投资力度不够，执行环境影响评估及排污许可证制度不够，尚未建立健全畜禽养殖的污染处理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工作手段。
1.4畜禽养殖污染物治理的政策扶持和有关法规执行有待进一步加强由于养殖风险加大，养殖效益低下，致使维系养殖资金严重不足。养殖污染物处理费用过大，畜禽养殖场承受不起。养殖效益和环境污染的矛盾更加突出，养殖政策扶持和畜禽污染的处理相关法规出台显得更加迫切。
2畜禽养殖物处理的主要方法
2.1畜禽养殖污水处理畜禽养殖污水处理一般方法分为2种，一种是能源生态型和能源环保型。能源生态型处理利用工艺指畜禽粪便污水经厌氧消化处理后，作为肥料利用的处理利用工艺。污染物经发酵后沼气和沼渣，沼气作为清洁能源，沼渣作为肥料和鱼料，用于种植业和淡水养殖业。此方法综合利用形成养殖,生态循环效益模式。能源环保型是指畜禽养殖的污染物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或以回用为最终目标的处理工艺。此方法处理成本大，工程投资大，运行费用高，使本来微利养殖业难以承受。
2.2生物发酵舍零排放养殖技术是指长期在猪饲料中添加洛东酵素使猪消化道形成益生菌的强势菌群，在猪舍的生物发酵床内形成强势菌群，将排污染物代谢，消化。水分受产生高热蒸发，从而实现零排放。
2.3病死畜禽收集和集中无害化处理a.采用真空干燥异味清除技术将病死畜禽无害化提炼加工，生产出骨粉，羽毛粉和肉骨粉。此方法投入不高，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b.厌氧发酵，焚烧和土地填埋等方法处理病死畜禽，处理效果不彻底。可造成环境二次污染，废物不能利用。越来越不能满足安全、环保、经济的处理要求。c.采用高温高压下进行蒸煮化制处理病死畜禽杀灭病原体，采用二级油水分离器等设备可从中提取工业用油，废渣作为饲料原料。使病死畜禽处理的同时获得一定经济效益。此方法是高投入，变废为宝。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3对养殖畜禽的污染物处理的建议
立足生态建市实现畜禽养殖的污染零排放，围绕生态化，资源化目标出发，使畜禽养殖污染物控制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
3.1合理规划统筹安排畜禽养殖推广标准化规范化养殖场、屠宰场、农贸市场。远离村庄居民生活区域和水源地，城区10km范围内不允许建养殖场、屠宰场。规范畜禽养殖场养殖技术，对于生活用水、污水、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再排放。实现传统养殖模式向现代养殖—生态—环保生产过程转变。
3.2推广生态养殖新技术，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在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的基本上以“方便，经济，有效”为原则，综合利用为主，实现畜禽养殖生态化。推广畜禽污染物—沼气—作物或淡水养殖生态循环模式。推广饲料中添加有益菌和猪舍生物发酵床，减少污染物排放。推广益生菌，中药饲喂技术替代抗生素使用。严格执行停药期，从而控制畜禽生产中兽药残留。推广疾病防治程序化和实效性。
3.3依照畜禽生产的相关法律和法规，强化畜禽污染物处理的管理认真贯彻执行畜牧业生产中法律法规，对畜禽养殖设定相应的门槛，制定必要养殖标准，对养殖场，屠宰场，农贸市场签订治理责任状，对违法违规行为要有明确惩罚。使畜禽生产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上来。
3.4建立病死畜禽收集和集中无害化处理制度随着畜禽养殖规模加大，养殖量猛增，按养殖畜禽数量10％死亡率计算，全年需处理病死畜禽数量是十分可观的。建立相应无害化处理制度，不仅减少大量细菌，病毒传播和传染，而且减少污染环境，还能变废为宝，取得一定经济效益。
3.5加大畜禽污染物处理政策扶持力度养殖业效益低下，而污染物治理投入成本大，政府部门应要政策和资金扶持。对规模化畜禽污染治理重点项目和环保建设工程要给予重点扶持。激发养殖户对污染物治理积极性。引导企业利用畜禽粪便和病死畜禽为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综合利用实现养殖—生态—环保—效益齐发展。
作者：张亚州单位：邳州市畜牧兽医站
一、哈尔滨环境发展现状
哈尔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引起环境的污染，具体表现在工业三废的排放方面（图3）。1998年，哈尔滨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即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分别是7461万吨、812万吨和800亿标立方米，而到了2012年，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是6496.6万吨、2027万吨和573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明显减少，但是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却逐步增多。从图3可知，哈尔滨工业废水排放量在2010年有一个轻微的转折点之后，自2010-2012年之间迅猛上升，到2012年达到6500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自2007年的873亿标立方米稳步上升至2012年的2027标亿立方米。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自2007年的1093万吨降至2012年的573万吨，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大幅度减少。截至2012年，在哈尔滨市规模以上的工业中，万元工业增加值单位能耗下降5.9%，降幅比万元GDP能耗降幅高2.2个百分点。能源消费量为1788.4万吨标准煤，增长3.2%，低于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增速2.7个百分点。
二、哈尔滨市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检验
（一）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相关理论国内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茨涅茨曲线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面板数据回归等相关技术手段，适用于大规模的样本数据分析。另一类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主要运用一次、二次、三次曲线回归或协整理论进行分析。本文以哈尔滨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采用时间序列的方法进行分析。基于时间序列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拟合函数关系如下：上式中，Yt为环境污染和环境质量指标，代表某地区在t时刻的污染物的排放量，这里的污染物排放量一般用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来表示。xt是该地区在t时刻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用人均GDP来衡量。B1、B2、B3分别代表模型参数，C为特征相关参数，表示随机误差选项，Ut表示可以对系统产生扰动的其他因素。通过模型的拟合度对比，来选择适合的模型进行拟合。如果二次曲线的拟合效果不理想，则选择三次多项式对指标重新进行回归。
（二）指标、数据的选取本文用于反映环境污染的指标有三项，分别是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工业废气的排放量，表示环境受到的压力。选取哈尔滨市的人均GDP为经济指标，表示经济增长的进程。本文选取了1998-2012年的数据，文中用到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哈尔滨统计年鉴》。样本数据的跨度为16年，符合回归分析的基本要求。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如表2所示。
（三）计量模型选择与拟合借助SPSSS17.0软件，分别以工业固体废弃物，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为纵轴，以人均GDP为横轴，做出序列值的散点图，发现都不是线性关系，为此根据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几种常见的函数形式,结合哈尔滨市的实际情况,分别选用复合模拟、二次曲线、、三次多项式、二次多项式和指数函数等多种函数曲线模型作拟合。从回归拟合系数R2和F值检验效果等因素来看,以三次多项式曲线拟合效果最好（表4）,所以,本文采用三次多项式模型来刻画哈尔滨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计量模型为。上述模型可以表示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五种典型关系：1.B1<0，B2>0,B3<0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为倒“N”型，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质量比较好，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质量逐步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环境质量又会依靠科技的进步逐步改善。2.B1<0，B2=0,B3=0，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处于平衡发展，即两者之间和谐发展，相互促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逐步改善。3.B1>0，B2=0,B3=0，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质量逐步恶化，两者之间处于不协调状态。4.B1<0，B2>0,B3=0，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程“U”型，这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完全相反。5.B1>0，B2<0,B3=0，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程倒“U”型特征，是典型的库茨涅茨曲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有利于环境的改善。通过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得到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函数模型拟合曲线:
（四）回归结果分析1.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性拟合效果较好，其中R2=0.927，F=46.255，t检验sig=0.000（表3），各个参数的显著性符合95%的置信要求，拟合方程有效，说明哈尔滨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经济的关系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由图6和表3可知，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关系为。该曲线在人均GDP达到30000元以后，工业废水排放量陡增。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哈尔滨市的环境状况尚未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如不能有效的控制，环境状况将会持续恶化。2.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性拟合效果较好，其中R2=0.796，F=14.324，t检验sig=0.000（表3），各个参数的显著性符合95%的置信要求，拟合方程有效，可以进一步的分析。由图5和表3可知，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为：Yt=846.347-0.046xt-24.334E-6xt2-7.683E-11xt3从曲线中可以看到，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首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2001年这一时间点出现拐点，此时人均GDP达到10322元，之后又缓慢的上升，随后在2009年达到高峰，此时人均GDP为32053元，之后又开始了持续的下降波动。曲线呈明显的正“N”型特征。假若我们从21世纪初处的曲线开始，会发现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明显的倒“U”型特征，说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在哈尔滨市是存在的。哈尔滨市是最早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基地，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但是近年来哈尔滨市已经意识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生态风险，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环境。目前，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环境污染整治初见成效。3.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性拟合效果较好，其中R2=0.933，F=50.672，t检验sig=0.000（表4），各个参数的显著性符合95%的置信要求，拟合方程是有效地，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由图4和表4的关系可知，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为：Yt=323.556-0.084xt-3.767E-6xt2-6.067E-11xt3拟合图像显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特征，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工业废气排放量在人均GDP达到3000元处之前增长缓慢，但是之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在这一阶段，哈尔滨市工业发展速度加快，生产规模加大，导致废气排放量持续上升。该市全年平均气温低，采暖期长，植被生长期短，逆温天气多，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市区公共绿地少，绿化覆盖率不高(28.3％)，城区裸露地面面积大，扬尘污染突出等一系列原因导致该曲线的持续上升。显然，该曲线没有转折点。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工业废气排放量有加速增长的趋势，但不能就此断定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不存在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特征。
三、对策建议
当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地区能源消耗规模空前，能源不足、区域环境恶化的态势更加严重。环境恶化将直接影响到各地的生产、生活；能源匮乏将会直接影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注重环境保护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必经之路。通过对哈尔滨市1998—2012年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哈尔滨市经济与环境的总体形势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物排放量在不同程度地增加，环境压力增大，形势不容乐观。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在近几年呈现上升的态势，且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两者的排放量呈现出加重的趋势。哈尔滨市是最早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城市，高消耗、高污染、高产出的污染密集型行业仍占主要地位，这种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胁迫非常大。值得注意的是，哈尔滨市在控制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方面成绩显著，近几年哈尔滨市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一直呈下降趋势。为实现哈尔滨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限期整改我国在1989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旨在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保证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黑龙江省在1995年颁布《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条例》，哈尔滨在2001年实施了《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两者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因此，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对于那些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要采取严厉的手段，令其停顿整改，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了保证环境监测的可靠性，应该开通环境保护热线电话，让群众积极参与到环境污染的监督中。
（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哈尔滨市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旅游产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改进生产技术，完善配套设施,加大开发研究环保技术的投资，走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逐步关闭一些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的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企业环保准入门槛。逐步降低重污染产业的规模和比例。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使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具有标准性、科学性，大力降低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设备数量。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大力促进新媒体产业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商务会展等新兴现代服务业。实施绿色经济计划，推行清洁能源，清洁生产，积极推进生态城市建设。
（三）努力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全社会环境意识的提高对于环境污染的改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环境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但环境保护缺乏盈利性，没有明显的直接效果，所以需要政府的引导，需要政府加强对民众的环保教育宣传工作。从各地实际出发，发动群众共同制定环境行为规范，努力将保护环境、合理利用与节约资源的意识和行为渗透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倡导符合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和环境价值观念，要把绿色社区的创建活动逐步纳入文明社区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中。针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政府需要加强对民众的理解，并逐步完善环境保护体系。政府需要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使得公众能够有效、高效地参与政府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形成投诉得到受理、听证权利有保障、环评公众参与，媒体监督下环境质量和污染事故等信息及时准确公开，努力让群众了解环境状况，并参与到保护环境监督环境污染的行列中。培育民间环保组织，架起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四）加强环保技术开发，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为企业污染控制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通过适当的政策倾斜和优惠条件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环保设备和环保技术。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采用“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增加企业环境污染带来的违法成本。企业要深层次调整企业文化，从各个方面减少环境污染的产生，努力让环境污染在内部就被解决掉，不影响社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作者：佟光霁王海赛单位：东北林业大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外部性与环境税；科斯定理与污染权交易；环境税与污染权交易之间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影响”、环境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与不公平、征收污染税是目前被各国政府采纳的一种最普遍的控制环境污染措施、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败、政府应允许他们以高于污染者的出价来购买这些权利、用污染权交易来代替环境税可以说缺乏现实基础、污染主体相对集中或较容易分辨、污染物可以被有效计量、污染物的治理成本较易测算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环境税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手段．在发达国家已实施几十年，并且具有良好的环境效果。但是，在一些国家，一直存在这样一个争论，即用污染排放权利交易作为环境税的替代办法。污染权交易的概念是，政府可以设置一个可接受的污染排放水平，出售给相关企业以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并且允许企业之间进行这种权利的交易。那些削减排放成本较低的排放者可以将其权利卖给那些缺乏削减能力的企业，由此，总的排放成本将减至最小。对两种手段如何进行评价，关系到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文从这两种环境经济手段的理论与现实出发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一、外部性与环境税
简单地说，外部性就是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消费者或生产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作用。好的作用成为外部经济性或正的外部性，坏的作用成为外部不经济性或负的外部性。由环境问题带来的负的外部性是外部性的一个主要方面。从配置资源的角度分析，外部性是表示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费用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其表现有两个方面：其一，决策者的效用或生产函数包含其他决策者的所选择确定变量数值的一些实际变量；其二，决策者主体并不对受影响者进行补偿或收费，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费用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
由于环境污染这种负的外部性的存在，造成了环境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与不公平，这促使人们去设计一种制度规则来校正这种外部性，使外部性内部化。庇古在研究外部性的过程中，也提出来解决外部性的税收方法，即征收庇古税。按照庇古的思想，应使用税收的方法迫使厂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当一个厂商施加一种外部社会成本时，应该对它施加一种税收，该税收恰好等于边际损害成本。即污染者必须对每单位的污染活动支付税收，税额等于负的外部性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者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即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成本的差额。通过征收这样一种税收，污染者便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恢复帕累托最优。显然，庇古税是一种基于社会和私人纯产品差异的分析，并从责任角度来矫正负的外部性影响的解决方案。他通过工厂烟囱污染户外晾衣的例子，引出来庇古税概念：1918年，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其空气污染监督委员会与附近的干净城市Harrogate相比较，将燃料的额外成本和洗衣材料计算在内，不考虑劳动力因素，整个城市的总损失为一年29万镑。那么，庇古税就要求促使行为人承受其行为成本，即庇古税也应达到29万镑，并且由造成污染的制造企业来缴纳，其目的旨在影响企业改变技术或减少产出，甚至终止经营。
这就是庇古对外部性的著名修正性税收方案，由于庇古税的基本原则与现行有关国际组织、政府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并倡导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一致的，因而，征收污染税是目前被各国政府采纳的一种最普遍的控制环境污染措施。污染者付费原则(thePol—luterPaysPrinciple)是在1972年OECD环境委员会首次提出的，该原则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图：即制造污染者应承担治理污染的成本，这种措施由公共机构决定并能保持环境处于一种“可接受状态”。这一原则在，OECD、欧盟等发达国家得到了认同。此原则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即为，如果环境损害成本没在价格中得到适当反映，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市场都低估了商品价格．因而带来过多的生产和消费。通过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实施，就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排污者与那些环境改善中受益者之问环境保护的费用分配问题。学者们大多数是认同环境税的若干优点：即环境税具有与污染者承担环境污染责任；通过提高价格，使外部性内部化，限制了对环境有损害的活动，纠正了市场失灵：与其它环境政策相比，能以成本一有效方式达到一定的环境目标。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环境税不仅具有上述优点，而且还存在更多的潜在得益，环境税不但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且减少了税收的额外负担，环境税不仅会改善环境质量而且还会对经济福利如效率增加产生正面影响，或者将会为实现其他政策目标如就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换句话说，环境税具有“双赢效应”。
二、科斯定理与污染权交易
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处理外部性过程中经济理论界基本上是因袭庇古的传统，认为应该引入政府的干预力量，外部性实施者或被课税或给予补贴，即以庇古税为主线来分析帕累托最优的基本条件。这一传统被科斯于196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所打破，即被广泛称之的“科斯定理”。
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科斯方案与庇古方案相比有下列不同之点：
第一，科斯是从经济活动的总体目标(社会总收益最大化或社会总损害最小化)和边际原则(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从法律责任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科斯把权利或产权看作一种生产要素。通过产权的市场交易，可以使产权关系得到重组和调整．理性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必将使产权这种要素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第三，由于把产权看作是一种可交易的生产要素，因而只要产权初始安排界定清楚，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与产权初始安排无关。这意味着在产权界定清晰和产权自由交易的条件下．市场机制本身可以有效率地解决外部性问题，并不需要政府插手其问。市场的自由交换过程对法律权利的不当安排有一种自动纠偏和矫正的功能。
尽管科斯定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它主张利用明确的产权关系来提高经济效益，解决负外部性给资源最优配置造成的困难，尤其是解决公共资源中出现的严重外部性问题，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它启发了一代经济学家．使外部性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戴尔斯在科斯定理引入产权和价格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政府的作用，在其《污染、产权、价格》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污染权”概念。戴尔斯认为，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败，造成了环境污染。单独依靠政府干预，或单独依靠市场机制，都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恢复市场机制．有效地解决负的外部性，把污染控制在令人满意的水平。戴尔斯认为，环境是一种商品，政府是该商品的所有者。作为环境的所有者，政府可以在专家的帮助下，把污染废物分割成一些标准的单位，然后在市场上公开标价出售一定数量的“污染权”，每一份权利允许其购买者可排放一单位的废物。每一水域或区域出售污染权的数量要足以保证环境能被人们接受。政府不仅应允许污染者购买这种权利，而且，如果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遭受了或预期将要遭受高于价格的损害时．他们为了防止污染．政府应允许他们以高于污染者的出价来购买这些权利。在产生外部性的污染者之间，政府也应允许其对污染权进行竞购。在竞争中，一些能用最少的费用来处理自己污染问题的公司则都愿意自行解决，使之内部化。政府则可以用出售污染权得到的收入来改善环境质量。这样，通过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相互作用，政府有效地运用了其对环境这个商品的产权，价格机制将促成一个最佳的分配。
三、环境税与污染权交易之间的现实选择
笔者认为．不管是依托外部性理论的环境税还是依托产权交易理论的污染权交易都存在着合理性，不能简单地认为二者只是存在着不相容性，而是应当从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性角度来评判这两种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
环境税自它产生之日起，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它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OECD国家和欧盟国家已经将环境税作为优先使用的政策工具。荷兰可以说是欧盟国家的代表，荷兰政府为保护环境而设计出的税收有：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税和消费税等，名目繁多，全面周到。其他如丹麦、芬兰、挪威、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产品税收”(如对碳氢燃料、CFC等征税)的措施；一些国家正在探讨重新调整现行税收．以使其起到更有力保护环境的作用。欧洲国家的实践证明，采用环境税的方式来保护环境．基本上达到了预想的环境目标，由于欧洲对含铅汽油与非含铅汽油实施差别税，从1985年无铅汽油上市，就表现为迅速替代含铅汽油之势，在欧洲，8年间无铅汽油就拥有了50％市场份额，尤其是在丹麦、奥地利、芬兰、挪威和瑞典．含铅汽油的消费量和市场份额急剧下降直至消失。美国自70年代实施环境税以来．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20％。一氧化碳排放减少了39％．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42％。悬浮颗粒物减少了70％。
所以．用污染权交易来代替环境税可以说缺乏现实基础．而应有的现实选择应当是针对不同环境状况和预计的环境效果。使两种环境手段都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到底是选择环境税还是污染权交易方法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取决于具体的环境特点。要达到预计的污染治理水平，但污染治理成本不好测定的情况下，最好选择污染权交易；反之，环境税能事先预测环境成本，但污染治理水平达到何种程度却具有不确定性。二者之间的选择还取决于污染排放水平和环境损失以及削减成本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果随着污染排放的增加，环境损失增加很慢，但污染削减成本上升很快，在这种情况下。应选择环境税手段。因为征税上的一些较小的变化不至于带来污染的大幅度增加，或者给污染者施加很大的未知成本。如果在某些情况下，随着污染损害的上升，污染治理成本上升势头加快，这时，人们应当选择污染权交易手段。
为进一步说明环境税与污染权交易手段之间的选择．本文引用Westin教授关于某发电站的例子：假定该发电站排放一定水平的烟囱污染，由此导致污染受害者的发病率急剧提高。如果消除这种污染需要改进过滤装置．但其价格随着治理效率的提高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选择权力交易。因为治理失误的风险很大而消除污染的增加成本却较小。相反，如果消除污染的健康收益相当小，而达到改善的环境水平却需要相当大的支出，人们应选择环境税，以缓解污染者的行为。但这种刺激性税收存在政策风险，因为在征税后，可能既不能缓解污染行为又不能实现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
除了上述两种环境经济手段之外，要根据不同的环境状况采取其他不同的环境政策手段。从现实情况看，目前世界各国付诸实施的环境污染控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人对意大利、瑞典、美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六个国家的污染控制手段做过统计，共有85种方法，平均每个国家14种，其中50％为税费。
一般而言．某一类型污染要运用环境税进行控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其一，污染主体相对集中或较容易分辨。污染主体的明晰是环境税能否成功的关键，否则，污染主体过于分散会导致征管难度加大。
其二．污染物可以被有效计量。污染物是环境税课征的具体对象．只有对污染物的数量(或体积)进行有效计量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根据污染主体所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来确定应纳的税额，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
其三．污染物的治理成本较易测算。从经济意义上说．只有环境税额大于污染的治理成本，才能促使污染主体主动减少排放。所以能否测算某项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就成了环境税能否有效发挥应作用的前提。污染权交易在应用中也要考虑的主要前提是：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给污染权确定带来的难度。一般来说，现代工业化经济是由无数的厂商和家庭的生产和消费组成的．产生的废物将通过各种环境介质弥漫扩散到许多毫不相干的地域和人群，尤其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工业化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界定污染权是很难的。只有在比较简单的污染权分配制度下，环境问题的弥散性和复杂性较小、涉及当事人数目不多时，才能有效发挥污染权交易的手段，如对局部酸雨、河流水污染所进行的污染权交易。但是，如果对具有全球性特点的二氧化碳排放也采取这种措施恐怕难度很大。否则，就使有些人利用环境扩散特点来分享他人购买清洁环境的好处或逃避支付费用，即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
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环境问题不但程度严重．而且环境问题千差万别，在治理环境措施的选择上应当本着客观现实的原则，不拘泥于形式，灵活采用多种环境手段，比如行政手段、法制手段，经济手段中的环境收费、补贴、押金以至于环境税和污染权交易，并做到各种手段的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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