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学生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 消费分层 消费分层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100-02
一、引言
1985年，“文化消费”一词在消费经济研讨会上第一次被提出，之后几年文化消费逐渐发展为消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阶层结构定型化的历史时期，文化消费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我国各个阶层和身份群体的文化消费方式差距日益扩大，出现了文化消费分层现象。消费者是社会人（彭华民，1996），因而必然受到社会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与个人消费的联系最为密切，个人消费的过程必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作为一个特定的消费群体，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具备一定的独特性。近年来，家庭对大学生消费分层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王宁，2001）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个人消费行为具有模仿性，即消费的示范效应。显然，大学生的消费分层与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有着必然的联系，大学生消费分层现象成了社会分层现象的缩影。鉴于此，依据消费分层，研究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影响，不仅使文化消费研究理论更具针对性，而且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健康、合理消费。
二、文献综述
社会分层理论历来就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把阶层因素引入社会分层的范畴也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有韦伯、凡勃轮、布迪厄等的社会分层理论。（王琪、张文宏，2015）韦伯首次将消费和阶层地位明确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声望、权利等维度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比如声望影响地位，而地位群体的主要标志是消费和生活方式。（凡勃伦，2004）消费引起阶层竞争，较高阶层炫耀他们消费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炫耀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低层社会地位的人因羡慕他们而不断模仿他们的消费模式。布迪厄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84）一书中指出，经济资本是影响个人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位消费社会理论家让・博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了“符号价值”的概念，认为“符号”已经贯穿了消费活动，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由是观之，消费社会中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消费活动必然导致阶层差异。国外关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并不多，最早有关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是2006年比利时消费组织信息和研究中心对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状况作的一个研究，该报告指出，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受到家庭观念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学者研究大学生文化消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依据西方社会学理论，国内消费社会学者围绕消费与社会结构、阶层地位的关系做了相关研究。有研究指出，在消费存在与社会结构中，消费的分野就是社会地位的分野。（王宁，2001）显然，阶级区分并不会因为大众消费消除，相反，阶层化导致了消费分层。上述研究揭示了社会阶层化与消费分层的关联性。在这一思路下，还有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家庭因素对个体消费分层的影响。其中，从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角度来研究消费分层的较多。另有研究指出，家庭收入分层对消费方式影响明显，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有更多机会享受消费。这说明经济因素影响消费分层。从家庭视角研究大学生消费的较多，可以归结为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大W生的消费存在差异性。其中，有研究指出，家庭经济地位的差别决定了大学生消费的分层。学者梁前德（2009）认为，大学生的总体消费水平与家庭收入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家庭收入分层决定着大学生的消费分层。而针对大学生文化消费分层化的研究凤毛麟角，仅有的一项研究指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中国大学生群体内部文化消费出现分层（孟蕾，2014）。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与假设
收入越高，越重视消费品位和消费文化，对文化消费投入更多。（王琪、张文宏，2015）大学生的消费分层与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有着必然的联系。（赵函、程毅，2016）鉴于此，本文借鉴消费社会学分层理论，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从家庭收入研究大学生文化消费及其分层化。基本研究假设有三项：假设1，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分层化；假设2，家庭经济状况与大学生文化消费水平相关且出现分层化；假设3，家庭经济状况与大学生文化消费观念相关且出现分层化。
（二）数据样本和分析变量
【关键词】可预见到的房价变化；未预见到的房价变化；家庭消费决策；风险规避
1.引言
我国自从1998年全面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加速发展的上升通道，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到2007年底，全国平均房屋销售价格已经上涨到1999年的1.5倍以上。虽然，受金融危机拖累及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房价有小幅下跌，但房价仍居高位且坚挺。与此同时，在我国，城镇住房私有化率高达80%以上（黄静等，2009），房地产已经成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个人房产为核心的资产价格已经成为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采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总体数据实证分析房价变化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
2.简单的理论分析
住房既有居住功能，也有投资功能。一方面，作为一种长期资产，住房可以提供长期的居住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住房类似于一种长期债券，从而可以用来对冲由于住房和非住房消费品之间相对价格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住房可以用来抵押，当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时，住房的可抵押性能方便家庭的借款，从而使得家庭能尽可能平滑其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未来消费不确定性风险。
根据标准的金融理论，如果市场是完备的，那么家庭就能够通过完全保险来应对跨期消费和收入风险，房价的变化不会对其消费和福利产生显著影响。然而，由于市场摩擦、制度约束、流动性约束以及人力资本不可抵押性的存在，并没有合适的金融产品能完全对冲和分担风险，家庭也会面临房价不确定性风险。拥有住房使得家庭能通过用今天的价格购买将来的居住服务来降低这一风险。然而，由于房产的特殊性，通过拥有住房来对冲风险的方法并不完全，家庭也因此面临错配风险。制度和借款约束通常会制约低现金水平的年轻户主购买适合其生命周期消费需求的住房，而相反，年老的户主被迫持有一个远超其剩余生存年限的住房净值头寸。住房和按揭贷款市场上众多的调整成本的存在也使得生命周期内住房服务需求和住房投资头寸之间的错配更加严重。
从直观上来看，我国信贷市场不发达，缺乏家庭净值贷款，即便家庭预期到房价上涨，他们也无法通过抵押方式兑现房产增值所带来的收益来增加非住房消费品的消费。我国居民有强烈的遗赠动机，房产作为家庭最主要的财富，家庭更倾向于将房产遗赠给后代，而不会倾向于去兑现房产收益，增加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增进生命周期内的福利。我国城镇家庭的住房私有化率很高，而租房率较低，家庭购买住房的意愿强烈。住房服务消费存在显著的“棘轮”效应，家庭更倾向于改善住房服务消费，而非通过降低住房服务消费来增加非住房服务的消费。房价的上涨使得住房服务消费的成本上升，对于自有住房者而言改善住房服务的成本上升，对于租房者而言租房的成本上升，最终会刺激家庭更多地进行储蓄，从而可能会抑制家庭消费。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外生性的体制变迁风险和未来不确定风险较大，加之家庭本身所面临的收入风险、跨期消费风险和未来房价不确定性风险，家庭将更有可能选择增加对耐用消费品消费来规避风险。持有耐用消费品使得家庭能用今天的价格来购买未来的耐用品服务消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收入风险，跨期消费不确定性风险。房价的未预见到的变化，本质上可以看成是对家庭财富的一种冲击，直接增大了跨期消费风险，通过持有如房产等耐用消费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抑跨期消费不确定性风险。当然，由于非住房耐用消费品的价格相对稳定、家庭更多地把房产作为一种长期财富，遗赠动机强烈，这使得因持有耐用消费品所带来的错配风险实际上并不显著，从而，持有耐用消费品不失为一种有效应对和规避诸如不可预见的房价变化风险，跨期消费不确定性风险的策略。持有耐用消费品的风险规避功能，使得当房价出现不可预见到的上涨时，家庭会增加其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如房产。这将推动住房交易量的上升，刺激住房抵押贷款的增多，由此带来与住房相配套的非住房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增加，最终强化了房价不可预见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事实上，未预见到的房价上涨直接增加了家庭的生命周期内的财富值，家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消费。
3.房价变化对家庭消费决策影响的实证检验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说明
鉴于自1998年7月份以来我国才开始编制房地产市场相关数据，根据实际需要本文选取了1999-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季度数据。上述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将数据调整为以1999年1季度为基期的定基季度数据。名义利率采用取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在定期存款利率的基础上进行期限调整得到季度名义利率。
3.2 可预期到的房价变化
对可预期到的房价变化是否引起消费变化的检验与消费对收入是否存在过度敏感性的检验密切相关。根据LC-PIH（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消费只会对不可预期到的收入变化做出反应，而不会对可预期到的收入变化做出反应。然而许多文献指出消费对可预期到的收入变化的反应为正，他们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家庭的借款约束。
3.3 未预期到的房价变化
3.4 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1给出了利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的实证结果。
从表的前三列中可以看出，所有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可预期到的利率，可预期到的收入变动，基本上不会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产生影响，这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一致，即消费只会对不可预期到的利率，收入变动做出反应。
从房价变化的估计系数来看，可预见到的房价变化对家庭消费影响不显著，房价变化不会通过抵押效应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产生影响。从房价变化的估计系数的符号来看，无论是哪个任何层次的消费，家庭消费对房价变动的反应为负，可预见到的房价上涨会抑制家庭消费。我国消费信贷市场不发达，不存在消费净值借款，房屋抵押贷款成本较高，这恰恰反映出对于拥有住房的家庭而言，即便是房价上涨，受制于信贷市场本身的约束，家庭将不会调整其消费，即房价上升不存在信贷约束效应，不会通过信贷约束效应渠道对消费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房屋的家庭而言，预期到的房价上涨相反会使其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来为未来购房积累资金。
从表的后三列中给出了未预期到的房价变化对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从表的后三列中可以看出利率变动对消费支出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收入变动对消费支出的系数显著。从系数的符号来看利率变动对非耐用消费的影响为负，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为正，这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一致。
就总消费支出和耐用消费支出而言，消费对房价变化的反应为正，而且是显著的。这说明房价上升确实会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风险规避效应渠道对消费产生正的影响。房价变化对非耐用消费支出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其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未预见到的房价上升使家庭财富增加，跨期消费不确定性风险增大时，家庭更多地会把这部分财富用于耐用消费品消费，一方面是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财富效应的结果。未预见到的房价变化会对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消费产生正的影响，从而也会对家庭的总消费产生正的影响。鉴于房产在家庭总的耐用消费品中占比最高（相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我们不难得到如下结论，即未预见到的房价上涨会刺激家庭的购房需求，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家庭会提前购房。
综合上表的估计结果和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就我国城镇家庭消费而言，房价上升会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风险规避渠道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为正且显著；对于房价上升所引起的财富增加，家庭更多地将其用于耐用品消费；对于由未预见到的房价上升所带来的跨期消费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家庭通常会选择通过购买并持有耐用消费品来有效应对和规避该风险；受制于我国信贷市场本身的约束，房价上升基本上不会通过信贷约束效应渠道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可预见到的房价上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为负。
4.结论
本文采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总体数据实证分析了房价变化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房价上涨不会通过抵押效应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产生影响；（2）可预见到的房价上涨会抑制家庭消费；（3）未预见到的房价变化会对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消费产生正的影响，从而也会对家庭的总消费产生正的影响，一方面出于风险规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财富效应的结果；（4）未预见到的房价上涨会刺激家庭的购房需求，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家庭会提前购房。制度约束、家庭的特殊倾向、经济转型时期的不确定性冲击以及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使得我国家庭消费决策对房价变化的响应显著不同于欧美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家庭除了可以通过最优化消费决策，从消费层面来应对和规避房价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外，还可以通过最优化资产配置，从资产配置层面来应对风险，文章没有对资产配置层面的风险规避决策给出分析。如果能从一般均衡框架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将更具一般性，也将能更好的解释房价变化下的家庭最优消费决策。
参考文献
[1]Campbell，J.Y.and J.F.Cocco（2007）.”How do house prices affect consumption？Evidence from micro data.”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4（3）：591-621.
[2]Chen，N.-K.，et al.（2010）.”House prices，collateral constraint，and the asymmetric effect on consumption.”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19（1）：26-37.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消费比率、影响因素
教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居民教育消费是教育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国外学者直接提到教育消费这个概念的比较少，但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居民教育消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对居民教育支出比率的研究即是一例。
研究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意义
教育与一国经济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发展教育能大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内容。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反映了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从各国居民消费基本情况来了解教育消费比率。
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的涵义
国外学者对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国家把它看成是家庭所有支出的百分比。如东欧一些国家在统计中，计算教育消费的比例时是以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来计算。美国学者SandrdJ.Huston研究了美国家庭教育支出的比率问题，他提出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是指每年家庭非必需品消费中，居民享受教育及其服务所占的比例。所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SandraJ.Huston认为，必需品包括：住所、器具、衣物、食品。非必需品包括：健康和个人护理、酒和烟、人身保险、交通、娱乐和教育支出。从两者的统计口径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同一个国家相同的统计数据中，前者的比率要小，而后者的比率要大。
居民教育消费模型
为了更好地衡量居民教育消费，国外的学者提出了居民教育消费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用来对居民教育消费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我国的居民教育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的方程式是从经济学有关消费者需要理论推导而来的，特别是该模型对恩格尔系数（函数）作了适当的修改。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教育恩格尔系数，即居民教育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如下：
ER=f（I，HC）
公式中，ER代表家庭消费中用于教育消费部分占非必需品消费的比例，I表示家庭收入，HC表示反映家庭特性的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长的年龄、家庭的规模大小、受教育的层次、地域、性别、民族或种族、家庭子女状况等等。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与家庭的收入及家庭的特征是一种函数关系。
经验模型
该模型认为，因变量是以比例的形式存在，在确定居民教育支出的比率时则可选择自然对数模型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因变量表示百分比几率的自然对数，经验模型的方程是根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其方程式如下：
ln[ER/(1-ER)]=β0β1Iβ2iHC这里i=1，......,n
因为ER的值是有一定的极限的，ER最大为1，最小为0，那么，因变量的极限值也相应为在0和1之间变动。公式中，I代表家庭收入，HC表示家庭特性变量。
经验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居民教育消费有效的方式，我们可根据不同的变量和假设，来了解哪些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揭示居民教育消费的规律。
比较各国教育消费的比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各个国家使用的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会导致统计数据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可以从根据权威机构已公布的统计数据看出，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中，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家庭教育消费比率逐年提高。其它几个国家教育消费比率有的有所提高，有的没有变化，有的教育消费比率有起伏。教育消费比率最高的是塞浦路斯，1999年曾达到3.4%，最低的是斯罗伐克，1999年家庭教育消费比率才0.4%。
从东欧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教育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以上几个国家的教育消费比率，在各国家庭消费支出统计项目中，所占比例最小。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占比重最大的项目是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类支出，一般占总支出的20%~43%，其次是住房、水、电和其它燃料，一般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0%~20%。以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逐年增长的国家爱沙尼亚为例：
爱沙尼亚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基本生活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比例下降，如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住房、水电、燃料、服装鞋类等；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消费有明显的增加趋势。但尽管如此，教育消费的比重依然较小。
根据美国BLS提供的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近几年的居民消费，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1.7%之间。这与东欧的一些国家的比例差别不是很大。从支出的总量来看，各国收入水平不一样，因此，在教育消费的绝对量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宏观因素来看，主要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制等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提高个人素质的需要越迫切，因此越重视对教育的投入。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居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较少。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也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二战以来，许多国家用于私立学校的居民教育消费增加较快，其别是私立高等院校的增加，对扩大居民教育消费支出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学生是在私立院校学习，菲律宾86%的学生是在私立院校中学习，韩国的私立院校学生占75%。韩国的私立学校集中体现在高中和高等教育方面。1993年，韩国的私立大学有102所，占大学总数的80%以上。韩国自7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发展私立教育，增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来筹集教育经费，发展韩国的教育。私立大学的增加，对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从70年代以来，大部分年份都在7%以上。
统计表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呈递增的趋势，其中韩国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比例比城镇家庭的支出比例要大。如果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来算，韩国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将更高。在许多国家，由于教育成本上升和普遍实现成本分担原则，很多国家提高了高等教育学杂费的标准，学杂费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高等教育学杂费增长是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微观因素来看，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住户的年龄、家庭规模大小、受教育层次等。
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收入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家庭收入与居民教育消费呈正比例关系，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越多。由于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一种比例关系，因而，家庭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比率的影响有几种可能，一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提高。这要保持绝对支出的增加的同时，教育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消费项目支出的速度。二是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不变。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没有变。三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速度较低或没有增长，因而，教育消费比率下降。1995年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根据美国的消费统计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家庭收入与教育消费比率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但中国学者在研究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比例）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平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
住户的年龄。住户的年龄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在年轻时投入到教育的收益最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消费比率与年龄呈反比例关系。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的研究表明年龄对家庭教育支出比率影响最大。假定其它的因素不变，相对年轻的家庭教育比率最高，随后开始下降，直到40岁左右，教育比率开始上升，一直到67岁，再开始下降。这种家庭教育比率演变规律，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倾向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随后教育比率开始下降，到40岁左右时，父母把更多的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方面。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是仅次于年龄的对教育比率影响较大的变量。
家庭规模的大小。家庭规模主要是指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当家庭人口规模扩大时家庭教育消费比率也将增加。国外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研究结论显示，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的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比无子女的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要高。
摘要：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利用1985-2012年统计数据，用Eviews6.0软件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函数模型符合绝对收入假说理论，当期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情况。
关键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消费支出；消费函数
消费作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国民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把调结构稳增长作为重中之重，扩大内需也成了近几年的主题，面对我国目前消费不足的局面，研究消费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消费函数正是这些理论的数学描述，经济学家也立足不同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不同的消费函数理论，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生贝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
本文立足于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选取中国农村居民有关的统计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对各种消费函数进行了模拟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模型符合绝对收入假说理论。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当期收入决定，所以要实现农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提高农民的收入，这对于促进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模型的构建和检验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85-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共28年的数据，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为了方便分析，我们用变量x代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用变量y代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对数据进行处理，以消除价格因素带来的影响。
2.模型建立及分析
由于传统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我们要先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转化为平稳序列。分别对两组数据取对数，以消除数据的波动，然后进行进行单位根检验，
序列经过差分两次后的ADF值均小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通过了单位根检验。所以差分两次后的序列是平稳序列，而且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因此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李子奈.计量经济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关键词] 家庭消费 消费方式 消费行为 消费观念 儿童消费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与要求日益增高，在孩子身上的投资也水涨船高。据调查，目前儿童在家庭中消费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已经达到家庭月开支的30％以上。在很多普通收入家庭，扣除家庭必要储蓄后，儿童的消费已经超过一个成人，可以说，现在儿童已经成为家庭消费的中心。 由于儿童消费地位和比例在家庭消费中均不断上升，使得儿童消费观在家庭消费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本文就试图从分析家庭消费方式对儿童的影响入手，探讨一下儿童消费观形成的家庭消费因素。
虽然儿童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相当惊人，但是在绝大多数家庭，儿童能够直接支配的金钱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儿童的消费观，实际上是在父母消费行为的影响下形成的。父母的消费方式，包括消费行为、消费观念、消费结构与习惯，以及对儿童消费观的教育，决定了儿童最终形成什么样的消费观。以下从四个方面，分别加以简要论述：
一、家庭消费行为对儿童消费观的影响
儿童处于父母庇护之下，无论身体或心智都尚未发育完成，其消费绝大部分是通过家长间接完成的。另一方面，儿童的直接消费经验，也是通过模仿父母的消费行为而获得的。这两方面决定了，家庭消费行为对儿童消费观的影响是最为主要和直接的。因此，家长在实施具体消费行为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对孩子可能造成的影响，谨慎实施。
家庭消费行为对儿童消费观的影响，具体表现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从积极一面来说，家庭的合理消费过程，可以使孩子学习到消费的相关知识，了解到金钱的重要作用，掌握一些市场与购物相关技能，这些对儿童日后的成长和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家庭量入为出，理性成熟的消费行为会使孩子懂得金钱来之不易，有助于孩子养成健康良好的消费观念。相反，倘若一个家庭经常有冲动购物、盲目消费的行为，则无疑会使孩子的消费观陷入误区。一旦儿童不能形成消费和理财的正确观念，对家庭收入、消费需求、经济承受能力没有概念，就会经常提出家庭经济条件无法满足的消费要求，对自己可支配财产也会大手大脚全无节制，甚至进行一些不健康不安全的消费行为。在这一点上，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尤为突出。根据调查，不同文化层次家庭日常消费比例有明显差异，仅考察教育投入所占比例，初中文化层次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11.5％，高中23.8％，大专31.2％，本科及本科以上则达到50％。可见文化程度越高的家长，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投入的资金比例越大。很显然，越注重教育和文化投入的家庭，其子女形成攀比物质享受、追求名牌、贪图享乐等不健康消费观的比例越低。反之，则很可能使孩子养成讲求吃穿等不良消费观念。
二、家庭消费观念对儿童消费观的影响
在今天中国社会里，孩子，尤其是独生子女在家庭生活中享受着前无古人的呵护和宠爱。这一点在家庭消费上体显得尤为明显。“再穷不能穷孩子”，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为了孩子而花费，被普遍地认为是最值得的。有的家庭，为了方便接送小孩上幼儿园，赶紧学车买车。为孩子买各种各样的玩具和儿童图书，以便及早开发孩子的智力。为了使孩子能进入条件较好的学校读书，不惜缴纳巨额的“择校费”，甚至花费血本购买较好学校所在地区的“学区房”。为小孩请各种家教，在学校放学之后或周末，让孩子学音乐、绘画、英语、体育等各种技能。诸般消费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在上述种种消费行为背后作为支撑的，是家庭一切以孩子为中心的消费观念。除了这种消费观念外，家庭还有多种消费观念，如讲求实用、希图炫耀、追求个性等等。而所有这些消费观，都会或多或少在孩子身上显示出来。在消费观养成的过程中，孩子不但是看父母如何做的，更是听父母如何说和如何看待自家和他人具体消费行为的。因此，父母的消费观念，对儿童消费观的形成，起着最重要和最深远的影响。
三、家庭消费结构与习惯对儿童消费观的影响
前面已经提到过，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在家庭消费中对教育和文化的投入比例就越高，这就显示出不同类型家庭消费结构的区别。同样的，不同家庭的消费习惯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球迷父亲与有一个追求名牌化妆品母亲的家庭消费必然有很大差异。这些不同的消费结构与习惯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使孩子养成与父母相似的消费习惯。有些家庭重视面子消费，认为孩子的消费体现了自己的面子，就会养成孩子在吃、穿、用上与他人攀比的不良消费观，致使孩子过分强调物质生活水平，从而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而有的家庭重视教育、崇尚文化，家中藏书千卷，弦歌之声不绝，这样家庭成长的孩子必定精神充实、学业良好，在个人消费上也会把学习和文化消费放在优先的地位。所以，家庭日常消费结构与习惯，对儿童消费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
四、家庭教育对儿童消费观的影响
儿童的消费观，是随着父母日常消费行为、习惯、观念逐渐形成的，在儿童消费观形成的过程中，家庭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要使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必须重视对儿童消费观的教育。作为家长应该合理安排支出，科学控制消费比例。本来，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为孩子多花些钱无可厚非，但把过多的支出放在给孩子买高级食品、玩具、服装上，只会导致孩子们之间互相攀比，对孩子正确消费观的形成并无好处。在日常教育中，还应让孩子懂得钱的来之不易，教育孩子珍惜家长的劳动报酬，节约用钱。也可以让孩子利用假期等业余时间打工、卖报纸等，让孩子体验到劳动的不易，从小培养孩子吃苦耐劳、自食其力、勤俭节约的好品质。
家长应正确引导孩子消费。对孩子们自己可支配的压岁钱、零用钱等，也应教育和引导其懂得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使之明白钱要花在刀刃上，自己的钱也不能随便乱花，应有节约意识。更重要的是，家长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儿童具有极强的模仿性和可塑性，父母挑吃挑穿，滥买东西，不注意节约，孩子花钱也会大手大脚。家长要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教孩子学会怎样花钱，养成正确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在儿童消费观的养成中固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儿童耳濡目染的父母消费行为、习惯和观念仍是其消费观养成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不宜夸大教育的作用，父母的行为必须时刻注意。
以上笔者从家庭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消费结构与习惯，以及教育四个方面，分析了家庭消费方式对儿童消费观的影响。 在家庭消费生活中，应该引导孩子养成正确的消费观。要注重合理调整孩子的消费投入，购买实用、价廉、安全的儿童商品，使儿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顾海兵著:《经济系统分析》.北京出版社,1998年
[2]陈晓春主编:《消费统计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3]编:《消费经济学》.北京出版社,1989年
[4]王坚红编:《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5]袁良玉陈世均朱林海主编:《现代家庭教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6]唐淑钟韶华主编:《中国学前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7]虞永平主编:《学前教育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
关键词：耐用品消费；二手市场；个人收入支出；经验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6；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7-0074-04
一、引言
经济学的一个热点问题是消费，依据研究主体的不同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耐用品消费，另一类是耐用品消费。相比较非耐用品消费而言，耐用品消费无论是在家庭消费支出中还是在国家制造业部门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早在2000年，全球耐用品消费的个人支出就超过了8000亿美元，而同时期美国耐用品产出就大约占据了其制造业部门总产出的60%。
耐用品是指能够在多个连续的时期内提供效用的产品，它同时具有资产和一般非耐用消费品的特性。与非耐用品的最大差别在于，耐用品在初次购买之后能够持续使用。其中部分二手耐用品可以继续转让出售继而形成二手市场。大件耐用品的消费，诸如汽车、家电等在家庭支出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此类耐用品的消费会影响到整个家庭消费和收入分配的状况，也会影响到对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费。
本文主要基于耐用品消费市场中的消费者视角，来研究影响新车消费需求的因素。之所以选取这个视角是基于以下几点：首先，数据的可获得性。在美国商务部网站，新车和二手汽车交易月度数据可以准确获取。其次，相对于非耐用消费品，耐用品消费对经济波动的需求弹性更大。第三，作为一种资产，耐用品消费的利率弹性较大。当前，耐用品的生产和消费变化已成为衡量经济波动的指示器。因此，对耐用品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波动的原因和把握经济运行的周期规律。
二、文献回顾
（一）国内相关耐用品消费研究的代表性文献
Giles J和K Yoo[1]的研究表明人口流动和收入风险的显著上升是影响农村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的主要因素。樊潇彦等[2]在国内首次采用耐用品消费的（S，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的耐用品消费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对城乡家庭耐用品消费具有抑制性作用的因素是居民收入风险水平的上升，他们还运用结构模型方法对三种模式下（机能需求、核心需求、外延需求）农村家庭的耐用品消费意向、态度和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尹志超和甘犁[4]考察了住房改革对城镇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指出受益于住房改革的家庭消费了更多的耐用品，同时还发现，住房改革对耐用品消费的次序具有影响，经历住房改革的家庭倾向于首先消费生活最必需的耐用品，然后再消费其他耐用品。
（二）国外关于耐用品消费研究的相关文献
自1985年全国消费经济研讨会上提出“文化消费”概念以后，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发展日益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课题。其中，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探讨文化消费能否成为消费结构转型的主要发展方向。胡维平（2009）、秦秋红等（2011）通过总结改革开放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性特点，将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划分成温饱型、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型、优化生活品质型和享受发展型，得出从2001年起居民消费就处于以教育文化、旅游等为重点发展阶段的结论，并提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较低、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偏小、消费信贷发展水平较低、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因素是制约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障碍；张英辉等（2009）通过ELES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进行验证，发现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发展，以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的新消费结构正在形成。
二是建立需求函数对区域间或城乡间文化消费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王铁桩、王涛（2005）运用多个计量模型对云南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 并着重探讨了文教娱乐消费的影响因素。朱金鹤等（2010）选取统计年鉴公布的居民收支数据，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将新疆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认为食品支出仍然排首位，教育文娱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并随着可支配收入增长而增加。张蕊等（2005）运用ELES模型对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进行实证研究之后， 认为娱乐教育边际消费倾向逐年增长，且其消费支出弹性小于1。鲁婧颉（2010）采用全国31个省的截面数据，选取ELES模型对城乡居民文教娱乐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弹性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文教娱乐消费的收入弹性已从小于1过渡到大于1。
三是从文化产品的精神视角来探讨文化消费的特殊影响。徐淳厚（1997）认为只有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文化消费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才能不断提高，文化消费的比重才日趋增大。杨延华（2005）认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必须具备基本的认知能力和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及鉴赏力，文化消费的客体即文化消费品兼有无形性、共享性、耐用性、扩散性等特点。江波（2007）提出了中国文化产业繁荣与文化产品心理调适功能弱化的悖论，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获得了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加剧了社会心理不平衡，包括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过度宣扬。
四是从不同侧重点探讨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雷五明（1993）发现影响文化消费的因素从强到弱依次是：收入、职业、婚姻状况、年龄、文化程度和性别。梁君、顾江（2009）以江苏省为例，从收入水平提高、文化素质提高、闲暇时间增加和科学技术发展四个方面分析农村文化消费的动因，发现存在供给刚性制约和需求抑制两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文化消费的对策。陆立新（2009）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效应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农村居民收入是文化消费的基础；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比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更多地受消费习惯的影响。王亚南等（2010）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表明，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最显著的因素并不是人均产值或民众收入，而是民众积蓄水平升降，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逆向标度出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态势。
综上所述，近年来关于文化消费的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研究方法越发多样，计量分析亦逐步被引入。但是，几乎所有研究涉及的原始数据都是基于全国或各地区统计年鉴，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来替代文化消费。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现有的统计年鉴上关于城镇居民家庭文化消费的统计数据只有“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统计项（包括“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服务”两小项），农村居民家庭只有“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一个统计项。事实上，用统计年鉴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来替代“文化消费”，一来统计口径存在误差，二来文化消费的内部构成差异难以体现。因此本文试图从内部构成的视角来更准确地分析文化消费，利用调查问卷相关数据，来实证研究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
二、 模型构建
本文拟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来研究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是经济学家C.Luch于1973年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模型假定：消费者对各种产品（服务）的需求取决于自身收入水平，且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需求等于两部分之和：一是基本需求量，与收入水平无关；二是总预算中扣除所有商品的基本支出后剩余部分中用于对该商品的需求，这部分需求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消费支出。
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Vi=PiQi=PiQi*+？茁i（Y-■PiQi*）（1）
其中：0
采用同一年度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参数估计时，不需要考虑价格变动的因素，因此PiQi*为常数。
Vi=PiQi=PiQi*+？茁i（Y-■PiQi*）=（PiQi*-？茁i■PiQi*）+？茁iY（2）
令？琢i=PiQi*-？茁i■PiQi*（3）
则Vi=？琢i+？茁iY（4）
对（3）式两边求和，则？撞？琢i=？撞PiQi*-？撞？茁i■PiQi*=■PiQi*（1-？撞？茁i）
做简单变换，则■PiQi*=？撞？琢i/（1-？撞？茁i）（5）
将（5）式代入（3）式，则PiQi*=？琢i+？茁i？撞？琢i/（1-？撞？茁i）（6）
模型（4）是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利用截面数据，采用OLS估计可求得？琢i和？茁i的估计值，以上就是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本思想。
需求收入弹性Ei=■=■=■=？茁i■（7）
为更好地开展研究，我们假定：消费者对文化产品（服务）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家庭年收入水平。但是，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文化消费可能会具有自身特性，如文化消费不是必需品，消费者可能需要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才能有余力去考虑文化消费。因此，文化消费的基本需求可能很低。同时，文化消费可能还受到诸如消费水平、教育程度、城乡差别等因素的影响。
三、 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
1. 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于2012年11月在南京市随机发放了3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83份。其中，由于被调查家庭的年收入情况差别太大，最小的为0.6万元，最大的为1 500万元。由于考虑家庭年收入百万以上的比重很小，其消费行为不具备一般性，因此，剔除了家庭年收入在100万以上的极值情况，剩余有效问卷267份。
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年收入、月食品开支、籍贯、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消费支出等相关问题。参考《南京文化产业统计概览》对文化产业的具体分类，问卷将文化消费支出细分为八类：教育培训、报刊杂志、印刷费用、影视欣赏、休闲娱乐、网络服务、旅游参观、文化耐用品消费等。本文的家庭文化消费支出总额是这八类支出的加总。
2. 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一般性分析。从图1可以得出，各类文化消费占文化消费总支出比重排名第一的是教育培训，这与实际情况一致，无论家庭收入情况如何，教育培训是家庭最重要的一项文化消费。排名第二的是旅游参观，第三是文化类耐用品。这体现了我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后 ，旅游消费和文化耐用品消费成为文化消费重点领域。
检验家庭年收入在某种程度是否构成了家庭文化消费支出的直接原因，检验模型为：Vi=？琢i+？茁1iX1i。运用Eviews6.0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回归，模型显著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其中，就单项文化消费支出来看，可决系数排名第一的是影视欣赏支出，第二是文化耐用品支出，第三是休闲娱乐支出。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未来我国文化消费发展方向。
3. 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我们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文化消费支出各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首先，检验家庭年收入和家庭食品开支二者在某种程度是否构成了家庭文化消费支出的直接原因。其中，家庭食品开支用来替代家庭的消费水平。检验模型为：
Vi=？琢i+？茁1iX1i+？茁2iX2i（8）
其次，检验以家庭文化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年收入、家庭食品开支和成员的籍贯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这个检验中，假定成员的籍贯即城乡差别这个变量对家庭文化消费支出有影响。设置一个代表籍贯类型的虚拟变量，将籍贯分为乡镇及以下、县城、城市三类，引入一个多分虚拟变量，
D1=1，代表籍贯为乡镇及以下；D1=0，不然的话。
D2=1，代表籍贯为城市；D2=0，不然的话。
检验模型为：
Vi=？琢i+？茁1iX1i+？茁2iX2i+？茁3iD2（9）
第三，检验以家庭文化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年收入、家庭食品开支、籍贯和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这个检验中，假定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高低对该家庭文化消费支出有影响。设置一个代表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类型的虚拟变量，将受教育程度分为专科及以上、专科以下两类：
D3=1，代表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为专科及以上；D3=0，不然的话。
检验模型为：
Vi=？琢i+？茁1iX1i+？茁2iX2i+？茁3iD1+？茁4iD2+？茁5iD3（10）
计量结果经检验发现，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显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White异方差检验显示模型存在异方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消除异方差。采用权数W1=1/X，W2=1/X^2，W3=1/SQR（X）分别进行回归，选取最优的权数W2对模型进行修正。
四、 计量结果分析及讨论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
1. 文化消费支出与家庭年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文化产品边际消费倾向为0.23，即家庭年收入每增加1单位，文化消费增加0.23单位。这与已有文献相比，边际消费倾向略大一些。调查问卷采用的是个人数据，模型的拟合程度约50%。这是由于，一方面被调查者关于消费支出的各类数据属于估算，另一方面样本数据差异过大（其中家庭年收入差距相差近百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回归的拟合度。
2. 文化消费支出与家庭消费水平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计量检验中，用家庭食品开支来替代家庭的消费水平。ELES模型中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需求包括基本需求和边际需求，这里边际需求是根据扣除各项生活基本支出的剩余可支配收入决定的，而家庭食品开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替代生活必需品的基本支出，因此文化消费支出与食品开支确实会存在相关关系。此外，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家庭食品开支占家庭年收入的份额较大，一般能够代表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消费水平，食品开支较大、消费水平较高的家庭有较强的实力来消费文化产品。
3. C值为负数，且数值较大，充分说明现阶段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还不是生活必需品，消费者需要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情况下，才有余力去考虑家庭的文化消费。
4. 城乡差别对文化消费有显著影响。但是这城乡差异与传统的城乡划分有差别，城市指地级市以上，县城和农村都算乡下。城市文化消费与县城及农村的文化消费有差异，而农村与非农的划分没有通过检验。
5. 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得出文化消费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结论。随着现代传媒工具的普及化，以及文化消费形式的多样化，各类教育层次消费者对文化消费的需求量差异并不显著。
五、 政策建议
1. 持续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文化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家庭年收入水平，收入水平越高，文化消费需求就越大。家庭年收入较低，使得文化消费需求受到制约，难以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要积极响应工资倍增计划，建立工资增长与GDP增长的联动机制，确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不低于GDP增速；另一方面，要缩小贫富差距，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积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降低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的工资差距，避免工薪阶层的工资被垄断行业的高薪拉动而被动增长。
2. 加大财政对基层地区投入，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鉴于文化基础设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财政要加大对县级以下基层地区的政策扶持，从有线电视、网络宽带、图书馆、电影院等公共基础设施全面投入进行财政补贴，培育健康的文化消费环境，积极引导文化消费，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在文化消费上的差距。
3. 加快财政对教育领域的转移支付，不断减少居民的教育费用。教育作为混合产品，既需要财政大力扶持，也需要家庭资金投入。文化消费行业内部倾向于教育培训支出，文化耐用品消费等，充分说明文化消费更倾向于生产性消费。家庭教育支出包括子女上学费用、特长教育、成人教育培训等几方面，财政投入能有效降低教育的正外部性，从而增加有效需求，促进消费结构优化。
4.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加快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相关法律的出台，增强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财政要大（下转第45页）幅增加转移性支出，建立低收入家庭、贫困家庭的教育补贴、医疗补助等政策，提高社会对居民未来生活安全的保障能力，稳定居民的未来消费预期，使其减少防范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
5. 优化文化消费软环境，倡导健康消费观点。在健全法律机制的基础上，切实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开展诚信体系信息化建设，加大对商业欺诈行为的违法惩处力度，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引导居民扩大文化消费，培育创意设计业、文化休闲业、文化演艺业、文博会展业、动漫游戏业、现代传媒业等新兴文化消费热点，提高文化消费层次和质量。
6. 完善消费信用体系，鼓励居民跨期消费。加快个人征信体系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健全消费信贷法律制度，在抓好风险管理的同时，加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文化消费信贷产品的创新与推广，大力拓展文化消费信贷供给渠道，形成多层次的、面向不同消费群的信贷供给市场，加快文化消费结构升级，从而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维平.我国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障碍与对策.商业时代，2009，（5）.
2. 秦秋红，章倩茹.基于扩展线性模型对消费结构的升级与消费信贷发展的研究.统计与决策，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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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金鹤，崔登峰.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新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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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梁君，顾江.农村文化消费：动因、问题与对策——以江苏省为例.消费经济，2009，（8）.
10. 陆立新.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效应分析.统计与决策，2009，（9）.
11. 王亚南.基于民生需求的文化发展评价体系——“九五”以来文化消费民生效应景气指数排行榜.江苏社会科学，2010，（4）.
基金项目：教育部课题“产业视野下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经济学研究”（项目号：10YJA79057）。
关键词：西部；农户；收入；消费
一、前言
2009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包括提高农产品补贴、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一系列刺激农民消费需求的政策。然而，一些学者对这些措施是否应该实施表示了疑虑，如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经济报》撰文称“由于中国统计制度的缘故，内需不足的情况被大大地高估了”，并进而认为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内需不足”。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教授认为“刺激农民的消费需求将会使农民陷入更大的贫困”。这些善意的提醒使我们注意到了刺激消费政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从理论上讲，负面效应的大小与农户的富裕程度、消费去向有重要的关系，如贫困的家庭将生产资金用于购买奢侈消费品，将会对下一年度的生计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于富裕的家庭来说，情况就会不同。将所有农户视为一个整体去判断消费政策的优劣无疑是不合适的。
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及农户非农活动和外出务工活动的增多，农村中农户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加剧，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层。目前，在大多数中，划分社会层级的主要工具是职业及收入，一些研究表明高收入阶层由于基本消费都已得到满足，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阶层受收入限制，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消费倾向也较低。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应高于其他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体（李春玲，2007）。然而，以职业及收入划分农村的阶层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农户在消费模式上有非常谨慎的特征，面对未来不可预期的灾难，往往有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收入状况并不能反映家庭的生活实际（邰秀军等，2009）；二是目前农户家庭的收入越来越多样化，使收入情况难以厘清，用收入作统计指标存在着较大的误差。因此，选择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已有的社会分层研究成果中，消费分层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李培林、张翼，2000；李春玲，2007）。消费分层作为一个与社会地位密切相连的替代指标，更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分层的实际状况。在食品、衣着、住房、用品、交通、闲暇等各个消费领域，目前消费分层体系都真实地存在着（马林芳、王建平，2007；李怀、程华敏，2010）。因此，本文将同时选择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作为农民分层的依据，对样本户家庭的资产状况、生计策略及其后果进行对比分析，试图了解不同生活状态农户家庭的消费潜力及政策影响，并探讨有效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的途径。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山西师范大学“农户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课题组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农户生计和环境”课题组于2010年元月联合在陕西省安康市山区的农户调查，调查提供了安康市3个县36个行政村1106户家庭在人口统计、资产、收入、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方面的详细数据。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发展在于同时使用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对样本农户进行了分层，并使用这两种分层的结果对处于不同层级农户的资产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比较分析。本文内容包括五部分，其后续结构安排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包括调查地、调查过程的简要说明、调查数据的简要描述和数据的分析方法；第三部分是对收入分层后农户资产、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比较分析；第四部分则使用消费分层对农户资产、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一部分对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的分析结果进行了讨论和比较，并给出了简要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收入分层的分析结果
本节将人均收入5000元以下，人均收入5000元-10000元和10000元以上的农户界定为低收入户、中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并对全部样本分成三类子样本，比较分析其资产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特征。
（一）不同收入层农户收入结构的比较
在前期的试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当地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由于山区气候特点，农作物主要包括水稻、油菜、小麦和玉米；非农收入主要包括养殖业收入、外出务工收入、政府发放的各种补助及其他收入。不同收入层农户收入结构的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1可知，在农户的农业产量方面，三个收入层农户的玉米平均产量都较多，接下来产量顺序依次是水稻、小麦、油菜。在农户的非农收入来源方面，三个收入层农户都是外出打工所占的收入最高，分别为6232.43元、16069.61元和27288.58元，都占到全部非农收入的60%以上。从各种补贴来看，低收入层获得补贴的比例比高收入层的要多，这可能和政府所出台的相关政策有关。在其他收入来源中，明显高收入层在这方面所得收入要多于中、低收入层农户，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层农户手中有些能够提供其他经营活动所用的本钱，从而能够获得一些其他经营性收入。
（二）不同收入层农户消费结构的比较
在问卷中，我们详细了解了农户在2009年的各种消费支出，不同收入层农户消费结构的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在家庭月食品消费上，三个收入层农户在食品上的消费差异不大，月消费都在500元左右。在家庭年生产性消费上，随着收入层的提高，对生产的投入增大，分别为716.74元、746.28元、873.02元。
从家庭年消费情况来看，三个收入层农户的消费用在盖房、家电上最多，其他消费项按照投入的多少排序也多相同，依次是人情往来的礼金、子女上学、医药费、服装娱乐、生产技能培训。在目前家中的最大支出方面，三个收入层农户的收入花费最多的都是建房，所占比例分别为55.85%、60.80%、54.36%；接下来是子女上学的花费占到第二位。这说明了调查样本中的农户在消费结构方面，用于固定资产的花费比例过大，这可能会影响到消费结构中其他方面的消费，至于是否有影响、影响大小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农户一年当中花费最多的事情上，三个收入层关于子女上学、盖房、请客送礼方面的花费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用于看病的花费。调查样本中的农户在教育、医疗等上的开销仍比较大，这可能与农村目前的基础设施还不太完善有一定关系。另外请客送礼方面花费大说明在某种程度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会增加对交往性消费。
三、消费分层的分析结果
本节将家庭月食品消费300元以下，家庭月食品消费300元-500元之间和家庭月食品消费500元以上界定为低消费户、中消费户和高消费户，并将全部样本分为三类样本户，比较分析其资产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特征。
（一）不同消费层农户收入结构的比较
不同消费层农户收入结构的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不同家庭食品月消费区间的农作物总产量无明显趋势，其中玉米产量较多，产量分别为588.11公斤、664.22公斤和597.31公斤。尤其是要注意的是食品月消费500元以上家庭的小麦平均产量为120公斤，与前两项相比明显降低。对于第二项非农业收入，家庭食品月消费与非农业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即家庭的非农业收入越高，家庭食品月消费额也越多。其中，三个消费层中都是外出打工收入所占数额最高，分别为12196.27元、12196.48元和14073.94元。
（二）不同消费层农户消费结构的比较
不同消费层农户消费结构的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在家庭月食品消费上，三个消费层月消费平均额分别为233.32元、452.80元和766.83元。在家庭年生产性消费上，随着消费层的提高，对生产性消费的投入增大，分别为667.58元、697.84元和860.06元。
从家庭年消费情况来看，三个消费层农户的消费用在盖房、家电上最多，其他消费项按照投入的多少排序也多相同，依次是人情往来的礼金、子女上学、医药费、服装娱乐、生产技能培训。在目前家中的最大支出方面，三个消费层农户的收入花费最多的都是建房，所占比例分别为51.72%、55.42%和61.69%；其次是子女上学的花费占到第二位。这点说明了调查样本中的农户在消费结构方面，用于固定资产的花费比例很大，这可能会影响到消费结构中其他方面的消费，至于是否有影响，影响大小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农户一年当中花费最多的事情上，三个消费层关于子女上学、盖房与请客送礼方面的花费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用于看病的花费。调查样本中的农户在教育、医疗等的消费仍比较大，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当前农村中的消费热点。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农户生计形式多样化的发展，农户间资产、收入、消费的不平等状况在加剧，在不同的领域中都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社会分层。传统的使用职业或收入分层方法已不能满足于对中国现阶段农户研究的需要。本文同时使用了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方法，利用陕西省安康市3个县1106户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资产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使用收入分层的研究发现，不同收入层的农户在所拥有的住房面积、住房结构、电视、洗衣机上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在所拥有的电冰箱、空调、电脑等资产上存在着差异，高收入层农户的拥有比例要多于低收入层农户的拥有比例；在收入结构上，高收入层无论是农业收入的平均值还是非农收入的平均值都要高于低收入层；在消费结构上，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在食品消费上并没有差异，但在耐用品消费、子女上学、医药费、社会交往、娱乐和培训上都表现出了差异，其中，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子女上学的支出反而减少，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高的家庭需要依赖于子女的工作。另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耐用品（如盖房或购买家电）的消费会很明显的增加。使用消费分层的研究发现，高消费层和低消费层在目前所拥有的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和电器上并没有差异，但在交通工具如摩托车、电动车上存在着差异，高消费层的农户拥有的比例要高于低消费的农户；在收入结构上，不同消费层在农业收入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在非农业收入上，高消费层农户在养殖业收入、外出务工收入等收入上明显要高于低消费层农户。在消费结构上，高消费层的各子项目的消费水平均要高于中低消费层的消费水平。
尽管本文的研究只是对现有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补充和新的尝试，但本文的结论对现有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的政策仍有启示。目前，政府在农村消费市场上的“家电下乡”和“农机下乡”等政策并没有区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依据本文的结论可以在商品结构上做出有差别优惠的新尝试，如对于低收入和低消费层次的农户，在电视、洗衣机等目前有较高普及度的电器中给予较高的补助，对于高收入和高消费层次的农户，在电脑、空调等目前农村还不是很普及的电器中给予补助。另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随着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住房消费会大幅增长，因此，适时开展农村的住房信贷也可能是未来消费政策需要研究的新课题。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为学者们关于农村消费市场是否需要刺激的学术讨论提供初步的证据，研究发现，不同阶层的农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需求，家庭依据自身的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确定了消费去向。因此，本文的研究并不支持一些学者认为刺激消费政策对农民有害的观点，当然，在进一步的实证之前，对这一观点仍需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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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怀,程华敏.消费分层:一个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j].江汉论坛,2010(1).
2、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分层[j].中山大学学报,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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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因素；消费行为；旅游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95-02
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行为不仅受其内在心理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即参照群体、家庭、社会阶层及文化等社会因素对旅游消费行为有着重大影响。
一、参照群体与旅游消费行为
（一）参照群体对旅游消费行为影响的原因
所谓参照群体，就是指一个人在其思想、态度和信仰形成时能给他以影响的群体。
一般来讲，消费者是因为感知到了潜在的利益所以才接受参照群体的影响。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的本质也是由人们所感知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利益所决定的。相互作用可以带来报偿（如友谊、信息、满意等），但也会付出代价，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试图将“净报偿”也就是抵消了代价以后的报偿最大化。因此，人们在选择交往群体时是以“净报偿”为基础的。
更具体地讲，消费者愿意接受某些参照群体的影响是因为群体可以发挥信息、功利和价值表现作用。
1.信息作用。消费者认为参照群体使自己对周围环境的了解和应付环境的能力都得到了加强。消费者最愿意接受那些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因此使一些参照群体的影响得以被接受。一个发挥参照群体信息作用的消费者一方面主动从参照群体中的某些成员那里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也通过观察参照群体成员的行为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把某一参照群体当信息来源并不一定要与该群体产生直接的人际交往。这一信息传收过程的关键是影响者的可靠性。
2.功利作用。在购买环境中，消费者在下列条件下会产生顺从的倾向：消费者相信自己的行为会被大家看到或知道；消费者意识到别人控制着奖赏或惩罚的选择；消费者有争取奖赏或避免惩罚的动机。
3.价值表现作用。人们一般是通过把自己与积极的参照群体相联系，或与消极的参照群体相分离的方法加强和支持自己的自我概念。价值表现作用就是与人的这种动机相联系的。群体的影响表现为两个不同的过程。第一，一个人可能利用参照群体来表现自己。第二，一个人可能就是喜欢这个群体并愿意接受其影响。不管出于哪种可能，这个人都会采取从该群体中派生出来的行为以建立或维持与群体的关系和通过这种关系所反映出的自我形象。
（二）参照群体的影响作用
利用参照群体吸引旅游消费者时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效应：
1.名人效应。名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参照群体。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往往都有着众多的追随者。许多企业不惜重金请明星做广告，希望能在广大消费者中建立起明星与产品的相关联系。实际上，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电视商业广告都是利用“名人效应”。
名人效应在旅游业中更为明显。但旅游业利用名人的方式与其行业不同，在旅游业中，对人类某项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历史名人具有吸引力。他们所提供的不是消费榜样，而是旅游消费品本身。参观名人故居以及名人重要活动的场所自古就是最重要的旅游活动之一。中国的秦始皇陵，英国的莎士比亚故居都是经久不衰的旅游吸引物。有些酒店维持着名人居住过的房客的原样，使其成为具有垄断价值的商品。当然，利用名人、明星为旅游消费者提供消费榜样也是旅游企业的重要促销手段。
2.专家效应。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参照群体是被认为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消费经验的人。这些人或因从事相应的职业，或因受过专业培训，或者是在某方面有着丰富的经历，使他们成为广大消费者的咨询对象。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实际消费行为在普通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进行评估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企业和组织也经常发生旅游消费行为：如搞奖励旅游，开业庆典，签订合约，组织展览或其他各种会议，重要接待任务等等都需要旅游企业提供服务。组织的旅游消费行为对组织自身一般都具有重要意义。任何风险都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对组织的旅游消费行为，专家效应尤为突出。
二、家庭与旅游消费行为
（一）家庭形态与旅游消费决策
在现代社会中，典型的家庭形态有两类：核心式家庭（包括丈夫、妻子或者再加上其未婚的子女），延续式家庭（包括丈夫、妻子、子女、子女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家庭形态对旅游决策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家庭成员在旅游购买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1.家庭成员的角色与旅游消费决策。在现代核心式家庭中，家庭成员在实际的旅游购买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五种：发起者即第一个想到或提议去购买旅游产品或服务的人，他能促使家庭其他成员对旅游产品或服务发生兴趣。影响者即影响最后做出购买旅游决策的人，他所提供的信息或购买建议对决策者有一定的影响力。决策者即最后决定购买旅游产品或服务意向的人。购买者即实际购买旅游产品或服务的人。使用者即实际享用旅游产品或服务的人。
2.家庭成员的地位与旅游消费决策。据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旅游对孩子教育的价值又往往是家庭旅游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因此，孩子对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虽不是直接的，但影响却是强烈的。在旅游时间的选择上，也会受孩子放假日期的影响。交通工具、住宿地、住宿条件、餐饮食品等选择，有时也会因孩子的需要而改变。
（二）家庭生命周期与旅游消费决策
心理学家们研究认为，家庭生命周期对人们旅游行为的影响，因其周期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美国学者帕特里克-E墨菲和威廉・A・斯特普尔斯划分了“现代化家庭生命周期”。他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是由三个主要阶段构成：青年阶段、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
1.青年阶段。传统家庭生命周期的青年阶段，包括已婚但还没有子女及有子女两个小阶段（35岁以下）。青年已婚无子女阶段成为“蜜月”阶段。在“蜜月”阶段里，新婚夫妇一般都会意识到自己有了孩子后，“行动自由”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家庭可支配的收入也将减少，外出旅游将会受到影响。因此，“蜜月”阶段的青年夫妇在旅游市场上是非常活跃的人物。
在家庭生命周期青年阶段中还有可能出现一个特殊阶段――“青年离婚有子女”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无论子女由谁负责监护，孩子的抚养费双方都要负担。况且双方如果都要准备再婚的话，大笔的旅游支出便不可能了。
2.中年阶段。现代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的中年阶段是个比较复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户主的年龄范围可为35岁到60岁。对此类家庭的夫妇而言，这一生命周期可称是无忧无虑阶段。他们的事业往往是有所建树，因而舍得把大笔的钱用于旅游。
3.老年阶段。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老年阶段始于家庭户主退休之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退休就意味着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一般说来，那些有足够的积蓄或养老金并且身体很好的人，就可以享受一种积极的退休生活。这也意味着可以经常去旅游。
三、社会阶层与旅游消费行为
一般说来，每个社会成员的相对等级如相对富有程度（经济财产的数量）、权力（个人选择或影响他人的程度）和声望（被他人尊重的程度）是评价社会阶层的三个最常用的因素。社会阶层是一个等级结构。
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具有某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因而在旅游消费倾向和消费行为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高阶层的人消费结构中享受服务占有很大的比例。摆阔气性的挥霍是其明显的消费特点。购买旅游产品和服务时追求高品位，维持高标准。他们注重成熟感和成就感，强调生活潇洒、文雅，喜欢个别交谈或与同行交谈，对著名的人物和知名的地方十分感兴趣。
中等阶层的人是事业上的成功者，他们的消费活动指向是社会接受性。对自己的形象倍加关注，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是不仅注意其质量，还追求其情趣和格调。他们在对旅游活动的选择和实际的活动中常常表现出自信、开明、体面。在消费形式上，他们看重的是“经历”，关注的是能够增进自我形象又“能留下典型记忆”的美好过程。
低层次中的普通劳动者，此阶层的人外出旅游有限。一旦决定外出旅游，在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思想上，常常表现出一种立即获得和立即满足。他们对安全和保险异常重视，对去有折扣的商店和大众商店购物有兴趣。
四、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
（一）文化价值观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他从小就受到周围文化的熏陶，并建立起与该文化相一致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起中心作用的持久信念。
1.“生活艺术”和“生活质量”取代“生活水平”的趋势正在发展。
2.文化是旅游消费者环境中影响旅游消费选择的强大力量。
3.消费者由于价值观的不同选择的倾向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般来说，归属感强的人喜欢和他人或群体一起参加娱乐活动。那些赞同生活中应充满欢乐和刺激的消费者则更多地参加兴奋性的活动。平静安宁生活的人则喜欢选择空气新鲜、环境优美、能过悠闲生活的地方去旅游。
（二）文化差异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
旅游者不论他到哪里，都会带着自身的文化，因此在旅游活动中文化冲击现象不可避免。一般来讲要经过三个比较典型的阶段。
1.接触与崩溃。与新的文化接触，旅游者往往对新的文化环境有强烈的兴趣，表现为兴奋、愉悦、新鲜与奇特。但在心理上却常常产生一种紧张、困惑、低沉、退却之感。
2.恢复与自立。掌握了一点应付当地人的技巧，敏感性下降，对文化差异和相对性表示欣赏。心理上恢复平静，紧张感减少。行动上较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3.适应与不适应。与新文化的适应，意味着固有文化与新文化的融合，必然产生行为上的协调。当旅游结束，旅游者返回自己的故地（回到原有文化环境中），自身融入的新的文化将与其母体文化再次冲击，往往使人产生“再次入侵之感”之不适感。
由于不同文化的社会行为准则有差距，一个人在接触新文化后，不管时间长短，总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来自第三世界和贫穷国家的人自我形象感不好，对陌生文化的适应能力较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到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去旅游，文化冲击感不明显。青年人、男人和受教育多的人比老年人、女人和受教育少的人更适应新的环境。旅游经历多的人更容易适应陌生的文化。旅游者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文化的适应过程中“社会化的过程”相对要短一些。
参考文献：
[1]袁鹏.文化的差异及其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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