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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体育用品在我国体育经济发展中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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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构想
1前言
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共获得了32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的第二位。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表现出来的顽强拼搏精神和良好体育道德，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全世界炎黄子孙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但随着我国奥运金牌数的膨胀，我国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压力急剧增大。一方面，世界更多国家竞技体育的崛起，不断侵蚀着我国的传统夺金大项；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潜能几乎用尽，难以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发展需求，并且作为一个不太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全方位改善竞技体育也不现实。因此，我国竞技体育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外部矛盾表现为体操、游泳等传统体育项目的失利；内在矛盾表现为奥运会金牌榜的“倒宝塔结构”。本文从分析奥运会奖牌的一系列数据人手，进一步探讨我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对策。
2我国竞技体育面临的困难
2．1个别传统优势项目滑坡
我国的传统夺金大项是射击、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乒乓球、柔道、游泳8个项目，历届奥运会中这8个项目的金牌数都占很大比例，从而保证了我国的金牌数在金牌榜的位置步步高升。可以说这8个传统夺金大项能否稳定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奖牌总数量。尽管在第28届奥运会上，我国拓展了跆拳道、田径、摔跤、网球、皮划艇、排球6个夺金项目，但游泳和体操两个传统夺金大项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每项只有1枚金牌入账。
随着各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我国其他传统夺金大项也很难继续维持其优势地位。一旦这种危机同时出现，势必对我国的“奥运争光计划”形成严重威胁。
2．2奖牌的“倒宝塔”结构
在第27届奥运会上我国金牌总数突飞猛进的同时，奖牌的“倒宝塔结构”也13益凸现。这种“倒宝塔”结构是一种整体实力不稳定的表现，与其他各竞技体育大国相比，这种现象是我国特有的。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在第28届奥运会上我国的“倒宝塔”结构又有所加剧。
有这样三个原因直接导致了这种到三角结构：首先，金牌数量和增长率增长幅度过大。我们可以看到(表1)我国竞技体育l2年来，也就是从1992年的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到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金牌数量大幅增长。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的16枚金牌已经是不小的基数，在第27届奥运会上75％的金牌增长率更是让人惊叹，在第28届奥运会上又是14．3％的金牌增长。其次，银牌和铜牌数量的增减有所波动，但总体处于减少状态。第28届奥运会比第25届奥运会的银牌数减少了5枚，铜牌数减少2枚。第三，奖牌总数的增长并不明显。以第25届奥运会的奖牌总数为基数作比较，第26届奥运会的奖牌总数略减少，第27届和第28届奥运会的奖牌总数都小幅度增加。总体来看奥运会的奖牌总数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幅度很小，平均每届的增长率为6％，奖牌的增长数目是9枚，而金牌的增长数目是16枚。
3对我国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两种构想
3．1“根基填充”构想
3．1．1构想方案“根基填充”构想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主动而有序地发展群众体育，建立良好的竞技体育选材培养体系，扩大体育人才的培养面，最终在保持我国竞技体育优势不下滑的情况下，实现竞技体育向产业化过渡，让“倒宝塔”实现“软着陆”。其理论依据是：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可以超前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根基填充方案，只有通过政府强大的政策力度才能得以实现。
3．1．2如何实施“根基填充”构想
3．1．2．1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对广大国民进行广泛的体育文化教育，推进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一体化。培养人民群众的体育兴趣，增加体育人口数量，无论过去还是眼前，这都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它既可以拉近人民大众和奥运大赛的距离，促进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协调发展，又可以为体育产业化提供广泛的消费人群，还能为竞技体育提供广泛的人才选拔范围。
3．1．2．2建立广泛的、系统的运动选材网络。我国现有的选材和培养体系显然不能够满足当前体育发展的需要，其缺陷主要是覆盖面不广。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这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选材基础，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充分发挥这个优势。相对而言，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运动人才开发比较好，而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还几乎没有开发。经统计：2004年雅典奥运会我国的冠军得主共50人，有32人籍贯是大城市，8人来自中等城市，6人出于县城或县级市，仅有4人出自乡镇。我国有13亿人口，80％在农村，如何普及广大农村的运动选材和人才培养，将是我国竞技体育长远发展的根本。
3、1、2．3培养一大批高水平的教练员。一名优秀的教练员可以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运动员，一批高水平的教练员可以保证运动项目的持续发展。我国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教练员的短缺，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体育教练员的涉足，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即便是城市有一定的教练员储备，但高水平的教练员仍然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在增加教练员数量的同时，更注重教练员的质量培养。
3．1．2．4最终完成向体育产业化的过渡。体育产业化是加速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体育作为第三产业，应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从而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逐步走向市场，推动体育事业全面、快速地发展。
3．2“改变思维”构想
3．2．1构想方案“改变思维”构想是克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在体育界的影响，用辩证的“发展观”看问题，放弃一切对竞技体育的催化手段，不过于追求奥运金牌的数量增长，而让竞技体育自然发展，最终使竞技体育和社会经济文化协调统一。
3．2．2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对竞技体育的危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生活上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发展”这个词已经深入人心。但在竞技体育领域，“发展”常被曲解，人们往往只看重运动成绩的“发展”而忽视“发展”的过程，用金牌数量上的增长来衡量我国竞技体育的收获，用奥运会奖牌项目的增多来评价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潜力。这样，在平面化的“发展”观的影响下，“只能进，不能退”，逐步将我国竞技体育逼上绝境。许多体校和教练员不以人才的长远发展为目的，偏重于创造成绩，进而违背运动训练规律，拔苗助长。即此一斑，足见这样的发展观对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3．2．3辩证的“发展观”与“社会——竞技体育平稳点”“改变思维”就是要改变对竞技体育固有的认识，开发新的思路，进而改变整个体育事业不合规律的发展倾向。改变思维，主要是改变人们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把社会发展、群众体育发展和竞技体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将竞技体育从整个体育事业中孤立出来。“改变思维法”的理论依据是：体育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体育的发展不能无限制地超越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超过了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平衡点，将受社会规律的支配而波浪式地向平衡点靠拢。改变思维法的关键是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对我国竞技体育正确定位。换句话说，就是找到一个点——我国现有的经济基础对应的适应的竞技体育状况这样一个点。在此我把它称作“社会——竞技体育平衡点”。
3．2．4美国、俄罗斯和德国所提供的借鉴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近期以来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体育产业化程度也很高。我们从表2中可以看到美国在近四届奥运会的奖牌数和金牌数有增有减，有波动但幅度不大。总体而言，美国并没有一味要求奥运会金牌数量的不断膨胀，而是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这个平均值就可以体现美国现有经济水平所对应的奥运会竞技体育水平。
俄罗斯的奥运战绩受政治风暴、经济萎缩的影响，有所波动，整体上与其经济的浮动呈正相关；德国在统一以后，经过体制改革，综合国力提高了，但奥运奖牌榜的排名却呈下降趋势，第25届奥运会上，德国的奥运奖牌榜排名足第三，到今年的雅典奥运会排到了第六位。对德国来说，以往奥运会叱咤风云的形象也是超前社会经济的虚高表现，奥运排名的下降和奖牌数量的减少本在情理之中。相反，德国的体育产业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其竞技体育的沉浮倒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结果。对此，我国今后不妨引以为鉴。
4结束语
经济是体育的基础，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发展程度。竞技体育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应当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关系，使竞技体育为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
扩大竞技体育人才选拔范围，建立广泛的、系统的运动选材网络，培养一大批高水平的教练员等措施，可以保证“奥运争光计划”在北京奥运会上的顺利完成，从而，有利于向广大国民宣传体育文化，加速我国体育产业化进程。应克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用辩证的“发展观”分析我国的“社会——竞技体育平衡点”，使竞技体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这样，可以根本解决竞技体育超前发展所带来的多种矛盾，有利于体育事业长期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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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金华．关于我国体育体制特点及其发展的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6)：44—46．
[7]高雪峰．论竞技体育功能多元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4，(2)：1—3．
(一)兼并行为导致经济体过于集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很多大型的金融企业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兼并行为，这就使得全球经济体分布得过于集中，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一方面，经济体过于集中会为金融机构中的高层管理人员追求更高薪资提供平台；另一方面，经济体过于集中也容易造成金融机构出现道德风险，很多金融机构利用规模扩大的优势，对破产风险视而不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破产的可能性[1]。一旦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政府为了经济的稳定就不得不对其伸出援手，这也进一步消除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顾虑，甚至做出与自身发展目标相悖的风险经营行为。
(二)经济活动在金融经济中出现过多
因为金融经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资金上，与实体经济相比都有着很大优势，这也就导致很多经济活动都趋向于在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进而使实体经济所遭到的挤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这也使金融经济领域的交易出现越来越多的纯粹投机行为，促进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
(三)两者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均衡使得前者中大量存在的投机因素对经济指标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很大一部分的价格指数都因此很难得到真实的反应，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无法完全显示出来，这也就使得价格指数丧失了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反映作用[2]。其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受到的损害相对严重，大量的社会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中流失，随之流入金融经济领域中，而金融领域中因投机行为的频繁而出现虚假繁荣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实体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利弊分析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超过实体经济，这也使得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世界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演变。这种现象有利也有弊。其有利方面在于金融经济的地位提升使得社会资源大量流入金融经济领域，在整体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对资金的流动与配置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与配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3]。其缺陷方面在于两者之间的失衡使得金融经济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甚至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消极影响。金融经济的主要职能便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一旦两者分离，无论对金融经济来说，还是对实体经济来说，其破坏性都是空前的。所以，合理把握两者之间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两者分离的原因是解决当前困境必须要走的路。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是前者在规模、数量、地位等方面大大超越了后者，随着这种现象的深入，两者的分离也一定会对社会的整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对两者分离的原因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大体上看，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金融资产增多使风险增大
在讨论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从时间顺序与现实贡献的角度看，实体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经济相比更具备根本性，从发展层面看，在实体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以后，金融经济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另外，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期，金融经济想要进一步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依托。所以，金融经济想要发展就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但是，实体经济在世界性的交易过程中需要外汇，而外汇又要依托于金融经济，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然而，风险又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在金融经济中[5]。所以，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慢于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金融资产的比率也因此增加，这对经济发展来说，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
(二)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导致
从技术角度看，技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创新，而经济的发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国际化特点，金融经济的类型也以此为基础越来越多，从而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提升金融资产的比率。从制度角度看，由于金融经济大于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很多非理都与两者的分离有很大关系，这些行为因为制度因素而产生的。
(三)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
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膨胀是影响两者分离的直接因素之一，弱化主要表现在国际之间解除了金融管制，导致国际之间的资本流动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国家内部也会对金融管制进行弱化甚至解除，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交易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有很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前局面的产生，而上述的三个方面起主要作用，想要阻止两者的分离，也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将两者之间的比重与相互关系协调好，从而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四、金融经济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论文提要：经济景气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已成为世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监测经济运行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十几年来，我国景气指标的相关研究累积了大量经验，并逐步建立了我国的景气指标体系，用其监测分析我国经济波动。然而，对我国区域宏观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我国地域广阔，区域经济有很好的多样性，所以对区域宏观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相关理论研究及其意义
经济景气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五个阶段，已经有了大约近百年的发展史。最早的是哈佛指数阶段，该指数是由13项监测指标根据时间差异关系分别编制的。包括与股票市场有关的“投机指数”、与商品交易市场有关的“商情指数”，以及与金融市场有关的“金融指数”。该指数不仅能够指示景气动向，而且能够超前预报；第二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形成阶段。1937年密切尔和伯恩斯研究了近500个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选择了21个指标构成超前指示器，之后又提出了研究报告“循环复苏的统计指标”，预测出了经济转折的时间，并被后来的实际经济波动所证实；第三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发展阶段，这阶段对扩散指数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第四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国际化阶段，20世纪七十年代，NBER和穆尔的国际景气研究中心将经济景气方法用于监测分析国际经济波动，最初建立的是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监测指标体系；第五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创新化阶段J.H.斯托克和M.W.沃森提出了新的景气指数概念和制作方法。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景气指数方法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
景气研究思想在不断开拓创新，实际应用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监测经济运行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相关的研究工作，近十几年我国景气指标的相关研究累积了大量经验，并逐步建立了我国景气指标体系，用其监测分析我国经济波动。
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无疑是当今全球经济中最好最大的事件，它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有的经济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无疑成为监测的重点，我国地域广阔，区域经济有很好的多样性，加之对我国区域经济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所以对区域宏观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我国相关理论的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尽管景气指数方法在国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我国理论发展还相对落后，缺乏理论创新。本文试图从景气循环指标体系的领先、同步、滞后指标的模式中将先行指标分离出来，对先行指标和先行指数进行研究，对景气循环方法的深层次研究以得出较为适合的区域经济特性的先行指标体系；另一方面提出将以一个区域经济数据为背景来建立实证分析，构建出区域经济运行监控的先行指标体系，对省一级政府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协调经济发展、保持经济快速平稳运行、避免出现较大波动有实际指导意义。本文对国内外景气指标体系构建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充分地研究，对我国旧先行指标体系进行了必要的参考，旨在建立一套适应当前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的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监测体系。本文对指标序列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在指标筛选方面力求更符合区域经济特性，对经济波动更敏感。
二、区域经济景气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
区域经济先行指标的选取一定要切实结合区域经济的特性。由于我国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地域分布和政策上的原因，我国各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各自地区特色的经济，包括金融外贸服务型、农业加工和能源矿产型等等各种类型的经济。在早期已经研究的经济指标体系下，还要着重考虑能反映区域经济特性的经济指标。
除此之外，选取指标的原则包括：1、先行性。所选指标对GDP有明显的先行性，其变动先于基准循环指标，能够在一个比较早的时间显示、预测总体经济波动，对GDP的变动有一定的导向性。2、经济重要性。与基准指标之间的先行关系有重要的经济原因，能够引起经济活动的波动，表现经济主体的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变化调整迅速。3、周期性。其周期趋势必须领先于基准指标，并且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具体来讲，与基准循环波动相比，先行指标的趋势变化至少领先3个月，并且表现为两次以上的单向引导关系。4、数据质量。统计覆盖的序列口径宽广，尽可能覆盖经济重点部门的指标序列，数据在月份而不是季度基础上编辑，数据及时易得，无间断，无频繁修正。
指标的筛选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统计体系及统计方法的不断完善，统计的种类越来越多，统计指标的数目也日趋庞大，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信息资源。其中，影响景气波动的不仅有产业的活动，还包括就业、金融、财政、消费、物价、库存、贸易等领域的广泛的经济活动，因此收集数据时应尽量包含这些领域。
从大量经济指标中选择景气指标还应考虑到以下几条基准：（1）经济上的重要性；（2）统计上的充分性；（3）统计的适时性；（4）与景气波动的对应性。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指所选指标在景气的把握上是特别重要的，并且代表经济活动的一个领域，所选指标合起来代表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统计上的充分性是指该指标是月度（或季度）统计数据，并且数据区间较长、较完整、覆盖面大、可信度高；统计的适时性是指数据能及时定期地统计上来，并予以公布，在每月（季度）后的1～2个月（季度）内即能使用；主要参照以下标准：（1）指标跨越的时间尽可能长，一般时间跨度至少包括5次循环。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适当缩短跨越时间长度的要求；（2）先行指标的峰值比基准循环的峰值先行至少三个月以上；（3）各个先行指标的特殊循环与基准循环接近一一对应，且在最近的连续三次循环中，至少有两次循环的峰值保持先行三个月以上。通常，指标体系是用于监控实际产出的周期性波动，为此要尽量采用指标的不变价序列。三、指数的合成及检验
经济景气指数是综合反映社会经济变量波动的相对数，具有简洁性、直观性的特点。经济景气分析就是利用经济景气指数将不同数量的社会经济现象加以综合度量，进行动态比较的一种综合分析方法。经济景气指数从最初数据筛选到最终指数合成，编制过程较为复杂。初选指标组确定后，要进行基准循环模式的确定、基准指标的选取和对指标初步分类等工作。对季节性明显的指标序列进行了季节调整去掉季节因素，通过比值求出指标的增长率序列，然后进行第二次调整去除不规则因素，得到景气指标增长率序列组。合成指数CI不但可以反映景气变动的转折点，还可以把握景气变动幅度的相对大小，并给出数量标志，因此采用CI合成指数。在合成方法上，使用美国商务部的合成指数计算方法，并使用等权。通过K-L信息量法、时差相关分析法和峰谷对比分析法，对指标增长率序列组进行筛选、分类，确定出景气指标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终选组。
先行合成指数用来预示未来经济运行轨迹的变动趋势；一致合成指数用来反映当前经济运行方向和运行力度；滞后合成指数用来最终确认经济循环的转折点和经济运行的某一状态是否开始或结束。利用合成先行指数曲线和GDP增长率进行比较，以检验合成先行指数的先行预测效果，并且可以通过实际应用对各合成指数的效果进行检验，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进。
四、结论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经济景气周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区域先行指标体系，但我国较薄弱的数据基础给合成指数的编制带来困难，加上我国的统计体系还不完善，统计的范围还不够广泛，统计数据的时间长度也较短，统计口径经常调整。再者，在指标合成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有待改进，比如时差的测定数据平衡性检验等方面。
合成指数所使用的指标都是经过季节调整，去除了季节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的序列，增长率循环分析仍是景气分析的主要方式。区域经济政策作用具有不确定性，给经济景气分析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最后应该指出，经济指标的循环特性是不断变化的，同时，统计数据采集方法也在不断调整。指标体系使用过程中要定期考察各指标的先行稳定性，及时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和修订。
区域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监测体系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区域宏观经济走势，增强区域经济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要建立一套适应各区域经济管理所需要的经济景气指标监测预警体系并定期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经验的同时，如何使区域景气指标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相关研究、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到模型方法的实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后续的努力，最终使完善的区域经济景气指标体系为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董文泉，高铁梅等.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县域经济 经济发展 问题及对策
一、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县域经济同城市经济之间发展不协调
县域经济之间，经济基础好、资源丰富的县比较富余，财政资金雄厚；而经济基础较差，资源匮乏的县，财力紧张，有的甚至举步维艰，干部职工工资发放都有困难。不仅如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发展更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一是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城市经济，并且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二是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两层皮”问题仍然存在。一方面，城市对县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辐射的传导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另一方面，客观上仍然存在着城市与县域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等问题，城市与县域仍然相互独立。三是城市与县域在产业整合、分工协作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作机制和紧密的产业链与配套关系。
2.传统农业的效率低下
传统农业是指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当前，中国县域传统农业可以归纳为6个特征：一是农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二是农业发展片面追求产量和产值的增长，而对市场需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产品质量、农业结构升级和农业效益等关注不够。三是农业的种养、加工、流通相脱节，利益关系不紧密。四是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五是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下，技术进步水平不高。六是农业仍然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建国以来，尽管中国的农业生产取得了稳步增长，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足，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停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导致中国农业发展缓慢。
3.县域工业尚未发挥主导作用
目前大多数地区县域工业不仅发展缓慢、总量过小，而且档次也比较低，突出表现：一是深加工能力不强，生产经营的基本方式仍然是“收获—初加工—销售”为主要形式的粗放式经营，真正能够发挥较大带动作用的深加工企业仍然很少。二是产品档次不高，科技含量低，主导产品和优势产品少，难以形成积累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严重制约县域工业的发展。三是县域工业发展仍在一定程度上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迟迟走不上发展的坦途。
4.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迟缓
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迟缓主要表现为：从民营经济自身来看，主要问题是：数量少、规模小、档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多数集中在第三产业中的餐饮服务业；以家族式管理为主，管理上的非规范性和非科学性问题较为明显；自身发展潜力有限，大部分民营企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低，市场前景不广阔；借贷能力低，多数民营企业预期收益不明显，自有资金少，由此导致其偿贷能力低，甚至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还贷意识和法制意识，信誉度低。
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就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出如下几点对策：
1.解放思想，确立新的发展理念
在新阶段实施县域新突破，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从某种意义讲，最缺的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理念和制度保障。因此，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首要动力。我们要联系工作实际，要冲破各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约束及体制机制性障碍，彻底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营造宽松良好的软环境。
2.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结合县域实际，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特色经济，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富民强县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比较落后的县要实现快发展、大发展，必须立足本地实际，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思路，找准重点，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区位等比较优势，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旅）游则游，走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路子，培育重点企业，形成特色，创出品牌，促进县域产业从多样化转为特色化，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要把特色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形成支柱产业和拳头产品，发展产业链条和特色经济，以此推进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3.培育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发展县域经济要紧紧抓住培育龙头企业这个“牛鼻子”，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第一，要打破地域界限，优化资源配置，围绕主导产业，积极扶持壮大，形成规模经营。重点培育和扶持规模较大、实力较强，带动辐射力也强的龙头企业。要把农副产品深加工作为发展重点，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第二，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兴办龙头企业，兴办贸工农、种养加、农科教相互渗透，有机结合的联合式龙头企业。特别是要积极引导大型企业进入农业产业化领域，真正成为龙型经济发展的龙头。第三，积极探索产业化经营的新模式，我国农业产业化有多种多样的模式，例如，“公司+农户、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农户、专业协会+农户”等不同的模式。
4.以项目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
加快推进工业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地转入工业和城镇，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国内经济大县强县发展实践所证明的。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推进县域经济工业化进程，首先要坚持比较优势原则，调整县乡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分工关系，坚持工农结合，城乡互动，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走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道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用高科技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带动农业结构调整，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其次，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市县产业有机整合，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和合理的配套协作关系。
5.全力发展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把民营经济放在突出的位置。首先，要彻底转变和根除对民营经济的偏见，牢固确立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生力军这种主导意识。其次，政府要在加快体制创新，强化政策扶持，鼓励科技创新，引导集约发展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为县域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最优惠的政策、最良好的社会环境。再次，发展县域民营经济，要同县域国有、乡镇企业改革相结合，鼓励民营经济积极参与国有经济改革，逐步使县域经济民营化；要同发展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相结合，引导、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建各种形式的农村经济组织，使它们成为中坚和骨干；要同能人带动相结合，以技术能人、经营能人等县域各类能人为核心，支持他们在组织生产经营、开拓市场、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带头作用，鼓励他们成为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的领军人物。
参考文献: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投资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一体化的历史。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从生产活动到资本运动再到生产要素的移动都突破了国家的疆域，实现了国际化。
在这种国际化的浪潮中，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这种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最初起步于二战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现于西欧，随后，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区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将我们的时代概括为“一体化时代”。
在经济一体化这个炙手可热的舞台上，跨国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扮演着世界生产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随着一体化进程而迅速壮大。进入21世纪，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200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披露，主宰全球经济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
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跨国投资、经营和管理的组织载体和国际市场的行为主体，在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联系各国经济的传统渠道，如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对下降。因此，不论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某一地区来看，跨国公司都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对旨在加强区内各国间分工与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国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国公司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纵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极为有趣又极为重要的线索：现代世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是由微观层次上的企业生产一体化和宏观层次上的国家政策协调一体化导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层次上的一体化的统一。前者可以称为功能性的一体化，后者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一体化。
微观层次上的企业导向型的一体化，指的是以跨国公司作为主导力量而推动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利用地区区位优势可能带来的规模效益进行跨国界的投资生产等活动，它的这些活动必然会对该区域内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促进和加强该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这种跨国公司导向型的一体化是企业行为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发展的客观结果，是功能性的一体化，而不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
而所谓宏观层次上的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是指地区内各国政府间在政策上通过协调，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推动成员国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状态。这种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建立国际性的经济协调组织，人为地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甚至制定统一的对外关税，来实现各个成员国之间贸易、人员、资本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地自由流动，达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这种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机构的一体化先于实际的企业生产一体化。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这两种推动力量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能促进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推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的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向前发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过跨国公司运作的跨国商业一体化和地区性经济一体化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组织，是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市场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通过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而政策协调导向型的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的范畴，是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签订协议为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在本地区的流动和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都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随着这两种现象的繁荣发展，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对独立进行的。邓宁撰文称，迄今为止，人们很少尝试将这两种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系统的分析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资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够的。
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微观主体的跨国公司，它的行为在客观上必然会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那么，跨国公司的微观行为，究竟如何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跨国公司的行为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产生影响的呢？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国公司的市场行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生产一体化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也是世界各国之间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一国内部的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向纵深和广阔方向发展的产物，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分工主要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工业国与初级产品提供国之间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工，二战后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向深度和广度上扩展。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配置、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合成为“不可分”资源、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并将国家间的生产分工和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生产、交换、分配等各方面经济联系的不断融合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了复合一体化阶段。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进行细分，如研究与开发、采购、零部件生产、加工、装配和财务等，并将不同的生产经营职能配置在公司整体需要且最能发挥作用的国家或地区，形成跨国界的价值链。设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执行整个公司的某项或全部职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跨国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个层级结构，而是一个网络结构。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车在欧洲的生产组织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网络化生产，欧洲福特公司设在英国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别生产充电器、配电器、仪表盘、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绝缘器等;在比利时亨克生产车身部件、车轮；在德国维尔弗拉特生产变速器、引擎；在科隆生产车身底盘；在法国波尔多生产变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和德国萨尔路易进行组装，产品主要供应欧盟市场。不仅如此，福特公司还逐步将其部分研究设计、人员培训等职能配置在不同国家，建立起复杂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
由此可见，战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国公司的并购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跨国公司因为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国的贸易壁垒等原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不同地区设立了生产机构。这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战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就和西欧跨国公司在本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有着密切联系。以英国、德国为例：1962年～1988年间，英国对前欧共体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9.2倍，而同期对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仅增长6.1倍。德国的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把前欧共体视作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比重大体维持在30%左右，投资总额从1976年的15.8亿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亿马克。与此同时，英国和德国也成为欧共体其他成员国资本投资的热点地区。1962年～1978年，前欧共体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银行及保险部门)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从1.34亿英镑提高到20.32亿英镑，年均增长18.5%,比同期外国公司对英国直接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高出5个百分点。1986年，前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额为24.41亿英镑，1989年上升到45.78亿英镑，分别占同期英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欧共体对德国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94.8亿马克，占同期全部国家在德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1%。
正是这种跨国公司的区域内部的交叉直接投资，将传统的国家间分工转化为企业内分工，加深了区域内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协作的依赖，为日后政府间签订经济一体化条约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凝聚力。因此，跨国公司在区域内部的直接投资对该区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促进区域内外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
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制约了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随着企业跨越国界的扩大经营，区域内相互投资增加，贸易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国际区域内各国相互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们以欧盟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在欧盟内相互投资的增加，欧盟内部贸易额也持续增长。有资料显示，欧盟内部贸易额占当年贸易总量的比重逐年扩大，从20世纪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几乎翻了一番。
4.跨国公司对区域内的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
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和规模经济仅仅是形成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而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则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之间的互利互惠，区域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国公司的发展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而当代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正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外在动因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它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经济组织。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超过40％的世界生产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0％，其贸易量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垄断了75％的国际技术贸易，在国际金融领域和劳务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然，今天的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贸易、制成品贸易和技术贸易。因此可以说，今天国际市场竞争已经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种日趋激烈的竞争，使一些经济实力薄弱的小国和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国际市场上的剧烈变化。因此，它们一方面要组建本国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与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结成联盟，彼此协调。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为了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保持其在某一领域的垄断优势，也需要联合中小国家的力量，协调行动。
四、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规则、促进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深化了区域内市场、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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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指标选取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所选取的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和国际贸易分工等指标.本文CO2排放指标选取择CO2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指标.根据数据的可获性等相关原则，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年鉴》以及河南省相关公报资料等.相应地，上述各指标选取如下：人口指标选取历年河南省人口增长率，用字母P代表；经济水平指标选取河南省历年人均GDP指标，为消除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对GDP按照1952年的价格进行平减，用字母AP代表；考虑到产业部门消耗的能源类型和结构在碳排放量的差异，结合河南省的实际，选取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作为产业结构的指标，用字母S代表；能源强度是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量表示，用字母ET代表；能源消费结构选取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表示，用字母ES代表；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用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总量之比表示，用字母CT代表；由于出口高耗能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会增加本地区的碳排放量，因此，国际贸易分工指择用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表示，用字母EX代表.根据资料显示，能源消费总量河南省主要是以污染严重的煤炭燃料为主，该比例也高达85%以上.而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多是通过化石能源消费量推算来的，因而本文主要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3种消耗量较大的一次能源为基准来核算河南省的CO2排放量.具体采用参考文献［8］中的方法来估算河南省的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用字母I代表，人均碳排放量用字母PI代表.
1.2扩展的STIRPAT模型的构建在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量化模型时，学界通常使用IPAT方程.但此方程存在着考察的变量数目有限性等不足.为此，迭特滋（Dietz）等建立了IPAT方程的随机模型——STIRPAT模型，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又新增加了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国际贸易分工4个变量来对STIRPAT模型进行扩展.扩展后的STIRPAT模型为。为了消除各变量指标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将式（1）两边分别取对数，使其转化为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引入lnETt与lnCTt的乘积。
2实证分析
1978—2010年河南省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不断增加.从图1可以看出，河南省碳排放总量由1978年的9040.05万t增加到2010年的55127.6万t，年均增长5.81%.能源消费总量由1978年的3353万t标准煤增加到2010年的21438万t标准煤，年均增长5.97%；碳排放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在33年间变化几乎一致.从图1还可以看出，1978年至2010年河南省人均碳排放量和上述的变化趋势也是一样.人均碳排放量由1978年的1.28t/人增加到2010年的5.5t/人，增加了4.3倍，年均增长4.67%.
2.1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的计量模型分析时间序列模型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伪回归”问题［10］.通常采用ADF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11］.若为非平稳的同阶单整时间序列，则需要进一步利用上述方法，在含有常数项而没有趋势下，各变量时间序列（对数形式）为非平稳，通过一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时间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根据上述公式（4）和公式（5），利用各变量数据和EViews5.0软件，得到回归结果（表1和表2）.由表2回归的参数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优度为0.999679，DW值接近于2，表明以碳排放总量为解释变量的模型2回归结果好，且不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同样，在以人均碳排放量为解释变量时的模型4的回归效果好.从模型2的回归系数来看，P、AP、ET与CT的交互作用，ES、EX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S则对碳排放总量影响不显著.AP、ET与CT的交互作用和ES的弹性系数较大，分别为0.968746、0.757889和0.583027，其他变量弹性较小.因此，在对碳排放总量正向影响的因素中，AP影响最大，ET与CT的交互作用次之，ES的影响位居第三.同样，在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AP、ET、CT的交互作用与ES、S、EX对人均碳排放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AP、ET与CT的交互作用和ES的弹性系数较大，分别为0.954494、0.926183和0.595472，其他变量弹性较小.因此，在对碳排放总量正向影响的因素中，AP影响最大，ET与CT的交互作用次之，ES影响也较大.此外，从模型2和模型4的回归参数上看，模型4回归效果要优于模型2的回归效果.
2.2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的贡献率分析由上可知，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正向影响较大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由表3可知，1978—2010年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长5.81%，在分解各主要影响因素中，AP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表现出正效应，贡献率为79%；而ET与CT的交互作用、ES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则表现出负效应，平均贡献率依次为-31.4%和-1.59%.1978—2009年人均碳排放量平均增长4.67%，在分解各主要影响因素中，AP和ES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表现为正效应，平均贡献率分别为202.2%和20.01%；而ET与CT的交互作用变动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则表现为负效应，平均贡献率为-148.78%.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1978—2010年河南省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1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是近33年间碳排放总量增加、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主导因素，贡献率也最大.1978—2010年河南省能源强度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年均下降分别为4.88%和0.15%，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河南省能源结构优化成效初步显现.因此，两者的交互作用对近33年间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变动负向驱动的主导因素，其贡献率也最大.1978—2010年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变动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消费结构合理，则可能呈现出负向驱动，否则，则可能出现正向驱动.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总量起到一定的负向驱动作用，但对人均碳排量起到的是正向驱动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众和相关部门的低碳意识参差不齐造成的，从数据的结果看，目前仅有一小部分公众和相关部门具有较强的低碳意识，因此最终也就导致了其对碳排放总量的负向驱动的贡献率仅为1.59%，但这一小部分相对于大部分来说，其负向驱动的功能也就大大抵消，最终也就导致了其对人均碳排放量具有一定正向驱动作用.此外，虽然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的变动表面微弱效应，但因其与技术进步关系密切，因此，技术进步也是导致碳排放的因素之一.
3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竞技体育；校园文化；影响
校园体育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是指在学校这一特定的范围内，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一部分。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学校体育这片沃土，学校体育是校园体育文化的基础，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运动兴趣及习惯，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等功能。我国中学的体育教学内容目前仍然是以竞技运动项目为轴线的教材体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在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就主体而言，人们认为竞技体育仍是当前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
一、竞技体育对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
竞技体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源于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具有强烈抗争的性质，是体育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方面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水平甚至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它的社会影响力巨大；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竞技体育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和关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NBA、亚运会、甲A足球赛，几乎都深入每个学生的心中，选修热门运动项目的学生日渐增多。
正因为竞技体育已远远超出本身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竞技体育文化是构成体育文化的核心。因此，向学生传授基本运动技术、战术、规则，是提高学生体育文化水平的需要。我国学校体育中竞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已延续了几十年，它是师生课余体育锻炼，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毫无疑问竞技体育已经是校园体育文化的一部分。
二、竞技体育与培养正确的体育文化观念的关系
最近，国内体育主管部门正有意将体育工作与教育系统“嫁接”，走教育与体育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但学校中的竞技体育毕竟与职业竞技体育有着很大的区别。竞技体育所包含的教育功能成分更应在学校工作中被强调，而人们往往容易把竞技体育的其他非教育因素扩大化后移植到学校教育中来，使其发生畸变。这是体育教育改革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体育教育功能没有正确的认识，体育教育改革就会失败，学校中竞技体育的开展就有可能步入歧途。为此，我们应从文化的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学竞技体育的作用，正确发挥竞技体育的文化功能。
1.竞技体育可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竞争的社会，而竞争意识又与竞技体育息息相关，在体育运动中，不讲门第、不分尊卑；在竞赛活动中，不存在除个人身体、心理以外的任何不平等，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在运动中、在竞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体现自己的力量。体育运动中最讲法制，不徇私情；最讲现实，不论资历；最讲务实，不图虚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应当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竞争，特别是一些直接对抗性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拳击等，从而渐渐增强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顽强毅力。
2.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道德与合作精神
在竞技体育中，各项运动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人们只能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创造成绩，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会遭到谴责和惩罚。因此，学生通过参与竞技体育运动，可以培养出良好的体育道德，进而养成优良的社会公德。即如何对社会群体、组织的公益事业作出贡献，怎样提高社会意识、怎样发展对别人的权力和感情的尊重和理解。竞技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和场所。
3.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研究表明，参加竞技性比赛，能扩大学生的兴趣，放开性情，增加与他人结识的机会。同时在激烈的对抗中，在努力拼搏的奋斗中，接受成功或失败、表扬或批评的心理锻炼。在与他人交往或冲突中，学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受到很大磨炼，使学生得以从学习压力、心理伤痛等方面解脱乃至超越出来，从而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更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挑战。对社会现象是与非评价、道德标准与做人原则等在社会认识上的价值取舍，都可以在运动中受到检验。因此，人们认为竞技体育运动能测试出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人力资源投资风险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解决人才供求缺口问题时捉襟见肘，不利于企业积极、灵活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人才开发规划中存在的较普遍的问题是开发的盲目性、开发内容不够全面、缺乏系统性，对实际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目前大多数的企业都存在着重培训轻开发、重眼前轻长远的问题，开发手段单一，缺乏整体的开发部署，导致员工的职业方向不够明晰；在选择开发项目时，没有充分考虑技术条件、经营环境的变化、目的性不明确，开发的知识与技能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相对于零开发的风险，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另一种极端的做法是认为开发是万能的，管理者急功近利，希望通过一两次的开发项目就能获得一支精英队伍，能够一劳永逸，在做规划时没有考虑企业实际发展阶段的需要、开发对象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开发目标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完全由管理者一厢情愿的强制推行，这样会使员工面临较大的压力，且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效果不会很理想。
（四）人力资源开发的执行不力
在开发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影响到项目的落实，如工作时间、个人时间与开发时间的矛盾；开发创新与抵制变革之间的冲突；其它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等。如果上述问题在项目执行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在项目执行时没有给予及时的调整，就会影响到项目正常进程，使整个工作偏离预期的开发目标，导致开发低效或无效。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协调与控制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技能等方面未达到相关要求。
（五）缺乏内部成长通道
人力资源开发除了提高员工的知识与技能，还要明晰员工的职业发展目标，这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自我超越的潜能，经过开发知识与技能得以提高，员工会自觉主动地向更专、更精的领域去学习与探索，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追求。相应地也会需要更多的提高综合素质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希望自身的价值在薪酬待遇、工作职位、工作条件等方面获得认可，如果管理者不关注员工变化了的需求，企业内没有明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员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自我追求受到压抑，在较长时间的失望过后，其产生的结果或者是辞职转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或者是员工意志消沉，丧失了追求个人理想的执着，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使前期的开发效果归于零。这样的结果亦会对其他员工产生一个示范效应，使他们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持怀疑态度，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产生不满，后期的开发工作会更难开展。
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一个好的规划应该目标明确、系统完整，可以动态调整。开发的目标要明确指向企业战略发展的方向，为企业的发展预先储备专业人员；系统完整则要考虑开发内容、时间上的要求，从内容上来说要根据企业发展规划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职业技能开发，时间上对一名员工的培养要结合他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长期的开发，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开发项目；动态调控意味着管理者要密切注意企业经营环境、技术环境、人才供求、开发对象等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对开发项目的目标、内容、
步骤、对象等方面进行调整，保证开发效果。
（二）签订保证企业权益人力资源开发合同
确定好开发对象后，企业要与之签订开发合同。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开发内容、形式、时间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为防止员工专业技能提高后另谋高就，合同中要注明开发后的员工应在企业服务的时间、违约后的经济责任，对员工产生纪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约束，假使员工离职，企业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开发合同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竞业禁止条款，如果在员工的聘任合同中未进行有关规定，则在开发合同中，一定要和掌握了商业秘密的核心员工签订竞业禁止的内容以保障企业的权益，在发生核心员工离职、侵犯到企业的商业秘密时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保护。
（三）注重人才储备
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储备的工作，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员工流失后出现的岗位空缺导致工作出现混乱的局面。在企业内部组建工作团队，避免出现个人控制某个工作项目的状况，工作就不会因为个人的离开而出现中断；除了团队建设还应该注意人才的梯队建设，以师徒的“传、帮、带”方式形成同一岗位的储备人才，当第一梯队人员离开时，后续梯队的人员能够迅速补充上来，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观念，处理好人才为我所用与为我所有的关系，积极探索各种灵活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信息库，在需要时可迅速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通过聘请兼职员工、短期工，解决企业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人员缺口。
（四）加强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建设
通过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并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以形成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从精神层面上给予激励，增强企业凝聚力，引导员工的行为方式，降低流失率。企业可建立内部竞争机制，改变主要取决于上级决定的“伯乐相马”式的人才选拔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赛马”的方式由员工自己的才能来证明实力，为员工提供展示才能的“赛场”，为其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五）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企业要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就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工作保障，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规划制定的是够合理、相关制度执行是否规范、开发项目能否有效落实等问题，对他们的开发特别是更新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