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简要分析当前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环境，阐述加快海峡西岸产权统一市场建设的必然性，提出深化海西产权交易市场改革，进一步推动两岸金融市场对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海峡西岸；金融市场；产权交易；闽台金融合作。
一、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环境
（一）产权交易市场是新兴金融市场
1.日趋完善的法规体系推动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向纵深发展。一是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于2003年联合并于2004年2月起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总体要求“应进必进，能进则进，规范进入，操作透明”，由此确定了国有产权交易行为的法律依据，开辟了资本市场新领域。二是国务院于2004年《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提出应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以及积极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九条政策纲要。三是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企业国有资产法》，提出“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确定产权交易机构是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定市场交易中介。四是财政部于2009年《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规定各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以产权交易机构、证券交易系统交易为主要方式；非上市金融企业产权转让完成后，转让和受让双方应当凭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国有产权登记手续。五是国务院于2008年12月出台的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项政策措施（通称“国九条”），以及同期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30条意见，都提出了创新融资方式，通过并购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规范民间融资等多种形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六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9年2月出台《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股权权能，提高股权的流动性。
2.产权交易市场的内在功能必然要求其承担历史重任。产权市场交易的核心商品是企业的股权和财产权，通称为产权交易。产权交易市场具有五项主要功能：一是作为资本运作载体和资金交易信息的集聚地。所有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股东）都可以通过该市场公开投资，并购或转让股权、资产，支付结算交易价款。转让方和受让方也可从该市场获取相关信息。二是具有价格发现功能。企业股权和财产权在一个公开、公平、高效、竞争的市场中形成的均衡价格，不仅能够真实反映产权价值，而且具有连续性和权威性。三是充当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资本运作及风险控制的平台。四是成为内外资融合的接口和资本退出的通道。外商可以通过该市场参股或并购现有的各类中资企业，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都可以通过该市场转让股权或资产。五是衔接项目资源与后期融资两个相关环节。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该市场达到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实现以股权换资金、贷款买股权、财产变现金，以及不动产转换为流动资产。
（二）产权交易市场是开放竞争的金融市场
1.产权交易市场是发展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突破口。一是产权交易市场潜力无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末，全国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共1400多家；经工商管理局登记的实有企业971.46万户（含分支机构），其中内资企业实有927.96万户，外资企业43.49万户。全国内资企业中实有国有企业56.88万户（其中企业法人23.69万户）；台商投资企业7万多家；截至2007年末，中央级金融类企业国有资本总额1.2万亿元。福建省政府投资控股的兴业银行以及福州、泉州和厦门市商业银行等，拥有巨额金融资产交易需求。除此之外，福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购重组比较活跃，产权交易需求巨大。二是股权、财产权交易是新兴产业。目前产权交易市场尚未在全国统一，交易门槛较低，交易程序简单，尤其适合中小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增强资产权益的流动性。国内以区域龙头产权交易机构为首，覆盖国内几大经济区域的产权交易联合体已呈鼎足之势。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以天津为中心，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发展迅猛。长江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以上海为中心，成为我国权益性和基础性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长江流域共同市场公开挂牌、成交过户的产权项目覆盖全国30个省市，交易对象涉及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及自然人。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统计，上海产权市场2008年成交金额在全国率先突破千亿元，已成为全国各类企业并购重组的重要平台。北京是全国最大的私幕股权投资市场，2008年北京地区的创业和股权投资案例占全国总数的24.42%，投资金额占全国总数的24.9%，均居全国首位。
2.地方政府推动我国产权市场横向发展。一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交易市场是新兴金融市场，各省市政府非常重视该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湖北省明确提出要建设好湖北资本市场的“产权板”，在《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以产权交易市场整合和发展为突破口，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建设成辐射华中地区、最具活力的产权交易市场”，使产权市场成为各类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的诚信市场。四川成都市出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成都市在金融配套改革方面要“陆续探索产权交易市场、非上市股权交易市场和金融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等金融市场建设，形成部级或区域易场所”。吉林省率先试行股权通过产权交易机构集中登记托管的做法，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二是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向区域化发展，同质产权交易机构实行不同的方式重组、合作经营。如参加第四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的9省区代表共同签署《泛珠三角区域产权交易机构合作框架协议》，联手构建跨省区的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体系。2008年3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积极支持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OTC市场），天津市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为全国性中心。
二、建设海峡西岸产权交易统一市场是大势所趋
（一）发展海西产权交易市场具有天时地利。一是国务院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为福建省产权市场与台湾资本市场对接创造了先行先试的政策环境。在当前国家支持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利好环境下，福建与广东、浙江、江西四省产权交易机构达成意向，创立有限公司制产权交易平台，共同建设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二是海西地理位置优越，海峡西岸经济区产权交易市场需求旺盛。福建与台湾具有“五缘”优势，闽台经贸合作、人员交往的良好势头奠定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基础；福建涉外经济比较发达，外资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且涉足领域越来越广，民营资本活跃，这些活动都需要通过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来完成。三是地处海峡东岸的台湾地区具有相对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且台湾金融界已对与海西产权交易市场的对接和合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第十一届海交会期间与福建省产权交易机构商谈合作事宜。[论文格式]
（二）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亟待深化改革。2007年在原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是福建省统一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行载体，是海西金融服务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同行业中享有较高的信誉度。2009年3月，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与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和华夏银行福州分支机构共同签订了“开展商业并购贷款和股权质押融资”等业务的合作协议，授信额度达100亿元。2009年4月，海西联合产权交易市场挂牌报价系统异地竞价测试成功，由此扩大了每笔交易的市场竞价范围和参与主体，有利于提升产权转让的竞价率和增值幅度，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但海西产权交易市场运行中存在着3个主要问题：一是体制不适应。海西联合产权交易共同市场由福建省内8家产权交易机构联合成立，但实际上8家机构的名称、隶属关系和利益格局均不变。2008年3月，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加入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也并非是实体参与。二是实力明显不足。据国资委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纳入全国产权交易网监控的20家区域性产权交易机构，注册资本金最高的是天津市（1亿元），其后依次为北京市（9500万元）、上海市（8600万元）、杭州市（8000万元），其余16家平均2669万元，福建省只有200万元。三是资源分散。我国产权市场的设计初衷是服务于国有资产战略重组，但这也造成了产权交易机构的设立、运行和管理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福建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金融业股权、资产转让分散在各个部门，国有土地交易由省内县市政府部门直接操作，从而形成市场之间的地域、级别和条块分割。
三、深化海西产权交易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福建省先行先试，创新机制，推动海西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一是海西产权交易管理地方法规，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健全服务体系，完善市场功能，为多种所有制性质的股权、特许经营权、预期收益权、知识产权、债权等权益，通过产权市场融资提供服务平台。规范发展各类投资基金，促进民间资金转化为创业投资的民间资本。引导各类基金和投资机构进入产权市场，加快培育混合所有制经济实体，促进社会闲散资金向资本转化。二是将本省公共资源（包括地方金融企业产权）都列入市场交易范围，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将未明确规定必须进入交易的实物资产、债权、股权等，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来完成转让。三是明确产权交易机构应积极开展股权质押融资、分红派息、增资扩股等业务，为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二）增强海西产权交易中心实力，提升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地位。一是应充实海西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资本金，用于市场交易电子网络建设，改进交易手段和方式；通过各种媒体扩大宣传，让各类经济主体认可并支持产权市场及其交易模式；与台商合资或合作建立两岸产权交易平台，加强与台湾市场的联系；扩大与其他省市产权市场的联网运行，逐步融入全国统一开放的产权大市场；引进境外中介机构参与福建产权市场，拓展其国际化空间。二是赋予海西产权联合交易中心特殊的政策，如在财务管理上给予更大的自，在发展初期免予上缴财政利润，允许其将税后地方投资所得转化为再投资。三是维持现有人员的事业编制，提升职能地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人员。
（三）创建“海峡产权交易所”，形成以福建为中心的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一是牵头联合广东、浙江和江西三省，在福州共同发起成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创建全国首家跨省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产权交易机构。二是明确海峡产权交易所的市场定位是“立足海西，辐射周边，服务全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跨区域统一产权市场。三是海峡产权交易所应在交易规则、交易方式、交易品种等方面不断创新、规范运作，可以投资参股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交易实体；实行股份制运转，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争取尽快上市，实现做大做强，更好发挥其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四是推动海峡产权交易所与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平台无缝对接，创立海峡西岸股权交易品牌。
（四）在台湾设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分支机构，推动两岸金融市场对接。一是延伸产权交易平台，争取在台湾设立海峡产权交易所分支机构（目前，产权交易机构尚未列入金融机构系列，不需要金融监管当局审批）。明确其职能主要是联络、咨询台湾岛内证券交易机构、投资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为两岸产权投资、财产权转让提供服务。二是以海西产权交易市场为突破口，引进台资建立“海西产权投资基金”，通过产权市场投资海西区域，为台商直接投资、并购海西企业提供“过桥贷款”。三是以海峡产权交易所为平台，实现闽港澳台信息、项目、资本、市场及技术等方面的对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权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开辟除证券市场直接融资、银行间接融资之外的另一大融资渠道。
（五）创立非上市公司股权柜台交易市场。当前大陆主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只能满足小部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和股权流转需求。由此，借鉴台湾非上市企业产权柜台交易市场（OTC市场）管理制度和交易制度的经验做法，建设依托海峡产权交易所的非上市企业产权柜台交易OTC市场；引进台湾私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做市商”，培育辅导非上市企业，为其创造上市条件；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上海、深圳、台湾、香港等证券交易所上市，实现产权市场与证券市场的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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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概况》；中国文化；对外汉语教学
笔者从2007年开始担任中国石油大学对外汉语教学部《中国文化概况》主讲教师，所教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尼泊尔、肯尼亚、索马里、加纳等国家。他们不仅肤色、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素养不同，甚至连生活习惯也不同。但有一条相同，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曾经陌生的中国文化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喜爱之情。
一、教学形式生动活泼，启发留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在国内著名高校的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教育大都是循着汉字(文字学)一汉语(语言学)一汉文(文化学)由低到高循序开展的。文字和语言本身也是文化．文字和语言又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只有对文字和语言有所研究，才能进入文化的核心部分。中国石油大学汉语国际教育起步较晚，留学生呈现出一种“复式班”教育特点：有的已能认识和书写不少汉字、能用简单的汉语进行日常会话，有的却依然是不会写、不会读的“零起点”。在这种基础上讲授《中国文化概况》，尽管是全英文授课，面临的难题还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避免在课堂上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局面．也为了让来自友好国家的外国留学生真正掌握和喜欢这门课，我坚持把“功夫下到课前，功夫下到课外”：其一。给每一位留学生建立个人档案，尽可能细致地了解留学生的国家、民族、家庭和宗教信仰等情况；对留学生所涉及的每一个国家建立基本情况档案。尽可能细致地了解这个国家的民族、历史、政治、经济(特别是石油)、文化等资料。其二，为每一堂课制作精美直观的课件，有的课件甚至采用音响动漫效果，虽然加大了自己的备课工作量，但这些课件却让留学生们喜闻乐见。其三，向每一位留学生开放教学博客，时常在博客上为留学生释难解疑：通过电子邮件向每一位到课学生发送预习复习资料。其四，坚持做到对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所应该掌握的文字学、语言学、文化学等知识进行系统“充电”。对每一堂课所讲内容的来龙去脉自己首先要搞清楚。
实践证明．不同文字、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绝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即便中国的文字(汉字)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中国的语言(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惟一绵延不绝并一直持续发展的文化。可是如果你面对一些“零起点”的留学生．简单笼统而过多地强调上述内容．也许就会像两条河流迎面相撞溅起不和谐的浪花。
在讲授《汉语的魅力》时可举一些例子，如中国人思考速度比美国人思考速度快，因为汉语音节种类比英语多。英语有20个元音、20个辅音没有声调，所以，英语的音节种类不会超过20x20=400个：而普通话有21个声母、39个韵母和4个声调，连乘的结果大约是3000个音节，能被利用的是2500个音节．普通话中真正用到的是l20o个音节：普通话的一个汉字是一个音节，英文的一个单词是若干个音节。曾有人比较过。用英语和汉语背诵乘法口诀．汉语用30秒．英语用了45秒。再如英语单词的数量已经超过百万。普通人花一辈子也记不完，而这些单词都可以用4000个汉字来表示。这是由于汉字能够灵活组词，而英语里的多重名词和它的分解词没有丝毫关联：在英语里，猪肉(pork)与猪(pig)和肉(meat)没有丝毫关系，猪肉(pork)、羊肉(mutton)、牛肉(beef)之间也没有丝毫联系。美国人不掌握3万个单词就无法将《时代周刊》读下来，大学毕业工作十年的专业人士要懂8万个单词。中国人小学毕业就能读书看报，理工科大学生一般掌握三四千汉字搞科研就没问题了。实话。我认为这样讲应该能启发起留学生学汉语的积极性，可是没想到一些留学生把头摇的像拨浪鼓：no，no!madam．chineseistood蕊cult!(不，不!老师，汉语太难了!)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尽管讲授的内容是正确的，但不同的文化间存在极大的差异．除文明差异、观念差异、习俗差异、礼仪差异外．还有留学生语言习惯和接受能力差异等，直接影响着师生交流和教学质量。尽管古代圣人强调“有教无类”。但仍需注意根据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而进行因材施教，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必须自始至终保持宽容的姿态。在后来的《中国文字》课中，我尽量少用那种简单对比的教学方式，从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起，历数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陶器刻画符号，进而讲到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钟鼎文(金文)，秦代的篆文，汉代的隶书，汉唐以来的草书、楷书、行书，并简单介绍了东汉许慎的文字学巨著《说文解字》和汉字“造字六法(六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虽然课程内容并不轻松，却引起了众多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浓厚兴趣。
二、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尽量让留学生了解和掌握鲜活有用的中国文化
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沧桑巨变，应该是《中国文化概况》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华彩乐章。全英语授课的《中国文化概况》并无一套能够全面、精要地介绍灿烂中国文化的合适教材。特别是缺少一种带有全新时代气息的教材，所以我只能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一些最新汉语版的《文化中国》、《中国概况》的基础上，重新分专题撰写《中国文化概况》英文版教材。
心仪中国文化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当然希望尽量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在制作《中国文化概况》课件时，尽量以满足留学生的需要为目标，按学科分门别类制作各种大小专题课件。主要有中国历史、民族、哲学、宗教、伦理道德、诗歌、小说、散文、美术、戏曲、音乐舞蹈、文字语言、科学技术、大众传媒、教育、体育、中医药、建筑、民俗、姓氏、婚姻家庭、风味饮食、风景名胜等。在制作这些课件时．注意突出历史性、动态性和直观性．既交代起源又兼述发展。既简明扼要又图文并茂，故而深受各国留学生的欢迎。
2008年9月，新一批留学生入学，我在撰写《中国文化概况》导论部分时，就以《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看中国文化》为题目，并针对留学生汉语起点的不同，分别辅之以nbc版和央视版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录像和解说词，把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最基本、最精华的部分，声情并茂、美轮美奂地介绍给了各国留学生。
要撰写一个全新视角的《中国文化概况》专题课件，就必须突出文字学、语言学、文化学特点。比如讲解“和谐社会”时，我就采用了北京大学教授孟昭容的解释：“和谐”二字的“和”是由“禾”和“口”组成，就是人人都要吃饭，不吃饭不行，也就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再向小康迈进，不能再饿死人，这就是“科学”；“谐”字是由“皆”和“言”组成，就是大家要说话．要让大家说话，大家要敢于说真话，而且要畅所欲言，这就是“民主”。和谐本身就包含着科学和民主，要想达到“小康和谐社会”，就是依靠民主和科学，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精彩的解释再辅之以精美的图片，对于热心研究中国文化的留学生更有吸引力。
三、教学理念“仁者爱人”。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去促进不同文明的融合
佛教有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可见大到大干世界小到一个团体，无不充满了碰撞、矛盾和冲突。进入21世纪的人类，随着纽约华尔街世贸“双子星座”的灰飞烟灭。小布什和他的幕僚们掀起了“新十字军东征”。迄今有人把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看做两大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尽管起因实际是为了波斯湾和里海沿岸的石油。随着奥巴马上台．倡导“和谐世界”的中国四周也出现了点点烽烟。
中国石油大学的留学生来自不同国家．三大宗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却一应俱全，文明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来自“世界屋脊之国”尼泊尔的留学生全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来自中亚友好邻国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大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来自非洲的加纳和肯尼亚的留学生大多数都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乍一看所有的留学生似乎很平静地在一起学习生活，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平静的水面下有一股暗流在涌动。因此，应该重视各种文化的差异，在留学生心目中树立一个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的良好形象。
面对来自不同信仰、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外国留学生。作为他们的老师，这种“三热爱”的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一步扩大。首先要了解和“进入”他们的文化。通过阅读《圣经》、《古兰经》、《真境花园》和一些佛教经典．当我给留学生讲到“中国宗教文化”专题时就和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并对代表不同文明的宗教信仰都表示了足够的尊重。时间长了。留学生们开始和我无话不谈．有的甚至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教派。婉言谢绝后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不同文明类型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与穆罕默德、释迦摩尼和耶稣一样伟大的人物，他就是2500多年以前的孔子，但孔子创立的不是教派而是文化，只是浩瀚博大的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流派。于是我陆续给他们翻译了《论语》中的一些名言：
to have friends come from a far．is山atnotafteralldelightfu1．(有朋白远方来，不亦乐乎)
acquire new kowledge while thinkingovertheold．(温故而知新)
hewho learnsbutdoesnotthink islost；hewho thinksbutdoesnotlearn stillremainspuzzled．(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w hei1three of usare walking together，i am suretohaveateacher．(三人行必有我师)
every day irepeatedly examinemyselfonthreepoin~．(吾日三省吾身)
never do to ohterswhatyou would notliketodotoyousrelf．(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harmonyisthemostvaluable．(和为贵)
harmoniousyetdiferent．(和而不同)
thebenevolentlovemel1．(仁者爱人)
我告诉留学生，《论语》的名言中不仅有治学的格言，也有人生处世的格言，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当今世界的一剂济世良药；我告诉留学生，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三个伟人却有大致相同的经历：流传下来的《论语》是由孔子的学生在他去世后撰写的，记录古希腊苏格拉底思想的《辩白》是由他的学生柏拉图在他被处死以后撰写的。描述耶稣言行的《福音书》也是由他的门徒在他被钉上十字架后几十年里完成的；我告诉留学生，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震惊了，因为耶稣也曾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5个世纪。这两句名言在西方也都被称为“黄金律”。我们今天要秉承大教育家孔子在2500年前就倡导的学思结合、知行合一的学习方式，在求学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成为具有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栋梁之才。
我告诉留学生，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画卷上出现了一个演进的“和”字。那是因为今天的世界依然不够太平。因为世界上有的人总想掠夺和称霸——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这样的思维势必加剧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对抗，而对抗的结果将会导致整个世界的毁灭。和——和谐——和谐世界，仁——仁爱——仁者爱人，沿着中国文化的智慧所指明的道路。世界就会走向光明……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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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院校 英语教学文化因素 融入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9C-0125-03
随着我国出入境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院校学生无论是在大学学习期间还是在未来的工作就业中都难免会和英语国家人士打交道，提高学生跨文化英语交际能力成为旅游院校英语教学当前最主要和迫切的目标之一。语言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因素融入英语教学过程中是提高学生跨文化英语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旅游院校的英语教师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英语教学中应该融入什么样的文化？二是英语教学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融入原则？三是英语教学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融入方法？本文希望借此能够探索旅游院校英语教学中语言知识与文化因素相融合的内容、原则和方法，以期望促进学生跨文化英语交际能力。
一、旅游院校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一）重要性。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社会环境。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认为：“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它是来自决定我们生活结构的信仰和习俗的这个社会遗传集合物。”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完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决定了文化因素在英语交际中的重要性及英语教学中不可忽视的地位。随着跨文化交际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兴起和发展，外语教学专家进一步区分交际中的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并认为后者的性质更严重。正如沃尔夫森（N.Wolfson）所说：“在与外族人交谈时，本族人对于他们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的错误往往比较宽容，与此相比，违反说话规则则被认为是不够礼貌的，因为本族人不大可能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相对性。”以刚刚步入涉外旅游业的英文导游Tina遇到的交际失误为例：Tina所接待的客人来自加拿大，当她满面笑容地对Tina谈起她女儿的英文名与Tina一样时，Tina忍不住用比较夸张的神情回答：“Oh，my God，Really？What a coinci-dence！”当时那位客人脸上的表情立刻由晴转阴，虽然语气比较委婉，但是神情非常严肃且十分不悦地对Tina说：“Would you please don’t say that word again？Because it hurt my enid，”事后，Tina才意识到客人不满意并不是因为她的语言能力不够好，而是因为她使用的“Oh，my God”这一随意的口语表达方法伤害了这位虔诚的宗教信徒。由此可见，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不可忽视英语交际中的文化倾向，要适时导入相关的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充实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让学生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对什么人讲什么话”以及“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是很重要的。
（二）教学内容。对于文化的定义和具体范围，研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各有不同的见解，例如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等。张占一、吴国华等学者从二语学习的角度出发，根据文化的功能把文化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所谓知识文化，指的是那种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文化因素。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这种区分强调学生跨文化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有利于提高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融入交际文化的意识，引导学生掌握如何排除影响顺利进行英语交际的文化障碍。从提高学生跨文化英语交际能力的目标出发，本文所指的文化因素为交际文化。这种文化不是独立于语言教学中的系统，而是语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这种文化包含广泛的内容，如小至具体的衣食住行、家庭起居、婚丧生礼、节日喜庆、禁忌讳语、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信息传媒；大至抽象的行为规范、伦理标准、人生信仰、价值观念，等等。
在以往的英语课堂中，教师往往重视知识文化的传授，交际文化很少涉及，从而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低下，在真实的英语交际中常常会出现交际失误。因此，教师在英语教学中有必要把交际文化融于语言教学中，利用文化因素更好地实现语言的交际功能。
二、文化因素融入旅游院校英语教学中的原则
由于受到英语课程设置和课时的制约，大部分旅游院校不可能单独开设跨文化英语交际课程，这决定了文化因素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只能采用融入原则。教师应该根据旅游院校英语教学目标、课型特点、学生水平和课堂教学实际等方面综合考虑融入原则。
（一）服务性原则。虽然在旅游院校的英语教学中应该重视文化因素的教学，但其核心任务仍然是进行英语语言教学。因此，课堂中的文化因素教学应该限定在英语语言教学的度中，文化因素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取而代之。文化内容应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相应地传授，真正地融入到语言知识教学中，也就是说，语言知识讲到哪里，再把相关的文化内容讲到那里，做到“有的放矢”，从而促进学生真正把握语言的精髓，有利于学生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运用该语言。在英语课堂中教师应该围绕具体的课型和教学内容设计文化因素的融入教学，通过挖掘语言本身蕴涵的文化点滴，将浅显易懂的东西作为教学的内容，而不是过分追求文化教学的知识性和系统性。比如在涉及酒店英语送餐服务的学习内容时，教师在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词汇和表达方法之外，还可以适当向学生介绍西方英语国家的小费文化，或者布置学生上网搜索关于小费的实例和相关知识，然后进行小组讨论、学习和分享。在语言知识的教学中融入文化因素既增加了学生学习语言知识的兴趣，又有效提高了学生运用和操练这些语言知识的积极性，无形中传递了促进交际畅通的英语文化，避免学生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产生跨文化交际失误。
（二）对比性原则。对比是外语和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手段，文化因素教学也不例外。英汉语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形成跨文化英语交际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旅游院校英语教学中，通过对中西方英语国家文化差异进行的对照和比较，有助于减少或避免学生在跨文化英语交际中出现语用失误。教师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提示和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英汉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对比中英两种文化在介绍、称呼、打招呼、邀请、恭维、手势语等方面的差异及常用表达方法。教师应该注重由浅入深地引入，让学习者在对学习内容进行比较和对照中发现、体会英语国家文化特色，并且能够在真实的英语交际中使用英语恰当地、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况。
（三）实践性原则。英语综合运用能力是在语言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因此，在旅游院校英语教学中交际文化的融入必须坚持实践性原则。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只是向学生全盘讲授英语语言文化知识，不提供学生进行英语情景交际的机会，学生在真实的英语交际中将不知道如何排除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障碍，从而出现文化知识与语言应用相脱节，最终影响到学生跨文化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交际文化知识，还要设法创造用英语进行交际的机会，使他们在交际中“知其然”，并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运用所学语言文化知识，加深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英语交际能力。例如，教师在课堂中可以根据具体教学内容设计具体的交际任务，如购物、住宿、点菜、打电话、讨论、看病等场景，让学生通过在模拟情景中运用所学语言及文化知识。
三、文化因素融入旅游院校英语教学中的方法
在旅游院校的英语教学中，尽管我们融入的文化因素是为语言教学服务的零散的文化点滴，但教师应该对每一刻包含的文化因素进行合理安排，有条理地融入到教学环节中去。
（一）在课堂讲授语言知识点时解释性地融入。教师在教授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的同时，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英汉文化差异的知识。在课文阅读或听力训练的过程中，教师针对课本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内容进行解说，尤其是一些对英语理解和交流引起误解的文化词语和表达方法进行阐述，指明其文化意义及使用中的文化规范。这种方法非常灵活和简便，适合于各种语言材料在各阶段对某一语言现象的突出。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l世纪大学实用英语》读写教程第四册第一单元第一课the Washwoman为例，课文里有一个句子the old washwoman crossed herself，不少学生理解为“那个洗衣服双手交叉抱住自己”。教师可以对此进行适当的引导，告诉学生从文章多处地方得知那个洗衣服是个基督教徒，因此这个句子应该理解为“双手划十字”，并顺便引出“Oh，my God”这一口语表达用法。在英美电影中“Oh，my God”这一口语表达方法经常出现，学生对此并不陌生，也在日常生活中用来表示惊叹，但是很多学生并不知道这一用法会冒犯到基督教徒。教师可以向学生解释这一语言的文化因素，即基督教徒认为随意说出来的“Oh，my God”、“Oh，my Jesus”等会亵渎到神灵，如果不知道对方是否是基督教徒的情况下慎用。同时，教师指导学生可以用“Oh，my boy”或“Oh，my good-ness”等表达方法来替代“Oh，my God”。学生在听教师讲解这一文化差异时，往往表现出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对英语里面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很感兴趣，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动力。
（二）通过讨论、角色扮演等课堂教学活动形式融入。结合课本中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知识信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中西文化差异，让学生各抒己见，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既了解英语的语言文化现象，又加深对汉语语言文化知识。很多来中国旅游、学习和工作的英语本族语者都有很深的中国文化情结，因此，通过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既提供学生更多英语交际话题，又避免跨文化交际失误的产生。课堂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用英语交际的愿望，加深他们对英语文化内容的理解和运用。还是以the Washwoman这一课为例，教师首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课文中多次出现的一些在称谓、宗教、价值观和老年人问题等方面的文化信息，并进行小组汇报和全班学习。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巡视指导，可以参与讨论或提供学生帮助。最后，教师要求每个学习小组列出一份讨论提纲，派代表上台总结，接受其他同学的相关提问。在这些任务环节，教学始终以文化信息点讨论为主线，以语言形式和交际能力为中心，实现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教学目标。最后，教师对课上讨论过的语言形式结合具体的文化知识进行总结，补充一些课外的相关文化信息。
语言学家Little Wood说过：“课堂中的交际越真实，越频繁，自然环境和课堂环境学习的界限越模糊。”因此，教师应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让课堂成为学生语言实践的场所，使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中西文化差异讨论结束后，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根据课文设置不同的场景，要求学生尽量用情境中人物的身份进行恰当的角色扮演，使用正确语言形式，培养学生获得“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敏感”。例如，在讨论the Washwoman这一课的中西文化差异后，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设置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为作者一家如何招呼洗衣妇进家，要求学生根据英语的称谓及礼仪习惯进行角色扮演。第二个场景为洗衣妇送回laundry，要求学生在情景表演中体现英语国家老年人的心理价值观及宗教观。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沉浸在英语的氛围之中，在一定的真实语言环境中体会和运用语言，促进他们自觉地汲取英语语言学习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知识和信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英语交际意识，提高他们使用外语的准确性和得体性。
（三）通过图片、电影、录像、多媒体技术等教学辅助手段融入。英语课堂上通过采用图片、电影、录像和多媒体技术等教学辅助手段能够直观、便捷地把英语国家文化呈现在学生面前，尤其是英文原版电影，它以视觉符号为主的、直观的传播形式，多方面、多角度展示英语民族的文化，直观地展现英语国家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促进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掌握和跨文化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还是以the Washwoman这一课为例，课堂上可以穿插播放一些反映英语国家老年人生活的电影片段，如Driving Miss Daisy（给黛西小姐开车），让学生深刻地明白即使是像黛西那样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小姐”、“女士”在英语国家里面不论年纪始终是对女人终生的称呼。还可以针对电影里的台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挖掘台词里所反映的社会语言文化。如Driving Miss Daisy这部电影的开头，Daisy因为太老了，开车掉沟里，她的儿子想说服她雇佣个司机，但是Daisy却说“Unless they rewrote the Consti-tution and didn’t tell me，I still haverights！”除非国会修改了宪法我不知道，不然我还是有权利开车。通过对电影的欣赏和台词的讨论，学生深刻地了解到英美国家追求人人平等和个人独立自主的价值观。此外，教师还可鼓励学生课后观看完整的影片，挖掘这部电影更深的文化价值观，增加学生对跨文化交际的了解。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论文格式范文。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司法环境金融论文，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一、交通文化的内涵
交通文化包括交通工作者在交通行业建设中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交通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成部分，也是交通企业的灵魂、动力，有以物质文化表现的公路、桥梁、隧道、航道等建设成果，也有以文字反映的交通建设、维护、管理等制度文化建设成果，同时还有人、交通、资源与环境互相融合的交通关系。交通类高职院校是培养交通行业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摇篮，在继承和发展交通文化上，校园文化建设与交通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一致的，两者相互交融、尝试融合有利于展示高职院校交通类专业办学的传统和特色，有利于夯实学生的职业素养，增强学生的交通文化底蕴，夯实专业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更好地实现交通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交通类高职院校与交通文化相互交融、尝试融合，也是实现加强交通运输人才队伍建设，为“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有力途径。
二、交通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特点
按（教职成2015年6号）文件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技能性人才。结合交通文化特色，交通类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应具有以下特征。
1.高层次的德育品质力“高技能”是履行本职工作的保证，“高素质”则是做好岗位工作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高素质”是指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是确保高职毕业生职业生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现代交通技术日新月异、天堑变通途的今天，交通行业员工在不断突破人类想象极限的同时，更需要“不怕苦、不怕累”的交通战斗精神，需要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航标灯”、“铺路石”的职业理念和职业使命。因此，交通类高职院校应该增设相关课程，将交通行业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融入课程内容，引导学生树立立足岗位、甘于奉献的职业理想，强化对职业理念、职业责任和职业使命的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
2.职业性的课程教学高职教育的特点要求高职课程具有职业性，教育部相关文件提出，高职教育要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高技能人才，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是要构建职业性课程。我国高职教育起步晚、底子薄，课程建设处于摸索阶段，目前仍然有部分高职院校在沿袭普通高校的教育方法，重理论、轻技术应用。对于交通行业而言，对学生的职业能力要求更高，职业能力调查、岗位知识和能力素质要求都需要校企双方共同参与，共同制订岗位式的专业课程，完善课程结构，丰富实践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方法，改变以往课堂以老师为主体的单一的教学方式，多采用模拟情境、互动式情境教学方法，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从而实现职业文化的内化和培养，让学生快速融入工作场景，并同时增强学习的信心。
3.高阶性的技能水平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与普通高校培养理论型、学科型人才不同，与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纯技能人才也不同，高职教育培养的是动手能力强、技术应用能力强并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操作能力较强，具备一个岗位所需要的能力素质，会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实现技术性转化，解决工作现场的实际问题，是理论性与技术性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4.创新型的思维能力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交通技术也在不断创新突破，技术、人与环境相融自洽的交通文化也在不断的突破和创新，对行业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根据近年来毕业生就业调查情况显示，用人单位不再仅仅要求员工只会埋头工作，而需要能够面对实际问题快速做出灵活处理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这些新的人才需求变化对目前的高职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具有创新精神、意识和能力的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是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之一。
三、交通类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融入交通文化的意义
交通类高职院校积极引入、依托具体的交通行业文化元素，突出校园文化建设交通行业特色，强化协同育人，这对为交通行业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1.有利于提升“交通人”培养实效开展“政校企行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交通行业企业的专家、技术人员与校内外的专家学者联合组建行业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企双方共同参与专业设置，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职业性课程，共建“厂中校”和“校中厂”生产性实践基地，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共同参与学生管理工作，在企业工作场景中有机地把学生理论学习、实践锻炼有机地揉合在一起，让学生亲身体会“上学如上班、上课如上岗”的职场氛围。校企合作不仅有助于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交通技能人才，而且可以让高职学生通过接触交通企业及其文化而受到交通精神的感染，促进其自觉践行“交通人”的使命感，进而激发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内在动因，提高其学习的目的性和成才的自觉性，提高学生毕业后在相关企业工作的适应能力，实现交通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让学生由认识职业到逐步敬业，进而达到乐业，从而完成从学生到企业员工的身份转换。
2.有利于凸显“交通”品牌文化特色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高职院校除了要符合高校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外，更应结合区域行业打造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品牌。对交通类高职院校文化建设而言，凸显交通品牌特色是其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是行业、区域社会需求的反映。在校园文化建设单位中导入交通元素，融入交通文化，打造出“桥梁文化”、“公路文化”、“海事文化”、“运输文化”等一个个富有交通元素的文化特色品牌。
3.有利于促进“准交通人”职业素质养成教职成2015年6号文件提出，高职院校要坚持把德育放在教育首位。高职院校在向学生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要宣传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交通文化，通过杰出“交通人”的事迹、演讲等途径，让高职学生感受“交通人”在交通建设事业中前赴后继、勇于开拓创新和不畏艰辛的进取精神，学习体会“交通人”顽强拼搏、努力奋斗的优良传统，体会到我国交通事业的光辉业绩，树立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的职业道德，激励学生思想上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4.有利于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促进校园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下，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培育交通类高职院校大学生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用先进理论统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抵御不良思潮的影响。
四、交通文化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1.结合交通行业特色，将交通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融入校园管理和制度建设在人才培养评价机制中引入交通企业行为规范，构建类似企业的岗位评价标准。高职院校交通类专业培养的是适应行业生产、服务和管理的高技能创新人才，培养的毕业生应该符合交通企业的用工标准。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要结合行业、岗位特色，借鉴交通企业岗位工作内容、考核标准，制定人才培养考核标准，培养符合交通行业标准的学生。比如，在“工程机械应用与维护”专业中，将掌握工程机械维护、修理、施工设定为教学目标，将设备操作、养护、维修等项目划分成独立的实训单元内容，根据企业操作手册和管理规章，拟定出详细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在教学过程中纳入诚信经营的理念，使学生通过类企业化的系统学习、培训和考核，尽快符合企业用工标准，胜任岗位工作。在校园制度文化建设中适当吸收、融入交通企业行为规范。高职院校各项规章管理制度涵盖师生工作、学习、生活和纪律等范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地渗透到每个学生之中，对学生成长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制度文化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高校都会制订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学生守则等管理制度，以规范校园的各项活动，规范师生的言行，制度文化对保障学校开展正常教学秩序，保证师生能在和谐、有序的环境里正常地学习和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任何一个企业，管理制度对员工的纪律和工作态度的约束都较强。但在校园学习生活中，高职学生基本上是无法体会到企业制度文化，也就无法适应以后实际要面对的企业的环境，这也就造成了目前相当部分高职毕业生就业后频繁跳槽换工作、有业不就，对自身职业的忠诚度不够，对工作岗位、工作地点的适应能力低、工作热情低。为使学生尽早更快地适应企业，学校可以在制订规章制度时适当借鉴企业的管理制度，规范学生日常行为，既强调制度的刚性，又以人为本，更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给学生发展的带来更大的柔性空间，使学生在刚性约束下自觉提高纪律意识、安全意识。
2.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灌输“交通人”的职业使命感校园文化建设与交通文化紧密结合，充分吸收交通文化中的优良因子，通过学校的社团组织、文体汇演、技能技术竞赛、社会实践锻炼等活动宣传交通企业的精神文化和“交通人”的职业使命，将行业、企业的职业文化和职业素质、能力要求等融入校园教学，展示交通企业精神风貌、传递“交通人”使命感，在学生心目中塑造爱岗敬业、开拓创新、拼搏竞争的“交通人”形象。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Abstract: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is between China's stock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It has been controversy in theoretical circles. This paper carried out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y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finally it got the conclusion there was weak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a's stock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关键词:股票市场;经济增长;弱相关性
Key words: stock market;economic growth;weak correlation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5-0032-02
1理论研究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西方学者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18世纪末,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了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Schumpeter是最早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他强调了银行体系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Gurley和Shaw于20世纪50年代强调了金融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经济学家对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绝大多数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股市促进了经济增长,股市在经济发展中充当着“晴雨表”的作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票市场在风险分散和风险分担方面的自由化放松了家庭的流动性束缚,从而降低了人们的储蓄动机,有可能约束经济的增长速度,代表人物主要是Bencivenga and Smith和King and Levine。Harris在研究中发现,在发达国家第一种观点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在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与经济发展之间则不存在明显的关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使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进行研究,方法不尽相同。本文将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2实证分析
2.1 股票市场发展指标
2.1.1 市场资本化率
市场资本化率=■
市场资本化率即市场资本平均报酬率,可以用它表示股票市场的规模,市场资本化率越大,市场的资本化程度越高,则该市场募集资本、增加储蓄、分散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2.1.2 交易率
交易率=■
交易率衡量的是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的交易量,当预期经济形式利好时,股票交易就会变得活跃,即使没有交易总额的上升,交易率也会提高。
2.1.3 换手率
换手率=■
股票的换手率越高,意味着该只股票的交易越活跃,流通性越好,高的换手率表明股票在市场交易的次数相对较多,交易频率较高,完成一次交易的时间相对较短。
交易率和换手率均可以代表股票市场的流动性。
2.2 经济发展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可用实际GDP增长率代替:先用名义GDP与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除得到实际GDP,然后再求出环比增长率。
2.3 多元回归分析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因变量为实际GDP增长率,用表示(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2.3.1 首先用市场资本化率(CAP)、交易率(TRA)和换手率(TUR)三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拟合多元回归方程式为:
GDP′=a0+a1・CAP+a2・TRA+a3・TUR+μ模型(1)
拟合结果见表1。
2.3.2 模型1中无论是模型本身还是系数均不能通过统计检验,因此再以市场资本化率为自变量,以换手率和交易率为自变量分别与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拟合的多元回归方程式分别为:
GDP′=b0+b1・CAP+μ模型(2)
GDP′=c0+c1・TRA+c2・TUR+μ模型(3)
拟合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
3实证分析的结论和分析
从实证分析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到,股票总体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市场资本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换手率和交易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9、0.44、0.44,均为弱相关,这说明股票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流动性均未能对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预期,这与我国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经营行为不规范,股票流通机制不规范等原因有关。在回归模型中市场资本化率和交易率的回归系数比较显著,而且系数为正,但如果使用1992~2002的数据进行分析,系数比较显著且为负。这说明虽然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没有形成有力的支持,但正向着利好方向发展,这是令人可喜的一面。
要想真正让我国的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促进,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不断完善市场结构,提高市场效率,使股票市场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并进一步深化股权分置改革,使我国的股票市场成为一个有利、有序的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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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理交融；课堂教学；学科文化
2010年，我们以“文理深层交融的通识教育改革：以史学和数学的合作为探索”为题申报了校级教改重点项目并获批。本文即围绕该项目的缘起、设计和实施，谈谈我们对课堂教学中文理交融问题的思考。
一、项目缘起
本项目源自作者之间的一次交流，话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基础学科的用处。史学与数学分别是文科和理科的基础学科，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基础学科因与功利无涉而被认为无用。这种看法是浅薄和荒谬的，我们对此有强烈共鸣。
第二，数学与史学的交叉。张成讲授的“数学文化”课程中，有很多问题触及相关的历史知识和思考。而郝虹因讲授“史学概论”这门课程，对西方“计量史学”的兴起和嬗演有所了解，“计量史学”正是史学与数学直接结合的深入尝试。
也就是在上述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萌发了进一步合作的愿望。读者也就可以了解，何以数学和史学，这两个文、理学科会走到了一起。
二、项目设计
项目最初的设计还是源于我们谈话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若落到教学层面，则是在文化素质教育的课堂上，立足于学生的人文和科学教育，通过视野、思维和审美等内在素养的熏陶，让学生开始产生对基础学科的正确认识和尊重之情。第二个主题落到教学层面，则是在各自的专业课中渗透对方的知识，方法和视角，以搭建其更开阔、也更具创新性的思维平台。后来我们又增加了新生研讨课的合作内容。具体设计如下：
第一，在各自的专业教学中渗透学科合作的成果。如在历史和数学专业课中涉及对方知识内容时，各自增加讲解的广度和深度，而重点在于渗透对方学科的思维方式。
第二，在“新生研讨课”的设计中渗透学科合作的成果。即主要尝试设计文理交融，并颇具趣味的研讨专题，比如“胡夫金字塔的建造用了十万奴隶吗?”、“克娄巴特拉之死：用数学方法解历史迷案”等。
第三，尝试以“文化”为纽带，设计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讲授的如“历史文化”与“数学文化”的通识课。
上述第一点和第二、三点分别体现的是双方在各自专业教学和非专业教学中进行的文理交融。因此，这是一个面向专业学生、各专业新生、各专业学生三个逐渐扩展的学生群，而构想的粗浅的文理交融的课程体系。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教改项目中，所要探讨的只是课堂层面，也就是立足于教学中的文理交融。其意义在于，若能为课堂教学层面的文理交融实践，探索出一个基本的课程体系框架，一方面，它可以为更多文理学科实现交融提供极具启发意义的思考和借鉴；另一方面，随着课堂教学层面的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丰富、成熟的课程体系，将成为完善的文理交融通识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撑。因为，课堂教学始终都是教育发生长远、深刻影响的核心阵地。
三、项目实施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对曾经的设计又有了新的理解，也因此一边实践一边修正、充实着原有的方案。
1 新生研讨课
我校教务处针对2011级新生，第一次开设了“新生研讨课”，由学校的各级学科带头人及资深教授领衔讲授，主旨在于对新生进行专业认同教育，同时，也内涵了使新生感受大学课堂的气氛、领略大学教授的风采，在开阔视野，批判思考的课堂学习中，尽快融入大学新生活等切实需要的意图。
在我们的项目申请书中，对新生研讨课合作部分的设计，重点是“研讨选题”而非“教学实践”。不过，现实生活的变化总是要快于头脑中原初的设想。因为张成主讲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金融数学方向的新生研讨课“统计与真理”，郝虹则参与了史学院的新生研讨课“史学之美：感受克莱奥”的讲授，双方都觉得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次课堂教学实践的合作。最终的结果是，在各自最后一次新生研讨课中，两个专业的新生合班上课，由张成主讲“教育与学生的发展”，通过对教育的最终归宿等核心问题的设问和讲解，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塑造自己，完善人格，健全心智等其实蕴含了文理交融主旨的诸多问题。讲授内容结束后，我们共同回答了学生的提问，问题涉及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中国教育的弊病、人生目标的规划等各个方面。我们俩在上课前曾商讨了这堂课应达到如下效果：
第一，提供学科交融的土壤。让新生一入大学就埋下了文理交融的种子，兼具文、理双重学科思维特质的学生很可能就从这一土壤中产生。
第二，打开学生的学科视野，使他们认识到各个学科的终极归宿从教育的角度而言，都是为了塑造人。引导学生思考自己应该成为“是什么”的“人”，而非“会什么”的“工具”。
为了解这堂课的实践效果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上述目的，我们收集了学生的反馈意见(以下文中所引学生的观点均采自原文，以反映真实情况)。
对于文理学生合班研讨的形式，有同学评价说：“文、理科学生齐聚一堂，共同讨论，不同的思维碰撞，产生了思维的火花。”有同学对数学和史学结合的思维方式互渗的意义有了认识，“经过史与数两种有区别有联系的逻辑思维方式训练的学生，一定会对同样问题的解释产生完全不同甚至相悖的理解，这不单单锻炼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更增强了学生的史学逻辑感和数学想像力。”而更让人高兴的是学生初步具有了对所有学科开放的心态和视野，“当今时代的发展需要的全方位人才，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课知识，很多时间，我们要有选择性的对自己感兴趣的学科进行旁听，或者选择与自己专业有联系的学科，比如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人物；法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法制的发展完善；数学可以锻炼我们的理性思维。”
2 专业课
如前所述，我们其实在各自的专业教学和科研中，都感受到了彼此的交叉处。但确实因为此课题的立项，使我们更加自觉并明确了在课堂教学中对所交叉内容讲授的广度和深度。比如，郝虹在给2010级史学专业学生讲授“史学概论”时，原教案中就有“计量史学”一节，郝虹修改了讲稿的讲解重点，突出了如下内容：在数学和史学结合的“计量史学”的思潮影响下，西方史学界将史学学科的科学性质的认识推向了高潮，这是史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环节。课后布置的作业题目为：(1)数学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2)数学思维方式对史学的积极影响(3)你对文理交叉问题的思考(任选一题)。学生的作业分别就这三个问题所发表的看法如下：
关于数学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有同学谈道：“数学中要求的‘确定’可以使史学家不含糊表达，尽管史学家由于受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在观点和解释中不能达到客观，但数学的思维方式可以让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尽量做到客观实在，即使做不到也能时刻提醒自己。”
关于数学思维方式对史学的积极影响，有同学谈道：“精确，这似乎是数学思维方式的首要问题，以这种思维去指导历史研究，我想历史学科会对人产生更多的信服力。”对于文理交叉问题，有很多同学都表示了认同：“文理如同飞机的双翼，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失去平衡，导致偏见产生。”
3 “文化”类通识教育课
目前中国教育界，从宏观角度出发谈文理交融问题的论著，其结论多是应该淡化学科界限；而单从数学文化角度阐述的论著，却恰恰相反，更多是在强调数学的独特性，即正是在强化学科的不同。这一矛盾现象的实质，其实指向了“文化”类通识教育课在目前的困境：即文科在说文科的好，理科在说理科的好，双方并非处于“通”的状态，其结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分裂和隔阂。其实，所有的学科都有传授知识、训练思维、培养能力、塑造精神等共同的育人指向和文化内涵，在提炼出几条大纲的框架内，各个学科可以就自己独特的学科文化进行讲授。总之，学科文化类的通识教育课可以尝试将诸如学科性质、思维方式、能力培养、情操化育等作为共有的大纲条目，各个学科围绕这些条目阐释自己学科的独特学科文化，由之组成一个系列课程群。为了尝试上述想法，郝虹做了一个实验。郝虹在给法学院2010级学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时，单独拿出了2个学时的课时，谈了对数学学科文化和史学学科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并邀请张成就数学文化部分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对这种指向同样教育目的但却分论学科文化差异的讲授，学生们谈了自己的看法，“就同一个问题史学方面的老师就此在第一次课中讲授，然后大家达成共识，其后数学方面的老师再一次讲授，然后大家再得出一个认识，将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得到不同的认识，最后将这两个不同认识的比较后，会得出惊人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同学谈到了文理分科的利弊。赞成分科的主要立足于减轻学生负担以及学生个人兴趣的差异而言，而反对分科的则从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培养立论。其实这个争论也正与本节开头教育界对淡化学科界限还是强化学科色彩的矛盾看法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上所言，所有的学科都有传授知识、训练思维、培养能力、塑造精神等共同的育人指向。长期浸淫于某个学科，其知识积累、思维训练、能力培养、精神陶冶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自然获得，所以应该强化各个学科的特色。但也正如所有人都看到的那样，这些通过各自学科的学习而得到的育人效果是有偏差的，它只突显了某一层面而忽视了别的层面，长期的文理隔绝，既使人格塑造有缺陷，又阻碍了大师级人才的涵育。如何既精通某个专业，又不囿于狭窄的学科视野，开设学科文化类的课程也许是目前较为可行的办法。学生们在专注于自己学科的学习时，通过选修这种学科文化类课程，可以较直接也较快地了解并理解别的学科的思维方式、能力培养和审美情趣等。
四、困境和思考
项目立项后，由历史学院和信息工程学院的8位教师组成的课题小组分别就合作的细节进行了研讨；并且开始了教师层面的互相学习。但总体而言，老师们虽然有兴趣，但却并不愿意在此投入太多，因为各有自己的专业方向，科研和教学任务都很繁重，将此合作作为开阔视野的一个途径并不排斥，但却并不愿在此事上花太多时间。这其实正是国内教育界，尤其是在高校关于文理交融的讨论和实践并不少，但进展却不大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困境，解决之道可尝试以下两个途径：
第一，在专业课的教学中，尝试从局部突破。即无论文科还是理科，在授课内容上只要有与对方学科交叉的内容，即进行放大凸显。教师以往遇到这样的讲授内容，往往是一带而过，但如果细细探究之，讲得更深入和更透彻，一方面会使学生直接获得文理交叉的思考冲击，另一方面，教师本人对非本专业知识较广泛的涉猎，是比任何说教都更加鲜活和生动的文理交融的范例。
第二，在文化类通识教育课中，尝试建立学科文化课程群。通过我们的合作，可以看到，文理交融的学科文化课程群的建设，首先会在长线、基础学科专业领域展开。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现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即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对长线、基础学科的不利影响，促使文理科的长线、基础学科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随着对自己学科性质反思的深入，以及为自己学科争取生存权的呼吁中，开始互相发现了彼此深层的共同点，即学科文化的内在相通性以及互补的必要性。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即数学和史学在抽象、剥离出双方的共性和异性的基础上，设计出学科文化课程群的教学大纲，然后尝试着渐次推开。比如下一步，吸纳有意于合作的别的文理长线、基础学科专业，一边在已设计出的学科文化课程群的教学大纲指导下，撰写各自的学科文化教学大纲；一边对课程群的教学大纲作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如此一个学科一个学科地吸纳进来，直至所有学科均参与其中。这是文理深层的、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和携手。
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同志指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是一个重大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也是一个重大的教育理论课题，需要引起我们教育界的研究者、教育的管理者、教育的办学者共同来研究、探讨、实践。这对于我国21世纪的高等教育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是我国在新世纪建设先进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我们上述的教改探索和尝试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当然更可能是两者兼有，都为推进文理交融这一教育界的时代大课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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