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研习法律的学生，或者说一名法律实践者对属于我们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探讨一直在继续，但是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真正的内涵的研究却仍然处于一种被忽视和落后的状态。在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法治社会的大的背景之下，法律思维方式更突显其重要性。学生通过相关资料的收集现拟从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的模式形态、法律思维方式的内在的独特性、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期望能引起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共鸣，进而达到大家对法律思维方式重视的目的。
关键词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法治意义
一、法律思维方式具体模式形态的分析
有关思维和思维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我国蓬勃展开。而对于思维问题的重视，则可推溯于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这样的背景而论，中国法学界目前对“法律思维”问题的关注似乎显得姗姗来迟。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法制国家中，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是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社会自治等核心观念来思考和评判一切涉及法的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形态表述如下：
（一）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
法律思维方式应表示为追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理由及来源，从而定纷止争。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学思维始终以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与探索为核心,这是区别法学研究与非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学习和研究法学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指南,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工作者同为法律人的共同标志。
（二）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这意味：
1、面对未查明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结论。
2、已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被法律证据规则排斥，而不会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以虚拟事实做裁判根据，而且不允许以客观事实来对抗虚拟事实。
（三）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从根本上说体现了普遍的规律性，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强调普遍性的优先地位。
（四）程序优于实体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现代法治从根本上要求人们通过合法程序来处理具体法律条件。违反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规范，也将被否定，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总之，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的最关键部分，程序优于实体。
（五）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的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离开了规则、制度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正义。因此，现代法治理论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能支持结论的理由。尤其是当一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理由和结论时，应优先选择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这种理由必须是公开的、有法律依据的和有法律上说服力的，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理解：法律结论是来自于法律逻辑的结果。
（七）人文关怀优于物质工具主义
法律因人而生，为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关怀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物质工具主义的实利科学，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符合人性。
总之，学生认为：法律思维方式是不同于以利与弊为判断中心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为分析中心的经济思维方式以及以善与恶为评价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的。
二、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法律思维要素的独特性
法律思维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法律思维主体和法律思维对象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就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法律思维主体的专门性、共同性。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和法学研究、传播者(法学家)共有的智慧资源，是伴随法律专门化而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所谓法律专门化，即出现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和专门的法律机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的运作。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人们之间的专业屏障日益加大。社会已经从大多数人能够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发展到对职业外的世界茫然和无知，他们垄断了法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法律思维成了这个共同体共有的意义世界。
第二，法律思维对象的规范性、实证性。法律是法律思维的对象之一，而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规范性、实证性的法律发展史亦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历史。法律演进的历程是由非规范性到规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实证性到实证性的过程。昂格尔曾把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称其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认为习惯法不具有公共性、实在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律思维还缺乏确定性的对象因素。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产生了官僚法，它“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国家法的准确性与实证性，使得法律成为被思考的问题和以法律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尺度越来越具有可能性。法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阶段，它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过程的完结，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对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维对象的实证性和规范性，是法律思维方式区别于哲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的标志之一。哲学思维对象是一种应然状态的真理或本质。
（二）法律思维方法的多重性
思维方法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相互作用的联系和中介。关于思维方法的层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三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哲学思维方法；另一种观点是四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无论是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都是按照思维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抽象程度来区分的，亦即它们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法律思维方法应当属于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思维方法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工具是一个由多层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构成的系统，各层次的方法之间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法律思维领域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维方法、或与其他方法毫无联系而只适合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思维方法从体系上看，显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绎、归纳等逻辑的方法，经济分析、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因果关系等哲学方法在法律思维领域(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律实践领域)都被广泛地应用。
（三）法律思维时间视野的回溯性和空间视野的有限性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写作思维方式;个人化写作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关于文学“史”的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时在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从那之后,一种理性的科学认知思维方式在文学的知识传播过程中占据着支配性作用。而在此之前,文学是作为一种情感或是经验被审美地把握。当情感或是经验转化为理性的概念时,对文学的把握就成为一门学问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于是,“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倚,到教育体制的改革,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着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1]
在20世纪初,文学史是作为传播文学知识的辅助课程出现的。到了50年代,出于国家、民族叙事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其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文学科目,而当代文学更因其与当下语境的紧密关联而在现代文学之上。然而到了80年代,一切都颠倒过来,现当代文学失去了曾经的辉煌。当文学疏离了借以展开叙事的政治之后,文学史的自救行为就是多元文学史观的出现:启蒙的、文化的、思想的、现代性的、人道主义的等等,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当然,伴随着文学束缚解除的欣喜,是对文学史写作的争论。最近几年,这种争论逐渐转化为一种焦虑意识,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历史性与合法性问题。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合法性,文本研究的缺失,20世纪文学的命名,文学的边缘化,解构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的越界,甚至还有学科课时的压缩等等,都成了,20世纪文学研究危机的表征。一个具有元历史叙事性质的命题就这样处于一种“历史的合谋”的场域。那么,在这种状况下,20世纪文学史——尤其是距离我们时间更近的当代文学史该如何应对呢?
一、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与文学史写作
不断被重写的当代文学史除少数能取得人们的认可之外,大多是千人一面——所运用的史料基本相同,结构基本相同,甚至思维方式也基本相同。并且,那少数写得较为成功的当代文学史也仅是被认可,而非认同。看来文学史的写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所致。本质主义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文学来说,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史是历史,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言说对象的文学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勃兰兑斯曾将文学史作为人的灵魂史来描绘:“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勃兰兑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他个人品性与理论品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观点也许不为人所赞同,但却是着者与历史上的文学心灵契合的结果。而按照本质主义的方式对文学“史”加以处理,就会和历史上各种精神主体心灵里流出的精神之河相抵触。正因如此,海德格尔认为:“向历史要求精确,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相抵触。”[3],所以,“纵观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着作,很难说有几部是生机灵动、构思独特的”[4],这是对研究对象缺乏心灵感悟所造成的冷漠所致。一部精神的历史,如果没有着者心灵的投入,很难说它是成功的。当前,本质主义正在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障碍,即以影响比较大的洪子诚的文学史而言,“也许更令洪子诚们感到难以适应的是,宏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因追求文学研究所谓的‘科学性’,再次更改了先前重审美、重情愫、重人文的研究理路,而表现出一种把文学的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是内在的本质景观的本质主义倾向。”[5]
当有限的文学史资料在文学史写作中越来越硬化的时候,“回到历史场景”作为一种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尝试。所以近几年来的期刊研究、文学体制研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仍受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牵引,试图在研究对象的背后去挖掘出那种制衡文学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近几年来较少有有价值的文学史着作出现。近来不断有学者发文对“当代文学”概念进行讨论,表明了“当代文学”作为整体概念的内在逻辑断裂。伴随着“当代文学”概念的破裂,“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本质性叙事也应该受到质疑。
与本质主义相随的,是科学主义。当一切学问冠以科学的名义,似乎就获得了通向真理的坦途。科学之光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更是一种信心和信念。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如果不按照体系、逻辑来结构篇章,就会失去科学根据,充其量只能是稗史、野史而非信史,难入大雅之堂。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历史是否必然会产生某种‘规律’?历史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必须具有某种连续性?”[6]尤其是相对于精神现象的文学史来说,科学——哪怕前面冠以“人文”的字样——是否将文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引入一种作茧自缚的状态呢?
科学按照“必然”展开自己的逻辑论述,这样,它就势必将“偶然”因素剔除出去或者压抑下去,以保证科学话语的自足和完备。但是,文学的发展毕竟不像科学论述的那样链条清晰、层次分明,它充满了断裂、偶然和悖论。恩格斯说过,“偶然性如果不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话,历史就会变得很奇怪了。”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偏偏将这些偶然遗忘了,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对丰富的文学现象分门别类,然后为我所用,而不管文学的真实存在状态。比如,当代好多作家对评论家将自己划为某个流派并不满意,可又有哪个评论家尊重过作家的这种说法呢?文学史依旧是在“寻根文学”下划一批、“先锋文学”下划一批、“新写实主义”下划一批。这样一来,批评家完成了对文学史的跑马圈地、“殖民”划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显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而那些无法归类的作家作品就被人为地谋杀,从此在文学史中沉寂下来。比如路遥,除了陈思和的“教程”给以一节的内容,其他的文学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连提都不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文学“史”呢,还是要作家作品呢?
退一步来讲,即使文学史有着某种“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种科学意识能否始终贯穿下去呢?现在有论者认为,“文革”期间“地下写作”发出的是一种真实的声音,由此,“地下文学”进入文学史视野。可问题在于,那些公开发表的声音就是虚假的吗?曹禺说:“我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这句话是真实还是虚假呢?可以说这是曹禺急于向主流意识形态表态,可谁又能证明这方面的真实呢?就凭曹禺不断改写自己的作品吗?这种做法是具有普遍性还是迫于形势?如果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孙犁就没有转变呢?如果是迫于形势,何其芳、冯至的转变又该怎样解释呢?变与不变的背后有没有必然规律呢?个人的性格、气质是不是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呢?那些从理论上看来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其实在当时看来是不是具有偶然性呢?比如周扬、胡风等人的个人恩怨对文学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一种潜在的影响呢?还有,“文革”之后就没有“地下文学”了吗?为何它们就进入不了文学史呢?是因为话语的不真实吗?如果真实,那就应该得到和“文革地下文学”一样的待遇。如果不真实,那么,判断这种不真实的主体是哪些人呢?他们怎样保证他们的标准是客观的呢?再有,科学主义培养了一种贵族意识、精英意识。比如,当代通俗小说尽管拥有大量的接受群体,但却进不了文学史范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文学史到底是谁的文学史?在这里,科学只是注意到了“净化”,而忽视了“愉悦”也是人的情感之一。其实,“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作‘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7]今天的批评者将文学的地位抬得很高,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对话语霸权掌控的一种策略和实践方式。如果从宽泛意义上说,文学是带给人精神愉悦的东西,那么,通俗文学做得更好。即使退一步来说,文学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或精神层次的东西,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属于少数人独有。在此意义上,文学史面对的就不再是人们的共同的精神现象,而成为少数人的专有。
因此,科学主义能否成为以心灵、精神展开的文学史写作的标准尺度大可怀疑。[8]就好像李昌集先生批评的:“我们不断地在提倡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可当‘问题意识’被强行由规范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并被严格组合进了学科类别时,历史的动态感就会不断地被这架可怕的机器所绞碎、粘贴,再按照深层结构或必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排列、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9]
二、“历史中间物”与“回到历史场景”
关键词：语文学习方式 语文能力 思维导图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版修订稿）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笔者认为，学生的学习方式要得到转变，首先应该是教师去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指导和启发，要求学生注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养成“自我学习”的良好习惯；善于发挥小组学习、集体讨论的群体作用，让学生在合作中学习，丰富语言的积累，丰厚自己的底蕴，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
一、“自主、合作、探究”的内涵解读
自主学习。学生要积极参与学习过程，尤其学习语文，当老师给出一定的方法时，学生应该自己通过工具书去识字、书写，自己读书并写读书札记，自己学会阅读和写作。正如新课程标准提倡的：“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得到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合作学习。“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生还应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习、合作讨论、交流等。教师应该运用正确的方式力争让每位同学面对所需交流的问题、任务，积极参与进来，沟通、配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在一种立体化、多层次、网络式的学习模式中以求提高。
探究学习。探求是人类的本能，求知欲是人类本性中最大的驱动力之一。在语文学习中，通过分享学习的成功、快乐，学生不但会真正了解他人参与学习的心境，关注他人的学习情感，而且自己也能产生轻松、愉悦的情感，从而提高主动参与的意识。可见，探究学习正是适应人类的探求本能，发展每个人的创新精神和探究能力的一种学习方式。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落实到语文学习的整个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且在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但在引导和帮助学生形成这些新的学习方式时，教师应注意研究学生身心发展和学习语文的特点；了解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好奇心、求知欲和进取精神；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求自主学习，鼓励学生要善于想象、质疑和创新。因为这是一个能更好地挖掘学生智力潜能、提升思考能力和启动学生的记忆、组织、创造意识的有效方法。
二、借助思维导图，加强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内在动力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找到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内在推动力，即学生自身对语文能力的认识和语文学习兴趣的养成。语文能力是一种认知能力，对所接触的语文信息，学生要储存、加工和提取。而这种能力的培养、锻炼和提高，思维导图作为一种直观、简单、有趣的思维工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思维导图提供思维的“全景图”，可以使人的思维从焦点问题出发，在不同的分支上无限地发散和延伸，从而突破收敛性思维的束缚，激发出灵感的火花，产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方案。思维导图的优势在于学生利于思考、探究和联想，把知识进行组合、联系，采用发散性思维，突破思维定势，进行知识创新。而这也正是语文能力培养中非常需要的，学生在自我、合作、探究学习时迫切需要这些能力的训练。
三、思维导图在语文学习各个领域中的运用
汉字的正音、正形、正意是语文学习的主要任务，学生学习的目标是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字义，但汉字字音相同、字形字义相近者数量繁多，采用传统的学习方法，死记硬背，学生就会觉得枯燥乏味。而应用思维导图就会借助图片把汉字化静为动，把静止、繁琐的汉字形象化、简单化，让学生在一种新鲜的感觉中学习。如对以下、、这些象形文字的学习，不仅能帮助学生有效理解和记忆汉字的字音、字形、字义，同时也会激发学生去了解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史的兴趣。
学生学习词语时习惯就词论词，很难进行积累，而思维导图强调学生思想发展过程的多向性、综合性和跳跃性。用思维导图学习词语时，学生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让思绪任意驰骋。比如在学习成语时，由“快心满意”想到“意到笔随，快心遂意；以快言论；能言快说；眼明手快；心如刀锉；爽心豁目；额蹙心痛；羊体嵇心”等等。这个过程是在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让他们感受到成功的快乐，同时激发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提高其词语学习的能力。
学生在课内外已经接受了很多知识，要让学生将多种信息和所学目标有机联系起来，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句子。如果运用思维导图，就能够利用形象思维把学生带到有意义的语境中，激发学生创造的强烈愿望，使其发挥想象力进行造句，从而成功地完成知识的迁移与技能运用。如刚刚学了“刻舟求剑”这个成语，老师把画面和出处出示给学生后，让其联系自己的生活及学习实际造出更精彩的句子。
在阅读中运用思维导图分析，能使困难、复杂的内容非常清晰、系统地突显出来，因而能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阅读材料内容，更容易地组织和记住所读材料。阅读教学中，将阅读材料中最重要的信息进行组织整理，并用自己的语言将它转换成系列图式的形式，使概念之间形成体系和层次，并能方便交互，这能帮助我们迅速把握整个文章的意思，顺利答题。例如，在学习《景泰蓝的制作》一文时，最重要的是理清说明顺序，如果给这一课建立了导图，如景泰蓝的制作有六大工序：制胎掐丝点蓝烧蓝打磨镀金。然后依此去学习重点，掌握起来就轻松多了。语文学习中的阅读量大，而且阅读是解答其他类型题目的基础，例如诗歌鉴赏、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甚至材料作文中对材料的把握，阅读能力都是基础。
思维图式也有助于写作的练习。当作文给出话题或材料时，学生围绕其中心进行思考，把思维的火花及时记录下来，然后小组交流，教师给予客观指导，这整个过程正是思维导图的形象再现，同学们针对一个问题在头脑当中产生的思想以网状的形式记录下来。
学习完某些章节后，应该把相关知识组织成完整的系统框架，有系统的知识构架将有助于学生对学习到的知识 进行储存与复习。思维导图就是构建知识框架的很好的工具。思维导图能够通过节点和连线把由中心辐射出来的各种知识联系起来，把知识点连成知识块，把知识块连成知识网，避免知识在头脑中毫无头绪、杂乱无章地堆放。图式分析有助于建构学生的知识结构，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知识的主要内容框架，把新知识与已有知识进行整合。对学习的课程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通过整理和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对关键词和核心内容的查找可以更好地帮助老师和学生们，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并将所学内容进一步地加以深化。使用思维导图，使考前复习资料只有一些整理好的图式，一目了然，以便于学生更加快捷高效地复习。
四、结语
新课标要求改变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而思维导图在优化语文学习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教师引导，在思维导图的帮助下，学生在课堂上自己思考和解决问题，逐步培养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能够让学生在面对广博的语文知识时掌握科学而适用的方法，并充分挖掘出学生智力潜能，提升思考技巧，提高记忆力、组织力与创造力，进而提高语文学习的能力。这种内在的动力存在了，新课标提倡的新的学习方式就会很快形成。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新课程改革中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子课题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YXGHB0900。）
参考文献：
[1]董建春.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教育[J].教育探索，2001.
[2]托尼・巴赞.思维导图[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3]参见孟河银.思维导图在语文学习中的应用[EB/OL].省略/suibi/06033105.htm.
关键词：中西文化；思维模式；英语议论文；写作构思；文化差异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的交流也日益增多。除了口语间的交流，书面表达也成为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交流的重要方式。而英文写作，又是我国教学中的一个弱项。对中国学生而言，对英文议论文的写作常常感觉无从下笔。中国的论文构思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学生也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在写作英语议论文的时候也常用汉语的习惯来对整篇文章进行构思，相当于将汉语的议论文翻译成中国的议论文。虽然在语法方面没有很大的错误，但是却和西方文化相差较大，使西方对论文的内容感到匪夷所思，不能很好的理解。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了解双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有益于思维模式的转变，以西方思维模式来进行英文议论文的写作构思，达到中西方不同思维模式的灵活运用。
二、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中西方不同文化上的表现
（一）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地域文化方面的表现
中西方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不同，在彼此地域中生活的民族不同，对同一个事物和事件的看法和态度也不同。中国气候四季分明，大陆性气候中夏天是最为炎热难熬的季节。而西方的英国夏天却是温和舒适的季节。所以，面对“夏天”一词，中国人马上会想象到酷暑难耐的样子。而西方面对“夏天”一词，就反应出一种舒适宜人的感觉。虽然这仅仅是地域差异中一个小小的例子，却折射出两种地域的差异性。地域的差异，带动思维模式的差异，就如同样是“夏天”，对其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因此在英文的写作构思时，要充分考虑到双方地域文化的差异。
（二）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风俗习惯文化方面的表现
中国和西方国家有着相差较远的风俗习惯。就如同“春节”和“圣诞节”，一个是属于中国的最重要的节日，一个是源于西方的重要节日。中国饮食习惯用匙和筷，西方则是刀和叉。中国崇尚礼仪，认为“左尊右次”，这一点对西方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对各国而言，风俗习惯都是复杂的。不同的风俗习惯，影响不同的思维模式。在英文写作时，要尊重西方独有的风俗习惯。
（三）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表现
人类文化博大精深，宗教文化是其总重要的一部分。不同民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崇尚的、忌讳的文化也不同。中国的以佛教和道教为主。而这并不存在于西方文化。西方崇尚的多以基督教为主。信奉上帝是最高的神。在文章写作中，对词汇的理解从方面来讲也不相同。龙是中国崇尚的图腾，象征着“高贵，吉祥和神圣”。而西方英语词汇中“龙（dragon）”仅仅是一种低等的爬行动物。由此看来，在英文议论文写作中，思维模式同样要注意西方的信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三、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在英语议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表现
（一）写作中汉语和英语在词汇上的差异
汉语和英语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上有着不同的偏重。也因此，汉语中动词在句子中应用较多，而英语和汉语比较起来，用名词多于动词，比较静态化。所以我们在写作中，要想接近西方风格，就尽量用名词来表达汉语里用动词要表达的意思。汉语追求一种语言的韵律，内容结构间的协调。又包含很多修辞方法，一些意义重复的词语被多长使用。而英语强调的是简洁，流畅，具有逻辑性。西方国家的用词要求简明扼要，避免复杂冗长。这点在英语议论文的写作中要有足够的重视。
（二）写作中汉语和英语在句子结构上的差异
英语的句子中必须使用连接词，以体现句子的完整性。而汉语则着重于句子本身的意义。汉语句子本身不以主语为中心，而是以句子表达的意义为主题。而英语则是要求突出主语，不能将其省略。汉语中多采用主体的思维方式，常用人称来作为主语，运用主动语态。英语则对主体和客体有严格的区分，常用物称来表达事情，被动语态使用较多。因此，在英语议论文的写作中要注意句子结构的差别，避免汉语主题的思维模式对英语的句子完整性造成影响。
（三）写作中汉语和英语在文章篇幅章节上的差异
汉语的写作思维方式常采用引言慢慢引出主题，很少直接进入主题。中间内容逐点述说，最后结尾呼应引出结论。受传统中庸文化的影响，文章也常用辩证的方法，从正反两方面来叙述主题。而西方文化则更习惯于直奔主题，表明态度，突出论点。内容呈直线型展开，与中心思想紧扣，讲究因果思维。在章节段落中，汉语习惯含蓄的连接，没有主题句。而英语则习惯在每个段首都有一句提纲类的语言，其余语言都为之服务。所以在写作中要注意思维模式合乎英语国家的逻辑方式，阐明观点。
四、在英语议论文写作中减少中式思维模式的方法。
如何减少中式思维模式对英语议论文写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国西方语言写作中长期探索的问题。针对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性，提出以下减少负面影响的方法。
首先，应该加强英语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学习，融入西方各方面文化的认知。除学习英语语言本身之外，对西方的自然地理，风俗习惯，人文风情加以了解。熟悉英语本身的语言背景。尤其重视英语的思维方式的锻炼，明确英汉两种思维的差异性，在写作中摒弃汉语的思维模式。其次，在写作中重视英文论文的结构和风格，做到论点鲜明，论证有力。不冗长，不繁杂，注重结构的紧凑。再次，充分利用范本来进行模仿写作，研究英语论文范本的结构，句型和词汇的运用，培养对议论文写作的兴趣，拓宽写作思路，锻炼英文的思维模式。同时多阅读英文资料，强化英文的思维模式，发现和学会英语议论文的写作技巧。平时注重英语思维的模仿练习，培养英语议论文的写作能力。对汉语进行准确的翻译，也可以为论文的写作积累更多的词汇和句子，满足对写作在实践中的需要。
五、结语
写作对语言方面涉及很广泛，不仅包括语言的表达，还有思维方式等多种方面的能力。英汉之间的各种文化差异，决定了中心思维模式的差异，极大影响了英语议论文的构思。在今后的英语议论文写作中，要增强文化间跨越的意识，减少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思维模式的影响，写出让西方人民理解和认可的英语议论文。
参考文献：
[1]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药专业;学习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8-0207-02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理论的思维模式深深打着传统文化思想的烙印。作为未来中药事业发展的栋梁，中药专业的大学生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符合中医药的学习思维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发展中医药理论，才能更快地适应中药行业需求。因此，作为培养中医药思维的传统文化，对于中药专业大学生学习思维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树立中医药思维是中医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思维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和过程，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间接和概括性的反映。它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高级形式和行为产生的根本指导，它一旦形成，就会对行为的各个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活动产生能动作用。作为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智力活动，学习的整个过程都要有思维活动的参与。所谓学习思维，就是指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包括学习的思维模式、学习思维素质、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学习过程中应掌握的多种思维方式和方法等等。[1]可以说，学生学习思维的整体质量会直接关系到其学习的效果。而思维模式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每个专业都有特定的思维方式和逻辑体系，它是贯穿于整个专业的灵魂。只有掌握了特定的学习思维，并运用特定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才有可能真正进入专业的核心。
中医药历经几千年依然屹立于世界医林，没有被改造、代替甚至自行消失，除了其独特的临床疗效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具有相对独立的、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并仍能继续在世界医学领域里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2]对于中药专业的大学生来说，专业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需要建立起这种思维方式――中医药思维。所谓中医药思维，就是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以中医药理论为依据，在对生命活动、疾病规律、药物的使用和作用规律的认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与方式。这种思维的确立是中药学专业学生破解专业奥秘的钥匙，也是中医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具备符合专业发展特性的思维方式的人才，才能够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使中医药事业延绵不绝。
总之，中医药学在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如欲破解其中的奥秘，我们就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根溯源，掌握传统文化对中医药专业学生思维的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中药专业学生学习思维的影响
1.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思维的关系。相对于西方文化传统中比较强调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更多是以直观意象为主，是一种更着重于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域去把握真理的思维方式。作为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下的中医药学，天然具备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这种特性无论是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还是在推理方法、技术手段等角度，均有所体现。例如，中医药中的整体思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不仅重视人体生命本身的整体性，而且还要尊重人体与自然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因此，中医药的认识论就不是单纯强调客观认识，而是“物我一体”、“体物会心”、“司内揣外”、“司外揣内”地“物我交融”的“内景”;在方法论上，使用的是整体关联、辩证互补、系统协调的整体观，而不是用机械的、分割的、还原的方法来建构它的体系;在推理方法上，运用的是“容中的”、“互补的”辩证逻辑，在技术手段上体现出整体调控的独特优势。[3]还有在中国古代重视“形而上”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取类比象思维;在古代哲学阴阳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辩证思维等均是如此。
这些特点与现代人习惯的思维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没有形成中医思维模式的情况下学习中医药知识，无疑是空中楼阁，无法真正深入进去，并有所精进。
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有助于学生建立中医药思维模式。思维模式是文化的核心要素。要真正把握一种文化，必须掌握其思维模式。思维模式是理论体系的灵魂，积淀在人们思维中的思维模式要比获得的具体指示更重要、更有价值。[4]中医药学是融合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科学，其理论基础更具有人文特点和浓厚的文化色彩，如果仅从每一味中药的角度去看待和学习是不全面的，也无法把握其中的精髓和内核。并且，中医思维方式与西医思维方式大相径庭，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中医药的问题。这就要求中药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学习和思考，必须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广博的人文知识为基础来建立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但这对于惯用数量概念来解释和理解事物的高中毕业生来说，却无疑有一种思想上和情感上的隔阂与疏离，无法真正融入其中。
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提升中药专业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培育中，形成注重整体、突出联系、重视和谐、维护平衡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建立正确的符合中医理论特征的思维模式，才能掌握学好中药学的核心武器，对其学术概念和理论的理解自然也会更加深刻到位。
3.建立中医药思维模式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实践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整体性、辩证性、直觉性等思维方式。对于中药专业的学生来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不仅可以建立起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可以使自己的学习思维素质有所提升。例如，中国传统文化讲求把一切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种思维方式涵盖了肯定与否定的辩证过程，具有整体性、系统性。这种思维本身就对于深受数理化训练的理科生来说，可以极大促进他们整体思维的形成，是对于西方分类思维的一种有效补充。在此熏陶之下，学生可以提升在学习过程中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更好地抓住事物的规律和本质，实现思维的深刻性;同时，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迁移能力及组合分析的能力，提升思维活动的灵活程度，实现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从而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实践运用有着很好的提升作用。
三、立足于传统文化培养中药专业学生的学习思维
既然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思维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同时传统文化又对于中药专业学生的学习思维能够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在对中药专业学生进行培养的时候，就要注重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进而使学生能够理解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领悟中医药理论的精髓，这是现代中医药人才成长的必然趋势和培养中的重要任务。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首先，教师要将传统思维方式贯穿于中药专业的课程教学中。中药课程本身就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信息和思维方式，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除了基础知识之外，还应该将中医药的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始终，让学生在记背中药名称、药效等知识的同时，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训练学生的思维，使学生能够逐步建立、形成中医药思维，并学会用这种思维来分析和解决专业问题。此外，加强经典教学。作为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经典著作的学习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强化理论知识，同时还能学习古人综合性辩证思维方式。
其次，基于第二课堂的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高校培养人才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课堂不仅是第一课堂的有效补充和延续，同时也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有效途径。利用各种活动、讲座等等第二课堂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中药专业的学生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例如请相关专业开展有关古代思想、古代哲学等方面的系列讲座，举办学术沙龙、兴趣小组等，提高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整个学校，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能够真正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对传统文化予以深刻的认同。
总之，传统文化是中医药思维形成的沃土，对于中药专业学生树立中医药思维、提升学习思维素质具有重要影响。只有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学习，才能更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医药学经久不衰的思想精髓。
参考文献：
[1]方川.自组织系统中“学习思维”品质的特征与培养[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1）：126-132.
[2]王琦.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研究[J].世界中医药，2013，（1）：1-4.
关键词：对比分析理论 思维文化 二语 汉语思维能力
语言对比分析简称理论。即理论是应用语言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第二语言学习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学习者而言，完成从英语到汉语的思维转换的过程就是一个把这两种语言不断加以比较的过程，逐步将英语的思维系统转换为汉语的思维系统。因此，在CA理论背景下探讨汉英两种语言在思维文化方面的差异，对促进汉语学习者汉语思维能力的提高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CA理论及其现展
CA理论这种语言分析方法产生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40年代运用到第二语言教学中。1957年，美国文化语言学先驱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出版的《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有的译为“多文化之语言学”）著作中系统地阐述语言对比分析方法理论系统，标志着CA理论的正式建立。
CA理论以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母语迁移”理论（20世纪50-60年代）、转换生成理论框架（20世纪60-70年代）、注重超越形式或与形式结合的功能和意念层面上的对比的语用理论框架（20世纪80年代为基本依据的。CA理论认为：目的语中与学习者母语相似的成分对他来说是简单的，与其母语相异的成分对他来说是困难的。CA理论强调学习者对母语和目的语的体系进行一种共时的对比研究，揭示出语言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预测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学习难点，从而在教学中采取预防性措施，建立有效的第二语言教学法。CA理论是应用语言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第二语言教学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不少研究者认为：CA理论并不能预测学习者的全部错误，至少预测错误的程度不够高。这是因为他们对CA理论并没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学习者之所以产生的语言偏误，不管是语际错误（Interlingual Error）或母语干扰性错误还是语内错误（Developmental Error），是前系统错误（pre-systematic error）、系统错误（systematic error）还是后系统错误（post-systematic error）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对学习者产生的语言偏误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即对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做综合化的复合研究。
如菲律宾的华裔青少年基本上懂闽南方言、英语（官方语言）、菲语（即他加禄语，当地的民族语言）和华语，所以他们在学习德语时，语言偏误的产生可能受前四种语言的干扰造成。因此，根据CA理论，需对闽南方言、英语、菲语、华语与德语进行综合的对比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汉英两种语言思维文化对比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CA理论研究是对语言系统的全方位的对比分析研究。这里仅从思维文化视觉对汉英两种语言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和特定的民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认为“语言是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的。”可见，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一种文化符号，是文化得以保存、延续和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Lyons）也认为“语言与文化具有历史的联系，语言是打开文化宝库的钥匙，离开语言天然依赖的文化背景，难以充分理解语言本身。”这就是说，任何一种语言，不能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语言既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要理解中华文化，就必须掌握汉语言，而要学好汉语言，就必须同时学习中华文化。
其次，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思维的发展推动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又促进思维的发展。一般来说，语言的发展水平标志着思维的发展水平。语言的深层接触或影响决定于语言思维和语言思维方式，语言的创造、改进和运用也决定于语言思维和语言思维的方式。
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构建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季羡林先生认为：“一言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comprehensive），而西方则是分析的（analytical）”不同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不同的语言基础结构，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反映在语言中。如汉语和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其语言思维有根本区别。从思维角度看，汉语重视整合型思维和顺向思维，认识和感知事物时由大到小、整体到个体、一般到特殊，进行语言感知时只有听完全句才能把握句子的主要信息和主要内容。而英语重视异型思维和逆向思维，感知事物的时空顺序恰恰相反，在语言中的反映主次分明，不听完全句就不能获得该句的主要信息；从思维方向看，汉语遵循从边缘到核心、从整体到部分的思维方向，反映在语言形式中时，常常将修饰成分放在核心信息的前面。英语遵循从核心到边缘、从部分到整体的思维方向，反映在语言形式中时，常常将修饰成分放在核心信息的后面，即将最突出的信息放在最容易感知的信息之前形成英语交际的基本原则；从思维方式上看，汉语文化是以人文为中心的人本文化，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思维方式，特别强调主体思维。因此，汉语中的主动句使用频繁。英语文化强调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位。偏重于对客体的研究和观察，特别强调客体思维，因此，英语中的被动语态成为一种基本的表达习惯；从思维具象性看，汉语重形象思维，汉字又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形成重意合的组句形式，其逻辑关系隐密。英语重抽象思维，文字又是表音体系的文字，形成重形合的组句形式，大量使用关系词、连接词和介词及其他形态变化形式等，其逻辑关系明确。
关键词：辩论；思维方式；英语学习
一、学生英语技能现状
虽然英语学习的四项基本技能中，作为接受性技能的“听”是学习者最先接触的，“读”也是摄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而“说”和“写”作为创造性技能却成了许多英语学习者感到吃力的两个方面。我们知道，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英语者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交际。也就是说，交际成了英语教学和学习的一大目标（Chomsky 1986）。然而纵观英语教学的现状，哑巴英语现象依旧普遍，虽然专家们提倡了很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模式和策略，学生也较之以前的表现能够进行一定的英语表达，而传统的中式思维对英语表达的影响依旧深远。
中西方不同的言语观和对言语行为的态度会直接影响语言学习者的行为（贾玉新1997）。贾玉新（1997：285）指出，西方人比较“直截了当，喜欢争论、对抗，总有个水落必须争个石出的精神”；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不习惯用语言辩论，他们设法回避言辞角逐”。中式思维在表达方面较间接、迂回，这比较符合中国几千年历史和习俗对人的影响。此外，“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和“谦虚自律”、“含而不露”等民族性格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交流者自由表达异议的机会。长此以往，在英语说和写的技能方面，学生很容易形成盲目跟随某种观点的弊端。因此，为了培养英语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本文将分析辩论思维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促进英语学习的技能训练，尤其是说和写的能力训练。
二、辩论式思维的概念
辩论式思维指的是用辩论中的推理、质疑、分析、例证、反驳等手段和方式进行思考。由于辩论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形式具有较多种类和特点，辩论式思维也有其相应的特点。
首先，辩论式思维强调思考者的推理和质疑能力。从柏拉图的质疑态度、科学与宗教对于人类起源的辩论到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动态变化的问题与话题，人类一直都在以不同的辩论形式刺激或激发出针对种种问题多样的应对方案。辩论式思维需要个体在看到一个现象、话题或问题时，能够对其进行定义、范围所指的划定、倾向性推断等，同时对问题的解决方式的唯一性或确定性表示怀疑并提出不同见解和依据。
其次，辩论式思维需要思考者从不同角度、深度分析问题的能力，并提供足够的例证来支持观点。Chaffee（1991）指出，在讨论一个信息时，个体不应当简单接受，而是应该分析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分析信息中的各方因素，提出质疑，反驳不同观点，并提供例证来证明自己的分析。
辩论式思维不是辩论，而是通过一系列辩论式的推理、质疑、分析、反驳、例证等过程来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英语学习中培养辩论式思维有一定的意义。
三、英语学习中培养辩论式思维的原因
1.现实需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在交流中，一些学生在真正接触了来自英语国家的人的时候会发现所学的英语和所使用的英语有着一定差别，中式的“不言之中”、“心领神会”等思维方式有时候在交流中存在一定的弊端，尤其是在正式的场合的交涉和谈判中（Kay 2006）。贾玉新（1997：441）在探讨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的文化差异时曾指出：“美国人的信条是：……声誉是在辩论过程中赢得的，如同信任是在争论之中建立起来的一样。”培养辩论式思维不仅能够使交流者更加清晰思维、训练语言使用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辩论式思维的指引下，交流者能够发挥辩论本身的多种益处，使交流更加高效、成功。
2.辩论的益处
辩论作为特殊的交流方式，本身存在很多益处。Kay （2006） 培养辩论式思维的过程中，原有的信息会得到加强，同时新的知识在辩论思维的刺激下诞生并通过辩论过程得到验证、修改、批判或是摒弃，学习者会通过此过程扩大对原有信息和新信息的理解，也会找到于自己的思想相似和相反的群体进行进一步交流，互相学习。此外，在辩论式思维的指导下，交流者通过与他人分享观点参与讨论和批判能够帮助对很多事情的理解，训练辩证性思维，培养对不同观点的鉴别和容忍和对问题的分析和决策能力（Kay 2006）。由于需要思考怎样措辞才能够将观点表达得最清楚，辩论式思维还能够使交流者学习语言的使用技巧。作为英语学习者，这一点非常重要。
3.理解语言运用规则
Kay（2006）指出，辩论式思维会指引交流者学习运用语言规则。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交流者需要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不同的思想如怎样表示同意、反对、质疑、澄清、说明、描述、打扰、提供意见、总结等。选词本身固然重要，但是交流者还要特别注意哪些语言是比较符合交流时的场景。这样，英语学习者不仅能够分析清楚哪些词句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分析和使用更符合语用规则、更恰当的措辞。除此之外，语言本身是交流的重要手段，在辩论过程中，语言的听说技能能够直接得到训练，读写技能能够间接得到加强。
4.辩证地思考
语言的学习也包括文化和与语言相关领域的学习。对英语学习者来说，辩论式思维的培养能够使学习者更加辩证地看待问题。Chaffee（1991）认为，一个能够辩证对待问题的人就是能够倾听和考量其它观点和思想的人。同时，辩证地思考指的是积极地、有目的地、有条理地审视和考量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和观点，以便使自己的理解更加清晰，更加有深度（Chaffee 1991）。尤其是在遇到和母语文化有着一定差别的异国文化时，辩证式思维能够帮助学习者分析文化间的差异，并且审视适度地使用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些元素进行更有效的双向交流（Kay 2006）。
5.拓展思维
同上所述，英语学习不仅仅是语言学习，也是一种文化的习得与实践，所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原有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范围都会有一定的拓展，而这种拓展在辩论式思维的指引下会发挥其不可估量的作用帮助学习者在交流中更加成功。贾玉新（1997）曾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很多旧观念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传统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很难改变。辩论式的双向思维方式可以帮助英语学习者认真审视自身的文化和英语文化，取长补短。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取长补短拓展了学习者原有的视野，不会只局限在一个角度看问题的局面，而是会拓宽角度，更加全面地思考问题。
6.与时俱进
辩论式思维训练需要大量信息的积累，要求学习者既能够引鉴过去，又能够与时俱进。当今世界可以说是复杂而又富于挑战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事件引起了各国的讨论，如战争、、疾病、天灾、犯罪、内幕交易、生物工程、人权、宗教、种族等等（Chaffee 1991）。所以除了了解历史上古今中外的基本知识外，学习者还要保持新鲜的头脑，了解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和社会变化，以便能够在交流中旁征博引，支持所阐述的观点。英语学习者通过这样不断的积累和训练，能够稳固迅速地增加词汇量和知识量，为说写技能积累素材。
四、怎样培养英语学习中的辩论式思维
为了能够从多角度分析和考查问题并能够做出最科学的决策，辩论式思维模式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以下思考模式。此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交流情景决定哪些可以重点强调，哪些可以忽略不计。
1.准备阶段
Kay（2006）一再指出，辩论式思维的培养需要英语学习者平时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包括英语听读过程中的信息、知识、词汇、语言点等，也包括上文提到的各领域的相关信息的积累。
在辩论式思维培养的准备阶段，需要对问题采取多角度的观察。学习者可以在进入真正的辩论式思考前考虑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要采用这种方式解决而非那种方式？如果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可能会有怎样一些情况，又会引发哪些问题，两种方式比较之后哪一种更加切实可行？还有没有更多可能的解决方案？……等等。这些问题不一定要在这个阶段找到答案，但是需要学习者先从多角度审视问题，然后进入辩论式思考阶段进行分析和求证。
2.思考阶段
当学习者进入辩论式思考过程中时，通常第一个需要的态度就是“质疑”。学习者要辩证地看待问题，质疑问题是否是事实，分析问题的方向是否合理，解决方案是否可行等等。由于每个人对待每一件事情都有不同角度，学习者可以通过“质疑”来辨析事情的各方面信息，然后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学习者需要从问题的各方面入手，找出最合适的切入点，分析其根源、性质、具体内容、实施方案等。英语学习者在写作过程中便可以采取这样的质疑和分析过程，然后进入到反驳或例证阶段。学习者如果不能同意某些观点，需要根据自己的观点提供证据来劝服他人；学习者如果赞同某些观点，同样需要提供证据来加强其可信度，使他人更加信服。
3.反思阶段
在对问题进行了观察、质疑、分析、反驳、例证等过程后，学习者可能已经找出了一些问题的答案。答案也许不是唯一的。这时候，学习者需要总结以上各个阶段中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及他人的不足和优势，取长补短，为培养长期的辩证式思维方式提供经验。英语学习者则需要找出说、写这两个创造性技能中的薄弱环节和优势，以便在将来的学习中能够更加辩证地审视自己创造性技能的水平，将学习效率提升到最高。
五、英语学习中辩论式思维的两点注意事项
1.方式
在英语学习中，不论是说还是写，学习者都需要注意辩论式思维指引下的交流方式，也就是怎样表达自己的观点来让他人信服（Kay 2006）。辩论不总等同于竞赛（Kay 2006）。语言学习涉及文化领域的学习。因此，在日常英语交流中或正式谈判中，说话人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理解英语文化的基础上反对不同观点时应避免冒犯对方的行为和言辞；肢体语言要尽量符合相应的文化氛围和语言情境；语言要清晰明确，条理清晰。在英语写作中也要选词合适，语气恰当，避免禁忌语的使用。总体上的方式要友好且有说服力。
2.方法
根据Kay（2006）所述，“方法”指的是在表达过程中使用的策略。陈列出所有的事实和例证并不能够直接制造成功的交流，必要的策略能够帮助说话人和写作者多角度分析问题，找出症结，以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具体地说，注意表达的方法包括：认真审视问题，找出从哪些方面可以入手分析问题，必要的时候需要和他人讨论或合作以找出解决问题最好的切入点，提供例证支持自己的观点，组织表达的语言，怎样反驳不同观点，注意时间安排等（Kay 2006）。为了让一个话题发展下去和组织语篇结构，也需要一些方法，如引入话题、衔接结构、旧话重提、话题再生再现或改变话题等（贾玉新 1997）。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为了提高英语学习者的接受性技能，辩论式思维通过推理、质疑、分析、例证、反驳等方式使学习者辩证地看待问题，拓展了思维，增强了对英语语言运用规则的理解，对英语语言创造性技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英语语言技能的提高也需要学习者平时知识和素材的积累。同时也需要不断地总结辩论式思维的经验，培养长期习惯，既能够训练思维，也能够在辩论式思维的指引下训练语言技能。
参考文献：
[1]贾玉新，1997，《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Kay， S. 2006. Practical Debating： A Simple Guide to the Art of Debate in Englis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一、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口号在关怀人、追求健全人性的基本倾向上有相通之处。钱中文先生把“人文精神”概括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它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并从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三个方面做了深刻有力的论证，从而揭示了“人文精神”概念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中文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倡导“新人文精神”的思想。
那么，“新人文精神”“新”在何处？与一般“人文精神”有何区别？
首先，它“新”在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针对性。中文先生是面对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及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技霸权主义”对人的压抑、语言形式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排挤、以及“知识普泛化”对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吞噬，他感到切肤之痛，才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新人文精神”来“对抗”这种种“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他大声疾呼，“面对人的扁型化、空虚感，人的大范围的丑陋化、平庸化，与自我感觉的渺小化，文学艺术应该扬起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注：钟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对于这种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笔者在写于1995年秋的论文《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一文有过较翔实的论述，其中的观点笔者至今仍未改变，也许可以作为“新”人文精神的某种注释。文章将当代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文主义作多方面比较之后提出，“当代”人文精神与以往的不同，“最根本、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遇到的最大压力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而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一系列不同”（注：见《理解与对话》，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当代（即“新”）人文精神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它与已渗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一切方面的商品化原则和商业化现象相对立；二是它与那种以当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标，而放弃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良知，放纵急剧膨胀的物欲、贪欲、拜金主义等的物质主义相对立；三是它与鼓吹科技至上以致排斥人文学术、瓦解人的自由精神和生命体验、造成人性异化的科技主义相对立。现在回过头来看，笔者的这些看法倒是恰好对钱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之“新”，以及它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的旁证与说明。
其次，“新人文精神”的另一“新”，在于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钱先生指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第6-8页。）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钱先生强调了人们过去相对忽视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笔者前面只谈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未涉及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确实不够全面。钱先生则精辟地将中国几千年传统人文精神归结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即“重在个人修身自立，与人际、社会关系的相互协调”，这的确抓住了要害。
钱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人文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表现形式：“表现为中国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修身自立的品格，坚持人格尊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历久不衰的忧患意识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甚至近时又呼唤‘莫先生’（道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自然，这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注：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46页。）这就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具体化了，从而阐明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的基础。
第二，中文先生还将中西人文传统加以比较，指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重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近代西方以来，“人文精神的着眼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如自由、人权、平等、求知、求真等。特别是自由与人权，它们关系人的方方面面”，认为西方人文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理想光辉”，但同时指出它在几百年来的实践中却常走极端，以致造成“对他人的侵扰与伤害”。这又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
第三，中文先生强调建构当代新人文精神须以弘扬中国人文精神优秀传统为“基础”，“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等量齐观，各取一半来吸收；这种建构不是将中西人文传统拿来拼凑、混合，而是须加以“融合”，融而化之，合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兼具两者的合理成分，却又是与两者全然不同的具有新质的精神。
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是以上述具有新质和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新人文精神”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价值中枢和核心内涵。可以说，新人文精神既是建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根本目的，又是它的理论核心与价值基石。
二、以“现代性”为主题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问题切入，可以对各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传统格局作深刻的反思和根本性的改造，文艺理论学科亦不例外。
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就是以紧紧围绕现代性及相关话题，以此作为理论切入点和展开论述的主题。他明确指出：“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所以紧扣住“现代性”不放，是出于更新改造文化传统、建设当今新文化的内在需要。钱中文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通过现代性，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与选择”（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进而加以改造与创新。他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有三种文化传统与资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及外国文化传统。根据现代性尺度，“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就是要按现代性要求，“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行之有效的部分”，然后才能进而借鉴另外两种传统资源，即“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此，对文化传统的选择、吸收、改造、融化，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性。所以，抓住了现代性，也就抓住了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关键。
转贴于 中文先生在探讨现代性及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回顾了欧美现代性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作了完整而精当的归纳：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现代性”内涵凝固化，而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首次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性的历史动态模式：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30-31页。）
在我看来，这个动态模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现代性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使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眼光，一种辩证的、变化的思路，一种宽容的、超越的气度。
第二，中文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他强调要“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走向极端”。与一般承认现代性有两面性的观点不同，中文先生还对这种矛盾性的具体历史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与论述。他认为这种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实现过程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使用的工具理性”（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7-28页。）。他还从科技进步、物质发展导致物对人的压抑和人文社会科学进展局部引发非理性、反理性思潮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理性的工具化实质，同时也准确揭示出工具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乃至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的基本内涵，从而透彻地阐明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含义。
第三，中文先生并未因现代性有两面性而全盘否定现代性，或认为现代性原则已“过时”；相反，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种在后现代主义旗号下全盘否定和抛弃现代性的时髦主张，指出，“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破坏中获得重建”，因而它并未过时，“即使在欧美，如果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的”；他还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其中有些新观念有积极意义，“可以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现代意识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但难以排挤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次未竟的事业”（或译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联系到文艺理论，不得不涉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文先生在肯定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把许多人混为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也对基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了严格区分，进而又为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作了有力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看成了现代性的最后形式，把现代主义的危机当成现代性的危机”（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6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必然导致把已经过时、失去存在理由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硬加在仍有生命力的现代性上。其次，中文先生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步着一种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性仍继续着对自身消极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往往把现代性加以全盘否定是片面的。
第五，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指向，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性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现代性趋向，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有特殊性的重要思想。据此，他批评那种“完全以外国的现代性准则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实际上是西化思想”。他指出，“以外国的现代性来替代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的做法是“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为此，中文先生力主中国的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一方面要用现代性激活、更新传统，建设当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建设当代新文化的进程中发展、充实现代性的历史内涵，焕发现代性的生命与活力。
由上可见，中文先生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的主题和基本论域。只有把握了这一主题，才能在更高层面上获得的一个现代性视阈中，重新审视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新的阐释与论证，文艺理论的创新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依据和理论根基。
三、以交往、对话为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艺理论，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内核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这可能是阻碍我国当代文论健康发展并取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症结之一。
中文先生在回顾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定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入各种理论思维。”他大声疾呼：“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何谓“健康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认为，这“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我觉得中文先生“新理性精神”文论其实使用的就是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它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文论界做出了榜样。
对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尺度与精神诉求。一般说来，思维方式本身并不依附于某种价值需求。但是，任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环境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常常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比如说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专制主义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则与独断论、独白式思维方式不相容。所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价值要求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如中文先生所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对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页。）。
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它有本体论的根据。中文先生将这一思维方式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他引述巴赫金有关“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论点，指出：“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78页。）这是极其深刻的，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坚实基础。
第三，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人文科学性质。中文先生指出，“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8-79页。）这就为交往、对话思维确定了适用范围——主要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之中。
第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用“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来消解、取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是抓住了要害。但中文先生的创新之处不限于此，而是在“亦此亦彼”前面又加了上述定语。有无这个定语大不一样。因为“亦此亦彼”地思维固然可以超越“非此即彼”，但若处理不当，亦容易导致取消价值判断的、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这就“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了。而如把“亦此亦彼”绝对化，实际上也就把“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绝对对立起来，而这种绝对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回到了二元对立的老路上去了。因此，中文先生主张在“亦此亦彼”前面加定语。定语一是“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对“非此即彼”否定的同时，又有所吸收，批判之中有所包容（函），这才是辩证的扬弃和真正的超越；二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思维不只是一种形式，必定同时还包含某种内容，即包含一定的价值倾向与判断，否则“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无是非、无正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交锋和真正交往、对话的一种思维空壳，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所以，中文先生为“亦此亦彼”的思维加上两个定语，就使之获得了新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第五，这种思维方式就其实质而言，我以为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从第四点可知，在思维中所谓交往、对话就是让对立或不同的各个方面通过“对话即发问、诘难、应答与比较”及交流、沟通、理解（包含交锋、冲突、解释、渗透、吸收等等），最后有所超越和升华，达到一种综合、创新的境界。中文先生提出，“当今是综合创新的时代”，“综合可能是一条创新之路”。在我看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实质就是理论上的综合、创新之途，只有通过交往、对话，才能将多种声音在“亦是亦非”的交流、沟通中达到一种更高形态的“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在此意义上，我想把交往、对话思维概括为综合、创新的思维。
关键词：传统文化 传统思维 话语方式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现实生活的强劲脉搏里，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1]
人类的社会行动是受思维方式的支配和引导，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本质。《论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之一自然也烙有传统思维的印记，在种种特别的思维制约下必然会形成它独特的话语方式。
一、直觉体悟与概念模糊性
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直觉体悟。[2]从语言文字说起。我国的汉字是“具象的可视的”，最基本的造字方法便是“象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之所以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乳而浸多也”，是想强调整个汉字体系无论怎样宏伟繁复，但其建构的根基，或者说汉字造字的根本方法，乃在于“象形”[3]。而这种汉字的创造思维是一种以想象为主的直觉性体认性多义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敛含蓄的民族，表达上往往是婉转而间接的，崇尚观物取象，再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所以在表达上极少会给以明确的概念和范畴，往往是通过抽象的思维，去感悟其内涵。
比如说道家庄子的“心斋”“坐忘”和佛教的“般若”都是一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重视直觉体悟的哲学家们认为，人类平时的思维会受到外界因素的禁锢，但是直觉是不受外界干扰，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概念来表达，也难以用逻辑来梳理。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我们可以体悟这其中的“道”，却不能准确下定义。同样这样的直觉体悟思维在《论语》的话语方式中也有影射。
比如说“仁”，这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可是我们纵观整部《论语》直接或者间接的讨论仁就有一百多次，当时就有至少9人次直接问孔子仁，可是孔子却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颜渊》）。这么多关于“仁”的话题，可是到底“仁”的概念是怎样，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却又都能感悟到仁义思想的精髓。就其“仁”本身来说它就不是一个可以用逻辑推理明确的概念，它是一种伦理行为标准，孔子也就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言语论说中更有感性色彩也更有包容性。
这也是中西方在思维上最大的差别，西方思维更具有理性和定义性，中国的传统思维却是多义性和间接性，更加重视“悟”，通过主观臆测去体会“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使审美和精神更加的自由和感性，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注定了《论语》的话语方式也是含有一种表意的模糊性，注重联想体悟，是最常用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表达方式。
二、整体思维与表现形象性
中华各民族的整体性，中华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实际上是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的千百年的历史中早已存在和发展着[4]，最终各民族成为一个整体。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始终存在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并有强大的辐射性。
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和中医中经络说都是一种整体思维的产物，同时和“天人合一”的思维一脉相承。再向前追溯，我国传统的经济是农耕经济，我们的农耕文明常常与大自然的风雷雨电以及四时的顺序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做到按天理办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否则就是违背其规律性，必然导致一种失衡的状态。[5]这种思维对论语的话语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比兴和融情入景的表现方式上，以达到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和谐通达，是话语方式更加形象自由。
1.重视比兴
钱穆先生就曾评价说：“比兴二体，实为此下中国文学表达之主要方式与主要技巧。其实比兴者，即是万物一体与夫天人合一之一种内心境界之在文学园地中之一种活泼真切之表现与流露。不识比兴，即不能领略中国文学之妙趣与深致。而比兴实即是人生与自然之融凝合一，亦即是人生与自然之一种抽象的体悟也。这种体悟，既不属于科学，仍不属于哲学，毋宁谓之是一种艺术。此乃一种人生艺术也。中国文化精神，正是最富于艺术精神者，正是最富于人生艺术之修养者。” [6]直白的解释，比就是比喻，兴就是兴起。
《论语》中比喻有很多，都是以“譬”“如”“犹”等词表现，有很多喻体都是取材于自然和生活中，比如 “北辰”、 “日月”、“草”、“浮云”、“风”、等，完全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论语》中的兴不仅局限于常识起兴、借喻起兴还有引经据典而起兴的。如 “鸟之将死, 其鸣也哀;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泰伯》)
2.容情入景
“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还影响在容情入景之中。王国维就发现孔子继承了这一思维：“然其教人也，尤始于美育，终于美育。……且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由此观之，则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者可知矣。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7]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论语》中“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子罕》)这其中饱含的情感与河水融为一个整体体，是很具有感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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